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英雄故事范文1

关键词： 本地红色资源 校本课程 阵地建设 英雄中队

一、依托本地红色资源，精心抓好阵地建设。

（一）充分利用好校园的宣传阵地。

走进我校，处处都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学习英雄的氛围。学校大门口树立了革命英雄的雕像和吴溶品的简介，让学生感受到自己与英雄生活在一起。学校的几处宣传栏、黑板报、走廊文化墙、学习园地等，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介绍事迹，并张贴英雄中队活动风采照片、英雄模范的照片，撰写他们的优秀事迹。这些活动基地，是极具观赏性，操作性的教育阵地，是少先队员们活动的乐园。

（二）加强学校红领巾广播站建设。

充分发挥学校红领巾广播站的作用，广泛宣传英雄精神。“英雄故事汇”、“校内新闻”、“热点新闻”等节目贴近队员生活、学习，符合社会的潮流，关注学校、社会大事，颇受师生青睐。广播站的工作由学生自主管理和发挥，栏目众多，形式多样，让队员们在浓郁的氛围中学英雄、做主人。

（三）充分利用校报的教育功能。

切实提高学校报纸的开发、利用价值。在我校的《童星报》上开设革命传统教育专栏和本期两最栏。革命传统教育专栏用来介绍各中队英雄人物及展示中队活动风采。在本期两最栏目中宣传最值得表扬的人和最值得提醒的事，用来表彰和提醒队员们。校报内容丰富，主题鲜明，设计独特，让师生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英雄模范光辉形象的熏陶。

二、利用校本课程，促进英雄中队文化建设。

校本课程是一门独具特色的课程，它无疑为少先队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我校积极鼓励广大师生收集整理流传在本地有关英雄的故事、传说和红色歌谣，编写了校本课程《薪火前洪》一书，本书共分学校文化、英雄人物、红色记忆等七个篇章。我校把校本课程作为教学和思想教育的重要参考资料，每周都安排多节课学习校本课程。

（一）结合校本课程，加强队员的养成教育。

我校注重革命传统教育与养成教育进行有机结合，通过让学生学习校史、校训、校风、学风等内容加强礼仪教育。让学生以英雄为榜样，使学生们感到自己的点滴进步都是英雄精神在闪光，因而严格要求自己，争取天天有进步。我校目标：走廊上轻声慢步，会场上安安静静，课堂上思维活跃，操场上生龙活虎，在学校生活中，对学生在餐厅、会场、教室等不同的场所提出明确的要求，反复训练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督促学生自觉加强道德修养。

（二）利用校本课程，促进英雄中队建设有形化。

我校鼓励全体任课教师深挖教材的教育价值，进行学科革命传统教育渗透，发挥各学科的育人功能。如在教学语文、音乐、美术课时，要有机地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发挥校本课程的作用，为少先队员提供有关英雄模范的书籍、书目，帮助少先队员建立和利用好读书折，让队员们走进英雄的世界，学习他们英勇顽强的精神。充分运用学校电教手段，组织少先队员看英雄模范的影视片，引导他们畅谈读后感、观后感，巩固读书看影视片的效果。组织少先队员进行红色歌曲大家唱、画画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等活动，让同学们真正做到通过听、看、读、写、唱、画等形式了解英雄、学习英雄。提高少先队员的综合素质，让少先队员在活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三、开展系列活动，渗透英雄中队主题教育。

学校活动是实施主题教育的主阵地，因此学校结合本地资源，安排了季节性教育活动。如三月学**活动，清明节扫墓，四月文明礼貌月，五月安全教育月，六月艺术教育月，七月国情教育月，九月尊师守纪月，十月爱国健身月，十一月创新展示月，十二月法制教育宣传月等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结合建队节、学**纪念日、儿童节、艺术节、国庆节等节日，组织新队员入队仪式、学**环保行动、英雄中队主题教育活动、讲英雄故事、唱英雄歌曲等活动，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通过形象、生动的活动，孩子们重温历史，培养了他们爱党、爱国、爱军情感，使英雄形象扎根学生心中。下面到举一些我校开展的活动：

（一）各中队积极开展“英雄中队”主题教育活动。

我校成立了冯雪峰中队、吴溶品中队、吴晗中队、陈望道中队、宗泽中队、骆宾王中队、朱丹溪中队等二十四个英雄中队。各中队通过营造英雄主体氛围、提炼英雄精神、学习英雄精神、寻访英雄、争做英雄式好少年等方式开展主题活动；通过了解英雄、讲英雄故事、唱英雄歌曲、诗歌朗诵、写观后感、写诗歌、童星报出专刊、社会实践等形式学习英雄的精神，使英雄事迹深入人心。

（二）开展“英雄精神，激励我成长”讲故事比赛。

同学们讲述了一个个生动有趣的英雄故事，让我们感悟到了人生哲理的真谛。通过讲故事比赛，同学们既锻炼了自己的能力，又展示出了自己的才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相信每一名少先队员都会在英雄精神的感召下行动起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学英雄事迹，走英雄道路，做英雄传人。

（三）长期与部队开展双拥共建活动。

我校长期与部队开展双拥共建活动，定期组织学生参观营区，师生在活动中通过观看军营纪录片、参观军营展览室、参观飞机场、观看内务整理演示、观看队列表演和学习军容军姿等，开拓师生视野，了解军人风采，学习军人作风。通过走近军营的活动，感受到我军的建设历程，提升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

总之，少先队文化建设要有长期的规划，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补充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如今，我校依托本地红色资源的利用和开发，促进了少先队工作水平的提高和少先队活动特色的形成。将英雄精神融入课堂教学，融入校园文化，融入课余生活，形成了浓烈的教育氛围。通过积极向社会宣传优秀英雄中队、英雄式好少年的光辉事迹，努力打造品牌特色中队，品牌特色学校。相信，少先队的整体工作会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少先队的明天会更加灿烂，更加辉煌。

参考文献：

少年英雄故事范文2

2015年高考全国各地作文试题中，唯有北京以“二选一”的姿态呈现，此所谓“人性高考”表现之一种。终结“一题定终身”的局面，首都这次领跑了。

主事方在对《考试说明》的解释中说得在理：“中学生的经历、性格、兴趣等各不相同。对不同的文体，不同的作文题目，其适应程度不同。因此，面对不同的题目，考生的写作水平常常表现出浮动状态。为更真实地测出考生稳定的写作能力，给不同特点的考生更多选择，2015年作文将设置二选一的试题。”

我们不难从这段带有“安民告示”性质的话语中归纳出这样几个意思：①命题是为考生搭台，应考虑其情趣与个性；②不同考生，可以选择自己擅长的文体来表情达意，满足题目要求；③命题是成全考生的，应有利于考生发挥出“稳定的写作能力”；④高考应尝试放权于考生，令其自主选择，成就自我……

理性地看，高考作文试题“二选一”，是机遇与挑战同在的，考生既可享受某种程度的自由，亦要承受“叫我如何是好”的纠结。必须承认，在部级大考中赋予考生某种选择权，是考试发展到高级形态的必由之路，也是时展的必然结果。尽管可能会有考生出现一时的徘徊不适，但也不必为此大惊小怪，从命题上来讲，只要处理好两道试题难度的大体相当，本着为考生服务的原则，皆可一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去盖头——“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和“深入灵魂的热爱”在这个夏天以“二选一”的方式与我们相遇了。

在此，我们姑且聚焦于前者，就“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一题做些探讨，理由至少有三：第一，本题在微信或网络等平台上受到揶揄，以为其政治色彩过浓；第二，本题在考生那里似乎也不讨好，选择者仅有一万余人，占北京考生总数的约20%；第三，本题是北京自主命题以来首次限定记叙文体，这一万人的样本价值不可小觑。

若说这一万人代表了北京考生写叙事文的最高水平，倒未见得——也许一些叙事高手更热衷于“深入灵魂”（那里也可叙述）。大体可以肯定的是，在自由选择的情境下，这一万人能够青睐此题，说明他们至少白认为是具有叙事特长或不得不叙事的。

也正是基于这个朴素的判断，我才生出“叙事之窘”这四个字的感受。在我看来，这“窘”具有如下三层含义。

一、选之窘

有人说，“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这个题过于高大上，令考生望而生畏。此话不无道理。但是，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有英雄而不知珍惜敬重的民族更是悲哀的，和平时代的年轻人受些爱国敬英的教育亦是本分。况且题目中还有省略号，即英雄可大可小，可古可今，可有名可无名，可真实可虚拟（文艺作品中）……总之，若说本题有难度，我以为难不在“英雄”；那么多考生“逃离”此题，当与“假如……生活一天”的叙事有关，也许更大的问题在于考生的基本功——讲故事的能耐。

二、写之窘

阅这一万人的叙事文，愈发印证了我上面的判断。这些毅然选择了记叙文的考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会叙事的，他们认认真真地写着“疑似记叙文”，令人不胜感慨。

构思此文，须先从“破题”说起。

①“假如”，预示着本文的虚拟性。用一个时髦词叫“穿越”，即打破时空限制编故事，这需要较强的想象力；

②“我”，要求确定好本文的叙述视角。“我”是谁？如何与“英雄”相交接相沟通？将“我”自然、巧妙地安排在“英雄”的生活中，这需要一种近似戏剧的设计。

③“心中的英雄”，暗示着人物形象的逻辑性。他（她）为什么能够成为英雄？其英雄风貌如何体现？我对英雄持何等态度？这需要一定程度的认识与感悟能力。

④“生活一天”，要求作文叙事上的顺序性。生活流程是什么？文字程序是什么？从何处讲起？至何处收束？内部关节如何承转？这需要全文情节上的安排与调度。

以上种种是本题对考生在叙事上提出的要求。没有看清这些要求，不具备相应的叙事能力，是难以完成好这个题的。就北京考场的万名叙事者来看，尽管确有说故事的高手，但相当一部分记叙文则显得颇为“业余”。推广来看，全国的情况也许更甚，叙事文写作的尴尬普遍存在且盖有年矣，叙事之窘不过是被长年的“文体自选”掩盖了而已。借北京卷这个题目（以下简称“与英雄生活一天”），希望能引发对“讲故事”的关注与研究。

在我看来，做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至少应面对如下几个问题，思考之，设计之，落实之，彰显之，是一个叙事者的智慧。

1．故事的意义

一个有意思的故事，首先是因为其有价值——作者在“幕后”编这个故事，最想告诉我们什么（尽管他不方便像说理文那样直接喊出来）?就高考作文而言，这个故事至少得让读者感受到讲故事的人大体上18岁了一一他（她）要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生活的感悟、对情感的体察和对社会的认知，我已不再是儿童了。“与英雄生活一天”，很多考生将其视为“知识答题”，将课本上岳飞等人的内容兑点儿水敷衍成文，这尽管是在写事，却不是我们所要听的“故事”——其间没有讲故事人独特的思考。

忘不了的，是一位考生讲黄继光：英雄从朝鲜战场“穿越”而来，走在21世纪的北京，误以为来到美国，目睹祖国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心潮澎湃；而当他看到网上对自己英雄行为的质疑与恶搞时，他黯然了——自己60年前的行为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能够讲这样一个故事的考生，是具有忧患意识的：我们享受着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成果，而我们中的一些人又冷酷无情地否定着英雄的价值，这种扭曲的价值观不正需要当代人警醒吗？

揣摩故事背后的东西，可以看出讲故事人的思想水平与感悟能力。考场作文，仅此一项便可分出高下，尽管考生都很年轻，但幼稚与纯真，不可不辨。

2．故事里的人

故事的主角常常是人。讲故事的根本，是在情节的演进中树立人格。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其中的人物也必是极力摆脱简单化、平面化、概念化、口号化的。就高考作文而言，塑造一个人，不是毕业鉴定般为其贴个标签，而是将其放在具体情境中挖掘其人性，使之可感、可亲、可爱，从而令人动容。“与英雄生活一天”，要求说得很清楚：写出英雄人物的风貌和你的情感。“英雄风貌”和“你的情感”这二者互为因果，人物立得住，情感也便出得来。而考场之作中，能够令人信服的作为“人”的英雄，实在不多。

忘不了的，是一位考生“画”邱少云：一面是想着回家能娶妻、吃饭胃口颇大的粗糙一兵；而另一面又是将肉“狡猾”地让给我、在烈火焚身时低吼“我知道我是谁”、最终化为“一捧圣洁的灰”的钢铁战士。作者从某种程度上颠覆了原有的人物形象，他笔下的英雄离我们如此之近，却又令我们仰望不已。此时的英雄，是个真实的人。

忘不了的，是一位考生“画”林觉民：小家中，他怜爱将为人母的陈意映；街市中，他体恤含辛茹苦的卖菜老人；巷陌中，他疼爱贪馋糖糕的别家孩童……作者唯独不写他就义的壮烈，而是将其推到凡人世界来展现一个心中有大爱的人，唯有如此，那封《与妻书》才可信可泣，那种“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境界才令人荡气回肠。此时的英雄，是个完整的人。

忘不了的，是一位考生“画”曾彦修：研究马列，忠于信仰；身居高位，波澜起伏；面对荒谬，独挡风雨……作者将“自划右派第一人”曾彦修“微觉此生未整人”的高风亮节推举出来，所述事迹丝毫不输战争年代的英雄伟业。此时的英雄，是个身陷历史漩涡中良知未泯的人。

沈从文先生说：“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识人，乃讲故事者最应具备的素质。

3．故事的截面

如果我们认可“于故事中讲人”这样一个比较朴素的道理，那么，讲故事就不一定需要史诗般的笔触，倒是可以用“做切片”的方式截取人物的某个人生场景或生命环节，将其置于“显微镜”下做细致观察，从而突显人物形象。

“与英雄生活一天”，在叙事上其实是可以向《雷雨》取经的。将几十年恩怨情仇置于二十四小时中表现，是曹禺先生大手笔的体现；而将“为了祖国，为了正义，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也不乏儿女情长，有普通人一样的对美好生活的眷恋”等英雄气概、英雄风貌放到“一天”中表现，则需要考生的智慧。在我看到的很多考生所写故事中，尽管题为“一天”，但就其叙述的生活来看，怕是一周、一月也难以过完。故，寻找“一天”的那个“截面”就变得相当切实了。

忘不了的，是一位考生讲刘伯承。史载：1916年3月刘伯承在指挥攻打丰都县城时，右眼中弹致残，在疗伤过程中，他为了不损害脑神经，强忍钻心疼痛，坚持不施麻药，被为其主刀的德国医生赞叹为“军神”。作者便是基于这个史实，构思了一个故事：“我”是一名私人医院的助手，洋人主治医生道术高明但素来看不起中国人；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中国军人前来动眼部手术，这位军人以其强大的忍痛精神完成了手术，赢得了洋医生的敬畏，也将“我”引向了他奋斗追求的方向。作者通过一天手术中所领略的英雄气概，将刘伯承元帅戎马一生、笑傲天地的风采揭示出来。由一天看一生，说故事者截取横断面的叙事能力颇见功夫，由人物的这一面可以看出许多面，由人物的这一点可以瞥见一条人格线，对故事截面的摄取与展现，堪称叙事的艺术。

4．故事的视角

讲故事，对叙述人的安排设置是颇为讲究的。可谓“你是我的眼”——叙述人是故事中作者授权、替作者去看的那一双眼睛，就像《孔乙己》中作者将“我”设置为柜台后的一个小伙计，“我”不但可以看到“孔乙己”，也可以看到“人们看孔乙己”；“我”看到别人的同时，也被作者和读者看……“我”的安排，实际上是作者讲故事时对视角的设置，它决定了故事的基本面貌。“与英雄生活一天”，这里面的“我”是作者绕不过去的一个存在。对“我”设计的合理、巧妙，不仅令故事成立，也令故事精彩。遗憾的是，在我看到的考场叙写中，大多数“我”仅是穿越到古代的聆听者，看着听着英雄的独角戏，“我”连个捧哏的都算不上，这样的故事难免呆若木鸡，甚至失去了叙事的功能。

忘不了的，是一位考生“看”鲁迅。作者将“我”设置为先生书案上的一盏台灯，伴随先生长夜笔耕，见证先生为民族哀叹；先生用犀利的笔为社会点灯，“我”以微弱的光伴先生战斗。

忘不了的，是一位考生“看”项羽。作者将“我”设置为虞姬，听霸王讲少年英武，看英雄虎落平川，见士兵人心惶惶，感项王侠肝义胆与侠骨柔情。当“我”在项王怀中看到一滴英雄泪，乌江白刎前的这最后一天，变得缠绵悱恻，令人扼腕。

杨照说：“小说喜欢写‘家庭女教师’，因为家庭女教师带着好奇眼光深入上流家庭，可以看到许多或荒谬或悲哀的秘密……讲一个‘内幕故事’，关键之处就在能否找到一个类似‘家庭女教师’的角度。这个说故事的人，不能一开始就对内幕、秘密了若指掌，那样就失去了故事的悬疑性；这个说故事的人，也不能纯粹冷静客观、事不关己，他必须带领听故事的人一步步走进充满陌生现象的环境里，然后一步步弄清楚其间的道理……”

对这个“家庭女教师”的选择与对林冲故事中“李小二”的选择一样，常常成为讲故事者成功的捷径。做叙事文，焉能不会？

5．故事的眼睛

一个故事讲什么大体确定了，通常只完成了构思的一半，而另外一半是如何将这个故事讲得深入人心，令人经久不忘。故事是一个生命体，若将“意义”比作心脏，将“事件”比作血肉，将“结构”比作骨骼，将“语言”比作肌肤，那么，要想使这个生命体活起来、有灵气，还需要一样东西——眼睛。

什么是故事的眼睛？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故事中最能够令人怦然心动之处。它是故事的高潮，是突出、强化故事意义的最有效、完美的手段。当一个故事的眼睛出现时，我们不由得眼睛一亮，继而会捧腹会沉思甚至会流泪；在那一刻，故事的意义如破空而来，被诠释个淋漓尽致，深深烙在我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契诃夫的小说《凡卡》（或译作《万卡》），写了一个九岁的小男孩凡卡在城里做学徒，受尽了折磨与**，大年夜的晚上跪在桌前给远在乡下的爷爷写信，恳求爷爷来将自已接走：当读者将全部希望寄托到这封信上的时候，故事的眼睛出现了——小凡卡最后在信封上写下了：“乡下，爷爷收。”信寄出去了，凡卡的悲惨命运并未结束。看到这样一个信封、这样一封无从寄到的信，我们对小凡卡的同情到达了极点。作者什么都不说，我们反而理解得更多。故事的这双眼睛，完美地实现了作者的意图。

可见，凡是有眼睛的故事，明确表现作者意图的话并不多，作者将最想说的话和最想抒发的感情寄托在这双眼睛中，等待着读者的凝眸与对视。故事的眼睛不等于故事的标题，也不完全等同于故事的立意，它是表现故事意义的一种手段或技巧。

“与英雄生活一天”，我看到的大部分故事如同白开水，那么多作者颂英雄赞英雄，而掩卷回眸，他们所讲的故事，很难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原因之一是缺乏一双眼睛——尽管实不该对考场作文的这双眼睛要求过于高级。

忘不了的，是一位考生讲张居正。作者对这位万历内阁首辅的表现，重点放在其清巨室、肃贪腐、利庶民上。故事只讲“我”——张府总管——伺候张大人起居、陪同张大人上朝等“闲事”，正面叙写的是旁人对政事只言片语的议论和张大人上朝退朝时变化的脸色。在七八百字有限的篇幅中，作者着笔最多的竟是张大人书房里挂的一幅画——《钟馗捉鬼图》。对这一物件的反复描摹令人恍然大悟，同时，一个大改革家面对的危局与艰险以及其力挽狂澜的气魄也跃然纸上。

讲故事，亦有画龙点睛之道。叙事者，不可不深谙其理。

做一个会讲故事的人，需要的智慧还有很多，比如叙事的顺序、叙事的语言，篇幅所限，不及展开，总之，《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阅毕，尽管可领略高手神采，但更多看到的是相形之下叙事文写作之窘，时不我待之感顿生。

三、教之窘

若再细究，上述那些故事高手的非凡之作，全是老师教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心悦诚服地为同行充满智慧的教学鼓与呼；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学生在讲故事上的本领很大部分源于“自修”，这对中学写作教学而言又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话题。

我曾与不少教师和学生交流过，得到的答复差不多，将指导讲故事作为教学内容特别是备考内容的教师是少数，以讲故事为主要方式来表达自己观点态度的学生亦不是主流。究其原因，一是故事难讲；二是叙事文不容易切题；三是多年文体不限，讲故事不是应试必需；四也许更为根本，我们生活在一个长于讲大道理的语境中，甚至为人师者亦不擅讲故事。

不必讳言，学生写的问题，反映的是我们教的问题。

北京卷高考作文“二选一”，其一规定为讲故事，很有点用强势考试“倒逼”教学的意味。当一个考生一时无法“深入灵魂”时，他（她）不得不去讲故事，这时讲故事对他（她）来说就是一根救命的稻草，不会讲故事便得到了“现世报”。当一个学生走向漫漫的人生旅途，感受了那么多来自好莱坞等异域的光影声色而自惭形秽时，不会讲故事便得到了“来世报”，这是一个民族的想象力和文化创造力的问题。

有人说“中学写作教育不培养作家”，这可以是一句理性的话，也很容易变成一句懒惰的话。当看到网络上那么多抨击“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这个题的言论，将个人好恶放在一旁，我想：作为普通教师，对于命题，我们无法左右；而我们能左右的，又没有完全做好。

从这个意义上看“叙事之窘”，才发现，高考命题改革，是对每一位语文教育工作者的激活，从长期形成的阅读写作教学的偏狭与僵化中激活，从迷信盛行的猜题押宝的脆弱与茫然中激活，最终完成无甚话语权者的自救与重生。

这样看去，也许，天色便明亮了许多，时间也宝贵了许多。

少年英雄故事范文3

小时候，妈妈给我讲过许多英雄人物故事，如：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邱少云为了遵守纪律在火中纹丝不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的感人故事。在我的想象中，以为只有大人才能出英雄，看了《自古英雄出少年》这本书后，我才明白小孩中出现了许多英雄，如古代的李寄、木兰、赵云等，近、现代的朱洗、聂耳、小萝卜头等，还有外国的安徒生，爱迪生、卓娅等，这些英雄人物在书中被描绘的栩栩如生，使我受益匪浅。

所有的故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生命的奇迹—海伦？凯勒的童年”这篇文章，故事讲了海伦？凯勒因发烧不幸变成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女孩，在家庭教师安妮的帮助下，刻苦钻研，创造了奇迹，成了美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虽然她的生命中承受了巨大的打击，可是她却有向命运之神挑战的决心！海伦的故事令我惊异：人的生命中究竟有多少“不可思议”；也使我感到惭愧，为什么自己耳聪目明，四肢强健，却什么事情都依赖爸爸、妈妈，而且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嫌麻烦，没有恒心，正如海伦所说的：健全的人往往会对眼前的一切感觉毫无意义，不会去珍惜眼前所看到的。我想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向她学习，样样事情都学着自己做，碰到了困难毫不退缩，长大做一个造就未来的栋梁。

少年英雄故事范文4

五星红旗，那是一抹最亮的红色。她是一种力量，守护着祖国的山川大地；她是一种情怀，激励着奋斗的中华儿女。她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她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的生命底色。

“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这是今年《开学第一课》的主题，节目中——“无腿老人”夏伯渝讲述的：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用血肉之躯搭设中国梯，让五星红旗在世界之巅飘扬；革命烈士“江姐”的狱友，郭德贤奶奶讲述的：在重庆白公馆狱中“绣红旗”的故事；“嫦娥四号”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讲述的：“玉兔”和“嫦娥姐姐”在月球背面让五星红旗一同“闪耀”的故事；“中华神盾”海口舰，原副政委严冬讲述的：在亚丁湾英勇驱离海盗的故事；74岁的尤端阳讲述的：巾帼英雄，杜岚老校长多年不改赤子情怀让爱国课在澳门上了整整70年。

故事中的人物和讲述人为我们树立了爱国主义的榜样，爱国是中国人的一堂人生必修课，是新学期爱党爱国教育的第一课，是激励学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第一课，是莘莘学子在成就自我、服务国家、走向未来道路上的人生第一课。故事中的人物和讲述人是我们崇尚的当代中国英雄。现在我们跨入伟大新时代，需要像这些英雄一样，不怕困难，奋发有为，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共同努力，奋斗不息。

从今天起，我们要向英雄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格和爱国情操。牢记的谆谆教诲，立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之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少年英雄故事范文5

超人、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绿巨人……在国人眼中，他们都是来自美国的超级英雄，风格套路如出一辙。但这些大洋彼岸的漫画英雄们也分属两大阵营：“复仇者联盟”和“正义联盟”——前者属于漫威(Marvel)漫画公司，成员包括蜘蛛侠、钢铁侠、雷神、美国队长、X战警、绿巨人等，后者则属于DC漫画(DetectiveComics)，囊括声名显赫的超人、蝙蝠侠和绿灯侠等超级英雄。

漫威和DC各自拥有数百名超级英雄，各占美国漫画的半壁江山。当漫画英雄被搬上电影银幕时，DC漫画的两位当家英雄——超人和蝙蝠侠率先发难，四部《超人》电影统治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蝙蝠侠》正传四部曲则在上世纪90年代风光无限。

随着1997年《蝙蝠侠》第四部被批得体无完肤，漫威的英雄们趁机走上舞台，先是《x战警》收回1.5亿票房，然后《蜘蛛侠》拉开了好莱坞漫画英雄电影的序幕，大大小小的超级英雄接连登场。近些年来，漫威的超级英雄改编电影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完胜DC。

DC动漫前景堪忧

《蝙蝠侠前传3：黑暗骑士崛起》的下线，宣告这部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漫画改编大作暂时告一段落。除了漫威的《复仇者联盟》之外，没有哪个系列电影可以赚得如此高额的票房，并且在赢得漫画迷和普通观众追捧的同时，迎来影评人和外界的热评。

这些对于漫画改编电影都是好事。漫画改编电影不仅是电影公司大赚一笔的可靠来源，也可以成为真正的艺术之作。但此类电影已经到达巅峰了吗?随着《黑暗骑士崛起》的终结，美国电影界开始关注漫画改编电影的未来。

拥有DC动漫的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尚无发展之优，但它在漫画改编电影市场中的地位正急剧下滑。在上一部作品时隔五年后，哥伦比亚公司重新推出的《神奇蜘蛛侠》获得了意料之外的成功，目前全球票房就已经超过5亿美元。这对于华纳兄弟是个不小的诱惑，后者希望尽快将蝙蝠侠重新搬到银幕上。

华纳兄弟还对明年的超人系列电影《钢铁之躯》寄予厚望，但这个标志性的品牌却有个致命缺陷——导演扎克·斯奈德。他的作品《美少女特工队》在2011年上映后，被外界公认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烂片，而且自从2007年的《3DO勇士》之后，斯奈德就没有拍出过一部卖座的电影，三部作品《守望者》、《守卫者传奇》和《美少女特工队》一部比一部惨淡，票房直线下滑。考虑到2006年《超人回归》的票房比起制片方的预期亏了7000万美元，实在无法为超人的未来找出乐观的理由。

除了超人和蝙蝠侠的二人组，DC动漫和华纳兄弟还需要更多拥有市场号召力的超级英雄。透过票房数字可以看到，无论是采用知名或是普通的超级英雄角色，该公司的漫画改编电影都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DC动漫的英雄当中，“绿灯侠”声望尚可，但去年夏天的《绿灯侠》电影几乎血本无归，另一个著名的超级英雄《西部英雄约拿·哈克斯》，仅仅在全球范围内收获了1000万美元。漫画改编电影可以吸引那些非漫画迷的普通观众走进影院，但他们更青睐于至少听说过的超级英雄。

DC动漫未来最大的押宝是一部正义者联盟电影，它目前仍在酝酿当中。《复仇者联盟》的成功使这种超级英雄的大集合看上去稳赚不赔，但实际上，《复仇者联盟》是从《钢铁侠》、《美国队长》、《雷神》和《绿巨人》连续数年的成功中获得了前期的铺垫。可以说，漫威一直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它完全不同于其他公司那样正传拍完拍续集、续集拍完三部曲、三部曲拍完拍前传的传统模式，而是让旗下的漫画英雄彼此客串，最终通过《复仇者联盟》将漫画英雄的品牌效应最大化。正义者联盟的电影需要的支持更多，单单一个超人显然势单力薄。

无论《黑暗骑士崛起》获得了多少亿美元的票房，漫画改编电影的未来属于漫威公司。

漫威曾经有过很多烂片，《艾丽卡》、《制裁者》系列等等，但近些年来，这家公司通过《蜘蛛侠》和“漫威英雄体系”(MCU)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这个体系中包含了《复仇者联盟》以及五部引领它的电影——《钢铁侠》(两部)、《绿巨人》、《美国队长》和《雷神》。票房最少的在全球收获了2，63亿美元。这六部电影共为漫威公司赚取了40亿美元，使之成为总额第四的电影系列。

未来三年里，人们将陆续看到《雷神》、《钢铁侠》和《美国队长》的续集以及一部《银河守护者》电影。可以想见，漫威公司仍将通过这些电影大赚一笔，更重要的是。“漫威英雄体系”将传统的漫画模式搬上银幕，创造了一个能够承载各路英雄和故事的独立王国。

电影推动书籍和电视

通过高曝光率，漫画从成功的改编电影当中获得了巨大利益。除了带动书籍的销售，普通观众也开始对动漫行业感兴趣，例如传奇作者杰克·科比(JackKirby)的奋斗史。

但漫画书在大众中的流行掩饰了这样的事实：这个行业很大程度上是不景气的，专利许可、玩具、相关产品和电影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复仇者联盟》一部电影为漫威带来的收入，就超过了其漫画书和周边产品两年的收入总和。

《每日野兽》的记者阿莱克斯·克莱恩认为，DC动漫近期频繁传出引人眼球的新闻，例如绿灯侠主演出桓、计划拍摄正义者联盟电影等，还不如多用点心思恢复粉丝们对漫画本身的兴趣，后者正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转向更多小型、具有冒险精神的独立出版公司。

没有宣传和推动的媒介，漫画书还能生存下去吗?显然它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但很容易变成象征的形式，尤其是漫威和DC的漫画书。没有独特的故事支持，他们是没法卖出T恤和玩具的。而电影正是可以创造独立故事的平台。

少年英雄故事范文6

古代爱尔兰神话史诗中的库胡林

今天存世的爱尔兰中古时期（11世纪―17世纪中叶）的文学作品主要包含三个系列的英雄传奇故事：《神话故事集》（mythological cycle）、《阿尔斯特故事集》（也称《红枝家族故事集》，the Ulster or Red Branch cycle）和《芬尼亚故事集》（也称《奥西安故事集》，the Fenian or Ossianic cycle）。《阿尔斯特故事集》的核心人物便是我们这里要讲的库胡林。大部分故事讲述了库胡林的出生，年少时在康纳乔的王廷里受训的经历，以及成长为武士后的各种丰功伟业。库胡林是太阳神鲁与康纳乔的妹妹所生的儿子，原名瑟坦塔。他七岁时便能徒手杀死铁匠胡林的猛犬。为了弥补与胡林家族的关系，他自愿担当胡林家的守卫，直到后者找到新的猛犬，并因此改名为库胡林，意为“胡林家的狗”。之后，库胡林在康纳乔王的训练营里迅速成长。有一天，他听祭司说起在当天接受武器成为武士的人虽会短命但将名垂千古，于是他向康纳乔王要求在那一天接受武器，并在当天做出惊人壮举，连杀数位素有威猛之名的敌人。后来，库胡林与艾默儿相爱。为了与她结婚，库胡林前往影之国，学到了女王斯卡哈所传授的精湛武艺和兵法。回到故国后，库胡林与艾默儿结婚，成为阿尔斯特公认的第一勇士。后来，麦布女王为了夺取一头神牛而集结爱尔兰其他四国的兵力进攻阿尔斯特，偏偏此时阿尔斯特的所有其他成年男性因受到诅咒而丧失战斗力，库胡林独自一人阻拦四省联军，直到他的同伴在咒语失效后赶来加入战斗。他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在激烈战斗时还会发生外形上的改变，令敌人望而生畏。然而跟他在战场上的风光相比，他的一生非常不幸。他在夺牛战争期间被迫杀死情同手足的好友弗迪亚，后来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父子相残，杀死了自己唯一的儿子康拉，最后自己也被麦布女王设计杀死。

下面我们以库胡林的故事为例，来探讨一下五位作家――奥格雷迪、格雷戈里夫人、辛格、皮尔斯和叶芝――是如何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编辑和加工库胡林的故事，并用之表达了什么样的文化和政治诉求。除了皮尔斯之外，其余四位均是英―爱（1922年之前，爱尔兰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称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作家。他们对库胡林形象的不同挪用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艺复兴的异质性和多样性。

奥格雷迪的库胡林：贵族领袖与骑士英雄

库胡林的现代重生，影响最大的源头当属斯坦迪希・奥格雷迪。奥格雷迪是第一位将古代盖尔族英雄故事普及到大众读者的现代英语作家。他的两卷本《爱尔兰的历史》将已经几近湮没的库胡林和其他古代英雄的故事重新介绍给现代的读者，并提供了足够有趣的原材料来吸引一位又一位的作家投身到以古代英雄史诗为灵感的现代创作中去。

奥格雷迪出身于典型的英―爱优势阶层家庭，接受的也是正统的英式教育，毕业于以亲英和保守著称的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在政治上，如同大多数的英―爱优势阶层人士一样，奥格雷迪是拥护英爱合并的联盟主义者。

奥格雷迪对爱尔兰本土文化的兴趣与他的联盟主义者的政治立场并不违背。相反，他从库胡林等古代英雄身上看到了希望，找到了救赎日渐没落的英―爱优势阶层的急需品质。换言之，他对库胡林的兴趣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旨在“给因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而濒临灭绝的、没能尽到职责的地主阶级提供一个高贵的榜样”。深受托马斯・卡莱尔（苏格兰作家、历史学家）的英雄观影响，奥格雷迪相信“贵族，凭借其历史传统和荣誉观，尤其适合统治”，他希冀通过英―爱地主的自身改革在爱尔兰的地主与佃户之间形成一种新型的、有创造性的关系，这样既能维护英―爱优势阶层的贵族领导，又能解决爱尔兰实际存在的问题。

而库胡林的故事正好给奥格雷迪的改良派联盟主义理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库胡林最著名的一项英雄事迹就是独自对抗麦布女王的夺牛大军：当时阿尔斯特的其他男性全因为马夏女神的诅咒而陷入虚弱和昏睡中，库胡林一个人便牵制了前来进犯的麦布女王率领的四省联军，直至他的战友们从诅咒中恢复过来加入战斗。库胡林这种完全靠一己之力就能挽狂澜于即倒的英雄形象正是奥格雷迪理想的英雄形象和贵族领袖。在其主办的报纸《全爱尔兰评论》中，奥格雷迪多次提到上述库胡林神话，并认为时下的英―爱贵族也是遭受到类似的“整体魔法”的诅咒才会在阶级存亡的紧要关头不能自保。他认为英―爱地主阶级的衰败根源在于其自身的腐败与不负责任，而库胡林正提供了合适的榜样，教导他们如何靠勇气和能力担负起贵族的责任。奥格雷迪在1881―1882年间曾在都柏林组织英―爱地主的会议，鼓励他们积极应对带来的挑战。他还在基尔肯尼郡寻求当地贵族的支持，大力推动一些乌托邦式的改革，如建立毛纺厂、医院、剧院、烟草种植场等。

然而，奥格雷迪的努力并没有收取太大的成效，他的乌托邦计划多以失败告终。评论家杰瑞・诺兰认为，奥格雷迪在对英―爱贵族彻底失望之后就转而寻找他的另一类读者――爱尔兰大众，他的创作也从历史转入了罗曼史，因为小说最能吸引大众。库胡林的形象再次复活于《库胡林的到来》（The Coming of Cuculain，1894）等小说中，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向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体来宣传和提倡骑士精神。

不论是贵族的榜样还是平民的英雄，库胡林都被奥格雷迪视为合适的“解药，来抵御卡莱尔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曾预见到的，无知人群的民主政治和不加约束的商业化所带来的危险”。

格雷戈里夫人的库胡林：自我辩护与自我修正

1902年格雷戈里夫人出版了《默河弗纳的库胡林》（Cuchulain of Muirthemne），用现代英语重写了库胡林的古代史诗故事。在格雷戈里夫人写作时，爱尔兰文化界刚刚经历马哈菲/阿特金森事件的大讨论，爱尔兰语及爱尔兰语文学作品的价值问题第一次被清晰地摆到前台进行讨论。《默河弗纳的库胡林》完全可以解读为格雷戈里夫人对马哈菲/阿特金森事件的一种委婉回应。阿特金森等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爱尔兰语文学作品的道德性上。他们抨击爱尔兰语文学作品道德败坏，不适合年轻人学习。

格雷戈里夫人用库胡林的故事不仅试图来证明爱尔兰古代文学中存在着高贵的道德感和理想主义，她还同时挑战了保守派男性在凯尔特研究中的垄断地位。正如她在前言里所说的：“事实上，假如生活在都柏林的大学（那里收藏有那么多的古代作品）里的那些学识渊博的男士们对爱尔兰的事情怀有更多的尊敬的话，这个工作就不会轮到我这个家庭妇女来做，我还得管理房子、倾听抱怨、分配食物。”当时以圣三一学院为代表的学术权威们已经把凯尔特研究窄化为对一种濒临灭绝的语言所进行的历史语言学研究，是少数具有古爱尔兰语知识的男性学术权威才能参与的事情。格雷戈里夫人通过重写库胡林的故事，允许公众直观具体地接触到古代凯尔特史诗神话中的一部分材料。这种行为相当于将之前在学术精英们之间进行的有关爱尔兰语文学价值的争论扩大了范围，邀请了普通民众参与其中。 格雷戈里夫人

然而，在挑战的同时，格雷戈里夫人仍然受到了阿特金森等人的批评的影响。因为担忧所谓的“道德性”问题，格雷戈里夫人刻意在她的翻译中对一些可能会引起批评的地方做了“净化”。例如，在描写鸟王追求伊坦的故事时，略去了关于女主人公的的描写，引发一些自由派凯尔特学者的遗憾。格雷戈里夫人说她整理库胡林故事的初衷是希望能够借此创造出类似于英国的“亚瑟王”一样的故事经典，因而她只挑选库胡林故事中“最美的或最打动人心的”部分。这种有意识的编辑暴露了她思想意识深处的“后殖民不安全感”，即担心殖民者对土著文化的指控是正确的。这种自我怀疑的焦虑导致她对阿特金森等人的批评格外在意，并暴露了她对本土文化自信心的不足。

除此之外，格雷戈里夫人在重写库胡林故事时还刻意减少了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神o对库胡林命运的干预，从而更加凸显库胡林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取得的成就。这种改动不仅反映了格雷戈里夫人具有的人文主义思想，也使得库胡林的英雄形象更易于接近和模仿。

格雷戈里夫人的《默河弗纳的库胡林》成功地吸引了世人对这一古代爱尔兰史诗故事的注意力，在事实上有力地反驳了马哈菲、阿特金森等人对爱尔兰语文学的指控。马克・吐温称赞其中的人物形象，弗雷德里克・约克・鲍威尔赞誉它是“一部优美的英语作品，也是一个优美的故事和主题”。叶芝甚至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盛赞“这本书是我这个时代爱尔兰出版的最好的书”。

辛格的库胡林：仿英雄与真英雄

虽然从格雷戈里夫人的《默河弗纳的库胡林》中受益良多，著名戏剧家约翰・辛格却对库胡林的故事进行了不同的挪用与改编。

辛格的名剧《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1907，以下简称《西》剧）一上演即引发轩然大波，并引发了评论界从各个角度来解读这一作品。但很少有人将该剧与库胡林联系起来。笔者认为，《西》剧可以解读为辛格对当时存在的库胡林狂热的一种戏仿和质疑。原本胆小懦弱的克里斯蒂・马洪误 “杀”了父亲（弑父是神话英雄成长的一种方式），惊慌之下逃到偏远的西部，却意外地因此成为女孩子们青睐的对象（戏仿库胡林受女性欢迎的情节），并携着这股勇气一举夺得各项体育比赛的冠军（戏仿库胡林横扫千军的英雄事迹），靠夸夸其谈赢得酒馆老板的女儿佩吉的爱情（戏仿库胡林的华美言辞），并最终在发现他父亲还活着之后与大家反目成仇，陷入混战，被大家捆绑起来，用嘴咬了肖恩的腿（戏仿库胡林孤身陷入敌围的悲壮，以及库胡林名字的字面意思：胡林家的狗）。和库胡林相比，克里斯蒂是个退化了的仿英雄，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剧中用了“花花公子”而不是“英雄”一词来形容他。

但是仿英雄克里斯蒂最终成功完成“成人礼”，取得了真英雄的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的崇拜，他们渴望英雄”，换言之，克里斯蒂自信心的激发、对自己潜能的挖掘以及各种丰功伟绩的实现都源自他意外地发现当地人崇拜他弑父的勇敢。这一发现将他从一个胆怯的男孩儿改造为一个勇敢的竞技者、完美的情人、出口成章的诗人和众望所归的领袖。即使在被揭穿了弑父的谎言，在重新被迫面对父亲时，克里斯蒂并没有被“打回原形”，回到原来的胆小懦弱状态，相反他真正理解了“我是谁，我能做什么”，从而成功经历了英雄的成人礼，勇敢地面对并战胜了父亲和众人的挑战。

假如我们从隐喻的角度来理解克里斯蒂的弑父行为的话，或许可以认为辛格是在鼓励观众弑去以库胡林神话为代表的父辈历史的影响。只有抛开对古代爱尔兰的辉煌历史的迷恋，现代爱尔兰才能像克里斯蒂一样站在一个全新的平台上来重塑自己的文化精神、挖掘自己的文化潜力，并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真实身份，即“我是谁，我能做什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西》剧是辛格对当时盛行的虚无缥缈的凯尔特神话狂热的一种评论。辛格并不完全赞成叶芝等其他文艺复兴作家的完全摆脱现实生活的神话热情和非现实主义文风。他的其他剧目也都体现了其注重观察和描写爱尔兰农民的真实生活的倾向，以及他对时下流行的“虚无缥缈的、朦胧的、超自然的元素”的拒绝。 辛格

然而，辛格的一片苦心并未得到观众的理解和认同。阿贝剧院的观众多为略受过教育并小有经济基础的都柏林市民，他们不喜欢《西》剧，因为他们不愿意被提醒上一代或者上上一代的贫穷出身，不愿意回想起他们挣扎着离开的落后农村。而克里斯蒂的形象，在他们看来又是一个帝国主义丑化爱尔兰的形象：疯狂、不道德、夸夸其谈、具有暴力倾向。他们不满意这样的形象，认为它是对爱尔兰农村和农民形象的丑化。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他们只能接受正面的英雄形象。而辛格的英―爱优势阶层出身更增添了天主教中产阶级观众的怀疑与反感。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爱尔兰民族主义阵营内部的复杂分层以及他们各自对自身的理想文化形象（英雄人物）的不同诉求是《西》剧不被认同的根本原因。

皮尔斯的库胡林：少年英雄与血祭爱尔兰

相比于辛格的另类的声音，帕特里克・皮尔斯对库胡林神话的理解和运用更受本土爱尔兰人的欢迎，并且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进程产生了更大的实质性影响。

皮尔斯是1916年复活节起义之后被处决的起义领袖之一。相比他的革命者身份，皮尔斯的教育者身份相对鲜为人知。1908年，皮尔斯创立了男童学校圣恩达学院，自任校长，办学理念是“帮助尽可能多的男孩儿成长为好人”。在某种程度上，圣恩达是皮尔斯实践其革命思想、培养革命骨干的一个实验基地。

而在这个实验基地里，库胡林是“一位虽然隐形但十分重要的成员”。大幅的库胡林壁画占据了学校的显眼位置，描绘少年库胡林接受武器成为武士的场景。画有库胡林的作业本和阅读书，有关库胡林年少时英雄事迹的故事讲述和戏剧表演，以及印有库胡林形象的徽章、奖章和明信片等物品，在无形中将库胡林的英雄形象内化于每个圣恩达男孩儿的心中。皮尔斯想用库胡林曾经浸润于其中的古代少年训练营的方法来培养新一代的爱尔兰少年。

那么，库胡林为何对皮尔斯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在笔者看来，原因有二：一是在皮尔斯看来，库胡林是完美融合了男子气概和盖尔民族主义理想的一个绝佳行为榜样。二是库胡林的故事给皮尔斯提供了一个将凯尔特的武士精神和基督教的殉道精神融合起来的绝好机会，从而方便他更具体、更清晰地阐释自己的军事民族主义理想。

库胡林年少成名，不仅武力过人而且拥有骄人的外貌，深受女士的倾慕和男士的敬重。库胡林的举止和事迹与广为流传的亚瑟王与圆桌骑士的故事颇有相似之处。但细究起来，库胡林的故事远早于英国的亚瑟王传奇，两者之间的任何相似之处都不会被理解为爱尔兰人对英国人的模仿。因而库胡林给皮尔斯提供了一个能与英国划清界限的、正统的爱尔兰英雄榜样，方便他以之为基础建构自己的英雄主义和荣誉观。

通过在圣恩达学院模仿和复兴古代贵族少年训练营的办学模式，皮尔斯试图给未来的爱尔兰培养具有库胡林般的男子气概和英雄精神的领袖与精英，教导他们“学会如何建构一个幸福和统一的社会”。而库胡林对武力的崇尚与擅长正与皮尔斯的军事民族主义不谋而合。皮尔斯鼓励爱尔兰人放弃盖尔语联盟的那种温和的民族主义路线，转向更为军事、更为激进的政治民族主义，抓住机会武装起来。出于同样的思想，皮尔斯给圣恩达的优秀学生颁发的奖品不是书本，而是“一把闪亮的新来福枪”。时隔千年，库胡林在受训完毕接受武器成长为武士的一幕又在圣恩达学院以这种现代的方式重现了！

在另一方面，皮尔斯巧妙地将库胡林移植到现代基督教的范式内，借用基督教的叙事框架（殉道和牺牲）重述库胡林的英雄事迹，将库胡林的凯尔特战士（基督教眼中的异教徒）的形象重新建构为基督教话语内的英雄形象，以方便皮尔斯表达自己的天主教军事民族主义思想。在皮尔斯看来，库胡林的英雄事迹与基督教圣人的圣迹如出一辙――当库胡林为了保护族人，将重伤的自己捆绑在山石上坚持与敌人战斗至死时，他与流尽鲜血、拯救世人的基督没有什么不同。并且皮尔斯进一步将这样的库胡林与自己的“血祭爱尔兰”的革命思想结合起来――烈士为了解放爱尔兰而流的鲜血与基督为了拯救世人而流的鲜血同样神圣，并具有同样的普世救赎的功能。

而事实上，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就是这种殉道者精神的生活版真人秀。武装起义引起的震动，都柏林大街小巷里的斑斑血迹，以及事后15位起义军领袖的被处决，一劳永逸地结束了温和派靠非暴力方式取得民族自治的可能性，将爱尔兰民族主义进程义无返顾地推进到了军事民族主义时期，并且稳稳地将皮尔斯等人放入了革命烈士的神龛行列，与埃米特、托恩、休・奥尼尔等曾经为了爱尔兰民族解放事业流血牺牲的烈士一起为世人瞻仰。 皮尔斯

如今，在复活节起义的指挥部所在地都柏林邮政总局大楼内，矗立着一座库胡林的纪念雕像。这个完成于1912年的作品被公认为是最能代表复活节起义精神的视觉象征。雕像展示了传奇英雄库胡林勇敢面对死亡的瞬间：重伤的库胡林已经不能站立，却将自己绑在石柱上，坚持与敌人奋战到死。库胡林近乎的身体以及他身体倾斜的弧度都能令人轻易联想起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形象。库胡林的英雄主义、耶稣基督的牺牲精神和皮尔斯的“血祭爱尔兰”主张在这个矗立于起义指挥部旧址的库胡林像上得到完美融合。

叶芝的库胡林：落寞英雄与英―爱孤寂

相对于皮尔斯对库胡林的朝气蓬勃的少年时代的崇拜，叶芝更关注库胡林在死亡阴影下的落寞与孤独。在他的库胡林系列戏剧中， 除了《绿头盔》（The Green Helmet，1910）之外，均以库胡林徒劳无功的无奈收尾。《在贝乐的沙滩上》（On Baile’s Strand，1904）一剧中，库胡林不得不奉王命与一位他颇有好感的陌生年轻人决斗，在杀掉对方之后才知道他是自己唯一的儿子；失去心智的库胡林冲到海边，与不生不死的海浪展开战斗，直到“海浪控制了他”。《在鹰井旁》（At the Hawk’s Well，1917）中，年轻的库胡林前去寻找传说中的长生泉，却在泉水喷溅时与之擦肩而过；结尾时，库胡林以武力战胜了伊娃女王并俘获了她的爱情，然而正是这件事埋下伏笔，引向了后来贝乐沙滩上的悲剧。

《艾默儿唯一的嫉妒》（The Only Jealousy of Emer，1919）和《与海浪战斗》（Fighting with the Waves，1930）是同一剧目的两个不同版本，讲述库胡林在失去儿子、与海浪战斗直至被大海控制之后，库胡林的妻子艾默儿如何将他唤醒的故事。艾默儿不嫉妒库胡林身边一个接一个的女人，只因她还盼望着库胡林老迈时能重回自己身边，两人像新婚时一样坐在壁炉旁。然而，为了使昏迷的库胡林重新回到现实世界，艾默儿最终做出牺牲，放弃对他的爱。艾默儿的牺牲、孤寂和骄傲从一个侧面衬托了库胡林的牺牲、孤寂和骄傲。如果注定要做出牺牲，那么哪怕面对孤寂也至少要保有自己的骄傲。这就是叶芝一生践行的“英―爱孤寂”（Anglo-Irish Solitude）的原则。面对英―爱优势阶层日益没落的现实，叶芝希望能够拓宽“爱尔兰性”的定义，在未来的民族国家里为英―爱文化争取一席之地。但随着民族主义进程日益向激进和暴力方面发展，叶芝的幻想破灭，在整体上，英―爱文化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命运不可逆转。在实现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和谐融合的理想受挫之后，叶芝选择孤傲地坚守没落的贵族精英文化的最后堡垒。 叶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