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级上册语文秋天的怀念

七年级上册语文秋天的怀念范文第1篇

一.中小学语文教材中节令诗的分类

所谓节令，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节，后来发展为二十四节气。而在苏教版语文教材的节令诗中，作者借其所描写的不同节日与风俗，表达了自己不同的思想情感。教材中的节令诗（广义上词也属于诗歌，所以节令诗词可简称为节令诗），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教材中的节日诗词

苏教版语文教材写节日的诗词有五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三年级上册）、《清明》（三年级下册）、《元日》（四年级上册）、《十五夜望月》和《水调歌头》（均为七年级上册）。所提及的节日按照先后顺序分别有春节、中秋和重阳。清明既是节气又兼节日，虽为节日，但主要作为时令的标志，因此将清明归入时令一类，此处不再赘述。首先看古诗里对春节的描写。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又被称为新正、元日、元旦、正旦等，是夏历的一岁之首。春节表现了中华民族注重家庭和睦、五谷丰登等美好愿望，时间为夏历的正月初一，辛亥革命后，为了与世界历法同步，我国开始推行公历纪年，定公历一月一日为元旦，夏历一月一日为春节。春节广义上并不是指正月初一当天，从祭灶到元宵约二十天期间皆可称为春节。从节俗看，春节的内容丰富多彩，热闹非凡，包括贴春联年画、吃团圆饭、放爆竹、亲友贺年等。教材中所选的北宋王安石的诗歌《元日》（四年级上册）就描写和反映了这一习俗。诗题《元日》所指的就是正月初一。第一句“爆竹声中一岁除”，交代了当时春节燃放爆竹的习俗，这一习俗延续至今。另一习俗是饮屠苏酒，诗人于是写到：“春风送暖入屠苏”，古代的习俗是正月初一这一天，全家人先幼后长，来饮屠苏酒（美酒名）。[1]末句“总把新桃换旧符”交代了古时春节的另一习俗，在正月初一这天，人们用新的桃符换下旧的。“桃符”是用桃木写的神荼、郁垒二神的名字，悬挂在门旁，以之来压邪，与现今的贴春联年画有些类似，王安石的诗歌说明在北宋时期民间便有这种习俗了。换新桃符表达了人们渴望新年万象更新的美好祝愿，也有希望新的一年吉祥如意、家人平安的寓意，其次是对中秋节的有关描写。中秋节作为我国另一个重要的民俗节日，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合家团圆的心愿，包括对月亮的特殊情感。但中秋成为法定节日的时间较晚，北宋太宗时才定为官方节日。具体时间是夏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恰逢三秋之半，仲秋之中，故亦称为“仲秋节”；又因为此节在八月，适逢秋季，所以又称为“秋节”和“八月节”。节俗有赏月咏月，吃月饼，家人团圆。苏教版语文教材中选择了唐代诗人王建的《十五夜望月》（七年级上册）一诗，其中有诗句“今夜月明人尽望”，正说明了当时中秋赏月的习俗。北宋苏轼的词《水调歌头》（七年级上册）序是一首著名的咏月词，开头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词句已经家喻户晓。之前的小序写到：“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交代了写作背景。此次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苏轼大约四十一岁，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请外任，来山东密州做地方官，与弟弟苏辙已经七年未见。此时正值中秋，作者醉酒诗兴大发，于是赋词表达与手足深情，又表现出中秋应当赏月和团圆的节俗，还提及了赏月时饮酒的习俗。古代，人们庆祝中秋由来已久。《周礼•春官•竽章》中云“中春、昼击土鼓，咏诗以避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2]，即在周朝时期，其节俗已经初露端倪，当时每逢秋分会举行迎寒和祭月的活动。从汉魏到南北朝，中秋的节俗才从祭月发展到赏月。如汉代枚乘《月赋》、南朝梁沈约《咏月诗》等[3]，都说明了当时社会赏月之风盛行，而现在的节俗是唐宋以后才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最后为重阳节的民俗描写。在古人的观念中，九为阳数，农历九月初九两阳相重，所以称为重阳[4]，节俗有登高、赏菊和佩茱萸等。重阳登高大约萌芽在汉代，其原始意义是驱邪免祸消灾。登高野宴也成为了主要的内容。[5]届时，人们登临高山或其他高处，饮茶酒，插茱萸，形成复合型的节俗活动，所以重阳节又称为登高节或茱萸节。王维有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三年级上册），诗句后两句有“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就体现了佩茱萸和登高这两个重要的节日习俗。此外重阳节正值秋季，正在盛开，因此还有赏菊和饮菊酒之俗。孟浩然《过故人庄》中有“待到重阳日，还来就”，就说明了这一点。

2.教材中的时令诗词

苏教版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时令诗词有五首：《春夜喜雨》和《春晓》（均为二年级上册）、《清明》（三年级下册）、《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和《观刈麦》（均为七年级上册）。先看对“雨水”的描写。雨水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历史上很早就有相关记载，《礼记•月令》中有“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6]时间是公历二月十九左右，物候是气候回暖，雨水连绵。杜甫的《春夜喜雨》（二年级上册）反映了这一节令，“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说明在雨水前后有大量降水过程，天气渐暖，预示春天已经到来。此外民间又有“以雨水为二月节”的说法，即把雨水作为农历二月的开始。再看“清明”这个时令。民俗节日中，节气兼节日的唯有清明，因此显得十分特别。由于还有插柳和祭扫祖先的节俗，因此清明节又被称为插柳节和拜扫节。时间大约是公历的四月五日，物候有气温升高，雨量增多，适宜春耕春种。晚唐的杜牧长于近体诗中七绝这一艺术形式，被选入教材的诗歌是《清明》（三年级下册），有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就说明了降雨的物候。节俗有：扫墓祭祖，春游踏青。祭祖扫墓是清明时的主要节俗，包括坟前祭拜和培修坟墓两个方面。唐玄宗鉴于当时寒食上墓风气之盛，下令民间在寒食扫墓；又由于两者时间相近，所以寒食节的部分节俗与清明发生关联，后来清明扫墓就沿袭下来。[7]清明正值暮春，人们把扫墓和郊游巧妙地结合，使得踏青也成为一项重要节俗。踏青时有放风筝、荡秋千等娱乐活动。杜牧所写的“路上行人欲断魂”一处，一语双关，说明人们祭拜祖先时庄严神圣而心情沉重；绵绵春雨又使人们更为愁苦，如同“断魂”一般，这是时令引起的人们情绪上的变化。最后谈谈“芒种”。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因为此时适宜种植如稻、麦等有芒的农作物，所以称之为“芒种”。[8]时间是公历六月六日左右，物候有：炎热潮湿，梅雨不断；节俗有：夏收夏种，饯别花神。白居易在《观刈麦》（七年级上册）中写到：“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垄黄。”芒种时节小麦成熟，人们忙于在入梅前收割小麦。此处讲的就是芒种节气前后农民收麦时的农忙场景。此外，芒种节气过后，春花多凋谢零落，预示着花神退位，因此民间也有饯别花神的节俗。[9]

二.语文教材中节令诗的写作特点

教材中涉及的节令诗都比较通俗易懂，语言简练而生动。虽然描写的节令并不相同，但是都描写了相应的节日或者时令所特有的风俗与物候。

1.写作手法：白描为主，借景抒情节令诗的描写相对应节令的物候和节俗，通常都使用白描手法，如韩愈的“草色遥看近却无”或是王安石的“千门万户瞳瞳日”，都是直接描写物候和节俗，十分生动形象。此外，借景抒情也是主要的写作手法，不同的物候能表达出不同的情感。正因为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因此“路上行人欲断魂”；而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如同“月有阴晴圆缺”，也都用了借景抒情的写法，通过景物描写达到抒感的目的，例如，“雨纷纷”既是景语也是情语，借雨天表达了对祖先的悼念崇敬之情。此外如韩愈的“绝胜烟柳满皇都”，巧用对比，但相对白描和借景抒情来说对比的手法出现较少。

2.修辞艺术：使用多样，相得益彰节令诗喜用修辞手法，如对偶、比喻、夸张、通感等，都比较常见，这体现了中国古典诗词创作的精湛技艺。A.对偶：整齐悦耳，凝练和谐中国古典诗词的一个常见的修辞手法就是对偶，如律诗的中间两联均要求对仗，节令诗中这种手法也有，如苏词中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诗句既朗朗上口，又起到了比较的作用，人的离合如月的圆缺，更好表达出对于手足分别、人生无奈的感慨。又如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都是这种手法。B.比喻：生动形象，文采斐然在节令诗中也使用了比喻的修辞，诗人用本体、喻体的有关文字，找出了事物的相似点，更有利于情感的表达。如“天街小雨润如酥”，意思与“润物细无声”类似，但是以“酥”喻春雨，更能表现出春雨滋润万物、使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强大力量，正因为如此，韩愈的这首七绝就令人耳目一新了。C.夸张：借助想象，引起共鸣夸张也是节令诗中重要的修辞手法之一，适当的夸大需借助丰富的想象力，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杜牧的“路上行人欲断魂”，“断魂”既能表现出阴雨不断使行人心情沉郁，更能表现出扫墓时的庄严而神圣。D.通感：感同身受，真情流露节令诗中广泛运用通感。通感又叫“移觉”，借联想引起感觉转移，如苏轼的词句“高处不胜寒”，使用非常精妙，有空灵蕴藉之感。[10]作者虽未曾去过天上，但是通过想象之语使人如身临其境，通感能表达作者与笔下人物同样的情感。

3.语言风格：典雅含蓄，通俗质朴中国古典诗歌历来注重典雅含蓄之美，通过描写景物，创造意境，为表达情感服务，节令诗也是如此。“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借这种浪漫想象之语，表达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但一般来说，节令诗多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语言不夸饰雕琢，而是朴实平易，如王维的“每逢佳节倍思亲”，直言明说，今天读来仍然通俗易懂。

4.形式体裁：古体近体，诗词兼具教材中诗歌的形式多样，如《观刈麦》（七年级上册）是古体的乐府诗，《春晓》是五言古诗，因为近体诗不押仄声韵。《清明》（三年级下册）、《元日》（四年级上册）、《十五夜望月》和《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均为七年级上册）等都是近体诗，且都是七言绝句；《春夜喜雨》（二年级上册）是五言律诗。除了诗歌，还有词作，如苏轼的《水调歌头》（七年级上册）。

三.研究古代节令诗的现代意义

学习古代的节令诗词，不仅与今天的中小学生语文学习有关，而且对现代的许多读者都有启发意义，也有利于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

1.拓宽学生与读者知识视野的意义

在节令诗的研究及其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会将文学的内容与民俗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联系起来，也会让同学们了解古代民俗的特点，甚至比较古今民俗的不同，这样就可以扩充语文教学知识的内容，又能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教学可谓事半功倍。同时，对于成人读者来说，在阅读这些节令诗时，因为需要了解多方面的知识，也能促进人文学科不同知识的学习，无论是历史文化，还是文学民俗，都会加以了解，从而拓宽视野，激发了学习兴趣。

2.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的意义

当今现代社会，少数人重视物质财富，忽视精神生活，民俗节日的氛围不浓，逐渐式微；一些年轻人追究时尚，看重“洋节”，因此，保护传统的民俗节日迫在眉睫。学习节令诗词有利于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从而能起到保护传统、传承文明的作用。这些节令诗词，有助于学生和普通读者了解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以及不同地区地域文化的特点，从而更加热爱生活，热爱传统文化，培养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七年级上册语文秋天的怀念范文第2篇

一大早，在庄严肃穆的气氛里，富平县陵园迎来了四面八方前来祭奠的各界人士与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正部长级）、新中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万绍芬一行。

此前，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正永，省长娄勤俭等看望了万绍芬。万绍芬也去看望了陕西省几位老领导、老同志。

上午8点30分，在陕西省原省长程安东，陕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强、副部长郑洁，陕西省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秘书长王怀生等陪同下，万绍芬一行首先来到富平县陵园接待室，与有关领导和同志座谈，深情表达了她对习老的敬仰和怀念之情。“我这次是以黄帝陵基金会顾问的身份，受邀参加清明节黄帝陵祭祖仪式的，但我心中一直有一桩心事——想再一次来拜谒革命先辈、老领导同志。”万绍芬说。

“我带来了井冈山老区的绿茶和‘儒子牛’茶具，请大家和我一道向习老敬茶，”万绍芬对拜谒陵园提出了简朴而富有深意的想法。“同时带来了近年作家出版社为我出版发行的回忆散文集《秋水长天》、同志江西老区之行的纪念相册，敬献给同志。”

在座谈会上，万绍芬拿出相册，向大家深情讲述了1985年在江西老区视察的故事。

1985年11月中旬，万绍芬时任江西省委书记，陪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同志，在江西井冈山、宁冈、遂川、赣州、兴国、瑞金等地视察了9天，亲眼目睹了同志对老区人民的热爱与深切关怀，切身感受到了他求真务实、亲民爱民的崇高风范，并深深感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同志无时无刻不把老百姓记在心里、处处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工作作风。“不准扰民、不准搞特殊、平易近人，了解真实民情、实地考察、实事求是。”万绍芬回忆当时情景，记忆犹新：“同志的工作作风深刻地教导了我，值得我一生学习。”

万绍芬是第二次来到习老陵园拜谒。前一次是2006年9月15日。“将近七年没来了。”万部长声音里带着深切的怀念与追忆，“我总觉得习老没有远走，他活在人民的心中。”

上午10点10分，万绍芬一行在渭南市委、市政府和富平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来到陵园，进行拜谒活动，敬献花篮。

在同志纪念像前，万绍芬思绪万千。“您视察江西老区，一过就是28年了，您的音容笑貌犹如在昨天，江西人民怀念您。”此时的她，眼中含着泪花。

在集体向习老三鞠躬之后，万绍芬一行恭敬沏茶、端端正正举起茶杯、向习老鞠躬敬茶。

一茶一碗无不饱含深情厚谊。茶，是万绍芬从井冈山千里迢迢带来的，这是当年习老在江西视察时曾经喝过的茶——“井冈翠绿”；茶具，同样是万绍芬亲自从江西选购来的，这是景德镇生产的印有“孺子牛”图案的茶碗。万绍芬轻轻地说：“习老，我们来看望您了！”

万绍芬对习老说：“今天为习老敬茶，想告诉您，这些年老区人民生活有了很大变化，老区经济发展加速了。就像今天带来的井冈翠绿，已经走向全国、走出国门。”

谈到茶具，万绍芬拿出绘有孺子牛图案的茶碗，深情地说：“习老以前经常教育大家 ，‘俯首甘为孺子牛’，要做一名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讲实话、办实事、为民造福，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拜谒仪式上，万绍芬还敬献上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发行的回忆散文集《秋水长天》，散文集的第二篇文章就是《随同志下乡记》，深切缅怀习老对老区人民的关怀和对老区工作的指示。

之后，万部长一行绕纪念碑一周。在纪念碑背面，看到“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敬録语，齐心。二00五年五月二十四日”的题词，语如其人，倍感亲切。

在祭祀留影后，万绍芬一行来到纪念馆。在这里，看到习老革命奋斗一生光荣业绩的缩影。讲解员指着其中一张照片介绍说：“这是1985年秋，同志视察江西老区与老百姓亲切交谈的照片，旁边陪同习老视察的这位女同志，是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她2006年来过这里拜谒习老。”此时，陪同参观的陕西省原省长程安东笑着对讲解员说：“以后你得再加一句——2013年的清明节，万绍芬同志又来到了这里！”大家看着万部长都开心地笑了。

2006年，万绍芬就曾在这里的留言薄上恭恭敬敬写上了：“伟业垂青史，忠魂归故里”。

在万绍芬向纪念馆捐赠了《秋水长天》回忆散文集后，纪念馆领导请她题词时，她深情写下：“尊敬的革命先辈、老领导仲勋同志：井冈山和中央苏区人民怀念您，您的言传身教，我终身不忘。万绍芬敬上。”

同志是中国***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清明节的富平，社会各界以各种形式前来纪念同志，人山人海，络绎不绝。

距离上次前来拜谒，将近七年。万绍芬看到了富平县正在奔向富民强县之路的繁荣景象。“这七年来，富平变化很大。陵园已建设成陕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靠近陵园建设起来的颇具规模的公园，对群众免费开放，让群众受益良多。”万绍芬对此很欣慰。

对于这次拜谒参观活动，万绍芬感慨不已。她说道：“以这样的方式纪念同志，就是要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崇高风范，就是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艰苦奋斗、无私贡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凝心聚力，抢抓机遇，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应有的力量。”

采访后记：

传承等革命先辈精神 走好群众路线

在本文刊发前夕，记者又专程到中央统战部拜访了万绍芬同志。她从的群众路线观谈到了当前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万绍芬回忆，1985年同志在江西老区视察，视察期间，去的最多的地方是贫困农民和革命烈属家里。他走村串户，看到房屋简陋、景况不佳的住户，就径直走进他们家里，问寒问暖。那种对革命先烈和革命群众的强烈感情，一直感染着万绍芬。“中国革命胜利，靠的就是群众。”当年掷地有声的嘱咐一直激励着万绍芬日后的工作。

七年级上册语文秋天的怀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教材 生命教育 生死观

生命教育，顾名思义就是有关生命的教育。学校生命教育是指通过对中小学生进行生命的孕育、生命发展知识的教授，让他们对自己有一定的认识，对他人的生命抱珍惜和尊重的态度，并让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培养对社会及他人的爱心，使中小学生在人格上获得全面发展。

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决定了生命教育不仅只是教会青少年珍爱生命，更要启发青少年完整理解生命的意义，积极创造生命的价值；生命教育不仅只是告诉青少年关注自身生命，更要帮助青少年关注、尊重、热爱他人的生命；生命教育不仅只是惠泽人类的教育，还应该让青少年明白让生命的其它物种和谐地同在一片蓝天下；生命教育不仅只是关心今日生命之享用，还应该关怀明日生命之发展。

在日常的语文教学工作中，我们可以紧紧抓住语文教材中的生命教育题材，进行生命教育的渗透。因为在我们的语文教材中，许多课文都不同程度的含有对生命意识的体验与思考，处处蕴含着“生命情感的信息”，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些素材，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文本，解读生命，领悟生命的意义，形成正确的生命观。

一.生命教育不仅只是教会青少年珍爱生命，更要启发青少年完整理解生命的意义，积极创造生命的价值。

要让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首先要让学生知道生命来之不易：任何一个生命从他在母体内开始孕育，经历了十月怀胎而后呱呱落地都历经了重重的磨难，可以说每一个降生到人世间的生命都是不平凡的。因而，我们要认识生命，珍惜生命，让生命释放出异样的光彩。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世界名著，自译介到中国半个世纪以来，一直盛传不衰，影响了中国一代代年轻人成长的历程，可以被视为一本生活的教科书、人生的路标和精神的补品，受到一代代读者的喜爱。尤其是保尔来到烈士墓前悼念革命战友时对“生命的意义”的思考的一段文字，引人深思。生命的短暂与脆弱，意外的疾病或悲惨的事故随时都可以突然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但我们要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苏教版《语文》八年级上册《生命的意义》）这段话道出了一个人仅有的一次生命，在它的运行历程中应恪守的人生原则。

《三颗枸杞豆》（苏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中，通过一位取得“令人羡慕”成就的植物学家在回忆个人成长经历时，说他是受到他“三叔”的影响。三叔虚度一生，临终前的悔恨和他的悔恨对“我”的教育，让我翻然悔悟。这篇文章告诉人们：要抓住时间，抓住生命，“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在人生旅程中，生命的意义，也是不论起步的早晚的。即使像赵普那样，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已届晚年依然“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终于成为北宋政坛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苏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赵普》）赵普的经历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能够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就总能让生命的历程中释放出异样的光彩。

《紫藤萝瀑布》（苏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一文就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还体现在对生活中的人生坎坷从不低头，积极去创造生命的价值。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在生活中、当学生学习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妨这样劝慰他们。在他们陷入困境难以自拔时，我们不妨让他们品味李白那“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下册《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乐观态度和范仲淹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下册《岳阳楼记》）的豁达胸襟。

生命的价值也不仅在于存在，更在于让生命释放出异样的光彩。文天祥在生死关头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坦然地面对死亡；当孟子面对“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苏教版《语文》九年级下册《鱼我所欲也》）也做出了明确的选择。

二.生命教育不仅只是告诉青少年关注自身生命，更要帮助青少年关注、尊重、热爱他人的生命。

要让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还要引导学生热爱他人生命，珍惜他人生命。借助课文的学习，让学生在文章的字里行间去感受生命的可贵，感受人类甚至是自然界生物对生命的热爱和珍惜。“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苏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春》）小草凭借那稚嫩的身体，也要顽强的钻破土层的束缚来迎接春风、阳光和雨露的洗礼；花儿凭借春风的吹拂，勇敢地蜕去花苞的桎梏，让柔弱的花瓣展现出绚烂的色彩。学生们从这些自然界的生命的力量中，从生生不息的自然界中获得感悟，认识到生命的意义，欣赏自己，欣赏他人，欣赏世间的万物。

热爱生命不仅是自己的生命，也包括热爱他人的生命。这在父亲“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苏教版《语文》八年级上册《背影》）我们从“爬月台、买橘子”的背影中体会到父亲对儿子的深情关爱；在“这南方初春的田野，大块小块的新绿随意地铺着，有的浓，有的淡；树上的嫩芽也密了；田里的冬水也咕咕地起着水泡。这一切都使人想着一样东西——生命。”（苏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散步》）的思索中我们体会到了一位中年人对生命的感触，体会到他们对担负在肩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好不容易“熬过了一个酷冬的母亲”，在我的坚持下，走进大自然，去感受生命的“顽强”。在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苏教版九年级语文下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呼喊，淋漓尽致地显现出他关心民生疾苦，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

三.生命教育不仅只是惠泽人类的教育，还应该让青少年明白让生命的其它物种和谐地同在一片蓝天下。

你瞧：当我们读到“麦子刚刚割过，田间那挑着七八片绿叶的棉苗，那朝天举着喇叭筒的高粱、玉米，那在地上匍匐前进的瓜秧，无不迸发出旺盛的活力”的句子时，我们就会体会到到了生命的顽强，只有让学生真正体会到生命的来之不易，才能让他们体会到生命的价值。（苏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夏》）

还有，安恩带着她心爱的奶牛到集市上来，不是来兜售做生意，不是来炫耀显本领，竟然只是为了让村庄里惟一的这头奶牛可以跟同类相聚一番，让它“散散心”。在这里，安恩早已把自己和那头孤零零的奶牛视为同等的生命（或者说相依为命），人物的淳朴性格以及对动物的慈爱之心在这句话里集中地体现出来。（苏教版七年级语文上册《安恩和奶牛》）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主人公安恩老太太关怀动物，重视它们生命需求的善良情感。

四.生命教育不仅只是关心今日生命之享用，还应该关怀明日生命之发展。

“北大就是一条生命饱满的河流，它从90年前的源头出发，向那充满希望的未来流淌”，“你却永远年轻，微笑着拥抱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梦想，激励一届又一届学子的抱负，也抚慰一年又一年桃李开落的惆怅。我还会回到你身边来，是梦是真，又有什么相干……”（苏教版七年级语文上册《十三岁的际遇》）每当读着这样的语句，心中油然而生一种使命感与责任感。我们生活在幸福的环境里，感觉到肩上那一份沉甸甸的担子。

七年级上册语文秋天的怀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伍子胥、灭楚、合理性

一、全身避祸和隐忍报仇的必要选择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员父曰伍奢。员兄曰伍尚。”②伍子胥性刚强，青少年时，即好文习武，勇而多谋。伍子胥祖父伍举、父亲伍奢、兄伍尚俱是楚国忠臣。楚平王荒淫残暴，致使国势日衰。周景王二十三年，楚平王怀疑太子“外交诸侯，将入为乱”，遂迁怒于太子太傅伍奢，将伍奢、伍尚杀害。《史记》中楚平王诈招伍尚和伍子胥，意欲除掉伍氏父子三人。“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雠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③最终，伍尚执意选择了前往，走入了楚平王设下的圈套，如同飞蛾扑火一般，得到了“俱灭，无为也”的结局。伍子胥则不同，他没有选择像伍尚那样白白送死，而是选择逃离楚国，积蓄力量，将来为父雪耻。

伍子胥的逃亡并非是怯夫的表现。“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④他选择隐忍苟活，为的是奔赴大义，苦心经营复仇之大计，成大孝之名。司马迁认为“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⑤随父俱死，固然可悲，但相比起眼看着父亲被杀，自己苟活于世来讲要容易得多，而伍尚的死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无济于事，何异蝼蚁。“勇者不必死节”⑥真正的勇士不必为名节而死，伍尚死于名节，但远远不如伍子胥成功复仇来的大快人心，痛快淋漓。因此，伍子胥的选择具备值得世人肯定的价值。

二、投吴实为人才流动现象

伍子胥身处春秋末期，虽然当时诸侯争霸，但在名义上仍以周天子为尊，因此伍子胥离楚去吴并不算是叛国行为。况且当时尚贤之风，养士之风颇为盛行，各诸侯国之间也保持着较为通畅和自由的往返关系，这也直接为诸侯国之间人才频繁流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各诸侯国间的人才流动属于非常正常的现象，因此伍子胥的行为也的确无可厚非。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伍子胥需要的正是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才能，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吕氏春秋》也说“人主贤则豪杰归之”⑦，伍子胥投奔到吴国后，知道公子光有野心，想自立为王，遂推荐公子光为王储，待公子光取得王位，伍子胥得到公子光重用，此时的伍子胥羽翼丰满，积蓄满了为父雪耻的力量。可见，伍子胥“叛国”投吴的选择是正确的，伍子胥为吴国的国家建设竭功尽力，同时也借助吴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实现了自己的抱负。

三、君臣关系的两面性

春秋战国时期，君臣关系具有两面性，其一是专制性，其二是平等性。专制性体现在君王对臣子的权利的专制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⑧。平等性则体现在君臣平等的相处方式上，臣子对君王的服从是有条件的，并非绝对的。孔子提出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观点⑨，君王要想获得臣子的忠心，必须对臣子以礼相待。反之，如果君王不仁无道，就会失去臣子的忠心，就算被下篡杀，也是理所当然。伍子胥前后侍奉二主，对待楚王，他为报父兄之仇，先是“叛国”投吴，再是率军灭楚，最后甚至掘坟鞭尸。对待吴王夫差，他忠心耿耿，直言进谏，死而后已。伍子胥对待二王的不同态度，恰恰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体现。

四、血亲复仇观念备受推崇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集体的利益总是大于个人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总是大于家族的利益，当利益关系发生矛盾之时，应当以集体利益或是国家利益为重。该观念有其合理性。若从该角度来分析伍子胥的灭楚行为，伍子胥确有不明大义的一面，于是有些观点认为伍子胥是一个出卖国家，违背天道人伦的复仇狂。然而，人类的文化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征，不同时期的人们所尊崇认可的观念也不一样。回归历史，古人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家族血缘关系，家族利益高于一切，人们的行动皆以家族利益为出发点，国家利益则被抛置其后。正是因为先秦分封时代和后来皇权专制时代价值观的不同，导致了人们对伍子胥复仇的看法产生了两级分化的原因。因此，对于伍子胥“叛国”灭楚的行为，我们是要结合当时的价值观来分析做判断，而不能仅凭个人的是非观来判断其行为的对错与否。

儒家认为血亲复仇是人生神圣的使命。在儒家经典中有大量的血亲复仇的文字表述。《礼记・曲礼》：“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对于杀父之仇，儿子必要亲手血刃杀父仇人。对于兄弟被杀，也要身携兵器，随时准备为兄弟报仇。对于朋友被杀，要么杀死仇人，要么将仇人赶到国外。春秋公羊传中的一句：“君臣义合 ，父子天属，”也为血亲报仇提供了理论依据，君臣之间是“义”的关系，而父子之间，则是天生的血亲关系。“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 如果父亲无故被杀，含冤而死，儿子可以向法官甚至君主复仇。伍子胥之父被楚平王无辜被杀，伍子胥和楚平王之间的“义”的关系也不复存在。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子不复仇，非子也。”，伍子胥“叛国”灭楚的行为是合乎道义的。

小结

综上所述，伍子胥“叛国”灭楚的行为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作出的一种选择，该选择符合先秦分封时代的价值观念，具有其合理性，应当被世人所推崇，所赞扬。他轰轰烈烈地完成了复仇大计，这让人们钦佩他的艰辛隐忍，他的勇而多谋，胸怀大志，敢作敢为。因此史学家司马迁给予他的“烈丈夫”的评价是准确合理的。伍子胥的复仇过程就像是一部活生生的人性故事，内容既丰富，又沧桑，结局既扬眉吐气，又辛酸悲凉，我认为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去反思和借鉴。（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双隶等译著.吕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 姚际恒译著.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

[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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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玄注 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 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 张守节正义，司马贞索引，裴集解，司马迁撰.史记（第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 吴楚材，吴调厚选注.安平秋点校.古文观止（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

注解：

① 张守节正义，司马贞索引，裴集解，司马迁撰.史记（第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2183页

② 张守节正义，司马贞索引，裴集解，司马迁撰.史记（第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2171页

③ 张守节正义，司马贞索引，裴集解，司马迁撰.史记（第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2172页

④ 吴楚材，吴调厚选注.安平秋点校.古文观止（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433页

⑤ 张守节正义，司马贞索引，裴集解，司马迁撰.史记（第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2183页

⑥ 吴楚材，吴调厚选注.安平秋点校.古文观止（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210页

⑦ 张双隶等译著.吕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07.15页

⑧ 姚际恒译著.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225页

⑨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30页

⑩ 郑玄注 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3页

七年级上册语文秋天的怀念范文第5篇

人类的意识，是从原始社会就存在的，但意识进步到理性思维的程度，则经历了较长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理性思维”，是指具有深刻性、系统性的逻辑思考。原始人在生产斗争中，会得到丰富的感性认识，但却不能以系统性逻辑思考的方式认识其本质，原始神话是当时思维和认识的最高成果，其中包涵神天迷信、自然崇拜以及征服自然力的愿望，而这种思维寄托于虚幻的想象，不属于理性思维的性质。

当人类社会携带原始宗教意识与征服自然力的愿望步入阶级分化时期，一方面自然力的人格化即神的信仰被统治者强化，可能使思想更趋向于麻木；另一方面社会变革、社会分工与脑力劳动者的出现，以及生产力的进步，都可能使理性思维迅猛发展。这两种对立的因素的消长，将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文明”时代到来之际的文化发展状况。

古希腊的奴隶制由于具有打破了氏族公社的框架，解除了氏族血缘关系纽带对人们个性的束缚，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比较明显，商业比较发达，神权的统治比较松驰，政治上形成奴隶主民主制等等社会条件，产生一批人身与思想皆比较自由的脑力劳动者，带来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产生了较为系统的科学和哲学。而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仍袭用氏族制度的躯壳以建立统治政权，血缘氏族纽带经过改造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种族关系与宗法关系纽带，适应水利的需要而实行土地公有制，在政治上也表现为王权专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即反映了这种状况。于是，与王权专制对应的上帝崇拜和反映宗法关系的祖先崇拜相结合，形成牢固的神权、族权观念，各个层次人们思想的理性自由受到扼制，文化的发展走上与古希腊不同的途径。

中国上古从夏代至商代，弥漫着浓重的宗教迷信观念，夏代遗存的文化资料很少，商代的卜辞则反映出凡事皆须仰求上帝以定然否，一切皆由冥冥中的神秘力量所决定，人是绝对被动的，统治者也没有对事务独立判断的自觉意识，而最早的脑力劳动者基本上均担任或兼任占卜、祭祀一类的神职，并不具备独立进行理性思维的社会条件。文化发展的成就主要呈现在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相关联的气象、历法、冶炼及直接观察的天文星象等方面，却缺乏如古希腊那样灿烂的学术遗产。据传夏朝经历了约五百年，商朝的历史也达五百年之久，然而至春秋时期，孔子即发出夏、商“文献不足”的浩叹，〔[2]〕其实更为不足的乃是理性思维及其成果。夏商两代，漫漫千年，社会意识上严重缺乏自觉精神，充满盲目和蒙昧。在中国上古，理性思维要冲破神天迷信罗网的禁锢，只能等待机缘、另辟蹊径，这机缘就是殷周之际的政权变革，这蹊径就是首先从历史思考上打开缺口。

周族原为臣属于殷商的小邦，逐步强大并最终取代殷商的统治地位，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振荡。殷商末年，商朝的个别政治人物已经预感危机，向商纣王提出警告，而纣王则认为他受大命于上天，不以为意。〔[3]〕可见在商代，除极少数人之外，统治者对“天命”皆抱有极其僵化的迷信。周灭殷商之后，周仍然面临着殷民的反抗，这一切引发了周初主要统治人物的忧思：殷商为何败亡？周政权如何巩固、如何避免重蹈殷商的覆辙？于是形成了明晰的“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观念，〔[4]〕意思是：以殷商的覆灭为鉴戒，则知“天命”之难保，即从历史思考而重新认识天命。这种思考得到反复的强调与深化，例如《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里所说的“殷鉴”，是指殷朝应以夏为鉴。这自然会导出周以夏、殷为鉴的认识，《尚书·召诰》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即将夏、商兴亡的历史引为借鉴。“殷鉴”是周初统治者提出的概念，表达了对历史的思索与总结，就是要以前朝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行政的借鉴与警惕。这种思索深化到天命与人事的关系、民众的作用以及施政措施和政治原则等问题，形成了在天命论外壳内具有理性精神的历史观与政治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天命转移的观念。周初统治者在《康诰》中，通过总结历史明确地提出“惟命不于常”，〔[5]〕这与《诗经·大雅·文王》中“天命靡常”一样，都是说“天命”是可以改变和转移的，周初的许多诗歌、文诰皆在叙述历史时表达了这一思想。那么“天命”发生转移的条件是什么？《尚书》中《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等篇记载周公多次详细总结夏、商、周政权变革的历史，认为统治者如果对天帝失敬、行为放纵、贪图安逸、弃德任刑、残害无辜，都会被上天遗弃并降下惩罚，转移天命。上天密切地关注着人世，特别是监督人间统治者的举动。《多方》记载周公的话说：“天惟时求民主”，即上天时刻寻求着好的君主，这样，天命的转移是随时可能的，使周初统治者充满上帝可怕而不可依赖、保守天命很不容易等忧患意识。这种天命转移、上天时刻监督下界的观念，是殷商统治者所没有的，在思想上顺理成章地可引出两个重要的认识：其一是上天成了制约王权的力量，君主不能为所欲为；其二是承认改朝换代的合理性，甚至从历史变动的现实出发来说明天命的归宿。这种历史观点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学术均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敬德”以修人事的观念。周初统治者的“天命转移”观念，形式上似乎强化了天命的权威，但却在描述天命转移原因时却注入了理性思维的因素，实际上探讨了天命与人事间的关系。人在“天命”面前不是无所事事，不是无能为力，统治者可以通过其符合“天意”的作为以“祈天永命”，巩固政权。这种“祈天永命”的作为包括较多的内容，诸如敬天敬祖、勤政恤民、谦逊俭朴、行教化、慎刑罚等等均在其内，大多属于修治人事的范围，这些内容被抽象地概括为“德”的概念，〔[6]〕因而提出“敬德”的政治原则。“敬”，就是以恭谨态度对待和执行，“敬德”的主张在《尚书·召诰》中再三申说，认为夏、殷的灭亡都是“不敬厥德”造成的。在周初历史文献中，《康诰》、《梓材》、《多士》、《多方》等篇均强调“明德”，“明德”与“敬德”的含义基本一致，〔[7]〕其他周初文献也普遍使用“德”的概念阐述政治、教化和个人修养的问题。“德”这个范畴的提出，来自对历史、对天人关系的理性思考，是对人事行为的积极认识，是表达中国上古哲理性政治观念的主要标志之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8]〕“敬德”观念在思想上原本是要调和天命与人事，使之合一的，但天命掌握在神明的上帝手中，人只能在修治人事上下功夫，“敬德”实际是立足于人间的现实事务，因此周初统治者甚至说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9]〕的话来。

第三，“保民”的观念。从殷末到周初的社会振荡，令统治者亲眼看到下层民众的力量。改朝换代的战争，需要许多下层民众为之冲锋陷阵，在这种情况下，人心向背就成为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周初统治者认真思考这段亲身经历的历史，产生了重视民众的思想。《酒诰》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意思是说：人不要把水当作镜子，应该把下民作镜子，我怎能不据此（殷商灭亡的史实）为重要鉴戒呢？以民为鉴，包含着重民和重视人心向背的认识，这必将导致对待民众政策上的调整，于是，周初统治者明确提出“保民”政治观念。《康诰》中讲“用康保民”，是说要使民众安康；讲“裕民”，〔[10]〕是说要教化民众；讲“作新民”，是说要改造殷商遗民；《无逸》篇还讲到要体察民间疾苦，施惠于民，关爱鳏寡孤独等等。这一切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防止民怨，使之顺从。为此目的，谨慎而严明地使用刑罚当然极其重要，但鉴于殷纣王滥用酷刑之弊，因而更强调“慎罚”。民怨是可以反映人心向背的，周初统治者对此予以格外重视，认为“怨不在大，亦不在小”，都必须认真对待，听到民怨，应更加“敬德”，使不顺从的小民变得顺从。《康诰》中大声疾呼：“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意思是：要谨慎呀！可畏的上天是否诚心辅助你，可以从民情中表现出来。这又具有将天意与民情拉向合一的意味，成为后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思想的先声。〔[11]〕

第四，明确的以历史为鉴戒的思想。周初对政权兴亡问题的理性思考，没有停留于笼统的认识，而是深化到一些细节，注意到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例如《康诰》中即已提出立身行政要“敷求于殷先哲王”、“别求闻由古先哲王”，即向殷商以及更古的英明君王学习。《酒诰》则在关于戒酒这一具体问题上，叙述了商朝国王从成汤至帝乙时的君臣都勤于政务，不但不敢纵情饮酒，而且也没有纵饮的闲暇。商纣王君臣都大肆饮酒，政治败坏，终于亡国。周文王则早就教导说只有祭祀时才可用酒，我们遵守文王之教，所以代殷受命。在《无逸》篇，更细致地列举商代勤政君主绵长的执政年限，和贪图享乐君主短命的年限予以对比，要求以此引为鉴戒。在《召诰》、《多士》、《多方》等篇都谈论了夏、商改朝换代的历史，《君奭》、《立政》篇更较为详细地总结了夏商周（文王、武王）三代用人行政制度的发展与经验教训，从而提出治国“立政”的原则。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周初统治者已经做到从多种角度总结历史，通贯地考察夏、商到周文王、武王的历史发展，从中概括出一些政治经验和教训。因此，周初统治者的历史认识，是最早的理性思维，其“敬德”、保民观念以及对天人关系的新见解，皆是从历史思考中得出的。至今诸多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述强调西周产生怀疑天命的观念，却不知其来自“殷鉴”，即来自历史的思考，所以难免得出本末倒悬、因果错位的结论。

中国上古最早的理性思维，产生于以“殷鉴”为标志的历史认识领域，首先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来认识政治、认识天人关系，从而启沃心智，继而丰富逻辑思考能力，打开哲理的眼界。这对中国文化特征的形成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造成历史认识与政治文化结成密不可分的联系，积淀为凡事从以往历史中寻求根据、经验与教训的思想模式。“殷鉴”的思考，还导致历史文献的保存与整编，今所存之上古典籍文献，都是西周及其后保存和整编的。所有这些，都是史学得以发展的基础。因此，中国古代史学的兴旺发达，历代官方的史学活动之绵延不废，古代史学多以经世致用为根本宗旨……这些西方所不具备的特点，皆可追溯至理性思维的源头，追溯到“殷鉴”给中国社会文化植入的思想根基。

二、官方记史体制以及相应的史学观念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正式的历史记载？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左传》中有《夏书》、《夏训》的记载，〔[12]〕然而那是否真实、是否真是夏代的历史记载，很难据信。《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商代已有正式记述的历史典籍，但典、册的内容不一定就是历史记载。甲骨文中有“史”、“尹”、“作册”等官名的记录，后人将之称为史官，而其职责乃是起草和掌管官方文书而已，亦不足以证明记史制度的产生。殷商并未留下可靠的史籍文献，从今存甲骨卜辞来看，仅在记载贞卜活动及其结果的同时，无意间记载了当时的史事，由于未能摆脱凡事必卜、极端迷信的精神蒙昧，尚不可能具有自觉记述历史的意识。

一般而言，一个政权若非承袭民族传统或者接受外部文化影响，只能在认识到历史的借鉴作用之后，才会形成自觉的记史制度。殷商时代可能会保存少部分重要的官方文书，但不会有系统的历史记述。西周初年具备了“殷鉴”的历史认识，那是从亲身经历与口耳相传的史事直接汲取借鉴，尚无阅读历史载籍的例证。因此，周初提出的“殷鉴”是一种历史意识，由历史意识到自觉记述历史的意识，在我们看来不过一步之隔，但古人实现这一步的跨越，亦非易事。从现存的文献看来，周初由于具备了“殷鉴”的历史意识，不仅自觉地保存更多的官方文书，而且整编了殷商时代的历史文献。〔[13]〕从注意保存档案、文书到特意记述历史载籍，则又历年长久，白寿彝先生指出：《墨子·明鬼》篇引证了《周春秋》记载的周宣王时期史事，又参照其他先秦典籍，因而判断“编年体国史的出现在周宣王或其前不久的时期”，〔[14]〕这个见解极其精到，官方记史制度的形成亦当在这个时期。保存与整编档案文献，只是初始和朦胧的史学意识，特意和自觉地记述历史，进而形成记史的制度，史学意识便得到了明确与巩固。

官方记史制度在春秋时期迅速发展，周王朝与诸侯国皆以编年体形式记载史事，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史官，形成各国官方记录的史册，这些史册多以“春秋”为名，也有如晋之“乘”、楚之“梼杌”等别名。一些史学上的基本原则，也陆续提了出来。

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史官名目很多，《周礼·春官宗伯》记载西周即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其职能中包涵着记录历史。〔[15]〕《汉书·艺文志》说古时“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清人黄以周《礼书通故》经考订认为左史即内史，右史即大史。而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史官名称与王室类似，如鲁、齐、晋、郑、卫皆有大史，鲁又有外史、齐有南史、晋与楚有左史等等，〔[16]〕齐管仲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圣德也”〔[17]〕地处较为偏僻的秦国也于周平王十八年（公元前753）“初有史以纪事”，〔[18]〕可见各诸侯国记载史事已普遍制度化。曹刿向鲁国君主进谏时曾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19]〕表明记史制度遵循“君举必书”与讲究一定书法的规则，从曹刿语意上看，这已经实行许久了。《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史官董狐于史册书“赵盾弑其君”，同书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史官不顾接连被杀，坚持记录“崔杼弑其君”的事迹，成为古代史官不惧强权、奋笔直书的典范。据称后来孔子赞扬：“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这里提出史家的“良史”标准及“书法不隐”的原则，在古代史学的发展中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时期，关于历史和史学作用的观念大为丰富。周灵王时，太子晋畅谈往古胜败兴衰，提出“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其兴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废者，必有共、鲧之败。”〔[20]〕这明确表达了应当从历史文献记载中寻求兴亡成败教训的观念，不仅是讲历史的鉴戒作用，而且突出了史学记载的作用。鲁庄公时，夏父展因事进谏称：“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臣从有司，惧逆之书于后也，故不敢不告。”〔[21]〕这里的“顺”、“逆”是指符合、不符合礼制，史官纪事，是“顺”、“逆”皆如实记载，夏父展以历史记载流传后世来进谏，已试图利用历史记载对君主的行为予以制约。晋悼公时叔向“习于春秋”，被认为可以作到“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22]〕表达了当时对史学作用的认识。楚昭王时，其史官倚相被视为国宝，因为他“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23]〕这已经是史官直接利用历史记载诱导与辅助君主的事例。不仅如此，据倚相的叙述，早在200多年前的卫国卫武公时，已经“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24]〕。史册、史官和记史制度向君主提供鉴戒、行为制约和思想诱导，从而参与了深层的政治机制，其影响之一，就是使史学发展的动因深深地扎根于古代中国的社会肌体之内。

楚庄王时申叔时论教育太子方法说：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25]〕

“春秋”（编年记事之史）、“世”（世系之书）、“令”（先王之官法、时令）、“语”（以往治国之善语）、“故志”（记前世成败而总结出议论、格言之书）、“训典”（五帝之书），均为史籍。〔[26]〕这段言论，包含以史实施教育、教化，汲取鉴戒，从史学中学习政治经验、提高行政能力和学习治国政策的丰富的思想内容。很明显，这些史学观念都是首先在官方记史制度、官方政治与史学相结合的机制上形成的。

总之，在西周“殷鉴”思想的基础上，春秋时期建立“君举必书”和讲究一定书法的记史制度；提出“良史”的概念，这涉及史家标准的评议，产生了史家的榜样性人物；形成以史借鉴、以史教化、以史辅政和从史学中学习治国之策的史学观念，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运行发展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表述得还相当简约，有如格言成语，而唯其简约，更便于传播、更提供了后世展开、发挥与丰富化的空间。

三、孔子与《春秋》相联结的的史学意义

流传于世的《春秋》是否经过孔子的修订？这是学术界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笔者是倾向于孔子修订《春秋》之说的。《孟子》的言论、《史记》的记载以及古代几乎所有经、史、子、集著述中的说法，多认定孔子作《春秋》。但是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之中，却无片言只字提到修《春秋》之事，因此近代以来，否定孔子曾经修订《春秋》的学者亦不在少数。

孔子是先秦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在中国历史上，孔子至少作出以下三项破天荒的创举：第一，孔子是进行大规模私家讲学的活动的第一人，三十岁左右即开始收徒讲学，传说他的学生有三千人，学业甚好者也有七十余人，后来带领学生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这打破官府垄断教育的局面，将之引向民间。第二，首次创立了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学派，即不依附某个特定政治势力，以思想、学问的传承为纽带的学术集体。第三，最早地将政治、社会及人际关系等社会问题蒸发为非参政人士探讨的学术问题，并且建立起系统的思想体系。从孔子生平事业看来，修订《春秋》与整理《尚书》等文献以备教学、治学之用，其可能性是很大的。

孔子是否修订过《春秋》，考清这个史实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但这里还存在另一层面的史实，即在整个中国古代，孔子修《春秋》乃是久被认定的，这个无可争议的史实对于史学史研究来说，重要性并不亚于孔子是否真的修过《春秋》。孔子与《春秋》联结一起所造成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孔子为春秋后期人，而对《春秋》大力推崇并且将之与孔子联系起来，则在战国时期。《左传·君子曰》评论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27]〕这里提出的“惩恶而劝善”、“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既是论史学的功用，也道出了修史的宗旨，比春秋时期的史学观念又前进了一步。孟子旗帜鲜明地将《春秋》说成是孔子的有为之作：“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他把孔子修《春秋》与大禹治水、周公平定天下等伟大功业相提并论：“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天下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8]〕这样，《春秋》所能起到的政治作用就不可估量，成为拨乱反正以安定天下秩序的法宝。按照孟子的说法，孔子将修订《春秋》视为“知我”、“罪我”的最重要的事业，是以一般平民身分而行“天子之事”。尊崇《春秋》，也就同时提高了史学的地位。

春秋时期人们强调史学的鉴戒作用、辅政作用、教育作用等等，而是否真的以史为鉴，占主动地位的乃是君主、统治者，而不是史学和史家，前引夏父展以历史记载会传于后世来向鲁君进谏，就没有被接受。至此，《左传》提出《春秋》有“惩恶而劝善”的宗旨，特别是孟子鼓吹孔子鉴于“世衰道微”而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以孔子为榜样，倡导出撰史者积极用世的主体意识，即史家以撰史方式主动干预世事。无论有权势的在位者是否愿意接受，史家都将使其历史记载流行当时、传扬后世，从而鼓舞善行，令恶人知惧。正是在这种信念之下，建立了历代优秀史家的崇高社会责任感，史学经世致用的精神成为传统史学的准则。史学的终极宗旨，已不是关注具体当权者的接受与采纳，而是关注在整个社会和未来的效果。

如上所述，不管孔子是否真的修订过《春秋》，古人基本上公认《春秋》为孔子所作，乃是另一层次的史实。随着孔子的不断圣化及《春秋》成为儒学的经典，其崇高的地位在古代主流思想意识中，已经不容怀疑和否认，这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铺垫了日趋繁荣的坦途，其影响之大者有以下几点：

（一）《春秋》成为儒学的经典，在汉代公羊学派的鼓吹中，尊崇到吓人的程度，此后经学的《春秋》学长盛不衰。但《春秋》毕竟是记事的史书，推重《春秋》之论其实即推重史学，《春秋》地位的高涨带动史学地位的提高。《春秋》经学不能完全脱离史学，经与史之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29]〕《春秋》经学的论断，有相当大的部分可以纳入史学理论的范围；《春秋》（还有《尚书》）亦经亦史的现实，还为后世“六经皆史”的理论探讨准备了条件。总之，是孔子《春秋》促成史学的重要地位，带动了史学理论的探讨。

（二）认定孔子修《春秋》，是在根本原则上认可私家修订国史，这是对私家史学最大程度的承认。历史上虽然有如隋朝等朝代曾短暂地禁止私修国史，但这仅限于当代史，而且根本难以真正施行。孔子这位至圣先师的修史行为，令历代君主找不到禁止私家史学的法理。于是私家撰史不断，史家无不推重孔子《春秋》，悬为楷模，历代以“春秋”为史著书名者即不可胜计。《春秋》在政治文化中的独特地位，筑成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联系的发展轨道，而这史学的双轨，是古代中国史学持续繁荣的最重要的条件。

（三）据说孔子修《春秋》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30]〕对历史人物予以华袞斧钺之褒贬，“拨乱世反诸正”。圣人的榜样使后世史家具备这样的信念：不仅撰史，而且论史，不仅论史，而且联系时事。在绝大多数朝代，官方也只能承认或默认史家有撰史、论史的权力，这应当说是得自孔子与《春秋》精神的无形庇护。

《春秋》之义对于中国古代的史学，也有消极的影响，它规定了史学思想的主流方向，纳入封建伦理的规范而难以突破。然而若考究中国古代史学发达兴旺的原因，不能不强调孔子与《春秋》联结于一起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四、史学观念上的新拓展

战国时期孟子等儒家学者对《春秋》的推重，将以史借鉴、以史教化、以史辅政的观念深化为史家和史学干预时事的主体意识，从理论和精神上将史学置于高屋建瓴的主动地位。除了这种在《春秋》问题上深化了的史学思想之外，史学观念还取得了多方位的拓展，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学者、士人的撰著意识空前强化，产生了大量的典籍。有私家一人之书，有一学派积累共纂之书，有杂取各派汇编之书等等，琳琅满目。其中，史书的撰著亦格外盛行，《竹书纪年》一书可说明战国时期官方记史制度延续不废，我国第一部内容充实，记言、记事兼备的史籍《左氏春秋》（即《左传》）的产生，表明历史著述的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据学术界研究，今《尚书》内有写于战国时期的文献，晋代从战国古墓出土《周书》，今存篇目中亦有可认定为战国写成者，可见战国期间必然重新整编过《尚书》、《周书》。战国后期，楚国铎椒所撰《铎氏微》40篇，选编历史上成功与失败的事迹，〔[31]〕书名用“微”字，说明关于《春秋》“微而显，婉而辨”、“惩恶而劝善”的史学原则已广泛传播；赵国虞卿撰《虞氏春秋》8篇，分类记述春秋至战国中期史事，内容、宗旨为“刺讥国家得失”，〔[32]〕表明史学主动干预时政的精神亦得以发扬。其他如《国语》为分国记述政治言论，《世本》为分门类记述史事，《战国策》专载游说、进谏之词，说明撰述史籍已经采用较多种类的体裁，史学眼光有所放宽，撰史方法有所增加。总之多种类史籍的出现，折射出史学观念的多样化拓展。

其次，孟子在评述《春秋》中概括了史学在内容、形式和观点上的内在结构，他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33]〕这为后世撰述与评论史书提供了一个方法的总则，即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运用生动的文笔，尤其要具备深刻的历史见解，三者相结合才是完整的史学著述。

其三，形成了对史事考信征实的观念。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即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34]〕这段话是说认识历史必须取证于“文”（历史记载）和“献”（贤才），不能凭空捏造。而战国时的孟子觉得历史记载也不完全可靠，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漂杵也？”〔[35]〕这里对具体事例的分析有误，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原则是正确的。法家韩非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他认为对历史记载、历史传说应当予以“参验”，“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36]〕若摈去其中的历史不可知论观念，这种不经“参验”就不能认定真实，未验证其真实就不能引作根据的思想，便很有史料学上的理论价值。

其四，以史学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的观念。孔子曾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37]〕非但孔子，上文叙述到的晋叔向、楚倚相，也是由习史而著称于时。至战国成书的《周易·大畜·象传》，即提出“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命题，言简意赅，深刻精辟。这里的“德”，包括见识、能力、品行等在内的综合素质，“多识前言往行”就意味着学习历史。

其五，会通古今的史学观念。将历史引为鉴戒，一定会导致列举历史事例、评议时事和预测后果的思考。《左传》、《国语》记载有各国君臣间引据历史申说主张的大量情节，战国诸子著述如《墨子》、《孟子》、《荀子》、《管子》等等也无不引古论今，《韩非子·五蠹》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得出历史进化观点，邹衍则宏观地用“五德终始”描述历史的演变程序，凡此皆对历史事物作出会通古今的思考。而在史学理论和原则上，先秦时期也提出会通古今的主张，《礼记·经解》借孔子之语称“疏通知远，《书》教也”，《周易·系辞下》提出“彰往而察来”的命题。这种格言、成语式的精辟语句，极便于传诵，为史学的会通古今观念提供莫大的发挥可空间，启迪了后世史家。战国后期，荀子有比较明确的会通古今的观念，他说：“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拱而议。”〔[38]〕“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从而得出“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的结论。〔[39]〕这里的会通古今，是以强调知今为重点的。《吕氏春秋·长见》篇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念，认为“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以知古，知古则可以知后，古今前后一也。故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也”，将会通古、今、后世的认识，称为“长见”，即长远的见识。《察今》篇又言：“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可惜后代在发扬先秦史学会通古今观念过程中，仅关注“彰往而察来”的认识方向，未能光大“察今则可以知古”的历史认识论。但尽管如此，“以今知古”的思想仍在先秦史学观念中闪烁着奇光异彩。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的史学观念，体现出中国古代史学蓬勃发展的渊源。由“殷鉴”的思索进展到官方巩固的记史制度，继而产生一系列基本原则性质的史学观念，随之又有孔子《春秋》为私家史学辟开蹊径，促使史学观念的进一步深化。这一步步的跨越，为古代史学的兴旺发达准备了势不可遏的社会条件。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史学，唯其源头深邃丰饶，才成其日后的烟波浩瀚、奔流不废。

注释：

〔[1]〕《诗经·小雅·北山》

〔[2]〕参见《论语·八佾》

〔[3]〕参见《尚书·西伯戡黎》。

〔[4]〕见《诗经·大雅·文王》。按《文王》一诗，据《吕氏春秋》为周公旦所作。

〔[5]〕《康诰》载于今文《尚书》，其作者有二说，一为周武王，又一为周公。

〔[6]〕《尚书》中记载商代史事的《盘庚》、《高宗肜日》已有“德”的概念，但学术界多认为这两篇或经过西周初年整编，或就是周代的作品。

〔[7]〕“明”字多义，有“彰明、光大”与“勉力为之”等含义。

〔[8]〕《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蔡仲之命》。

〔[9]〕见《尚书·君奭》，为周公之言，大意是：上天不可信赖，我们只有继承文王的传统。

〔[10]〕《康诰》中讲“乃由裕民”、“乃裕民”，“裕”是启迪诱导的意思。

〔[11]〕《孟子·万章上》、《左传》昭公元年引《尚书·太誓》。

〔[12]〕见《左传》庄公八年、襄公四年。

〔[13]〕据王国维《古史新证》、张西堂《尚书引论》，《尚书》中《汤誓》、《盘庚》为西周初年整编；《尚书》、《周书》中关于西周的文献情况复杂，学界意见不一，但各篇皆当有其所本，又据王国维、郭沫若等学者研究，《牧誓》、《世俘》等多篇可定为周初之作。要之西周开始特别注意保存历史文献，应可确认。

〔[1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

〔[15]〕《周礼》其书晚出，所载史官之称非必西周时完全具备，似可作春秋时期的参考。

〔[16]〕以上史官名称零星见于《左传》、《国语》。

〔[17]〕《左传》僖公七年。

〔[18]〕《史记》卷五《秦本纪》。

〔[19]〕《国语》卷四《鲁语上》。

〔[20]〕《国语》卷三《周语下》。

〔[21]〕《国语》卷四《鲁语上》。

〔[22]〕《国语》卷十三《晋语七》。

〔[23]〕《国语》卷十八《楚语下》。

〔[24]〕《国语》卷十七《楚语上》。

〔[25]〕《国语》卷十七《楚语上》。

〔[26]〕括号内的解释据《国语》韦昭注并稍加润色。

〔[27]〕《左传》成公十四年、昭公三十一年。

〔[28]〕《孟子·滕文公下》。

〔[29]〕与《春秋》起到相同作用的还有《尚书》，但不如《春秋》为突出，此不备论。

〔[30]〕见《史记》卷一三0《太史公自序》。

〔[31]〕《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

〔[32]〕《史记》卷七六《虞卿列传》。

〔[33]〕《孟子·离娄下》。

〔[34]〕《论语·八佾》。

〔[35]〕《孟子·尽心下》。

〔[36]〕《韩非子·显学》。

〔[37]〕《论语·述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