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辛说楚襄王

庄辛说楚襄王范文第1篇

楚襄王不听劝告，他说：“先生老糊涂了吗？以为楚国将遇到不好的事情吗？”

庄辛说：“臣是看到了事情发展的必然后果，假如君王仍旧宠幸这四个人，不加改变和收敛，那么，楚国一定会因此而灭亡的。请您准许臣到赵国避难，在那里观察楚国的变化。”

庄辛离开楚国到了赵国，他在那里只住了五个月，秦国就发兵攻占了鄢、郢、巫、上蔡、陈这些地方，楚襄王也流亡到城阳。

这时，楚襄王才想起庄辛说过的话，派人到赵国请庄辛。

庄辛到了城阳后，楚襄王对他说：“我当初不听先生的话，现在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该怎么办？”

庄辛回答说：“臣知道一句俗语：‘看到兔子再跑回头找猎犬去追，不算晚，丢了羊再补羊圈也不算迟。’……”

接着庄辛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给楚襄王讲了很多治国之道。楚襄王听了之后，受到很大的启发。

【原文】

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战国策》）

亡羊补牢：羊走失了，赶紧修补羊圈还来得及。比喻出了问题以后想办法补救，可以防止继续受损失。牢：牲口圈。

虽然你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不过亡羊补牢，抓紧时间学习，这次期末考试你还是可以考好的。

“亡”不可解释成“死亡”。“牢”不可解释成“牢固”。

（近）知错就改

（反）知错不改、一错再错

丢羊的成语

关于丢羊的成语还有很多，比如：

“多歧亡羊”：指因岔路太多无法追寻而丢失了羊，比喻事物复杂多变，没有正确的方向就会误入歧途。

“亡羊得牛”：意思是丢掉羊，得到牛，比喻损失小而收获大。

庄辛说楚襄王范文第2篇

这故事出自“战国策”。战国时代，楚国有一个大臣，名叫庄辛，有一天对楚襄王说： “你在宫里面的时候，左边是州侯，右边是夏侯；出去的时候，鄢陵君和寿跟君又总是随看你。你和这四个人专门讲究奢侈淫乐，不管国家大事，郢（楚都，在今湖北省江陵县北）一定要危险啦！”

襄王听了，很不高兴，生气骂道：“你老糊涂了吗？故意说这些险恶的话惑乱人心吗？”

庄辛不慌不忙的回答说：“我实在感觉事情一定要到这个地步的，不敢故意说楚国有什么不幸。

如果你一直宠信这个人，楚国一定要灭亡的。你既然不信我的话，请允许我到赵国躲一躲，看事情究竟会怎样。” 庄辛到赵国才住了五个月，秦国果然派兵侵楚，襄王被迫流亡到阳城（今河南息县西 北）。这才觉得庄辛的话不错，赶紧派人把庄辛找回来，问他有什么办法；庄辛很诚恳地说：“我听说过，看见兔子牙想起猎犬，这还不晚；羊跑掉了才补羊圈，也还不迟。……”

【释读】

庄辛说楚襄王范文第3篇

现在看来，当时的策士们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奔走各国之间游说诸侯，能言善辩，动用各种手段与关系游说诸侯，在当时各国复杂的斗争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改变了一些历史的发展轨迹。

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便是这些策士的游说方法及其所体现的辩论技巧。

游说便是希望被游说者听从自己的意见并接纳才可以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你所说的意见必须要对其有利。所以，策士们便抓住诸侯的这一弱点并加以放大达到：“诱之以利，使之惑近利，而为我所趋”的目的。在《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中，游腾曾说过这样的话来打消楚王的疑虑：“今秦者，虎狼之国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周君惧焉，以蔡？由戒之，故使长兵在前，强弩在后，名曰卫疾，而实囚之也。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恐一日之亡国，而忧大王。”①其实，着眼于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这一事件来看，我们可以做出多种解释，而游腾出于自己的利益，就做出了这么一番解释。由此观之我们可以看出他善于揣摩领导者的心思，然后自己主动讲出符合其心意的话来满足他。这便是策士们的厉害之处，而揣摩对方心思，在《战国策》里是谋士们的一种通用方法。与之相结合的方法是在猜测到对方心理的同时，他们还会寻找并抓住对方的弱点，然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所说的每句话看起来都是在为对方着想。在众所周知的《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一文中韩庆为了打消齐国向西周求粮借兵的想法，他以齐国的利益为出发点，为齐国的前途着想，然而他在为齐国出谋划策的同时，不知不觉中也就到达了自己的目的。所以，说服他人时以他人利益为出发点，揣摩对方心思，摆明你我的利益所在，让他人听取自己的意见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是《战国策》的论辩技巧的一大亮点。

在《战国策》中策士们还通常使用一种方法那便是比喻，他们通常使用比喻来打动领导者。他们充分运用所能运用的一切比喻来达到打动人心的效果喻体可以是动物可以是植物还可以是不存在的生物。在《庄辛说楚襄王》中，庄辛运用了大量的比喻，“王独不见夫蜻蛉胡？六足四翼，飞翔乎天地之间。俯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饮之，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将调饴胶丝，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为蝼蚁食也。”②就是用蜻蜓为喻，他通过讲蜻蜓的故事告诉君主必须要有忧患意识时时自强。在这篇文章中，庄辛还用了黄雀、黄鹄来做比喻，大段的比喻由小及大最终得出整个国家也要有忧患意识的结论让楚王不得不信服，这就是比喻的威力。

在这篇文章中，庄辛还运用了另一种方法来劝说楚王，那就是引经据典。庄辛通过对以往的知名人士，重大事件的整理筛选找出自己需要的材料，然后对楚王进行劝谏。文中的这段话就是庄辛通过引用史实用来进行劝谏的，“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③从而让楚王懂得了没有忧患意识的危害也达到了自己劝谏的目的。这种方法在《战国策》中被广泛应用。

除了在前文中提及的那种比喻，还有一种比喻更有说服效果，能起到更好的打动人心的效果，那就是由己及彼的比喻。在《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中，邹忌先以自己的一件小事说起，随后以这件小事跳板过渡到国事上，得到了下面这段话：“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敝甚矣。”④这段话让期望深受启发。这种由小到大，由己及彼，用设喻来说服人的方法，也非常容易让人接受。而且如果语言委婉含蓄，忠言也会变得非常的顺耳。

《战国策》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运用寓言故事和轶闻掌故来增强论辩的说服力，如《齐策而》的“画蛇添足”，寓言的目的是劝说昭阳要知足，不然会遭到丢官身亡的下场。还比如《魏策四》中的“南辕北辙”，《燕策二》中的“鹬蚌相争”等等。这些寓言所反映的思想大都合情合理，源于生活，用来说服领导者非常合适。

相对于上面那些循序渐进的游说技巧，《战国策》让人印象最深的论辩技巧莫过于耸人听闻，虚张声势了。这会使统治者产生畏惧心理，从而在心理上屈服，听从这些谋士的建议。

对于一个君主来说，普通的陈述每天听得太多太乏味了，可是，如果有一个人在他面前突然很放肆，直言不讳的抨击他的过失，怒骂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反而会让君王对他刮目相看。例如，在《东周欲为稻》中，苏子一开口就指责西周君什么什么做错了，言辞激烈，这样做的后果是西周君没有发怒反而就很轻易的接受了他的意见。

而夸张的手法也特别能说服人。“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中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饬，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像这样的排比句和夸张句铺陈开来，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所以，游说时讲究语言艺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

总体来说，《战国策》的论辩技巧是非常繁复的，每一种技巧都有它的独到之处，也都有一定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起到说服人的效果，容易让人接受，这才是它最大的价值。我欣赏《战国策》欣赏它的文辞之盛更欣赏它所体现的智慧与胆识，那样的时代那样的文人以及他们所体现的气魄，是后世所难以企及的。他们的智慧与才华更是值得我们终身学习的。

注释：

①《战国策》，《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

②《战国策.楚策》，《庄辛说楚襄王》

③《战国策.楚策》，《庄辛说楚襄王》

庄辛说楚襄王范文第4篇

据晋王嘉 《拾遗记-周》载：周昭王二十四年，东瓯献二女，一名延娟，一名延娱，此二人辩口丽辞，巧善歌笑，步尘上无迹，行日中无影。后二女与昭王乘舟，同溺于汉水。

西周当時因楚国强盛威名响贯华夏引起周天子不安而势必伐楚，从樊城到襄阳以汉水为界，汉阴才是属于楚国地片。然而周昭王伐楚就是经南阳、邓城、樊城渡汉水过襄阳在如今的营盘村码头上岸到南漳荆山以武力抖威，当時正是楚笫5代国君熊艾治国。

周昭王16年，即元前985年，天大曀，伐楚涉汉，遇大兕。

周昭王19年，即元前982年，祭公辛伯以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

周昭王24年，即元前977年，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貫紫微，其王南巡不返。

周天子第三次伐楚全军复没，延娟延娱陪侍周昭王享乐没超过一年就“南巡不返”一同葬身汉水升华为神。

旧石噐時代中期，一部分远古古人从周口过南阳在南蛮荆楚大地与当地古人融合开创先楚文化，襄阳正是必经之地。

原生楚祖先人坐荆州大地万古根基，到黄帝時代首筑襄阳原始夯土城墙设北津戍坚固门户，又筑南阳众多原始古城大战黄帝部落，至春秋時期楚人取荆州以立根基，重修襄阳城墙设北津戍定襄阳以为门户，筑南阳千里楚长城北伐以图中原，楚祖先人两次北伐襄阳都是必经之地。

西周昭王姬瑕三次伐楚走的也正是这同一条过南阳的天然万古隘道，襄阳当然还是必经之地。而当今营盘村这块风水宝地就是当年的汉江一段南岸天成地就的有重兵良将把守的襄陽渡口，千古北津戍和千古营盘村因此而得名。

马如森编著殷墟甲骨文字典中的“襄地”“襄” 字证明，在殷商一千多年之前的黄帝時代早期就已经有襄阳这个美丽的地方和响亮的地名。

宋朝人罗泌文献《路史.国名记》“今襄阳，古襄国。黄帝時襄城小童者。非襄邑。”之宝贵记载足以证明黄帝時代的确已有襄阳襄城。

明清顾炎武文献《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考襄阳古有大堤曲，是堤之设，自商周已然矣。”黄帝時代的襄阳城距今四千多年，商朝距今只有三千多年，秦始皇之后才有的襄阳老龙堤距今满打满祘最多也只有二千年，显然此记所载之商周大堤实乃保护襄陽原始夯土古城的四周大堤，包括现在夫人城到长门，从长门经四季青过胜利街到响水洞的原始古大堤，相比之下自然要比现在襄阳到万山的这道老龙堤以及从长门经厐公祠、涂家巷、刘家河、杨家河、岘首山到观音阁的古大堤都要早二千多年。从长门到响水洞的这道原始古大堤虽然是只到人民公社之后才全部荡平，但她辉煌的古迹却万古流芳永不磨灭。

西周春秋楚國襄陽与黄帝時代襄阳“浮在江心洲” 原本就是四面环水的汉江水围城邑，情況完全如同現在的漁梁洲开发区。当年万山至羊公山、先人洞山、岘首山山下正是汉江襄陽段分岔的江道激流中心，也正是上至丹江以上，下至汉口以下，历時两千多年南來北往的航船要道，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段江水改道干涸才变成良田村庄。

勤劳智慧的襄人祖先们为了保护襄陽城墙和城外庞德公故地淤良坪一片的民宅良田，必须人工修筑老龙堤彻底截断这段江道，以杜绝汉江特大水災的肆意泛滥，所以说此后历朝厉代而多次人工修筑的老龙堤，正是这段江水改道干涸的铁山证据，然而现在厐公办事处之河心村的命名也正是如此同一个道理。

现在所看到刘备坐骑的卢马蹄印在襄陽真武山脚下与历史事实完全相符。当時襄阳西门外仍旧是特大的檀溪湖，刘备马跃檀溪跃的正是檀溪湖水通往南渠的一段特宽溪水沟。檀溪湖、南渠、老龙堤均是同一時代的古迹。

襄陽万山古迹王粲井等证明，当年从襄陽西门外坐船过檀溪湖可到万山，但仅有的一条独路就是走老龙堤。堤北边是汉江这与现在完全相同，而不同的是当时老龙堤南边就是檀溪湖，檀溪湖水连接南渠经岘首山观音阁又归入汉江。

庄辛说楚襄王范文第5篇

陶器印迹必为玺印压抑所为，“玺着泥上，笔划皆峭立清晰，字底亦削平整饬，最为精美。”〔1〕关于玺印的质地，王献唐认为有陶、木、铜三种，他说陶印“昔人类未著录，陈斋（介祺）半生搜求，从未一获。因疑当时或为木质，木质易毁，故未流传。”“陶印不能持久，印之器上，亦未能峭削精整，更后以铜玺钤之。……惟陶工贫窭，未必人人能备铜玺。其不能备者，只有仍以陶玺代之。故今存齐陶，其灼然见为铜玺所钤者，为量甚少，有则必精。”

陶印，“陈介祺半生搜求，从未一获。”可见难得，当然珍贵。拙编《中国书法全集(92)・篆刻・先秦玺印》卷（简称《92卷》）收录西周至战国陶玺21枚，陶印规格都较大，现掇最有代表性的予以介绍：

秦陶印“咸屈阝里骄”（《92卷》814号，图6），咸，咸阳邑的省称，屈里是陶工骄所在的里名。《石》78页有阳文(正文)印迹应系此印之朱迹。印面是反文拓本，压抑以后，印迹为正文钤本。

“（]）氏”（《92卷》648号，图7），京都藤井友邻馆所藏。复斗穿带钮，有圆形穿孔。长8.4cm、宽8.1cm、通高6.1cm。此为先秦时期所见最大的陶质玺印。氏即典籍之]氏。《竹书纪年》：“楚吾得帅师及秦，伐郑，围]氏。”事在楚怀王二十五年（前304年）。黄盛璋先生认为“围而未取，故未入秦或楚。”应属韩国官玺。石志廉认为不同于三晋式，应为楚印。何琳仪先生归于韩国官玺，认为风格与一般三晋玺不同，可能受楚文字影响。〔2〕徐畅认为与三晋玺、楚玺皆不同，可能是春秋时]氏开国玺。]，在河南省虞城县东南。《左传・哀公元年》杜预注：“]，虞邑。”

楚陶玺“q=（权君）之b”（《92卷》68号，图8），首字下有合文符号，首字的下部所从为“君”字，所以郑超先生认为是“q君” 两字合文。“q”读为“权”。《左传・庄公十八年》：“楚武王克权，使`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郑超云：“此两地相距不远，俱在今湖北省荆门县东南，权君的封地当是此两地中之一。”（郑超《楚国官玺考述》，《文物研究》2期，1986年。）

“陈(_)三立（莅）事岁右禀（[）釜”，黄F《衡斋金石识小录》下册14页著录，（《92卷》331、台湾《印林》75期14页，图9）京都藤井友邻馆所藏。锅盖把手形印钮。8.0cm×4.6cm。“陈_”，人名。“三立事岁”，表示第三次担任中央陶官主持制造廪釜。“禀釜”，齐官定仓廪的釜，是为釜的标准量值。印文率意，笔画多则占地位置大，反之，则字小，任其乱石铺街，颇具粗犷朴拙的金石韵味。

魏国陶玺“襄城”（《92卷》652，图10），何琳仪先生《古陶杂识》据《陶汇》9.50，引尖足布铭文释第二字为“襄”。徐畅案，此为陶玺拓本，故作反文左排。此陶玺钤记后印迹应为“襄城”正文。周襄王因避狄难曾居此，故名。春秋时郑地。战国时魏邑。

韩陶玺“阳城冢（锺）”（《印林》75期14页、《92卷》658，图11），陶印呈馒头形，中有穿带。登封阳城遗址出土。黄F《衡斋金石识小录》下册13页著录，“阳城”，故城址在今河南登封县告城镇。吴振武先生考“冢”即“锺”，量器名。此陶玺当为制造陶量器锺时压印用、表明制造地、量器名的玺印。

拙编《中国书法全集(92)・篆刻・先秦玺印》卷还有西周“长阳”陶玺（《92卷》9、10号）、战国秦陶印“咸屈阝里竭”（815号）、“咸园相”（816号）、“新平陆”（817号）、“^里N”（329号）、“`（陈）立事岁安邑亭釜”（332号）、“奠（郑）[（阳）”、“辛”（348号）、“幻A”（1106号）；三晋陶玺“司工”（508号）等皆有亮点可观。陶质玺印笔画及边角易残断，故印迹圆润浑厚，笔画也易模糊粘连。

王恩田《陶文图录》收录几枚未见陶玺，如“辛市”齐陶玺（2.644.1，图12）、“咸屈阝里”（6.54.1，图13）、“咸阳市得”（6.55.1，图14）、“咸屈阝里马”（6.55.3），以及两方印面残破较甚，陶印体尚存的陶玺印，虽然珍贵，但品相较差。

铜玺压抑印迹都较小，原因不外乎有二：其一，战国铜玺各国大体上都有一些规定，私玺一般较小。其二，“制陶为印，划印成字，亦为白文，迨钤之器上，则成阳文矣。”陶质大印，“划印成字”，比较方便，如刻小字，必不能“峭削精整”。所以，陶印迹小而精整者，必为铜质玺印所为。秦陶印迹“若当”（秦陶》1076）、“徐遂”（9.7，图15）、“朝”（5.350）、“满”（9.79，图16）、“灵”（9.88）、秦箴言印迹“敬事”（图17）等，或界格，或长方形，与秦印同式，严谨整饬；三晋印迹“容”（9.5）、“文是”（“文是”合文，9.11，图18）、“司马幻”（9.58）、“肖（赵）”（9.94）、“肖（赵）旗”（9.95，图19）、“赋D”（3.805）、“史（居的异体）”（3.811）、“A（触）”（3.820，图20）等，都粗边细文，与三晋私玺同式，秀美端庄。齐印迹“”（3.825，图21）、“王”（贰⑶，3.743，图22）、“卢渔”（3.764）等等，欲举还多，为数不少。印体不大，线条秀美劲挺，字迹清晰，非铜印不能为。

我们通过三晋韩国“尹某”玺印与陶器印迹的对比，就可以看出玺印与陶器印迹的微妙关系。

三晋韩国无边框二字阳文玺印“（尹）弗”（2786，图23），另有一批无边框二字阴文陶印迹“（尹）晋”（6.64、6.65，图24）、“萃”（6.68、6.69）、“（骑）”（6.70、6.71）等，印迹书法风格相似，尤其是“晋”陶印迹与韩玺“弗”同校，两字的宽度、大小，上下的间距与总长（3.5cm）以及书法风格竟然完全一样，丝毫不差，虽然“弗”印迹没有发现，但我们可以肯定：三晋陶印迹“晋”、“萃”、“（骑）”使用的一定是和“弗”铜玺形制相同的铜玺钤记的。我们还可以推断：三晋陶印迹中书法优美，布白谨严端庄，字口清晰的，必定是铜玺所为。

先秦木质玺印易腐朽，今已难得一见。我们从印迹的线条上还可以判断出该印迹是用木玺印所压，如秦印迹“临晋”（《秦陶》1229，图25）、“宜阳肄”（《秦陶》1230，图26），秦印迹“新城邦”（1183）、“陕礼”（1148）、“乌氏援”（1345）、“下”（1343）等等，线条粗细不等，笔画的两端可见削切的痕迹。齐印迹“”（3.1231）、“南椁阵”（3.709，图27）等等，线条则尖利劲挺，可见切刀的痕迹。“王釜”（3.571，图28）笔画用双刀刻凿，两刀之间的残木丝未剔清。显然都是木印压抑。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