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自传范文1

陶渊明诗文的产生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尤其是庐山周围隐士文学的代表;是江州庶族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又是庐山僧人文学活动和作品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山林气息浓厚的文学。

【关键词】 陶渊明 江州文学 隐逸文学 庶族文学 僧人文学活动

传统的陶渊明研究，往往强调陶渊明的特殊性，认为陶渊明诗文是东晋刘宋之交文坛上的一个例外。“他的作品，在玄言文学占统治地位的当时，是与贵族文坛格格不入的。在宋齐山水诗盛行的时代，他的淳朴淡泊的田园风光也不合于贵族欣赏名山大川的口味，而他的平淡自然的风格同样和当时‘富艳难踪’的文风大相径庭，所以仍然得不到重视。” ① 虽然基本符合当时文坛的实际情况，但很容易令人产生误解，认为陶渊明在东晋末年文坛的出现是一种孤立现象。为避免此误解，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开始注意探讨陶渊明与江州文化、文学的关系，提出陶渊明与湛方生诗歌的相似性问题，认为湛方生是“东晋文学与陶渊明之间的过渡者” ② 。“湛方生田园诗的出现，说明陶渊明田园诗的写作，并不是一个十分孤立的现象” ③ 。提出“江州文人集团”的概念，注意到地域文化对陶渊明的影响，认为与长江下游文人接近官场不同，“江州文人生活于山林之中”，追求人工雕饰之外的“野趣” ④ 。这些探讨都启人心扉，豁人耳目，为我们从传统的陶渊明观中走出来，进一步贴近、理解陶渊明开辟了先路。因此，进一步系统地探讨陶渊明作品的当代文化、文学氛围，将对理解陶渊明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考察陶渊明作品存在的文学氛围后，认为陶渊明的作品是东晋时期隐逸文学、庶族文学和僧人文学共同影响下的产物，它是江州文学氛围酝酿出来的优秀代表。

在陶渊明的时代，隐士而兼文人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引起了文学批评家的注意。

钟嵘是第一位将隐逸诗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看待的著名批评家。在《诗品》中收评的隐士共五人:晋处士郭泰机、宋征士陶潜、宋征士王微（以上中品）、晋征士许询、晋征士戴逵（以上下品）。在这五人中，钟嵘独标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决不是随意而为的。这说明他已把隐逸诗人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看待，而且认为陶诗体现了隐逸诗人的典型特征或者最高艺术成就。钟嵘评郭泰机曰:

泰机“寒女”之制，孤怨宜恨……文虽不多，气调警拔。吾许其进，则鲍照、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佥曰宜哉。 ⑤

郭泰机生卒年未详。《文选》李善注引《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机，寒素后门之士。” ⑥ 《诗品》所谓“寒女”就是指《文选》卷二十五所选其《答傅咸》一诗，诗中郭泰机以寒女自比，表达了在门阀世族制度下，寒士胸怀妙才、不被荐用的怨愤。这与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的情绪有相通之处。王微（415—453），字景玄。“太保弘弟子也” ⑦ ，“弘”即为与陶渊明有交往的王弘。王微虽曾入仕，因丁父忧去官，加以体弱多病，屡征不就。今存诗五首，大略为愁屈之辞，怨思抑扬。许询是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提到的东晋名士，寓居会稽，与孙绰并为一代文宗，“弥善恬淡之词” （《诗品》下） ，五言诗“妙绝时人” （《世说新语·文学》）， 《隋书·经籍志》著录:“晋征士《许询集》三卷，梁八卷。” ⑧ 戴逵（?—395），字安道，谯国（今安徽）人，博学多才，擅长写作，曾在豫章师事范宣，娶范宣兄女。后徙居会稽，性高洁，孝武帝时，累征不起，栖迟衡门，与琴书为友，“诗虽嫩弱，有清工之句” （《诗品》下） 。《隋书·经籍志》著录:“晋征士《戴逵集》九卷，残缺;梁十卷。”今诗已无存。就钟嵘讲到的四位隐士诗人郭泰机、王微、许询、戴逵来看，除王微外，其他三位的生活年代都早于陶渊明，他们虽然都有文学作品流传世间，但钟嵘唯独标出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足见钟嵘对陶渊明的重视，认为陶渊明为“宗”，也显示出“隐逸诗人”的众多。而实际上，当时的“隐逸诗人”也不仅仅以上几位。

晋宋时期的隐士，能诗会文或者从事学术活动的不在少数。先看《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中提到的 ⑨ :

董京曾有答孙楚诗，于其寝处留诗二篇，其一曰:“乾道刚简，坤体敦密，茫茫太素，是则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质，悠悠世目，孰知其实!逝将去此至虚，归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时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范乔著《刘杨优劣论》。

郭琦作《天文志》、《五行传》，注《榖梁》、《京氏易》百卷。

鲁胜作《墨辩》并序。

董养作《无化论》。

鲁褒作《钱神论》。

龚壮惟研考经典，谭思文章，著《迈德论》。

辛谧博学善属文。

索袭著天文地理十余篇。

杨轲其文甚美，览者叹有深致。

陶渊明外祖父孟嘉之弟孟陋长于三礼，注《论语》。

韩绩少好文学。宋纤注《论语》。

郭瑀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

祁嘉作《二九神经》。

再看《宋书》卷九十三《隐逸传》所提到的:

戴颙著《消摇论》、注《礼记》《中庸》篇。

周续之通《毛诗》六义及《礼论》、《公羊传》，皆传于世。

雷次宗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

关康之曾为《毛诗义》。

与颜延之有书信交往的王昙生“好文义”宗彧之虽文义不逮宗炳，而真澹过之。

龚祈时或赋诗。

王素爱好文义，曾作《蚿赋》。

朱百年时为诗咏，往往有高胜之言。

又检《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集部中“征士”、“处士”的作品集有:

后汉征士《崔琦集》一卷、后汉处士《梁鸿集》二卷、后汉处士《祢衡集》二卷、魏征士《管宁集》三卷、魏征士《吕安集》二卷、晋征士《江惇集》三卷、晋征士《谢敷集》五卷、晋征士《范宣集》十卷、晋征士《皇甫谧集》二卷、晋处士《杨泉集》二卷、晋征士《闵鸿集》三卷、晋征士《许询集》三卷、晋聘士《殷叔献集》四卷、晋征士《戴逵集》九卷、晋处士《薄萧之集》九卷、晋柴桑令《刘遗民集》五卷、晋征士《周续之集》一卷、宋征士《宗景集》十六卷、宋太子中舍人征不就《王素集》十六卷、宋征士《雷次宗集》十六卷、齐征士《刘虬集》二十四卷、梁征士《魏道微集》三卷、梁玄贞处士《刘訏集》一卷。

这些征士、处士大多做过隐士。由此可见，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著述为隐士所擅长，尤其是晋宋时期，隐士涉足文学和学术活动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他们中的佼佼者有作品或者作品集流传于世。钟嵘和《隋书》的作者所见到的隐士作品集决非上面列举到的少数人，肯定是列举重要的而已。他在《诗品序》中说“使幽居靡闷，莫尚于诗”，可见隐士写诗在当时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否则，他将陶渊明看作隐逸诗人之宗就很难理解。隐士从事创作的风气对陶渊明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

在陶渊明周围并同他有交往的隐士，除了与陶渊明并称“浔阳三隐”的周续之和刘程之（刘遗民）外，根据陶渊明的诗文，还有“田父”（《饮酒》二十首之九:“田父有好怀”） ⑩ 、“素心人”（《移居》二首之二:“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等一些没有留下姓名的隐士。有姓名可考的有张野（或张诠）、刘之、陶敬远等。《莲社十八高贤传》云张野与陶渊明“有婚姻契”，“尤善属文”，《隋书·经籍志四》著录《张野集》十卷。刘之就是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说的“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据《晋书》本传和《世说新语·栖逸》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未见有关于刘之擅长文学的记载。查《隋书·经籍志四》也未见有刘之的作品集。因此，他对陶渊明的影响不太可能通过文学作品。由《晋书·刘之传》来看，刘之对陶渊明的影响主要在“尚质素，虚退寡欲”的高尚节操和关于他游览山水的一次奇遇上，是后者启发了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构思。

陶敬远是陶渊明的堂弟，陶渊明有《祭从弟敬远文》和《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文一诗是专门为他而写的。陶敬远曾经“考槃（隐居）山阴” （《祭从弟敬远文》） ，他比陶渊明小十七岁，也爱好文学，所以陶渊明说他“好是文艺” （《祭从弟敬远文》） 。从陶渊明的诗文看，他与陶渊明不仅仅是“父则同生，母则从母” （《祭从弟敬远文》） 的亲缘关系，更重要的是“常愿携手，置彼众议”的知己关系，因此他们之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移居》二首之一） 是完全有可能的。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写自己固穷守节、隐居不仕的坚定志操，劲气勃发，凛然直烈。胸中之志，一吐为快，若不是针对朋友，诗意何以表达得如此显豁和真挚?可以说是阅读对象制约了本诗的艺术特点。由此可见，陶渊明的许多诗文都是在庐山周围隐士的激发下创作的。陶渊明与隐士们有共同的志趣，他们“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 （《乞食》） 。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创作兴趣，从陶渊明赠诗给陶敬远、刘遗民等人的行为来看，如果所赠对象不懂诗，恐怕“赠答”的创作冲动和行为就不会发生;如果志趣不投合，诗文中的情感流露就很难如此真挚自然。这一类与隐士明显相关的诗文有《乞食》、《祭从弟敬远文》、《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移居》二首、《和刘柴桑》、《酬刘柴桑》、《饮酒》二十首之九之十四、《归园田居》五首之五、《游斜川》、《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教书》、《岁暮和张常侍》、《联句》等十五首之多，约占到陶渊明诗文总量的十分之一。陶渊明《饮酒》诗序说他作的诗有时“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故人”中当有能善诗文的隐士，因此陶渊明诗文的最初读者恐怕当有不少隐士。这类诗文的创作冲动、真挚的诗情、朴素自然的诗风都有隐士有形无形的影响。

实际上晋宋隐逸之风和庐山隐逸的文化氛围所给予陶渊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隐士为陶渊明诗文打上了鲜明的印记。他们不仅是陶渊明诗文的最初创作激发者和读者，而且在其它方面也影响了陶渊明。当然陶渊明在本质上是个性化的“这一个”，他对隐逸风气的接纳不是盲目无条件的，而是以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为基础，接受隐逸传统和时风中适合自己的因素。如躬耕自给、安贫乐道、固穷守节、以文籍自娱、交游有道、任真洒脱等。

与陶渊明有密切交往的人物，并不都是隐士，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下层官吏，个别是中上层官员。单就陶渊明诗文留存的信息来看，与陶渊明有交往的人物主要还是中下层官吏。他们是庞参军（庞主簿）、邓治中、戴主簿、郭主簿、羊长史、张常侍、胡西曹、顾贼曹、殷晋安、谢瞻、王弘、庾登之等。

庞参军是对陶渊明诗歌创作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人物，其生卒年不详，做过卫军将军参军，此卫将军，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以为是景平元年（423）以卫军将军镇守浔阳的王弘。陶渊明作品中有两首《答庞参军》诗，一为四言，一为五言，此两庞参军当为一人，应即为《宋书·陶渊明传》所云庞通之，庞通之即《晋书·陶渊明传》所云之庞遵，为陶渊明晋义熙末以前就认识的“故人”。由四言《答庞参军》“昔我云别，仓庚载鸣;今也遇之，霰雪飘零”的诗句来看，陶渊明与庞参军的离别不止一次。由“栋宇惟邻”、“自尔邻曲，冬春再交，款然良时，忽成旧游”等语看，他们曾经是住得很近的邻居。他们之间的生活内容除了弹琴饮酒，诗歌往还是格外值得注意的重要内容。他们平日“乃陈好言，乃著新诗”，离别之际庞参军专门写诗向陶渊明告别，而“抱疾多年，不复为文”的陶渊明也“依周礼往复之义，且为别后相思之资”，慨然赋诗酬答。可见他们交情的深厚。

《和郭主簿》二首、《五月旦和戴主簿》、《和胡西曹示顾贼曹》等诗中所提到的郭主簿、戴主簿、胡西曹、顾贼曹等人生平皆难知详，他们极有可能做的是浔阳郡中的僚属。前人据《和郭主簿》中提到的“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推测后系此诗于义熙四年（408），陶渊明四十四岁;又据“星纪奄将中”的诗句推算将《五月旦和戴主簿》系于义熙九年（413），陶渊明四十九岁。《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云“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写穷愁之叹，激荡难平，与《杂诗》前八首类似，当是陶渊明晚年作品。殷晋安旧说以为是殷景仁，邓安生《陶渊明年谱》考证认为指《莲社高贤传》所云晋安太守殷隐，系此诗于义熙十二年（416），陶渊明五十二岁。据陶渊明《与殷晋安别》诗及序所云，则殷晋安曾经在浔阳居住，他们虽然不是从小相识（“游好非少长”，少长，从小。旧注以为小时长久，非是），但一见如故（“一遇展殷勤”），而且“薄作少时临”。至此，我们可以说，陶渊明给郭主簿、戴主簿、胡西曹、顾贼曹、殷晋安等人的赠诗都作于陶渊明去彭泽令归隐之后，这些中下层僚属都曾经居住浔阳，在地理位置上与陶渊明相近或者结邻，因爱好文学或志趣有所契合而慨然赠诗，抒发怀抱。

陶渊明与谢瞻、王弘、庾登之等人的交往与诗歌创作活动也联系在一起。义熙末，陶渊明有《于王抚军座送客》诗。《文选》卷二十有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诗。李善注引沈约《宋书》曰:“王弘为豫州之西阳新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庾登之为西阳太守，入为太子庶子。”又引《集序》曰:“谢还豫章，庾被征还都，王抚军送至湓口南楼作。瞻时为豫章太守。”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云:“此诗宋武帝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王弘送至湓口，三人于此赋诗叙别，是必休元（王弘字）要靖节预席饯行。”《隋书·经籍志四》著录云:“宋司徒《王弘集》一卷，梁二十卷，录一卷。”“宋豫章太守《谢瞻集》三卷。”庾登之未见有作品集著录，但当亦非俗人。

以往人们往往注意江州地区或庐山周围的隐逸文化和山林文化传统，甚至以“隐逸文化和山林文化”代替了江州文化的整体。从以上所举陶渊明诗文中提到而且交情不薄的许多官吏来看，他们也是江州文化特别是江州文学的创造者，但这些官吏除去谢瞻、王弘、庾登之等少数人外，大多为下层僚属，地位并不显赫，出身当非世家大族。我们不妨暂时称其创造的文学为庶族文学。非常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留下他们文学作品中的只言片语，但仅通过陶渊明的酬和之作，我们已经可以推测他们非凡的文学修养。这些中下层僚属有陶渊明“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归园田居》五首之一） 的仕宦体验，也有虽未归隐但志趣不俗的人生观念。或者他们曾经归隐过也未可知。他们只是选择或者暂时选择了仕途而与陶渊明“语默自殊势” （《与殷晋安别》） ，但陶渊明还是基于曾经出仕的人生经历和“无可无不可”的自然人生态度与他们交往。从某种意义上说陶渊明诗文就隶属于这样一个庶族文化圈或者文学圈。

上面所讲到的庶族文学圈内的中下层僚属文人没有文学作品流传下来，除了他们给予陶渊明的友情和诗歌创作灵感，我们没有办法看清与陶渊明交往密切的他们的文学作品是怎样一种面貌。但我们还有幸看到一位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与陶渊明有交往，却大致与陶渊明同时代且同属于江州庶族文学圈内的重要作家，他就是湛方生。

湛方生，生卒年和生平事迹皆不详，《晋书》和其它史书中没有他的传记。《隋书·经籍志四》著录云:“晋卫军咨议参军《湛方生集》十卷，录一卷。”其《庐山神仙诗并序》中提到“太元十一年”关于庐山神仙的传说，太元（376—396）是晋孝武帝的年号。《艺文类聚》最早引用了湛方生作品22篇，《艺文类聚》在同一主题下引用不同时代的作家作品大致按照时代先后排列。湛方生的作品排列在庾亮、干宝（《搜神记》）、王孚等晋代作家之后，江逌 、王凝之、成公绥、陶渊明、颜延之、郭璞、范晔等晋宋作家之前。其生活年代当与陶渊明相仿佛。据其《上贞女解》，湛方生可能做过西道县（《晋书·地理志下》:交州新昌郡有西道县）县令一类的下层官吏。在《上贞女解》中他向朝廷建议表彰“贞女”龙怜。而龙怜在《晋书·列女传》中有传，记载与湛方生文章所记事迹相合。“从《晋书·列女传》记载龙怜的事迹放在王凝之妻谢氏（谢道韫）和刘臻妻陈氏之后，孟昶妻周氏和何无忌母刘氏之前，可以推知其生活的时代在晋安帝统治时代。” 11 《艺文类聚》卷六十四引王孚《成安记》曰:“太和中，陈郡殷府君引水入城，穿池。殷仲堪又于池北立小屋读书，百姓于今呼曰‘读书斋’。” 12 太和（366—370）是晋废帝年号。揣测王孚“于今”云云的语气，这当是回忆近世发生的事情。而湛方生的《后斋诗》就列在《成安记》之后，因此王孚和湛方生的生活年代非常相近。王孚成年的生活时代必在太和以后。湛方生的成年生活也应当在太和之后，因此他与陶渊明生活的时代相仿佛是无疑的。

湛方生活动的地理范围也与陶渊明相近。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卷六云:“《豫章十代文献略》云:‘《隋志》不详何许人。今考湛氏望出豫章，而方生又有《庐山诗序》及《帆入南湖诗》，其为豫章人无疑也。’”豫章与浔阳相临，都在庐山和鄱阳湖周围。又值得注意者，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的母亲姓湛。《世说新语·贤媛》刘注引《晋阳秋》云:“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据《晋书·地理志下》，新淦属豫章郡。湛方生祖籍可能是豫章。其《庐山神仙诗序》“浔阳有庐山者”云云 13 ，记庐山神仙的传说，因此，也不能排除他住在浔阳。但不论湛方生是哪里人，他的生活环境都与陶渊明相邻。湛方生《帆入南湖诗》写鄱阳湖、庐山风景云:

彭蠡纪三江，庐岳主众阜。白沙净川路，青松蔚岩首。此水何时流，此山何时有?人运互推迁，兹器独长久。悠悠宇宙中，古今迭先后。 《还都帆诗》云:

高岳万丈峻，长湖千里清。白沙穷年洁，林松冬夏青。水无暂停留，木有千年贞。寤言赋新诗，忽忘羁客情。

陶渊明诗歌中多次写到湖，如“戢枻守穷湖”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一） ，“扬楫越平湖，泛随清壑回”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 ，这些“湖”当是指“彭蠡湖”。陶渊明诗歌中也多次写到山，如“寒云没西山” （《岁暮和张常侍》） ，“山涤余霭” （《时运》）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饮酒》二十首之五） ，“种豆南山下” （《归园田居》五首之三） 等。与湛方生清楚地写到山湖之名不同，陶渊明诗歌中的山是浑沦模糊的。倒是陶渊明写到的松树与湛方生很相似: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和郭主簿二首》之二）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饮酒》二十首之八） 袅袅松标雀（一作崖），婉娈柔童子。 （《杂诗》十二首之十二）

陶渊明将松树人格化，而湛方生则倾向于观景写实，与谢灵运的山水诗相似，但湛、陶二人诗中的松树皆挺拔美好，质地贞洁。湛方生诗歌的玄言尾巴也与谢灵运相似，只是湛方生的玄言由景而发，更加抒情化，这种情景理交融的特点倒类似陶诗。湛诗与陶诗更加相似的是平易流畅、挺拔自然的风格，他们的诗歌语言都没有谢灵运深芜和生硬的弊病，情意畅达拔俗，境界旷远清新。

湛方生今存诗十二首，在湛方生的诗文中有几种情思值得注意，即田园情趣、思归情结和怀才不遇的感喟。这些情思与陶渊明非常相似。

湛方生写田园情趣最典型的一首诗是《后斋诗》，全诗如下:

解缨复褐，辞朝归薮。门不容轩，宅不盈亩。茂草笼庭，滋兰拂牖。抚我子侄，携我亲友。茹彼园蔬，饮此春酒。开棂攸瞻，坐对川阜。心焉孰托?托心非有。素构易抱，玄根难朽。即之非远，可以长久。

这首诗除了比较枯淡的玄言尾巴外，其中归隐的志趣、田庐的景象、田园的生活与陶渊明何其相似乃尔!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写“方宅十余亩”、“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归去来兮辞》写“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写“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这些生活内容和情趣与《后斋诗》如出一辙。湛方生还有一些诗文写及田园情趣。如《七欢》云:

是以抚往运而长揖，因归风而回轩。挂长缨于朱阙，返素褐于丘园。靡闲风于林下，镜洋流之清澜。仰浊酒以箕踞，闲丝竹而晤言。 14

《庭前植稻苗赞》云:

蒨蒨嘉苗，离离阶侧。弱叶繁蔚，圆株疏植。流津沃根，轻露濯色。

《七欢》共写及宫馆、春游、游猎、音乐、美酒、立功、丘园等人世七大欢乐，将归隐丘园之乐作为人生第七大欢乐，有压轴的意味，见出湛方生对丘园之欢较多的肯定。《庭前植稻苗赞》以田园物象为审美对象，更是与陶渊明心有灵犀，不谋而合。陶诗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 其中良苗的清新可爱，观赏者由衷的喜悦与《庭前植稻苗赞》相通相似，可惜湛方生这类作品流传不多。如果我们能够见到他一系列这样欣赏田园景象的作品，那么陶渊明作为田园诗鼻祖的地位就应当让出一些给湛方生了。但就是通过这吉光片羽，我们也可以有理由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当时不是唯一的，它是众多田园诗中出色的一家!

湛方生身在仕途的思归情结非常浓郁，他的《怀归谣》集中体现他的思归情结，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湛方生的《归去来兮辞》。湛方生的《怀归谣》虽然提到“辞衡门兮至欢”，但与陶渊明的行役诗侧重“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二） 的归隐意趣有所不同，湛氏更侧重通过对“感羁旅兮苦心”的描画，抒发“怀桑梓兮增慕”的恋乡情结，其流寓他乡的漂泊之感胜过了出仕违志的感触。这种浓郁的“流客之归思”在其《游园咏》中也有表现。湛方生身在仕途的不自由感与陶渊明一致，而且益之以受摧残感，《羁鹤吟序》写到的那只被羁束的鹤实际是作者自我心态的写照。

湛方生志趣非凡，其《吊鹤文》形象地表达了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文中鹤的形象超群拔俗，却与鸡鹜同庭;志向非凡，却与鸟雀同待，显然是一个怀才不遇、遭受压抑者的写照。这与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的情绪是类通的。

湛方生思想不同于陶渊明的地方主要在于他受神仙道教思想影响深重，相信“长生久视” （《灵秀山铭》） 之说，甚至相信庐山和尚神仙的传说，认为“既白云之可乘，何帝乡之远哉”，表示要“宾友松乔” （《庐山神仙诗并序》） 。但湛方生的思想基本上属于玄学思想，与陶渊明吸取诸家，独具个性的自然思想相同之处甚多。其相同之处主要在于淡泊明志，委运任化。湛方生《北叟赞》推崇庄子齐物思想，泯灭欣耻得失，认为“数极则旋，往复迭起”，应当顺任大化。湛方生“表贤崇善，激扬贞风” （《上贞女解》） 的儒家思想与陶渊明也是相似的。

湛方生诗文中的重要情思和主要思想倾向，都与陶渊明接近相通。这可以佐证陶渊明诗文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一代庶族文学的遗留。湛方生与陶渊明同属于江州庶族士人文学圈，这对于理解陶渊明具有重要意义。湛方生有《诸人共讲老子诗》，内容赞叹老子“大哉五千言，特为道丧设”，是一首玄言诗。我们的兴趣不在于其内容的玄言成分，也不在于其感触与陶渊明“道丧向千载”的感叹惊人的相似，而在于诗歌的题目。从题目“诸人”来看，与湛方生一起谈论老子的，还有许多人。我们进一步推测，其他人也可能同时写作了关于老子的诗。也就是说与湛方生交往的士人很有可能一起从事过文学创作活动。这种活动在当时的庶族文人中虽然不一定是定期的有规律的活动，但至少是经常性的活动。这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可以找到坚实的例证。陶渊明诗歌中除了同别人相酬赠的作品外，有两首是在集体交游活动中创作的。一首是《游斜川》，一首是《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游斜川序》云:“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欣对不足，率尔赋诗。……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诗云:“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则游斜川是众人一起参加的一次春日郊游活动，也是一次共同的诗文创作活动。《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也是对一次郊游活动的记述。陶澍据《晋书·周访传》注云:“周、陶世家，此所游或即访家墓也。”在世交家的墓地郊游，参加交游的当是亲朋好友，或有周家后代也未可知。陶渊明的这种活动农闲时是比较频繁的，所以《移居》诗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其二） 大约多如邻里小聚，“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 （同上） 。因此也就无一定之规。《晋书·陶渊明传》云:“既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庞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反。未尝有所造诣，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这两次一起游斜川和游周家墓地者，虽不能定为张野、羊松龄、庞遵等，但主要为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亲朋好友无疑，而且这些人并不都是隐士，也有一些下层官府僚属，与陶渊明交往接邻过的颜延之可为佐证。陶渊明的集体交游和创作活动是当时庶族士人交游和文学创作活动的组成部分。

江州庶族文学圈除了隐士、中下层官吏以外，还包括一个特殊的群体，它就是庐山僧人群体。僧人从事文学创作在东晋南北朝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钟嵘在《诗品》下品中收评僧人齐惠休上人、齐道猷上人、齐释宝月三人的作品。又据《高僧传》云:

凡（支）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于世。 （卷四《支遁传》） 15 （道）渊弟子慧琳……长于制作，故集有十卷。 （卷七《道渊传》）

（昙谛）晚入吴虎丘寺……善属文翰。集有六卷，亦行于世。 （卷七《昙谛传》） （释慧静）初止治城寺。颜延之、何尚之并钦慕风德。颜延之每叹曰:“荆山之玉唯静是焉。”……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著文翰集为十卷。 （卷七《慧静传》）

可见，文学创作，在晋宋时已经为许多著名高僧所染指。以慧远为中心的庐山僧人群体，就经常从事一些文学性创作活动。《广弘明集》卷三十载慧远《念佛三昧诗集序》，序后录王齐之四言《念佛三昧诗》四首。慧远和刘遗民也曾经作同题诗。僧肇《答刘遗民书》云:

威道人至，得君《念佛三昧咏》，并得远法师《三昧咏及序》。此作兴寄既高，辞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称其美。……君与法师当数有文集，因来何少? （《全晋文》卷一百六十四）

慧远和刘遗民的诗今已不存。但通过王齐之的存诗和慧远的序言可以测知，《念佛三昧诗集》中的诗是佛理诗，而且是“奉法诸贤”参加完“念佛三昧”活动之后的感悟诗。他们的诗歌创作活动虽然不是纯粹的文学创作活动，或者说其活动目的不在于创作。但他们使用了诗歌的形式写念佛体悟，而且与文坛的文学创作活动一样集结成集，“兴寄既高，辞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称其美”。足见其文学性还是相当浓郁的，而且得到“能文之士”的赞赏，即他们的创作活动于当时就在作家中间产生一定影响。

慧远虽然“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焉” （《高僧传》卷六《慧远传》） ，但是在庐山游观也是常有的事。慧远“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见重于世” （同上） 。其诗歌在当时当也很有影响，今仅存《庐山东林杂诗》一首，最早见录于《庐山记》，逯钦立注引《诗纪》云:“一作《游庐山》。”《庐山记》又录张野《奉和慧远游庐山诗》一首。足见慧远不但游庐山，而且与众人吟咏庐山。张野也是同陶渊明交往的人，作为诗人，陶渊明对慧远的游览创作活动当不会全无所闻。

陶渊明的时代，流传到今天的庐山重要文学创作活动是隆安四年（400）二月的庐山道人石门诗会，据此诗会的序言可知，参加这次游览聚会的有三十余人，规模接近王羲之的兰亭集会，不可谓不盛大。序文是难得的山水游记，叙述、写景、说理、抒情融为一体，文笔清丽不凡，自然淡雅，体现出极高的文学修养。这次诗会仅存的一首诗，玄言意味浓厚，但理趣悠远，非等闲之作。不论是序言还是诗作都表明这是一次标准的高品位的文人性聚会。

陶渊明可能没有参加僧人集会。因为隆安四年，陶渊明三十六岁，这年他正在桓玄幕府，并奉命出使京都，五月作《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但石门诗会对于陶渊明的意义在于，它同慧远等人的文学活动一起构成了庐山一种特殊的僧人文学氛围:那就是乐游山水、以道为高、淡泊人生的山林文学氛围，这与隐士文学的创作倾向是一致的。

要之，陶渊明诗文的产生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它与江州隐逸文学、庶族文学、庐山僧人的文学活动密切相关。从大的文学氛围来看，陶渊明诗文并不特别: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尤其是庐山周围隐士文学的代表;他是江州庶族文学的代表作家，体现了当时庶族文学的最高成就;陶渊明诗文又是庐山僧人文学活动和作品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山林气息浓厚的文学，其向往淡泊拔俗的基本倾向、其归依大化的终极追求等都受到僧人文学氛围的浸润。

注 释

①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第2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②徐公持撰《魏晋文学史》第5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张可礼撰《东晋文艺综合研究》第130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曹道衡撰《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第135页，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⑤吕德申校释《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⑥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⑦沈约撰《宋书》卷六十二《王微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宋书》版本下同。

⑧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隋书》版本下同。

⑨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⑩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陶渊明诗文引文版本下同。

11曹道衡撰《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第123页。

12汪绍楹校《艺文类聚》第11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4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湛方生诗歌引文版本下同。

陶渊明自传范文2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陶渊明经家叔陶夔推荐去州里做了一名祭酒（一种有名无实的学官）。这是陶渊明生平第一次做官，这一年他29岁。但不久，他就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刚入仕途就遇挫折，这对年轻的陶渊明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辞掉祭酒后，陶渊明在家赋闲。这时，他已年过三十。“三十而立”的古训让陶渊明内心很不是滋味。但此时他却只能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恰在这时，朝廷的局势发生了好转。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陶渊明再次到州府赴任，入桓玄幕府，充当了一名参军。这一年，陶渊明34岁。第二年，江南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孙恩领导五斗米道徒起义，一时间所向披靡，攻下了许多地方。到了次年春天的时候，起义军已逼近京师。这时，桓玄便派遣陶渊明作为使者到建康，请求获准发兵。陶渊明到京都建康后，看到司马道子父子挟制皇室、专横暴虐，终于明白司马道子父子与桓玄之间的矛盾实质上不过是各派势力之间权力的倾轧、争夺，遂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就这样，他内心深处那份蛰伏已久的报国热情一点儿一点儿地消退了。他感到自己这次出使已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于是，他又心生退意，想隐居园林。就在这时，陶渊明的母亲孟氏因病逝世，陶渊明离开桓玄幕府回家奔丧去了。

陶渊明第三次做官是在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这一年的2月，刘裕、刘毅、何无忌等人因反对桓玄称帝而在京口聚义、讨伐桓玄，刘裕为盟主。这时，陶渊明应诏到刘裕府里做镇军参军。这一年，陶渊明40岁。陶渊明对刘裕寄予很大希望，想在司马道子父子及桓玄兄弟被除后大干一番事业，以实现他济世安民的理想。但刘裕在刚刚取得一些胜利后便开始耀武扬威、志得意满，陶渊明再次失望辞官。

一年后，即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陶渊明在时任尚书的家叔陶夔的帮助下去彭泽县做了县令。这一年，陶渊明41岁。陶渊明是这年8月正式担任彭泽县令的。11月的一天，郡里派来一名督邮。督邮作为郡官，代表郡守督察县乡，纠举所属县是否有违法之事。当时，官场的潜规则是州郡官无论大小，到下属县里检查都十分排场，甚至利用职权明目张胆地索要贿赂，县令们无不巴结献媚。陶渊明生性耿直，对于督邮的到来不以为意。按照当时的规定，若上级官员视察，县令必须穿戴整齐的官服率众官前去迎接。故县吏对陶渊明说：“应束带见之。”这即使在今天似乎也不为过，充其量也就是相当于穿正装而已。但陶渊明对此感到十分反感，认为若依此就是对自己的屈辱，于是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日，他解去印绶辞官归家。从此以后，陶渊明不再为官。

一位从小就闻名乡里的诗人、文学家何以会四次为官、四次碰壁，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矛盾与纠结？显然，官并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当官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当官要一脸端庄、一腔虔诚，主义刻在脑门上，功夫全在表情中。当官得会“装”，任你开多长的会、讲多废的话，都能听得津津有味，时而画重点、做笔记，时而眉头紧皱做忧国忧民思考状，时而又要颔首微笑做领会状。当官要作报告、念文章声情并茂、朗然如己出。一二三四、甲乙丙丁，条理明确、思路清晰。当官要脸皮厚，不怕挨骂，因为世上没有不挨骂的官。领导训话时，一定得做仿佛认真状。至于跑官、要官、买官、骗官那更得狠下心、撕下脸。当官得有城府，嘻嘻哈哈、老僧入定，该糊涂时绝不明白，该明白时绝不糊涂。所有这一切，岂是一介书生陶渊明所能胜任的？当然，陶渊明也并非真的就做不到，实际情况是“非不能也，乃不为也”。陶渊明的性格注定他做不了官。陶渊明刚介孤直、洁身守志，宁苦其身也不使自己人格受辱。有道是“仕宦中无骨人”，要当官就得放弃人格尊严，就得察言观色、趋炎献媚；而陶渊明则不肯违己。有道是“性格决定命运”，正是陶渊明的性格造成他人生的悲壮与苦闷。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称颂陶渊明是“真正的隐士”。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唐代大诗人杜甫曾有诗曰：“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意思是说陶渊明尽管一生超凡脱俗、高蹈独善、志在求其心性之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终不能完全脱离传统世俗。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这样评价陶渊明：“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的确如此，纵观陶渊明的一生，尽管他是辞官归隐、清蹈衡门、高唱自然真趣，但他始终有一种忧愁、一种焦虑、一种苦闷；虽然隐居，但思想却十分纠结、矛盾。这从他那篇千古传颂的《归去来兮辞》就能看出。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去官归家后在心情抑郁、愤愤不平的情况下为了一吐心中的愤懑而写成的，它是作者理想受挫、想奋起却苦于无路可走时的不得意之作。通读全诗，虽然通篇都在抒写诗人的还家之乐，但只要稍加留心，还是不难看出文中隐藏着的诗人内心深处的巨大痛苦。这一点，不仅于篇首“奚惆怅而独悲”一句中明写出来，而且在文内描述的许多情境中也时不时地流露出某种忧愁情绪。像“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以及“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等，都说明了诗人是以他感受的或者干脆是想象的欢乐来压抑自己的痛苦。《归去来兮辞》虽然描写中处处使人见到欢乐，但文字中却掩饰不住诗人内心的苦涩，这说明诗人的心境是矛盾的。虽然《归去来兮辞》写的是归家之后的欢乐以明“出世”之心，然而，在文字背后却能让人体会到诗人的离世之苦，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培植着“入世”的愿望的。“出世”与“入世”在诗人的思想深处形成矛盾，使诗人常常难以自拔。

从陶渊明自身的性格和性情来看，他崇尚老庄，追求自然、反对束缚，喜欢过一种宁静的、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做官本不是他的平生所愿，他鄙夷世俗，看不起那些趾高气扬、装腔作势、丑态百出的大小官僚，对官场迎来送往的那些繁文缛节他深以为恨。但传统的价值观特别是由孔子而开创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又迫使他不能不、不得不做官，这就让他一生挣扎于进退之间。

陶渊明自传范文3

关键词：钟嵘 诗品 陶渊明 隐逸

钟嵘在《诗品》中举陶渊明两句诗“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感叹其诗“风华清靡，岂止为田家语耶！”进而称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对此论断，世人颇多微词。

一、学者对钟嵘评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的争论

钟嵘认定陶渊明为隐逸诗人，并非鲜例。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刘勰《文心雕龙》以及后来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等，他们在谈晋宋之际作家时，谈到张华、陆机、陆云、潘岳、左思、鲍照、刘琨、郭璞、孙绰、汤惠休、谢庄、殷仲文，乃至“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却只字不提陶渊明（《文心雕龙·隐秀》篇提到陶渊明，但该篇常被认为是伪作，故在此不足取证）。刘勰、沈约、萧子显等人均不提陶渊明的诗歌创作，绝非属于一时疏忽，而更是出于某种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在他们眼里，陶潜更多的是以一种隐士身份出现，与其说陶潜有诗名，倒不如说他有隐逸之名，所以只能进“隐逸传”，不能进“文学传”。

然而一直对陶渊明赞赏有加，认定其隐士身份、极力推崇其隐逸风度的萧统在编纂《文选》时却并没有把陶渊明作入“招隐类”、“反招隐类”。《艺文类聚》亦与《文选》选材相似，其卷三十六人部“隐逸类”所录，亦没有陶渊明任何诗作。

由此而知，古人对陶渊明“隐逸”的界定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陶渊明除了“隐逸”之外，还有其对社会、对现实、对统治者“金刚怒目”的一面。

宋胡仔《苕溪渔隐业话后集》：“钟嵘品渊明诗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余谓：‘陋哉斯言，岂足以尽之！’”明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钟嵘品陶，徒曰‘隐逸之宗’，以‘隐逸’蔽陶，陶又不得见也。析之以忧时念乱，思扶晋衰，思抗晋禅，经济热肠，语藏本末，涌若海立，屹若剑飞，斯陶之心瞻出矣。”陈衍《评议》谓：“‘日暮天无云’、‘欢言酌春酒’、‘岂止田家语，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犹皮相耳。元亮以仲宣之笔力，写嗣宗之怀抱。《饮酒》、《拟古》、《读山海经》、《咏贫士》、《咏荆轲》诸作，中有不啻痛哭流涕者。”王夫之《故事评选》卷四：“钟嵘以陶诗……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论者不以为然。然自非沈酣刘义，岂不知此语之确也。”又宋人思悦《书陶集后》：“梁钟记室嵘评先生之诗，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今观其风致孤迈，蹈厉淳源，又非晋、宋间作者所能造也。”

上述的种种观点与评价的产生让我们意识到世人对钟嵘评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这一论断还存在争议，本文即就此问题略作浅析。

二、陶渊明“隐逸”生活中的“出仕”情结

陶渊明创作了大量的田园诗，用生动的诗句歌唱着美丽的大自然和淳朴的农村生活，如《归园田居》之二写到：“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可以看到，长期的田居生活和参加生产劳动，已经使陶渊明与农民有了共通的语言。他还以喜悦的心情写下了许多优美的农村自然图景和生活图景。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现了完美的生活情趣和民俗特征。

不容否认，他的田园诗有“颖脱不羁，任真自得”的反映封建士大夫闲适自得的个人情趣的“超然静穆”的一面，但是由于他早年政治上极度苦闷，晚年生活上极度贫困，感发出来的诗篇就不仅仅是超然世外的。

在看似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中，诗人并没有淡忘世俗，而是在自然的花花草草里抒发自己的情志，如《饮酒诗》第八首：“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闲，何事绁尘羁。”这首诗，吴瞻泰认为“此借孤松为自己写照”；温汝能以为“先生以青松自比，语语自负，亦语语自怜，盖抱奇姿而终于隐遁，时为之也。”陶渊明以松树自比，寄托着不向现实妥协的崇高人格。

另外，陶渊明的一些咏怀诗表现了强烈的出仕情怀。《杂诗》十二首多表现其怀才不遇、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读山海经》十三首亦是借吟咏《山海经》中奇异事件来表明自己的“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陶渊明的诗，有崇尚自然的意识，表现在生活上闲适自得，但他并没有忘却世事，精神深处常常进行着“独善”与“兼济”、“出仕”与“归隐”的激烈斗争。钟嵘在诗品中评价陶渊明时单单把其列为“隐逸诗人之宗”，不免过分夸饰了其“隐逸”之身份，而忽略了陶渊明渴求出仕的不灭精神。

三、陶渊明“隐逸”与“出仕”的矛盾根源

陶渊明这一独特个性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思潮有关。就大的政治文化背景而言，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政治上动荡不安的时期。这一动荡的历史时局，也沉淀了人类各种复杂的情感。正如宗白华所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1]对于那些有抱负有才华的文人而言，他们独具特色的个性特征，在破除大一统思想的桎梏后，刚好在一个混乱时代得以充分展现。他们开始去发现自然界之美，借咏自然来寄托自己的入仕情怀。

陶渊明自传范文4

    第二作者:罗煦(女,1986—),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学唐宋文学2009级研究生

    

    摘要:对于陶渊明的生卒年,历来有很多说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59岁说、63岁说、76岁说,本文旨在列举这些说法,作一定的评论,并对陶渊明生卒研究表达自己的观点。

    

    关键词:陶渊明;享年;研究

    陶渊明的卒年,在颜延之《陶征士诔》中有明确记载,为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向无异议,关于其享年,《陶征士诔》只说“春秋若干”,而无明确记载,与此相关,其生年也就成了问题。各种异说层出不穷,有59岁说,63岁说,76岁说。

    

    一、59岁说

    圣旦着《陶渊明考》一文,根据陶渊明作品,推出陶渊明享年59岁的结结论,1991年邓安生的《陶渊明年谱》出版,也从陶渊明终年59岁说。后来,龚斌《陶渊明集校笺》、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也采用邓氏59岁说。此说从圣旦的推论始就存在一些问题,后来邓安生对圣说加以考订和阐释,论《饮酒》第十九“是时向立年”是指陶渊明当时27岁,《饮酒》第十六“行行向不惑”是陶渊明37岁……这使圣说更加严谨。但是仍然有不少学者对此存在异议。

    

    二、63岁说

    沈约《宋书?陶潜传》说“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这可以说是63岁说最有力的证据,也是陶渊明生平最重要的资料之一。1949年以来,大陆多采此说,至今仍占主流地位,王瑶、逯钦立及各种教科书均采此说,其中逯钦立原采古直52岁说,后改从63岁说。这种说法“虽于辛丑《游斜川》诗、《癸卯怀古田舍及》及颜《诔》‘中身’之语尚待研讨,然大体固无矛盾处也。”[1]

    许逸民校辑的《陶渊明年谱》云:“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得年63岁。”许逸民的《陶渊明年谱》乃是继30年代朱自清对陶潜综合研究后的又一大型综合研究年谱,搜集资料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影响较大。

    钟书林《庞遵出任主簿与陶渊明享年之关系》认为陶渊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应写于义熙十四年,诗中有“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陶渊明写诗时54岁,再与义熙十四年相结合,则陶渊明当“生于兴宁三年(365)年,到元嘉四年(427)卒,享年63岁”。[2]

    

    三、76岁说

    此说源于南宋张演《吴谱辨证》云:“先生辛丑游斜川诗言,‘开岁倏五十’,若以诗为正,则先生生于壬子岁,自壬子到辛丑,为年五十,迄丁卯考终,是得年七十六。”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一文中,同意宋代张演的76岁说。

    “宁可相信颜《诔》而怀疑沈《传》”“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的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七十六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

    对邓氏之说,袁行霈说“邓氏的推断不仅缺乏版本依据,难以存在。而且序文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辛丑,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也不成文章了。”[3](P227)

    此说先有魏正申撰文《陶渊明寿年63岁说辨证》驳于前,后又有李文初撰《关于陶渊明的享年问题》,李一方面肯定袁敢于挑战63岁说,一方面又对76岁说持怀疑态度。[4]

    邓安生撰《陶渊明享年无76岁辨——与袁行霈先生商榷》与之存在异义,还有井玉贵《陶渊明享年76说不能成立的两点补证》极力反驳。还有徐声扬撰《评陶渊明享年五说》参与讨论,但徐未明确表态,只在文章最后说:“本文只从《游斜川》一诗所引出的对陶公享年的新说提出质疑;同时也对《游斜川》一诗作些探讨,以还其本来面目。”[5]另外,有论者公开表态:“76岁说似为偏颇之见”。

    

    四、56岁说

    民国年间,梁启超《陶渊明》一书云:“《游斜川》序之发端明记辛酉正月五日,诗之发端云:‘开岁倏五十’,故辛酉年先生之齿五十,丝毫无疑义之余地也。人所以多不察者,则心俗本辛酉皆作辛丑,而诗句之倏五十又或作五日。先生卒于丁卯,即以《宋传》言六十三岁之说推算,则辛丑亦仅三十七岁,与‘开岁倏五十’语不相容。……”梁根据陶渊明作品考证主张享年56,现有中国内地李文初《陶渊明论略》赞成梁启超的主张。台湾的李辰冬《陶渊明评论》、台湾方祖燊《陶潜笺注校正论评》、陈怡良《陶渊明之人品与诗品》中赞成梁说。

    

    五、52岁说

    古直沿用梁《谱》认为“陶渊明必无六十三岁”,又根据陶渊明作品考证在《陶靖节年谱》中说:“愚根据先生诗文,质定先生卒年五十有二,以乙丑推算他篇他岁,皆无不合,辛丑为乙丑之伪,无可疑矣。……”古直的五十二岁说,认为:“《祭从弟敬远文》云:‘相及龆龀,并罹偏咎。’陶公与敬远年龄之差数,即于‘相及龆龀’一句定之。《说文》:‘男八岁而龀。’‘及龀’则尚未龀,止七岁耳。龆,童子发也。证以《祭程氏妹文》,则陶公‘罹偏咎’时止十二。详此,陶公与敬远年龄之差仅五岁。敬远卒于辛亥,‘年甫过立’,始过而立,则为三十一岁。辛亥之年,敬远三十一岁,陶公长敬过五岁,则为三十六岁矣。由辛亥上溯生年,为太元丙子。下推卒年丁卯,得五十二岁……”[6]

    

    结语:

    “自1923年梁启超对陶渊明享年63岁说攻难,至1997年魏正申为63岁说再作辨正,已达七十五个年头,如果对《陶集》中“从老得终”之语引起了足够的注意,何必耗费诸多学者的精力呢?所以,近一个世纪对陶渊明享年争辩的得失,确实又将治学态度这个本来说不够的话题,再次向陶坛学人沉重而有力地提了出来,值得我们仔细思索。”[7]我比较赞成这一说法,正如朱自清先生说“只可姑存然疑而已”[8]这个问题没有必要耗费过多精力,这也并不涉及对待学术的态度是否严谨的问题。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北碚;400714)

    

     参考文献:

    [1] 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J].清华学报,1934(09)

    [2] 钟书林.庞遵出任主簿与陶渊明享年之关系[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3)

    [3]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4] 李文初.关于陶渊明的享年问题[J].文学遗产,1998(02)

    [5] 徐声扬.评陶渊明享年五说[J].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陶渊明自传范文5

自《陶渊明集》出，评注蜂起，未艾至今。而萧统亲自撰写的《陶渊明集序》（以下简称《序》）则是近1500年来准确评论陶渊明其人其作之开山篇什。有萧陶百年之遥，人事了无瓜葛，其言也应真实可信；虽陶萧百年之隔，然社会背景仍相似乃尔，其心也该灵犀相通，萧《序》果然如此。

一

《序》文第一部分论述陶渊明归隐原因。

《序》文论述陶渊明归隐的社会原因时说：“齐讴赵舞之娱，八珍九鼎之食，结驷连镳之游，侈袂执圭之贵，乐则乐矣，忧亦随之。何倚伏之难量，亦庆吊之相继。智者贤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贪士竞此，若泄尾闾。”这正是当时社会的生动写照。尽情的声色之娱，精美的饮食享受，盛大的出游，显赫的地位，可谓极尽人间之乐也，然而倾刻间丧身毙命，荣华富贵顿时化为乌有。在这贪士蜂争的社会，智者贤人如履薄冰，归隐便是合情顾理的事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极为动荡，各阶级各阶层的矛盾异常激化，全社会性的攻讦杀伐造成的恐怖气氛笼罩整个时代。在陶渊明之前有司马氏与曹氏之党争，司马昭当政后，党附曹氏大臣族灭殆尽。之后近20年的“八王之乱”，疯狂滥杀，使无数生灵涂炭。斗争结果，七王先后丧命，晋惠帝被毒死，司马越病亡。陶渊明一生，历经三朝十帝，又正逢由晋入宋的易代之变。陶渊明19岁那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以后，王恭、桓玄起兵反对帝室；桓玄杀晋朝当权者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及许多文臣武将；孙恩农民起义，杀许多王公大臣及世家大族；桓玄称帝；刘裕起兵杀桓玄，建立了刘宋王朝。这正是萧统所说的“愚夫贪士竞此，若泄尾闾”，“何倚伏之难量，亦庆吊之相及”。那么“智者贤人”的命运又怎样呢？在这个血污的时代，那些当时第一流的思想家、文学家（不一定都是萧称的“智者贤人”，但有不少是《文选》文章作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旋进政治涡流，大都一个个死于非命。249年，司马懿杀思想家何晏，并夷三族。262年，司马昭杀文学家嵇康（终于全生的阮籍比死更痛苦）。300年，司马伦杀文学家潘岳、石崇及思想家欧阳建，并夷三族；杀文学家张华、思想家裴wěi＠①；303年，司马颖族灭文学家陆机、陆云。318年段匹碑缢死文学家刘琨。324年，王敦杀训诂学家郭璞。在陶渊明之后，萧统之前，433年，诗人谢灵运被杀。445年，史学家范晔被杀。466年，诗人鲍照被杀。499年，诗人谢tiǎo＠②狱死。在中国这两百多年文学史上，上演着一幕幕使人魂飘魄散的大悲剧！在这里，我们也不难理解，何以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贵为太子的萧统，竟能也了然百年前辈归隐之心，这是同一时代背景使然！祸乱无由，玉石皆焚，帝王之家，亦难幸免。

然而，恰恰是这生命和鲜血，唤醒了人们对人生的觉醒。越是无情的杀戮，越显示生命的价值。人们执著人生，又苦于生命短促，更何况避祸无门，其内心痛苦，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晋书·阮籍传》）。是什么原因呢？“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咏怀》）在“华亭鹤唳不可复闻”之前，就有“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陆机《门有车马客行》）的哀叹。萧统《序》文里说的“亲己之切，无重于身”，正是这种对人生自我价值的认识。陶渊明也不例外，“也不能忘掉‘死’”《鲁迅语》。他说“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己酉岁九月九日》）。“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繁华朝起，慨暮不存。贞脆由人，祸福无门”（《荣木》）。他既改变不了这个现实，又强烈地执著人生。因此，《序》文分析道：“不忮不求者，明达之用心。是以圣人韬光，贤人遁世。”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里说得很明白：“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这里“彼”当如“我”读，这就是陶渊明归隐的原因。

《序》文论及陶渊明归隐的历史渊薮时认为，“圣人韬光，贤人遁世”自古有之。远古帝王“唐尧四海之主，而有汾阳之心”。太子“子晋天子之储，而有洛滨之志”。他们把天子之位看得像鸿毛一样轻，把去却天子之位看得像脱鞋一样正常。另外，庄周濮上垂钓，伯成辞官躬耕，安期生海边卖药，老菜子绩毛而衣，或负薪于山林，或灌园于圃畦，或鼓楫于清潭，皆为“寄众事以忘情”，皆为韬光避世之“圣人达士”。这些来自《庄子》、《高士传》等一些难以考稽的例证，却也说明了一种逃避现实的社会现象。萧统对于积极用世者，尤其是对那些于帝室有野心的人，是深恶痛绝的。他在《序》里写道，历史上子常败亲乱嗣，宁喜擅权弑君，苏秦反间乱国，卫鞅峻刑蓄祸，主父偃胁王自杀，楚庄王觊觎周室，霍光身威震主，是一群“饕餮之徒”。他把这些人看成是“圣人达士”的对立面，似此作为陶渊明的陪衬。由于萧统政治地位局限和其他原因，对历史人物的品评，自有偏颇之处。

《序》文论及陶渊明归隐的思想根源时说：“含德之至，莫逾于道；亲己之切，无重于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处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驹，寄寓谓之逆旅，宜乎与大块而荣枯，随中和而任放，岂能戚戚劳于忧畏，汲汲役于人间。”这段话提示，陶渊明思想受老庄影响。具体来说，陶渊明的世界观受庄子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影响（寄寓逆旅，与大块荣枯）。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云：“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自祭文》云：“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本宅。”这正是庄子“人之生，气之聚；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知北游》）自然观的继承。庄子认为人体不过是自然物质的一种暂时形态，终究要完归自然界本宅。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是对商周以来“天乃大命文王”（《书经·康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书经·召诰》）等天命论上帝论的否定。正是这种思想影响，形成了陶渊明比较彻底的反对宗教神学的立场，这点后文将继续涉及。既然万物齐—，人之如气，终将散尽，何必仕于戚戚忧畏、禄于汲汲营求？在这横祸难量、庆吊相及的黑暗时代，韬光避世回返自然，才是人生之本道。这种全生远害的人生态度，显然受老子“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年》）以柔克刚和庄子“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的处世哲学思想影响。

《序》文总结，陶渊明“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大贤笃志，与道污隆”。这并非溢美之辞，陶渊明并非“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的周yóng＠③一类。自41岁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彭泽令到63岁去世，22年躬耕田园。其间，49岁、54岁两度征召著作郎，称疾不就。50岁后，贫病交加，矢志不移。62岁，偃卧瘠馁多日，刺史檀道济馈以粱内，麾而去之。其坚贞节操，高尚人格，对后世知识分子产生很大影响。

二

《序》文第二部分评价陶渊明的作品。

《序》云：“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章，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 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陶渊明诗文虽然盖世，却百年之后方遇知音。萧统此评一出，如空谷足音，即成千年不刊之论。萧统超越常人的文学眼光就在于，他彻底突破了颜延之《陶征士诔》、沈约《宋书·隐逸传》等只赞扬陶渊明人品的囿限，在钟嵘屈列陶诗为“中品”之后，第一次给陶渊明作品这样高度评价。

“文章不群”，“独超众类”，是萧统对陶渊明作品的总评价。在这之前，由于陶渊明人微言轻，作品内容和风格又与时流迥异，其遭遇非常冷落。颜延之是当时文坛领袖，又是陶渊明生前好友，按理对陶渊明作品应清楚不过了，然而在《陶征士诔》中仅“学非称师，文取指达”一句而已。大约出于“诔”这种文体要求，非要提一下生前治学成就不可。由此可见其作品为时人所不屑。沈约《宋书》把陶渊明作隐君子立传，于陶渊明作品无一涉及。甚至在《谢灵运传》里历数一代著名诗人时，对陶渊明诗文仍未论及。《诗品》是评陶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钟嵘把陶渊明诗列为中品，对陶渊明以“诗人”称谓，陶渊明总算是个“文联”的重要成员了。这是陶渊明逝世90年后的事了。《诗品》虽然对陶诗赞扬的话较多，但分析欠妥，评价也不高。在陶渊明逝世整整一百年后，萧统独具慧眼，笔下波澜，“文章不群”，“独超众类”，“莫之与京”，横波傍流，干云直上，寥寥数语，确立了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词采精拔，跌宕昭章”（“跌宕”这里是放纵的意思）；“抑扬爽朗，莫之与京”主要是对陶渊明作品风格的评价。这个评价是很准确的，抓住了陶渊明作品的主要风格特点。钟嵘《诗品》就记载“世叹其质直”，甚至时人以“田家语”相讥。在“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文风炽盛的时代，萧统越过钟嵘，热情褒扬陶渊明作品直抒胸臆，任其自然，爽朗精拔，无与伦比，这既需要眼光，又需要勇气和不怀偏见。我们现在看《昭明太子集》他自己的诗文，以及他主持编订的《文选》选文标准，就和陶渊明旨趣有异。他主张“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也就是说作品要善用典故成辞，善用形容比喻，辞采要精巧华丽，他自己的诗文确也大多如此。就《序》文来说，全文不足800字，却用典近50处。然而，他却有包容不同风格作品的襟怀。

“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这是萧统对陶渊明作品内容的肯定，萧统认为，陶渊明作品有留心政局、针砭时事的内容，而且这类诗想一想则可知其所指。萧统这些提示，对后人分析《述酒》等哑谜式的诗起了指点迷津的作用。陶渊明并非生来就是一个隐士，他有少年的理想，盛年的壮怀。“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张掖和幽州，一西一东，皆为当时北方政权治地。一个希望建功立业拚搏辽远沙场的热血青年形象跃然纸上。“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壮心不已，感人至深。陶渊明诗文之所以千百年来获得不同阶层不同思想的人喜爱，关键在“论怀抱则旷而且真”。“真”，是他做人准则，更是他做诗准则。萧统道出了他诗文最高美学境界。

“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是对陶渊明作品断代地位和时代意义十分准确而又崇高的评价。明人王廷干对此理解殊深：“元亮远心旷度，气节不群，力振颓风，直超玄乘。遭时不遇，遂解绶归田。赋诗见志，不烦绳削，而有浑然天成之妙。恢之弥广，按之愈深。信儒者之高品，词林之独步也。梁昭明曰：‘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靖节先生集跋》）清人胡凤丹也有类似的评价：“夫诗中之有靖节，犹文之有昌黎也。文必如昌黎，而后可以起八代之衰；诗亦必如靖节，而后可以式六朝之靡。”（《六朝四家全集序》）魏晋风度，人文觉醒，但清谈析理，玄风炽盛；佛理广播，人们竞尚沙门；堆砌典故，驰骋文辞等唯心主义、虚无主义和****的迷雾，弥漫社会，笼罩文坛。陶渊明诗文出，如萧统所说，似滔滔清流横绝江河，若一束平地而起的清辉直射云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理想，“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心境，“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幽美，“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的热情，“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的遗恨，随便拈一些，便觉率直清爽，是同时代其他诗人难以企及的。萧统生活在那个时代，又是嗣位太子，身在重重迷雾中，却识庐山真面目。

需要指出的，萧统拘于汉儒赋必讽劝的认识，认为陶渊明的《闲情赋》“卒无讽谏”，是“白璧微瑕”，并为之惋惜。这种看法是偏颇的。《闲情赋》是陶渊明惟一的爱情文章，被鲁迅称之为“坚实而有趣的作品”（《致增田涉》）。《闲情赋》虽为自我“闲正”之作，但对爱情的殷切希望与热烈追求，具有冲决礼教罗网的意义。同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一般的爱情作品。在这个梦幻的爱情天国里，其十“悲”十“愿”，正是作者探索人生之后理想抱负幻灭的内心巨大痛苦的曲折反映。

三

《序》文的第三部分叙述编辑《陶渊明集》的原因及意义。

《序》文里说：“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并粗点定其传，编之於录。”爱嗜其诗文，崇尚其品德，出自太子笔下，既是编集的根本出发点，也是《陶渊明集》传播的重要原因。

萧统受业于文坛领袖沈约，又与当时著名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刘勰、钟嵘、陆＠④、刘孝绰、王筠等交往密切。《南史卷五十三》载：“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通讽诵。……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同传描写东宫文学盛况：“（太子）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坟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名师教诲，天资聪睿，自小铺就深厚文学功底；结纳一流文士，砥砺切磋，形成他敏锐而又深远的文学眼光。

萧统论文，主张形式内容并重。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里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他欲以高雅而又深沉的内容，质朴的风格和优美的文辞来矫正时弊。时天下纷争，人心动乱，文章内容空虚，形式浮华。陶渊明与世无争，心气平和，诗文质朴率真，“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元好问《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文辞“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陶渊明诗文的确“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正符合萧统的文学理念。为之编集序文，不单出于个人爱好，更有助风教。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萧统不怀信仰偏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陶渊明受庄子唯物主义自然观影响，基本上是个唯物主义者。而萧统则是一个有神论者，他和神仙道教有极深的家世渊源关系，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原来，萧统的父亲梁武帝早年信奉神仙道教，后虽改宗皈依佛门，却仍是三教兼弘。萧统的老师沈约也是一个世代相传的道教徒，至死信奉神仙。萧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南史·卷五十三》载：“（梁武）帝大弘佛教，亲自讲说。太子亦素信三宝，遍览众经，乃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谛法义。”《昭明太子集·令旨解三谛义》就是记载萧统答各寺名僧咨“真谛”、“俗谛”之义旨的文章。可是陶渊明《饮酒》诗直斥佛教因果报应说不过是“空言”而已。《形影神》则是批判佛教大师慧远《形尽神不灭论》、《万佛影铭》等佛教义理的著名的“神灭论”文章。《形影神》还说：“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直斥神仙道教的虚伪性。然而，萧统都忠实地把这些作品编录入集，这在那个思想斗争异常激烈互相攻讦落难的时代是多么难能可贵。

《序》文最后说编集的社会意义：“尝谓有能读陶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萧统作为太子，欲匡正风气，教化百姓，其用心可谓良苦，但是否夸大了一个文人集子的功用。凭诗文一集，来改造那些驰竞者、鄙吝者、贪夫及懦夫，着实可疑。但一千多年来，各个时代的众多有成就的作家，都受陶渊明正 直率真、光明竣洁的人格影响，都企羡他无与伦比的创作艺术，这比萧统的“有助风教”的初衷已胜出千里。

文学批评史上有一个近千年的诉讼需要公断，自苏轼批评《文选》去取失当对陶渊明诗仅录八首后，附和甚多，甚至包括现在的一些文学史书籍，这是很不公允的。原因太简单了，萧统除了编订《文选》外，还奉献了我们一部整整的《陶渊明集》，并且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专集，这意义是何等重大！根据日本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他见到的《陶渊明集序》末有“梁大通丁未年夏季六月昭明太子萧统撰”字样，可以推断陶集编定时间为公元527年。又根据缪钺先生考证：“《文选》编定，在昭明二十六岁之后也（即大通元年至中大通三年数载之中）。”（《诗词散论》）大通元年至中大通三年即527年至531年，可见《陶渊明集》和《文选》编成时间相同或相近。鉴此，既有专集，选集中少录当无可指责。

天才也要有人心仪，宝藏也要有人发掘。如果没有萧统的努力，诗人和作品可能都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中国文坛可能短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和若干伟大作品。时代进步到14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钦佩这个20多岁的青年人，除了史载他的仁爱之至、礼贤笃学之外，重要的是崇敬他的眼光、才情、勤勉，编第一部文章总集和第一部文人专集的首创精神。

收稿日期：2002-08-25

【参考文献】

[1]　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　昭明太子集（宋本）[M].

[3]　孪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4]　钟优民. 陶渊明论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5]　南史·卷五十三·昭明太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　梁书·卷八·昭明太子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危加页

＠②原字月加兆

陶渊明自传范文6

关键词：文心雕龙;陶渊明;缺席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而代表了魏晋以来诗歌最高成就的陶渊明，其诗歌注重写意的效果，充分发挥语言的启示性，诗风自然浑融。然而，就在这样一部文艺巨著中却独独缺少了对陶渊明的评判，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有人论证刘勰编著《文心雕龙》时并没有见过陶渊明的诗，但有考证陶渊明生于352或365年，卒于427年，而《文心雕龙》成书于公元501至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这说明，在刘勰生活的时代是完全可以看到陶渊明的诗作的，所以，只能从其他方面来论证刘勰不关注陶渊明的原因。

一、当时社会风尚并不重视陶诗

在当时的年代，陶诗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刘勰也没有看到陶诗的过人之处。因为对陶渊明的作品表示肯定的萧统编选的《文选》，成书于刘勰的《文心雕龙》之后，以及在刘勰稍后的钟嵘所著的《诗品》中有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也只是将其的诗作列为中品。在徐公持先生编著的《魏晋文学史》中提到：“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历数‘晋世群才’及于‘宋初文咏’，包括‘张、潘、左、陆’，郭璞、张协，以及‘袁（宏）、孙（绰） 以下’，终不言陶;其《时序》篇亦详称‘王、袁’，‘颜、谢’，‘何、范、张、沈之徒’，而无视渊明，与沈约眼光，几同一辙。”这表明在南朝时期，重“文”的时代风气，使当时的人们并没有真正感受到陶渊明作品中自然浑成、融理于趣的美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二、刘勰着眼点主要集中于贵族范围

刘勰在《时序》篇中，对近世的一般文人只列举了“王袁”、“颜谢”、“何范张沈”等数家，且都把数人合为一句评语，极其简单。而且这几家均为当时的名门望族，刘勰在其后补充说明“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这句话的潜在含义是指，文中所列举的几位代表文人是闻名于世的，这是世人之所见，而非其个人的看法，故略举大较，而陶渊明在当时并没有闻于世，便没有列出了。

三、刘勰文中有其他诗人作为例证

对近世人物不作定论性评价似乎是古今一般学者的共同做法，因为一个作家被世人完全认识往往是需要一定时间的。陶渊明大致生活在晋宋之际，而刘勰大致生活在宋梁之际。纵观刘勰《文心雕龙》全篇，所论及的作家大体是宋以前的，而陶以后的作家仅寥寥数十位，且未作具体的评价，仅是一笔带过，这与其论述和评价陶之前的作家的态度是有明显不同的。本文论的主旨是论证“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所列举的必然是这一时代主流的文学发展现象所代表的文人，来论证文学和时代密切的关系，所以所列的都是代表其时代主要创作潮流的文人，而对于疏离于时代文风的陶渊明，也便没有列出来了。

四、刘勰与陶渊明为文原则不同

《文心雕龙》中的各个篇章，都离不开“为文之用心”这个宗旨：首先，“文之枢纽”阐明了为文的指导思想，即主张以儒家之道为根本，师法圣人之作文，以经书为体制，酌情汲取纬书的精华，变化于骚体来为文;接着，“论文叙笔”遵循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原则，具体论述了三十余种文章如何为文的要求、原则和方法;然后，“剖情析采”又在“论文叙笔”的基础上阐明只有尊重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才可能实现成功地作文。而且刘勰极为重视语言形式的“丽”，这是刘勰对于文学作品形式主要包括辞藻、对偶、声律、用典等方面总的美学要求。

而陶渊明的诗向来以平和冲淡为总的艺术特征，语言清雅脱俗、富有哲理。而虽然刘勰反对过分修饰和浮夸的文风，但在《情采篇》中却否定了近乎口语般的文字。他讲究“衔华佩实”，并在《熔裁篇》中论述注重词句斟酌的重要性，认为文章如果太平淡那便不叫文章了，因此，刘勰与陶渊明在为文原则方面是有差异的。

五、刘勰对于玄言诗的偏见影响了对于陶渊明的评价

“淡”是玄言诗人的审美理想，是玄言诗的主要风格特点，玄言诗人将理想贯彻在诗歌里，便形成了玄言诗简约清淡的美学境界。而生活在东晋中后期的陶渊明，将田园风光和个人情感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寄托心灵而又能揭示客观事物内在美的艺术境界，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纯自然的态度，决定了陶渊明自然平淡的诗学风格。而田园所具有的这个审美本质，决定了人必须与它平等交流而非凌驾其上的审美态度，要人须有与它相一致的本质力量，从而结合出陶诗的完美境界。陶渊明的诗与玄言诗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陶诗源于玄言诗，而又超越其上。

而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提到：“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涂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所以，刘勰对玄言诗批评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诗歌原则，他继承了先秦汉魏以来的诗言志的传统，是从“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出发来反映现实的，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玄言诗也是一种反映晋人心灵的现实诗作。因此，刘勰在作品中才没有列举出与玄言诗有渊源的陶渊明。

六、刘勰与陶渊明截然相反的政治观

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大部分是对自然景物、田园生活的欣赏和赞美，也有一部分是讥讽时事，抒发不满，反映诗人质性自然、玄远放达的适性之作。而刘勰的政治观及处世态度完全是另一种类型。刘勰有着明显的儒家入世思想，强调“君子处世， 树德建言”，“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这可以说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他写《文心雕龙》的动机不仅是要纠正当时的“讹滥”文风，但也不无把它当作走上仕途的敲门砖的意图，书成之后他以此拜谒权贵沈约就是明证。

刘勰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作出的规定性，就是“雅”。刘勰深受儒家传统影响，这一传统在文学上的突出特点就是政治功利性， 它要求文学必须为统治阶级服务，这已经成为儒家长期以来文学批评的首要标准，刘勰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正是运用了这一标准。这种把作家的创作活动与政治功用统一起来的要求，实际是刘勰积极出世思想在文学方面的反映。从《文心雕龙》全书来看，尽管刘勰并未要求完全按照儒家思想来写作，但至少对“达于政事”、有益时用的文学作品从内容上是极力褒扬的。

总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没有提及陶渊明的现象，从古至今都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考证，有从外部因素，有从内部因素进行论证，综观全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我们需要全面完整的看待这种现象。（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杨满仁. “《文心雕龙》不言陶渊明”考[J]. 九江学院学报， 2007， （5）： 9-11

[2]陈令钊， 丁宏武. 《文心雕龙・明诗》篇对陶渊明五言诗的偏见[J].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 2010， 10（5）： 106-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