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义词大全范文1

关键词 ：越南语 汉越词 汉语词 词义

汉语词进入越南语时，按照越南语的语音、语义和语法的规则被改造。这个过程不但改变了它们的词形，而且词义和词性也被改变了。通过两种词汇所表达的义项和词性的对比，我们认为汉语词与其对应的汉越词在词义、词性及其用法之间的关系主要分成6类：1.词义、用法完全对应；2.词义对应、用法不同；3.词义同中有异、用法相同；4.词义同中有异、用法不同；5.词义不同、用法相同；6.词义、用法不同。本文所说的词义“相同”“不同”“同中有异”是指概念义的异同，不包括语体意义。所谓“用法相同”和“用法不同”是指在充当句法成分时的异同，也就是词类的异同。换言之，以上所分析的“异同”的概念，是指汉语词的理性义、语法义（词性）与相对应的汉越词的理性义、语法义的异同。

由于《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以下简称为《词汇大纲》）是一个“规范性的汉语水平词汇大纲”，是中国“初等、中等汉语水平、高等汉语水平和中国对外汉语教学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以及成绩测试的主要依据”。因此，本文决定把与汉越词对应的单、双音节汉语词和成语限定为《词汇大纲》中所收的汉语词。在《词汇大纲》所收的8822个词语中，有1875个单音节词、6147个双音节词和145个四字成语。通过对1875个单音节词、6147个双音节词进行对比、统计，本文确定了与汉越词对应的单音节汉语词494个、与汉越词对应的双音节汉语词2504个、与汉越成语对应的汉语成语31个，作为本文研究的范围，具体分布如下：

此外，在进行词义用法对比时，本文还从词形（即词的外表形式）角度分成两大类。由于汉语词和汉越词的书写形式完全不同，但它们之间的语素、词序与构词方法有的相同，有的有差异甚至完全不同，导致两者的对应形式产生了相同与不同的现象。这种现象也是本文所指的“词形的相同与不同”或“形式对应与不对应”的意思。在《词汇大纲》中的494个与汉越词有对应的单音节汉语词中，与汉越词形式完全对应的单音节汉语词有481个，约占97.4%；与汉越词形式不完全对应的有13个，约占2.6％。在2504个与汉越词有对应形式的双音节汉语词中，与汉越词形式完全对应的双音节汉语词有2386个，约占95.3％；与汉越词形式不完全对应的有118个，约占4.6％。

通过对以上语料的对比，本文得出了如下的具体分类结果：

一、对与汉越词形式对应的汉语词的词义、用法分类统计

（一）对与汉越词形式对应的单音节汉语词的词义、用法分类统计（481个）

单音节词是一个音节组成的词，就是一个音节表示一定的意义。越南语像古代汉语一样，单音节词很丰富。很多单音节汉越词与纯越南语几乎融为一体，难以分辨。根据统计的结果，在《词汇大纲》所收录的单音节词中，与汉越词形式对应的481个汉语词中有257个词义用法、词义基本相同。词义不同，用法相同的数目较少。具体如下：

（二）对与汉越词形式对应的双音节汉语词的词义、用法分类统计（2386个）

上文已经谈到，有2386个汉语词与汉越词词形完全对应。这类汉语词的词形虽然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其词义、词性并不是完全对应的。有的词义、词性都相同，有的词义相同、用法不同或同中有异。我们把分属于六类不同情况的词语的具体数目及其所占比例列表如下：

二、 对与汉越词形式不对应的汉语词的词义、用法分类统计

（一） 对与汉越词形式不对应的单音节汉语词的词义、用法分类统计（13个）

大部分单音节汉语词在越南语中，要么保留原有的汉越音，要么被纯越南语代替。只有小部分的词被另外一个汉越词代替。这类汉语词只有13个，分布如下：

（二）对与汉越词形式不对应的双音节汉语词的词义、用法分类统计（118个）

与汉越词词形不对应的双音节汉语词数量比较少，只有118个，其中100个词语与汉越词的词义和用法都相同，约占84％；而与汉越词词义同中有异、词义不同的词语特别少，与汉越词词义、用法不同的汉语词几乎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它们的“对应”关系是建立在意义用法上的。 以下是各类的详细数目与所占的比例：

三、词义对比结果分析

一般情况下，语言间的互相借用无疑会对各民族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同时还会丰富有关语言表达的手段。对越南语而言，借用汉语词汇不仅丰富了越南语系统、促进了越南语的发展，而且还增强了语言的社会功能。汉语词在两千多年前已开始不断地进入越南，逐渐地形成现在的汉越词系统，成为越南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语言的借用是有选择的。为了弥补越南语词汇的空缺，有的汉语词及其意义用法是被越南语直接借入；有的则只借用其意义用法的一部分。从汉越词与汉语词的词形、词义、词性对比结果中就可以看出这些问题。

（一）单音节词的词义对比结果分析

从表2的统计结果得出，与汉越词对应的单音节汉语词的数量比较少，一共有494个，占单音节词总量（1875个）的26.3%。当然，这些词只是与在越南语中能独立表达意义的汉越词对应的单音节汉语词。如果包括与越南语素对应的汉语词的话，数量就更多了。值得注意的是，与汉越词词义相同的汉语词的数量最多，有301个，占60.9% 。这些词语大部分都是指天地万物、日常用品及与军队、经济文化有关的名词，如“春xuan、风phong、军quan、兵binh、铁thit”等。因为名词一般是一个固定的命名，早就为越南人所习用，所以这部分词的词义在越南语中一直被保留，几乎没有变化。尽管有的汉语词已经被双音节化，但越南语中对应的汉越词还是一个独立的单音节词。除了名词之外，与汉越词的意义相同的汉语词的词义包括心理状态、万物形状、动作行为等的动词及形容词，如“交giao、祝chúc、传truyn、生sinh、粗th、强mnh、治tr”等。

此外，占29.1%（193个）的汉语词的词义与其对应的汉越词的词义有的同中有异，有的词义完全不同。与汉越词词义同中有异的汉语词有174个，其义项或大或小于对应的汉越词，如：汉语词“场”有9个义项：①适应某种比较大的地方；②舞台；③指某种活动范围；④事情发生的地点；⑤指表演或比赛的全场；⑥剧最小的段落；⑦用于有场次或有场的文娱体育活动；⑧电视接收机中，电子束对一幅画面的奇数行或偶数行完成一次隔行扫描；⑨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状。但其对应的汉越词“trng”除了与义项①、③、⑤相同之外，还有另一个不同的义项：学校。与其类似，汉语词“算”指计算数目、计算、谋算等10个义项，但与其对应的汉越词“toán”除跟汉语词的一个义项（谋算、计划）相同之外，另有一个不同的义项是指“数学”。

与汉越词词义完全不同的只有19个。例如：汉语动词“超”是“超过、超出、跨国”的意思，而其对应的汉越词却是一个形容词“siêu”，表示“很了不起”。

总的来说，大多数单音节汉语词的词义与其对应的汉越词词义相同。词义不同的数量不多，这也是越南学生掌握汉语词语的一个有利条件。

（二） 双音节词的词义对比结果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在考察范围内的6147个双音节汉语词，有2504个（占40.7％）被越南语不同程度地接受。其中，与汉越词词义基本相同的有1551个，占61.9%；与汉越词词义同中有异的有782个，占31.2%；与汉越词词义基本不相同的有171个，占6.8%。

从总体分类结果的数目来看，与汉越词的词义相同的汉语词超过一半。这是因为有的汉语词进入越南语之后，被越南语直接借用，大部分早就成为越南语的固定词语。这些词，特别是表示政治、历史、学术概念方面的名词、术语，都保持着原有意义。它们在越南语中，除了以汉越词形式存在之外，大部分都没有与之相对应的且也表示这一意义的纯越南语语词。由于在汉语和越南语中，表示历史、文化、政治、法律、学术的词语的使用范围比较稳固，词义基本上已经凝固，在一般的情况下，它们不容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原有意义。因此，汉语词与汉越词在词形、词义和用法上仍然能保持一些相同之处。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借词一旦进入到另外一种语言之后，其意义就会随着当地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借入语言的发展而演变。这是语言的发展规律，也是汉语词与其对应的汉越词的词形、词义及用法不同，甚至完全失去联系的原因之一。可见，汉语词进入越南语后就随着越南语的需要而改变、发展。大量汉语借词同时涌入越南语，造成越南语词汇系统语义上的重复。为了避免与外来语言的冲突，并合理地利用外来语成分丰富自己民族的语言，越南语要持续不断地对汉语借词进行“因势利导”地改变。另一方面，汉语进入越南语之前，越南语已经有相当多的基本词汇。在汉语词汇猛烈地介入到越南语中时，汉语词汇与越南语词汇出现了冲突。越南语中有的词的地位是非常稳固的，因此被借入的汉语词必须改变其意义才能实现自己存在的价值。这一来自越南语内部的更改需要导致了汉语借词的原有意义的改变。汉语词进入越南语后就这样被选用某种义项或只是用来表示另外一种意义。另外，有一部分词语仍然保留汉语的古义、旧义，然而在汉语中，这些词已发生了变化，因此现代的汉语词和汉越词的词义有所差别；有的词语经过各种语言的创造性运用而不断派生出新的义项，并完全脱离其原有意义，导致如今汉语词与汉越词词义的不同。

综上所述，在词性不变的情况下，汉越词与相对应的汉语词之间的词义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汉越名词和与其相对应的汉语名词之间的词义有不同的适用对象，表示的对象特征也完全不同；或者有的虽然特征有相同之处，但适用对象也完全不同。

2.汉越动词和汉语动词虽然有相同的适用对象，但两者所表示的行为动作特征完全不同。

3.汉越形容词与对应的汉语形容词的适用对象不同，表示的对象特征也不同；或者它们之间有相同的适用对象，但所表现出的对象性状完全不同。

总而言之，汉越词已经是越南语词汇系统中的一部分，并在越南语的语音、语义、语法规律的作用下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汉越词虽然还保留着汉语词的本义，但也有不少汉越词跟汉语词的意义、用法、感**彩等都有所不同。两种语言中的看似相对应的词语，在感**彩、语体色彩、使用场合等方面的差别都会给越南汉语学习者造成影响。了解越南语词汇与汉语词汇在词义、用法的异同，就能更全面地针对越南学生专门设置一些教材，促进汉语教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郭良夫.应用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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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力.汉越南语研究（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赵玉兰.越南语翻译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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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大全范文2

【关键词】全文检索；搜索引擎；提取主题词

引言

信息的迅速增长必然需要强大的信息检索工具，而在信息检索工具中，全文检索是最具有通用性和实用性的。迅速发展的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增长对全文检索技术又提出了新的要求。由此可见全文检索系统的研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意义与重要性，能准确地从web数据中查找用户需要的信息、并以有效的形式呈现给用户的问题势在必行。

1.主题词提取关键技术

主题词提取算法设计时要保证提取的主题词能反映文档的主旨内容。因此，采用了全新的主题词提取算法：基于同义词词林的主题词提取。

1.1主题词词频与词语位置

词语在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越多，它越可能是主题词。词语在文献中出现的位置对主题词提取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词语会出现在标题、正文等不同的位置。出现在正文的词语，设它的位置loci=1；出现在标题的词语，设它的位置值为loci=0。出现在标题中的词语往往就比出现在正文中的词语重要。

1.2同义词权值设计

如果一个词语的同义词在文中出现，那么这个词语获得附加权重。判断文章中词语是否有同义词，主要的依据是在同义词词林字典中进行查找，如果这个词语及同义词在文中都有出现，那么同义词词林中一定有“=”号标记，标记该词与该词相关的同义词。则将这个词的权重(weight)增加；如果一个词的相关词语出现在文中，那么这个词也获得附加权重，在同义词词库中是以“#”作为相关词标记的。如果文章中的一个词既没有同义词也没有相关词出现，那么它很有可能是独立词，只需要判断该词的TF值就可以了。

2.主题词提取算法

虽然目前很多研究者都采用了像TF-IDF等算法计算主题词权重，但这种算法不属于单文档主题词提取算法，而且没有考虑词语的其他相关信息对主题词权值判定的影响。在设计主题词提取算法时考虑了设计词语权重时的因素：文本中词语的词频、词语出现的位置、同义词、相关词、独立词。设计权重算法如下：

(1)

首先，Wj是判断一个词是否能作为主题词提取的唯一权重，Wj的值越高越可能是主题词。第一个因子与第二个因子分别计算了词频和词语的相关位置，位置因子算法中第一个fi为词语在文中第i种位置上出现的次数。在标题中出现的词，权重往往比在正文中出现的词语权重大。Loci为该词语的位置因子，Loci=0时，该词出现的位置是标题，则λ值为0.6。如果Loci=1，说明这个词的位置在正文，则λ值为0.3。第二项是参考了同义词词林设计的因子，h是这个词语的相关同义词种类。同义词相关种类指的是同义词、相关词、独立词这三种。kind为基于同义词相关信息的相关因子，kind有三种形式，当文章中这个词有同义词出现时kind值为1，相关词出现时kind值为0.6，没有任何同义词和相关词时该词kind值不增加。计算出所有词的权重后，输出链表中权重最大的前N个词，作为文章的主题词。在这个过程中，设置了可以提取主题词个数是3至6个。

3. 主题词提取模块

3.1分词模块

分词模块处理时：首先设置了一个函数，作为分词时的预处理。所谓预处理即是对一个待分词文档，判断其要匹配的字段是否含有非中文字符。如果没有则调用正向或者反向最大匹配分词法。如果这个匹配字段中含有非中文字字符，那么在处理时先将char设置为unsigned char类型，存储几乎所有的字符文字。首先用户选择载入文件打开待分词文档。按下正向最大匹配分词OnSplitBack()按钮或者反向最大匹配分词OnSplitFront()按钮，调用事件处理函数开始进行中文分词。载入词库文件以后，进入SplitWord函数。它是分词的开始，bDick参数是用户选择的分词方式。bDick =1 则进行正向最大匹配分词，bDick=2则进行反向最大匹配分词。如果按下正向最大匹配分词按钮，则进入MaxFrontMatching()函数，进行正向最大匹配。如果按下反向最大匹配分词按钮，则进入MaxFrontMatching()函数，进行反向匹配。通过反复的调用这个函数，最终完成中文分词。

3.2主题词提取模块

在设计主题词权重算法时，参考了主题词提取算法的相关资料，设计了影响词语权重的因子：即该词词频、词语出现的位置、同义词、相关词、独立词。根据主题词提取权重算法，Weight作为判断一个词是否能作为关键词提取的唯一权重。进入函数Count_loc判断该词语在文本中的词频，统计文章中每个词的词频之后调用位置函数WordPosition判断词语出现的位置。如果该词出现在正文，那么loci值1。如果该词语出现的位置是标题，那么loci的值为0。将m_WordList链表里的文章标题中出现的词汇nPos标志改为0之后，统计链表中m_WordList的词汇，放到同义词匹配词库中进行查找，将找到的标记(#=&)记录到address对象中去。调用CountThesaurus函数，判断当前文章中该词语是否有同义词。如果有那么它的权值加1。该词存在相关词时权值增加0.6，如果它是独立词则该词的权值不增加。在主题词提取设计中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提取主题词个数。

3.3搜索引擎模块

搜索引擎在设计时直接调用了现有的基于Google接口的搜索引擎程序，将这段程序代码与主题词提取代码整合到一起，完成了基于搜索引擎的主题词提取系统，在程序调用时直接调用了Google接口程序的.exe文件。当按下OnSearchEngine按钮时首先判断主题词提取对象是否为空，如果主题词提取为空将不能向用户显示搜索引擎搜索到的结果。

总结

在设计全文检索主题词算法初期采用了TF算法统计了文本中的词频，最终主题词提取的部分借鉴了同义词词林算法，中文分词部分主要采用正向最大匹配分词法与反向最大匹配法相结合的算法进行中文分词。通过中文分词程序设计中算法的不断改进、调整，最终将这两种不同的中文分词法结合到一起。同时，本系统还有可以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提高主题词提取的准确性。更快更准永远是全文检索技术的追求。

参考文献

[1]张军华,韩全会.中文五大综合搜索引擎主要性能测评[J].情报科学,2008,9:1-4

同义词大全范文3

【关键词】对外汉语同义词界定问题 辨析问题

【中图分类号】H1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0)02-0026-03

一、汉语本体关于“同义词”研究综述

汉语词汇中存在着大量的同义词,一方面它们丰富着人们的语言表达,使之更为精准多样;但另一方面,同义词其自身细微的差异和多面的复杂性,使人们在使用过程中存在许多误用现象,尤其对于第二语言习得者来说,同义词的辨析和正确的使用是他们学习汉语词汇的难点,也是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重点。

对外汉语同义词的教学,是以汉语的本体研究为基础。

在汉语本体研究中,关于同义词的界定,学界集中有以下几方面的争议:第一,关于同义词内部的分合问题。有学者认为同义词包括等义词和近义词,如吕叔湘(1952)、张永言(1982)、胡裕树(1995),这一观点普遍被许多教材所接受;还有学者认为同义词不应该包括近义词,应该分开,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词,如王理嘉、候学超(1963)、刘叔新(1980)、葛本仪(2002、2003)等。学界对此争议采取了综合的做法,将同义词的界定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上的“同义词”是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狭义的“同义词”仅指意义相近的词。(黄伯荣、廖旭东,1999)第二,关于同义词判定标准的问题。学界对同义词的判定标准,一是意义标准,即“反映同一概念”(石安石,1961),“反映同一事物”(刘叔新,1980),“义位相同或相近的一组词叫同义词”(钱乃荣,1995)。一是意义形式标准,主要要有两种判定方法,其一,如果可以互相替代而不改变意义,就是同义词,意义上有共性,但不能互相替换的是同义词(王理嘉、侯学超,1963),这是替换法;还有同形结合法,确定不同词语所指对象是否同一,从而鉴定同义和近义词(刘叔新,1980)。可以看出,同义判定标准中,意义形式标准避免了意义标准主观性过强的弊端,较为客观。第三,关于词性不同是否为同义词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词性不同就不能算作同义词,如周祖谟(1956)、孙汝建(1982)等,而如张世禄(1956)、吕叔湘(1979)、谢文庆(1982)、梅立崇(1987)等认为同义词的同义,是指词汇意义相同,语法意义不一定要相同。

在汉语本体研究中,关于同义词的辨析,学界达成了普遍的共识。首先,从理性意义方面进行辨析,在指称范围、词义的着重点、语义轻重的程度以及词义的抽象和具体方面的不同展开;其次,从色彩义方面进行辨析,在感彩、语体色彩以及形象色彩的差异辨析中展开;再次,从用法方面进行辨析,对比词性、搭配对象、造句能力以及构词能力和构形变化。汉语本体在同义词辨析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意义和用法的辨析,这也是对外汉语同义词教学从本体同义词研究中汲取最多的部分,最大程度地保存着意义和用法辨析的基本框架。

汉语本体同义词的研究,虽然关于同义词界定的三个方面问题仍未有明确的结论,但对于对外汉语同义词教学和研究都有很大的借鉴和促进作用,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对外汉语教学的蓬勃发展,同义词的研究更加深入,视角更为深入和广泛,对外汉语教学界对同义词的研究更具有对外汉语教学自身的特色。

本文就二十一世纪以来对外汉语教学界在同义词的界定、标准和范围的探讨,以及同义词辨析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以回顾和评析,同时浅谈个人的观点,以期对学者们的继续研究提供参考性意见。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关于同义词的界定问题

对外汉语教学界较之本体语言学界,在同义词的界定方面分歧不大。总体都是采取更为宽泛的理解。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定不能局限于同、近义词的辨析”(刘缙,1996)。本世纪以来,对外汉语教学界便沿着这条路走,在本体语言学广义的同义词――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拓展。

具体来说,对外汉语教学界对于同义词界定的看法,根据其界定范围的宽泛程度,可大致分为如下几种观点:

其一,大体上遵从本体研究对于同义词定义和范围的界定。例如陈杰(2005)所认为的同义词界定就采取了本体研究中广义同义词的定义,甚至还提到,“近义词是指基本意义大体相同或大部分重合的词,那些基本意义无共同点的不能算同义词,基本意义只有一小部分重合的也不能看作近义词。”还如吴琳(2008)认为,“同义词”至少在某个义项上存在着意义大同小异的关系,“大同”的基础是该义项的核心理性意义相同,“小异”存在于该义项的周边理性意义、附加意义、组合方式、聚合方式或者在其他义项的以上任何一个方面存在差异。其他的如张丽娟、李芳芳(2005)、姜雪(2008)、郭雪玫(2008)都持遵从本体研究的同义词的概念。

可以看出,这些学者都将核心的理性意义或基本意义的绝大部分相同作为同义词组的存在的基础,他们的论述进一步深化了本体研究中界定笼统模糊的广义同义词的概念,但这些学者由于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出发,关于同义词与近义词的分合问题、同义词的标准问题以及是否为同一词性问题,这些在本体研究中有着强烈争议的问题,在这里都不再是讨论的对象,只要核心理性意义或基本意义相同,其他方面并无严格的要求。同义词、近义词皆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而且同义词不一定要求词性相同。正如姜雪(2008)所说,“不采用‘等义词’和‘近义词’的分类,而是采用‘完全同义词’和‘不完全同义词’”。以防留学生在这些术语的争议下困惑。

其二,很大程度拓宽本体研究中同义词的界定标准和范围。如赵新、李英(2001)认为,“有些意义相近的词(特别是单音节虚词)、惯用语、固定结构,虽然中国人不会弄错,但外国人却容易混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该注意这类词的辨析。”还如,刘晓梅(2004)提到,要从学生实际需要出发,从而对对外汉语教学中同义词的标准和范围作了如下界定:“①以相同的意义成分为单位,而不只是以义项为单位;②部分语素相同的词;③不限音节数;④不限词性。”其他的如邹雪(2004)、周莉(2004)也持相同或类似的观点。

这些学者的观点是本世纪以来对外汉语教学界关于同义词界定方面的主流观点。他们的论述中“同义词”已完全跳出了本体研究中同义词的框限,着眼于词义出发,只要意思上有联系,能引起留学生的混淆,就将其划定为同义词的范畴。这一范畴下的“同义词”,不再拘泥于指称同一事物或同一概念,不再限于音节数的对等,不再囿于词性的同一,可以仅仅有相同的语素,意义上有一些联系。这些“同义词”,哪怕在母语是汉语的人眼里,差异十分大,但还是被纳入进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的对象中,如刘晓梅(2004)论文中举出的例子“错开/错过”。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实际状况和第二语言习得者认知的状况,提出了如此的同义词标准和范围。然而,对外汉语教学界对此宽泛的界定,突破了本体研究中“同义词”、“近义词”的标尺,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引发争议,使人们在概念理解上陷入混乱,词义相同或相近的标准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对此,学界中就有学者提出另外的概念,来代替本体汉语“同义词”或“近义词”的称说,以免造成这些基本术语范畴性质的混乱。

其三,彻底走出本体“同义词”、“近义词”的界定,并改换称说。对外汉语教学界持此主张的代表是张博(2008),他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语辨析应当放弃‘同义’、‘近义’这类汉语本体研究提供的标尺,真正转换视角,基于中介语词语混用的现实进行词语辨析,所辨析的对象就是‘易混淆词’。”他认为这些“易混淆词”不仅包括在意义上有联系的词,而且音形方面易混淆的因素都可以包括在内。为避免易混淆词与本体“同义词”、“近义词”在概念和范畴上的模糊,张博在其论文中分析三者的关系是相互交叉,并非包含或并列的关系,进而说明“‘易混淆词’是站在中介语的立场、着眼于目的语理解和使用中的词语混淆现象并根据混淆的普遍程度归纳出来的词语类聚。”他将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的类型概括为七大类:①理性意义基本相同的词,也就是狭义的近义词;②有相同语素的词。在汉语中,大量复合词因含有相同的语素,在意义和书写形式上都有相同之处,最容易发生混淆;③语音相同或相近的词;④字形相近的词;⑤母语一词多义对应的汉语词;⑥母语汉字词与对应的汉语词;⑦方言词与对应的普通话词。张博关于“易混淆词”的称说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共鸣,其他的学者如张蕾(2009)对此表示认可。

笔者认为,采用“易混淆词”的称说作为对外汉语教学中词汇辨析的对象是合适的。本体语言中关于“同义词”的定义笼统模糊,关于同义词的相关问题也存在较大争议,而对外汉语教学界所涉及的辨析对象,又较本体语言的“同义词”或“近义词”的标准或范围宽泛,这样使原本有着较大争议的本体同义词界定问题的研究,更为混乱。再者,对外汉语教学界应该切实根据学习者的语言特点、中介语的实际状况来确定词汇辨析的对象,然而这其中包含相当一部分是不为本体同义词范畴所收纳的词语,当然本体同义词范畴下的一些词语由于使用频率低或某种原因,没有对留学生造成理解和使用上的偏误,就不再作为辨析的对象。综合这些因素,可以认为,“易混淆词”的叫法,不论从称说方面,还是从它涵盖的范围来说,都是较为科学的。“易混淆词”的确定,对于今后学界的研究有了明晰的方向。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关于同义词的辨析问题

对外汉语教学界在二十一世纪来对于同义词的辨析,基本延续着本体语言研究的同义词辨析的传统。例如,赵新、李英(2001)提到同义词辨析应该是综合的、全面的,在教学中应该着眼于从语义特征、语法限制、语用选择各方面对同义词进行全面辨析。杨寄洲(2004)认为,根据课堂教学的需要,对比两个词语意义的异同可从基本意义、感情意义、语体意义角度入手,对比两个词语用法的异同可从词性、搭配对象、造句功能、构词能力、构形变化、使用场合和使用频率等方面进行研究。学界中陈杰(2005)、郭雪玫(2008)、张蕾(2009)等都持相同或相似的观点,表示同义词的对比辨析应该从这些方面进行。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和教师经验的积累与发展,学者们对于怎样辨析这些留学生易混淆的词语,在传统辨析内容的基础上,有的学者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有的学者从技巧上进行探索,有的学者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研究。

1.从理论角度对易混淆词的辨析方法和步骤进行研究的,例如,周莉(2004)从聚合和组合角度探讨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近义词辨析。从聚合角度,着重于近义词内部的对比分析,词义的范围、轻重、感彩、语体色彩、运用对象和句法功能的不同方面对比;从组合角度,运用典型例句来理解同义的微妙关系。邹雪(2005)认为应当根据不同类型的词、采用不同方法辨析,即:语音相近和词义交叉的词组,如果学习者出现混淆的原因主要有单纯的语音干扰、义项干扰,教师就只需向学习者区分词的读音,明确词的意义就行了。至于同义词、近义词,首先可以根据词义的具体性和概念同一的标准,将意义相近的词分为同义词和近义词两种,再分别根据词性有针对性地进行辨析。在聚合和组合的维度基础上,吴琳(2008)从同义词的“同”“异”内部构造出发,发现同义词之间的“异同”项目分布在不同的层面上,并创新性地提出明晰同义词的操作流程:即通过静态的系统化实现动态的程序化,使对外汉语同义词教学摆脱无序所导致的繁杂状态。可以看出,吴琳系统化、程序化的同义词教学法也是基于前面学者的探索和总结,这种词汇辨析教学的系统观是不断发展的。

还有学者从相关领域借鉴理论来尝试对外汉语的词汇教学,如邹雪(2005)提出参考认知或者心理学的一些规律来观察、定义、划分同义词。还如,张蕾(2009)认为借鉴“语块理论”来应用到对外汉语教学是非常重要的,但并未深入具体地谈到。

2.从技巧角度对易混淆词的辨析进行探索的,例如,张丽娟、李芳芳(2005)提到,大量感性材料应用有助于同义词的辨析,配备形象生动的例句是有效的方法。此外还要不断反复地强化,包括课堂上有节奏的重复,也包括课下的作业和有意识的交谈。还如,许晓华(2007)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视角探讨了同义词的替换问题,她指出,“①同义组成员在习惯搭配上存在明显分工,则不能替换;②同义组成员在表示动作行为的目的或结果完全不同时,不能替换;③同义组成员的适用对象明显不同,不存在任何交叉,不能替换;④替换后语意发生明显改变的,不能相互替换。⑤同义组成员在色彩方面存在较大反差的,不能互相替换。”可以看出,这些学者往往是通过例句来探索语境模拟对词汇辨析的作用,然而究竟准备什么样典型的例句,怎样展示等一系列的细节问题,仍需要继续的研究。

3.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探讨易混淆词语辨析的,刘晓梅(2004)在论文中,就辨析内容、辨析语言、用例、辨析原则、方法等这些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值得指出的是,用例中提到的“①小语境清晰、丰富,在小语境中要体现出足够的信息量,尽量保持语言的自然状态,有利于学生记忆;②对比句要有明显的对比度,强化对比点。把同义词放到非常相近的语境中,对比度强,学生易于掌握其异同;③句子的难易要有梯度;④提供错误用例。”可以看作是对上述那些学者采用例句或替换技巧的一个原则上或方法上的指导性补充。在方法部分,她提到了“先列对比句,让学生依靠例句来体会差异,然后再给出语境让学生造句练习,也可以先写出学生错误的句子,让全班同学在老师的暗示或提醒下改正,之后再归纳出每组对比词的异同。”可以看出,这种方法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能够加强学生的印象,有助于提高教学的效率。但笔者认为,错误例子的给出应该把握一定的“度”,以免混淆学生的理解,造成相反的教学效果。

此外,学界还有学者针对易混淆词中的特殊类别进行辨析论述。如程娟、徐晓华(2004)以HSK(汉语水平考试)单双音同义动词为研究对象,将同义动词的辨析角度与方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还如,刘春梅(2006)筛选了《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185组单双音同义名词,通过对比释义和考察应用实例,探寻了单双音同义名词在词义、色彩、功用等方面的差异,现代汉语单双音同义名词的主要差异。再如,陈静(2009)针对名、动、形三种词的偏误原因,着重辨析语素意义、巧设语境,精讲多练,结合中国文化知识,采取了“考察词典释义,简化词义模式,分析归结异同”的辨析步骤。这些学者都是从对外汉语教学混淆词辨析的某个类别词入手,对留学生出现偏误的词语进行详细地描写分析,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对今后学界词汇辨析研究的深入化、细节化方向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个人观点简述

通过对二十一世纪以来学界在同义词教学研究成果的回顾和简要的评析,在此表达一些对此的个人观点。

第一,众所周知,本体语言学界在同义词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对外汉语教学界输送了丰富的营养,不论是同义词的界定方面,还是同义词的辨析方面,上个世纪对外汉语教学界都基本借鉴过来。然而我们发现,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界自身学科理论建设的发展及经验的积累,从90年代末,对外汉语教学界对于“同义词”的界定,已经超越了本体语言中“同义词”的界定,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关于这一术语的范围和标准一再地拓展,从而出现了以新的称说代替了语言本体范畴下的“同义词”的标尺。从对这一称谓脱离了本体限制,到其标准、范围和性质的确定的这些发展历程,我们看到了对外汉语教学界基于本体语言研究,又探索出适合自身教学和研究的对象,真正地走向成熟、走向完善。尽管“易混淆词”的称谓在学界还未达成共识,其辨析的性质和范围依旧有很大的分歧,但较之以前与本体语言相同的“同义词”的称谓,是科学的。关于“易混淆词”的研究,目前还缺乏相当系统的探索,而这些,也恰恰说明了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研究潜力,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还需要学界众多学者们的群策群力。

第二,对外汉语教学界对于“同义词”的辨析内容基本承袭本体语言的框架,在于对意义和用法两大方面进行辨析。对于如何辨析的问题,是对外汉语教学界探讨的热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及技巧方面的摸索。在理论方面,我们从上述内容中看到了发展相对完善的聚合和组合结合使用的系统辨析方法,然而,这种方法,看似系统性强,面面俱到,但笔者认为,在实际的教学操作中,可行性还有待验证。看似毫无疏漏的对比,会使学生加重记忆的负担,忽略对比差异的重点,对于其理解和实际的使用帮助不大。在技巧方面,学者们提出的方法十分有效,但选取一些什么样的句例,应该根据留学生中介语库的资料及日常生活中高频的偏误进行说明,在加强学生的实际辨别能力方面才会有积极地作用。此外,对外汉语教学界不管是在“同义词”、“近义词”还是“易混淆词”的辨析上,对于辨析的原则、语言、内容、方法等具体方面,缺乏系统理论的梳理,主要是基于经验式的论述,而且选取教学对象的层次局限,在普遍代表性上还不具备一定的说服力。这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界今后需要加强致力的方面。

最后,笔者还想从引起留学生混淆词语的原因角度谈一点关于易混淆词语的教学。众所周知,留学生母语的负迁移以及缺乏对中国相关词语文化的了解,也是其将一些意义不怎么相关的词语混淆的重要原因之一。鉴于此,我们可以在进行对比辨析相关词语的时候,适当地导入中国文化的因素,使学生了解词语背后深层的因素,抓住最核心的理性意义。当然如何在辨析易混淆词语的语言教学的同时导入相关文化因素,还需要学界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陈 杰.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同义词辨析[J].理论界,2005.12

2 吴 琳.系统化、程序化的对外汉语同义词教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8(1)

3 张丽娟、李芳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同义词辨析[J].台声•新视角,2005(11)

4 姜 雪.同义词研究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J].考试周刊,2008(12)

5 郭雪玫.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同义词辨析与教学[J].商情•科学教育家,2008(1)

6 赵 新、李 英.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同义词辨析[J].世界汉语教学,2001

7 刘晓梅.对外汉语高级阶段同义词的范围与辨析[A].见:周小兵、朱其智.对外汉语教学习得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443～454

8 邹 雪.同义词、近义词研究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J].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5

9 周 莉.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近义词辨析[J].理论观察,2004(1)

10 张 博.同义词、近义词、易混淆词:从汉语到中介语的视角转移[J].世界汉语教学,2007(3)

11 张 蕾.浅析对外汉语易混淆词教学[J].语文教学(中旬刊),2009(4)

12 杨寄洲.课堂教学中怎么进行近义词语用法对比[J].世界汉语教学,2004(3)

13 徐晓华.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视角看同义词的替换问题[J].现代语文,2007(4)

同义词大全范文4

关键词：双语词典；文化词语；释义

中图分类号：H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2-0370-02

双语词典编纂涉及到两种语言，它的基本任务是研究两种语言在词汇体系中所存在的差异。双语词典为了准确地反映英汉两种语言词义要素的等值、非等值、不完全等值，就必须进行对比。对比不仅需要对比词的语义结构、内涵，词的组合特点，还要对比由于不同语言的文化差异而造成的非等值或不完全等值。不同的语言反映不同的文化，它们不仅用不同的符号命名同一事物，而且往往赋予其不同的文化语义。李明指出，双语词典实际上承担着跨文化交流的任务，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双语词典理所当然应该提供异域文化的信息，尤其是与本族文化相异的内容。双语词典应对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词加以界定。

笔者将文化词语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只属于一种文化的词。在源语中的所指内容在目的语的社会里并不存在。例如汉语中的“仁”“龙舟节”“粽子”等，英语中的“individualism”“privacy”“Thanksgiving”等词。第二类是指在不同语言中存在的大量看似词义相近而实际隐含着不同社会文化意义的词语，比如英汉语中的数目词、颜色词等。第三类是指语言中存在的成语、典故和谚语。双语词典必须点明其文化渊源，揭示其社会文化内涵。第四类即人名、地名，大学、报社、广播电台名等，这类词语也是一国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

下面分别从词条立目、释义和配例三方面考察国内几部词典对上述四类文化词语的处理现状，并与柯林斯英汉双解词典做适当对比。

一、立目

收词立目是词典编纂的第一步，收词的宽窄与词典的质量密切相关。一部大、中型的英汉词典应该适当收录英美文化中重要的人名、地名、城市名、名胜古迹名以及知名大学名。笔者随意选了Thatcher，Napoleon，Toronto和Manchester四个英美文化中的常见词语，它们在四部词典中的立目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英汉大词典》和《英华大词典》（最新修订版）收录了全部四个词条；而《新英汉词典》（世纪版）和《现代英汉综合大词典》只收录了其中的三个。另外，《现代英汉综合大词典》未收录individualism一词。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双语词典还没有能够全面、均衡地收录源语中的国情、文化词语。

二、释义

释义是双语词典的灵魂，释义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词典的质量。以上界定的第一类和第二类文化词语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对应词或者只能找到部分对应词。因此，双语词典编纂者在处理这两类词语时会感到比较棘手。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四部词典是如何对individualism，Thanksgiving，thirteen这三个词以及.carry（take）coals to Newcastle这一成语进行释义的。

（一）释义不尽全面。我们先看这四部词典对Thanksgiving给出的释义。《英汉大词典》对感恩节的历史由来及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具体庆祝日期都作了说明，因而给出的文化信息最为全面；《英华大词典》仅给出了其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具体庆祝日期，未对节日本身做出描述；而《新英汉词典》和《现代英汉综合大词典》只给出了―个对应词“感恩节”，没有提供任何释义。另外，这四部词典对thirteen提供的义项也详尽不一。

（二）释义未给出充足的文化信息。例如在处理individualism和thirteen两词时，四部词典中只有一部给出了详细的社会文化内涵的说明，而不是简单的几个对应词。在解释carry（take）coals to Newcastle时，提供Newcastle是英国产煤地这一背景文化知识的，四部词典中也只有两部。

（三）双语词典对某些文化词语释义的准确性还有待提高。例如individualism一词，它在英语文化中有特定的含义，能否将“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作为其对应词，还有待商榷。

三、例证

词典中的配例起着佐证释义的作用，而且可以给释文提供语境，帮助读者准确运用词目。从跨文化角度来看，配例应适当设置一些与源语文化相关的例证，以帮助传播源语文化。上面四部双语词典除了《英汉大词典》提供了稍多一点的例句外，其他三部词典例句较少，它们几乎没有对这些文化词语配例，更谈不上在例句中传递文化信息了。在随意查看了这四部词典对the apple of ones eye的配例后，笔者发现《英汉大词典》和《新英汉词典》的例句几乎是相同的：His daughter is the apple of his eye.《英华大词典》和《现代英汉综合大词典》未给出例句。在对thirteen一词进行配例时，四部词典给出的竟是同样的例证：the thirteen superstition，另外，《英汉大词典》和《新英汉词典》对thanksgiving提供的例证也是相同的：in the thanksgiving before the meal.由此可见，存在于我国双语词典中的例证不充足，例证缺少文化信息以及例证重复现象应该引起词典编纂者的高度重视。与此相比，《柯林斯》的编纂者由于利用了柯林斯伯明翰大学国际语料库，例证较充足又有新颖性，并传递了较多的文化信息，其对上面列出的四个词条全都提供了例句，而且例句恰到好处地向读者传递了一定的社会文化信息。

以上仅仅是选取了极少的几个文化词语对四部我国双语词典进行了抽样调查，所以还不足以得出系统的结论，但笔者深感我国目前的双语词典在文化词语的立目、释义和配例上有不少需要改进之处。

（一）在收词立目上，要增加收录外国国情、文化的词语。但双语词典要和语言文化词典区别开来，不能将所有有关外国国情、文化的词语都收录进来。对于大、中型双语词典而言，收录面可以广―些，可以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的某些术语和一些重要的人名、地名、知名大学名以及富含英美文化的成语、谚语、名言、警句，同时还要注重词目的实用性。双语词典还要及时收录―些新词，去掉一些古词和废弃词。

（二）双语词典要注意文化词语释义的准确性，要融入尽可能多的社会文化内涵，不仅要给出词条的外延意义，还要给出词条特定的文化内涵的意义。有效的方法是可以进行配图释义。另外，双语词典还可以设立文化诠释，对一些西方独有的文化现象加以介绍或者提供专文，对英美国家的重要背景知识做简明扼要的说明。

（三）双语词典除了在词条释义上需注意文化信息的传递外，在例句翻译中也应充分考虑读者对源语文化信息的需求。双语词典编纂者可以利用一些大型语料库。语料库中的语料对英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颇有帮助。

总之，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双语词典编纂者应进一步增强跨文化传播意识，在词典立目、释义及配例上更多地关注文化词语，关注双语词典的文化传播功能，关注读者了解异域文化的需求。大量的文化信息对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是非常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双语词典只有融入更多的文化信息，才能更好地为语言学习者服务。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2]黄建华，陈楚祥.双语词典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同义词大全范文5

关键词 多义词 义项 设立

义位和义项分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二者所对应的语言单位、范围、考察对象都有一定差异，（尹洁 2013）这就决定了义项的设立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义位的确立。但是，义项的设立要以义位为依据，义位的客观性决定了义项的客观性，这些又都是不争的事实。为此，需要对设立义项制订相应的标准。该标准包括两方面：一是义位的确立标准，体现词义的应然状态；二是义项的设立标准，体现词义的人为处理。关于义项的设立实质上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义位的收录和义项的分合，即在考虑辞书所需的前提下，以何种方式和标准呈现义位。

一、义项设立的前提

义位是客观存在的，在一段时期内每个词大致有多少个义位应该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值。对古汉语来说，除了尚未从语料中归纳出来的义位，对于已知义位应该是能够测查和量化的。然而，就我们所见辞书来看，同一个词却有数量不等的义项出现。这常会让读者以为并不存在某个意义，或者认为是辞书的性质决定义项的多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面对众多的义位，辞书编纂者在收录义位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呢？

1.辞书的定位

义位的存在具有客观性，但是义位的收录却具有主观性。它首先受制于编纂者对辞书的定位。只有在充分考虑辞书的规模、功用和性质的前提下，才能有意识地对一个词已有的、完整的义位进行选编。

（1）辞书的规模和功能对义位收录的影响

“大型语文词（字）典，以语文专业工作者为主要服务对象，应以义位为义项，尽可能对词语的义位、义系作客观的反映；

中小型语文词（字）典，主要供各级学校和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使用，应力求简明扼要，以简驭繁，舍弃部分使用频率较低的义位（即生僻义），合并相邻、相近的义位，因而这类词典的义项有时与义位相当，有时则大于义位。”（苏宝荣 2000：228）

可见，对于大型辞书，义项收录务必求全。只要是该词的义位应收尽收，这样才算完全发挥了辞书的贮存功能，此时，义位基本等同于义项。对于中小型辞书则要有所甄选，根据编纂目的和服务对象决定义位的收录。

（2）辞书的性质对义位收录的影响

从辞书的解释对象来分类，可以将辞书分为百科辞书和语文辞书。“词典学家一般从两方面说明语文词典的性质：一是收词，‘收录语文词条的词典称为语文词典’。若兼收百科词条，也只以常用的、已进入普通语言的为限；二是释义，对条目只作‘语词性解释’。”（黄建华 2001：43）但是，越是大型的语文辞书，收录的百科词汇就越多，黄建华以“指物符号”与“所指之物”来区别语词词条和百科词条，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能将二者截然分开。如：

水 ①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结合而成的氢氧化合物，是无色、无臭、无味的液体。在一定条件下，也以固态或气态存在。水是生物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汉大》）

水 ①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分子式为H2O。

《汉语大字典》（以下简称《大字典》）

水 ①水。

《辞源》

水1 ①最简单的氢氧化合物，化学式H2O。无色、无味、无臭的液体，在标准大气压（101.325千帕）下，冰点0℃，沸点100℃，4℃时密度最大，为1克/毫升。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以下简称《现汉》）

从这四部辞书的性质来看，《汉大》是目前规模最大的汉语语文辞书，广泛收列古今汉语中的词语、熟语、成语、典故和较常见的百科词，集古今汉语词汇之大成，全面反映语词的历史源流演变。《大字典》是当今世界上规模较大、收集汉字单字较多、释义较全的一部以解释汉字的形、音、义为目的的大型汉语语文工具书。《辞源》是我国第一部较大规模的语文辞书，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以常见为主，强调适用；结合书证，重在溯源。《现汉》是中国首部权威的现代汉语规范型词典，属于中型语文词典。性质上，四部词（字）典都是语文辞书，但从对“水”的释义来看，《汉大》《大字典》《现汉》都有百科释义的踪影，《辞源》的释义从表面来看似乎没有解释，实际上《辞源》的编纂目的是为读者阅读古书服务，故用现代汉语释义以沟通古今。

且不谈辞书规模、性质对收词的制约，单就义位的选取来看，语文辞书本应只收录语词义位，但有些语词义位又只能从专业角度解释，如“水”，因此这些需从专科角度解释的语词义位也必须收录。

另外，辞书有共时和历时之分。《汉大》《大字典》属于历时性辞书，源流并重，在义项收录上以量取胜；《辞源》却是重源而不重流，多选取较早产生、在古汉语中较为常用的义位，所取义位和书证的时间下限截至1848年；《现汉》属于共时性词典，只收录当代语言生活中的语词和意义。可见，辞书的不同收词范围也决定了义项的多少。

综合辞书的规模、功能和性质，设立语文辞书的义项应当贯彻如下原则：

a.大型辞书：尽量全数列举字词的所有义位，充分展示词义发展的源流变化，包括本义、引申义；基点义、后续义；源出义、次生义；基本义、一般义[1]；以及假借义和部分语境义。

b.中型辞书：以保证词典的效用为根本，除常用义以外，语义系统中几个重要义位必须收录，包括：基本义、基点义，以及引申义列中各层级上的关键义位和能产义位。

c.小型辞书：从使用频率出发，以常见、常用为主导，除基本义外，一般还需收录引申义列中的部分能产义位。

2.解释的必要性

以辞书的规模、性质为前提，在此之下考虑哪些义位必收，哪些义位可收。这还需从解释的必要性方面进行甄选。

（1）词义的流通范围

对于大型语文辞书，所收义位越全越好。无论是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还是专家学者可能遇到的字词方面的阅读或理解障碍，都应当在查阅大型辞书后得以消除。另外，大型辞书的功能不仅是沟通读者与文本，更是为了贮存，因此，各义位应悉数收录。但对于中小型辞书，限于篇幅和使用对象，有些生僻义因使用频率较低，则不必收录。如部分尚未进入共同语领域的专科义位、只在小范围内通行的地域方言义位和社会方言义位等，中小型辞书无需收录。如：

1 sǎ ①小儿履。②飘忽貌。③举。

2 tā ④只把脚尖伸鞋内，拖着走。

《辞源》

sǎ ①古代小儿穿的鞋子（略）。②把鞋后帮踩在脚跟下；穿（拖鞋）。③飘忽貌；轻举貌。④乐曲中的一个乐段。⑤指低下的物品。亦指事之不振者。……

《汉大》

sǎ ①古代小儿穿的鞋子（略）。②穿鞋时不提起后跟，拖着行走；穿（拖鞋）。③低下的物品。④乐曲中的一个乐段。⑤飘忽；轻举。

《大字典》

sǎ〈方〉 动 把鞋后帮踩在脚后跟下；穿（拖鞋）。

《现汉》

《说文・革部》：“，小儿履也。”桂馥义证：“小儿履也者，履之无后跟者也。”“”作为“小孩的鞋”，本是一个古义，并不常用，除《现汉》外皆将其作为本义置于首项。“飘忽”“乐段”“低下的物品”义在语言中并不常用，只有《汉大》《大字典》全数收录。而“把鞋后跟踩在脚后跟下”“穿（拖鞋）”作为较常见的方言义，除《辞源》外的几部辞书均收录。

可见，辞书编纂者会综合辞书的性质、词义的通行度考虑义位解释的必要性，由此择取义位，选编义项。

（2）辞书全书的统筹性和周遍性

在设立单音多义词义项时，还应顾及义项对下文复音词条的覆盖面。通常情况下，单音词的义位要能够解释下文的复音词，有时也可借助复音词的释义对上文单音词的意义做必要的补充。如：

博 ③通达，多闻。

《辞源》

《辞源》对“博”列出了“通达、多闻”义，以此可以解释下文的多个复音词条。如：

博文 ①通晓古代遗文。

博古 ①博通古事。

博物 博识多知。

博士 ①六国时有博士，……明清有国子博士，太常博士，而以五经博士为孔孟及儒家诸族的世袭官。

“博士”本指“博古通今的人”，后引申为“古代学官名”。《辞源》未对其本义设项，大概认为该义是词组义而非词义，或此义易懂，不具有解释性。但“古代学官”义源于本义，故对“博”设立的“通达、多闻”义，有助于“博士”的理解。

除了要求单音词的义项能覆盖复音词条以外，还需照顾到释语可备检索。现在编纂辞书时要求用元语言释义，若释语较为生僻，则需在同一部辞书中找到对应的解释，这就得为其设立义项。否则，以难解释难解，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读者的理解障碍。如：

谏官 掌谏诤的官。

《辞源》

释语中出现“谏诤”，若读者不晓“谏诤”义，则“谏官”义不明。查“诤”，“①直言规劝，止人之失”。于是“谏官”一词得解。可见，词典在设置义项时要通篇考虑，使所收义项能够覆盖词典的释语。

3.词义的关联性

对于多义词，除了要考虑编纂上的客观因素，还要重视词义的关联性。一般来说，大中型词典在排列义项时如果按照历史或逻辑顺序加以排列，则要考虑引申顺序下词义的关联。即在同一引申义列中，最好将处于词义衍化关键点上的义位收录，便于读者串联前后的引申关系，而不至于觉得词义出现得突兀。这就要求编纂者有较高的专业素质，需要他们在全面掌握词的所有义位的同时，了解各义位之间的关系，明确每一个义位在引申义列中的位置，才能有所甄选。如：

宇 ①屋檐。②屋宇。③四境，界限。④空间。⑤风度，器宇。⑥覆蔽，庇护。

《辞源》

《辞源》给“宇”设立了6个义项。我们整理“宇”的引申义列如下[2]：

宇 屋檐 房屋覆庇物体的边缘疆土上下四方天地之间大器宇

以上8个义位，《辞源》收录了其中较常见的6个，没有收“物体的边缘”和“大”。从引申义列来看，“宇”的本义（或“基点义”）为“屋檐”，由此产生两条引申脉络，一条以“房屋”为源出义，一条以“物体的边缘”为源出义，在后一条引申脉络上，“物体的边缘”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引申出后面的次生义。我们认为，应将其收录，才能使得《辞源》“宇”的义项结构完整、清晰。

二、义项设立的形式

从单个词来看，在一段时间内，义位的现实存在情况和数目多少是客观、稳定的，但是这些义位进入辞书表现为义项的形式却纷繁各异。符淮青（2006：147―148）将义项的表现形式分为三类：

1.一个义项是一个意义。

（1）单义词的义项。如：

碳 非金属元素，符号C，无定形碳有焦炭、木炭等，晶体碳有金刚石、石墨等。……

《新华字典》（以下简称《新华》）

（2）经过细致分析确定的多义词的义项。如：

浅 ①从表面到底或从外面到里面距离小，跟“深”相对。②不久，时间短。③程度不深。④颜色淡。

《新华》

2.一个义项是几个相近意义的排列。如：

繁 ③许多，不少。

《新华》

3.一个义项是某几个方面意义的概括，其下细分为不同的意义。如“打”：

打 ②表示各种动作，代替许多有具体意义的动词：1.除去；2.毁坏，损伤，破碎；3.取，收，捕捉；4.购买；5.举；6.揭开，破开；7.建造，修筑；8.制作，编织；9.捆扎；10.涂抹；11.玩耍，做某种文体活动；12.通，发；13.计算；14.立，定；15.从事或担任某些工作；16.表示身体上的某些动作。

《新华》

这三种类型的义项所包含的意义内容是不一样的。他分别称之为“义项（狭义的义项）”“义项组”和“义项目”。

应该说，只有第一种义项才可能基本和义位对应。义项组是将两个或以上的义位平列所形成的释义组织，集合的义位在语义属性或使用属性上相近，或在引申义列中处于相邻位置，可称为“义项变体”[3]。根据各义位在语言中出现的频率，高频者可称为“中心变体”，其余称为“非中心变体”，中心变体就是这个义项的中心意义。

义项目是通过提取多个义位的共同特征，归纳为一个概括性极强的释义，后面再以释义分述、用法分解、语例分证等方式对释义做出更具针对性的训解。如：

打 ②表示各种动作。（略）

《新华》

宓 同“密”。1.安定；安宁；平静。2.寂静；静默。3.止。4.秘密；不公开。

《大字典》

即 连词。1.表示相承，相当于“则”、“乃”。2.表示假设关系，相当于“如果”、“假使”。3.表示让步关系，相当于“即使”、“尽管”。4.表示转折关系，相当于“但是”、“只是”。

《大字典》

编排义项目的好处是，对于中小型辞书，可以将部分实义位[4]概括合并，以例证代释义，节省篇幅；在大型辞书中，对于强调功能的义位，如某些实义位、副义位和虚义位，可据用法、词性统辖义位，形成义项目，之下再设小项，分释具体意义或功能，以便读者查检。

义项在辞书中可以狭义义项、义项目和义项组的形式呈现，它们是建立在对客观词义的准确把握基础上的技术操作。由于规模不同，体例各异，不同辞书可选择适合的编排方式。在编排多义词的义项时，大型辞书为了全面展示该词的所有词义，应以义位为基础，不加归并，将词义的本来面貌呈现出来。《汉大》对义项的编排就基本遵此原则。如《汉大》“打”列出40个义项，大多能各自对应于一个义位。对比上文所引《新华》“打”条的义项②却囊括了《汉大》十来个义项。

在义项的组织编排上，辞书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充分反映了辞书编纂的灵活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辞书的性质和特点。尽管编纂者可以对义项的编排进行主观性的处理，但主观却不代表随意，需要在一定的准则指导下进行，才能使得辞书的编纂有据可循，而非随意堆砌。

三、义项分合的标准

义项分合标准实为义位归并标准。若从严，最精密的义项对应于义位；若从宽，几个义位可归并为一个义项。除大型辞书外，一般很少有辞书将一个词的所有义位全部呈现。编纂者会根据编纂的目的、要求选编义位，并尽可能地将意义相近、相关或用法相同、相似的义位归并为一个义项，使得每一个义项的覆盖面广，解释力强。这就涉及如何归并义位、设立义项的问题。然而，如何确定义位的相近、相关、相同、相似，有没有一个较为客观、确切的参照标准呢？我们根据义位性质，以义位分析的语义属性、使用属性为基础，制订义项分合的标准。

1.实义位的归并

语义属性是实义位的主要属性，研究实义位的归并也应由此入手。

（1）中心义素不同，一定不能合并。

“宇”有“疆土”和“上下四方、天地之间”两个义位，但是中心义素不同，不能归并。具体见表1和表2：

（2）中心义素相同，类义素不同，一般不能合并；若两个义位的语义属性有直接关系的可视情况灵活处理。如：

彻 ①通，穿，透。

《辞源》

彻 ④通，贯通。⑤引申为透；渗透。明；显明。

《汉大》

彻 ③通；穿。⑤清澈；透明。

《大字典》

“彻”的三个义位“穿透”“通透”“显明”源于《说文・攴部》“彻，通也。”“通”可作为述谓类义位，表示“贯通、穿透”，也可作为修限类义位，表示“通透、显明”，“穿透”与“透明”的引申关系明显。于是，“彻”的三个义位在《辞源》和《大字典》中有不同程度的归并。它们的类义素不同，但中心义素基本相同或者相通，可归并形成义项组。

（3）中心义素相同，类义素相同，语义关涉义素不同，视情况而定。主要区别性关涉义素不同，一般不能归并。如：

守1 ①守卫；防守；把守。

守2 ①戍守疆域土地。……《左传・庄公二十一年》：“五月郑厉公卒。王巡虢守。”杜预注：“巡守于虢国也。”

《汉大》

守1 ⑥保护；防卫。

守2 ①诸侯为天子守土。《字汇・宀部》：“守，诸侯为天子守土亦曰守。”

《大字典》

《汉大》和《大字典》将“守卫”和“戍守疆土”分开，除了因为读音不同（守1：书九切；守2 ：舒救切），也可以从语义上寻其根由。具体情况见表3和表4：

比较两个义位的语义属性，中心义素和类义素一致，关涉义素中的主要区别性义素：主体、客体出现较大差异，故分属不同义位，也不宜归并为一个义项。两个义位属于泛指与特指的关系。

再如动作的“使动”“意动”，它们在语义属性框架中属“动态”参数的内容，不同辞书的处理不同。

“屏”可表示主动地隐藏，作为不及物动词义为“退避、隐退”。如：

（1）《礼记・曲礼上》：“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间，愿有复也。’则左右屏而待。”郑玄注：“屏，犹退也，隐也。”

也表使动，有“令人退避，使回避”义。如：

（2）《战国策・秦策》：“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跪而请。”

辞书归纳如下：

屏2 ③退避；隐退。④使退避。

《汉大》

屏2 ①退避。

《大字典》

屏2 ⑦退避。

《辞源》

这三部辞书只有《汉大》为“使动”义单独列项。从语义属性看，二者只有“动态”一项不同，一为“主动”，一为“使动”；从使用属性看，在语法搭配上，表“主动”的义位不带宾语，“使动”的带宾语，其余属性皆同。辞书没有列出使动用法，大概将“使动”等同于词类活用。那么，辞书该不该为“使动”单独立项，对于这类用法该怎样处理？

“使动”“意动”是古汉语殊且常见的用法，人们大都习惯认作词类活用。李运富（2008：483）认为，将“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与“词类活用”混同是不妥的，原因在于“词类活用是根据同一标准划分的同一级别的不同类词的变用问题，它着眼于词的语法特点；而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是同一类词（动词）的特殊用法问题，它着眼于语句的意义即主动宾间的逻辑关系”。我们同意李运富的看法。辞书收录的是语言中较为稳定的意义和用法，临时的活用、换用或修辞用法自不必收录，但“使动”“意动”是汉语动词殊且稳定的用法，它们不仅直接影响该动词的语法功能和句法结构，而且还凝固为某些搭配，成为固定意义。因此，对于“使动”“意动”，在编纂辞书时应充分体现其特殊性及其在语言中的稳定性。虽不必单列义项，但可处理为义项变体，归于义项组；在不同义项变体下，宜给出对应的书证，以便让读者了解其各种用法。

这里还需要附带说明一类模棱两可的“动态”属性，它们既可看作“主动”“自动”，也可看作“使动”或“意动”。我们认为，虽然某些意义可从“使动”或“意动”的角度理解，但只要能直接理解为“主动”“自动”，则不需绕行。尤其当语言中已有表示“主动”“自动”的词的时候，就应将“使动”或“意动”归并到“主动”“自动”的义项中。如：

平1 ①平坦。②谓使之平。……整治；治理；填平。

《汉大》

《汉大》为“平”的“使动”参数单列义项，实际上，“平”的“使动”属性可有两解：“整治、平治”和“平定、平息”。义项②所表达的是“整治、平治”义，宜归于义项中。

2.副义位的归并

副义位是一个分类复杂、内质不均的义位，有的部分（包括：状态类、方式类、程度类、范围类、时间类、频率类、指代类、语情类）具有明显的语义属性，偏向于实义位，有的部分只表现出使用属性，具有虚义位的特质。然而，在确定副义位的归并时，却不能简单地一分为二，即具有语义属性的副义位，按照实义位的归并原则，由中心义素、关涉义素一一对比后，决定归并与否；具有使用属性的副义位，由语法性质和功能决定。对比几部辞书对“绝”和“已”两个副义位的处理。

绝 副词。极；最。副词。全然；绝对。

《汉大》

绝 副词。表示程度，相当于“最”、“极”。绝对；全然。

《大字典》

绝 副词。1.用于形容词前，表示事物的状态或性质到了极点。可译为“十分”、“最”，或仍作“绝”。2.用于动词前，表示程度之甚。可译为“非常”、“十分”、“极”，或根据上下文义灵活译出。3.常用于否定动词前，表示对所述事实的强调。可译为“根本”、“绝对”等。4.用于动词或形容词之后，表示事态的结果或程度之甚。可译为“断”、“极”等，或仍作“绝”。

《古代汉语虚词词典》

已 ⑦太；过分。⑧已经。⑨已往，从前。随后，旋即。又。……必，一定。

《汉大》

已 ⑥一定，必然。⑧最终；终归。⑨从前；已往。副词。1.表示动作、变化达到的程度。相当于“已经”。2.表示时间靠后的。相当于“已而”、“随后”。3.表示程度。相当于“太”、“甚”。4.表示行为的频率。相当于“又”。

《大字典》

已 ②副词。1.用于动词、形容词、时间名词、方位名词、数量短语前，表示情况已经如此、动作已经进行，或已经达到某个时点、某个时量等。可仍译作“已”。2.用于复句的后一分句，表示前一分句叙述的情况发生不久，便出现后一分句叙述的情况。可译为“不久”、“随后”等。“已”后有时用“而”作“已而”。3.用于形容词前，表示程度之甚。可译为“太”、“过”等。

《古代汉语虚词词典》

以上例子中，“绝”属于意义较为实在的副义位，“已”的用法中较实、较虚的义位皆有，但它们在不同辞书中却未表现出一致性。

从义位归并的角度来看，《汉大》给每一个能够对译或具有功能的义位设立义项，不加归并。《大字典》的处理较为凌乱，时而以语义为标准，不加归并全数列出；时而以功能为标准，将属性和功能相近的义位进行归并。《古代汉语虚词词典》的处理较为一致：以功能和结构特征为标准，将具有近似属性的义位在“词性”统辖下以义项目呈现。从释义的角度看，《汉大》和《大字典》没有统一原则，时而注明词性，时而不注，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

我们认为，尽管副义位的分类复杂，但仍可制订操作标准。方案有二：

（1）全数列出，不加归并

无论是具有语义属性的义位，或是仅具有使用属性的义位，都代表副义位的一种意义或用法，无需区别和归并，全部展示。

（2）部分并列，部分归并

这种情况又可以下分：

a.具有语义属性特征的，按照语义属性特征将具有共同中心义素的义位归并；仅具有使用属性特征的，按功能归并。如：

已 ①副词，表时间。1.最终；终归。2.从前；已往。3.已经。4.已而；随后。②副词，表程度。太；过分。③副词，表频率。又。④副词，表语气。一定；必定。

b.表状态的副义位，因意义最实在，故全数并列；其余则不论类别，均按照各自的语义属性或使用属性归并为义项目。即：

【X】①副词，表状态。……。②副词，表状态。……。③副词，表程度。1.……2.……。④副词，用于……。

这两种义项归并的方案都可行，目的在于既体现副义位的语义属性，又便于读者根据功能理解和查检。同时，我们建议，除表状态的副义位可能与修限类义位有交叉混用以外，其他副义位的类义素和中心义素基本能够准确显示副义位的类别，因此在编纂时最好一律标注词性。

3.特殊情况

尽管我们为实义位和副义位的归并制订了相应的标准，但还需注意一项特殊原则――相关相同原则。也就是说，当两个义位在语义上具有直接引申关系或使用属性上具有相同的语法性质，可根据需要灵活处理。

（1）直接引申关系

有些义位虽然语义属性和使用属性均不符合归并的标准，但因具有直接引申关系，可置于同一义项组之下，成为不同的义项变体。

“定”有“约定、预定”义，表示双方或多方就某事在事前商议后确定。

a.《Y梁传・宣公七年》：“春，卫侯使孙良夫来盟。来盟，前定也。”

“约定”可用在很多方面，专指订婚则产生“聘订、订婚”义。该义产生的时间约在中古。

b.唐唐彦谦《汉代》：“王氏怜诸谢，周郎定小乔。”

从动词“订婚”引申为名词“订婚的聘礼”。

c.《红楼梦》：“我哥哥已经相准了，只等来家才放定。”

对于这个意义，《汉大》和《大字典》的处理并不一致。

定 ⑦约定；预定。……聘订。指订婚的礼物。

《汉大》

定 约定；预定。如：定货；定婚。定婚的聘礼。

《大字典》

我们试着分析“聘定”和“聘礼”的语义、使用属性。具体见表5、表6、表7：

从属性上看，二者的参数条件相距甚远，照理应分设义项。但从语义的关联来看，这两个意义的关系极为密切，是“动作―凭借物”的同域相关。为了便于读者的理解，可将这两个义位置于同一义项之下，作为不同的义项变体。这样，既避免了《汉大》的分散，也避免了《大字典》的不完整和欠准确。

定 约定；预定。聘定。也指订婚的礼物。

（2）相同语法性质

有些义位的类义素相同，中心义素和关涉义素均不同，但具有近似的语法属性，属于同一词类，可利用义项目的形式归并。

乃 ④代词。1.表示人称。a.相当于“你”、“你的”。b.相当于“他的”。2.指示代词。相当于“此”、“这个”。3.表示疑问或指示，相当于“这样”、“如此”。

《大字典》

“乃”作为代词有三个义位，它们的类义素相同，中心义素分别为人称、指示和疑问，对应的关涉义素也不相同，不符合义位归并的标准。但因具有相同的语法性质，可归并后以义项目的形式呈现。

对于这类具有相同语法性质可归并且以义项目形式呈现的情况一般不适用于指称、述谓、修限类义位（泛指性极强的义位除外，如“打”），而仅限于除此以外的其他实义位和虚义位。

附 注

[1]这几类义位是从不同角度分类的结果：本义与引申义是从历史角度对义位的分类，最早的是本义，由本义引申而来的是引申义。基点义与后续义是从逻辑角度对义位的分类，在引申义列中处于基础和起点的义位是基点义，当本义不可考时，它是引申义列的开端；后续义与基点义相对应，是在引申义列中基点义以下所有义位，基本等于引申义。源出义与次生义也是从逻辑角度对义位的分类，源出义是后续义的下位概念，指在引申义列中，除基点义以外，能引申出其他意义的义位；次生义与源出义相对应，指由源出义直接引申得到的义位。基本义与一般义是从频率角度对义位的分类，最常见的是基本义，其余为一般义。

[2]该义列中，除表述或归纳的宽严不同外，标出阴影的义位基本对应《辞源》义项。

[3]蒋绍愚在《古汉语词汇纲要》（2005：42―43）中称之为“义位变体”，实则对应本文的义项变体。

[4]“实义位”是统称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数词、量词和部分具有实在意义的副词所对应的义位，“虚义位”是指除实词以外的虚词所对应的义位。

参考文献

1.符淮青. 词义的分析和描写.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2.黄建华. 词典论.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3.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纲要.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4.李运富. 汉字汉语论稿. 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8.

5.苏宝荣. 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

同义词大全范文6

关键词：同音词，语音形式，意义

中图分类号：H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1005-5312(2010)18-0080-01

同音词现象在各种语言中普遍存在，相较而言，汉语同音词较多。基于这个事实，部分人认为同音词的使用会影响到语言的传情达意。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部分人对于同音词的错误界定造成的。

关于同音词的界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基本上持以下几种看法：一部分人认为同音词应该指“同音同调词”；一部分人虽然没给同音词下定义、划范围，但是从论文所举的词例看，显然把“同音异调词”都算作同音词。既然“同音异调词”还没得到学术界广泛的认可，我们就不应把它作为我们谈论的重点。“同音同调词”中争议最多的是那部分经常出错而影响交际的容易混淆的同音词，同时这也是同音词的难点。以下我们就施旗教授的《容易混淆的同音词》来简单谈一下容易混淆的同音词的界定。

施旗教授在他的《容易混淆的同音词》（十二篇）中指出“报刊上出现的用词错误，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同音词使用混淆造成的”，为了让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且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先后列举了50多组同音词，并加以分析和解释。

针对这50多组同音词，我将之分为四类：一是同音同调词，比如“作”与“做”、“突”与“凸”、“画”与“划”、“词”与“辞”、“权利”与“权力”、“功夫”与“工夫”、“反映”与“反应”、“执着”与“执著”等；二是同音异调词，如“填”与“添”、“期”与“企”、“缴纳”与“交纳”、“实用”与“实用”、“肤浅”与“浮浅”、“贯穿”与“贯串”等；三是错用导致的生造词，如“朗诵”与“朗颂”、“腊梅”与“蜡梅”、“向往”与“想往”、“装潢”与“装璜”等；四是其他，如“邀”与“约”、“馆”与“o”、“压”与“轧”、“经”与“禁”、“和”与“货”与“活”等。

前面两类从字面和所举的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到，“同音同调词，即声、韵、调三者都相同”，“同音异调词，即调不同而声、韵相同”。第三类中的“朗颂”、“蜡梅”、“装璜”等，论文中作出的解释是使用过程中同音混淆造成的错字，字典上是查不到的，在这些文章里施教授是把他们作为容易混淆的同音词来处理的。第四类中“邀”与“约”，文中由于在某些方言中同音，所以看作是同音词；“经”与“禁”，则是一组音不完全相同，但在使用中却能通用，也看作是同音词；“o”是“馆”是异体字；“和”是多音字，四声与“货”同音，二声与“活”同音等。

施教授这里所举的同音词例子主要是报纸期刊上经常出现的，其中不乏见解精辟之处，让人受益匪浅，但是其中有些例子，按照我们目前学术界关于同音词（主要是从语音形式来谈的）的普遍认识，像第二类、第三类和第四类的那些词，我认为并不能归入同音词之列。

在目前教材中关于同音词的定义和范围，除了强调语音形式，还包括了意义的关系，如胡裕树在《现代汉语》中认为，“现代汉语中的许多词意义完全不同，而其语音形式（包括声、韵、调等各方面）却完全相同。这样的词叫做同音词。”而黄伯荣先生、廖序东先生为代表，他们一改关于同音词意义方面的限定，将“意义完全不同”修正为“意义之间并无联系”，从而给同音词定义为:“是语音相同而意义之间并无联系的一组词。”

在用目前学术界的观点分析施教授的文章的同时，我就在思考“第三、四类词怎么会会出现在同音词中？”是偶然还是必然？总的来讲，目前学术界关于同音词的界定还是趋于一致的，那就是“语音形式相同而意义不同”。特别是近几年一些学者论文中几乎都用的是这个概念。经过分析“添、填”、“乱用、滥用”、“展缓、暂缓”等，我们可以看出施教授将“语音形式相同”与“语音形式相近”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了，当然这就让读者很难区分同音词和近音词，是不利于我们对同音词的把握。不过施教授所谈的容易混淆、影响交际的同音词，大多都是从彼此意义相近似的角度出发的，这一点有可取之处。我们知道，“意义不同”是指意义不完全相同，而并非意义完全不相同。因此，为了更好的传情达意，第一类词的比较和研究就是很有必要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施教授《容易混淆的同音词》系列文章中，第一类词，即同音同调且意义相近似但无联系的同音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也是难点。不能因为认识上的模糊性，而任意扩大同音词的范围，这不利于语言的健康发展，因此坚决取缔后几类词在同音词比较中出现。施教授的文章出现的较早，可能大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只是没有纠正出来，也或许已经在各自的文章中泛泛的把它作为错误的典范让大家引以为鉴。对于这个问题，仅这样，我觉得还不够，所以在这里我比较深入的探讨了一下怎样界定容易混淆的同音词，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