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辩论意见范文1

量刑的轻重，关系到是否真正遵循罪刑相适应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树立定罪与量刑并重的观念，克服重定罪、轻量刑的陈旧观念，不仅要做到定罪准确，也要做到量刑公平、公正；不仅要求量刑规范，还要求量刑公开透明；不仅使控辩双方参加法庭审理就定罪问题发表意见，还要对量刑问题发表意见，真正做到定罪、量刑的公开、公正和透明，符合同案同判、同罪同罚，罪刑均衡的公平原则。这是当前在刑事司法中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确保国家刑事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保证，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提升司法权威。

检察官在法庭审判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检察官只满足于法院的定罪结局，只要起诉的案件被定罪，就万事大吉了，而将量刑权“拱手”转让给了法官。检察官对于量刑裁判的过程和结果均无法发挥有效的制约作用，更谈不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律监督。

这是长期以来我国刑事审判主要将定罪问题的调查、举证、质证和辩论作为法庭审判的核心问题，检察机关的公诉活动也自然地将说服法院作出有罪裁判作为公诉工作的重点和目标，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也是将证明被告人有罪作为主要任务，而对于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有时在公诉意见书中也会提出从重、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和意见，但这种意见往往是粗放的、笼统的，没有全面、客观地将各种与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法定或者酌定的情节向法庭提供和展示，更没有对辩护方提出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意见和情节进行有针对性的辩驳。刑事审判包括定罪、量刑两个环节和部分，但后者却被长期忽略，检察官没有行使应当行使的权力和职责。

在司法体制改革的研究中，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设立量刑建议制度，并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的建议。就审判而言，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有利于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规范量刑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实现量刑的公平、公正、均衡和精确，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刑事审判工作的科学发展。

就检察工作而言，设立量刑建议制度，有利于促使检察机关更加全面、细致地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不仅重视定罪的事实和证据，也要关注影响量刑的事实和证据，有利于体现检察机关客观公正行使公诉权，促使犯罪嫌疑人认罪服法；也有利于加强对法院审判特别是量刑的法律监督和制约，更好地维护司法公正。

就当事人而言，量刑作为被追诉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和途径，使之有机会发表意见、进行辩护，在量刑问题上接受正当程序的审判，使被告人了解决定量刑的因素和情况，使量刑的法律依据及过程公开、公正，也有利于其认罪服判。对广大人民群而言也是一个很好的法制教育的过程和方式。

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的作用

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即在法庭审理中将量刑程序作为法庭审理的重要内容，设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使之成为围绕量刑问题由合议庭、法官主持，控辩双方充分发表意见，充分进行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活动，由法庭依法作出裁决的过程。

一是应当允许并由合议庭组织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就量刑问题发表量刑意见，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二是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审理阶段，应当保障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性。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阶段，可以先就定罪的事实和证据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再就量刑事实和证据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

三是在裁判文书中，应当说明量刑理由，说明对控辩双方的量刑意见是否采纳及其理由，以充分增强量刑的说理性和透明度。

这实际上是按照正当程序的要求，将量刑作为审理的程序和内容，充分听取诉讼双方意见，要求公诉人、辩护人要更加关注量刑的事实和证据，依法提出从重、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律和事实、证据依据，以说服合议庭，为合议庭量刑提供各自的意见，由合议庭公正、公平、透明地就量刑问题作出判决。检察官在量刑程序中的作用，一是提出量刑意见；二是参加量刑答辩程序，与辩护方就量刑问题进行质证、辩论；三是对量刑错误的裁判提出抗诉意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如何设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在定罪与量刑审理程序的关系方面，主要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英美法国家的“定罪与量刑程序相分离”的模式，另一种为大陆法国家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模式。前一种模式先解决是否有罪的问题，在有罪（定罪）的前提下再通过庭审、听证的方式决定量刑问题，虽将定罪与量刑分为两个阶段，但层次分明，体现了定罪是量刑的前提，使定罪、量刑具有程序上的充分保障。而后一种模式是通过同一审判组织不间断的法庭审判过程，既解决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又解决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这种方式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减少诉讼拖延，但定罪与量刑混合进行，往往忽视量刑程序的作用，也难以避免量刑方面的裁量权滥用的问题。

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是量刑程序改革的重点。在法庭调查阶段，到底什么情况下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可以一起进行调查，什么情况下可以相对分开调查；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如何衔接等，都是设立量刑程序的突出问题。在量刑程序改革试点中，一些地方提出了“量刑答辩程序”的范畴和程序设计，主要是指在法庭审理中，在关于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后，由控辩双方围绕被告人的量刑情节提供证据并发表辩论意见的程序，即在是否构成犯罪的法庭调查之后，紧接着进行量刑情节的调查；在法庭辩论阶段，先就是否构成犯罪进行辩论，再就量刑问题进行辩论。还有一种意见，即在是否构成犯罪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结束之后，如果被告人作有罪答辩，则单独进行量刑答辩程序；如果被告人不认罪，则由合议庭评议是否构成犯罪，认定有罪的，启动量刑程序；如果合议庭作无罪判决，则无须再进行量刑答辩程序。

区分量刑调查与量刑辩论，将之分别置于是否构成犯罪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之后，最大的问题是，在被告人是否有罪尚无确定的情况下，要求控辩双方对量刑问题举证和发表意见，违背了先定罪再量刑的诉讼规律。一旦案件被法庭判决无罪，则量刑程序徒有其名，或者完全是做无用功；如果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也可能出现辩护人、被告人拒绝对量刑问题发表意见和进行辩论的情形。道理很简单，一方面辩护方作无罪辩护，另一方面又作从轻量刑的有罪辩护，这使辩护方自身陷入矛盾之中。

既然被告人认为自己无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就说不上什么量刑问题，无罪就勿需量刑，这就可能出现仅由公诉人一方对量刑问题发表意见的情形，法庭对量刑的调查和辩论失去了应有的条件。如果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者辩护人作有罪辩护，在这种情形下，分别在定罪调查和辩论之后进行量刑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则有一定的针对性和意义。但也不排除法庭最终会作无罪判决，如果这样的话，量刑程序也无存在的必要。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由于定罪与量刑活动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因而应当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适度分离，这是必要而且可行的。尤其是对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有关犯罪事实和其他量刑事实的调查、定罪与量刑的辩论应当分开进行。

我们认为，比较理想的方式，应当是设置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即在定罪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之后，经合议庭合议认定被告人有罪，再启动量刑程序，单独就被告人量刑的事实、证据和情节进行调查和辩护，由控辩双方提出量刑意见，并围绕量刑意见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这样符合只有定罪才能进行量刑的诉讼规律，避免无罪案件再进行毫无意义的量刑答辩，同时量刑的事实和证据与定罪的事实和证据有很大的不同，避免量刑情节、证据干扰定罪的调查与辩论。

关于“量刑建议书”的移送方式问题

有的地方在量刑程序改革试点中，对于适用量刑答辩程序的案件，由人民检察院制作单独的“量刑建议书”，在案件提起公诉时，连同起诉书一并移送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向被告人、辩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的同时送达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书”；有的地方将量刑建议书作为起诉书的附件一并移送法院。

法庭辩论意见范文2

论文键词 刑事简易程序 控辩交流 控辩对抗

新刑诉法增设了庭前会议、关键证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扩大了律师在取证、会见、阅卷等方面权利以及增设了简易程序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庭等规定，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构造中控辩平等交流与对抗理念的确立与完善。新刑诉法实施前，简易程序是控辩交流与对抗的薄弱环节，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后，如何使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不流于形式，切实保障简易程序中的控辩交流与对抗，是亟待解决和规范的问题。

一、刑事简易程序的开展模式

在新刑诉法实施前，中国司法实践中有三种审判程序，即适用轻微刑事案件的简易程序，适用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及适用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 从新刑诉法第208条、209条就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规定来看，理论上讲，目前实践中的轻微刑事案件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大部分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

基于犯罪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后果的认知水平以及庭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有效率考量，新刑诉法实施后，应当对可能判处犯罪嫌疑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刑事案件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适用不同模式的简易程序。因控辩关系是诉讼制度和程序设计的核心，所以上述两类案件简易程序模式是否相同主要取决于控辩交流和对抗的内容与形式。

二、控辩交流模式的选择

（一）控辩交流维度和深度的把握

现行轻微刑事案件中的控辩交流仅限于对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和犯罪嫌疑人对指控事实是否有异议的确认，即使有辩护律师的案件，鉴于案件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明晰，辩护律师庭审前除了会见和阅卷外，并无与控方交流其他内容的意愿性。新刑诉法实施后，现行轻微刑事案件的控辩交流范围和力度都要有所加大。首先，控方依法不仅应当确认犯罪嫌疑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而且要确认犯罪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原因在于，根据新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是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前提性条件，那么控方对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就必须向犯罪嫌疑人确认。而在新刑诉法实施前，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向犯罪嫌疑人确认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并不是检察机关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性和前提性要求。实践中，只要是犯罪嫌疑人认罪，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无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检察机关就可以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当然，有些检察机关为了确保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成功率，在检察机关提讯中会向犯罪嫌疑人确认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但这并非其义务。其次，新刑诉法实施后，控方告知的内容有所拓宽，控方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适用简易程序的有关法律规定。原因在于，既然要确认犯罪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是否有异议，就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规定，否则就不能确定该确认结果是否是犯罪嫌疑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将决定新刑诉法对犯罪嫌疑人程序选择权的立法设置是否能够得到司法实践的保障。

现行“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尽管犯罪嫌疑人也对犯罪事实无异议，但鉴于其可能被判处的刑期在三年以上，为了获取相对从轻或减轻的量刑，犯罪嫌疑人本人或者其辩护律师会对犯罪事实的细节、犯罪情节及法律适用比较重视，因而会在庭审前积极提交有关证据线索、辩护意见等。新刑诉法实施后，该类案件即便归类为简易程序案件，其控辩交流维度和深度亦应当有别于轻微刑事案件，原因在于：一是该类案件可能被判处的刑期相对长，犯罪嫌疑人决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谨慎度有所提高；二是该类案件即使适用简易程序，其在法院的审结期限也有别于轻微刑事案件，部分犯罪嫌疑人想利用简易程序审判以尽量减少刑期内在看守所羁押时间的期待并不一定能够顺利实现；三是该类案件证据数量、类型或者事实情节可能较多，简易程序所省略的庭审流程，可能影响犯罪嫌疑人对事实疑点的交锋机会，如果在庭审前不对其适用简易程序与否进行详尽的权利、义务告知，可能影响控方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成功率，庭审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中途否定适用简易程序，从而影响司法成本。

因此，为了提高控方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成功率，减少庭审中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的概率，节约司法资源，控方必须根据适用简易程序的模式选择不同，制定不同的控辩交流内容。对现行“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其告知范围和内容除了上述轻微刑事案件的告知内容外，还应当将适用简易程序的庭审流程规定、适用普通程序的庭审流程规定以及两种程序对其庭审权利的影响进行告知。如果犯罪嫌疑人无辩护人，控方甚至应当将案件的证据形式和证明内容进行提前告知。同时，对“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控方应当尝试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意见的环节将案件定性等问题进行交换意见，以确认犯罪嫌疑人对部分定罪证据是否有质证的意愿，以决定控方是否建议适用简易程序。

（二）控辩交流形式的设置

控辩交流的范围和深度不同，将直接决定轻微刑事案件和“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控辩交流的形式。

轻微刑事案件和“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在控辩交流形式上可能存在根本性差异的点在于庭前会议程序。新刑诉法第182条第2款规定了庭前会议程序，但并未对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效力、参加主体等问题进行细化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在新刑诉法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予以详细规定。

目前，基于轻微刑事案件证据相对少而简单以及庭前会议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性考量，理论界的倾向性观点是庭前会议不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但庭前会议是否适用于“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现存在一定争议。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庭前会议是为了法庭审理能够集中精力对争议证据进行重点调查、质证以提高庭审效率，“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中的争议证据少，即使不举行庭前会议庭审效率也不会受影响，适用庭前会议是“画蛇添足”，提高了司法成本，有违立法本意；持肯定观点的人认为根据法条规定，庭前会议是审判人员就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鉴于“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可能被判处的刑期在三年以上，且是合议庭审判制，为了法庭审理准确、有效、快速进行，审判人员可以决定是否适用庭前会议。从简易程序兼顾司法公正与效率的角度考虑，“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是否适用庭前会议，要根据个案情况由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在综合评定商议后决定。由此，在庭前会议是否适用于“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尚无定论的前提下，两种简易程序实践模式的控辩交流形式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退一步讲，即使“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不是必须适用庭前会议或者不适用庭前会议，其控辩交流形式依然要有别于轻微刑事案件。从上述已论证的“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要告知的范围和内容来看，超出轻微刑事案件告知范围的庭审流程告知、证据内容告知以及定性意见交流，必须以特定平等交流形式进行。此形式既要根据犯罪嫌疑人有无辩护人来确定，又要根据交流内容的不同而调整。如果“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无辩护人，控方对证据形式、内容和定性意见的交流可能是以讯问笔录的形式进行，而在有辩护人的情况下，基于辩护人对刑事法律知识谙熟的事实，控方可以省略对证据形式和证明内容的告知，可能只需以约谈辩护人签署制式文件的方式确认，以减少交流的时间成本。

三、控辩对抗模式的构造

新刑诉法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有关规定，使得轻微刑事案件中的控辩对抗相较于以前更加合理、完备，而部分“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后其控辩对抗形式相对简化。

（一）轻微刑事案件控辩对抗形式的完善

新刑诉法实施前，对轻微刑事案件检察机关普遍不出庭公诉，简易程序的庭审并不具备控辩对抗的构造。对于被告人是否构成指控犯罪，法庭并不进行调查和辩论，而是尊重控辩双方已有的合意，直接作出有罪判断；对被告人的量刑，法庭无法听取公诉方完整的指控意见，通常也难以获得辩护人意见，而被告人鉴于法律知识所限也无法提出有意义的辩护意见，法庭只有单独依据案卷材料做出量刑裁决，因此，整个庭审的控方角色是由中立方担任裁断任务的审判员完成，其控辩对抗构建并未形成。

新刑诉法实施后，虽然轻微刑事案件依然是简易程序审理，但检察机关必须派员出庭，而且经审判人员许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同公诉人互相辩论，从而使得控辩对抗形式发生了本质性变化。首先，检察机关派员出庭使得控辩对抗形式成立；其次，赋予辩方与控方的辩论权，使得控辩对抗有了程序上的保障；再次，控方角色从担任裁断任务的审判员身上剥离后，才可能激发审判员为查清案件有关情节引导控辩双方进行对抗，同时辩方也无因担心得罪审判员而不敢辩护的顾虑，从根本上消除了控辩对抗的心理障碍。

为迎接新刑诉法的实施，部分检察机关已经开始实践简易程序派员出庭，其主要的庭审模式是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举行形式上的法庭调查不做法庭辩论，侧重量刑方面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但量刑方面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过于简单，缺乏统一规范性。主要问题在于：一是重定罪轻量刑的控方一般只强调法定量刑情节和退赃情节的举证，未全面、深入考虑是否初犯、偶犯等其他酌定量刑情节，或者是忽略了对被告人有利情节的重视，而律师辩护率低的被告方更无法提出全面的量刑证据和辩护观点；二是量刑辩论缺乏针对性，控方在量刑辩论中一般只发表量刑时应予以适用的法律条款，或者是提出原则性意见，不提具体的刑种和幅度，基于此辩论基点，辩方便不可能提出更为具体的辩护意见，那么对于三年以下的轻微刑事案件，其量刑辩论的作用和意义则大大降低。因此，新刑诉法实施后，对轻微刑事案件的量刑调查和辩论应当制定相应的规范，以确保简易程序公诉方出庭价值的实现，否则其控辩对抗模式的构建仅是提高了司法成本，并无益于被告人权益的保障和公平、公正的实现。对此，公诉方在量刑时，要说明相对具体的事实和理由，而不是直接给出情节和结论；应当在法定量刑情节之外，全面、细致的出示有关酌定量刑情节；量刑建议的范围也应相对具体，例如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简易案件，量刑建议范围一年过于宽泛，建议可以缩短至半年以内。审判员在庭审中也应当引导辩方积极进行量刑辩论，在判决书中应当明确对控辩双方量刑意见的采纳与否。

（二）部分“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后其控辩对抗形式的简化

在新刑诉法实施前，“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庭审中的控辩对抗在形式上是相对完备的。新刑诉法实施后，如果部分“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其控辩对抗形式将被简化，庭审流程的简化虽然不会影响控辩对抗形式的存在，但会对控方其他方面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一是加重了控方审查起诉中的告知与交流任务，否则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成功率将可能大大降低；二是控方要提前做好被告人当庭申请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应对预案，如当被告人对犯罪事实有意见或异议时，及时以当庭讯问或者是证据体系阐释的方式使得被告人明白其对犯罪事实异议不影响对犯罪行为是否成立及犯罪性质的认定，确保简易程序的继续适用，否则将可能使得部分案件简易转普通，走两次起诉流程，加大办案压力；三是此类案件被告人的上诉率可能上升，原因在于当法院判决与被告人的预期存在差异时，被告人可能会将原因归结于法庭审判流程的简化，从而期待二审的改判。

法庭辩论意见范文3

论文关键词 法庭辩论 技巧 公诉人

辩论，自古有之。可以说，只要两个人之间存在分歧，就会产生想说服对方的心理，就会产生辩论。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辩论就是彼此用一定的理由来说明自己对事物或问题的见解，揭露对方的矛盾，以便最后得到正确的认识或共同的意见。作为负责出庭指控犯罪的公诉人，接触到的最多，就是法庭辩论。

法庭辩论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个诉讼环节和程序，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专门环节，参与辩论的双方必须在审判长的主持下进行辩论，这种显著的特点就决定了它与一般的辩论或者辩论赛有着本质的不同。参与法庭辩论的公诉人代表的是国家，出席法庭又是一种诉讼行为，这就要求法言法语运用得当，而辩论赛，由于其本质上是一种竞技游戏，因此更讲求的是语言的生动和幽默。类比、归谬以及极限推导可能就会被大量的运用。这在法庭上就不那么合适。另外，辩论赛由于其竞技性，对发言时间有着严格的要求，但是法庭辩论注重的是查明真相，对时间并不会做严格的限定。除此之外还有称谓上的区别、立场上的区别等等。因此，对于辩论赛的认知，以及关于辩论赛技巧的掌握，是不能直接套用在法庭辩论上的。法庭辩论有其自身的规律，它本质上是严肃的诉讼活动，不是游戏性质的竞技比赛，在辩论赛上，我们可以回避对方的问题，可以进行诡辩，甚至可以故意曲解对方的论点，但是在法庭上，我们应该秉承检察官客观公正的立场，用事实和证据来揭露犯罪。因此，法庭辩论要成功，首要的前提是审查案件时是否认真、细致，公诉人的法学理论水平和公诉实务能力是否优秀，辩论技巧和应变能力可以锦上添花，但不可以喧宾夺主。否则，就失去了法庭辩论的意义。

有人说，公诉席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既然是战争，就要讲兵法、讲策略。《孙子兵法》对于军队的作战要求是“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笔者认为法庭辩论技巧和应变也可概括为“风林火山”这四个字，具体来说，就是：应变如风、言词如林、激情如火、不动如山。

一、应变如风——快速得当的应对

应变如风，就是面对被告人、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要反应迅速，同时，辩论思路要多点开花，当正面论证难度大时，要及时转变思路，善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做到让被告人、辩护人捉摸不透，从而让被告人、辩护人自己暴露矛盾。法庭辩论多数是公开进行的，公诉人作为国家形象的代表，在庭上如果面对被告人、辩护人的问题不敢回应，或者不予回应，那么，就会使合议庭和旁听群众认为公诉人无法回应问题，庭审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虽然在我国，法庭辩论暂时还不像英美法系那样直接决定一个案件的最终判决，但是在网络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也容易造成不必要的压力和困扰。一个经验丰富的公诉人，既不会不回应对方的问题，也不会对方问什么就答什么，而是会根据对方提出的问题，迅速思考并选择出**的回答方式。一般来说，法庭辩论中公诉人常用的回应方法包括：直接回答、迂回应答、顺势而答、借势回答等。

例如，被告人韩某某、尹某某等四人盗窃、抢劫一案，该案件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公诉人通过讯问被告人，发现公安机关可能涉嫌对被告人尹某某刑讯逼供，在将线索移交渎职侵权检察部门的同时，也依法排除了被告人尹某某的供述。在法庭辩论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尹某某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意见，并以此否定公诉机关的指控。由于此时渎职侵权部门对公安机关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调查尚未结束，公诉人无法正面回应刑讯逼供的事实是否存在。但是，如果不回应的话，势必会给旁听人员和合议庭造成不好的印象，也可能促使被告人、辩护人进一步渲染刑讯逼供，影响司法机关形象。此时就可采取迂回应答的方式，在答辩中首先指出公诉方在审查时已经充分注意到刑讯逼供的可能并将相关线索移交渎职侵权部门审查，目前该案正在办理中，此时，公诉人已经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排除了被告人尹某某的供述，现在起诉被告人尹某某犯抢劫罪的证据体系是不包含其本人的供述的。这样的回应有力地回击了辩护方继续纠缠刑讯逼供，大打悲情牌的策略，而且凸显公诉人客观公正的形象，效果较好。

再如被告人潘某某故意伤害一案，辩护人在庭审中提出，控方列举的证人全部都是被害人的亲戚，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证言应不予采纳。这一问题显然荒谬，但正面回应未必能使旁听群众认识到辩护人观点的不合理性，公诉人注意到辩护人也提交了3名被告人亲属的证言作为证据，此时就可采取借势回答的方法，指出按照辩护人的观点，辩护人提交的3名证人也全部是被告人的亲戚，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证言应不予采纳。通过这种借力打力的应对，使辩护人的谬误和矛盾直接自然的暴露出来，然后再正面回应证据的效力原则，庭审效果较好。

二、言词如林——严密庄重的语言

言词如林，主要是针对公诉人的语言风格而言的，法庭辩论中，公诉人谈论的是法律问题，庭审关系的是一个公民的自由、财产甚至生命，因此，公诉人在庭审中的语言，应当具有规范性、准确性、简洁性、庄重性的特点。

法庭用语是在诉讼过程中使用的专门的语言。因此，法律语言所使用的词汇、概念具有特定性，例如自首、立功、累犯等，这些词汇都特指一个概念，不能混同或随便混用；法律语言所使用的词汇，法律均规定了专门固定的含义，任何人不得随意解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的语言，在法律上可能具有不同的内涵或外延。在法庭辩论中，公诉人要时刻注意自己的用语，也要时刻注意辩方使用的语言是否符合法律的本意和规定，避免误导法庭和旁听群众。

例如，被告人卫某盗窃案，这是一起典型的“调包”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和理论界，“调包”案认定为盗窃罪是基本一致的看法。在法庭辩论中，辩护人提出，被害人在陈述中说自己是被骗了，被告人也供述他的目的是去诈骗财物，因此本案应定诈骗罪，不应定盗窃罪。这种问题，其实质就是混淆了日常用语和法律用语的区别，这就很容易给旁听群众造成误导。此时，公诉人可如此应对：对于案件的定性，依据的应当是事实和法律，被害人和被告人不是法律专业工作者，他们从生活的逻辑对事情所陈述的意见，仅仅是个人看法。作为司法工作者，应该坚持法律的明确规定，从犯罪的构成要件分析此罪和彼罪，否则，法律也就不会是一门科学。例如老百姓说“杀人了”，其实未必是故意杀人，可能是故意伤害，可能是抢劫，甚至可能只是一般的治安案件，否则，有人说“杀人了”就定故意杀人，这恐怕也不是辩护人的观点吧。

再如，被告人***受贿案，在法庭辩论中，辩护人提出起诉书指控的犯罪时间是“七月中旬的一天”，受贿数额是“人民币约7万元”，显然属于犯罪事实未查清，不符合起诉条件，应按照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不予认定，这一意见和之前网络热炒的安徽省东至县法院所谓的“现代版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有异曲同工之处。针对这种情况，公诉人可以如此应对：司法工作者没有时光机器，不能倒流回案发现场，因此我们只能根据证据来还原客观事实，这就可能和客观事实存在差异，或者无法确切无误的反映客观事实，这种法律真实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特别是在多次受贿的案件中，由于犯罪持续时间长、犯罪次数多，在没有相关记录的情况下，被告人一般是不可能准确回忆出每次犯罪的具体时间和数额的，如果此时作了确切的指控，反而是违背了准确性的要求。通过及时的释法说理，可以快速消除旁听群众和媒体的疑惑，避免类似网络舆情的发生。

三、激情如火——感染人心的情感

公诉人开展法庭辩论，主要是就案件客观存在的事实和证据，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认识，以便得到法庭的支持和认可。因此，公诉人开展法庭辩论，主要是讲法理、讲证据，但是，这并不代表公诉人就不能讲激情，情感是能够感染人的。犯罪是一种严重侵害人身权利的行为，他给被害人带来的创伤是深厚的，感情的融入，既是公诉人对被害人的一种人文关怀，也是公诉人的发言能够感染群众，说服法官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说，情感是公诉人法庭辩论内容中相当有分量的因素之一，如果缺少了感情，单纯的理性就很难触动人，难以激发出受众对公诉意见的深刻认同。当然，公诉人在法庭辩论中的情感流露也应当和冷静、理性相结合，感情投入必须真实、自然、适度，如果公诉人无病呻吟，就会使受众感到厌恶，甚至伤害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感情。

例如，被告人罗某**案。该案被害人和被告人是同事关系。和所有的**案一样，一般被告人都不认罪。在审查案件的时候，公诉人发现双方的感情基础很好，但由于被害人是农村出来的女孩，所以对婚前性行为相当排斥，而被告人虽然在**时殴打被害人，导致她轻伤，但是**之后又心疼被害人的伤势，带她去医院治疗，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害人才报警的。在法庭辩论时，公诉人在论证了事实和证据之后，就采取了诉诸感情的方法，发表了一段充满感情的公诉意见。公诉意见发表后，被告人痛哭失声，当庭认罪，哭着请求法院重判他，对于附带民事请求也全部愿意赔偿。而被害人红着眼睛，要求撤回民事部分的起诉，请求法庭从轻处罚被告人。

四、不动如山——稳重得体的体语

不动如山，其实不是语言上的问题，而是公诉人在法庭辩论中对非论辩因素的处理。非论辩因素，就是除语言以外的表情、手势、眼神、语调以及服饰、仪表、身体动作等行为举止，主要是指身体语言，身体语言简称体语，指非词语性的身体符号。包括目光与面部表情、身体运动与触摸、姿势与外貌、身体间的空间距离等。身体语言看似和辩论无关，实际上却对辩论有着微妙的影响。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不仅通过语言表达观点，而且通过身体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和对事物的认识。人的面部表情及手势、动作等身体语言是人们知识、文化、修养的外在表现，能够反映一个人的性格、爱好和审美情趣，是人们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有时候，这些身体语言所传递出的信息的真实性比语言表达出的还要可靠。公诉人在法庭辩论中涉及的非辩论因素主要包括仪表、神态、眼神、语调、手势等。

例如，遇到法庭不正常的骚动或对方有违反常规的行为，公诉人可以用锐利的目光扫视骚动区或对手，以表示自己的注意和制止；如果辩护人用诡辩哗众取宠、危言耸听，可以用眼神表示自己已经注意到了；如果讯问时被告人故意编造谎言，公诉人可以以威严的目光逼视对方，增加他的心理压力，暴露矛盾；如果证人、被害人出庭时如果表现出紧张的情绪，还可以用鼓励、赞赏的眼神帮助他安稳情绪。总之，公诉人的眼神可以像指挥棒一样，起着传神达意的导向作用。

法庭辩论意见范文4

在量刑程序设计的具体操作上，笔者认为可分为两个步骤进行：

首先，对于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可采取定罪与量刑程序适当分离的做法，即一个程序两个阶段：在开庭审理定罪后，立即进入量刑答辩程序，控辩双方庭前均应做好量刑意见的准备，部分案件在考虑双方意见、综合评议后，可当庭宣判。具体来说，根据最高法、最高检规定，被告人认罪的案件，由于它都是以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为前提，因此法院对某些刑事案件，可采用简化部分审理程序，予以快速审结。

这里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对所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的案件，法院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二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的第一审刑事公诉案件，法院则可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三是对事实不清而被告人又自愿认罪的案件，可在主审法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进行协商。对前两种情况，法庭对事实调查已没有必要，可仅就证据名称及所证明的事项作出说明，控辩双方主要围绕确定罪名、量刑问题进行辩论。量刑应以庭审的形式公开举行，辩护律师和检察官都应出庭，针对被告人有无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发表意见，被害人也可出庭陈述，最后由法官当庭作出判决。第三种情况，则是一种中国式辩诉交易的简易程序，目的主要为了追求诉讼效率，控辩双方进行协商时主审法官不介入。双方可就罪名、罪数、量刑进行协商。控方承诺，只要被告人承认被指控的犯罪，他将建议法官对被告人适用较低幅度的刑罚，被告人则享有自由选择权。当被告人选择承认指控但控方违约或者法官拒绝接受协议，则此前所作有罪供述归于无效。控辩双方经过协商达成协议的，则应向法庭报告并要求开庭。主审法官应在法庭上公开宣布该控辩协议并负有审查任务，包括审查被告人认罪的案件是否有事实基础，协议的作出是否出于被告人自愿、理智和明知。法官接受该协议，将直接依据该协议作出判决，否则应建议控辩双方重新进行协商，或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

其次，对于被告人不承认犯罪宜采取将定罪与量刑程序彻底分离的做法，分两个程序两个阶段，即通过开庭审判确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当被指控的罪名成立后，指定一段时间后，由控辩双方向法庭提交关于量刑的意见，必要时进行公开的量刑答辩，答辩时由控辩双方到庭，就与量刑有关的证据、事实进行调查、质证，以及对量刑的具体意见进行辩论，法庭在听取双方意见、认证评议后，再当庭宣判或择日宣判量刑结论。

前述设计的理由如下：

第一，在我国，对于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大多数都是采用简易程序审理；就是在采用普通程序的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由于被告人已经认罪，案件事实的调查已不是庭审的主要工作，法庭主要解决的是量刑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把与量刑有关的事实调查工作与案件事实的认定工作放在一次庭审中进行，不仅不会影响量刑的公正性，而且还能提高诉讼效率。

第二，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采取与定罪彻底分离的量刑答辩程序，是基于控辩对抗能力失衡方面的考虑。我国的刑事庭审设计，意图引进当事人对抗式的诉讼形式，以提高庭审效果。但即使在有辩护律师参与的案件中，由于立法方面的缺陷，我国的辩护律师难以具备与控方对抗的能力。在辩护律师根本不可能就与案件定性有关的案件事实、证据事实等最基本的事实因素与控方对抗的情况下，再把量刑事实的调查活动放到同一次庭审中来，一方面会增加辩护律师的负担，加剧了不平衡状态，另一方面会使辩护律师把精力放在容易取证的量刑事实的调查上，而疏忽于那些更关键更重要的与案件定性有关的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的调查了解上。更何况我国的刑事案件中大部分没有辩护律师呢！所以，采取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证据调查形式，可缓解控辩失衡的情势，有利于促使辩护律师集中精力进行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的调查了解，提高案件事实认定阶段的审判质量与效率。

另外是基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审理特点考虑。一方面，对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庭审时，大多数情况下辩方的主要活动肯定是围绕“否定被告人有罪”这一中心来进行的，辩方的主要精力肯定是放在证明被告人无罪的各种证据的调查和搜集上。而在这时要求辩方又去进行仅和量刑有关的事实情节的调查、辩护，有强人所难。因为量刑的基础是被告人必须有罪，在辩方一方面竭尽全力地宣称被告人根本就没有犯罪的时候，另一方面又要想方设法地告诉法庭被告人所犯的是轻罪，并请求法庭在量刑时充分考虑对被告人的各种有利情节，在量刑时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此外，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可能经过庭审的调查后，有相当一部分的案件会被法庭裁定指控的罪名不成立、被告人无罪，这样就不存在量刑的问题，根本没必要把仅与量刑有关的事实情节调查和与定罪有关的事实证据调查一并进行。

改革和完善我国的量刑程序，并使之产生良好的效用，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相关措施：

一是改革与完善量刑体制。尽量缩小审委会讨论定案的案件范围以及完善审委会的工作程序，建立审委会参与旁听量刑庭审的制度。

二是建立充分保障控辩双方对量刑程序的参与和对抗的制度。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为控辩双方对量刑的参与提供了更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机会，需要建立赋予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权、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量刑辩护权、赋予被害人方的量刑请求权等制度。只有建立一套与量刑公开制度相配套的制度体系，才能真正发挥量刑公开的作用。

法庭辩论意见范文5

    一、开庭

    开庭审理前，书记员应当查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否到庭，宣布法庭纪律。开庭审理时，由审判长核对当事人，宣布案由，宣布审判人员、书记员名单，告知当事人有关的诉讼权利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

    二、法庭调查

    法庭调查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先人证后物证）

    （一）当事人陈述；

    （二）告知证人的权利义务，证人作证，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

    （三）出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

    （四）宣读鉴定意见；

    （五）宣读勘验笔录。

    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

    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

    当事人要求重新进行调查、鉴定或者勘验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三、法庭辩论

    法庭辩论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原告及其诉讼人发言；

    （二）被告及其诉讼人答辩；

    （三）第三人及其诉讼人发言或者答辩；

    （四）互相辩论。

    法庭辩论终结，由审判长按照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先后顺序征询各方最后意见。

    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交通事故案件要素式审理

    按照一般案件开庭顺序，由原告举证，被告质证，被告举证，原告辩护，被告发表辩护词，法庭按照案件内容确定主要事实和主要争议主持庭审。法庭在开庭前问原告方变更诉讼请求内容，将变更的诉讼请求交由被告方传阅后问被告方有无意见，由于原告方变更诉请是基于2014年云南省交损新标准计算得来，被告方对此无异议，法官提请原告方补交相应的诉讼费后开始主持庭审；

    一，由原告方举证案件发生经过，原告方以交通事故责任书记载内容为证，被告方和保险公司对此无异议。

    由原告方举证相关护理人员情况，被告质证后举证说明质证内容。

    原告方诉请的费用来源，原告对此举证后，被告方质证，举证并双方发表辩护意见。

法庭辩论意见范文6

刑事辩护制度是发源于是西方而盛行于现代各国的一种先进的法律制度，其孕育和形成标志着一个社会对刑事司法的意义及其精神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更新层次。刑事辩护制度在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对立和冲突中确立了自身在中国司法制度中的地位，所包含的独立平等、权利和民主的文化意义已为当代中国社会及其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肯定和崇尚，其所面临的右国传统压制性文化与整个社会的观念性文化在精神本质上的趋向同一，为刑事辩护制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刑事辩护制度还存在着缺陷，对辩护律师及犯罪嫌疑人还有一定的限制，笔者就这些问题提出自己对刑事辩护制度一些构思和设想。

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律师的会见权。第二部分阐述了律师的阅卷范围。第三部分阐述了如何保障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第四部分阐述了如何保障律师的辩论权。第五部分阐述了律师刑事辩护的豁免权。

目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发挥其作用起到了一定的限制，只有完善辩护制度，才能使辩方拥有与控方相抗衡的力量，突出当前庭市方式的抗辩性和诉讼性，充分发挥辩护职能作用，切实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

关键词：刑事辩护 会见权 阅卷权 调查取证权 辩护权 豁免权

刑事辩护制度是发端于西方而盛行于现代各国的一种先进的法律制度，其孕育和形成标志着一个社会对刑事司法的意义及其精神的思考达到了一个更新层次。而且，以对人的尊严给予平等的尊重和保护为主题的刑事辩护制度，在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对立和冲突中确立了自身在中国司法制度中的地位，所包含的独立平等、权利和民主的文化意义已为当代中国社会及其广大民众所理解、肯定和祟尚，其所面临的中国传统压制性文化与整个社会的观念性文化在精神本质上的趋向同一，为刑事辩护制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更体现了这一趋势，它强化了律师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介入诉讼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自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起，犯罪嫌疑人不仅可以自己辩护，而且可以聘请辩护人为自己辩护等。同时，又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律师在各个诉讼阶段的诉讼权利，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所有这些，均充分表明了辩护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得到了很大完善，标志着我国辩护制度的进步与发展，也符合世界各国辩护制度的发展趋势。而且，我国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扩大，办理刑事辩护和案件的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办理法律援助工作的自觉性不断增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97年到1999年，我国律师共承办刑事诉讼辩护和案件的88.1万多件，其中，1997年27.5万多件，1998年29.6万多件，1999年30.9万多件，分别较上年增长9.6％、7.8％和4.4％。在这3年间，律师还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16.6万件，办理法律援助近21万件。

辩护制度也和其他任何制度一样，在司法实践中不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如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阅卷权、会见权等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法律援助制度执行不力，已影响到法庭调查、辩论的质量。另外，尽管律师可以提前介入诉讼，聘请辩护人的时间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但仍有大批被告人因请不到律师，没有辩护人帮助其行使辩护权，导致庭审中控辩力量严重失衡。同时，我国刑事案件的律师参与率一直很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刑事辩护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多，办理刑事案件不但关卡多、收费多，而且风险大，仅在该法实施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全国就有一百多个律师被抓被判，其罪名大多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伪证罪、包庇罪等。与此相适应，在全国范围内，刑事案件律师的参与率下降，不到30％。

针对上述情况，有必要从立法和司法上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刑事辩护制度，以切实保障和完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当务之急是保证辩护人充分行使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辩论权等权利，并在立法上赋予律师辩护豁免权，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一、保证律师的会见权

由于种种原因，律师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的行使会见权遇到种种障碍。刑事诉讼法第96条、六部门《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公、检、法有关的实施细则，均规定了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六部门的上述规定专门规定了律师会见权的问题，即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的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律师提出会见的，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等等。但是，六部门在以下规定中又为侦查机关干预会见提供借口，即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实践中，由职权主义侦查模式性质所决定，侦查机关从部门利益出发，多以涉及国家秘密、案件情况特殊等理由不予安排会见；或严格限制律师会见的次数、时间。一些地方侦查机关规定律师会见不超过两次，每次不超过30分钟；或以在律师会见后犯罪嫌疑人翻供为由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等等。实际中，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不论有无必要，几乎侦查机关都派员在场。结果，由于惧怕心理，犯罪嫌疑人往往不敢如实陈述案情和寻求法律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从而影响了律师的执业。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也经常出现类似情况，同样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的会见权也受到种种限制。

联合国关于《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未经审讯的囚犯可以会见律师，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与律师间的会谈可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些规定，就可以保证律师通过会见从被指控人处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了解被指控人是否受到追诉机关的不当对待并能为被指控人提供法律帮助，为在诉讼过程中发挥辩护作用打基础。而且，“会见”犯罪嫌疑人也只有在侦查人员或监所官员“看得见但听不见”的秘密状态下才有其实际意义。相比之下，我国律师会见权与联合国规定的标准还有一定距离，这也是由我国具体国情、法律文化传统决定的。笔者不主张律师的会见权一步到位，而是希望在现有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充分保障律师行使法定的会见权。由此，公、检、法机关应当严格依法保障律师的会见权，确保律师全面、客观地了解案件，提出针对性强的辩护意见，使法官兼听明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做到定性准确、量刑适当。而且，针对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困难重重的现实，律师也应当积极通过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湖南晨眸律师事务所律师廖建华诉湖南省娄底市公安局侵犯会见权一案，则是律师**的典范。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判决确认被告娄底市公安局的行政行为违法，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娄底市中级法院的判决，驳回了娄底市公安局的上诉，有力地维护了律师的会见权。娄底市中院和湖南省高级法院维护了律师会见权的行为也具有典型意义。

二、适当扩大律师阅卷的范围，保护阅卷权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的阅卷范围较修改前有所缩小，律师阅卷受到一定限制。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及其他辩护人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又据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检察院在开庭前只向法院移送有明确指控犯罪事实的起诉书，同时仅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六部门规定中的主要证据解释仍显笼统，规定在实践中由检察院决定主要证据的范围，又导致检察认定主要证据的随意性大。据此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即只能查阅拘留证、逮捕证等诉讼文书及司法鉴定结论等鉴定材料，根本看不到对定案有决定性意义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如果检察院移送法院的主要证据内容不全，或者在法庭上不出示移送的证据，却提供一些未向法院移送的证据，辩护人就无法对这些证据当庭质证、辩论，而且，实践中检察机关不按照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向法院移送相关材料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辩护人在庭前了解的案情和证据极其有限。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1条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和文件，以便使律师能向其委托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应当尽早在适当时机提供查阅案卷的机会，根据这一规定，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均采取不同方式，对律师阅卷权予以充分保障。如英美法系国家尽管庭审前有证据展示制度，辩护律师在法院开庭审理前到检察机关查阅案卷材料是一种普遍做法。在我国，律师在检察院只能看到一些诸如逮捕证等诉讼文书，或鉴定结论等技术性材料，不能看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笔录等关键证据。开庭前在法院也只能看到起诉书、证据目录及检察院认为是“主要证据”的复印件，使抗辩式庭审活动缺乏辩方充分准备材料的支持，所进行的举证、质证不能收到实际的效果。因此，适当扩大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阅卷范围，即除检察院内部讨论笔录和有关结论外，在一般情况下均应允许律师查阅有关案卷材料。

三、充分保障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通过调查取证，可以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无罪、罪轻或从轻、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便于法院“兼听则明”，作出公正的裁判。同时，控辩式诉讼需要控辩双方均有一定的证据武装，通过举证、质证、辩论引导庭审的进程。但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律师调查取证难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切实解决，反而受到更多限制。不仅律师取证的手续相当繁琐，而且一旦被调查人等不同意提供证据，律师就无法取证。尤其是规定律师向被害人一方收集证据时，不仅要经被害人一方的同意，而且要经检察院、法院许可，将会有种种弊端。最为突出的是，检察机关与辩护方在诉讼地位是对立的，检察官的执法思想，执法观念的和立法并不同步。出于控辩策略的考虑，律师得到检察院的取证许可并非易事。因此，这些规定大大限制了辩护人的调查取证权，使调查取证更加困难，也给那些负有法定作证义务的公民逃避作证以合法借口。实践中，律师由于客观原因不能举证而请求法庭调查取证时，往往遭到法官以“谁主张谁举证”为由的拒绝。对法官的拒绝律师没有任何制约手段。

为取得控辩式庭审方式的预期效果．使控辩力量基本平衡，建议立法规定律师取证的规则、取证的方式、不当取证的责任等。在制定律师取证规范后，取消律师调查取证的种种限制，强制证人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向律师提供证据。在向被害人一方收集证据前，应当无须检察院、法院许可，但应规定律师要严格按照取证规则进行。否则，被调查人有权拒绝作证。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确有困难的，可以根据其申请，检察院、法院可以协助律师收集、调取证据，或检察院、法院根据律师申请，在收集、调取证据后及时复制并移送申请律师，由其在法庭上出示此证据。

四、保障律师充分的辩论权

当前的抗辩式庭审方式更加突出法庭辩论的重要性。在审判实践中，控辩双方围绕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辩论，绝大多数情况下双方并不能进行充分辩论，往往以双方各自发表公诉词和辩护词而告终，一般不进行多轮辩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包括律师收集证据少、控辩力量失衡等情况．检察官、法官不注重保障律师辩论权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作为控诉人的人民检察院具有双重身份，即国家公诉人和法律监督者。律师作为被控诉方的辩护人既不代表国家，也无法律监督者的身份。控辩双方的实际地位明显失衡。这一失衡状态，导致在实践中对法庭违反法律程序的异议，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比律师提出的更容易被法官重视和纠正。当前，法官、检察官的诉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仍滞后于法律规定，法官与检察官互相配合、互相协调等思想影响，在审理前对案件相互通气，统一认识，在庭审中表现为法官只注意听公诉人的发言，并经常主动制止或接受公诉人的申请制止辩护人的发言，或告知辩护人，如果其当庭发言与提交的辩护词一致，直接提交书面辩护词即可，无须再在法庭上进行详细辩论。法庭采用的这种纠问式审判方式致律师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庭审时有律师的发言被法官随意打断，甚至剥夺律师的权、辩护权的现象。既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降低了当事人对律师作用的认识和尊重。律师在法庭上千言万语、有理有据一概不予采信，使律师的作用难以发挥，也丧失当事人对律师的信任。基于上要这原因，法官和检察官在今后的审判中应当注重保障律师的辩论权。法官在法庭上给予辩护人充分辩论的机会，认真听取辩护人的发言，不能无故制止辩护人的发言，并时刻牢记自己在诉讼中的独立、中立、消极地位。检察官也应认识到，辩护人是在根据事实和法律履行辩护职能，协助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指控与辩护均是为实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这一诉讼目标服务的。其实法院就是司法公正之目的的掌舵者，律师和公诉人就是划船者。这三者的互相支撑就组成了控辩审三角架构的科学有效的刑事诉讼体制。

五、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律师在法庭上为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而发表的辩护言论，不受法律追究。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律师刑事辩护的风险明显加大，因办理刑事案件遭到公安、检察机关追究的案件直线上升。新《刑法》第306条第1款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新《刑法》第307条的规定，这些法律责任的规定主要指向是律师，不论当初立法者的立法动机如何，客观上都为部分执法司法人员在实践中非法限制律师行使权利提供了依据。被一些公安、检察机关人为地曲解，作为追究律师“引诱”、“威胁”证人的法律责任的根据。如果说立法上规定前述律师的行为构成犯罪的理由是因为干扰了司法，那么法官、检察官、警官等干扰了律师的执业又当何罪？这无疑表现了对律师的“歧视”。此外，《律师法》第32条虽然规定了“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但律师和有关法律都没有具体规定保护律师人身权利的措施和救济途径，实际上与普通公民的法律保护无异，没有顾及到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较普通公民所具有的更大的人身危险性，立法上的这些缺憾直接导致了律师执业的困难，也导致了法定权利（权力）在不同法律工作之间的失衡。因此，在两法实施以来，曾经因公安、检察机关错抓、错拘律师，造成了律师从事刑事辩护的心理恐慌，全国范围内刑事案件律师的参与率急剧下降，甚至有些律师事务所为防范辩护风险，将不办理刑事案件作为一项纪律规定。

从上述同题可以看出，为保证律师充分发挥其辩护作用，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赋予律师一定限度的刑事辩护豁免权极为必要。正如前文所说．司法人员的诉讼在某种程度上仍落后于法律规定，“有罪推定”观念残余在一些司法人员思想深处仍然存在，而律师是在为被告人辩护，提出被告人无罪、罪轻、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辩护意见，在法庭上与检察官针锋相对地辩论。故从律师的职业性质考虑应当赋予其一定的刑事辩护豁免权，以维护其独立的诉讼地位，而不致出现被检察机关动辄错拘、因意见看法相反被驱逐出法庭等情况。但是，在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实践中确实发生了一些律师为使被告人被减轻或免除处罚而妨害作证的情况。鉴于此，如果发现个别律师隐匿、毁灭证据，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检察、审判机关可以在休庭后，向其所在地方的司法行政机关发司法建议书，由当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的犯罪行为实行调查。如属违法行为，由司法行政机关直接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如属犯罪行为．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为防止刑事辩护豁免权的滥用，可以建立一个制度防线，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负责，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律师违纪投诉、社会监督、违纪案件查处等各项制度。

综上所述，只有完善辩护制度，才能使辩方拥有与控方相抗衡的力量，突出当前庭审方式的抗辩性和诉讼性，充分发挥辩护职能作用，切实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4、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