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

翻译文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学翻译;翻译策略;归化;异化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1-0220-02

在人类文明史上,翻译一直是传播外来知识的重要渠道。翻译,不但能促进一个民族文化的延续,还能给这种文化输入新的血液。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英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因此,从文化交流的高度来认识翻译活动,无疑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来把握翻译活动的本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处理出发语和目的语的文化差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对这一问题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提倡“异化”,即以出发语为导向;另一种观点提倡“归化”,即以译入语为导向。“归化”和“异化”是文学翻译过程中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这两个术语最初是由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基于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rcher)的理论在他的著作《译者的隐身》中提出的。Schleiermarcher认为,“要帮助译作的读者在不脱离译入语的情况下正确而完全地看懂原作,可以采取两种途径。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打扰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但是对这两种翻译,他并没有用专门的术语来概括。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Schuttleworth和Cowie在著作《翻译研究词典》中明确提出“归化”和“异化”(“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这一对翻译策略术语。此后,许多翻译家及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这个课题。

一、中西方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现在的“归化”和“异化”之争就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归化”的主旨以译入语文化为中心,而“异化”的主旨是以出发语文化为中心。翻译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双语转换的原则应以译出语文化为依托,以译入语文化为基础,以两种语言的**结合为追求目标。中西方分别对归化与异化做了大量的研究。

1.西方研究“归化”和“异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化”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交际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他提出了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和其他一些翻译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归化”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使目的语读者做出与出发语读者一样的反应,它强调的是译文的交际功能,只有译入语读者获取了与出发语读者一样的信息才能说这个翻译文本是忠实的。

正如“异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劳伦斯・韦努蒂(Venuti)指出的,试图把结构主义理论付诸实践并提出了阻抗式翻译来反对传统的、通顺的翻译。阻抗式翻译可以有助于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译出有陌生感和疏离感的文本。然而,就交流而言,“异化”翻译也有不足。由于存在不熟悉的表达方法和语法结构,在交流中会对译入语普通读者产生信息传递的障碍。

2.中国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中国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始于直译与意译之争,在历史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古代佛经翻译时期,即东汉末年到北宋仁宗景佑年间。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是以佛经翻译为基础的,如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家支谦在《法句经・序》中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就文体而言,他主张意译;东晋、前秦佛经翻译评论家道安是直译派的代表人物,他在佛经翻译中提出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他们是最初提出直译与意译之争的人。玄奘(602-664)是唐代著名的僧人兼翻译家,他主张直译和意译的完美结合,在翻译史上被称为“新译”。

第二时期是近代西学翻译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大量西方的文学和学术作品被介绍到中国,许多翻译家投身于此。如林纾的小说翻译、严复的学术翻译、朱生豪的戏剧翻译。这段时期的翻译理论研究是以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方式进行的。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翻译界出现了一场“翻译标准”的论战。这场论战中的主将,“信”派的代表人物是鲁迅和瞿秋白。“顺”派代表人物是梁实秋和赵景深。双方针锋相对,集中讨论了:(1)信与顺的问题;(2)直译与意译的问题;(3)“欧化”与“归化”问题;(4)重译问题。这是这场论战的四个焦点。其中的“欧化”与“归化”问题就是本文所说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第三时期是现代西学翻译时期。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外国作品被翻译到中国。与此同时,各种边缘学科如信息学、符号学和语言学也激起了中国翻译界的强烈兴趣。中国翻译家将这些理论和中国传统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刘英凯在1987年率先以“异化”翻译挑战占主流文化的“归化”翻译,他声称翻译应以“异化”为主,“归化”会带我们进入歧途。随后,这两种翻译策略激起了中国翻译界热烈的讨论,掀起了新一轮“归化”与“异化”争论的高潮。

二、“归化”和“异化”的对立

就文学翻译的目的而言,一方面,译者试图忠实地介绍原文,尽量给普通读者呈现异域文化;另一方面,译者希望普通读者能够完全或更好地理解原文并从译文中获得美的享受。这两方面是互相对立的。如果译者想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普通读者就会发现译文难懂;如果译者想向普通读者展示流畅和优雅,译文就会不忠实。不同的翻译目的解释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的选择。

“归化”是以译入语文化为依托,而“异化”是以出发语文化为依托。在中国翻译理论界,确实存在着“归化”和“异化”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翻译家们各抒己见,一些人赞成“归化”,如赵景深认为,“宁愿要语言的流畅也不要思想的忠实”;梁实秋认为,异国情调会使语言晦涩难懂;朱小安认为,适当的归化是为了避免“影响或损害翻译的交流作用,造成某种理解的困难。”

三、“归化”和“异化”的统一

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意图、译者的翻译目的、读者的层次和要求,我们认为,在文学翻译中,“归化”和“异化”均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翻译策略服务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和不同类型的读者。因此,两者各有其优越性和不足之处。实际上,两种翻译策略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

首先,没有一种译文是完全“归化”或完全“异化”的。正如没有完全直译或完全意译的译文一样。只是由于译者的翻译观不同,在翻译中根据某种翻译目的,采用某种翻译方法,从而表现出某种翻译策略。而自觉的译者,则会考虑到作者的意图、译者的翻译目的、读者的层次和要求,在翻译过程中自觉遵循某种原则和方法,译文也会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某种倾向。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进行说明:

例1,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红楼梦第六回)。

“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杨宪益)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

例2,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红楼梦第五十七回)

Ten thousand tales of gold are easier come by than an understanding heart.(杨宪益)

Easier a golden hoard to win than find one understanding heart.(Hawkes)

作为译者,杨宪益的目的是想尽可能多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英美读者,是以想多了解中国文化的英美读者为对象的,因而基本上遵循了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异化的方法;霍克斯的翻译目的非常明显,是为了取悦译文读者,是为一般的英美读者翻译的,因此他遵循了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归化的方法。对学习汉语的英美读者,他们阅读杨宪益的译本将大有裨益。一般英美读者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只是为了猎奇,为了消遣,他们阅读霍克斯的译本就能达到目的。

“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是一对矛盾体,“异化”要求忠实于原文,保存异域情趣,更多地保留语言文化的民族特性,它是世界文化融合的一种趋势。“归化”是在“异化”的译文不能被理解或是不能准确传达原意的情况下,从而使之本土化的一种翻译策略,是一种迎合普通读者的变通转换。好的翻译是在“异化”和“归化”策略之间找一个适当的折中点。折中就意味着有所不忠实,这也是文学译者要付出的无可奈何的代价。正如皮特斯所说,“民族中心主义会造成对外来文化的否定和排斥,这与翻译作为文化桥梁的作用是不相容的。”绝对的“民族主义”只会抹杀翻译存在的依据,翻译的目的将无法实现。然而对外来语的全盘接受也会使译入语失去自我。因此,以翻译形式进行的对话和交流,既要维护本民族语言文化,也要尊重外来的“异”的成分,这两种态度的结合就是译者努力达到忠实的翻译的基础。“异”的消融是由译者来完成的,“异”的保留程度也是由他来控制的,所以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才是真正的语言主角。

参考文献:

[1]Schuttleworth&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TJE Rome Publisher, U.K,1997.

[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谢天振.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许渊冲.文学与翻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翻译文学范文第2篇

尽管韩国的影视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韩国政府却并不满足于单单推广以电视剧和电影为主的快餐性大众文化，他们认为如果要让世界真正了解韩国和韩国文化，必须大力推广以图书为代表的纯文字严肃作品。韩国文学翻译院正是诞生于这一背景之下，是专门为向海外传播韩国文学与文化而设的政府机构。

一、韩国文学翻译院的发展历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韩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随着经济的腾飞，韩国国内文坛开始重视起韩国文学国际化的问题，提出政府应该关注韩国文学的国际推广。于是从八十年代韩国开始对本土文学提供外文翻译出版的支持，翻译项目由文化部直接管理。最初，翻译语种仅限于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其中以英文为重。到了九十年代，这项事业由文艺振兴院接管。1996年5月，“韩国文学翻译金库”成立，韩国文学的出版翻译从政府的直接事业转为间接事业，韩国文学的世界化初现端倪。

在发展的初级阶段，韩国因为急着把韩国文学推介到国际，所以工作的重点完全集中在翻译上，其运营模式是将选定的文学作品译成外语，在韩国国内印刷出版后向国际发行。由于初期翻译作品的水准参差不齐，再加上缺乏海外发行和推广经验，几年实践下来，他们发现通过这样的方式很难形成有效的海外读者群，若要想成功将韩国文学推广到国外，必须转变工作思路。于是，韩国文学翻译院（KOREA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简称KLTI）应运而生。2001年3月，文艺振兴院把出版翻译事业和“韩国文学翻译金库”一体化，成立了韩国文学翻译院。2005年依据《文化艺术振兴法》第23项第19条的规定，正式明确了韩国文学翻译院为国家法定机关，隶属于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是其下属的特殊财团组织。翻译院成立后，韩国向国外推介的出版题材也由最初的文学领域扩展到人文、历史、儿童读物上。翻译院的发展战略目标是致力于推广韩国文学，克服世界出版领域中韩国文学的“少数语言文学”的身份局限，试图把自己打造成为国际化的世界级文学交流机构。

二、韩国文学翻译院的主营业务

韩国文学翻译院是韩国政府和韩国民间力量结合的产物，是推动韩国文学及韩国出版走向世界的平台之一。翻译院主要负责开展韩国文学国际化出版和宣传所需的各项工作：图书翻译、与韩国文学有关的国际交流事业、发掘并培养专业翻译人员、对外宣传、研究韩国文学世界化与翻译的相关政策、组织各种把韩国文学介绍给海外读者的活动等等。除此之外，翻译院建设和运营韩国文学翻译图书馆，在网络上提供韩国文学翻译作品及相关资料。

1.培养图书翻译人才

由于韩国的人口不足5000万，各语种习得者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完成韩国文学作品高质量的翻译工作，这大大限制了韩国文学作品国际化推广的进程，于是，培养出一批优秀图书翻译人才是韩国文学翻译院成立的初衷。众所周知，要用外语原汁原味地展现一本蕴含民族精神和本国文化精髓的文学作品实属不易，不仅要横跨两种语言文化的鸿沟，译成品还要能被对象语言的读者接受和理解。因此，**的方式便是由本国译者和外国译者通力合作。翻译院在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有特色的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它没有将目光局限于发展本土翻译人才上，而是把精力更多的花在培养国外的专业翻译人员，资助具有潜力的外国籍翻译人才。韩国文学翻译院在选择外国籍翻译人才进行资助的过程中，发现具备一定翻译能力的跨国婚姻夫妇成为**人选，而韩国很多走出去的文学作品，也是这些跨国婚姻的“副产品”。

每年韩国文学翻译院计划培养十名左右的翻译人才。海外申请者可以事先通过翻译院的官方网站提交1/3的翻译作品，经过相关领域专家的严格审核后，通过者可以得到1500万韩币（合9万-10万人民币）的资助经费。与此同时，翻译院与韩国一些知名大学合作，开设韩国文学翻译课程和特别讲座，鼓励国内外具备一定资质的外国人到韩国来学习韩国语言和文化。例如他们在中国挑选韩国语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提供在韩两年期间的全部学费、每月100万韩币（合6千-7千人民币）的生活费、往返机票等。

为提高韩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鼓励其在海外的出版，从1993年起设立了韩国文学翻译奖。韩国文学翻译奖的评审对象是在海外出版社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过韩语翻译作品两部以上的翻译家的作品。每年根据对原作的理解程度、译作的“信”“达”“雅”及可读性以及在当地引起的反响等标准选择候选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最终评定出一部翻译大奖和两部翻译奖。除此之外，为挖掘向世界介绍韩国文学的翻译新人，翻译院每年还评选“韩国文学翻译新人奖”，鼓励后起之秀。

2. 联络海外出版，进行海外宣传和营销

翻译院的主营业务还包含联络引进韩国图书版权的海外出版社和公司，通过开展“海外翻译出版资助项目”和“海外出版营销资助项目”等各种资助项目，大力支持韩国图书版权的输出。韩国认为像韩语这样的亚洲语言属于弱小语言圈，韩语出版物处在世界出版界的边缘，如果一味照搬由欧美大型出版集团左右的出版市场逻辑，韩国出版就会被完全孤立起来，因此，韩国出版的国际化需要政府的积极扶持。翻译院下设的翻译出版部是这些项目的具体执行部门，每年翻译出版部选出一些他们认为有助于韩国文化世界化宣传的图书，资助其外文翻译和海外出版销售。例如，2011年韩国文学翻译院联合美国Dalkey Archive出版社策划出版韩国丛书系列，计划于2013年到2014年在美国首批出版25本韩语书的英译本。作为该项目的主要资助者，韩国文学翻译院将承担总费用75万美元中的大部分。

韩国文学翻译院下属的宣传交流部的主营业务是通过召开韩国国内外的国际性文学活动和作家文人间的交流，帮助外国读者深入了解韩国文化，拓宽海外读者层。2005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韩国以主宾国的身份亮相，提出了“韩国之书100”的代表展品，韩国出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而这次书展的主要负责机构就是韩国文学翻译院。2011年在翻译院的主导下，韩国出版界第一次参加代表阿拉伯语圈的阿布扎比国际图书展。书展中，翻译院举办了“中东和远东的相逢（Middle East Meets Far East）”主题活动，展示了翻译成阿拉伯语的韩国出版作品，并向阿布扎比国立图书馆和迪拜扎耶德大学捐赠了韩国图书的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译本。除积极利用国际书展的平台进行宣传外，翻译院还支持一些作家直接到国外参加书展、研讨会、出版纪念会等活动，让其接触和熟悉国际氛围，以便其写作能与世界接轨。2009年，韩国文学翻译院分别在瑞典、巴西、俄罗斯和美国举办文学活动，向这些国家介绍韩国文学作品，并邀请一些知名的韩国作家在活动中朗读自己的作品并与当地读者直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此同时，翻译院也邀请很多外国作家来韩，提供他们与韩国作家直接交流的机会，借此搭建韩国作家与国外作家之间直接的人际关系网络，有助于更好地将韩国文学介绍到国际文学界。

三、韩国文学翻译院取得的成就

韩国文学翻译院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出版格局中翻译作品多是受出版社委托后成文的订单式存在模式。最初在翻译的图书的选定方面，一直采取的是译者直接申请后由专家审查并决定是否给予经费支援的形式。不过因为是自选，所以图书的甄选范围狭窄，必然会漏掉一些代表性图书。为了弥补之前工作的不足，后来成立了“翻译图书选定委员会”，通过每年两次的评审，圈定韩国国内数百种包含文学、人文、儿童读物在内的代表性图书供译者们挑选。据韩国文学翻译院官方网站上所公布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如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部管理时开始算起，韩国政府总共支持了约850种文学作品的翻译，其中翻译院援助了30个语种近800册图书的翻译。

翻译文学范文第3篇

一、审视角度

译者面对翻译对象应如何审视，主要有三方面：语言事实，形式（包括修辞手段或者文体特征）和精神气质。于是，与之相对应的翻译批评与赏析层面分别是：意义批评，形式批评，和文化批评。在翻译时强调语言事实的翻译我们可称其为语义翻译，语义翻译是英国翻译理论家PeterNewmark提出的两种翻译模式之一。对于一部译作的分析，看其语义翻译得是否与原文接近，从翻译批评与赏析层面，对译作的分析就是意义批评与赏析。翻译活动面对的是语言和文化的双重障碍。就语言而论，当语言表达形式（语音、词汇、句法和修辞等）的特点本身作为信息的内容传达时，翻译时强调形式，就是为了凸显某种语言的语言形式功能，比如说中国诗歌的诗。在翻译时，译者有时会采用修辞手段、特殊文体甚至创新的排版印刷格式等手段来增强译文的艺术效果，发挥吸引读者的功能。第三个视角，从精神气质方面审视翻译对象侧重的是文化特质的翻译。由于文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语言的交流，因此中西方文化在文化内涵、生活方式、认知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会对翻译产生重大影响。看一部译作是否译出了原作的精神气质，就是看它能否将原作的文化很好地传达出来，而对其进行赏析是则要从文化批评角度着手。对一部译作的批评与赏析应该是多角度的、多方面的，可以对译者的行为和活动进行批评与赏析，还可以对翻译理论的研究进行批评赏析，也可以对翻译的文体格式等进行批评赏析。

二、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这部杰作的时候，建构了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的翻译本体。

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和高度来讲，都是文学翻译中很有影响力的一种创新，这种在翻译中格式的变通，对于译作的成就具有何等重要的奠基作用。下面就对霍译版本中某些格式变通之处从意义、形式以及文化角度进行批评与赏析。1“.敕造宁国府”的翻译：第三回，林黛玉见“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霍译：NING-GUOHOUSEFoundedandConstructedbyImperialCommand就意义而言，霍克斯把“敕造”二字译成"foundedandconstructedbyimperialcommand"，在这里"founded"和"constructed"似乎有重复之意，其实仔细查阅两个单词的英文释义就可以发现，这两个词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found"包含一个"tobethefirsttostartbuilding"之意，而"construct"则只是"build"之意，霍克斯在这里将两个单词一起使用有更加形象地突出了“造”的意义。从形式角度来看，中文突出强调了“敕造宁国府”这一门上牌匾。试想《红楼梦》那个时代宁国府上所挂匾额的书写格式，可能是敕造二字纵向排列位于匾的左边，宁国府三个字依次向右排开，也可能是其他排列方式，不管怎样排列，这块匾是宁国府荣誉的象征，必然十分显眼。霍克斯为了强调，在英译中使用了适当的格式强调方式，他以不同字样分三行居中单独排出，这样排版颇有赫然显现，吸引人的视线之势。霍克斯可以说抓住了中国匾额的特点，以这种特殊的排版方式翻译兼顾了意义与形式，将中国匾额的内容表现尽致。从文化角度来看该匾的翻译，霍克斯先说"NING-GUOHOUSE",再将“敕造”二字译作"foundedandconstructedbyimperialcommand"。敕造是指奉诏令建造，如果英文也直接用汉语拼音译作"chizao"，外国读者读起来一定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而霍克斯则是在"NING-GUOHOUSE"下边用了小一号的字体进行释义，这样一解释，既起到了突显门匾的功能，同时又很好的将这块匾所蕴含的敕造是依皇帝的命令而建这一层中国文化传播开来。2.“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翻译：开卷第一回，女娲炼石补天剩一石，弃于青埂峰下，而此石性灵已通，适逢二仙来此讲些人间的好处，不觉凡心打动，便要二仙携其到人间。那僧人先说如此如此，又笑道：“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走一遭。”霍克斯的译文是这样处理的：中文原来是隐没在段落之中排列的，并不突出，而英译为了模仿中文的四字结构的铺陈效果，却一连用了9个形容词单行排列，整句共占了11行，阅读效果不同凡响。就意义而言，英译将“昌明隆盛、诗礼簪缨、花柳繁华、温柔富贵”之意用九个形容词描写的淋漓尽致，在此不得不佩服霍克斯的才华。中国文字涵义丰富，例如“诗礼簪缨”，诗指诗经，礼指礼记，簪是文官官帽上束头发的的簪子，缨指武将头盔上的缨穗。合起来通常指一个家族文化传统非常浓厚久远，而且世代都是高官显贵，出将入相，是世族门阀。霍克斯在英文译本中用"poetical","cultivated","aristocratic"三个词将诗礼簪缨的意义完全表达了出来。霍译更突出的是强调语言的形式的功能，他采用十一行的排版格式，传达出艺术信息，传达出中国诗学里的诗性美，也更好地实现和加强了主题信息。翻译过程中译者进行了再创造，为的是要达到与原文相近或相同的艺术效果，原文中“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颇显诗性，中国诗的有自己的诗律和格式，以形式见长，霍克斯这样翻译，也突出了形式，体现出译文的诗同时，霍克斯还抓住了原文运用了排比修辞这一手段，在英译中也运用排比修辞来组织句子，并且每个形容词占一行整齐排列，传递了原文的特殊修辞效果。虽缺少了原文的铺陈之美，但其格式的变通不能不说是霍克斯独到创造性的体现。

翻译文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翻译理论 译者文化 翻译策略 文学解释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10-0013-02

1 文学翻译的本质

文学翻译是翻译的一种形式，它的宗旨依然是一种交流和人类的社会活动。我们研究文学翻译的目的，是将不同的思想和文化进行交流，使其产生新的思想和文化的碰撞，从而引导人们对世界新的认识。通过这样的活动，将一种语言的文字意义转化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还涉及到正确传递原文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的重任，也就是说翻译要用目的语的语言去再现具有某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原语言的意义和内涵，更明确的说就是要实现其应有的社会价值。文学翻译因为涉及到翻译者自身的文化素养、政治立场、民族以及翻译过程中策略的选择等因素的影响，对译者的文化身份要求具有特定的限制。文学翻译的本质要求，我们对于文学表达，一定要体现其文学性，并且是通过一定的文本表现出来，这是文学翻译的文学表达要求。所以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必然有审美系统的介入，这是文学翻译的艺术创作和美学体现，但是其又有一定的局限性。文学翻译依赖原作品的本性来翻译，对艺术创造的发挥有一定的控制，并不能随意发挥美的想象和勾画，必须在原作品的意境中来实现这一美的理念。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媒介，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通过对这些内涵的统一认识，我们得出了人类对于文学活动需求的相对―致性。

综上所述，文学的丰富内涵及其与各类文化现象的复杂关系造成了“文学”普遍性理论存在的困难，也为文学翻译的欣赏与批评带来了问题。我们了解文学，所以我们要在此基础上，加深对文学翻译的认识。文学翻译是一个过程，在过程中，不断进行美的加工，从而使我们看到一个美的文本表达，这是文学翻译的基本要求。其在翻译和再创造的过程中，有两个基本点：第一，对原作的原始美的再现，这是文学翻译的起点。第二，进行二次创造，这是对文学翻译的起点的补充。文学翻译有别于一般翻译，出于翻译对象是文学文本，原文本自身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因而文学翻译要求再现原文的文学性。由于文化传统和文学体系的不同，如何在文学翻译中完美地再现原文的文学性，其至对原文本进行再创造，是文学翻译中的一大难点。这既要有语言的天赋，还要有艺术的灵感。通过这种形象的艺术思维，将文学的魅力更好的展现给另一个领域的人们欣赏，这是我们文学翻译的理想，也是文学创造者的追求。但是，现实的翻译实践证明，我们对于文学翻译的理想还在完善过程中，这是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不过，文学翻译的本质依然是翻译界研究的重点，这是人类对美的追求，对自身精神的完善。

2 翻译策略的选择

文学翻译是翻译的一种形式，它的出现虽然有新的思路及发展方向，但对其基本解决方法，依然是首先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人类的认知遵循着自我与他者互为主客逐步接近这一模式。我们在正常的行为过程中，都是在这种模式下进行模式选择。任一个体都会选择一种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归属加以认同，绝大多数情况下母语文化即是这一选择，其他文化则被视为他者。文化身份的形成就是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对比审视中完成的，从这―点来说，翻译作为一种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无疑是自我与他者相互关系定位**场所。相关学者研究发现，翻译策略较多，但是长期实践过程中，发现主要有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归化”与“异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式翻译往往采用较为流畅的语言表达和符合译文读者审美心态的方式。这种和读者零距离的思想交流，没有任何陌生的感觉，是熟悉而痛快的。而异化是追求一种新的方式，这种方式将突破已有的模式，使用非常规的语言表达，具有独具一格的风格。通过这种方式，将所要表达的语言彻底的表现出来。翻译策略不仅仅是翻译方法的选择，更是一种文化进步和文化立场的选择。越来越多的翻译活动中，由于译者身份的双重性的融合，使得翻译的“归化”与“异化”两种策略也在不断地融合统一。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两种翻译策略：归化和导化都有存在和应用的价值，究竞选择哪一种策略涉及各方面的因素，二者并不是矛盾的是互为补充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并行存在，共同发展。

3 翻译理论的几点应用

3.1创造性是文学翻译的显性体现

文学翻译是打破一件作品的沉默，通过新的语言工具，结合社会环境和新的社会因素，使其获得一个重生的机会。这是一个生命再现的过程，它与原作的产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并且文学翻译的创造过程将使我们对原作的认识更深一个层次。虽然两次创造的性质不同，但是，二次创造的文学翻译仍然是我们对翻译的一个新的体会。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文学翻译的再创造性质的认识还是不够的，人们往往以为，再创造比起原作的创造来总要低一等。其实，原作的创造与详作的再创造各有其特点，也各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文学翻译的创造性，还体现在它的叛逆性。这是一个伦理概念。

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创造性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给中外文化的交流带来了新的活力。在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产生的新的文化火花，这些建立在多种不同因素基础上跨领域的文化和语言元素，将通过一部作品全部由译者通过文字文本表现出来。

3.2文学翻译中的比较研究，这是一个不同于翻译的研究

这种研究只是针对某种过程，不会去研究其结果。通过不同的方法，去对比翻译中的某些语言现象，从而加深对其理解。但是对翻译的结果，却并不是十分看重。比较文学的研究是文学翻译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的产物，它是物种进化的标志，有了比较才有了对文学翻译的语言的参考。因此，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就摆脱了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传统翻译研究的是语言，通过其转换的过程，发现其相关理论，并用于后期的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是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文化、不同文学之间的交流和碰撞，通过对这种的语言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异同进行分析，从而为语言的交流、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个平台，为社会交往提供一个理论基础。比较文学的研究中，两种语言之间相互误解和排斥，以及相互误释而导致的文化扭曲与变形，这些现象都会产生，但是我们关注的是转换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并不断消融消极的影响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因素。在日程研究过程中，比较文学学者一般不会涉及这些现象的翻译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他们主要是对其形式及其产生的过程进行分析，这与传统的翻译的最根本的区别是研究目的的不同。

3.3现代解释学美学认为，理解就是文本与理解者之间的对话

当代解释学美学的奠基人海德格尔认为，文学翻译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一种意义的“转渡”。面对语言的转换，如何运用解释学，这是一个现实的任务。从操作层面来看，文学翻译就是将一种语言版本的作品，用另一种语言来转换，在转换的过程中，要体现出其文学性、文化性，并且其表达方式能够具有一定的美及艺术性。翻译就是一种解释，通过你的语言的实现，让别人能够理解你的作品所包含的意义。这是解释学的重点，但是，解释学美学还包括美的成分，你的解释不能是单一的，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美，这是文学的自身特性所要求的。只有在解释的过程中，不断释放美的成分，完善文学的品行。文学翻译所运用的解释学美学是一个综合的语际解释，通过这种语言和文学的相互转化和解释完善，使文学翻译的转换过程更加完美。

4 结语

文学翻译的研究是个传统的课题，但是在翻译理论的研究背景下，文学翻译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如何来认识和掌握这些变化，这是我们研究的目的。文章通过对文学翻译的本质研究，发现翻译策略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通过策略的选择，我们又可以加深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在翻译理论中，我们选择通过归化和异化的处理，对文学翻译的优越性又有了新的提高。随着翻译理论的新的研究，比较文学、文学翻译的二次创作以及现代解释学都对文学翻译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翻译是一个综合的过程，文学翻译体现的更多的是文学和文化交流，这是人类心灵的交流基础，我们应该上升到美的层次，来净化我们的心灵，让美在文学翻译中多停留一会。

参考文献：

[1]祝惠娇.从《译者的任务》到翻译的伦理[J].科教文汇，2010.06.

[2]李冰梅.文学翻译新视野[J].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1.

[3]谢天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J].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6.1.

翻译文学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功能翻译理论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这个问题在批评界引起很大争议。在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杨宪益夫妇对《红楼梦>的英译以及林语堂对《浮生六记>的英译中，三位译者迥然不同的翻译策略后面隐藏的是他们不同的翻译目的。目的决定方法，这正是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因此功能翻译理论是适用于文学翻译的，可以而且也应该作为我们评价文学翻译好坏的一个标准。

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应该根据翻译目的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方法，即“目的决定论”。译文的好坏不仅仅取决于译文是否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图和信息，也取决于译文是否达到了译者本人想达到的交际目的。不同的翻译目的甚至可能导致同一译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翻译。因此译者不但要深刻把握原作者的意图，而且要非常明确自己翻译活动的目的，才能决定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

但是这一理论是否适合文学作品的翻译呢?目前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少争议。“语言学派”认为文学翻译的目的是固定的，就是准确传达原文的字面美以及潜在含义，在文学作品翻译中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译者本人的其他目的，因此认为功能翻译理论不适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

本文经过研究发现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同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诗歌、散文和小说等的翻译方法就很不相同。即使对同一体裁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译者也往往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这种不同除了由译者的风格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外，还往往源于译者所希望达到的不同的翻译目的。也就是说，不同的翻译目的可以导致对文学作品的不同的翻译。本文采用庞德(Ezra Pound)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杨宪益夫妇(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的英译《红楼梦》和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为例，探讨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应用。

一、功能翻译理论和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

20世纪初庞德翻译了不少中国古典诗歌，1915年《华夏集》的出版更加使他名声大作。但是庞德翻译中国诗歌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把中国诗歌介绍给英语读者或者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作为20世纪初美国“意象派运动”( imagism movement)的创始人和代表人，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使命是借助中国古典诗歌丰富、清新的意象来冲击当时在美国诗坛上充斥着的在庞德看来矫揉造作甚至无病呻吟的维多利亚诗歌风格。带着这样的目的，庞德在进行诗歌翻译时往往不局限于原作，不过分追求在字面上尽可能地保留原作的风格，而是进行大胆的再创作。他往往改动，甚至删去或者添加整行的诗句，而只保留在他看来最闪光的细节和意象以及诗篇蕴含的内在意义。比如他把李白的《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浸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翻译为:

"The jeweled steps are already quite white and dew， It is so late that the dews soaks my gauze stockings， and watch the through the clear autumn"。

字面上庞德的译文和原文有很大区别，但是译文保留了原文最生动的“玉阶”、“白露”、“罗袜”和“秋月”等意象以及原文潜在的含义。庞德曾经说他特别喜欢这首诗的隐含意义，因为“诗中的女子并没有直接说出她的怨言”。因此在翻译中庞德也尽可能地保留了这个隐含意义。

而在对班婕好的《怨歌行》的翻译中，庞德竟大胆地把原文十行的诗句只翻译为三行!原文为:“新裂齐执素，皎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人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筐筒中，恩情中道绝。”庞德把这首诗翻译为:

"Fan一Piece， for Her Imperial Lord/ 0 Fan of white silk，/clear as frost on the grass一b1adE，/You also are laid aside.”

庞德翻译这首诗时只保留了他认为最珍贵的细节:“白色的绸缎”、“霜雪”、“扇子”等意象，删去了他认为多余的“解释性和连接性的东西”。

从上面庞德翻译的两首中国古典诗歌的例子来看，庞德的翻译方法是非常灵活的。它或者改变、或者删除、或者添加原文没有的诗句，但是在做出改变的同时却保留原诗最具特色的意象和内在的含义。这种翻译方法虽然在很多人看来过于不尊重原文，但是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来评价的话，却可以说它是非常好的翻译，因为它完全达到了译者本人的目标:译文无论在表达意象的精确性上还是用词的简洁性上都符合意象主义运动的“六项宣言”;同时它还为英语读者展现出一种崭新的、陌生的甚至意外的诗歌形态。

二、功能翻译理论和杨译《红楼梦》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把它翻译成外文介绍给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又是极其困难的。其中一个难点就是在尽可能保持小说本身的文学的美感的同时，还能把众多富含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和习语翻译成外文，使外国读者在欣赏小说的同时还能够增加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笔者认为，杨宪益夫妇正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在翻译《红楼梦》时采用了和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截然不同的方法。在翻译《红楼梦》时，杨宪益夫妇采用了偏重充分性的翻译方法，表现出很强的“异化”倾向，以尽可能地保留中国文化的原汁原味。

先看“简单”的人名的翻译。《红楼梦》对人物的命名是非常讲究的，不但重要人物的名字，甚至很多一掠而过的小人物的名字也都暗含潜在的寓意。但是杨氏夫妇在翻译这些含有双关意义的人名时却选择了直接音译的方法，保留了对译文读者来说原作的异国情调。但是在对重要人物的姓名进行音译的同时，杨氏夫妇还额外加上了注释，以帮助译文读者理解原作人物命名的丰富的潜在含义。例如:“甄士隐”表示“真事隐”，杨氏把名字音译为“Chen Shin一咖”，同时加上注释:"Homophone for `tme facts concealed’ "“贾雨村言”表示“假语村言”，英文把“贾雨村”翻译成“Chia Yu一tsun.，tsun，同时加注释为:"Hoanophone for `fiction in rustic language’ "“贾化”表示“假话”，英文翻译成“Chia Hua"，同时加注释“false talk" 。

在对《红楼梦》中出现的一些习语的翻译中，杨氏夫妇也采用了直译的方法，以保留习语中蕴含的文化内涵。比如《红楼梦》第十一回有一句“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s1。杨氏的翻译是:}.T}y，` Stornr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 "’ [91。这种翻译方法保留了中国谚语的对称特色。在对《红楼梦》第一回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Vol这句习语的翻译中，杨氏保留了其中充满了中国道教和佛教意味的“天”的形象，把这句习语翻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再如《红楼梦》第一回出现“风月笔墨”的说法。按照《红楼梦》同回注释，风月笔墨“原指描写风花雪月，儿女私情的文字。这里专指着意谊染色情的作品。杨氏把这句成语直译为“ those writers of the b—and—light school。英文读者可能一开始很难理解什么是“the b~一and一moonlight school"，不过从随后的一句解释性句子“who corrupt the young with pornography and filth"[’al中，读者就能够理解这个习语的意思了。

杨氏夫妇在翻译《红楼梦》时为了尽可能地传达小说中蕴含的文化信息，较多地使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对小说中出现的诸多人名、地名等双关语以及富含中国文化信息的习语、谚语、典故等大多采用了直译加注释的方法。据统计，杨译《红楼梦》中的注释就多达40多页，为英语读者在享受小说的文学美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搭起了“座可以跨越的桥梁。

三、功能翻译理论和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

同样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时却使用了和杨氏相异甚远的翻译手法。《浮生六记》是清朝沈复先生记录他的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小品文，展示了两百多年前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情趣，而这种生活情趣和林语堂先生一贯主张的“生活的艺术”是非常一致的。林语堂在译文序言中说:“我现在把她的故事翻译出来，因为……在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因为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我相信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司从林语堂的译者序中不难了解，他翻译《浮生六记》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具体的枝枝节节，而是想为奔波忙碌的西方读者提供一个欣赏、体验东方的“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的一个机会”。他希望提供给西方读者的是一个和原文风格一致的优美淡雅的小品文，而不是使读者感到阅读困难和沉重的巨作。因此在翻译方法的选择上，林语堂采用了比较“迁就”读者的“归化”的翻译方法，以免去读者为不时查阅注释而不得已打断欣赏作品的思绪的苦恼。

在对《浮生六记》中诸多地名的翻译中，林语堂尽可能多地使用了意译的方法。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在第一章《闺房记乐》中出现的很多桥的名称翻译:“金母桥”一“Mother Gold’s Bri妙，’;“饮马桥”一“the Bridge of Drinking Horse" ;“万年桥”一“the Bridge of Ten Thousand Years" ;“虎啸桥”一“the Tiger’s Roar Bridge"。这种翻译方法不仅对英语读者来说很容易记忆，而且读起来也饶有趣味。

在对人名的翻译中，林语堂虽然不可避免地使用了直接音译的方法，但是他却没有完全按照原文那样时而用“名”，时而用“字”，时而用“号”来指称同一人，而是全文都只用名字来指称同一个人。比如“李白”在沈复原文中被称为“李白”、“李”、“李青莲”或“李太白”。这种用多种称呼来指称同一个人的现象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是很普遍的，即使对中国现代的读者来说，只要对中国古代文化稍微了解一些，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理解上的困难。但是这么多纷繁复杂的称呼对普通的西方读者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阅读障碍。为了使西方读者阅读更方便一些，林语堂在翻译这些名字的时候就全文统一只用“名”来指称同一个人。李白的各个称号在译文中都被简单地翻译成了“Ii Po"。

即使对时间的翻译处理，林语堂也采用了西方人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比如在文章中出现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纪年方法“乾隆癸未年”被简单地翻译为“in 1763" ;表达时间的“丑末”被翻译为‘` towards threeo’clock"。对原文中出现的中国农历的日期表达林语堂也作了巧妙的翻译处理，比如“十一月二十有二日”被翻译为:"on the twenty一second day of the eleventh~，’;而“七夕”被翻译为:"on the seventh night of the seventh moon" 。

林语堂的这种翻译方法虽然会被一些理论家批评为使西方读者丧失了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但是它的优点是使西方读者能够更好享受阅读此书的快乐，而这也正是林语堂翻译此书的目的。因此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来评价他对《浮生六记》的翻译，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是一个成功的译作。

四、结语

作为意象运动的代言人和一个浪漫的诗人，庞德认为诗歌应该具有新颖而生动的意象、简练而精确的用词以及美丽的潜在含义。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庞德进行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活动。这种翻译目的导致他的翻译策略非常灵活，或者增加，或者删减原文的诗行，但是保留他认为原文最为闪光的意象和暗含的意境。

对《红楼梦》的翻译不可能像庞德翻译诗歌那样采用比较有“创译”的方法，它负担的使命太沉重了。杨宪益一贯强调要最大限度地尊重原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应该夹杂自己的东西。对待《红楼梦》这一巨作的翻译，他的这一翻译思想更是强调到极至，时时处处都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作者，以求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