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罢官的故事范文1

拍案而起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引起他震怒的就是刊登在该日《文汇报》头版头条署名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该文不仅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还捕风捉影别有用心地诬蔑吴晗“影射”现实，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名为“学术讨论”，实则蛮不讲理，字里行间杀气腾腾，令人不寒而栗！

这篇文章的后台一定是！几年来，彭真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排除和**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频频干扰和发难，因而得罪了这位急于在中国政坛“露峥嵘”的“中国第一夫人”。面对她的挑战，如果退却半步，任其为所欲为，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围绕着《评》，彭真与等人进行了顽强的抗争。

勉为其难文化组长规范学术批判 居心叵测 “流动哨兵”锁定《海瑞罢官》

1964年7月，为了在全国文化战线上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负责规范和领导当前开展的学术批判，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但深谙当前文化战线状况的彭真意识到这是一桩苦差事，不好干。

自从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便不断升级，政治批判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搞得全国文艺界以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人心惶惶。彭真虽然采取了许多制止大批判不断升温的措施，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与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对文化战线形势的错误判断有直接关系。

1963年12月12日，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各种艺术都是死人统治着。戏剧部门的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大问题。许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他在全国文联整风的一份文件又作了一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做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彭真虽然对的判断不敢苟同，但又必须贯彻的批示精神，这显然十分为难。

更令彭真头疼的是那个当时在党内外无一官半职的。她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拿着的两个批示当尚方宝剑，肆无忌惮地扣帽子，打棍子，今天批这个，明天骂那个，把文化界甚至意识形态领域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

说她是文化战线上一个小小的“流动哨兵”。1962年向全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以后，便使出看家本领，在文化战线上捕捉“阶级斗争”新动向。京剧《海瑞罢官》就是她在1962年7月6日发现的“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 的“大毒草”！她当即找有关部门负责人，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遭到拒绝。后私下找到北京的一些“笔杆子”，欲先批后奏，又未能如愿。

彭真刚就任五人小组组长，便找上门来，要彭真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还向彭真提供了一些包括吴晗在内的所谓“坏人”的名单，要一块批。在她看来，“倒下一个吴晗，后面就是一大串”，批《海瑞罢官》，批吴晗，更容易联系“现实”，为其所用。

“我看《海瑞罢官》没什么问题，吴晗这个人我了解，政治上很可靠。”彭真一口回绝。

“是吗？那你怎么理解的两个批示？”带着挑衅的口气问道。

“的指示当然要贯彻执行，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现在学术批判动不动就提到政治上来，弄得大家很紧张。这样我们怎么发展科学文化事业？”

彭真之所以敢理直气壮地肯定《海瑞罢官》，是因为他知道提倡“海瑞精神”。

1958年的，浮夸成风，很多同志害怕犯右倾错误，不敢实事求是讲真话。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号召全党同志要讲真话，并特意提出要大家学习明朝宰相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后来的秘书胡乔木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吴晗，鼓励他写海瑞。吴晗很快就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同年9月，吴晗又先后写出了《论海瑞》、《海瑞的故事》等文章。这年下半年，吴晗应北京京剧团的要求，在有关专家学者的帮助下，将海瑞的故事改编成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京剧团于1961年初公演。

有关海瑞的文章和京剧，一面世就受到了读者和观众的认可和欢迎。提倡“海瑞精神”的在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后，也说好。历史学家动手写戏，引起了史学界和文艺界的注意，报刊上很快展开了关于历史与历史剧关系等的问题的讨论，学术领域一时活跃起来。吴晗谦虚地说自己是抛砖引玉。总之，学术争论，大家都认为很正常。

1964年9月，彭真来到杭州向汇报有关工作后，突然问：“你这个五人小组组长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啊？搞了京剧改革，我看学术上也要开展批判，不要死气沉沉嘛。”还特意问起了吴晗的情况。

彭真向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并坦言自己的看法，他说：“搞京剧改革是有成效的，但她对文化界、学术界和历史界的看法太偏激，吴晗在政治上和我们党靠得很紧，没发现他有什么问题。大家都觉得有点左，而且喜欢强加于人。照她看来，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笑着说：“我也不赞成她信口开河，她是她，我是我，她并代表不了我。就像张洁清同志（彭真夫人，笔者注），她能事事代表你吗？”最后就学术批判的事对彭真说：“这是你份内的事，由你决定。”

听这样说，彭真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回到北京，就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遏止学术批判随意政治化、随意点名批判的措施，一度紧张的空气缓和下来了。

然而，对《海瑞罢官》始终耿耿于怀的，见在北京施展不开拳脚，便采取迂回战术，南下上海。

阴谋策划突施“重镑炸弹” 奋起反击彭真出台《二月提纲》

从1965年2月至11月，频繁活动于北京上海之间，目的就是秘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打北京市委，给彭真来个措手不及。

在上海组织批判文章，对来说是轻车熟路。上海有的“知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1965年5月发动对昆剧《李慧娘》及其作者批判的文章就是在他支持下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发表的。虽然柯庆施在1965年4月9日亡故，但他向举荐了大批判的行家里手、。

为炮制这篇与众不同的批判文章，费尽了心机。

要搞的批判文章是想让读者明白，吴晗1959年写有关海瑞的文章时，就“未卜先知”，要为发生在1961年的“单干风”和1962年的“翻案风”喊冤叫屈。以至《评》公开发表一个月后，仍心虚不已，他说：“我们的论点站不站得住脚，分析的充分不充分，分寸适当不适当等等，那是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1959年至1961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文章署名，是因为他当时不过是“青年文艺评论家”，尚未显赫，便于持不同政见者跟他“讨论”；至于为什么不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是因为《文汇报》历来有“民间报纸”的身份，也便于“讨论”。

就这样，等人历时八个月，十易其稿，精心炮制的“重镑炸弹”―――《评》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基地”发射，直轰北京。

《评》一发表，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先是华东六省一市，尔后是全国其它省市的党报纷纷转载。十天后，又被印成单行本。思想文化界陷入空前混乱之中。

地方报纸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的副市长，彭真事先不知道，连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等都被蒙在鼓里。彭真厉声责问“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1967年4月12日，已大获全胜的在一次讲话中得意洋洋地透露了她在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同志、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说明。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了七、八个月。春桥同志每次来北京，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那几天，彭真坐卧不安，每当电话响起，便急忙亲自去接。秘书看到他心急火燎的样子，不由得劝说道：“彭书记，小心急出病来，大不了就是一个吴晗的问题，她能把北京怎么样？”

“什么？”彭真瞪起了眼珠子，“你怎么能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来？你以为是吴晗一个人的问题吗？不！他身后有一大批跟着党走的知识分子，我作为一名党的负责干部，要对广大干部的政治生命负责，就是豁出去不干这个市委书记，我也要站出来说公道话，绝对不能让这些人肆无忌惮！”他连续召开座谈会，征询各方面对姚文的看法，通过摸底，彭真得出结论：《评》不得人心。彭真心里有底了，他下令：

“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的文章！”

“的书一本也不要订！”

彭真凭着正义和良知，一面拒《评》于京门之外，一面安慰已被巨大压力搞得神情恍惚的吴晗。

北京各报顽强对抗至第十八天，彭真突然接到的电话，要求北京各大报刊立即转载的文章！原来，见《评》文公开发表后北京各报毫无动静，十分震怒，便下令出单行本，全国发行。彭真听说后心里“格登”一下，怪不得这么有恃无恐。

次日下午，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由召集的有关转载姚文事宜的会议时，与不期而遇，短兵相接。

“你从上海回来了？”

“想回就回，想去就去，还要经过你批准吗？”

“你也来参加会议？”

“我哪敢参加您市长大人的会呀？你开会从来是不通知我的，看来我们真不该在此相遇啊！”

“话不能这样说，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提，用不着拐弯抹角。”

冷笑一声：“原来你还挺谦虚，会听别人的意见啊！我倒听别人说北京几乎是你一手遮天，都快成独立王国了。不过我还没这么说。我劝你还是收敛一些，别走得太远了吧！”

“同志！”彭真强忍着怒火，严肃地说：“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和我说话的。是同志，还是领导？是同志，你就把态度放平等些。如果是领导，我倒劝你先认识一下自己。北京是人民的天下，只要我当一天市长，就不容许任何人肆意欺凌我们的同志！”

“好，你说得好，我以什么身份和你说话，你将来会知道的。”气得脸色苍白。

1965年11月29日、30日，北京各大报纸先后转载了的文章。27日，在巨大的压力和彭真的劝说下，吴晗违心地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刊登在《北京日报》显著位置上。发射的“重镑炸弹”终于在北京“全面开花”。

随后，在进一步的鼓动下，全国各地的“批判家”们纷纷跟进，一场超越学术争论的政治大批判在文化战线上迅速展开，搞得彭真穷于招架。不仅如此，还要求彭真向上海的同志学习，把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引深一步。

还要往哪里引？

1965年12月22日，向前来杭州汇报工作的彭真揭了“密”：“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的官。也是海瑞。”

彭真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他郑重地对说，根据调查，吴晗同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联系。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以后再作结论。

1965年2月3日，彭真根据***、、***的意见，在北京召集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上，彭真不顾康生的反对，要求今后的学术批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彭真的意见得到了其它同志的一致赞同。会议形成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称《二月提纲》）。2月5日，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审议并同意将《汇报提纲》上报。

2月8日，彭真率五人小组全体成员到武汉向请示。看了《二月提纲》后没有表示不同意见。2月12日，经在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二月提纲》就以中央的名义下发全党。

《二月提纲》强调：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很明显，《二月提纲》是想将这场大批判尽量加以限制，以避免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斗争，避免引起更大的社会混乱。

《二月提纲》出台后，文化学术界人士都松了一口气。吴晗看到后，激动地对彭真说：“这样的提法我打心眼里服气，只要是实事求是，即使批评过火都没关系，只要不轻易戴上帽子就行！”

那些“风派”批判家一看风向不对，都纷纷作撤退的准备。全国的大批判热潮立即缓和下来。然而，彭真不敢有丝毫怠慢，一来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二来那个当代“海瑞”着实令他放心不下，弄不好会前功尽弃。于是，2月中旬，彭真离开万事缠身的北京，前往四川视察工作。

远赴千里密会当代“海瑞” 宁折不弯婉拒彭真

1966年2月中旬，彭真出现在成都永兴巷7号。这里住着已被“罢官”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当代“海瑞”。

去年的9月23日，彭真陪同、***、***在***住地约见了闲居六年的。那天，与坦诚相见，畅谈了五个多小时，并决定启用出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

对在场的***等说：“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我过去反对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少奇、小平同志要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还对说了一这样的话：“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的谈话真挚热烈，随意坦诚，令十分感动。

看到此情此景，彭真心里十分欣慰，希望两人之间误会就此烟消云散。

将心中的委曲抛至一边，顾全大局，只身赴川，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但风云突变，不到半年，又一次被推向了政治斗争的前台。

1962年党中央开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调整经济政策，并对在1959年反右倾以来被错误批判、打击的干部和群众进行了甄别工作。但不仅没得到，反而在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上（七千人大会）再次受到了批判。

满腹委屈的听说后悲愤难平，不得不进行申述，分别于1962年6月16日和8月22日向和党中央交了两封长长的申诉信，再次请求中央对他所犯错误进行全面审查。

的信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激怒了，加上等人危言耸听，推波助澜，对误会加深了，对吴晗写《海瑞罢官》的动机也产生了怀疑。

深知刚烈秉性的彭真，怕他受不了《评》的刺激，又生出事端，使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局面前功尽弃。所以彭真不远千里来到成都。

见到彭真，激动地连声说道：“你们到底来了！你们到底来了！”

还未等彭真坐稳，就迫不及待地问：“党中央下一步要干什么？我实在是被弄糊涂了。批判《海瑞罢官》，怎么把我给联系起来了？

望着眼前饱受屈辱、备尝孤独的“彭大将军”，彭真感慨不已。“你沉住气，我们五人小组搞了个《二月提纲》，中央已批准并转发全党，你看看。”彭真边说边将一份《二月提纲》递给他。

一口气看完了《二月提纲》。他连连说：“好！好！就应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充分让人讲话，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呢。的文章只许他放火，不许别人点灯，太霸道了！”

彭真向他介绍了吴晗的情况，然后郑重其事地对说：“现在不是吴晗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牵扯到一大批人。所以我这次来是想请你配合一下。”

“我？我能配合你什么？”瞪大了眼睛。

彭真盯着说：“第一、建议你辞去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从此埋头一些室内的研究工作，不再出头露面，这样可以减小目标，少引起别人的注意；第二、我劝你向再写封信，收回你的申诉书，把自己的功过是非留待后人去说，你服从党的决议就是了；第三、你向中央写个报告，实事求是地说清楚你和吴晗的关系，帮助我们解脱你和他的关系。”

听完彭真的建议，厚实的胸膛急剧地起伏着，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激动地说：“彭书记，我是准备忍辱负重的，也准备委曲求全。但我这个人你知道的，宁可让别人把我打倒，自己绝不倒下。第三条我可以照办，我不能让吴晗同志无辜受牵连。第一、第二条我坚持立场！”

彭真这才明白他和之间的历史误会有多深！

就在彭真在四川视察期间，从北京不断传来“坏消息”：吴晗已到京郊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月提纲》有问题，是大毒草……联想到这些天来报纸上、广播里的大批判语气越来越激烈，调子越来越高，不仅公开把吴晗和挂起来一起批判，而且将点名批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气氛越来越不对劲。彭真感觉到了一种不祥之兆。

操持《纪要》握尚方宝剑成“旗手” 颁发《通知》彭真引发十年“”

1966年3月6日，忧心忡忡的彭真回到北京，立即拨通在武汉住所的电话，可一接通马上就被掐断，反复多次都是如此，这在以前还从没发生过。彭真仿佛突挨一句闷棍，痛，又说不出话来。

还未等他缓过劲来，“电话事件”又给了他重重地一击。

3月11日，为了搞清北京的动向，派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到北京就《二月提纲》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其中所说的“学阀”指的是谁请教了副部长许立群。许立群当即请示了彭真并作了记录：

许：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 因为有大腿。

彭：你去问、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第二天，许立群把彭真的答复用电话告诉了杨永直。正在上海搞“座谈会”的得到消息后，心中狂喜，连夸这个情报弄得及时。她马上将此报告了。听说后大怒，3月28日、29日、30日，在杭州与康生、等人的谈话中严厉批评了北京市委和，说他们包庇坏人；说《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 是非不分，是错误的；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北京市委；说吴晗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要求彭真就“电话事件”向中共上海市委道歉！

4月16日，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的问题，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4月28日、29日，再次对彭真和北京市委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北京市委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进攻！

在1966年天安门的“五一”庆典上，往年主持庆典的彭真消失了。

却春风得意，一路高歌猛进。

自2月份以来，彭真与围绕着学术大批判的斗争已呈白热化。

2月3日，彭真五人小组开始紧急制定《二月提纲》；则在上海紧锣密鼓开“座谈会”，要搞出个与《二月提纲》分庭抗礼的“东西”。

搞的这个座谈会世所罕见。

求助军队请出了。要借以壮声威，求之不得，一拍即合。于是乎，一场只有一人“谈”四名军队干部只准“洗耳恭听”，主要是看电影，看戏，看中谈、谈中看的“座谈会”在上海开谈。就这样说说停停，停停说说，拖拖拉拉前后历时18天！

2月20日，军队的四位同志将断断续续，零零碎碎，东拉西扯，颠三倒四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汇报提纲》。看后十分不满，她要求陈伯达、、参加修改充实，前后八易其稿，从三千多字增至一万多字。这期间，发生了“电话事件”，正往彭真头上栽赃诬陷的等人又狠狠地记了一笔。

对搞的《汇报提纲》偏爱有加，亲自修改了三次。后经之手，形成了《同志委托同志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心中窃喜，她所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3月23日，当这份虽然还是打印稿，但经“亲自修改”，“同志委托同志”搞的《纪要》展现在彭真面前时，他明白了：《二月提纲》夭亡在即。

“文艺界在建国后，被一条与思想相对立的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文艺界这条黑线”，“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才能完成”。《纪要》中这些措辞激烈的话把彭真看得头晕目眩！

4月10日，处境艰难的彭真履行着他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职责，根据的意见，将《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印发全党。

《纪要》既出，《二月提纲》则亡。谁也没料到，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宣告了中国一个惊天动地时代的到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会议对彭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还将他和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因所谓“窃听器”事件蒙冤）、刚挨批判不久的总参谋长罗瑞卿、部长陆定一捆在一起批判，打了个“彭罗陆杨集团”。这次会议最具标志性的“成果”就是通过了《中国***中央委员会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该《通知》是由陈伯达、康生、、、等十人组成的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亲自定稿的。

《通知》向全党全国宣布：中国***要开展“无产阶级”。

于是，《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1966年5月16日，即所谓“无产阶级”开始之时。

《通知》下达之后，彭真被停职，三个月后被撤职。

5月17日，“和彭真一伙的”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自杀。

5月23日，的秘书田家英，被扣上“篡改的指示”（按彭真指示没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等几句的话扩散）的罪名横遭围逼，自杀。

发誓“要跟斗争到底”的吴晗，于1969年10月11日惨死狱中。

当代“海瑞”元帅1966年12月24日由一声令下，被红卫兵从四川押回北京，受到法西斯式批斗，身心备受摧残，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去世。

一路春风得意的于5月28日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新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8月30日又升为“组长”。新的“中央”后来逐步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权倾一方，人们闻之不是“肃然起敬”，而是“谈江色变”。一代“文化革命旗手”诞生。从此，毫无顾忌的呼风唤雨，祸国殃民，一晃就是十年。

被解职后的彭真身陷囹圄13载，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1月才得以恢复人身自由。、吴晗、邓拓、田家英等也先后被昭雪。

海瑞罢官的故事范文2

【丘濬故居】 丘濬，海南古代名人中职别最高者，世称琼台先生，卒后谥文庄。以殿试二甲第一名出身的丘濬，入朝为官四十多年，从翰林院庶吉士到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官至卿相，位极人臣。丘濬的横空出现，也使得海南的历史篇章突然变得熠熠生辉，所谓恐虽天下望郡亦稀，洵海外衣冠胜事也!

位于海南省海口市府城金花巷的丘濬故居，见证了五百多年前从这里走出了一位深得皇帝倚重的阁臣。古朴的院落附着了这位理学名臣的成长故事，更寄托了这位宦游老人难以释怀的故园之思。

【海瑞故居】 海瑞（1514～1587年），琼山人，号刚峰，生性峭直严厉，不肯阿上，又清苦自律，力摧豪强，厚抚穷弱，所以深受百姓拥护，而经常触忤当道，曾经三次丢官。一度入狱。他为民众做了很多好事，深受百姓爱戴。海瑞一生刚直无私，洁身爱民，砥节砺行，海瑞去世后，身无分文。发丧时，农辍耕、商罢市，号哭相送数百里不绝。后来赐谥号忠介，百姓称他为海青天。

海瑞故居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红城湖路。这是一座纪念性的仿明代海南民居风格的建筑群。1997年，琼山市（原来是市，2002年撤市规划到海口设区）各界筹资重建。重建后的海瑞故居由前厅、正堂、后屋、书斋、花厅、书童间、杂用间、厨房等单体建筑组成，1998年列为琼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岳崧故居】 张岳崧，系海南科举时代唯一的探花，曾让嘉庆皇帝大赞神州大地何地无才。官至湖北布政使（从二品）。他主持编纂《琼州府志》，擅长书画，是清代知名的书画家，与丘浚、海瑞、王佐并誉为海南四大才子，是海南读觉、吟觉、写觉、忠觉四绝中的写绝。

张岳崧故居位于海南省定安县龙湖镇高林村。故居西侧建有张氏宗祠，为张岳崧晚年亲自筹建，宗祠占地约1500多平方米，有完整的山门、前殿、正殿、廊庑。故居1986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被评为海南十大历史文化名村。

【王佐故里】 王佐（1428～1512）字汝学，号桐乡。临高县蚕村都（今海南省临高县博厚镇透滩村）人。明代海南著名诗人。透滩村内现保存尚好的礼魁坊、节孝坊、王佐公祠、王佐墓、慈训堂、石桥等历史遗址被专家们誉为海南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王佐以吟绝著称，他与丘濬、海瑞、张岳崧齐名，并称海南四大才子。

王佐故里位于临高县城以东10公里处透滩村。该村自然生态保存完好，古木参天，绿树成荫，有三滩九曲、桐乡夏荫等透滩八景。朋友，如果你从未到过透滩村，我要告诉你，那里是一个有着生动故事的地方，是一卷积淀着历史文化的书，让人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王弘诲故居】 王弘诲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登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会试同考官、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职，卒后被赠太子少保。王弘诲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张居正当宰相时十分专权，王弘诲写了《火树篇》和《春雪歌》来讽刺他，遭到张居正打压达14年之久。

王弘诲故居位于海南省定安县雷鸣镇龙梅村。嘉靖四十年 (1561年)，年仅19岁的王弘诲考取乡试第一名解元。定安县城古城墙西侧解元坊，正是为纪念他而落成的。

【王映斗故居】 王映斗，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登进士，历任内阁批本、侍读学士、大理侍卿，奉天府丞兼提督五省学政。 王映斗故居位于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春内村。故居始建于清同治年间，外观酷似一座宽大的城堡，内有12院72房，为定安境内建筑规模最为宏大气派的一处私家豪宅。现故居右侧2幢正屋已多处损坏，1幢已濒临坍塌，2幢后枕屋几经维修，基本保持原貌。

【王家齐故居】 王家齐，又名王毅修，法名莲华正觉（藏名贝嘛布达），藏传佛教宁玛巴第三十三代金刚大阇阿黎，著名佛学家、宁玛巴第三十四代金刚上师黄念祖教授的密宗衣钵传承上师。解放初期汉族四大活佛之一。近代藏密东传后汉地的首位金刚上师。

王家齐故居位于海口至屯昌国道海榆中线62公里处山柚村路口往东1.5公里的山柚园南佛（福）村。王家齐故居，坐北朝南四合院式砖瓦建筑，四周绿树成荫，总占地约600平方米，久经风雨至今依然保存完好。

【宋氏祖居】 宋氏祖居位于文昌市昌洒镇古路园村。宋庆龄的高祖、曾祖和祖父三代都居住于此。文昌市人民政府于1985年修复了宋氏祖居。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以及她的家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深远，有关宋庆龄的史料、照片、图表、绘画有230多件。

【何家大院】 从海口市老城区解放西路海口购书中心一侧小巷进去后，左拐不远再右拐直走20多米便是义兴后街67号。如果不是特意来寻访的话，很难想象这幽深小巷里曾经就是清末民初海口第一豪宅何家大院。

海瑞罢官的故事范文3

天机泄露

1949年2月，南京首都警察厅保安警察总务主任李瑞甫，匆匆忙忙来到南京北区警察局局长兼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北区指挥部少将指挥官刘海亭的办公室（二人是中央警官学校同学）。一见面，李瑞甫就对刘海亭说，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叫保安警察队到国防部去领几百枝美式卡宾枪，总队队长唐精武想趁机会去领几枝布朗宁手枪，但国防部负责发武器的于广荫感到为难，不肯发给他。李瑞甫知道刘海亭与于广荫比较要好，所以前来求刘海亭帮忙疏通。刘海亭一口答应下来。不久，他们即多领了12枝布朗宁。

事成后，刘海亭好奇地问唐精武:“黄厅长领这么多卡宾枪干什么用，是不是想更新警察厅的装备？”不想唐精武压制不住得意的心情，透露了黄珍吾曾经叫他草拟的一个打游击的秘密计划。原来他们领取卡宾枪不是为了更新南京警察的装备，而是为了将来打游击用的。唐精武说:“我们在战场上恐怕不行了，南京早晚要丢掉。黄珍吾有一个设想，准备在闽､浙､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建立一个游击根据地。因为一､那里三省交界，有空子可钻，有回旋的余地;二､该处山多，地形复杂，便于隐蔽;三､四周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军用和粮草的补给不成问题;四､闽浙两省靠近海岸，既便于从国外接济武器弹药给养，又可在遭到围剿的时候，从海上逃跑。将来大部队反攻时，可以从游击区向北挺进，捷足先取南京，争取首功。”听了唐精武的一席话，刘海亭恍然大悟。但唐精武却浑然不知，这个天大的机密从他口里泄出，却引来了一场轰动全市的警察罢岗事件。

原来这位南京北区警察局局长兼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北区指挥部少将指挥官的刘海亭，早在前一年（1948年）即由田竺僧介绍，参加了由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郭春涛领导的地下革命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并且在此以前，刘海亭早已通过河北省旅京同乡会的关系，与中共地下组织的田绥祥同志和民革中央常务委员王葆真领导的民革南京分会地下组织胡勤业等人取得了联系。于是，大家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统一领导下，互相配合，在南京开展了民主革命的反蒋斗争。

此时，刘海亭得到这个消息后，不取怠慢，便马上告诉了田竺僧和胡勤业。中共南京地下组织认为这个情报很重要，立即指示胡勤业，要刘海亭利用黄珍吾贪污疏散费的案件，发动全市警察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运动，粉碎黄珍吾建立游击据点的阴谋。

关于黄珍吾贪污疏散费问题的情况是这样的:1949年1月，政府开始南迁，中央党部和行政院首先迁往广州。这些机关的公务人员，有的愿意随同逃亡，有的则不愿逃跑。政府为了安定人心，规定对准备逃迁的公务人员每人发给3个月薪水的“应变费”，作为安顿家属之用;对不愿南逃的公务人员也发给3个月薪水的疏散费，就地遣散。留在南京的公务人员为了团结自救，组织了“留京公务人员联谊会”，到财政部去**，要求继续发给薪水，财政部不同意，便激起了大家的公愤。当局怕事情闹大，便一面宣布“留京公务人员联谊会”为非法组织，加以取缔;一面则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将疏散费由原定底薪的150倍，增加到280倍。但黄珍吾领到首都警察厅全体官警的疏散费以后，却扣押不发，企图贪污肥己。这是很容易引起众怒的事情，所以当时中共南京地下组织指示刘海亭等人，要利用这一事件来挫败黄珍吾准备去闽浙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阴谋。

巧设圈套

刘海亭得到指示后，想好了策略，立刻去找在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时的同学､时任南京中区警察局局长的马广运。马广运是刘海亭的挚友，也是民革成员。二人商量一番以后，决定利用各自的有利条件，进行摸底活动。没有多久，他们即得知黄珍吾已将领到的武器弹药以及他的私人行李装上卡车，准备运往福建。经办这件事的是黄珍吾的亲信薛凤（特警大队长），卡车就停在延龄巷特警大队部内。恰巧，延龄巷属中区警察局的管辖范围。马广运查明了发车时刻，就在前一天夜里派人利用职务之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卡车的轮胎弄坏了。

第二天拂晓，这辆汽车的司机匆匆钻进驾驶室，很快发动车子开走了，哪知卡车一出延龄巷就在大行宫街上抛了锚。大行宫是南京的热闹地区，此时天已大亮，行人熙熙攘攘，车辆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交通很快被阻塞。薛凤本来是想开卡车趁凌晨人少之际悄悄溜走的，但没想到“出师不利”，一下被困在闹市区。他见到装满武器的卡车成了行人注意的目标，十分恼火，向着满头大汗的司机大发雷霆，指责他临行前不加检查，以致出了这个大乱子。司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心里也憋了一肚子气。这时，马广运事先布置好的交通警察出现在卡车前，他指责司机，说他违反交通规则，妨碍车辆运行。这个司机正有一肚子气，当即和交警吵起来，于是交警行使职权，将卡车扣押，并拖到中区警察局处理。

此时，田绥祥指示中区警察局局长马广运离开警察局，假装不知道这件事，和刘海亭二人到一位姓朱的朋友家去打麻将､吃饭。估计马､刘二人已远离了警察局，田绥祥又通知了在《南京人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同志，以记者身份赶到中区警察局去采访。这样事情就闹大了。第二天，《南京人报》以大标题登载了揭露黄珍吾的消息，说:“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开溜失风，带着他的姨太太及金银十多箱，乘汽车到明故宫飞机场，准备上飞机逃走……”消息见报后，顿时整个南京城为之哗然。黄珍吾又气又急，悍然下令刑事警察的便衣特务，将《南京人报》报社捣毁查封，并勒令停刊，要该报在其他报纸上登载声明，予以更正，并向自己道歉。这即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捣毁《南京人报》事件。对此，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则花钱向首都卫戍总司令部经过一番活动疏通，《南京人报》很快又得以复刊。田绥祥为了安全起见，也奉命带着家属离开了南京，转移到上海居住。

罢岗事件

黄珍吾开溜失风的消息发表后，首都警察厅全体警官义愤填膺，纷纷指出:“黄珍吾的金银都是从我们头上刮去的，领了我们的疏散费不发，却带着姨太太要逃跑，我们不能答应。”不少警官到清凉山的警察学校集会，有些人气愤地说:“黄珍吾再不发疏散费，我们就不上岗。”

这天晚上，刘海亭睡在局长室内，床边就是一个自动电话。刘海亭冒用东区警察局太平桥警察所值班人员的名义，给西区警察局水西门警察所值班人员打电话:“你们那里怎样了?”对方被问得莫名其妙:“什么意思?”刘说:“你们怎么不知道？南区和东郊警察局的几个警察所都来电话说他们已经罢岗了，黄珍吾不发疏散费，大家决不出勤上岗。”对方一听:“原来这样，那我们也罢岗。”于是那个值班人员又打电话给其他局､所，探问联系。这样，一夜之间几乎全市的警察局和警察所都知道了这件事，经过串联，决定以警察罢岗的行动来**黄珍吾的贪污，逼他发放全体官警的疏散费。

海瑞罢官的故事范文4

公元1839年1月，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的湖广总督林则徐启程离京，前往广东查禁**。令人奇怪的是，这位钦差大臣所发出的第一道公文却与**毫无关系：“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务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送，私送者定行特参”。此令一出，各地官员顿时议论纷纷，私下里对林则徐表示置疑。要知道，几千年来，官员之间的迎来送往已成为中国古代官场中的一大痼疾，尽管它极大地损害了为官者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但也早成为众多官员们的生存法则。

封建统治滋生接待文化

在古代中国，官场上的接待由来已久。早在汉代，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官员接待方面的制度。不过在当时，这些制度都是比较严格的。一些记载表明，汉代官员外出执行公务时，通常由沿途的驿站负责接待，而接待的标准都有详细规定。比如当县令派手下到地方上办事时，办事员需要持介绍信才能得到接待，而介绍信还必须由县政府的三位副职联合署名才能生效。如果一旦发现驿站接待了因私人员，县令就会派人查处。汉代还规定，接待时，官员的级别不同，吃饭的标准也不同。级别高的可有肉有酒，而级别低的则只有少许肉，不能喝酒。但是自汉代以来，随着政府机构的不断扩充，中央与地方以及各地方之间的公务往来也不断增多，从而滋生出了特殊的官场接待文化。

中国古代的官员非常重视接待时的排场。而且，为了博得上级领导的欢心以求得升迁，或出于利益关系而互相结交，在接待的背后，又往往会伴随着形形的腐败现象。据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州郡甚至设置了称为“送故主簿”的专职官员。宋朝时，政府曾明文规定“凡点检或商议公事、出郊劝农等，皆准公筵”，意即官员下乡检查工作时可以用公款吃喝。所谓的公款吃喝，常常又会摊派到百姓身上。因此在民间，人们常戏称大官的出行是“四大天地”：出来是惊天动地，到了以后昏天黑地，弄得老百姓哭天喊地，走了以后大家欢天喜地。

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上，流行的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法则，于是当那些高级官员到地方上执行公务时，众多的地方官员便会挖空心思巴结奉承。据说，明代万历年间大臣张居正有一次回家奔丧，为了让丞相大人旅途舒适，真定知府钱普专门命人为其制作了一座豪华的轿子：轿前有好几重门，门后有考究的寝室以供休息；两旁各有一小亭子，里面分别有一名童子，专门负责打扇焚香。就这样，三十二名轿夫抬着张居正，浩浩荡荡一路南下。由于听说张居正喜欢美食，每到一地，当地官员都会投其所好，将上百道珍馐美味呈送到饭桌上。可是面对这一切，张居正居然感慨没有下箸之处。幸好钱普是无锡人，能烧得一手吴地菜肴。当张居正吃到钱普亲自烹制的美味后，方才满意地说：“我一路走到这儿，才算吃了一顿饱饭。”

海瑞不吃这一套

明代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官场上的接待之风更是令百姓苦不堪言，甚至一些基层官吏也痛感无力应对。著名的清官海瑞担任淳安县令时，就多次遇到这类事情。有一次，海瑞的顶头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带了一大批随从经过淳安，住在该县的官驿里。按照当时的风气，多数地方官员都会赶紧前去奉承这位要员之子，并不惜劳民伤财做好接待工作。幸运的是，淳安县的百姓遇到了一位刚正不阿的父母官。海县令规定，不管来者身份如何，一律按普通客人招待。骄横的胡公子见小小的淳安县令竟敢对自己如此怠慢，立即大发雷霆，居然命人把驿吏捆绑起来，倒吊在梁上。海瑞听到报告后，带着一大批差役赶到驿馆，喝令将那胡公子一行抓起来。他说，**督早有吩咐，要各县招待过往官吏时不得铺张浪费，所以现在这位胡公子一定是假冒的。说罢便将他们痛打一顿，赶出了县境。

有一年，朝廷派出钦差鄢懋卿到浙江视察。鄢懋卿是当时权臣严嵩的干儿子，最喜对地方官员敲诈勒索。如果有哪个官员没有伺候好他，并孝敬他一大笔银子，就会遭到报复。据记载，当时鄢懋卿携带其妻一同出京，一路上作威作福，沿途官员纷纷竭力逢迎。有位山东历城县令薛礼勤，因不肯屈从其，竟被鄢懋卿借故当场斩首。而表面上，鄢懋卿又装出十分清廉的样子，宣称自己喜欢简单朴素，不爱官场奉迎。当他路过淳安时，坚持原则的海瑞只是隆重而简单地予以招待。当鄢懋卿流露出不满时，海瑞当即搬出了太祖皇帝钦定的官员接待标准，使他敢怒而不敢言。

按照惯例，钦差出行时，当地官员有责任组织人力为其服务。当鄢懋卿乘官船离开淳安时，需要大批民夫拉纤。但是，爱民如子的海瑞考虑到当时正值农忙时节，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他竟亲率县衙的差役们去为钦差拉纤。见此情景，鄢懋卿赶紧狼狈转道，从陆路离开了。

清代腐败积重难返

或许接受了明代吏治腐败的教训，到清代时，朝廷明令，京官到地方去，或上司到下面去，出差费用一律自理，而地方官员或下级则不得宴请和馈赠。但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官场上的接待同样成为腐败的根源之一。由于清代京官的俸禄较低，为了满足私欲，他们往往将放外任或者出京办差视为捞钱的好机会。而地方官员也乐得投其所好，以谋求仕途的升迁。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地方官和下级不光日常接待要花钱，还得对京官和上级有常年孝敬。此现象根深蒂固，连康熙皇帝也只能默许其继续存在，否则就会撼动整个官僚体系的基础架构。

海瑞罢官的故事范文5

崇祯元年（1628年），朱由检刚刚当皇帝。当时他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朱由检经常召见群臣讨论国事，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

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对这种号召颇不以为然，就给皇上写了份上疏，问道：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人们常说，县太爷是行贿的首领，给事中是纳贿的大王。现在人们都责备郡守县令们不廉洁，但这些地方官又怎么能够廉洁？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伏请陛下严加惩处，逮捕处治那些做得过分的家伙。

崇祯读了韩一良的上疏，大喜，立刻召见群臣，让韩一良当众念他写的这篇东西。读罢，崇祯拿着韩一良的上疏给阁臣们看，说：一良忠诚鲠直，可以当佥都御史。佥都御使大致相当于监察部的部长助理，低于副部级，高于正司局级。韩一良有望一步登天。

年轻的皇上手持韩一良的上疏来回念，声音朗朗。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崇祯又追问韩一良：五百两银子是谁送你的？韩一良固守防线，就是不肯点名。崇祯坚持要他回答，他就扯旧事。崇祯让韩一良点出人名，本来是想如他所请的那样严加惩处，而韩一良最后竟推说风闻有人要送，惹得皇上老大不高兴，拉着脸对大学士刘鸿训说：都御史（监察部部长）的乌纱帽难道可以轻授吗？崇祯训斥韩一良前后矛盾，撤了他的职。（参见《明史》卷258，毛羽健列传附韩一良）

韩一良宁可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当大臣的前程，甚至顶着皇帝发怒将他治罪的风险，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礼行贿的人，他背后必定有强大的支撑力量。这是一种什么力量？难道只是怕得罪人？给事中就好像现在的检察官，检举和得罪人乃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获得声望的源泉。怕得罪人这种解释的力度不够。

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的名义工资是576石大米，折成现在的人民币，月工资大概是11780元。正司局每年的名义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概相当于3930元人民币。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币。韩一良这位股级或副科级干部，每年的名义工资是66石大米，折合人民币月薪1350元。（参见《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

如果看看当时著名清官的生活和家庭财产，可能会对明朝官员的实际收入产生更悲观的估计。海瑞是一个肯定不贪污不受贿，也不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这位清官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朵里。第二天，总督新闻说： “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两斤肉！”（参见《明史》卷226，海瑞列传）

海瑞最后当到了吏部侍郎，这个官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副部长。这位副部长去世之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监察部的部长助理王用汲去看，只见布衣陋室，葛帏（用葛藤的皮织的布，比麻布差）还是破的，感动得直流眼泪，便凑钱为他下葬。当时有一个叫朱良的人去海瑞家看，回来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四句可以作为海瑞真穷的旁证：“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这就是辛勤节俭了一生的清廉正直的官员应得的下场么？

请留意，比起普通官员来，清官们还少了一项大开销：他们不行贿送礼，不巴结上司，不拉关系走后门。韩一良说的那数千两银子的费用――打点上司、招待往来的客人、晋级考核和上京朝觐等，就算是两千两银子，即20万至80万人民币的花销，大都可以免掉了。譬如海瑞上京朝觐，不过用了48两银子。由于他们真穷，真没有什么把柄，也真敢翻脸不认人地揭发检举，而且名声又大，免掉也就免掉了，一般人也不冒险敲诈他们。但是腰杆子没那么硬的小官，不仅会被敲诈，还会被勒索――当真用绳子勒起来索。

无论哪朝哪代，人的一生必定要做平一个等式：一生总收入等于一生总开支。节余的是遗产，亏损的为债务。官员们要努力把这个等式做平，最好还要做出节余来恩泽子孙。而明朝规定的工资注定了他们很难做平。韩一良说了，工资就那么一点。而孝敬上司、送往迎来拉关系和考满朝觐这三项，就要花费20万至80万。即使按照最有利于开销者的标准估计，九年花20万，这个大窟窿需要县太爷全家十四五年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能填平。我还没有计算养老和防病所必须的积蓄。

现在似乎可以理解支撑韩一良对抗皇上的力量了。这是现实和理性的力量。整个官吏集团已经把俸禄外的收入列入了每年每日的生活预算，列入了十年八年甚至整个生命周期的预算，没有俸禄外收入的生活和晋升是不可想象的。韩一良没有力量与现实的规矩对抗，他也没有打算对抗，并不情愿当这样的清官。作为最高层的监察官员，韩一良公开向皇上说明，朝廷的正式规矩是无法遵行的。他也把灰色收入视为理所当然，视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明确信号：在皇上身边的心腹眼中，俸禄外收入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了合法地位。以不同的名目，按不同的数量收受财物，已经成为未必明说但又真正管用的潜规则。这就意味着清官从上到下全面消失。与此同时，正式的俸禄制度则成了名存实亡的制度。这套正式制度也确实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它就像善于将老百姓逼上梁山一样善于逼官为盗。

海瑞罢官的故事范文6

那么，田家英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究竟为何？

有关当事人和知情者提供的重要细节，揭开了田家英之死的惊人内幕。

***内何以响起“枪声”

较早提出田家英被人枪杀这一说法的，是香港《争鸣》杂志的资深记者罗冰，此人以“大陆报道权威”出名。他在该杂志2002年2月号上发表了《涉暗杀田家英案》的奇文，竟也有许多人信以为真，所以不可忽视。

首先是“档案”的真伪。罗氏用以佐证“他杀”的根据是来自“中央档案”，并煞有介事地列出了这几份“档案”：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1978.7―006612）号；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4―00174）号；中共中央档案局（1980.4―009014）号；中共中央办公厅（1980.9―00797）号，皆为“顶级”。且不说有关的绝密档案当时并没有解密，即便“开禁”，国内研究者非经批准恐怕也难以看到，更何况一个香港的普通记者，而且一下子得到4份之多！值得注意的是，罗氏并未说明获取这些文件的渠道，也没有档案原件的图影为证，不免令人生疑。据一位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并亲自编制过档案的人士说，中央机关的档案，除了正式的中央红头文件是按时间用中发（年）字排号外，其他的中央文件特别是中央直属机关的文件，其编号中均应有部门类别（如中办、中纪、中组、中宣等）与体裁等标记。而罗冰文中所列的中央文件没有依照特定的格式和编号，显得不伦不类，这是不合规范的。

其次是涉及的内容。任何真实的档案，其内容必然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人物、制度等情节切合，情节的真实是检验档案真伪的重要标志。情节不真实的档案，无论它编造得如何生动，都是没有历史价值的伪品。

那么，罗冰在“密档”中编织了多少骇人听闻的情节呢?

所谓“中共中央档案局档案”声称是***的笔录，其中写道：“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当时气氛激烈，内卫朱国华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

所谓“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称：“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枪声惊动了警卫。***接获警卫报告后，和内卫朱国华赶到现场，证实田家英已死。”

所谓“中办档案”的记载更离奇：“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一九七八年七月，曾二次追问过***。***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毛）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

几件档案，几种说法：田家英死于用手枪自杀、内卫失控误杀、***下令射杀，唯在田家英因枪击而死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而且“枪声惊动了警卫”。有知情者描述，乾隆御笔“永福堂”，地处***的核心部位，几十步外就是西楼办公区，永福堂的西门就斜对着西楼办公区东入口的高台阶，这里就有一个哨位；而且，与永福堂相邻不远就是陆定一、胡乔木、董必武等人居住的院子。如果永福堂内真有一声枪响，必然惊动这些地方，那么田家英之死马上就将不是秘密，而且所有对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据当时到达现场的目击者后来证实，田家英身上既无枪伤，也没有发现任何血迹，中办更不存在一个叫朱国华的内卫。因此可以肯定，那天上午，***永福堂内没有“枪声”。

“档案”都指向一个关键人物***。如果是***“暗示内卫下手”，则汪无疑成为杀人凶犯主谋，可至今尚未听说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况且以***的政治阅历，他能做出这样的事吗？而事实上，***那天上午并没有到过出事现场。据查，1966年5月23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决定：（一）停止彭真同志、罗瑞卿同志、陆定一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同志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二）撤消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决定成立审查组，审查问题。（三）决定同志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在京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直属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警卫和服务人员证实：中央办公厅主任***一早就在中央开会的现场，一上午都没有离开。***难道有分身术，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出现在两个距离七八公里的空间？“秘密档案”制造者的杰作，只需“没有作案时间”这一条简单的侦察法则，就可以完全否定。

可是，后来情况表明，那时的确有人到过***永福堂，且不止一人……

田家英一案之所以显得扑朔迷离，首先在于境外别有用心的人谣言惑众，造出一个另类版本，掩盖了事实真相；其次是关涉部门和个人，没有对这种杜撰行为作出任何回应，这就难免不让人相信，以致谬种流传；还有一个原因――据当年曾亲自参与处理这一案件的戚本禹分析：国内有几个亦应为此案负历史责任的人，却为掩饰与其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东西，不断在胡编乱造。他们出于个人目的，一会儿把田家英描绘成“魔鬼”，一会儿又将他说成“圣人”。其实“田家英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

“篡改主席指示”置人死地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1月4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他3岁丧父，12岁丧母，以“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为座右铭刻苦学习，很早就向报刊投稿，发表诗歌、散文和评论，“田家英”成了他的笔名。他在报纸上曾与一姓刘的教授论战并大获全胜，令川中人刮目相看，被称为有“过目不忘”之才的“神童”。1937年，田家英因参加抗日活动被学校开除，在地下党安排下奔赴延安，进陕北公学学习，第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同年加入中国***。

田家英最初引起注意，是他在1942年1月8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谈的是明末清初文人侯方域抨击阉党、针砭时弊的斗争精神。从这篇文风老辣的文章中，看出作者深厚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就向人了解田家英的情况。1946年，从苏联回国时，中文基础较差，便让与自己长子同岁的田家英，在工作之余来当儿子的文史教员。

1948年，老秘书胡乔木推荐田家英做新秘书。自此，田家英来到身边，担任政治秘书18年之久。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的倚重。他的存折、稿费、印章等都交给田家英管理。在处理群众来信时，重要信件送批阅，并将的亲笔回信重抄一遍再寄出去，使许多珍贵资料得以保存。

写完诗词后，有时觉得写得不好就会随手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田家英总是把这些“废纸”捡起来，时间一长就积累了不少。1963年，在为编辑《诗词》一书时，田家英拿出从字纸篓里捡回的一首诗给看，看到这件十几年前的旧作，哈哈大笑：“嗬，我还写过这么一首诗！现在看写得还可以，收进去吧。”这首诗便是后来家喻户晓的《七律・人民占领南京》。田家英对于古诗词的鉴赏力让视为知音，他们常常切磋；有时忘记某个作者或某句话的出处，也写信请田家英帮助查找。致田家英的亲笔书信多达25封。

熟悉著作的田家英参加了《选集》的编辑工作，并担任1―4卷987条注释的主编。从选定文章到撰写注释，直至校对、印刷，他都不分巨细，一丝不苟。这样，四卷雄文终于在1960年9月全部出齐。1964年，田家英建议出版适合农村干部、一般干部和战士阅读的普及本，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并由田家英主持编辑出版了《著作选读》3种版本。田家英为思想的宣传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

田家英更多的是起草电文和讲话稿，从上世纪50年代后，的大小文稿，大多出自田家英之手，曾有“笔魂”之誉。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准备了一个讲稿，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没有采用。开会日期很近了，要田家英重新起草一个讲话稿，“写得短些，有力些。”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了出来。开会那天，总共才有两千来字的开幕词，竟被34次热烈掌声打断。其中的华彩段落成为警句：“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很坦诚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田家英是自学成才的一个典范。他因在文史和理论方面的极深造诣，担任了《红旗》杂志常务编委、中共党史编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时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央办公厅、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副主任等要职。

十分关心田家英的读书学习，曾经叮嘱他“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佩服这位英年早逝的西汉大儒，说贾谊“年少峥嵘屈贾才”，也希望自己年轻的秘书能够像贾谊那样发挥自己的才华，做一个有骨气、有创见的人。田家英牢记主席的教诲，曾作一首诗曰：“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然而书生的道德观念，使他选择了一种充满危险的行为方式――犯颜直谏，从不迷信盲从。由此也为他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

1959年春，田家英到成都郊区蹲点，发现干部谎报“亩产3万斤”，他顶住压力，要求不能按吹牛的指标征购，为此还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发生冲突，后经的说和才缓和了矛盾。田家英曾说：“如果可能从头再来，我会尝试另外一种社会主义。”这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

在当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同情，曾给打电话，婉转地透露了“上面”对意见书的不同看法，劝发言时要注意，“有些问题就别讲了”。田家英并对人说，他离开***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事惹怒，曾被立案审查。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点名批评田家英，说他不去修改《农业六十条》，反而赞成包产到户。这是田家英政治生涯中的又一次重大挫折，从此很少再起草文件。

田家英的书生气和正直秉性，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评价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向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没有附和的说法，而是向报告说，吴晗写了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贤臣，他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

1965年11月，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田家英对这样的批判不以为然，而却很赞赏。田家英忍不住对说：“主席，希望您能多听一些不同意见，亲贤臣，远小人……”笑容顿敛：“噢，这么说我已经听不得反对意见了？”田说：“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提醒主席。”道：“听你口气，贤臣起码算你一个，还有、杨尚昆、罗瑞卿，吴晗算不算？”田家英听了，低头不语，独自吞下“主公”盛怒带给他的苦果。

同年12月21日，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五“秀才”开会，讨论全党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问题。其间谈到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两篇文章，“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3遍，缺点是没有点名。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的官，也是‘海瑞’。”陈伯达当即给打电话报告了这一喜讯。但当关锋将整理好的纪要交给田家英再次修整时，田认为这段话与讨论的议题关系不大，就删去了。关锋将此事向告了密。骂田家英“老右倾”，于是给他安了一个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篡改指示！”她和陈伯达还专门呈交一份报告，要求处理田家英。

风暴前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已是雷声滚滚。田家英的悲剧命运，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三人小组”来到永福堂

1966年3月，田家英列席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本想向汇报工作，毛挥挥手说：“我都知道了，我问你，彭真同志批发我的同陈伯达、艾思奇五同志的谈话是不是你整理的？”田说是的，毛冷笑道：“整理得很好，就是漏掉了关键一句。杨尚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即所谓***“秘密录音”事件）你知道吗？”田回答不知，毛沉下脸说：“我料定你会这么回答，好了，你回北京去吧，今后我不找你，你也不要来见我。”从此田家英坐了“冷板凳”。

《五一六通知》经中央政治局通过后，决定成立由任组长的专门工作组，负责审查彭真、陆定一、杨尚昆3人的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则归军委审查，由负责。此时，由陈伯达、呈送的“田家英删掉主席批判《海瑞罢官》指示”的信件和公安部关于田家英“一个特殊问题”（据传是“敛藏文物”）的报告，已由批交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处理。由于田家英作为秘书的特殊地位，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彭、罗、陆、杨审查组之外，再设一个审查小组，专门审查田家英的问题，组长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担任，组员有新任中央小组的成员王力（原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和戚本禹（原《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

1966年5月22日，星期天，上午。安子文在中组部对前来的王力和戚本禹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经同意，由戚本禹同志接替田家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他的工作，特别是的手稿，整理交接不要出差错。

下午3时左右，三人小组来到***永福堂田家英的寓所兼办公室。当时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边在。董边时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妇女》杂志社编辑室主任，曾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但由于事先没有打任何招呼，她似乎对突然造访有些紧张，说：“家英同逄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倒了茶水招待。

约半个小时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一看到3个人，他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招呼田家英坐下，又叫董边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说：“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的手稿，都交给本禹，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那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那些错误。”

戚本禹曾回忆，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但未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未谈公安部的报告，更没有说要田家英搬出***的话，“田家英当时流露出的表情是无奈和委屈”。

戚本禹当时在田家英的家里与***通了话，告知安子文与田家英谈话情况，要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遂派中办机要室机要员王妙琼到场，还指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协助戚本禹工作。

王妙琼是在下午4点钟左右到永福堂的。安子文、王力先离开了，戚本禹随后去了***的办公室。五六点钟，戚本禹接到王妙琼电话，说田家英处的文件已清点完毕，还说文件早就整理过，很清楚。戚叫她与逄先知办好交接手续，等星期一上班，把中央文件交机要室，来信来访文件交给他，《毛选》第五卷排印稿存放甲楼。

董边回忆，来人都走后，田家英和她仍在清理有关的文稿。田家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质粗糙的小本子，内容是胡乔木在延安记录的在整风时期的讲话。建国初田家英曾从胡乔木那里借来笔记，并让董边誊录了一份。他对董边说：“这个交不交？交了是不是会连累你？”董边说：“交，我不怕。”田家英特意在董边眼前举了举，才放进要上交的文件堆中。

田家英还打开了一个从未打开过的蓝布面盒子，里面装的是的墨迹。一张张一页页，都装裱得非常仔细、整整齐齐。这是他做秘书后，一点点收集的。有的是写给他的，有的是当他面写下又准备弃置不要的，但他都没有丢掉而是收了起来。因为田家英酷爱的书法，同时他认为这些文字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例如《七律・人民占领南京》，就是保存在这只盒子里的，没有田家英的收集，世间将不会流传下这首气势如虹的佳作。以往，田家英时常抚摸着精制的盒子对董边说：“这是咱们的传家宝，也是国宝。”此刻，他呆呆地盯着盒子，思绪异常复杂，是否也要把盒子交出去呢？犹豫之后，他把盒子放回原处。或许，他认为这不属于“文件”；或许，他太珍爱它们了，不忍交出。在难熬的夜晚，田家英问董边：“中央把我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看是当成敌我矛盾了。”

在戚本禹回忆中，这天深夜11时许，田家英给戚本禹打来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戚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田说，不，要亲自给你交代一下。戚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你那里。

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田家英的秘书，戚本禹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一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戚本禹：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我？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田家英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这层关系。戚本禹从1950年进***起，就是田家英的部下。但几天前戚本禹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说戚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此次深夜田家英打问消息时，戚也不敢说什么话。不过，戚本禹分析，“按他对的了解，他知道，没有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

但据田家英的夫人董边和当时的秘书逄先知后来说，他们都没有当夜和戚本禹接触的记忆；而是戚主动打来电话，要田家英去秘书室签字，田很生气，挂断了电话。中办机要员王妙琼亦在田家亲属就此事询问时说，她也没有在那天夜里和戚一起去到永福堂的印象。这也许永远是一个谜。

最后遗言“士可杀而不可辱”

1966年5月23日凌晨，董边到田家英的卧室，见他斜倚在床上，似乎彻夜未眠，陷入难以自拔的思忖，便劝慰他说：“你的情况主席都了解，有什么事慢慢总会搞清楚的。”妻子的抚慰，使田家英的内心更添一重凄楚，他欲言又止。

几十年相濡以沫，田家英很了解自己的妻子。虽说她也是延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但自己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在一些问题上，无法求得最亲近的人的理解与沟通；此时此刻，更难用几句话给妻子解说明白。这使他内心分外痛苦。

董边当时并没有把田家英面临的问题看得有多么严重复杂，因为他遭受的挫折不止一次了；同时感觉丈夫心境似乎比昨晚平静了一些，见上班时间到了，便匆匆走了。戚本禹后来对这个疏忽检讨了自己，“我应对这件未了的历史要案承担应负的责任。至少，我当时应向安子文建议，让董边留在家中照顾田家英。我忽略了这一点，是严重失职。”

在董边离开后，田家英是如何度过弃世前的那个上午的？

叶永烈在《的秘书们・秘书田家英》中，曾作了如是描述：“就在这一片安静之中，田家英在‘永福堂’小院里，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上午……安安静静，电话铃声未曾响过，也未曾有过一个来访者。”可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据曾经采访过董边和何均的王凡撰文说，“那天上午，却的的确确有人来过永福堂的田家英寓所，他就是田家英在延安时就共过事、解放后仍关系密切的老友何均。”

王文称，在延安中共中央宣传部时，何均就和田家英在一起工作。几乎在田家英任秘书的同时，何均担任了的秘书。建国后，他们都工作在***。

5月23日上午8时许，何均上班路过永福堂。因前一天晚上他听***宣布了田家英停职反省的决定，便急切地想去看看田家英。就在前不久，田家英还同何均出***东门，沿故宫河沿至王府井旧书店，一路谈了许多。、陈伯达的日趋活跃，使他们感到形势将有变化，心头有些压抑。此次永福堂会面，何均的本意是想安慰安慰老朋友，可两人心头都被山雨欲来的浓雾所笼罩，而且又无法预料这场风暴会波及到谁；以往见面便滔滔不绝的他俩，竟久久相对无语。偶尔交换一两句，更添凄怆气氛。

何均在田家英处坐了好一会儿，才起身欲走。可田家英非要他再坐会儿。但坐下后，两人依旧话语不多。过了片刻，何均又要走，田家英再度挽留，“如是者有三四次”。最后，何均见上班时间已经过了很久，就告辞了。田家英送何均出了永福堂院子，几乎快要到他的办公室才回去。

何均只追忆出田家英当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士可杀而不可辱。”

那天上午，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有事外出。在永福堂院内的只有田家英的专职公务员陈义国。陈打好开水，拾掇好房间后，一般就待在自己的耳房听候田家英有事的招呼。

平日的永福堂，只要没有客人来，一向都是很安静的。田家英的两个女儿都上学，且平时也不住在永福堂。在何均离开后，田家英又做了些什么，谁也不曾看到。

吃午饭的时候，公务员陈义国从小灶给田家英打好了饭菜，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田家英来吃。田家英没有外出的事先安排，也没有任何交代就不见人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他随即找到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的办公室，报告“主任不见了”！

当时秘书室行政科长路辉也在陈秉忱的办公室，他们一面让陈义国继续寻找，同时分头往田家英可能去的地方打电话询问。然而，最后汇集的情况仍是田家英下落不明。他们有点慌神了，因为前一天晚上他们都参加了***召集的通风会，都知道田主任出问题了，但谁也没往更坏处想。

又过了一段时间，陈义国来报告说：永福堂院内书房里好像有人。但因为书房内很暗，白天进去都要开灯，所以看不清楚。陈秉忱和路辉带了一位行政干事随陈义国来到书房前，发现门从里面锁上了。他们砸开窗口跳进藏书室，屏风后的情景顿时令他们都惊呆了……

显然，田家英吊在那里已经较长时间了。当时，他们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对口吹气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于是，他们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等人报告。此时是下午两点左右。***、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等坐车赶回***永福堂。戚本禹在《田家英被暗杀？自杀？――一宗至今未了历史要案》中披露：“田家英在解下时，舌头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显属于自缢。当时到现场的人，无论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还是中央领导人，谁都没有发现他身上有枪伤，也没有在的藏书室或田家英的办公室发现任何血迹。当时所有到场的人都感到田家英不该这样，没有人幸灾乐祸的。”在现场发现了一只喝过的茅台酒瓶，田家英衬衫口袋里有一份用红色铅笔写的遗书，其中一句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田家英自杀的事，随后报告了等在京中央领导以及尚在外地的、。据说在得知田家英的死讯后曾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18年了。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后来，他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

董边回忆，当天下午3时左右，她在班上不放心田家英，正准备回家时，接到中组部长安子文的电话，要她立即到***西楼会客厅去。“西楼会客厅是少奇同志接待客人的地方，为什么要我到那里去？”董边猜测可能是与田家英的事有关，心里怦怦直跳。

走进西楼会客厅，只见安子文、***等人已在室内。安子文向董边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这难以置信的消息，如五雷轰顶，使董边一下堕入万丈深渊。

他们一定要董边去看一下尸体，并且不断发问：“田家英死之前说了什么没有？”“要不要到医院去验尸？”董边此时脑子里已是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回答说：“一切由组织决定，我服从组织。”

在平日存放图书的西房内，田家英遗体盖着那条铺用了多年的蓝色床单。有人拉着董边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让她看清楚一点不可，认可自杀的事实。

床单被揭开，董边看到了田家英那僵滞铁青的面孔，一向充满生气的脸，堆满毫不掩饰的无尽痛楚和悲愤。年仅44岁的丈夫，一缕英魂已随风飘逝。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

田家英的遗体随即被送去火化。董边一家当晚搬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