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精神及其现实意义范文1

从学术史上看，在班固以前，刘向、杨雄、班彪等人已经认识到了《史记》“实录”　的特点，班固把他们的认识加以总结，从《史记》的表述特点和“不虚美、不隐恶”的　直书精神等方面肯定了《史记》实录特征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他的评价对后人认识和　理解《史记》影响很大。(注：参见赵光贤：《评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批评》，《史学　史研究》1989年第1期；张子侠：《班氏父子与＜史记＞的学术命运》，《史学史研究》1　995年第4期。)此后很多关于实录的讨论都是围绕班固之评展开。时至今日，论说《史　记》实录成就者不少，但一般还未从考镜源流上考察实录传统的形成过程，司马迁和《　史记》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未能彰显，本文试就此作一点尝试。

一、史料采用与实录传统

史料真实是史书可信的基本前提，凡是严肃的史家都会尽量广泛地搜集史料，并加以　审慎的考订和选择，写出真实的历史，揭示历史的真相。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　动，不记诬妄之说。他还提倡研究客观事物，要有文献根据，决不能凭主观臆断，他说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论语·述而》)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　。”(《论语·为政》)“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孔子这些观　点对后代史家形成重视搜集文献、加以慎重考订的优良传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司马迁　作《史记》，以“继《春秋》”为己任，从学术思想、撰述方法和著史实践上全面继承　、发展了孔子的原则，创立了“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折中于夫　子”(《史记·孔子世家》)、“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太史公自序　》)的考信标准和考订方法，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楷模。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　，为新发现的甲骨文证明为确，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　[1]。这就是《史记》在总体上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有力证据。后代史家和学者继承了　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或在撰史中据事直书，或在评论中辨伪纠误，在史料采撰上培育了　实录传统。

在这方面，班固可以说是司马迁实录精神的自觉继承者。《汉书》于汉武帝以前的历　史，多以《史记》为据。班固还申明，凡是《史记》所无的材料绝不妄添，必须确凿有　据，才予增补，否则阙如。如《汉书·张汤传》赞语云：“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　，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这是基于班固对《史记》“实录”价值的认可，也是他忠　于“实录”原则的表现，说明他对《史记》史料运用方法和实录精神有很好地理解。

对这种实录精神的进一步审视和推崇，至明清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清代学　者，他们针对汉代以来人们争讼颇多的问题，从司马迁史料采撷的可信、审慎严谨的态　度和考信方法等方面总结了司马迁在史料运用上的实录之功。

首先，辨明司马迁采撷史料的可信。班固对司马迁“是非颇谬于经”的评价是有其时　代局限性的[2]，后来史家往往拘泥于班固之评，在批评司马迁的思想倾向不合于儒家　经典的同时，还对《史记》中史料的可信性提出质疑。清代史家在辨明司马迁思想旨趣　的同时，阐释了《史记》“考信于《六艺》”的准则。王鸣盛认为从《史记》取材之慎　可看出司马迁史识所在，他说：“迁所采书只有五六种。张守节《正义·论例》云《史　记》采六家杂说。六家即班氏云云，杂说则六家外或间有，然亦仅矣。盖其采之之慎如　此。”(王鸣盛：《蛾术篇》，卷九，《司马迁所援据之书》)冯班针对“爱奇”说加以　批评：“太史公曰：‘学者载籍既博，必取信于《六艺》。’又曰：‘诸家言黄帝，文　多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其不爱奇也明矣，芟之或未尽耳，杨雄以为多爱不忍，　非也。”(冯班：《钝吟杂录》)他是从司马迁取材的宗旨和标准出发，充分肯定了司马　迁取材的审慎和可信。

其次，肯定司马迁严谨审慎的态度。在《史记》问世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有很多评　论以夸大《春秋》褒贬书法的作用来衡量《史记》，似乎《史记》篇篇皆为发愤刺讥而　作。清代史家和学者在褒贬和事实之间更重事实，往往能从史学角度较准确地阐释司马　迁史料运用的意图和方法。如钱大昕批评“谤书”说，认为王允等人的议论，“元非通　论”，并且指出：“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成一家之言。其述作依乎经，其　议论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遂为史家之宗。后人因踵事之密而议草创之疏　，此固不足以为史公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他认为司马迁作《史　记》的宗旨是“继《春秋》”“成一家之言”，因而在史料运用上是依经述作，而在表　现自己看法时有诸子的风格，后人未能理解司马迁的作史宗旨，在方法论上又犯了“因　踵事之密而议草创之初”的错误，因而对司马迁的《史记》有很多批评。以考据见长的　学者提出这样的理论认识，足见其理性精神和司马迁实录精神之间的相通之处。

再次，总结和阐发司马迁的考信方法。司马迁在《史记》很多篇中都申明了自己“疑　者阙之”的撰史方法，就是对那些史料记载不详或无法辨清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去　做个人假想和阐述；对于那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和材料也如实地记录下来，将疑问保存下　去，让后人解决。这样做可能为史书增加了很多不确定的“杂说”，但却避免了因虚辞　妄说而误导后人。这种保存实录的方法被清代学者称为“两存法”。如何焯《义门读书　记》引冯班语：“太史公叙事，事有抵牾者，皆两存。如《周本纪》依《古文尚书》，　《齐太公世家》又载今文《泰誓》，所谓‘疑以传疑’也。有大事，而记载不详难叙者　，缺之，史阙文也。”[3]对《史记》中《晋世家》与《赵世家》所记赵氏孤儿一事之　不同，清高士奇说：“司马迁序赵氏下宫之难，文工而事详，顾与《左氏》迥异，此千　古疑案也。自当两存之。”(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这些总结是在清代讲究考证学　风盛行的背景下，对“实录”内涵的进一步阐发[4]。

清代朴学家以实事求是、广参互证、追根求源的方法对前代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在此　过程中逐渐领悟了司马迁对待史料的考信精神，并对司马迁运用史料的方法加以总结和　运用。如崔述作《考信录》，书名即取自《史记》，以明其求真之志。他说：“司马氏　曰：‘学者载籍既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崔述：《考信录提要》　)在具体的研究中，崔述也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考信”精神。司马迁记载上古帝王史　事，运用了一些传说资料，引起后人关于古史传说与可信历史之界限的争论。崔述对司　马迁考上古史，考信于《六艺》，扬弃“不雅驯”之言的史料运用方法加以肯定，并以　毕生精力撰成《考信录》，对两千年来形成的古史传说加以廓清。其发扬司马迁实录求　真精神可谓至真至诚，这对后来史家的治学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近代疑古派的代表人　物顾颉刚在疑古求真精神的指导下，再次肯定了司马迁严格的裁断和卓越的见识，他说　：“我们只要看唐司马贞忍不住替他补作《三皇本纪》，就可知道在方士和阴阳家极活　动的空气之中排斥许多古帝王是怎样的有眼光和有勇气了。”“我们只要看《史记》以　后讲古史的书有哪几种是没有共和以前的年数的，就可以知道他的裁断精神是怎样的严　厉和确定了。”[5]可见，无论是清代以考据见长的史家，还是近代疑古派的代表学者　，在实录精神上都与司马迁有某些契合之处。

司马迁作《史记》常常带着考辨的眼光深入民间，从生活中，甚至从历史见证人那里　获取史料，以和史书相参证[6]。这种方法往往能准确、生动地反映社会现实的特征和　风尚，增加了史料的可信度，它不仅解决了史籍记载不足的局限，还表现了史家探寻历　史真相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后来史家作史，多能参其深意，故笃行不辍。如谈迁著《国　榷》、顾炎武作《日知录》、史念海撰《河山集》等。梁启超曾就司马迁作《孔子世家　》，“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而评论　司马迁说：“作史者能多求根据于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7]可以说，这　是对司马迁实地考察史迹的求实精神的最高评价。

总之，在《史记》史料运用的评论上，无论是广搜证据改正前人谬误，还是对考信方　法的总结和运用，后代史家和学者都体现出一种对司马迁求实求真精神的肯定和追求，　从而使《史记》在史学编纂上的实录价值得到丰富阐释。

二、历史评价与实录传统

史料的核实是史家实录的第一步，对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做出恰当的评价，则是史家　追求真实的进一步表现。李大钊曾在《史学要论》中说：

有实在的事实，有历史的事实：实在的事实，虽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的。但是吾人　对于那个事实的解喻，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子成了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　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只有充分的记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　，才算历史的真实[8]。

他所谓“解喻”就是史家对过往历史的评论，解喻所能达到的真实程度取决于史家的　史识和史观，是随着人们思想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接近真实。这是李大钊在唯物史观的指　导下对历史真实和历史评价关系的科学认识。而我们古代的史家在评论司马迁的实录精　神时已形成了一些朴素的认识。

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是指司马迁在评价历史事件和　历史人物时，褒善贬恶，都有事实为依据。班固这个评论既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司马　迁实录的思想旨趣，也道出了司马迁“实录”与先秦史学“直笔”传统的渊源，尽管二　者不尽相同[9]。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就是对先秦史学“秉笔直书”、“书　法不隐”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说明司马迁的实录并不是被动地记录史事，而是　要自觉地表明自己对事迹的态度，使善恶更加鲜明，即从记录史事中表达自己的价值判　断。这是一个正直的史家所应具有的修养。

对司马迁作史的客观态度和《史记》实录的特点，东汉的王充已有较为准确的认识，　他说：“子长少臆中之说，子云无世俗之论。”(王充：《论语·案书》)，“太史公书　汉世实事之人”(王充：《论语·感虚》)。就是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很少主观臆断　之处，都是凭事实表达自己的见解，尤其是如实记载了汉代历史。司马迁对秦亡汉兴历　史经验的总结，对汉武帝统治时期所面临的新问题的揭示，是通过丰富的历史事件和众　多的历史人物活动来展现的，即在如实记录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稽其　兴败成坏之理”。这正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著史宗旨和实录精神的　集中体现。王充批评前代学术以疾虚妄、崇真实为最高标准，对《史记》也有指责之处　，但他却从史家的主观态度和史著的客观真实两方面肯定了司马迁《史记》的实录。由　此可见，汉代学者对《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评价要比先秦史家的“书法不隐”　有更丰富的内容，它不仅要求史家有正直的人格和公正的态度，还要求史家在具体史事　的记叙中表达对历史进程的正确看法。唐代司马贞为《史记》作注，在《补史记序》中　说：“其叙劝褒贬颇称折衷，后之作者咸取则马。”唐以前《史记》的传播还不广，人　们对《史记》的认识还不深，但对其“叙劝褒贬颇称折衷”的特点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并以之为作史的准则，这表明《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判断标准已得到普　遍认可。

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秦汉大一统政治　格局的结束，经学对思想界的垄断被打破，曾一度依附于经学的史学也逐渐摆脱了经学　的束缚，出现了史家辈出、史书数量剧增的局面。在这种史风大盛的背景下，《史记》　“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得到更多的继承和发扬。当时史臣撰史多以司马迁“实　录”为衡量标准。北魏太武帝诏崔浩修国史，令其“务从实录”。东晋时孙盛著《晋阳　秋》，也是当时人写当时的史，被称为“辞直而理正”(《晋书·孙盛传》)的良史。华　峤修成《汉后书》，朝臣“咸以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　表传》)。《晋书》卷82“史臣曰”这样评价陈寿：“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　西京，骋直辞于东观。……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据《晋书》陈寿本传记载　，陈寿为人正直，不屈于权贵；从《三国志》的具体内容来看，陈寿叙事往往能做到隐　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正是对《史记》“不虚美，不隐恶”传统的继承。　而当时史家评论对这一传统已做到了准确的分析和把握。

在史学批评领域，实录已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评判史家作风的标准，而这种认识　的深入既与史家们追踪司马迁实录的自觉意识分不开，也与史学领域不同史学观念和作　史态度的斗争紧密关联。如魏明帝与王肃谈《史记》时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　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断然反对这种说法，指出：“司马迁记　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杨雄服其善序事理，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　述《史记》，取孝景及已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　李陵事，遂下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魏书·王肃传》)王肃认　为，汉武帝因《史记》直书而迁怒司马迁，正说明《史记》实录的性质。这是史学在发　展过程中与现实政治产生矛盾的表现，统治者对实录既需要又害怕的矛盾态度，是司马　迁实录精神历来遭到种种毁誉的根源。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这种矛盾愈加尖锐，史家　评论也逐渐深入，其标志是：问题提得更加明确，也更带有针对性。很多人以批评班固　来肯定司马迁的实录态度。如傅玄说：“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　臣；救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注：《　傅子·补遗上》，转录马总《意林》，四部丛刊本。)这显然是要与班固批评司马迁的　话针锋相对，反过来说，司马迁的实录在价值判断上堪称良史。晋葛洪还试图从马、班　思想倾向的不同寻找原因，他说：“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　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　也，皆准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　之所论未可据也。固诚纯儒，不究道意，玩其所习，难以折衷。”(葛洪：《抱朴子·　内篇》)《史记》的评论以事实为本，褒贬有明确依据，“不雷同于偶俗”就是不同于　汉代一般经生儒士的标准。葛洪认为班固从纯儒的角度批评司马迁，与司马迁的思想倾　向不合，因此难免偏颇。这样自觉地将马、班进行比较，表现出史学发展上人们自觉意　识进一步加强。这种比较也使《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判断标准得到进一步　确认，成为评价良史的一个标准。

在此基础上，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明确提出了“实录无隐”、“按实而书”　、“析理居正”和“贵信史”的主张，他所说的信史包含了据事直书和据理直书两方面　的内容。不过刘勰所尊的“理”主要还是儒家政治伦理性标准，所以他说司马迁是“爱　奇反经”。刘勰可贵之处在于，他能针对当时史学“腾褒裁贬”、是非无准的具体情况　，在圣人之旨外提出了史学新的价值评判标准：“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　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　一准焉。”(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孔子的尊贤隐讳是圣人之旨，而惩戒的直笔精　神也是史家万代必遵的共同准则。至于怎样在这两种标准之间权衡取舍，他只能依凭史　家的“素心”，即客观公正的态度。这就为后代史家提出了怎样处理客观事实与主观褒　贬的关系问题。

刘知几的《史通》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了这个问题。他提出“直书”来反对“曲笔”。　“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的“实录”精神跟“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　”(刘知几：《史通·惑经》)的偏颇相对立。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几在《史通》中特设　《申左》篇与《惑经》篇并列，用《左传》的“实录”来批评《春秋》以来的褒贬任情　、隐讳事实。他说：“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向使孔《经》　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刘知几：《史通·申左》)刘知　几提倡的是用实录史事来表现善恶真伪的价值判断，有了事实作基础，才有中肯的褒贬　。而《春秋》拘于礼法，隐讳史实的做法只能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刘知几：《　史通·惑经》)。刘知几关于直书和曲笔的理论已不是把实录事实与史家的主观评价简　单对立起来。他承认史家的主观情志会影响史事记载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他还认识到　要写出信史，还要有“鉴识”、“探赜”的修养，才能“铨核得中”(刘知几：《史通　·鉴识》)。《史通》卷七中的《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　就是刘知几构建的史家主体修养的理论框架。这是刘知几为探讨史学价值判断标准做出　的进一步努力。由此，宋人吴缜从理论上提出了史学批评的评价标准：“夫为史之要有　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　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　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　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10]他认为事实是史书的第一要义，褒贬、　文采都以此为基础。这样就明确地把史学批评的理论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了，　从而在史学思想和历史编纂学上明确了“实录”的标准。

与此同时，不顾客观事实而空谈褒贬的学风仍然存在于史学领域，尤其是宋代，理学　义理思想的盛行更强化了这种观念。当时史家撰史，在价值判断标准上往往受主观好恶　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出现了“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　南为岛夷”(郑樵：《通志·总序》)的混乱局面。郑樵对此进行了批判：

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　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　、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徒相　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女不事饔殄，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　郑樵：《通志·总序》)。

在这里他彻底否定了褒贬在史书中的价值，认为史家只要写出史事，人物的好坏自然　分明，不用再发议论。郑樵认为史之为用在记载国家典章，史家对史事的历史评价没有　什么用处。这既是一个史学中客观与主观的问题，又是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的问题，　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但他心目中仍以《史记》、《汉书》记事为史册“详文　该事”的楷模，说明他是以真实历史的根本要求，来反对为维护封建主义统治而专事褒　贬的恶劣风气，在当时还是一种进步的史学思想。

可以说，由于史学与政治及经学思想的复杂关系，中国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在　政治伦理性的价值评判标准和实录标准的矛盾斗争中艰难而曲折地行进。在这种矛盾斗　争中，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标准成为后代史家的旗帜，用来反对史学批评　和历史撰述中存在的专事褒贬之风，逐步确立了史学实录的价值评判标准。随着矛盾的　激化，正直的史家不再停留于批评曲笔的表面现象，而是要从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上加　以批判。在此过程中，以《史记》实录为评价标准的思想始终占据着主流，使人们对史　学固有的性质认识得更加清楚，坚持了史学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无疑是司马迁实录精神　在史学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作用。

三、文字表述风格与实录传统

正如吴缜所说，历史撰述中事实、褒贬和文采是相得益彰的，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不仅　体现在他注重史料真实和坚持实录秦、汉历史的求真精神，还在于他自成一家的表述风　格。这三者汇聚在一起，方可见《史记》实录风貌之大概。

杨雄在《法言·重黎》中讲：“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　曰实录。”杨雄没有对“实录”作进一步解释，但他已抓住了《史记》作为历史著述的　本质特点，可以说杨雄已经从历史编纂的特点上强调了《史记》“实录”的特征和价值　。在此基础上，班固从叙事和文辞上概括了《史记》实录的表述风格：“善序事理，辨　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总的来讲，就是简洁、准确、质朴、生动，这　就是司马迁“实录”文风为后世史家树立的榜样，也是人们评价“良史”的一个重要标　准。后代史家在撰史和评论中不断探索《史记》“实录”文风的魅力所在，并加以仿效　，形成了中国史书实录的表述传统和丰富理论。归结起来，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洁事信。范晔曾比较司马迁和班固的文风，认为：“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　而事详”(《后汉书·班彪传》)，所谓“文直事核”就是说《史记》叙事简洁准确。范　晔是很重视文辞表述的一个史家，他对马、班文风的把握还是比较确切的。晋张辅曾以　文字繁简比较《史记》、《汉书》优劣，他的评论多受后人指责，认为这种比较过于简　单。其实，他是用比较来强调《史记》简洁、真实的实录文风，他说：“迁之著述，辞　约而事举”，“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晋　书·张辅传》)就是说《史记》文辞简洁而能叙事完备，就在于它写人能够使文辞语言　符合历史人物的身份，叙述历史事件则能符合事实，有条有理。这把《史记》记事、写　人的风格揭示得更加清楚了，是对班固之评的进一步发挥。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　中专门讨论史书的叙事，提倡文约事丰的叙事风格，他说：“言尽而旨远，辞浅而义深　；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他认为史书语言要具有高度的概括力，这样才能文字俭　省、事实清楚而作者意旨亦明，并举《左传》和《史记》的例子来说明，从理论上探讨　了《史记》文辞简约而叙事真实的风格。明代何乔新说《史记》：“上自黄帝，下讫汉　武，首尾三千余年，论著才五十万言，非文之直乎!纪帝王则本《诗》、《书》，世列　国则据《左氏》，言秦间诸侯则采《战国策》，言汉定天下则述《楚汉春秋》，非事之　核乎!”(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很明显他也是从文字简洁和史事可信两方面来理　解《史记》“文直事核”的风格的。清代蒋彤在前人基础上做了总结：

班孟坚论司马之书曰：“其文直，其事核。”师古注云：“核，坚实也。”百果之核　，无不坚实，叙事义法，“坚实”二字尽之。无虚假无疏漏，乃得坚实。核无定形，随　物为大小。试读《史》《汉》中传，长者数万言，短者数百言，有一字不坚实否?故文　无论短长，总有天然结构，如铜就范，有不可增减意，是无他，文洁而事信也(蒋彤：　《丹棱文钞·上黄南坡太守论志传义例书》)。

他以“无虚假无疏漏”解释《史记》的“文直事核”，所谓“随物为大小”是讲史家　的剪裁之功，即根据事实决定繁简。司马迁说孔子成《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　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就是说孔子叙事笔法之严谨真实。蒋彤用　“有不可增减意”来评价《史记》，实际上就是从这个角度充实了实录风格的内涵。

第二，质朴切直。当史学领域出现不良文风和错误倾向时，严肃的史家都会自觉地用　《史记》作为标准来进行批评。如南北朝时期直至唐初，由于骈文盛行，很多史家作史　讲究用词华丽，多用偶句。对此，刘知几指出：“夫史之叙事也，当辨而不华，质而不　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　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以此为标准，　他批评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刘知几《史　通·鉴识》)刘知几在这里强调了史书表述与文学性表述不同，撰史应以司马迁《史记　》的实录风格为准则。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唐代史家和学者多保持着质朴切直的传统，　刘知几的《史通》本身就有质朴切直的特点。柳宗元作《非＜国语＞》、《段太尉逸事状　》，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旧唐书·路随传》)，都反映了直书的　精神和质朴的文风。柳宗元的文章以峻洁著称，他谈到自己写文章的体会时说：“《太　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柳河东集·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这里的“峻洁”　是指司马迁胆识过人，敢于言人之所不敢言的质实精神。他们追踪司马迁，开一代新风　，扩大了《史记》实录文风的影响。章学诚评价说：“六朝骈丽，为人志铭，铺排郡望　，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是以韩、柳诸公，力追《史》《汉》叙事　，开辟蓁芜；其事本为变古，而光昌博大，转为后世宗师。”(章学诚：《文史通义·　墓铭辨例》)由此出发，章学诚还针对史学领域出现的不顾事实而滥用义理虚文的风气　，提出撰史之文“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古文十弊　》)的标准，并且以《史记》的《陈余列传》、《管晏列传》、《李斯列传》为例说解　史家作传的表述要求。

第三，真实生动。清吴敏树说：“《封禅》、《平准》、《河渠》三书，所叙皆孝武　朝大条目事，与后人修史作志者不同。作志要考详先代典故，叙次令明晰而已。至史公　所称，皆目睹事迹……学者第能细按当日事势情形，如身执简其侧。”(吴敏树：《史记 别钞·平准书》)这是说其他史书作志大多排比史料使叙次明晰，而司马迁作三书是根据 自己亲身经历描写当代史事，能使当时的情形真实生动地呈现出来，使人读了如身临其 境。这一比较使《史记》的实录超越了记注史料的层面而揭示了它在史著表述上的创造 性。不惟如此，即使描写非亲身经历的人事，司马迁也能贯彻这种实录笔法。清熊士鹏 说：

司马迁作《史记》，变《春秋》编年之法，创为传纪，凡百三十篇。余每读其列传，　观其传一人，写一事，自公卿大夫，以及儒侠医卜佞幸之类，其美恶谲正喜怒笑哭爱恶　之情，跃跃楮墨间，如化工因物付物，而无不曲肖。读《屈贾传》，则见其哀郢怀沙过　湘投书之状，读《庄周》、《鲁仲连传》，则见其guāng@①洋倜傥之状，读《韩　信》、《李广传》则见其拔帜射雕之状，读《游侠》、《刺客传》，则见其喜剑好博倚　柱箕踞之状，读《酷吏》、《滑稽传》，则见其鹰击毛挚摇头大笑之状，读《原》、《　陵》、《春》、《孟》四君传，则见其弹铗负@②执辔蹑珠之状，余不暇枚举，然若此　者何哉?盖各因其人之行事而添颊上三毫也。故刘向、杨雄称之为实录(熊士鹏：《鹄山　小隐文集》，卷二十四，《释言》)。

他所举的都是《史记》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列传，表明司马迁写人能够“各因其人之　行事而添颊上三毫”，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选择突出的事件或细节把他们的性格特　征描写出来，使人物生动而传神，读者在阅读时自然会产生如在目前的感受。明清以来　此类评述多有，但还没有人把《史记》这种生动传神的风格归结为“实录”。实际上，　这可以说是《史记》“实录”风格在文字表述上的鲜明特点，也是历代史家赞叹不已、　追慕不已的一个目标，是史书实录风格的较高要求。

总之，在漫长的史学发展历程中，人们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史记》实录的表述特征和　精神实质，丰富了中国史学传统的内涵。在此过程中，《史记》实录精神影响着后代史　家和史著，在中国史学传统的形成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白寿彝先生说：“司马迁《　史记》一书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司马迁成为笼罩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　史学大师。”[11]不仅如此，直到今天，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仍然启发着我们的历史　研究和历史撰述。过去的史家难免受时代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但他们始终坚持以实　录求真反对虚妄矫饰。从班固对《史记》实录精神的确认到今天，我们对它的认识应该　更加丰富和深刻。近年来出现的怀疑历史真实性的思潮，只是实录传统发展长河中的一　个小小的回旋，这样的回旋以后还会有，但我们坚信只要紧紧把握司马迁以来的实录精　神，它仍将推动中国史学不断向着寻求真理、走近真理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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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易宁，易平.《史记》“实录”新探[J].史学史研究，1995，(4).

司马迁精神及其现实意义范文2

话剧《司马迁》自2015年首演，场场爆满，这让我们开始思考，娱乐当道的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历史剧？如何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的精品剧作？

反差

一提到历史剧，不少观众脑海中浮现的是以玄幻、穿越和宫斗为卖点的古装戏、武侠剧。古装题材的蓬勃与历史正剧的缺席，构成了一个有意思的反差。

业内人士用“精美的垃圾”一词形容有史实硬伤但符合观众娱乐消遣需求的“快消”式古装剧。然而他们比严肃的历史剧更讨巧、更卖座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生活重压下，能够静下心来回顾历史的观众越来越少，而历史剧“只有观众投入进去才能显现魅力”；另一方面，网剧及综艺培养并加固了观众的收看习惯，令严肃的历史剧更显“厚重高冷”。

“话剧已然到了危险的时刻。”在话剧《司马迁》的主演兼导演冯远征看来，如今，追逐商业利益、迎合市场的搞笑剧目充斥着话剧市场，而严肃题材的话剧与经典的演出甚少，“有意义没意思”“有用无趣”，是观众、资本少有问津的中国历史剧陷入困境的原因。对此，冯远征深感担忧。

“χ鞔蠢此担排一部历史剧意味着投入很大的精力和气力――人物解释、剧本、导演手法，能不能经受住历史的拷问，观众爱不爱看，是我们需要面对的课题。”话剧《司马迁》导演、北京人艺院长任鸣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打破

那么，今天我们是否还需要历史剧？

“一个民族必须有正确的历史观，一个优秀的民族需从伟大人物身上汲取力量，从灿烂的文化中汲取养分，使百姓获得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这是历史剧应担负的使命。”话剧《司马迁》编剧、湖北省文联主席熊召政说。

好的历史剧作，应该既有恢宏的历史场景，有事件和人物的钩沉，又以审美眼光与品格演绎历史，给人以历史信心。

话剧《司马迁》通过“庭谏、宫刑、还乡、大雪、殉道”五幕剧，讲述了司马迁面对挫折、梦想、生死抉择时，不屑世俗压力，倾毕生心血著《史记》的故事。

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司马迁与汉武帝两位千古伟人之间巅峰对决的场景：当司马迁所写《报任安书》再引汉武帝愤怒，在思子宫内，就生与死、英雄与懦夫等命题，二人间的激辩将全剧推向高潮。

熊召政在人物处理中倾注更多温度，更加细腻地刻画情感，甚至为在创作中“燃烧激情”而破戒饮酒。在重现历史的同时，以当下人的审美观点重新审视历史，以引人入胜的情节和生动质朴的语言，将一个有血有肉的司马迁生活化地呈现出来。

如任安在黑暗中探监与大雪中送湘竹简的两次出场，无不显示出肝胆相照的侠义，他的慷慨与司马迁的屈辱，勾勒出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两种抉择。穿越而出的司马谈、与屈原的隔空对话，小爱与大爱、梦想与追求、挫折与奋斗，其对传统价值观的阐释摄人心魂，给人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回味空间。

而就人物塑造与主题抒发而言，导演运用艺术手段将其展开并丰富。尤其是第五幕开始司马迁与妻女悲壮告别一场，更运用了戏曲场面调度和台词重复等手段，令这出戏一唱三叹、荡气回肠。

匠心

千里之外，陕西韩城，始建于西晋的司马迁祠古柏参天、碑石林立、游人如织。这是《史记》作者司马迁的故乡。

熊召政在多年前一次陕西韩城祭奠司马迁的活动中担任主祭：“当站在龙门上看滚滚东去的黄河，我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司马迁是文化领袖，更是悲情英雄，让这个人物在话剧舞台上复活，让观众从司马迁身上看到古代士人的高贵精神及中华文化伟大的创造力，是一位作家的责任。”

而对民族历史及伟大人物的敬畏之心，也令任鸣“像研究学问一样”倾心力于戏的打磨：以研究历史的方式钻研角色并进行实地体验――2015年5月，任鸣组织剧组特地去司马迁的故乡陕西韩城，实地感受了当地的文化遗风。“历史不是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正剧的一个难点在于把握以何种程度尊重和还原历史。”

司马迁精神及其现实意义范文3

论文关键词:李长之;感情的批评主义;传统文化;西方古典哲学

李长之这个名字现在已不为许多人所知，即使文学圈内人，不知的恐怕也不在少数。然三、四十年代，他却是声名显赫的学者。司马长风把李列为30年代五大批评家之一，他说:"30年代的中国，有五大文艺批评家，他们是周作人、朱光潜、朱自清、李长之和刘西渭。由于种种原因，沉寂多年的李长之已从历史的尘封中向我们走了过来擦去他表层的灰尘，我们会发现这个名字是如此的鲜亮，甚至有些耀眼。30年代初，李长之在清华园求学时就同季羡林、林庚、吴组湘以文章才气被称为清华“四剑客”。25岁时，写出了《鲁迅批判》，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学者批评家的位置。当时著名的日本学者竹内好对该评论推崇备至，许多观点被介绍到日本。此后，李长之有近百万字的论文以及近乎年出一书的速度发表评论，涉及文史哲各个领域，显示了独特的批评风格。著名的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苦雾集》、《梦雨集》、《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国文学史略稿》(1-3卷)等。

20世纪是一个批评的世纪，批评流派，批评方法纷繁众多。单30年代中国文坛就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社会一历史批评、印象主义批评等显示李长之自甘独步的是他标举的“感情的批评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本的解读。艾布拉姆斯称“文学批评是有关解释、分类、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一种研讨。这种解读、分析首先应是客观公正的。对于一名批评家而言，批评的公正性、客观性是最基本的要求，正如鲁迅所言:“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李长之认为要做到客观公正，面对作品“除了得一个‘是什么’的答案以外，还要追求‘那为什么’的来历”。然后对一个作品的好坏，下以褒贬。在此基础上李长之提出他的感情主义的批评的主张。他说“我倒以为该提出似乎和客观相反，然而实则相成的态度来，就是感情的好恶。我以为，不用感情，一定不能客观。因为不用感情，就不能见得亲切……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有感情，是决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我明目张胆的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批评家应“跳进作者的世界”和“作者的悲欢同其悲欢”。这是一种颇具艺术心理学特征的批评解说。体验标志着批评主体在批评过程中的特殊方式;体验借着主体与对象的交流达到对生命的占有。由此他进而主张“以写出感情的型，作为最高文艺标准”。分析一部作品象层层剥笋，最后“便只剩下令人把握的感情，感情的对象都已经抽掉了。这种没有对象的感情，可归纳入两种根本的形式，便是失望和憧憬，我称这为感情的型。在感情的型上，……它正是不受时代的限制的了，如果文学的表现到了这种境界时，便有了永久性”。他的批评主张在一种远离政治的基调上生发对思想自由的意见。摆脱了文艺社会学的机械束缚，强调批评主体的能动感受，批评过程与体验过程统一，倾向于情理结合，情中见理，理中渗情，向文艺心理学和美学的领域发展。

马蒙泰尔认为:“只有感情才能判断感情，把感人的东西让精神去作判断，无异于让耳朵去判断和弦。pm《鲁迅批判》用审美的眼光，实践着他“感情的批评主义”，眼光锐利，感情热烈。用“感情判断感情”处处显示出一个天才的批评家对一个天才作家作品的灼见卓识及两个感情丰富的心灵的沟通。“阿q已不是鲁迅所诅咒的人物了，阿反而是鲁迅最关切，最不放心，最为所焦灼。……阿q还不安分，也有他生活上糊涂的幻想，有人了解，而且垂听，又加以斟酌的么，也没有的，除了鲁迅。批评家用自己的灵魂，情感去体验、感受，用感情的火去温热每一行文字。

与感情的批评主义相联系的是浪漫风格。浪漫的最大特点是情感化、理想化。批评家李长之同时具有诗人的气质，自称是“近于屈原一流的”。他本身就是一个抒情诗人，以诗人的气质去赏析批评，情绪自然是浪漫的。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他写道:“齐人的调倪风流，楚人的多情善感，都丛集于司马迁之身。周、鲁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到了司马迁手里，便都让他乐就乐，哀就哀了!……以《诗经》为传统的‘思无邪’的科条是不复存在了，这里乃是《楚辞》的宣言:‘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直然是第二个屈原。抒情性的笔调，饱含着激情与浪漫。思辩与抒情相济相生，批评是本分，抒情是灵魂。在谈到孔子对司马迁的影响时，更是放言直书，气势充沛，洒脱又瑰丽;飞扬而又充满灵气。“总之，由于孔子，司马迁的天才的翅膀被剪裁了，但剪裁得好，仿佛一绝世美人，又披上了一层华丽精美而长短适度的外衣似的;由于孔子，司马迁的趣味更淳化，司马迁的态度更严肃，司马迁的精神内容更充实而且更有着蕴藏了一个伟大的巨人遥遥地引导着一个天才，走向不朽!

当时批评界流行的是政治和阶级分析的批评，离开了大学的特性去评价作家作品。李长之抓住了现实同创作之间的中介，即作家的“精神情感”因素，避免了将文学现象简单地还原为政治经济原因的机械论。“感情的批评主义”抱着一腔对艺术的挚爱从事批评，以超脱的审美的态度看待人生。强调渗入主体意识，心理氛围，这是它不同于社会还原批评家的地方。

李长之文学批评又一突出之处是精细广博体系严整，分析细密。较之极左批评的机械解读要严密、灵活，较之单调、枯燥的“一点二线”刻板阐释要丰富、精细。这种精细广博决定于批评家的文学素养、知识结构、视野和胸襟。李长之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在北大、清华读书时又倾心西方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的批判哲学，克罗齐的美学理论。向东方求善，向西方求真，求美。然后细寻文内奥义，广插文外因缘。《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先为李白写了详细的传记。论述了他的求仙学道生活、道教思想体系、李白的从政、李白的情感生活、李白与杜甫、李白之痛苦等。把诗人的经历、交往及时代文化的影响整体地进行了梳理。爬梳到了李白灵魂的底层。探寻出李白浪漫奔放的形象下面那种“超人的痛苦”。进而分析李白的诗歌的特点，是“清真”、“豪气”一无形式，“所有这一切，只是由于生命力充溢之故，而这生命力，又经过道教的精神洗礼之故。因此，他豪无尘土气……(万物)跑到了他的笔端的也便都有着剔透玲珑的空灵清新之感了!“这种批评有人称之为传记式批评，具有整体意识。对此运用得更突出的是《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全书共九章，从司马迁的家学渊源写起，叙述了司马迁少年时的牧耕，受教于大师孔安国，接触飞将军李广，中年时的壮游(探禹穴、访曲阜、游燕赵等)，以及入仕之后，李陵一案的牵连。同时从思想上追述了他的批评精神，道家立场，孔子的影响，归结为他浪漫的自然主义人格，进而到司马迁风格之美学上的分析，将人格与风格的评析上升到美学的层面。这种细密广博的人格与风格结合的分析，重视人格与风格的互相辉映阐发，穿透对象的“密码”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深处。把创作看成是作家生命的流露，进而理解一个时代，一种文化精神。众多的评论对象，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直到鲁迅，勾勒出了时代与时代的转承关系，显示了中华文学的内在精神。显示李长之广博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他往往把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文化伟人和艺术家放在一起进行比照，互相衬托，给人们以开阔的思路。“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的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评价。你得到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这是一个不仅是历史的批评原则，也是美学的批评原则。对比的意图不在决高下，而是肯定各自的特征。进而了解对比双方不可取代的价值及应有的位置。李长之的批评对照式时时可见，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展示着见解的深刻，对照有“同中之异”，也有“异中之同”。

对表面风格趋同的作家，李长之往往能在肯定其风格近似处的基础上指出他们之间的区别。如鲁迅和老舍作品都显出幽默的特点，李长之同时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同中之异”:“老舍的幽默是理智的成份多些，即幽默往往是出发自一个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的知识，他是把事情看松活。鲁迅是彻头彻尾的情感的。‘记忆’和‘憎恶’，见出他的决不放过和决不释然。鲁迅的幽默往往是用现成的观念或名词，在人冷不防的时候忽然冒出来的，使人恢复一种在潜意识里的同感。又如把孔子和屈原作了多方对照。“孔子是古典的，屈原是浪漫的……孔子是理智的、屈原是情感的”。“和孔子的文化息息相通的是浑朴的周代鼎彝，是汉代的玉器，是晋人的书法，是宋人的瓷，单纯而高贵，雅”“和屈原的文化息息相通的，是汉人的漆画，是司马迁的文章，是宋元人的山水画。雄肆而流动，奇这样的对照，气魄阔大，眼界深广，指出了中华文化史上两个伟人互相不可取代的作用。

在看似不同的作家中，李长之往往发现他们的“异中之同”，老舍与曹禺，一个是受欢迎的小说家，一个是受爱戴的剧作家，老舍更了解同情于北京市民的艰难，作品贴近现实，认为“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骆驼祥子》写出了对于这个世界上苦难灵魂的共鸣。曹禺有一种邻于神秘主义的理想主义。《屈原》、《北京人》都很显著。但李同时指出“他们在精神和性格上也有多少相似。”他们都是带有进步性的自由主义者，对不同的人间有着正义感。性格上他们都有点知识分子的忧郁、脆弱、多思，“《日出》里的方达生，《四世同堂》里的瑞宣都是一点影子。”

精细广博体现了他批评的整体性，时时把文化一文艺一教化三者结为一体，将文学与文化时代精神汇通，在文化的整体构架中，揭示文学的真谛。

李长之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又有较好西方现代批评的理论素养。传统的文学批评和西方现代文学批评都会体现在他的分析解读中，使他的感悟有别于李健吾的“灵魂探险”式的印象主义批评。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受儒释道及中华文化重视整体思维的影响。重感悟，相信刹那间的感受，以之为永恒，体式则为评点式，从容安祥，薄言情语，悠悠天韵。西方现代批评，讲究理性，逻辑严密，长于雄辩分析。李长之前期的《鲁迅批评》传统的影子更浓一些。后来显出了二者的结合。论《孔乙己》中“奚落、排斥、哄笑，这终于是愚妄者的面目。”论《离婚》众人围观七大人手中“屁塞”，则用“多么刻画传神!用字是那么简洁，峭拔，所以说我凝炼。”所下判语，精彩简洁又鞭辟入里。没有繁复的推理演绎，靠批评者自己的审美知觉感受、省悟。《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洋洋洒洒，如风行水上，“李陵案始末”一节写到“司马迁的受刑，在他个人当然是一个太大的不幸，然而因此他的文章里仿佛由之加上浓烈的苦酒，那味道却特别叫人容易沉醉了!又像音乐中由之而加上波折，急骤，悠扬的调子。那节奏便特别酣畅淋漓，而沁人心脾了!灵妙与雄辩共存，传统的评点与现代的分析调合。严密的逻辑推理中时时闪现吉光片羽似的妙语精言，神龙见首不见尾隐喻式的感悟。通过形象、类比等直观的语言形式引发读者的直觉性思维把握文本的审美内容。李的文字所到之处无不意气风发，飞扬灵动，如风行水上。那恢宏的气魄和情感的结论，又象奔流到海的江水，行于所当行，止于其不可不止，不带一丝含糊。他曾分析司马迁的散文风格到:“疏宕而从容，不拘于整齐的形式，但却十分有着韵致。……大概只有宋元人的水墨画是和这相近的。这就是所谓奇，所谓逸，而司马迁都是这种风格之中之更精炼，更纯粹，更高贵，更矫健。”这种风格是司马迁的，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

把传统的灵悟妙识同周密逻辑理性相结合，这应是批评走向现代化和科学化的一条大路。90年代文学批评走入穷途，批评的“失语”、“错位”症状明显。批评者普遍的浮躁，使之失去了学理性。批评要走出困境，这种传统与现代调合的方法对我们应是有意义的。

司马迁精神及其现实意义范文4

《〈史记〉选读》主要分八个专题对《史记》作具体介绍。前六个专题以《史记》选文为载体，从司马迁其人其事和《史记》的体例、史家传统、理想人格、人物刻画艺术、叙事艺术等六个方面对《史记》作全方位、多角度的介绍，其专题名称分别为：“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学究天人 体贯古今”“不虚美 不隐恶”“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摹形传神 千载如生”“善叙事理 其文疏荡”。剩余的两个专题“正史鼻祖 文章大宗”和“研究《史记》”则重点介绍了《史记》的影响与研究。

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史记〉选读》实施教学呢？我想我们应该将它放到选修课教学的大范畴中去考虑。选修课有别于必修课，必修课强调基础的夯实，而选修课则强调发展与提高，因此我们不能将必修课中的那一套完全照搬到选修课的教学中来。落实到具体的《〈史记〉选读》教学，即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文言文知识的传授，满足于对文言故事的了解，我们还要努力挖掘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其实，细心研究教材的人便会发现，教材的每一个专题都给了我们内涵的启示，作者司马迁的每一个伟大精神都在专题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具体来讲，这些精神内涵分别为：

第一，追求理想的执著精神。众所周知，司马迁创作《史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当《史记》“草创未就”之时，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激怒了汉武帝，身陷牢狱，遭遇腐刑。可贵的是，在屈辱面前，为了不辜负父亲临终的嘱托，为了履行史官的神圣职责，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司马迁能够直面人生，从容就辱，自请腐刑而无愠色。也正因为司马迁以最大的勇气，忍受了“最下”的屈辱，才为《史记》的创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种为理想而忍辱负重，为理想而执著追求的精神，不亚于文王、孔子、屈原等任何一位古人，实在令人钦佩。《〈史记〉选读》第一个专题“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收录了《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存目）》两篇文章，对司马迁的远大志向、坎坷经历和执著精神，进行了详尽的介绍。

第二，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史记》是一部伟大的百科全书式历史巨著。全书囊括了政治制度、军事斗争、社会经济、学术思想、典章文化等各个方面，贯穿了作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求索精神。《〈史记〉选读》第二个专题“学究天人 体贯古今”选录了《夏本纪》《鲁周公世家》《河渠书》和《六国年表》四篇，极好地体现了作者探究天道人事关系、通晓古今变化规律的修史宗旨。在《夏本纪》和《鲁周公世家》中，作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在客观史料的基础上，通过苦苦思索，深刻揭示了为民救民则兴、祸民害民则衰的历史发展规律。在《河渠书》和《六国年表》中，作者则以史讽今，既对汉治水的迷信思想做了揭露，又力挺秦国，批判了汉完全否定秦之贡献的偏见。

第三，秉笔直书的求实精神。求实，即要求史学家作史有根有据，求是存真。这就要求史学家既要持严谨审慎的态度去说真话，又要有勇敢无畏的胆量去抒真情，真正做到不掩盖历史真相，不作出有失公正的评价。司马迁在这方面做得就非常优秀。他记述历史事件和人物，一般不作全盘的肯定或否定，而是依据事实给予客观辩证的评价。即使是一些大人物，到了司马迁笔下，也被拂去神圣灵异的光环，还之以普通人的本来面目。《〈史记〉选读》第三个专题“不虚美 不隐恶”有《高祖本纪》和《李将军列传》两篇，其中既有刘邦的雄才大略、礼贤下士，又有刘邦的奸诈圆滑、不讲信义；既有李广的勇武不凡、廉洁爱士，又有李广的小肚鸡肠、公报私仇。此两人一为当朝的先祖、开国的皇帝，一为后世的英雄、人民的偶像，在作者笔下却依然瑕丝缕缕，其秉笔直书的求实精神可见一斑。

第四，凸显灵魂的人本精神。司马迁是极具人本精神的人。他善传游侠，是第一位以人为本来记载历史的人。他为人作传，重视挖掘人物内在的灵魂，不仅仅满足于人物做了什么，更要探寻人物为什么这么做。他喜欢将人物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结合人物所处的环境氛围，思考支配人物命运发展的潜在力量。当然，司马迁的人本精神最主要还体现在，他推崇、赞美拥有高贵品格和精神的人，并竭力以此为范，去教育、感召后人。在这层意义上，《〈史记〉选读》第四个专题“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节选了《孔子世家》《管仲列传》和《屈原列传》三篇。读《孔子世家》，我们会感受到孔子的博学乐学、沉静坚强，为他的高贵品格和永不言弃的精神所折服；读《管仲列传》，我们会感受到管仲务本求实、以民为本的为政见解与才能，被他因势利导、转败为功的政治家风范所折服；读《屈原列传》，我们会感受到屈原爱国忠君、坚贞不渝的情感，为他出淤泥而不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洁人格所折服。

第五，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司马迁的为文精神是一丝不苟的、认真的。他善于通过尖锐的冲突、生动的细节、个性化的语言、精彩的议论写人，善于采用烘托、描写、夸张以及互见互补等手法，细致认真地将人物写得有血有肉、形神兼备。《史记》全书记录了上自帝王将相、国戚朝臣，下至刺客游侠、士农工商，乃至医卜倡优、番夷首领等四千多个人物，其中给人印象深刻的就有一百多人。司马迁的叙事也是极其认真讲究的。他叙事脉络婉转多变，有合传有分传，有详写有略写，常常追根溯源，揭示隐藏在深层的决定性因素。他尤其善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他能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手法，将宏大场面与琐碎细节自然和谐地组合为有机的整体。《〈史记〉选读》“摹形传神 千载如生”专题有《项羽本纪》一文，文章以极尽辗转腾挪之能事的笔法，描绘出项羽性格的多个侧面：或英雄气短，慷慨悲歌；或愤懑不平，决死快战；或叱咤阵前，神威不减；或兵败自刎，坦荡磊落……淋漓尽致地传达出项羽这一悲剧英雄的形象与神采。另外，“善叙事理 其文疏荡”专题中《秦始皇本纪》的叙事手法也堪称一流。文章以秦始皇和秦二世的活动为中心，逐年叙写，简中有繁，概括与重笔相间，通篇读来，不仅给人以历史的原貌，还可以使人感到一切都是历史的必然，两代帝王的形象活脱脱地呈现在眼前。

第六，不拘一格的开创精神。《〈史记〉选读》第六个专题“正史鼻祖 文章大宗”分别从史学和文学两个角度对这一精神进行了阐述。就史学而言，首先，它开创了纪传体的先河。《史记》以纪、传为干，综合古体体裁，体例完备，是中国第一部“纪”“传”“表”“书”俱全的正史。其次，它开创了全面摹写历史的先河。以记载人事而言，“本纪”“世家”“列传”各有侧重，它所要记载的人物不限于王侯将相，而是遍于社会各阶层；以记述层面而言，它包罗万象，不限于政治范畴，学术思想、典章制度、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有所涉及。再次，它还开创了通史体裁的先河。在《史记》之前，古史大多以编年为主，且多缺乏完整性与统一性，惟有《史记》贯通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通史体裁。当然，在文学方面，《史记》的开创性也是很明显的，无论是传记文学，还是小说、戏剧、诗歌，都受到了它的很大影响。

司马迁精神及其现实意义范文5

关键词： 司马迁《史记》 班固《汉书》 马班史学思想

西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秉笔直书，力图为读者展现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并试图从历史的演变中探寻总结社会的规律，具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倾向；而东汉时期出身于外戚贵族的班固则坚决反对《史记》的异端思想，坚持“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的正宗之学”［1］，谱写包举西汉一朝事端的首部断代史――《汉书》。马班史学思想之异，便是正统思想和异端思想的对立。

一、人民性和正统性

虽然同为汉朝史官，皆有弘扬汉朝威仪的任务，但是司马迁著述《史记》的宗旨与班固的《汉书》却截然不同，含有浓厚的人民性，与坚持正统的《汉书》是相对立的。由于存在史学思想观念的对立，班氏父子对司马迁《史记》的看法也是矛盾的；班彪一方面称赞《史记》“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另一方面却批判司马迁“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值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2］

首先，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人民性表现在他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为游侠和刺客立传，这些起义失败或者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物群体，在正统史学家眼中是不配被编入此种地位的，但是司马迁却敢于改革传统观念，并高度评价这些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对于西楚霸王项羽，他称道：“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3］对于农民起义者陈涉，他称道：“陈涉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4］对于游侠，他称道：“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隼А＜纫汛嫱鏊郎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5］在作者看来，在一定社会时势下，项羽和陈涉的个人行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并颂扬了游侠舍己助人之精神。而班固在《汉书》的编著中，则把项羽和陈涉降级编入列传，将《史记》中的游侠转换为封建统治的上层阶级，以显示其正统性。

其次，司马迁重视底层人民群众在历史朝代更替和历史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对比楚汉成败原因和《货殖列传》中对劳动人民活动意义的肯定，都较为完整地体现出这一观点。正如徐兴海先生在《司马迁历史观讨论综述》一文中所说的，《史记》是以人为历史的主体。在《项羽本纪》当中，司马迁写到西楚霸王采取屠城坑杀民众的残暴政策，因而遭到失败，说道：“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6］汉高祖刘邦则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广施仁义，赢得民心，最终转弱为强，击败霸王，建立四百年的大汉王朝。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在政权胜负中确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有这么一段话用以描述农工商虞的重要性，写道：“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7］他认为假如缺少了这些劳动阶级的活动，则社会的运转和国家的生活无法继续进行，因此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是占据重要地位的。反观《汉书・货殖列传》，里面所宣扬的思想则完全相反，著史者认为人的财富和社会地位都是由天命安排的，不可能僭越阶级区别，奉劝人民接受统治阶级的统治，宣扬正统学说思想，完全忽视底层群众的自主性和重要性。

最后，当论及马班著史所用字句的通俗程度。相比较而言，司马迁所著《史记》语言通俗易懂，少用难解字句，适宜广大群众阅读；班固的《汉书》则喜欢以古文字来阐述记事，使文章深奥难懂，只可通览于文人雅客当中。司马迁兼顾广大人民群众，保证了《史记》的雅俗共赏，相对《汉书》更具人民性。

二、无神论与有神论

《汉书》从头到尾均贯穿着五德始终说的封建迷信观点，认为世间事物都是有神灵主宰的。班固继承了刘向、刘歆父子的五行相生说，在描述汉朝成为统治政权时，就说道：“汉承尧运。”大汉属于火德，因而替代周朝，最终得天统，淡化底层群众的决定性作用；还杜撰出当年汉高祖刘邦斩白蛇取符起义的传说，夸大汉朝政权的天命论性质。与之相反，司马迁认为汉朝之所以能够成为天下政权，是因为汉高祖实施符合人心的政策，“承弊易变”，最终得天统。对此，宋倪思在《班马异同评》评语云：“班氏述刘氏承尧，愈疏，以下取周书语、刘向颂、徒成曲说。以此得天统，与儿童无异。”［8］否定班固的有神唯心论，赞同司马迁的唯物主义。

唐朝刘知几曾经在《史通》中批评班固著史的迷信观念，说道：“班氏著志，抵牾者多。在于五行，芜累尤深。”［9］《汉书》常以纬神学来解释政权交替或灾害事件，其中的《五行志》则滥用五行灾异说等谬论，未能以历史的角度看待问题。而《史记》记载史事，则多以唯物的观点审视之，如关于上古五帝的传说，司马迁就有所怀疑其真实程度；对于“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之说，司马迁认为“太过”，质疑其中的神异之说［10］。

两者对比，则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之不同，马班思想有神与无神之异，其高低则显而易见了。

三、秉笔直书与饰主抑臣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就表明其志向，希望可以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成一家之言”，对于史事的记载自然也就采用秉笔直书的态度，因此《史记》所载述之事多无虚言假字，而且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的现实，鞭挞腐朽残暴的封建专制，奠定其良史之地位。反观《汉书》，则多有正统避讳的虚假，还掺杂着纬神学的迷信色彩。所以西晋傅玄在评价班固史学水平高低时就说道：“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11］甚不认同其正统思想。

《史记》文笔之公正客观并不为人物地位高低所阻碍，也不为时人或后人看法不同所阻碍。司马迁敢于写汉高祖年轻时的“好酒及色”，论及吕后狠毒，但同时亦肯定其政绩，写道：“天下宴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2］对同期的武帝一朝之苛政亦是如实记载的，写道：“百姓e弊以巧法，财赂衰m而不赡。”“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13］描述了民众饱受西汉中期以来对外征伐之苦，暴露出封建专制的弊端。这些在《汉书》中是不可能看到的，因为班固著史之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对敏感的史事话题自然采取避而不谈的方法策略。

四、变化发展与恒定不变

在司马迁眼中，历史是变化发展并向前行进的，《史记》一书亦力图通过记载事物的矛盾以反映历史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反观班固其正统史学思想，则极力宣扬五行灾异说，作为历史恒定不变的定律，显得僵化且不科学。

即使不能深刻意识到“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层面的唯物主义思想，此时司马迁亦能察觉出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对西汉鼎盛时期，他写道：“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後绌耻辱焉。”［14］因为经济繁荣，生活富裕无忧，所以百姓都重视法律，道德行为高尚；相反，如果经济状况十分堪忧，则百姓之中易出现盗贼犯法之事，因为基本的生活诉求无法得到保障，人民只能放掉仁义。对于这种物质基础决定精神层面的具体描述，表达形象，也表现出一种变化发展的历史观。而班固则相反，他认为历史的规律是恒定不变的，惯用五行相生说诠释社会现象，夸大统治者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光辉这一阶层的形象，毫无意义积极的史学思想可言。

综合而言，班固的《汉书》在《史记》纪传体通史体例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纪传体断代史，文献资料方面因为时代和作者身份的缘由而有所增补；就两位作者的史学思想之异而言，确实是司马迁略胜一筹，尽管生活在朝代较早的西汉时期，但是司马迁著史之人民性和直言记事，还有他希望在历史事件和朝代更替中探寻社会发展规律的宗旨要求，表现出了一种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相对班固儒学与阴阳学说相结合的史学正统思想而言，是更为进步发展的。马班史学思想差异之关键在于前者是以理性的角度来实录历史，而后者则是以感性的角度来选择性地记录历史。无论是文学体例还是史学思想，《史记》均可称为我国史上难得的一部良史。无怪乎鲁迅高度评价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叙传.中华书局，2007，（第一版）.

［2］范晔.后汉书・班彪传.中华书局，2007，（第一版）.

［3］［6］司马迁著.韩兆琦译.史记・项羽本纪.中华书局，2008，（第一版）.

［4］司马迁著.韩兆琦译.史记・陈涉世家.中华书局，2008，（第一版）.

［5］司马迁著.韩兆琦译.史记・游侠列传.中华书局，2008，（第一版）.

［7］司马迁著.韩兆琦译.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08，（第一版）.

［8］倪思.班马异同评.

［9］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史通・五行志错误篇.上海古籍出版社.

［10］司马迁著.韩兆琦译.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2008，（第一版）.

［11］严可均.全晋文.傅子・补遗上.商务印书馆，1999.

司马迁精神及其现实意义范文6

（江苏省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215011）

《史记（选读）》是苏教版高中语文的选修教材之一。历来，解读《史记》的视角有很多种，我认为，如果从“司马迁笔下的悲剧人物”、“司马迁为何对悲剧人物情有独钟”这两个视角切入，能够更好地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本。

视角1：司马迁笔下的悲剧人物

司马迁是史学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是悲剧抒情诗人。《史记》倾注了作者满腔悲愤和抑郁之意，因而，悲剧氛围无所不在，悲剧人物贯穿了整个篇章。无论是君皇王者、皇亲国戚，还是忠臣良将、慷慨义士，都具有悲剧色彩。

比如，商鞅四次求见秦孝公，取得后者的信任，被封为商君。执政18年间，他辅佐秦孝公实行变法，改革弊政，“变法易俗”，使秦国由落后变为强盛，一跃成为称雄诸国的强国，为后来秦的统一大业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商鞅却受到秦国宗室贵族的反对，被无端加上反叛的罪名，车裂而死。吴起在楚国任相，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改革卓有成效。但他的新措施损害了楚国宗室大臣的既得利益，同样受到他们的联合迫害，楚悼王一死，这些人便起而作乱，将吴起害死。陈涉起义，给貌似强大的秦王朝以致命一击，但却遭到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终被叛徒设奸计毒杀。

商鞅、吴起都是新生力量的代表，在同旧制度的斗争中被杀，可谓改革者之悲。

又如，秦始皇死于沙丘，却因形式所逼不得发丧。李斯又用两车臭鱼“以乱其臭”，已是可悲之极！而赵高等人又立刻篡改诏书，杀扶苏、立胡亥，

在陈胜吴广起义的打击下，秦朝二世而亡，更令人

嗟叹！刘邦在楚汉相争中大获全胜，奠定西汉200年基业，暮年时，他却猜忌心日重，大肆杀戮功臣名将——韩信被斩，彭越成了肉酱，共敖、利几、英布相继被诛，连他最亲信的萧何、樊哙也几遭毒手。身边没有了忠义之士，

没有了沙场老将，加上后宫之乱，他发出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绝唱，这是悲凉凄怆的哀歌，也是

其寂寞孤苦心境的写照。秦始皇、刘邦都是曾握有生杀大权的帝王，最终却落得凄凉下场，可谓王者之悲。

再如，《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四位刺客。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刺杀王僚，“左右亦杀专诸”；豫让为报智伯被赵襄子所杀之仇，不惜以身涂抹油漆易容、口吞煤炭变声来乔装自己寻找机会，刺杀未成后，拔剑自杀；聂政杖剑至韩，在“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的情形下，直入，上阶刺杀侠累，未成，“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何其惨烈；荆轲在令秦舞阳色变的秦宫大院里闲庭信步，镇定自若，生擒秦王未得，左股断，仍“引匕首以掷秦王”，被“八创”后，“倚柱而笑，箕踞以骂”，亦是死得坦荡磊落。这些

刺客属草根阶层，或被人赏识，或为知己死，或反抗**；他们见义勇为、行事惨烈，落地有声，不掩其志，流传千古，可谓侠者之悲。

还有，“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怀石自沉汨罗江。他的行为令人惊叹、景仰，他的信念品质、道德精神都极为感人，可谓砥行立名者之悲。

综上可知，司马迁笔下塑造的悲剧人物都有着特殊的精神气质。首先他们有怀疑精神，怀疑天道的有无、鬼神的存在、君权神授的欺人之谈；其次，他们有着殉道精神，拥有一种不降低标准、不改变信念、不向一切邪恶低头降志的人生态度；再次，他们有复仇精神，复君国之仇、家族之仇还有个人之仇；最后，

他们均有奋斗精神，均胸怀大志。

视角2：司马迁为何对悲剧人物情有独钟

关于悲剧，亚里士多德说是“一个人遭遇不应遭遇的厄运”，恩格斯认为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鲁迅则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由此，我们可概括出悲剧人物的三个特点：一是其遭到厄运，或自杀，或被杀；二是其悲惨命运能

反映当时社会的某些本质特征；三是其悲惨遭遇能引起人们对正义与美好事物的同情和对邪恶势力的愤恨。司马迁之所以对悲剧人物情有独钟，除了他笔下的悲剧人物客观上具有悲剧性外，我认为还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是“悲剧英雄”情结的影响。从春秋到刘邦建汉的几百年间，是一个急剧变动、战乱不休的惨烈时代，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而自古以来，人们就有一种“悲剧英雄”的情结——英雄必须死去，才能使悲剧达到顶点。这种情结也影响了司马迁，因此，他笔下的英雄人物往往带有悲剧色彩。

二是“英雄惜英雄”的情感外露。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捕入狱，家人无钱

替他赎罪，满朝文武没有一人敢为他说话，最终他被处以宫刑，无论在形体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他造成极大的创伤，他在《报任安书》中说道“最下腐刑极矣”，又说道“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可见他曾一度不能自拔，深刻体会

到君王的残暴寡恩、狱吏的刻薄以及人情的淡漠，心头笼罩着一股永远拂之不去的悲愤情绪。于是，在“悲剧”这一点上，司马迁与商鞅、屈原等悲剧人物达成心灵上的契合，司马迁为他们列传，正是“英雄惜英雄”的情感外露。

三是通过著史来抗争。司马迁一人完成了中国3000年的历史记载，而这位文学巨匠之死，后人竟没有记载，致使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司马迁之死永不可考”的史学之谜。由此

可知司马迁当时受到迫害的程度之深。他压抑、悲愤，他希望有人能解救他，可是，

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尽管如此，他的反抗精神却更加强烈了，他要通过著史来抗争，于是自然就想到了敢于反抗专制统治的刺客、游侠——他们为解救他人的困厄、反抗**，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司马迁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救人不恤生命的可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