史记高祖本纪

史记高祖本纪范文第1篇

疑问之一：《六国年表》事实上记载了包括周、秦在内的八国的历史，为什么不称“八国年表”而称“六国年表”？

《六国年表》表名“六国”，实有八栏，分谱八国。教材仅节录秦始皇元年（前246）嬴政即位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灭齐称帝二十六年间史事。其时周已灭，故教材之表无周这一栏目。《六国年表》第一栏周，为天下共主。第二栏秦，列于六国之前，日食灾异皆载秦表而不载周表，其义即在秦系天下之存亡，突出秦在历史上的地位，秦之统一大业，“盖若天所助焉”。秦处于《六国年表》的中心位置，便于对战国历史“通古今之变”，“察其终始”。这一点《六国年表序》交待得很清楚：“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因周、秦均不计入“六国”之中，制表目的在“表六国时事”，故名“六国年表”。

《六国年表》是以秦为中心而以六国为重点，周起编年作用。题为“六国”，不等于说只记“六国”之事，也不仅仅是记八国之事。事实上，《六国年表》载记多国之兴灭。六国之外的国家，一律附属于宗主国。蜀与义渠为秦所并，附于秦表。同理，郑附韩表，代、中山附赵表，鲁、蔡、吴、越附楚表，宋附齐表。韩、赵、魏三家分晋，残存之晋仅有绛、曲沃，其后为魏所并，故晋附魏表。所以“八国年表”的说法也不准确。这种体例，与《十二诸侯年表》完全一致。《十二诸侯年表》表列周、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十四国。除首栏周为天下共主之外，实谱十三诸侯。鲁孔子修春秋，此表以鲁编年，第一栏之周、第二栏之鲁皆不计入“十二”之中，故表名《十二诸侯年表》。可见上列两表中的数字并不代表实际入表的国家。此为太史公制表体例。

表、书是插在本纪和世家间的文字。《六国年表》上承《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下接六国世家。秦之大事，已见两纪，秦表只起充实补阙作用。诚如赵翼所言：“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则于表载之。”（《二十二史札记》卷一）对六国而言，年表“表六国时事”，则有提纲挈领作用，“使读者举目可详”（刘知幾《史通》卷十六）。《六国年表》既为六国史事之纲，那么，还有什么比《六国年表》更醒目更准确的标题呢？

疑问之二：项羽亡秦后自封为西楚霸王，但并未一统天下，建立国家，为什么项羽传记要命名为《项羽本纪》？

后世史书，天子立纪，其他人物统归之于传，以明纲纪，这是惯例。班固《汉书》中有《陈涉项籍传》，项羽不入本纪。《项羽本纪》用“汉之元年”“汉之二年”等记正朔，从记事章法看，名为本纪，实为传体。故项羽入本纪引起非议。刘知幾曰：“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吴楚僭拟，书如列国。假使羽盗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史通》卷二）

《史记》为项羽立本纪，的确是一种破格。司马迁如此编排，有着深曲用心。

其一，项羽建立过事实上而非名义上的短暂政权。项羽叔侄立楚怀王为义帝，义帝虽有帝王之号，实不能左右天下，终为项羽所杀。《项羽本纪》中，项羽自称“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司马迁评说项羽“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项羽灭秦后封立十八王，汉王刘邦亦为所封。项羽一度掌天子权柄，是秦楚之际天下事实上的主宰。《吕太后本纪》与《项羽本纪》情况相似，《史记》不为孝惠皇帝立纪，因为女主称制，政出其人，无女皇之名而有女皇之实。徐时栋曰：“天下号令在某人，则某人为本纪，此史公史例也。故《高祖本纪》之前，有《项羽本纪》，高祖以后，不立《孝惠本纪》，而独立《吕后本纪》。固以本纪为纪实，非争名分之地也。此后无人能具此识力，亦无人敢循此史例矣。”（《烟屿楼读书志》卷十二）《史记》不计名号，尊重事实，不可视为“乖谬”。

其二，司马迁有意对照项羽、刘邦两个历史人物。《项羽本纪》后即《高祖本纪》，读者不难发现，《项羽本纪》中有刘邦，《高祖本纪》中有项羽。“子羽暴虐，汉行功德”，两篇本纪，揭示了楚汉相争成败兴亡的客观规律。项羽残民，高祖抚民；项羽勇猛，高祖睿智；项羽众叛亲离，高祖擅用人才；项羽由强变弱，高祖由弱变强：最后楚灭汉兴。项羽事迹与刘邦事迹紧密相连两两对照，刘、项形象特别鲜明。项羽倘入列传，纪、传位置相离太远，显然产生不了如此鲜明的对比效果。班固《汉书》中，项羽入列传。《史记》《汉书》各有体例，不必论其短长。

疑问之三：孔子做过的最高官职是鲁国的大司寇，一生未曾封王，子孙亦未袭爵，为什么孔子传记命名为《孔子世家》？

世家为《史记》独有之体例。何谓世家？司马贞《史记索隐》：“系家者，记诸侯本系也，其言下子孙常有国。”（《史记·吴太伯世家》）。刘知幾曰：“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史通》卷二）记诸侯国史，载传代家世，为世家义例。

的确，孔子不是诸侯王，列入世家是太史公修史体例上的一种破格。王安石认为：“孔子，旅人也，栖栖衰季之世，无尺土之柄，此列之以传宜矣，曷为世家哉？……处之世家，仲尼之道不从而大；置之列传，仲尼之道不从而小，而迁也自乱其例，所谓多所抵牾者也。”（《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一）

但孔子入世家显然是太史公精心考虑过的。《太史公自序》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明列孔子于世家的原因：“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李景星认为：“孔子以布衣为万世帝王师，流泽后裔，历代罔替，任何侯王莫之能比。史公列之于世家，是绝大见识。”（《史记评议·孔子世家》）孔子学说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司马迁对孔子又十分敬仰，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考虑的显然是孔子的政治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在这一点上，孔子虽无王侯之位，进入世家也无可厚非。这应是孔子入世家的一个主要原因。

《孔子世家》中，写到孔子的子孙有伯鱼、子思等，传至十一代而有孔安国。所以《孔子世家》赞语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这是实在意义上的“世家”。《仲尼弟子列传》载孔门弟子七十七人，这是儒学传承关系上的“世家”。这是孔子入世家的另一个原因。

看来孔子入世家也不是毫无缘由。王鸣盛曰：“以孔子入世家，推崇已极，亦复斟酌尽善。王介甫妄讥之，全不考三代制度时势，不识古入贵贵尚爵之意。”（《十七史商榷》卷四）王鸣盛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如果置孔子于列传，与孟子、荀卿同列，显然不符合太史公对孔子的评价。因为在司马迁看来，孟子、荀卿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所谓“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孟子荀卿列传》），其文化地位是无法与孔子比肩的。

疑问之四：战国四公子，“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三位公子皆以封爵定传名，为什么信陵君传记名《魏公子列传》？

信陵君有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三位公子的特殊情况。信陵君窃符救赵，袭杀大将晋鄙，得罪魏君，封爵被夺，留赵不归长达十年之久。身在异国他乡，只有“魏公子”之称符合信陵君的身份。这一称呼通行于世，沿用很久。《魏公子列传》云：“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高祖本纪》载高祖诏令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据此知“魏公子”系战国末期至汉初流行之称谓。司马迁修史，不过是运用时人习称罢了。

但也有人认为孟尝君等三人皆以封号标传名目，惟独魏公子无忌传名《魏公子列传》，其间蕴含太史公的深意。李景星云：“四君之中，以魏公子为最贤。太史公作四君传，亦以《魏公子传》为最出色。标题曰《魏公子列传》，与《自序》合，正所以殊于其余三君也。”（《史记评议·魏公子列传》）分析本传的内容，此说亦不无道理。照常理，魏公子无忌之单传自可作《信陵君列传》，以与其他三传匹配。司马迁特意标举“魏公子”，对其人应当说是有着高于其他三位公子的特别敬重之情。

疑问之五：汉初所封异性王魏豹、彭越、英布、韩信（韩王信）、卢绾诸人，皆以姓名标目，为什么只有韩信传以《淮阴侯列传》为题？

《史记》卷九十至九十三为《魏豹彭越列传》《黥布列传》《淮阴侯列传》《韩信卢绾列传》。传主在楚汉战争中立下战功，先后被刘邦封王。由于种种原因汉初又先后被杀。由上列标题可知，汉初实有两个韩信，一个是楚王韩信，后夺王爵，贬淮阴侯，高祖十一年（前196）因谋反被吕后、萧何斩于长安长乐宫钟室。一个是韩王韩信，封地在韩国故地，韩王信勾结并投降匈奴，终在高祖十一年为樊哙（一说柴武）擒获斩杀。两个韩信活动于同一时期，以《淮阴侯列传》标题，是为了在标题中区别两个韩信。

但韩信传以《淮阴侯列传》标题似乎还有更深的用意。有人认为，《史记》对韩信一反体例常规以淮阴侯名传，意在尊重其功绩。李景星曰：“不曰韩信，而曰淮阴侯……只一标题，已见出无限的爱慕敬仰。”（《史记评议·李将军列传》）楚汉战争中，韩信是决定刘项成败的核心人物。破魏击赵，平齐败楚，在垓下给项羽致命一击，功盖于世，名噪天下。司马迁不直呼其名而以淮阴侯名传，表现了史家对韩信的“爱慕敬仰”。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以淮阴侯名传，揭露了高祖、吕后屠戮功臣的刻薄寡恩，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韩信的同情和惋惜。任国诠云：“夫淮阴侯诛而具爵，著高祖、吕太后之寡恩也。”（《尊经书院初集》卷十一）淮阴侯这一封号，对韩信来说，是一种屈辱，由王而侯，正是韩信走向叛逆道路的肇因。韩信为楚王时不反，徙封淮阴侯后，韩信才被逼反，终于身首异处。所以，由楚王转封淮阴侯是韩信一生事业的转折点。太史公为之作传，称淮阴侯，揭示韩信不同于异性诸王的个性特征，亦有深意在其间。

史记高祖本纪范文第2篇

一、黄帝叙事中历史记载与神话传说的融合。在中国文化中，黄帝叙事与其他历史人物叙事有显著不同。黄帝叙事的突出特点是事实记述与神话传说相交织。一方面，黄帝作为历史人物，有一定的史料依据；另一方面，关于黄帝又存在着许多神话传说。司马迁在写《五帝本纪》篇时，已遇到了史料记述与神话传说相交织的困扰。他说典籍中有着关于黄帝的记载，学者们亦多称五帝，但诸子百家传说中的黄帝已经文学化、神话化，难以完全置信。于是，他一方面进行实地考察，一方面对史料进行梳理。把传说与信史相印证，把不同史料作比较，取同舍异，去伪存真，力求记述的真实性。远古以来的神话传说虽不能说完全没有历史的影子，但却有很大的文学想象及艺术塑造的内容，不足以为史料。然而，关于黄帝的神话传说并非毫无意义，它以文学化、艺术化的形式表达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黄帝娶王母娘娘的侍女嫘祖为妻的神话表达了人们对黄帝不以貌取人、崇尚勤劳、为民谋利（养蚕、缫丝）的赞美；黄帝战蚩尤的神话表达了人们对黄帝统一华夏诸邦、实现部族融合，使百姓安居乐业伟大功业的赞颂等等。由此看来，黄帝叙事是事实意识与价值意识相融合的文化叙事。

二、黄帝形象中华夏始祖与人文初祖的融合。在中华民族的祖先崇拜观念中，黄帝既是“民族始祖”，又是“人文初祖”。所谓“民族始祖”，是就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血缘始祖而言的。古代华夏族是一个有别于其他任何部族的庞大融合体，今天的汉族固然是华夏族的后裔，今天的少数民族也多是古代少数华夏族的后裔,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迁徙到边远地区而形成的。所以，今天在中国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直接或间接地承认炎帝或黄帝为他们的祖先，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所谓“人文初祖”是指黄帝是中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开创者，他开启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先河，在铸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史传黄帝之前，人们蒙昧未开。迨至黄帝时代，人们改造自然环境，发展农业生产，建立社会秩序，创造器物文明。史载，黄帝发明的器物有衣裳、水井、杵臼、釜甑、宫室、牛车、舟楫、弓箭、墓葬、书契等等。当然，这些创制和发明，一是有许多传说成分，不完全是史实；二是也不能完全归附于黄帝一人名下，它是群体的共同创造。如果说，以黄帝为“华夏始祖”还是一种血缘上的“追远”、“溯源”的事实认同，那么，称黄帝为“人文始祖”则表达的是一种价值崇尚和价值认同，即对中华文明创造者的崇敬和对中华文化统一性的认同。所以，黄帝作为“华夏始祖”与“人文初祖”相融合的人格形象，深刻地蕴含着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文化特征。

三、黄帝纪念中祖先缅怀与道德弘扬的融合。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认为追念祖先的目的不只是血缘上的认同，更重要的是为了学习和继承祖先的高尚道德，以优化民众的道德风尚。这种通过祭祖以弘扬道德的思想，在历代纪念黄帝的文献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这些文献在追述黄帝历史功业的同时，莫不对黄帝的崇高道德赞扬备至，也莫不对继承和弘扬祖先的道德高风表明决心。如云：“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唯仁是行”（《韩诗外传》）。黄帝实行德治，修德抚民，在社会上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风尚，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果。总之，着力称颂黄帝“养**民”的德性、“修德抚民”的德治和“修德振兵”的德威，认为其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格。于是，历代对黄帝的纪念，就具有了对祖先的缅怀和对伟大道德的崇尚双重意义。正是这种缅怀祖先的事实认同与道德弘扬的融合，使对黄帝的一切纪念活动发挥了传承中华民族高尚道德和培育中华伟大精神的重大作用。

四、黄帝祭祀中民族寻根与价值追求的融合。对黄帝的祭祀活动不仅具有缅怀祖先与弘扬道德的意义，还具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祭祀者在民族寻根的仪式中表达当时人们的价值追求的重要内容。在历代祭文中，一方面追述黄帝伟大的历史功绩，赞颂黄帝的崇高人格，另一方面则同时表达祭祀者当时所怀的某种价值追求。由于人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所面对的历史课题有别，所以历代祭祀中所表达的价值意念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

史记高祖本纪范文第3篇

我对《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教学探究时，不可浅尝辄止停留在“对人物既写优点，又写缺点”的层面，需点拨学生悟读出以下几个层次的含义：

一、表其美，现其恶，本真呈现

司马迁《史记》给人物作传，能够做到对传主既表其美，又现其恶，本真地呈现历史人物的真实。例如，《高祖本纪》塑造刘邦这一形象，司马迁如实刻画了其身上高瞻远瞩，有谋有略，虚心纳谏，善于用人驭人，能屈能伸，随机应变，头脑清醒，坚决果断等政治才干与优点。

同时，司马迁又非盲目歌功颂德，没有把汉代的开国之主描绘成“圣君”的形象，而是如实暴露了他本性中好逸恶劳、好酒好色、奸滑无赖、粗俗鄙陋、睚眦必报等毛病与弱点，还之以凡夫俗子的“人”的本相，做到了不隐讳其恶。

由此可见，作者如实叙事，如实写人，既表其美，又现其恶，还人物以历史的本来面目，本真地呈现历史人物的真实，不为尊者讳。

二、表美而不虚，现恶而不过，恰如其分

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赞》中，明确反对人们对历史人物“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的偏颇臆断。《史记》作传，表现人物身上的优点，绝非虚夸其美，而是恰如其分地以真实的史事来呈现。正如《高祖本纪》，用史实刻画刘邦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的形象，但又没有把他描绘成无瑕的“圣君”，可谓美而不虚，褒而不过。

同时，表现人物身上的缺点，又绝不过分贬低，而是分寸恰当地以真实的历史细节来表现。《高祖本纪》虽然暴露了刘邦本性中好逸恶劳、好酒好色、奸滑无赖、粗俗鄙陋等毛病与弱点，做到了不隐讳其恶，但作者也只是以“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等简介及诈称“贺钱万”、举杯噱父等细节点到为止，绝不过分贬低，可谓现恶而不过，分寸恰当。

三、爱而不虚美，恶而不毁功，情史分明

司马迁作《史记》，其本人对笔下的某些人物是怀有深厚的爱憎情感的。然而，他却能够始终秉持着作为一个史官公正无私、求是存真的高尚史德，做到爱而不虚美，恶而不毁功，个人的情感爱憎与历史的客观公正泾渭分明。

《李将军列传》，李广是司马迁心中一个理想名将的形象，对其射技高超、作战智勇等卓越才干，对其廉洁爱士、为人简易等优秀品质，作者都寄寓了高度的欣赏与赞扬；对其有才不得施展、立功不得封侯、年老受辱于刀笔之吏，则寄寓了深深的同情、悲愤与痛惜。然而，作者的情感爱憎，高度尊重历史的真实，没有因自我情感去掩盖李广身上的缺点，而是如实记述了他杀害霸陵尉的史实，暴露其公报私仇心胸狭窄的一面。再者，作者虽写到李广机智善射，能冲锋陷阵、令敌生畏，却并没有把他美化成统帅三军之才和具有百战大功的形象，谨遵历史的真实。

又如，司马迁虽鄙弃刘邦性情中的奸滑无赖、粗俗鄙陋，却能够做到恶而不毁其功。《高祖本纪》充分肯定了他雄才大略的政治才干，肯定了他“汉行德功，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的事功，肯定了他作为西汉开国皇帝统一天下，“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的历史作用。这都可见司马迁爱而不虚美的分寸，恶而不毁功的公正，都可见其对人物对历史“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

四、“明是非”，“寓褒贬”，“采善贬恶”

史记高祖本纪范文第4篇

老师们、同学们：

早上好！今天，我讲话的题目是“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纪念‘一二九’运动七十一周年”。

这场运动让日本侵略者胆颤心惊，也使全体中国人精神振奋，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勇于抗争的斗争精神。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作为新世纪的中国青年，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然而，事实却让我很担心。当我和同学们讲起一二九运动时，有的同学漠不关心，不了解也不愿了解这段历史。每当我听到这些同学问“什么是一二九？”“一二九是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心痛：难道我们的教科书删掉这段历史了吗？难道我们就不必缅怀了吗？

历史记载着民族的光荣和梦想，也渗透着民族的辛酸和血泪。记得鲁迅曾说过：“忘却历史就是背叛”。毫无疑问，忘却自己国家的历史，就会成为忘记祖宗、背叛祖国的流浪儿。

我知道，同学们的心中都有一份火热的爱国心，可是，你们是否知道怎样做才算是真正的爱国者？爱国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了解祖国的悠久历史、壮丽山河和灿烂文化，进而热爱家乡、美化校园、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样，你才能用行动去证明自己是爱国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今天多做一份学问，多养一份元气，将来就能为国家多做一份事业，多尽一份责任”。

同学们，从1935年回到我们的校园，难道你不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安定的环境中而感到幸福吗？在这里，我们可以无限的张扬自己的个性，发展自己的兴趣，大可不必为战争而苦恼，不要总说你苦，不要总抱怨学习的繁重，难道你不认为，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宠儿、幸福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们周围吗？只是你不善于发现罢了。深呼吸----你会发现，世界原来是这么美好！

我们刚刚经历过期中考试，对于考试的成败得失，相信每一位同学都进行了分析和反思，其实，我们要通过学习和考试，在自己成长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小步。本周五，学校将举行第二届“金秋书市”，届时，各班同学将充分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展示同学之间团结协作的精神、沟通协调的能力，让浓浓的书香洋溢校园的每个角落，希望初一初二同学作好充分地准备，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表现自己。

史记高祖本纪范文第5篇

本文结合笔者教学的心得研究，以《〈史记〉选读》第三专题中《高祖本纪》的教学为例，来谈一谈选修课的引导探究之道。

《〈史记〉选读》第三专题的名称是“不虚美，不隐恶――《史记》的史家传统”。编者在“专题教学说明”中提出的第一个专题教学目标就是“认识《史记》是司马迁对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三千余年历史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体会“司马迁作为一个伟大史学家的卓越品质和无私精神”。所以在本专题中，我们应该通过分析《高祖本纪》，对史家的这一传统进行探究。

一、从面到点抓切入

选修课本上的《高祖本纪》虽是节选，但在教材中的篇幅也有十页之多，在授课时不可能面面俱到、细细讲解，这时必须抓住一个点进行切入。结合本专题的核心“不虚美，不隐恶――《史记》的史家传统”，分析刘邦这个人物形象的特点自然是**的切入点了。

《史记》研究专家张大可先生称刘邦为“雄主”，将他与楚庄王、齐威王、赵武灵王、秦孝公、秦始皇、汉高祖并列。尤其对《淮阴侯列传》中“汉王夺韩信军”一段作了如下评点：“其举动带有冒险性，而胆气足以震慑臣下之心，刘邦亦雄主也。”

那么在司马迁专门为这位“雄主”所作的传中，刘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这则本纪中，司马迁既写了汉高祖“美”的一面，也写了他“恶”的一面。

“美”的一面，如：抱负远大，豁达大度；善于纳谏，知错必改；审时度势，能屈能伸；知人善用；有人情味。“恶”的一面，如：不事生产，好酒及色，流氓无赖，言行粗鄙。

分析出刘邦的性格特征，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刘邦是一代开国君主，司马迁又生活在汉代，他为何不仅仅写刘邦的“美”，又如何有胆量来写刘邦的“恶”呢？

这时可以很自然地联系到作者描写人物的特点：有美有恶，对美不虚夸，对恶不隐讳。“不虚美，不隐恶”是《史记》体现出的史家传统，是古代良史实录精神的重要内涵。

二、从内到外探内涵

点出史家传统对于学生来说还仅仅在于了解了一个概念，对于文本阅读来说仅达到了表层。到底这一传统有着怎样的内涵呢？这时可以带领学生进一步探索。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写道：“然自刘向、杨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在班固以前，刘向、杨雄、班彪等人已经认识到了《史记》“实录”的特点，班固把他们的认识加以总结，肯定了《史记》实录特征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文直事核，要求“史家作史有据，要全面地占有材料，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全面而系统地直书史书，不做任何曲笔或漏略”。对于史实，司马迁都作了细致的调查和取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疑者阙焉”――凡有弄不清的问题就让它空着。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写了孔子“受业身通”的七十七个弟子，明确介绍了在文献中流传的年龄、姓名以及受业情况的三十五人：“余以弟子名姓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

“不虚美，不隐恶”，是在文直事核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除了以严谨的态度记述，准确地反映事实，善恶必书，要“自觉地表明对史事人物的褒贬爱恨，而且要做到恰如其分”。

所以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既写出刘邦的雄才大略，肯定其统一天下的功绩，也写他好酒好色，奸诈圆滑的市井无赖嘴脸，更写他背信弃义、冷酷自私的本质。在《萧相国世家》中就发出了“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感叹。

三国魏明帝与当时著名的儒家学者王肃谈《史记》时，认为司马迁是因为遭受了刑罚的缘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则反驳说：“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杨雄服其善序事理，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已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由此可知，王肃认为汉武帝是因《史记》直书而迁怒司马迁，这也正说明了《史记》实录的性质。

要做到实录，不仅要求史家要有根有据，全面系统地直书史书，而且要求史家有求是存真的高尚史德。这不仅需要唐代刘知几所说的一个历史家所应具备的“史学”“史才”“史识”，而且需要胆量和气魄。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的晚年，那正是一个酷吏横行、残酷迫害、罗织罪名、严刑苛法的时代，司马迁能够不顾忌当朝统治者的喜怒而秉笔直书，对西汉开国之君刘邦的记述做到“不虚美，不隐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北师大韩兆琦教授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一个人有先进卓越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而一个人能够把这些思想如实地表达出来就更为难能可贵，而《史记》就恰好正是突出地表现了司马迁勇敢无畏的批判精神和‘不虚美，不隐恶’的求实态度。”

三、从本到源明发展

对史家传统内涵的把握不仅仅要停留在静态的层面上，还应引导学生进一步去探究这一传统的源头，了解它的发展情况。先秦时代的史传中已有这种史家传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录了这样一段文字：

（齐）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齐太史和他的弟弟，哪怕牺牲生命也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坚持真理、秉笔直书，司马迁正是继承了良史的这种精神，发扬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传统。

但司马迁的成就比前代良史更进一步。《春秋》微言大义，晋国太史董狐直书叛臣弑君主恶行，但他的记事原则是不隐晦事实真相，评价事实的标准是当时被普遍认可的礼（宗法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虽然弑君者是赵穿，但董狐认为赵盾作为晋国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应对晋灵公之死承担责任，所以董狐写下“赵盾弑其君”，并让朝中大臣都知道。《左传》中记录齐太史和他的弟弟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也要在史册上记下：“崔杼弑其君”，却对齐庄公的所作所为作了讳饰。这些史家都是据“礼”直书。

而司马迁以一个史家非凡的胆气和高远的见识，无论在写人还是叙事上，始终坚持爱不溢美，恶不毁功的实录原则，不管帝王将相、圣人贤者，也不管酷吏佞幸、游侠策士，是其功，坚决写出；非其罪，决不无故添加。他敢于正视现实，不为感情所左右，对于政治、经济、官僚、文化、战争等诸多方面，真正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如实地写出历史的真相，“创造了崭新的直笔境界，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四、从文到史析影响

追溯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这一史家传统的根源，并了解了它在史学上的进步，可以说对这一传统有了一个纵深的探究。那么本课的探究是否可以到此为止呢？笔者想到了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人文学。于是笔者又带领学生从横向进行探究：从高祖刘邦这一形象中了解到的《史记》这一传统，对后世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描写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据韩兆琦教授研究：“要追溯我国写人文学，甚至明确说到中国小说戏剧的始祖，就不能不首推《史记》了。”文学评论家吴组湘先生在研究我国古代小说时，就特别谈到“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传统对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对人物描写的作用。吴组湘先生在《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一文中写道：

“史传文学作品如《左传》《史记》等采取‘实录’的态度写人物，写得真实丰满、有血有肉。我国古典小说中真正地吸收史传文学写人艺术经验的第一部作品，是文人参与创作的《水浒传》。……认为《水浒传》笔法好，首先表现在它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的高明的写人艺术上。这就使中国小说的人物描写大大推进一步。”明人李开先更是将两者紧密相连：“《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

比如《水浒传》中的宋江，温柔敦厚、敬爱亲友，扶困济弱、仗义疏财。但同时，他题诗明志、聚众反叛，又暗交江湖大盗、虚伪狡诈。又如鲁智深，相貌凶恶却颇懂礼数，自由随性却重情仗义，生性豪放却又粗中有细。

吴祖湘先生还认为：“从《水浒传》开始，而后才有《儒林外史》《红楼梦》。”比如《红楼梦》中的主角：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他们四人无疑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但作者在赞美他们时，并不讳饰他们身上的缺点。贾宝玉的反抗有其软弱性，身上有浓重的贵公子哥的生活习气；林黛玉有才气，却清高、孤傲、多愁善感；薛宝钗温柔敦厚、善解人意而又世故圆滑；王熙凤能干好胜、有魄力，又逞能要强、弄权害人，还有阴谋暗害、刻毒险恶的一面。

鲁迅先生就特别赞赏《红楼梦》：“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却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与写法都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