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的理论范文1

[关键词]交流需求分析；跨文化；商务英语；课程体系；优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02-0123-03

doi：10. 3969/j. issn.1671-5918. 2015. 02-062

[本刊网址]http：//

一、引言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商务活动的广泛展开，社会对能够从事国际经济贸易或其他涉外商务活动的，既精通英语又具有相关商务知识和基本跨文化沟通技能的实用型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为了适应这一需求变化，我国已有多所院校开设了商务英语专业或商务英语方向。2007年，教育部正式批准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开设商务英语本科专业，随后又批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开设商务英语研究硕士点。截至2012年5月，全国共有62所高校开设了商务英语本科专业，并于2012年正式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从目前各高校商务英语专业的情况来看，由于各校的教育资源、办学经历等不同，其商务英语课程设置情况，教学模式等差异甚大。商务英语专业不是简单的“商务+英语”，而是要以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开阔的国际视野、专门的国际商务知识与技能的，能满足社会经济建设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为目标，并根据人才培养目标来设置课程体系。随着商务英语专业的蓬勃发展，社会对商务英语专业人才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如何优化商务英语课程体系，使英语、商务、沟通和文化等不同类课程有效结合，实现对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及教材建设的适当调整，培养应用型人才，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因此，本文试图探讨商务英语课程体系优化设置的理论基础，分析交流需求分析和跨文化两种理论对商务英语课程体系优化的指导作用。

二、专业用途英语视角下的商务英语

商务英语的概念源于国外，主要被认为是一种专门用途英语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英国语言学家Halliday认为，ESP并非是一种特别的语言形式，而是一种现代英语的功能变体，是专门供特定的社会文化群体所使用的一种语言范围。它根据学习者的特定目的和特定需要而开设英语课程，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在一定工作环境中运用英语开展工作的交际能力。Kennedy和Bolitho根据学习者的最终语言所用目的和语言环境的不同，把ESP分为学术用途英语EAP（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和职业用途英语EOP（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EAP的教学对象往往是教育机构中需要使用英语进行学习的学生；EOP所针对的则是在工作领域需要使用相关英语的学习者。在某种意义上，EOP涵盖了所有与工作相关的英语。他们还指出EOP的课程设置应该满足学习者在不同学习阶段的不同需求。商务英语归为EOP。

与国外学者不同的是，我国的商务英语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培养从事国际商务所需的商务英语人才而引入的，王兴孙认为“商务英语实际上就是商务环境中应用的英语……也就是已在从事或将要从事商务行业的专业人才所学习或应用的专门用途英语。”孙湘生，龚艳霞认为国际商务英语是“以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理论为指导，涉及多门类、跨学科的交叉性综合体，是英语的一种重要功能变体，亦是专门用途英语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内容除语言文学外，还涉及文化、经济、贸易和法律等诸多学科的一门应用性的边缘交叉学科”。

由此可见，在中西方不同的研究背景下，虽然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商务英语的界定众说纷纭，但把商务英语看做专门用途英语（ ESP）的一个分支是学界的普遍共识。因此，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和商务英语课程体系的优化的研究可以在ESP的理论框架下完成。

三、交流需求分析的理论基础

需求分析源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课程开发理念，是用来设计工业培训的一种分析工具，指通过就内省、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研究需求的技术和方法。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需求分析做出了详尽的论证，有的需求分析模型侧重于目标情境分析，有的侧重现状情景分析，有的以学习者为中心进行需求分析。其中，Munby和Boswood等学者提出的需求分析模型则强调了交流在需求分析中的重要性。

Munby认为对以语言为中心的教学进行分析意义不大，他提出了交际能力需求模式（ Communicative Need Processor，CNP），强调了语言用语交际的功能。他将目标情景中的交际活动进行细分，分析学习者的“交际需求”，确定“具体的交际目标”，将学习者的职业交流需要作为出发点，对学习者的交流目的、交流环境、交流手段、语言技巧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证。Boswood认为早期的ESP研究范式过分依赖文本分析，没有全面融入交际能力这一概念。他强调应将特定话语社群成员之间的交际事件作为专门用途英语教学与研究的中心，并建议不妨将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改称为Communicationfor Specific Purposes。他推出了旨在提高学习者交流能力（而非仅是语言能力）的交流需求分析模型，认为可以开展模拟、个案以及基于课题项目或任务的ESP教学活动。这种包括学习者的主观、客观信息，职业交流实践分析，书面交流分析和口头交流分析四部分的交流需求分析模型，不仅关注了国际商务交流过程中的“语言”，并且强调了“交流”在此过程中的重要性。

四、跨文化交际理论

“跨文化交际”这一术语既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英语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的交际。跨文化交际学发源于美国，人们普遍把Hall的《无声的语言》的出版看作跨文化交际学的开端。跨文化商务沟通在跨文化交际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Hall的高低语境文化和时间概念理论以及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都对跨文化商务交际的研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静态的，以国家为单位区分文化并用国家文化概念去解析人们在国际商务活动中的交际行为，已经不能解释复杂多变的跨文化商务沟通问题了。随着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交流与合作的增加，和企业向国际市场的拓展，文化冲突现象日益显著。于是，管理学者试图从管理角度分析跨文化管理失败的原因；跨文化沟通学者也试图以跨文化视角探索产生文化冲突的根源。但无论从国际商务的视角分析跨文化商务问题，或从跨文化交际学视角研究商务活动中的跨文化交际案例，已经不能够深入的剖析导致国际商务实践差异的深层文化问题以及应对策略了。

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Iris Vamer于2000年提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Inter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跨文化商务沟通）理论体系，建立了跨文化商务沟通概念模型。她指出跨文化商务交际“不仅仅是发生在商务环境下，而且是在交际过程中融人商务策略、目标和实际情况，而且通过文化、交际和商务三个要素相互作用所创造出的新环境。”她认为跨文化商务交际不是文化、沟通和商务的简单叠加，而是三者相互作用组成的一个新整体。她试图在这个全新的架构上来分析与解决在跨文化工作环境中的跨文化问题。

五、商务英语课程体系的优化观

随着商务英语专业的蓬勃发展，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变得日益紧迫，基于交流需求分析和跨文化两维视角来进行商务英语课程体系优化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课程体系的构建有更全面的认识。

课程体系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是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付诸实施的桥梁。它指若干相互关联的课程组织或结构，它不是各门科目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统一整体，表现为知识的连续性和层次性。商务英语是商务环境中应用的英语，它是ESP的一种，具有ESP研究领域共同的要素，如需求分析、大纲制定、课程设计和教材建设等。因此它依赖于需求分析。而交流需求分析可作为商务英语专业大纲制定、课程设计、材料选择和开发及教和学的起点。课程设置要能够体现专业培养目标。所有商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必须要调查分析商务英语学习者在目标情境下要使用到的语言和典型情景，明确其交际需求，同时应了解学生在学习上所面临的困难和缺陷。这样才能够根据学习者在目标情境中的需求与当前学习水平的差距，来确定应该在哪些方面对学生提供帮助和进行训练，进而设置相应的课程。交流需求分析是确保教学效果的先决条件。因此，交流需求分析理论对于作为ESP重要分支的商务英语的课程设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也做过一些探讨。付红霞和郝玫从实证的角度对社会和学生的交流需求做过分析，指出了社会对英语专业人才的需求变化趋势，并指出学生和老师对学生需求认知方面的差异。而莫再树和张鹂则对涉外企业的真实英语交流用语进行了分析，包括口语交流和书面交流两个方面，指出了英语误用情况给企业造成的影响。曹德春指出了当前我国对外的商务交流需求不止停留在人际交流层面，还体现了跨文化组织沟通和跨文化公共关系等层面的高层次交流需求，并建议将跨文化商务交际确定为商务英语课程体系的核心模块。

然而，交流需求分析仅关注了国际商务交流过程中的“语言”和“交流”两个因素，而忽视了跨文化因素的影响。Varner的跨文化商务沟通模型正好弥补了交流需求分析的这个缺陷。该理论认为国际商务人士必须同时掌握交流策略、跨文化策略和商业策略这三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1997年，英国商务英语专家Nick Brieger在其“商务英语范畴”理论中指出，商务英语的核心内容，除语言知识、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外，还包含了交际技能和文化背景。随着当前各项国际商务活动的迅猛发展，商务英语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为顺应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趋势，在商务英语教学中，我们应充分注重作为ESP重要分支的商务英语的社会功能变体特征，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组织沟通能力和外部交流能力作为专业教学培养目标，构建跨文化交际体系，建立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沟通桥梁，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商务英语教学就要围绕着商务能力、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来合理科学地进行课程设置。只有大力提升学生的商务沟通（尤其是跨文化商务沟通）技能，才能实现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使学生们成为具有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2009年《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要求》确定了语言知识与技能、商务知识与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人文素养为构成商务英语专业的知识和能力的四个模块，明确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商务英语专业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此外，我国很多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研究。严明通过分析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在跨文化商务活动中的预期主体角色，即认知主体、情感主体和行为主体，对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概念进行了多层面的解析。曹德春认为我国的商务英语专业正处于理论体系构建和专业内涵充实与调整阶段，可将跨文化商务交际作为核心来进行商务英语专业的内涵建设。史兴松等认为商务英语专业有必要建立起比较系统的立体化跨文化商务交际课程群，来培养合格的跨文化商务交际人才。同时他还认为，跨文化商务交际是商务英语研究的重要分支，是商务英语理论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在商务英语课程的设置上，我们要转变观念，切实认识到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强调英语语言技能在商务环境中运用的能力，加大力度建设提高学生跨文化商务沟通能力的相关课程，努力构建跨文化交际体系，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从而培养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总之，根据交流需求分析和跨文化理论优化的商务英语课程体系，能使英语、商务、沟通和文化等不同类课程有机结合，使学生在接受全面英语技能训练的同时，拓宽并加深商务专业知识，掌握跨文化沟通技巧和策略，并最终具有较强的商务沟通能力及适应不同社会职业需要的从业能力。这对于实现商务英语专业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进行专业教材建设等方面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参考文献：

[1]王兴孙.对国际商务英语学科发展的探讨[J].国际商务研究，1997 （1）：24-28.

[2]曹德春.学科交融与商务英语专业内涵建设[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05-107.

[3]付红霞，郝玫.理工院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的调查[J].外语界，2008（6）.

[4]莫再树，张鹂.我国企业英语使用调查[A].王光林，彭青龙.商务英语教学与研究[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跨文化交流的理论范文2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文化差异　学派与范式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3－0137－10

跨文化交际学至今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旅程。1959年，爱德华・霍尔在其力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首先运用跨文化交际概念，并对非言语交际行为做了理论分析，本书因此成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开山之作。20世纪60年代之后，更多学者加入研究行列，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历经50年积淀，跨文化交际学的架构渐渐清晰，其内涵日益丰满，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源自普遍性的现实问题。跨文化交际理论首先针对的是最为根本的文化差异问题，然后延伸到调整、价值、身份、能力与意义等重要议题。起始阶段，跨文化交际理论主要解释某些局部现象，各种视角缺乏必要的统合，显得有些零散。经过80－90年代的拓展、深化和整合，它在跨学科、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下，现已具备较高的系统性。学科发展离不开理论建设。本文拟以跨文化交际核心议题的形成、拓展、深化和整合为线索，全面检视该学科理论研究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的得失。

一、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起点与中心：差异与调整

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在局部现象的探索中起步，其第一个核心议题是最为根本、尖锐的文化差异问题。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国际交流的范围迅速扩大，频度直线上升，由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问题显得极为突出，它促使学者们潜心思考，对此做出学理的解释，提出相应的对策。

上世纪50年代末，霍尔率先把人类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的交际概念结合到一起，启动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进程。他着力探究身势语言(kinesies)、距离学(proxemics)以及时间学(chroneml‘cs)等非言语行为，论述了文化差异对交际的影响。就理论探索而言，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提出高、低语境文化理论(high-and-low-eontext cultures)。霍尔依据文化与语境之间不同程度的联系，把世界文化抽象为从高语境型到低语境型的文化连续流(cultural continuum)。高语境文化指高度依赖语境来传递信息的文化，它通过外部环境或内化于人们心中的价值观与规范等来表达大部分意义，而用语言符号明确传达的仅仅是整个信息的小部分。低语境文化正好相反，它倾向于把大部分信息编入明晰的语言代码之中，直接表达出来，较少依赖语境。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大致对应于东西文化分野，以简洁的分析框架解释了两种文化运作机制的本质差异，为后来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取向理论的发展做了有力的铺垫。

60至70年代期间，围绕文化差异这个核心问题，学者们推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欧伯格等人的文化休克论(cultural shock)、格拉洪的文化适应周期论(acculturation stages)、白瑞的文化适应理论和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rcuhural adaptation theory)。

欧伯格1960年首次运用文化休克概念表达海外旅居者面对陌生文化产生的疏远、惊恐、烦躁和沮丧等一系列心理失衡症状。他对里加德(Lvsgaard)1955年提出的经典U-曲线模型加以改良，创建了文化适应周期理论。该模式显示，跨文化交际者大体经历蜜月期(honeymoon stage)、危机期(crisis stage)、恢复期(recovery stage)和完全适应期(full adaptation)四个阶段。格拉洪注意到旅居者返回故土后重新适应原有文化的现象，把U-曲线拓展为W-曲线模型，更全面地演示跨文化适应的过程。文化适应周期理论研究的对象是海外旅居人员，揭示了他们在适应异国文化以及重新适应本土文化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典型特征。上述理论来自经验的归纳，主要是现象的描述，缺乏系统性。它们仅以交际者对新文化的满意度来衡量效果，没有考虑适应的逆转与失败等情况，有简单化理解问题的倾向，但为研究者更深入地分析跨文化交际原理，开拓新的领域做了必要的准备。

70年代后，白瑞在文化休克理论的基础上探讨文化适应策略。他认为，“休克”概念比较模糊，缺乏充分的心理学理论依据；相对而言，“压力”(stress)概念更明确和有解释力。白瑞提出，移民们面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压力，他们在适应主流社会时会采取四种不同的策略。如果移民们既想保持原有文化，又希望融入新的社会，他们会选择整合(integration)；如果他们不想保留原有文化，则会选择同化；如果他们只想保留原有文化，不愿融入新的社会，他们会选择分离；如果他们对保持原有文化和融入新的社会都不重视，就会选择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在四种策略中，移民们最愿意选择的是整合，选择整合策略的移民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也最小。白瑞的理论得到学界的高度赞赏，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文化适应研究的领军人物，但同时也引起一些批评。纳瓦斯等人指出，文化适应在不同的时段以及不同的领域有差异，表现出较大的相对性。他们为此重建白瑞的理论，发展出“扩展的相对文化适应模型”。沃德指出，白瑞的理论主要关注移民群体，应该拓宽它的视野，把目光投向旅游者等群体。

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的起点同样是文化差异带来的压力。她认为，文化差异造成各种压力促使交际者做自我调整；经历调整与转化后，他们不断成长，能够从容应对不同的文化场景，最终成为超越自我的跨文化人(intercultural pemon)。金荣渊的理论被广泛运用于跨文化交际研究。以其简明的概念框架、严谨的逻辑和坚实的实证基础而备受学界推崇。

1960年至1980年期间，跨文化交际学者们还对其他议题进行研究。例如，奥利弗对修辞与跨文化交际的关系、康顿和约赛夫对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费琛对跨文化交际理论与方法的论述等。学者们从各自的视角来观察，观点庞杂，不成体系。这个时期，他们对文化差异与跨文化调整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对其他问题的分析相对薄弱，理论建设的发展缓慢，学科的繁荣期仍未到来。

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10年“”动乱，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跨文化交际渐渐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议题。何道宽1983年率先把跨文化交际学介绍给外语学界。随后10年， 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逐步展开。就理论探索而言，国内研究者的起点也是文化差异这个核心问题。围绕文化差异对语言交际和外语教学的影响，中国学者着力分析跨文化语用失误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其代表作有：王得杏《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顾日国《礼貌、语用与文化》、高一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道”与“器”》、许力生《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的交际能力问题探讨》等。

王得杏认为，跨文化交际既涉及文化的规约，又涉及语言的规约；两种规约在不同文化里的差异是导致交际障碍的根本原因。顾日国也指出，由于英汉文化差异，两者的礼貌准则有所不同；其中，“贬己尊人”的礼貌原则最富中国文化特色。从跨文化语用研究的成果看，中国学者大体上持一种温和的语言相对论与文化相对主义，在承认人类共性的基础上强调各个语言、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通约性。高一虹运用中国文化中“道”与“器”的概念剖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她在批评以“功效”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缺陷后，论证以“人”为中心，从涵盖“健全人格与能产生交际意向”的“道”与原理，及其“文化知识、交际技巧与功效”的“器”两个层面来解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合理性。㈣许力生认为，就语言层面而言，交际能力包括语法、社会语言、语篇和策略四个方面的能力：在跨文化交际中，语法和策略能力占有非常突出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比其他两种能力更具跨文化性。从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进展看，中国学者已经能够在吸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由于他们大部分来自外语教学领域，往往更侧重语言能力的分析。

在1980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者还探讨其他一些议题，例如高一虹对定型(stereotype)的正负面效应的分析、贾玉新对面子与身份在跨文化交际中作用的讨论、胡超有关文化思维模式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胡文仲有关跨文化交际学性质与研究层面的论述等。这段时期，特别是第二个十年，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科发展很快，但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相对滞后，建设性成果屈指可数，并且集中于语言交际层面。开始阶段理论视野的偏狭并不一定完全是负面的，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找到坚实的立足点，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它的局限性就会逐步凸显出来。

二、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拓展与深化：价值、身份、能力与意义

跨文化交际理论在核心议题的拓展与深化中逐步走向成熟与系统化。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球化迅猛发展，文化间的交往愈益深化，由此产生的矛盾与问题也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差异与调整仍然是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价值、身份、能力和意义等议题逐步成为新的重心。

(1)关于差异与调整问题的理论主要包括：刘易斯和江纳曼的6阶段跨文化适应理论、金荣渊的综合的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cultural adap~tion)、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nxiety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AUM)理论、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和盖洛斯等人的跨文化通融理论(intereultural accommodation theory)等。

刘易斯和江纳曼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发展出跨文化适应6阶段论。该模式显示，跨文化交际者在适应异国文化和重新适应本土文化过程中，一般经历“预备期”(preliminary stage)、“旁观期”(speeta-tor stage)、“参与期”(participant stage)、“休克期”(shock stage)、“调整期”(adaptation stage)和“返乡期”(reentry stage)6个阶段。它虽未揭示各个阶段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没有揭示适应的逆转或失败，仍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但仍然是迄今为止跨文化适应阶段论中最完整的一个模型。

白瑞基本上延续了前期的观点，没有提出新的文化适应理论。金荣渊则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全面考虑长期与短期、宏观与微观因素，建构综合的跨文化调整理论。她认为跨文化调整涉及6个层面：个人交际、社会交际、族际、当地社会环境、交际者个人倾向及跨文化转化(intercultural transformation)。经过一系列转变之后，交际者逐步成长，形成健全的交际功能、健康的心理以及跨文化认同。打破文化定型，超越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发展更为包容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是身份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与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金荣渊的理论简洁而严密，得到广泛引用，堪称经典。

古迪康斯特在20世纪80年代重建博格(Berger)的不确定性消除理论(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于1995年推出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UM)理论，随后在1998年和2005年对其理论进行精简与完善。他认为，当陌生人进人新的文化时总要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产生相应的焦虑；人们对不确定性和焦虑的承受有一定的限度。当它们超过最高限度时，人们就难以进行有效的交际；但当它们低于最低限度时，交际往往陷于单调与乏味。较为理想的情形是，不确定性介于最高与最低极限之间，可预测性与新奇性形成动态平衡，一道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完成。AUM理论启发了许多学者，开辟了一条围绕心理调节而展开的分析途径。

伯贡1995年提出跨文化预期违背理论。她认为，预期违背在跨文化交际中起到两种作用。一方面，它使交际者感到惊讶或恐慌，阻碍交际的顺利展开；另一方面它能够提高交际者行为的主动性，创造相互学习的机遇。评判的要素首先取决于交际能否得到积极回报，其次取决于文化规范对预期违背的容忍度，再次取决于交际发生的语境。预期违背理论是为数不多的直接探讨非言语行为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之一。由于非言语行为具有较大的暧昧性和不确定性，该理论没有清晰地演绎各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此外，预期违背理论的理性主义立场使它在解释与情感相关的现象时显出较大的局限性。

盖洛斯等人于1988年借鉴言语通融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SAT)发展跨文化交际通融理论。她们指出，交际发生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之中，它既是信息交换也是认同建构的过程。首先，不管是以群体交往或人际交往为定位，正面的历史交往以及交际者感受到的善意都构成相互通融的基础；其次，积极的群体形象和文化认同是促进双方通融的另一个显要因素。此外，群体认同的强度、交往的意愿以及群体地位都影响跨文化通融的过程。跨文化通融理论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对情感因素的重视，但该理论似乎过于强调历史交往的影响，有轻视交际者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能力的倾向。

(2)关于价值取向的理论代表作主要有：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以及苏瓦茨的文化价值理论。他们探讨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权势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 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和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以及长期定位和短期定位(Iong-term and short-term orientation)5个价值维度。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显示一个文化对自我是相互依赖，还是独立、自治的理解；权势距离表明社会平等的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显示文化群体对暧昧性的容忍程度；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反映男女之间是否平等；长期定位与短期定位主要反映文化群体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度。

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论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其中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价值取向论得到最多的肯定和运用。特里安德斯还在他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更精致的纵向和横向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取向论(horizontal／verfical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横向个体主义珍视自我独立和相互平等：纵向个体主义重视个人自治的价值观，但接受现实中一定程度的社会等级。诚然，霍斯泰德的理论也遭到尖锐的批评，最严厉的莫过于实证基础的片面性。他的理论建立在实证研究之上，但其样本仅仅局限于跨国公司的雇员，其代表性自然有问题。此外，也有学者对文化范畴是否可以用线性、相互排斥的概念来表达、并且用数字进行量化提出质疑。

“霍斯泰德仅仅在国家层面上探讨文化价值取向问题，苏瓦茨主要在个人层面上展开研究”。苏瓦茨发现，个人层面存在10个近似普遍性的价值观(near universal values)：权力(power)、成就(achievement)、享乐主义(hedonism)、刺激(stimulation)、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仁慈(benevolence)、传统(traditiun)、顺从(conformity)和安全(security)。这些价值观在每个特定文化中会有不同的取向。近年来，苏瓦茨的理论在跨文化交际学界的影响渐隆，为学者们理解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提供了一般性参照框架。

(3)有关身份问题的理论主要包括：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 negotiation theory)、科里尔与托马斯的文化认同理论(cultural identity themy)、库帕奇与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及其丁允珠的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等。

丁允珠于1988年围绕跨文化交际中身份冲突问题，开始建构面子协商理论。她指出，集体主义文化重视他人的面子与相互关系，强调内外之别与长远的得失，较多采用回避、通融、妥协或第三方帮助的策略；个体主义文化侧重自我的面子与目标的实现，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平视内外成员，较多采取直接面对差异、不惜使他人丢脸的策略。当冲突的利益重大、回报额高的情况下，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都表现出理性主义的逐利倾向，愿意与内部及外部成员展开平等竞争。面子协商理论推出后，受到学界好评，广为引征，但也存在不足，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首先，该理论忽略了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内部的差异。其次，它没有深入探讨尊重、信赖、尊严与荣誉感等情感因素对面子协商的影响。

面子协商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交际者的外部形象，文化认同理论则更侧重身份内涵的分析。科里尔与托马斯1988年提出，文化认同主要中文化群体的核心符号系统表征，产生于社会交往和跨文化对话，在不同的语境中显示出多样的形态；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规范和意义系统，跨文化能力表现在能否得体地运用交际规则、准确地理解话语意义以及有效地确认交际者的文化身份上。文化认同理论属于思辨、解释性理论。它在经验归纳型理论占主流的情况下，为研究者探寻跨文化交际原理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蹄。与此同时，它也有待于经受实证研究的检验。库帕奇与今堀分析交际个体如何在发展相互关系的过程中来建构身份，进而实现成功的交际。他们认为，身份与面子在社会交往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跨文化交际者都面临一系列与文化身份管理相关的处理面子的难题；相互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3个相互联系、循环的阶段，即试探(trial)、交织(enmeshment)和再协商(renegotiatlon)；交际者的跨文化能力体现在面子的维护以及相互满意的交际关系的建立上。

丁允珠围绕身份管理的5对辩证关系来建构理论。她认为，跨越文化边界应该遵循下列5对辩证关系：身份的安全和脆弱性、身份的包容与差异化、身份的可预测性与不可预测性、身份的联系与自治以及身份的一致性与变化；交际者不但要积极维护身份的安全与一致性，而且要勇于改变视角，拓展与更新原有身份。身份管理理论与身份协商理论是跨文化交际学中有关身份商谈的两大主要理论。前者聚焦于身份的微观层面，注重交际行为；后者关注身份的宏观层面，侧重交际原则；两者互为补充，在跨文化交际学界影响广泛。

(4)有关能力的理论主要有：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以及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等。早期的理论以“有效性”(effectiveness)与“得体性”(appropriateness)为标准来评判跨文化交际能力，有些过于抽象，并且常常与能力概念产生混淆。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1984年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涉及认知层面的“知识”、情感层面的“动机”与行为层面的“技巧”三个要素。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的三分法简要地概括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键层面，为人们理解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框架，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现已成为经典的理论模型。

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延续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的思路，于1996年提出综合性理论。他们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涵盖情感、认知和行为3个层面。情感是指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即特定的情形中交际者的个人情绪或偏好。认知是指跨文化意识(intercultural awareness)，主要涵盖自我意识和文化意识两个方面。自我意识是指交际者对自己文化身份的领悟；文化意识是指对交际者对文化共性与差异的理解。行为――跨文化交际的灵巧性(intercultural adroitness)是指交际者实施交际行为，完成交际目标的技能。陈国明2005年又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加入全球心态(gJobal mindset)层面――全球思维，进一步提出全球交往能力模型。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全面地解析跨文化交际能力，丰富了它的内涵。

(5)有关意义理论的代表作主要是克罗南和皮尔士等人的意义协同处理理论(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CMM)。克罗南和皮尔士等人于1988年提出CMM理论，其后皮尔士对它加以拓展与改进。他们认为，交际是人们以开放的心态，探索互动模式、理解意义、建立相互关系的进程。协同的意义在于它把不同的见解和反对的意见转变为推动交际走向深入的潜力；协同的手段主要包括：策略性 过程设计、事件的运筹、交流的技巧、逻辑的力量(logical force)、个人地位和日常语言以及语境重建等。CMM理论吸取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观点，主张打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界限，鼓励理论家参与社会实践，更有效地改造世界，其新颖的视角在跨文化交际界引起较大反响。然而。该理论的强处也正是其弱点所在。它消解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界，但却无法否认它们之间的相对独立。一方面，理论有它超越现实的部分；另一方面，交际行为在很多场合中是下意识、习惯的而非反思的，不一定能升华为理论。

上述理论汲取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思想对跨文化交际行为与观念做理性的分析与解释，拓展了研究领域，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学术争鸣，促进了学科的壮大与繁荣。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巨大进展。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变革与发展，中国与世界建立起更广泛、密切的联系，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跨文化交际已然成为显要的社会议题。在理论研究方面，跨文化交际学者突破了早期局限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狭隘视阈，拓展到移情、身份认同以及全球化等问题。主要代表作包括：高永晨的《跨文化交际中移情适度的原则》、胡庚申的《国际交流语用学――从实践到理论》、胡超的《跨文化交际：E-时代的范式与能力建构》以及戴晓东的《建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双向拓展模型》等。

高永晨指出，在跨文化交际能力要素中文化移情能力是最重要的成分，文化移情应该遵循适度的原则。胡庚申提出“日常交际”、“专业交流”和“谈判交涉”语境三分假说。他认为，语境对话语有制约和释义作用；在国际交流中，对语用失误的处理应该根据语境和交流效果，分别采取“酌情”、“忽略”和“补救”的原则。胡超以马斯洛对人的基本需求的论断为基础，结合中国道家无为与儒家仁爱的思想，提出她对E-时代跨文化交际能力内涵的解读。戴晓东在汲取金荣渊、吉川和阿德勒(P.Adler)等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发展跨文化认同模型。他认为，向独特性与普遍性两个向度拓展文化认同，使其实现最大限度的本体开放，不断积累跨文化共识，是建构跨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这个时期，中国跨文化交际学者锐意进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但理论研究成果依然较少，与国外同行仍有较大差距。

三、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整合与分化：学派与范式

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不断拓展的同时，学者们也在尝试对它们进行系统整合。长期以来，欧洲范式一直主导跨文化交际研究。继阿桑迪1998年提出建立以非洲为中心的范式的构想之后，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和三池孝贤等人探讨了构建亚洲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可能性。学派与范式现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真正意义上系统性理论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古迪康斯特1983年编辑出版了跨文化交际学史上第一部理论研究文集《跨文化交际理论：当下的视角》(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CurrentPerspectives)。古迪康斯特与金荣渊1988年合作推出了第二部理论文集《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Theo-ries in Intereuhural Communication)。其后，卫斯曼于Wisemanl995年也编辑了理论文集，对现有的理论进行整合与比较。古迪康斯特2003年在其两篇论文《跨文化交际理论》(Cross-cultural communlcation theories)与《文化间交际理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中对现有理论成果做系统性总结。2005年，古迪康斯特对现有跨文化交际理论进行新的整合，出版了《跨文化交际的理论》(Theorizing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和全面的理论文集。上述几部理论文集以及综述性文章围绕跨文化调整、交际能力、身份和意义等核心议题，对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层面做立体、多方位的研讨。

理论的整合与系统化自然涉及学派与范式问题。学派与范式泛指学界公认的理论流派或体系。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研究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使之形成连贯的研究传统，避免因过于庞杂、凌乱而迷失方向。范式的建立既可以从广义，也可以从狭义来理解。前者涉及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具体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在开启新的治学门径的同时，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在跨文化交际学界，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白瑞的文化适应模型、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丁允珠的身份协商理论、库帕奇与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论以及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等已成为跨文化交际学领域里影响广泛的经典理论。然而，这些理论相互之间的互动较少，各自基本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并未在学界建立起高度的学术认同，只能在很宽泛的意义上称作学派或范式。

斯密斯提出，指导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有3种基本范式：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empiricism)、社会解释主义(social interpretivist)以及修辞法(rhetorical approach)。逻辑实证主义运用假设一推演以及解释客观因果关系的探索模式：社会解释主义，或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eonstructivism)采用对社会语境中的符号进行主观诠释的研究路径；修辞法采取对现实做预测和辩证解释的分析模式。陈国明基本赞同斯密斯的观点。他认为，主导当今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三大范式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解释范式(interpretive paradigm)和批判范式(critical paradigm)。其中，批判范式的旨趣主要在于挖掘事件的内在结构，揭示压迫者或被压迫者的社会背景。罗杰斯与哈特认为，跨文化交际学经过前范式期和范式期之后，现在已经进入常规研究期(normal science)。前范式期以上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博厄斯的历史特殊主义的出现为标志；范式期以霍尔《无声的语言》为发端；十年后，跨文化交际学进入常规研究期；在此期间，学者们有意识地运用既有的范式进行分析，他们所探讨的问题也具有高度相关性。迄今为止，跨文化交际理论基本建立在欧美人的问题、假设、概念与逻辑之上，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鉴于欧洲范式对欧美以外文化经验与价值观念的忽视，阿桑迪率先倡导非洲范式。他认为，以非洲为中心的范式意味着理论所关注的非洲人是交际的主体、非洲文化形象以及人类利益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现实情境中进行交际，以非洲人的心理、身份、文化与语言来诠释交际原理。例如，欧洲人把交际理解为信息的传递与接收；在非洲人看来，交际是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过程：有效的交际需要经过gin-so(foreword)、benne-so(side-word)、bolo-so(baek-word)和so-dayi(clear-word)4个阶段。gir- 1-so是话前话(word before word)，在此阶段交际者依据自身文化常识准备进行交际。benne--SO是比较性分析，在此阶段交际者通过省察对方的观点了解如何与之交际。bolo-so是各种知识的综合，在此阶段交际者进行互动、建立关系。so-dayi是交际的结束，在此阶段交际者对交际过程做整体评判。

受阿桑迪的启发，陈国明、斯塔罗斯塔和三池孝贤等人提出建构亚洲交际理论的构想。陈国明2001年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建构由“仁”、“义”、“礼”、“时”、“位”、“极”、“关系”、“面子”与“权力”构成的概念框架，演绎和睦交往的原理，创立“和谐理论”。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2003年讨论亚洲的交际方法。他们认为，亚洲文化极具多样性，很难概括出代表整个亚洲的特性或价值。但各国之间相似性是存在的。在本体论上，亚洲人持有整体宇宙观；在认识论上，他们倾向于认为事物是联系与互动的；在价值论上，他们倾向于把“和谐”看作核心价值；在方法论上，他们常常运用循环、直觉的感知方式；以亚洲为中心的方法，可以检验理论建构的限度所在，找到欧洲范式之外的可能。

三池孝贤明确倡导亚洲范式。他指出，交际是表达人性与人道的过程；文化的独特性能够更好地体现人性的内涵，人们在建构抽象、普遍的理论时需要从各种独特的文化中汲取养分。以亚洲为中心的范式意味着：肯定亚洲人的主体性，围绕亚洲人的旨趣，运用亚洲的价值、历史经验、信息与伦理建构理论。恰如非洲中心论体现非洲人的视角一样，亚洲中心论反映亚洲人视阈中的现实，在反思欧洲范式的缺失与偏见、完善跨文化交际理论中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在2000年之后也有了局部的整合。许力生全面总结国内跨文化语用、跨文化语篇以及跨文化能力的研究成果，阐述他对这些议题的独到见解。张红玲对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因素进行了综合性讨论。此外，林大津与谢朝群的《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与实际》、胡超的《跨文化交际：E-时代的范式与能力建构》以及严明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等都对现今学界影响较大的理论做了评介。李炯英和张向阳等对中国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成果做了全面回顾。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理论研究深受美国的影响，本土原创性理论与学派仍未形成。这种局面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跨文化交际学依附于语言与文化教学研究的尴尬境地。

跨文化交流的理论范文3

[关键词]跨学科学文献计量学跨学科研究　学科交叉度跨学科测度指标

[分类号]G256

对于跨学科学的理论，亦有研究者称之为跨学科理论，即解释跨学科现象、指导跨学科实践发展的理论。为避免混淆，笔者称之为跨学科学的理论。阐述跨学科学的理论基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跨学科研究中有关测度指标的提出来源和基本原理。

1　跨学科研究的驱动力

1.1跨学科研究的内在驱动力

跨学科研究的内在驱动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代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二是以“应用问题”为向导的科学研究模式的建立。

Gibbons等人提出科学研究正在分裂成两种形式的知识生产模式，即模式1和模式2，而且科学正在逐渐从知识生产的模式1向模式2转变。模式1是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主要指单个学科内以认知为目的(即探索基本原理)的知识生产。在这种知识生产模式中，基础与应用之间的界限非常清晰。与模式1不同，知识生产模式2是跨学科的，在这种模式中，基础与应用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模式2侧重于获得具有应用背景特征的结果，科学发现一般产生于为应用目标而寻求知识这个需要，科学知识生产的动机和知识方式趋于多样化。不仅如此，科学知识生产模式2的出现还意味着形成了一种新的知识生产环境，知识更易于在学科边界之间流动，研究人员更加具有流动性，研究组织更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

在当代科学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下，科学知识生产的目的不仅是要推进知识的进步，更要通过知识生产解决具有经济和社会目标的科学问题。与“应用语境”相适应，以解决“应用问题”为向导的科学研究模式已经建立起来。在当代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随着应用研究的不断兴起，跨学科研究也日益普遍。一方面，“科学已经发展到一个无法依赖个体独立工作来解决冲突问题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复杂问题往往需要多学科范围内的知识相互作用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由此，以“应用问题”为导向，在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模式下的学科界限和学科壁垒不断被消解，不仅出现了多学科合作的研究，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形成了超越传统学科界限的新型知识生产，超出了现有学科的框架。另一方面，在跨学科知识生产中，应用语境中的科学知识生产活动要求调动多种既有的知识资源，并根据需要解决的问题灵活地组合这些知识资源。

综上所述，当代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即以模式2为主导的科学知识生产方式，使得科学家的研究兴趣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产生了以“应用问题”为导向的科学研究模式。在这种研究模式下，科学家之间的开放的交叉交流与合作促进了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的内在驱动机制由此形成。

1.2跨学科研究的加速器

如何更好地促进跨学科研究，使跨学科研究得以快速发展?笔者认为，科学家之间的信息、技术、情报和知识等充分而有效的交流与合作能够加速跨学科研究的进展。

情报交流理论认为，情报交流是人们借助于他们共同的符号系统所进行的知识交流。情报交流过程，就是情报从发生源(情报生产者)发生一直到为情报接收端(情报接收者)所接收的整个过程。在这一交流过程中，情报生产者和情报接受者的关系是社会各个体问的关系，相互通过社会活动方式实现情报的交流。

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科技比较发达的国家，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无形学院”的情报交流现象，这种现象是科学技术发展到较高水平，情报交流达到一定程度后所必然产生的，它是补充情报交流和情报传递的一种新的方式。这种类似于科学共同体的“无形学院”，其内部信息交流十分频繁，促进了科学家个人或团体之间的信息的输入输出，当这种“无形学院”中的科学家来自于不同学科背景时，就产生了跨学科的情报交流活动，从而对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信息交流基础。

当然，“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是很困难的事……，唯一可行的可能是花更多的时间去交流和沟通，在对话中去理解别的学科的概念和规范”。所以当科学家们遇到以“应用问题”为主导的科学问题时，难免会需要不同学科之知识作为基础，要想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上取得一定的成果，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科学家们需要更加深入而有效的交流与合作。

另外，科学家之间的科技合作是情报交流的一种方式，在跨学科研究中，存在于科学家之间的情报交流或科技合作活动，为跨学科研究的实施准备了跨向成功的“云梯”，并促进和加速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

2　倡导跨学科研究的原因

学科交叉是学术思想的交融，实质上是交叉思维方式的综合、系统辩证思维的体现。唯有从多视角出发，采取交叉思维的方式进行跨学科研究，才能形成正确完整的认识。下面从跨学科研究的障碍、重要性和现实性几方面加以论述。

2.1跨学科研究的障碍

科学分类，是指依据对学科系统基本特征的分析，确立正确的学科分类原则，在此基础上对各门学科进行区分和排列，建立符合学科发展实际的分类体系。

学科分类和其他任何学科知识一样，有它自己发展的历史。从科学发展历程看，跨学科研究历史比跨学科理论历史要长得多。长期以来，相对于现在有些科研计划是跨学科理论指导和(或)相应制度干预的产物来讲，跨学科研究是以自然生长的方式发展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单一学科研究恐怕从来未有过，它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与其他学科之间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是，这种学科分类很大程度上割裂了学科之间的交叉关系，很可能使得科学家在研究跨学科问题时，只顾专注于自身的学科领域内的技术和方法，而忽略了相关学科领域的知识，这样很可能导致科学家在跨学科研究上的失败。所以，现代学科的分类有可能阻碍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另外，大学里的研究机构几乎都是按院系或独立的科研机构进行管理，使硬件资源匹配在院系或科研机构里，其共享与融合很难得到组织支撑。

对于科学家来说，要不断扩展自身的研究视野，加强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在科研上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时，不妨借鉴不同学科的工具与方法，争取在跨学科研究上有所突破。

2.2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

学科交叉点往往就是科学新的生长点、新的科学前沿，这里最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使科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新时期里，我们要大力地提倡学科交叉，注重交叉学科的发展。维纳等人认为，“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跨学科学具有

如此强劲的重要性，需要特别重视跨学科研究，实际科研活动中，跨学科研究取得成功的实例非常之多。

DNA双螺旋结构是20世纪生物学最重要的发现。对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有四位，分别是Francis Crick、James Watson、MauriceWilkins和Rosalind Frankin。这四位科学家中Watson毕业于生物专业，Crick和Wilkins毕业于物理专业，而Franklin毕业于化学专业，他们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在同一时间都致力于研究遗传基因的分子结构，在既合作又竞争，充满学术交流和争论的环境中，发挥了各自专业的特长，为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这是科学史上由学科交叉产生的一次重大科学成果。

将一个学科发展成熟的知识、技术和方法应用到另一学科的前沿，能够产生重大的创新成果；学科交叉是创新思想的源泉；加强最新科学成果向周边相关学科的渗透和应用是有益于学科交叉的。要创造条件，鼓励不同学科专业人员进行学术交流，推动他们针对重大科学问题进行跨学科探索和合作。

2.3跨学科研究的现实性

跨学科研究的现实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代科学的发展体现了学科交叉；二是当前的科研项目通常要求学科交叉。

2.3.1当代科学的发展体现了学科交叉　跨学科是以单学科发展为基础，并推动单学科进化与单学科集的拓展。科学的发展之路是扬弃，是知识边界和“壁垒”不断被打破和不断形成的过程。这正如前苏联学者C・斯米尔诺夫所观察的那样，“科学史证明，科学知识的分化过程和整化过程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交织，彼此转化……。科学的跨学科发展也必然转变为单学科发展。科学‘体’内的跨学科构成物迟早会获得独立学科的全部特点”。

当代科学的发展正呈现出宏观层面上的综合以及微观层面上的细分(新学科的产生)，这种学科的宏观层面上的综合和微观层面上的细分都可以产生新的学科，均体现了学科交叉，需要利用跨学科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加以分析。

2.3.2科研项目要求学科交叉　当前，各种科研项目，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大部分都有专门的跨学科研究项目，要求科学家在申请科研项目时，科研课题要有一定的交叉。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以及其他一些主要资助机构都围绕着学科交叉研究设置和安排资助计划，目的是鼓励学科之间的联系，发展新方法、技术和工具，促进研究结果的应用。R&A是NSF的主要资助类别，主要资助四种类型的活动，而核心活动是学科交叉研究。中国国家科学自然科学基金会(NSFC)专门设立了跨科学部，用以处理交叉科学的科研申请项目。NSFC作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支持机构之一，NSFC清楚地认识到基础研究在科学前沿全方位拓展以及在纵向的学科分化与深入的同时，需要不断加强学科及领域之间的交叉与融合。NSFC将资助学科交叉研究放在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

3　基于文献计量的跨学科学

可以利用文献计量学的定量研究方法，来描述跨学科研究并寻找跨学科研究相关规律。下文给出了跨学科学研究的关键问题及研究策略。

3.1期刊论文与学科交叉的关系

期刊论文作为科学研究工作的研究成果的载体，必然反映了大致同时代的科学研究工作。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科研工作者愿意把科研成果公开发表在期刊上，公开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可以表明作者发明或发现定理、原理或理论的优先权，为作者赢得学术声誉，这种学术声誉的获得是得到当代社会承认的；另一方面，期刊编辑择优录用并刊登了承载着作者科研成果和智慧结晶的科研论文，大多数期刊公正地选用了同行评议所承认的优秀论文，而这些优秀论文大体能够反映同时期的科学研究成果。

如参考文献[1-3]所言，当代科学知识生产方式正在经历从模式1到模式2的转变。在模式2中，其知识生产受为实现同应用相关的实际问题的最终解决的知识探求所驱动，以跨学科及学科之间的互动为基本特征，学科边界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当代科学知识生产方式从模式1到模式2的转变，使得在传统下处于单一学科的科学研究越来越涉猎到学科边界问题，也就是跨学科研究的问题日益得到研究和深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研究工作必然大量地涉及到科学交叉的研究，亦即当代科学研究工作本身就包含了大量的跨学科研究和学科交叉的研究。

由此可知，期刊论文反映了科学研究工作，而科学研究工作又包含了学科交叉的研究，由此，期刊论文反映了学科交叉的研究。于是，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来研究当代科学的跨学科学的特性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3.2跨学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当前在跨学科学研究领域，科学家从宏观层面研究得较多，如研究跨学科的资助问题、跨学科的管理及运作、跨学科的教育与成果应用等，而从微观层面去探讨跨学科的本质属性等内容的研究不多。从微观角度来看，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定量方法，如何测度跨学科研究?如何测度跨学科研究中必然伴随的学科交叉程度的大小?“如何从计量学角度对其分析，从数学的角度去揭示这类跨学科学科的发生规律，对其研究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有待进一步的探索”。目前对跨学科现象的定量研究，在笔者的另两篇文献中分别总结了国内外研究者在这方面的成果和笔者建立的跨学科测度指标，因此跨学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在本文中不再赘述。从定量研究的角度，建立以学科交叉度为核心的跨学科测度指标，以共现分析和共类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全面地从定量测度的角度去揭示跨学科研究的发生规律，是解决跨学科研究测度问题的路线。

4　结论

本文分析了基于文献计量的跨学科学理论基础，该理论基础总结如图1所示：

对图1的简要总结和说明如下：

跨文化交流的理论范文4

【关键词】国际商务；跨文化交际；对策

在我所进行研究的几篇文章中对跨文化交际概念的表述各有不同，却又大同小异，跨文化商务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直觉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所进行的商务交际活动。交际双方有目的地交换信息和资源，相互支持和接触，从而建立起互惠互利推动个人和商务成功的关系。这一跨文化商务交际的概念囊括了不同种族、甚至是同源但是不同民族之间不同文化的交流活动。跨文化交际是语言以及非语言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并且也必然会在交际过程中受到周围环境的制约。这里所提到的周围环境的制约，就是指我们今天所研究的国际商务背景下的跨文化交际中国际大形势，也就是国际环境的问题。

国际商务学是一门年轻的综合性的跨专业学科，对它的认识和研究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它涉及面广，是具有极强综合性的交叉学科（例如经济学、管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组织学及心理学等）。它不仅仅涉及到经济学原理、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还涉及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特有的商务法规和贸易政策等。要想在国际商务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充分了解涉外的政策法规、主要面向的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规范，对个人的人际交往能力和沟通、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极大的考验。在跨文化的商务交际中，人际交往与沟通是双方达成共识、促成交易最为重要的一方面，这里就涉及到国际商务背景下的跨文化交际上的学问了。

一、国际商务环境下跨文化交际所面临的几个问题

我国的对外贸易之路应该从改革开放说起。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状态一直是萎靡不振的，相应的在信息和技术方面也比较闭塞。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了双向开放政策，即内部开放和对外开放。我们知道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执行，是中国政治和经济都得以大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改革开放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将目光投向发展中的中国，基于地理位置优越和人力资源的富足，很多外资企业在中国安营扎寨，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使中国最初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了大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国家经济实力、政治实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广大的市场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外资开始大量的投向中国。经济上的交流自然也是你来我往，在我们不断吸引外资和外企的同时，也将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与国际接轨，尝试不同的交流。比如，建立跨国集团公司，国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外资入股，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等。当然，国际商务的开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初尝对外开放的胜利果实的同时我们也必将面临许多前所未见的问题。

在跨文化的背景下进行商务交流是很难做到面面俱到的，很多国家的文化我们不了解，在沟通的时候不能做到理解其深意，对他国文化一知半解的认识还有可能造成行为和语言上的误解，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还会造成企业经济上的直接损失，抹黑企业形象等。跨文化背景下的商务交流而导致众多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常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2）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表达方式不同（直接或者间接，热情或者冷静）；（3）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思维模式上也存在很大差异；4.民族中心主义在作祟。

二、如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面临跨文化商务交流与生俱来的众多难点，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应该是心态问题，即以一颗开放的、宽容的、平等的心来对待交往对象的文化习俗。不断加强自身的锻炼，提高能力，并且尽可能多的接触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不能能过且过，要做一个有心之人，对遇到的学习机会不要放过，自动自发的学习，主动的锻炼，自信、从容的面对未知的文化现象和问题，必然会成就更好的交流结果。

当然，在国际商务背景下研究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目前，针对跨文化商务分析的论文大多停留在理论研究的阶段，对于理论阐述和理论扩展类型的文章不胜枚举，但是，对于具体的商务交往案例的写作和分析却少之又少。我认为，学术理论的深入研究对于国际商务环境下的跨文化交际有着必然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就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实际案例的研究也可算是另辟蹊径，它不但可以站在更加真实的视角对国际商务交往做细致的分析，也更有利于企业国际商务的模拟模式的建立。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不仅仅给我们带来了机遇，更给我们带来了挑战。它是一把双刃剑，正确认识国际商务环境下的跨文化交际学习的重要性，才能更好的进行商务交流，达成商业意向。我们才刚刚踏上跨文化交际的学习之路，随着各国间交往道路的不断拓宽，我们也必将面对更多的跨文化交际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开阔视野，多读书，多实践。我们要时刻谨记，在国际商务中的跨文化交际我们不仅仅代表的是自己，更多的是代表了企业。我们要善于研究文化，尽最大的可能做到求同存易，以促使国际商务活动取得更大的成功。

参考文献

[1] 阮利冬，杨廷勇.国际商务活动中的跨文化交际[M].国际商贸，2010.

[2] 刘颖.跨国企业员工工作交际的个案研究[M]market modernization，2008.12.

[3] 刘丽丽.跨文化交际与中西方文化冲突[M].商场现代化，2008.

[4] 刘雯淇.中西文化差异对涉外商务活动的影响[M].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4.

[5] 杜艳茹，王小玲.浅议中西文化差异[M].河北理工大学学报.

跨文化交流的理论范文5

[关键词] 全球化； 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能力； 递进―交互培养模式

在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趋势中，跨文化交往已经成为“地球村”中每一位居民都无法回避的现实，而在跨文化交往中人们能否实现相互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际者的跨文化能力

国际学术界一般将“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互换使用，为统一起见，本文除直接引用外，均采用“跨文化能力”。。跨文化能力研究起源于美国，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学者们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众多的理论和模式。西方学者Imahori和Lanigan[1]，Fantini[2]，Byram[34]，Deardorff[5]，Lustig和Koester[6]，Chen和Starosta[7]等都对跨文化能力进行过详细探讨，并构建了各自的跨文化能力框架。我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国外的理论，贾玉新[8]、许力生[9]、高一虹[10]、杨盈和庄恩平[11]、张卫东和杨莉[12]等从不同角度对跨文化能力进行了论述。 然而，学界并未对跨文化能力的构成达成共识，也未建构公认的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本文试图在现有培养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全球化语境对跨文化能力的新要求，提出跨文化能力递进―交互培养模式，以期为跨文化能力培养提供可供参考的实践模式，并丰富跨文化能力培养的相关理论。

一、 跨文化能力构成要素

学界对跨文化能力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Dinges和Lieberman在对跨文化能力研究的综述中指出，跨文化能力包括认知技巧（cognitive skills）、情感品质（affective qualities）和行为能力（behavioral competencies）。“认知技巧指关于交际双方文化的同质性、异质性特点的知识；情感品质指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灵活性、共情能力、悬置判断的能力；行为能力指在跨文化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完成任务的能力。”[13]372西方学者在此之后的研究也大多延续了这条心理学的三分路线，Gudykunst[14]、TingToomey[15]、Kealey[16]、TingToomey和Kurogi[17]、Sue[18]、Deardorff[5]等对认知、情感和行为三方面的具体能力进行了补充。此外，Imahori和Lanigan[1]、Cooper等[19]、Hammer等[20]、Deardorff[5]、Chen和Starosta[7]等学者注意到了交际的效果，其中Chen和Starosta认为，跨文化能力应当和交际能力以同样的方式来定义，两者唯一的区别在于跨文化能力除了强调交际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和得体性（appropriateness）外，更加重视语境的作用，即重视交际者的文化背景[7]241。Lustig和Koester也认同“跨文化交际是语境性的，得体有效的跨文化交际行为需要交际者具备充分的知识、恰当的动机和有技巧的行动”[6]66。

我国进行跨文化能力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在外语教学和研究领域，所以他们更关注跨文化能力的培养问题，而对跨文化能力的本体讨论相对较少。贾玉新认为跨文化能力应包括基本交际能力系统、情感和关系能力系统、情节能力系统与交际方略系统[8]。杨盈和庄恩平构建了由全球意识、文化调适、知识和交际实践四大能力系统组成的跨文化能力框架[11]。他们虽然“赋予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新的元素，但研究的主体视角还是西方式的”[12]8。“任何全面的人际交流能力至少要包括动机、知识、技能、语境和效果五个方面”

动机、知识、技能是与情感、认知、行为三个层面相对应的三个教育范畴。参见张红玲《跨文化外语教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21]44，跨文化能力作为一种特殊的人际交流能力，也应包括这五个基本要素。

二、 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概述

基于对跨文化能力构成的不同认知，学者们构建了众多的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高一虹认为，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主要有三分模式、行为中心模式和知识中心模式。三分模式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从情感、认知、行为三个层面来培养跨文化能力；行为中心模式关注交际的有效性，包括“跨文化情境中的个人适应、人际互动、任务完成情况”[10]27；知识中心模式主要培养在目的文化情境中适宜地使用目的语知识的能力。Spitzberg和Changnon的分类更加细致，他们认为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主要有成分（compositional）模式、共同取向（coorientational）模式、发展（developmental）模式、适应（adaptational）模式和因果（causal）模式[21]。成分模式主要区分了交际能力的构成部分，但不同学者对各部分的交际贡献度有不同的认识，对每部分的具体构成要素也各执一词，这类模式最典型的代表是情感、认知、行为的三分；共同取向模式以跨文化能力构成要素为基础，强调交际的效果，致力于达成交际双方的相互理解，影响较大的是Byram的模式[3]；发展模式以跨文化交际的时间维度为线索，关注交际能力的历时发展变化，如Lysgaard的U形曲线[22]；适应模式扩展了成分模式的一元视角，其核心是强调“交际能力是在与异文化成员交流的基础上，在行为、态度、理解方面的相互适应”[21]10，如Berry的跨文化适应模型[23]；因果模式力图呈现一个理论的线性系统来解释交际能力各构成部分间的关系，以此来确定跨文化能力培养的路径，如Arasaratnam的模型

参见L.A.Arasaratnam，″Further Testing of a New Mode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ew York， NY， 2008。。

模式的多样性说明学者们在跨文化能力培养问题上的不同关注焦点，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局限。学者们基本认同跨文化能力应包括情感、认知、行为三个层面，但并未深入探讨动机、知识、技能之间的关系，对于交际效果是否应纳入交际能力的范畴也存在争议。同时，这些模式“存在民族中心主义的嫌疑”[21]43。受西方主流的个人主义思想影响，大多数模式都将跨文化能力视为交际者的个体特质，许多模式即使假设交际对象存在，也还是从个体的角度去定义跨文化能力，忽视交际本身的交互性。最后，这些模式几乎都没有给予交际的语境因素以足够的重视，“能力必须在语境中定义”[24]291，因为交际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因此，“越是成熟的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越是能将交际双方在关系发展中的动机、知识、技能、语境和效果纳入其中”[21]44。

三、 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构建

（一） 全球化语境对跨文化能力的新要求

全球化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全球化改变了跨文化交际的语境，赋予了跨文化交际以新的特点，也对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跨文化交际通常被理解为非本族语使用者跨越国界与本族语使用者在目的语文化中进行的交流。这种理解是基于“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一种文化”[25]117的假设前提，以非本族语使用者交际行为符合目的语文化的规约为标准，以培养非本族语学习者顺应目的语文化的交际能力为目标。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这种狭隘甚至有失偏颇的理解再也站不住脚。首先，全球化使我们置身于世界多元文化之中，我们所参与的跨文化交际不只是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种文化的个体进行的交流，而是与“来自不同背景的文化群体的交流”[25]117，从而造成交际对象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不确定性。其次，全球化语境下的交际既可以发生在目的语文化中，也可以发生在母语文化和第三文化

第三文化是指在跨文化交际实践中由交际双方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建立的既不同于主体文化又不同于客体文化的文化。参见G.H.Dodd， Dynamic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6， p.6。中，交际环境因此具有多变性。再次，全球文化的广泛接触使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出现互动转型，单一、均质、静态的文化已不复存在。最后，语言变体的出现以及语言与文化之间一一对应关系的破裂使语言已不具有绝对意义上的文化规约。因此，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能力也不再是单向适应目的语文化的交际能力，而是具有多元文化意识的开放的跨文化人格（intercultural personality），即要求交际者在保持原有文化身份的同时超越任何特定文化进行国际交流。

具体而言，在认知层面上，由于交际对象及其文化的不确定性，交际者不仅要掌握语言知识、目的语文化知识和本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具有世界文化知识和普遍的文化理解力。在情感层面上，跨文化人格需要交际者具有文化相对意识，既要学会承认、接受、悦纳异文化，消除文化偏见，欣赏文化差异，同时也要学会批判性地反思本文化，培养积极的交际动机，以面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多元文化时代。在行为层面上，由于语言使用与其社会文化环境剥离，交际者与不同文化成员进行交流时，即使使用同一种语言也需要选择恰当的交际策略，做出恰当的非语言行为，避免语言与文化“对号入座”。最后，跨文化交际效果的判定应“取决于具体的时空环境，因时因地因人因情势而异”[26]136，因为“跨文化交际从本质上说是没有共享规约的交往”[26]136，不同文化对“有效性”和“得体性”的衡量标准并不能一概而论，需要交际双方相互顺应和协商。

（二） 跨文化能力递进―交互培养模式

基于全球化语境对培养交际者跨文化人格的新要求，结合成分模式、共同取向模式、发展模式、适应模式和因果模式的不同关注焦点，本文构建了跨文化能力递进―交互培养模式（如图1）。该模式将全球化语境作为跨文化交际的大背景，以培养具有多元文化意识的开放的跨文化人格为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最终目标，在培养内容上兼顾情感、认知、行为三个层面，并将其转化为动机、知识、技能三个教育范畴，按照知识习得、动机培养、技能训练逐层递进的方式，使学习者在掌握语言知识和世界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对世界文化差异宽容、开放的态度，在交流互动中实现交际双方都能理解和接受的跨文化交际结果。该模式将动机、知识、技能、语境和效果五要素均纳入其中，克服了成分模式、共同取向模式、发展模式、适应模式和因果模式各有偏废的缺陷，探讨了动机、知识、技能之间的关系，强调交际的交互性本质，并以全球化为现实基础，将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整个过程置于交际的语境之中。

1.知识习得。知识包括语言知识、文化知识和文化理解力。语言知识指的是独立于个人的语言系统知识，如语音、词汇、句法等。文化知识包括饮食、起居、艺术创作等表层文化知识以及信仰、信念、价值观等深层文化知识。在跨文化交际教学和培训中，语言知识学习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文化知识的学习很多时候都被当作语言学习的附属物。事实上，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制约着语言形式，“语言与文化离开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被理解”[27]93。因此，语言知识与文化知识的学习应同步进行，不可偏废。此外，在文化知识的学习上，跨文化交际教学和培训应兼顾目的语文化知识、本文化知识和世界其他文化知识，因为学习者只有具备世界文化知识，才能通过文化的对比提升文化理解力。知识习得阶段的学习主要以讲授为主，使学习者了解必要的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为培养积极的交际动机和实现知识向实践能力的转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13]N.G.Dinges & D.A.Lieberma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Coping with Stressful Work Situ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13， No.3（1989）， pp.371385.

[14]W.B.Gudykunst，″Towards a Theory of Effective Interpersonal and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An 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AUM） Perspective，″ in R.L.Wiseman & J.Koester（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3， pp.3371.

[15]S.TingToomey，″Communication Resourcefulness： An Identitynegotiation Perspective，″ in R.L.Wiseman & J.Koester（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3， pp.72111.

[16]D.J.Kealey，″The Challenge of International Personnel Selection，″ in D.L.Landis & R.S.Bhagat（eds.）， 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Train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6， pp.81105.

[17]S.TingToomey & A.Kurogi，″Facework Competence in Intercultural Conflict： An Updated FaceNegotia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22， No.2（1998）， pp.187225.

[18]D.W.Sue，″Multidimensional Facets of Cultural Competence，″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Vol.29， No.6（2001）， pp.790821.

[19]D.Cooper， L.Doucet & M.Pratt，″Understanding ′Appropriateness′ in Multinational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28， No.3（2007）， pp.303325.

[20]M.R.Hammer， R.L.Wiseman & J.L.Rasmussen et al.，″A Test of 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 The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Contex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46， No.3（1998）， pp.309326.

[21]B.H.Spitzberg & G.Changnon，″Conceptualiz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D.K.Deardorff（ed.）， The SAGE 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9， pp.252.

[22]S.Lysgaard，″Adjustment in a Foreign Society： Norwegian Fulbright Grantees Visiting the 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 No.7（1955）， pp.4551.

[23]J.W.Berry，″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46， No.1（1997）， pp.568.

[24]M.J.Collier，″Cultur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Current Approaches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13， No.3（1989）， pp.287302.

[25]代礼胜： 《论外语专业学生多元文化认知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外国语文》2009年第5期，第116120页。[Dai Lisheng，″On Cultivating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Competence in MultiCulture Cogniti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5（2009）， pp.116120.]

[26]许力生： 《跨文化能力构建再认识》，《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32139页。[Xu Lisheng，″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Revisited，″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3（2011）， pp.132139.]

[27]S.TingToomey，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28]毕继万： 《第二语言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中国外语》2005年第1期，第6670页。[Bi Jiwan，″The Essential Aim of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 Is to Develop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Foreign Language of China， No.1（2005）， pp.6670.]

[29]D.K.Deardorff，″Synthesizing Conceptualiz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 Summary and Emerging Themes，″ in D.K.Deardorff（ed.）， The SAGE 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9， pp.26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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