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典籍

古代典籍范文第1篇

到了夏商时代（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1世纪），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众多上有刻辞的骨片上，有关鸟类的文字就有10多个。甲骨文上的这些文字，可以说是中国鸟类最古老的记录。这些文字有“鸟”、“鸡（家鸡）”、“雉（野鸡）”、“翰（锦鸡）”、“凤”等。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据《史记》记载，《诗经》是经孔子整理编辑，春秋时期完成。其中的诗歌产生的地理范围，大体是陕西省汉中地区、山西省太原以南、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也可能包括江苏省北部、安徽省北部和湖北省北部。这就有可能对研究诗歌中提到的鸟类的地理分布有所帮助。

试举几例《诗经》中提到的鸟类：

《雄雉》：“雄雉，泄泄其羽。”“雄雉，上下其音。”雉，俗称野鸡，也称环颈雉。

《简兮》：“左手执纶，右手秉翟。”翟，野鸡的羽毛，可能指雄性雉鸡的尾羽，或长尾雉的尾羽。

《鹑之奔奔》：“鹑之奔奔，鹊之疆疆。”“鹊之疆疆，鹑之奔奔。”鹑，即鹌鹑。

《小弁》：“弁彼斯，归飞捉捉。”“雉之朝，尚求其雌。”（音学），为大嘴乌鸦，雉为环颈雉。

《卷阿》：“凤凰，其羽，亦集爰止。”“凤凰，其羽，亦傅于天。”凤凰为神话中的鸟，现实中并不存在。

《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潇潇，鸡鸣胶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鸡为家鸡。

《诗经》还体现出当时人民对鸟类生活习性的观察和了解。如《郑风》中的《女曰鸡鸣》诗中，可知家鸡在天亮之前鸣叫，故称家鸡为“知时鸟”。

《山海经》是中国最早的自然地理专著，出于汉之前。《山海经》其中提到的鸟类有：凤凰，为神话中的鸟；白翰、翰，为白鹇；鸾鸟，可能是绿尾虹雉；鹑鸟，为山鹑；（音和），为褐马鸡；白（音交），为白冠长尾雉。

《尔雅》见于《汉书·艺文志》，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辞书，作者无可考证，但至少不晚于西汉。《尔雅》中有专门释鸟的一章，约记录鸟类75种，除去家鸡、家鸭、家鹅和蝙蝠、鼯鼠外，其余约70种。书中首次提出鸟的定义，即“二足而羽谓之禽”，可谓是鸟类的经典定义。另外，可贵的是已经观察到初生雏取食方式的不同，即有晚成雏和早成雏。“生哺生雏”，意即雏鸟孵出后需要亲鸟饲育或在亲鸟的带领和指导下自行取食。需饲育的为晚成雏，自行取食的为早成雏。对鸟类雌雄也有所论述，如：“鸟之雌雄不可别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但其正确性有待考证。

《尔雅》中涉及到的鸟类主要有：

翰、天鸡，为角雉或白鹇；（音汉）雉、（音卓）雉，为白鹇；、（音艳）、鹩、鹑，为鹌鹑；鸬、诸雉、鸬诸、雉、鹞雉，为雉鸡。雉、（音敌），为长尾雉；（音不）雉，雉鹑的雌鸟；（音必）雉，为红腹锦鸡；秩秩海雉，为黑长尾雉。

东汉年间的《说文解字》是为讲经学而编，许慎把鸟类分为两大类，分为“隹（音追）”，短尾鸟之总称；“鸟”，长尾禽之总称。又说：“象形凡隹之属从隹；象形鸟之足似匕从匕；凡鸟之属皆从鸟”。但从含部首“隹”的21种鸟名中，如雀、雕、雁等为短尾外，雉类（许慎把14种雉类均归为一种）的尾都不算短。从“鸟”的60余种鸟名，如鹊、（褐马鸡）等多为长尾，而鹪鹩、天鹅等尾却都不算长。可见，限于知识和观察的水平，那时古人对鸟类的分类还不太准确。

明朝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对鸟类的分类则更进一步，将鸟类放在禽部，分为水禽、原禽、林禽和山禽4类，将雉类全部归入原禽类中，包括鸡（家鸡）、雉（野鸡）、雉等。

汉至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鸟类学的发展时代。自唐始，由于动物、植物种类繁多，中国各地风土不同，所产生的名称差异很大，于是对鸟类的研究强调实地调查、考究名称（正名和别名）、形态、生境、生活习性，乃至开展物候学，如候鸟迁徙等。雉类的研究工作也随之广泛开展起来。

清代在鸟类学研究方面无甚建树。但值得一提的是《故宫鸟谱》一书的问世，这似乎是对以往古人开展鸟类研究颇为全面而精简的总结。

《故宫鸟谱》一书，原题名《鸟谱》，在故宫博物馆文物档案中注录为《仿蒋廷锡鸟谱》。它的前身是《蒋廷锡画鸟谱十二册》。此画册为素绢本着色画，每册凡三十幅，左方另幅书谱文。每册末幅款云：“臣蒋廷锡恭画”，下有“臣廷锡”、“朝朝染翰”二印，共计三百六十幅。乾隆皇帝视之，甚爱，因更于乾隆十五年岁庚午（1750年）春，命画院供奉余省、张为邦另外摹绘一份，并敕傅恒等大臣书图说于旁，经勘误校正之功，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年）冬上呈御览，前后历时十一年方告完成。

经考证，除去重复种、外来种，以及包括雌雄分别为两种而应合并为一种，《鸟谱》全书共绘及231种鸟类。书中的雉类主要有：孔雀、鹌鹑、红腹锦鸡（金鸡）（古名：锦鸡、雉、华虫、天鸡、（音俊））、白鹇（古名：白翰、白雉、闲客）、红腹角雉（古名：吐绶鸡、避株、珍珠鸡、锦带功曹、锦囊鸟）、黄腹角雉（古名：山花鸡、绶鸡、吐绶鸡、天鸡）、雉鸡（环颈雉）（古名：野鸡、山鸡、翟山鸡、华虫、冠雉）、白冠长尾雉（古名：雉鸡、、长尾雉、雉、鸡、原禽）、斑翅山鹑（古名：半翅、须山鹑）、勺鸡（古名：鸡、英鸡、山呼、夏鸡、隔磴鸡、鹎（音颊））、灰孔雀雉（古名：金钱鸡）、石鸡（古名：肥遗、英鸡、潮鸡、红腿山鹑）、灰胸竹鸡（古名：竹鸡、泥滑滑、越鸟、鸡头鹘（音骨））、褐马鸡（古名：火鸡、褐勇鸡、褐雉、鸡、褐鸟、马鸡）、中华鹧鸪（古名：鹧鸪、越雉、随阳、怀南逐影、越鸡）。

《故宫鸟谱》是我国先人根据实物所作的宫廷画全彩鸟谱，它将科学、史学和艺术完美结合，堪称一绝。这充分展现了我国先人的聪明才智。先人能识别这些鸟类并相当准确地将其绘制成彩图，说明先人曾对野生鸟类进行了考察，并采集了不少珍贵的活体或标本，由当时文人墨客用精湛的彩色水墨把这些鸟类一一描绘出来。先人将这笔无价的财富留给后代，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古代典籍范文第2篇

一、以马喻德才

在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里，《说卦传》中解释乾卦: 乾为天，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良马，刚健有力; 老马，喻人年老资深受敬重; 瘠马，即瘦马，精干; 驳马，斑驳出众，均为乾之特性。那句炎黄子孙耳熟能详的话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性刚健，而马为行健者，故乾为马。古人向来惜墨如金，而在此一连用四个马来解释第一卦乾卦，不得不引人思索感悟。其坤卦在开篇的《经文》便指出: 元亨，利牝马之贞，其《彖传》中言: 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牝马即是母马，而公马则是牡马，为什么说是牝马之贞呢? 母马有一种独有的特质，就是忠贞不二，它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气质，就是有原则性的顺从公马，非常符合地坤的柔顺，它的顺从并非盲目的，而牛则是盲目的顺从，故而说坤象牝马而不是其他动物。

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人们将优秀人才比喻为千里马。《战国策燕策一》中记载了一段历史，名字叫燕昭王求士或燕昭王复国求贤，是说战国时期的燕昭王在即位后，采用郭隗的建议，通过广招贤才、虚心求教，终于实现了复国雪耻的理想。郭隗向燕昭王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古代有一位君主欲以千金之资求得千里马，三年不能得，身边一侍从主动请缨，花费五百金买下了一匹死掉的千里马，君王大怒，侍从回答:死马且买之五百金，何况于活马? 天下人必定知道君王能识千里马，自此何愁无马?于是不过一年，这个君王便得到了三匹千里马。郭隗自比为那匹抛砖引玉的死马，燕昭王从这个故事得到启发，为隗筑宫而师之，由此得到了一大批人才: 乐毅、邹衍、剧辛等，士争凑燕，燕昭王得以实现夙愿。

二、以马表哀叹

《诗经》中常用的比兴艺术手法，历来为后人所学习，以彼物比此物在《诗经周南卷耳》一诗中，便是通过马儿的苦展示自己的哀: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这是一首女子思念征夫的诗，其构思十分精巧，从第二章开始，诗人不直接写思妇思夫，却想象在外的丈夫是如何思念家中的妻子，第二、三、四章通过写马儿的虺隤、玄黄、瘏，着力表现征夫其劳役之苦，强自宽而欲不能宽。

春秋时期的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六章中言: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 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是说国家的运行合于道，百姓悠哉悠哉驱战马以耕种; 国家的运行不合于道，连怀胎的母马也用来作战，致使其生驹犊于战地的郊野。千百年来，岂止是春秋无义战? 马革裹尸，人与马，一样的生命，一样的逝去。

在许多文学作品中，经常用胯下坐骥来展示心情，倘若作者感到愉悦舒畅，必定策马奔腾，唐代诗人孟郊在两次落地之后，于46 岁那年进士及第，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写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用马蹄疾三字酣畅淋漓的展现自己的得意之情。同样，如果作者内心苦闷压抑，那么胯下的马儿也是有灵性的，和主人一起或进或退。屈原的长篇抒情诗《离骚》，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写自己欲实现心中的美政理想，但由于小人的谗言与君王的多变，使自己蒙受冤屈，他发出心中的悲愤强音: 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内心的极端苦闷，骑着马儿走在长满兰草的水边，跑上长有椒树的山丘暂且休息。《离骚》的后半部分极其浪漫诡奇，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色彩斑斓、神奇莫测的画面，重华陈词、上下求索、浮游求女，但这些行动都无果而终，近尾出，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连马儿也留恋，蜷曲身子，频频回顾，不肯前进，更何况是屈原? 那难以割舍的对宗国的眷恋，对楚怀王的惦念，不忘欲返。尽管望舒先驱、飞廉奔属、丰隆乘云、瑶象为车，但最终陪伴自己的，还是那匹没有神话色彩的马。

唐代诗人李贺( 790 - 816) ，虽英年早逝，但留下了一首首不可多得的佳品，其间的组诗《马诗》，共有二十三首，从各个方面或赞叹，或慨叹。其中有这样的两首:

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精。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 其四)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其五)

中唐李贺生活的年代，虽距安史之乱( 755 - 762) 已过去三十余年，但社会依旧藩镇割据，战事频频。

第四首《马诗》气势雄伟，语言晓畅，写尽马的命途多舛，瘦骨二字，哀凉倍增。尽管如此，已经骨瘦如柴的千里马并不软弱，铮铮硬骨，击之有铜声，渴望用武之地。第五首《马诗》写良马出自名地，而边陲天地之阔，正可一马当先，唯待知遇名主。何当二字，托出盼望之意。两首诗皆以马自喻，以表己哀，一股郁郁不平之气袭来。虽生逢用人之时，然不遇求才之主。唐代许多的知识分子渴望建功立业，宁愿投笔从戎，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然而终究壮志难酬。无独有偶，与李贺同时代的韩愈( 768 - 824) ，其文《马说》更是借千里马的遭遇在为整个时代的沧海遗珠不平。生不逢时，不遇伯乐，千里马终将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

三、以马唤自由

自由一词，历来为古今中外所追求向往，***在《沁园春长沙》中写道: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匈牙利诗人裴多菲那首脍炙人口的诗: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如果说雄鹰展翅给我们勾勒出空中的自由，海阔鱼跃让我们感受到水中的自由，那么要形容地面上的自由，则非马莫属，试想在一马平川的草原，乘骐骥以驰骋兮，那是何等的奔放!

用马儿象征自由，呼唤自由，早在先秦庄子之时，便将其上升至精神层面，提高到哲学范畴。庄子一生试图在乱世中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的逍遥的精神自由。《庄子外篇马蹄》对其做出了诠释。马儿龁草饮水，翘足而陆，自由自在，保持着固有的真性，以此隐喻人的自然天性。然而就是遇上了伯乐，被打上印记，剪除长毛，削去蹄甲，戴上笼头，再被驱赶奔跑，完全损害其本性。

古代典籍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典籍文献 利用 读者服务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在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对于我们公共图书馆人来说，学习和落实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就是要进一步加强馆藏典籍的读者服务，拓宽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途径，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一、馆藏典籍――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凝聚了中华历史、承载着中华文明、延续着中华民族的文脉，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形式。大力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建设现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创造了厚重的历史与璀璨的文化，为人类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资源，是极其丰富而珍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它们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思想智慧，传承和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和发展，既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承华夏文明的重要载体。这些典籍，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还是历史变革时期，还是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都有着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这一套价值体系，主导了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支撑了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支配和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建设和施行，促进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价值基础和根源，也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华民族几千年精神文化传承的内容就记载于历代经典古籍之中，只有亲近这些典籍，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强大的凝聚力和顽强的生命力。抗战时期，哲学家冯友兰就曾说“当世列强，有今而无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中国，有古有今”。世界文明史上曾经有过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这四大文明古国，它们所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明是人类文化的摇篮和基础。但是除了中国之外，其他三大古国均因外族势力的入侵或占领而亡国，本土宗教、政治制度全部消失，古代语言文字等传统文化也完全消亡。而作为欧洲文明起源的古希腊、古罗马，也未能摆脱国土被占领、文化被泯灭的命运。只有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维持了独立的民族生命，不仅文化传承连续不断，而且赖以生存的政治实体也保持了稳定统一。究其原因，起着承载民族历史记忆、建构民族文化传承之重要作用的中华典籍功不可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曾极大地颠覆了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动摇了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又使得一部分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再度迷失。所以，自觉传承中华文化不仅是我们对于中华民族所肩负的文化使命，同时也是面对现代中国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以文化典籍所载有的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文化传承，不仅具有民族文化延续的意义，更具有满足当今社会价值重建需要的意义。

二、馆藏典籍读者服务的现状

中华典籍文献是社会发展积累下来的成果，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珍宝”。从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竹简、帛书、石刻文字，到后来的纸质写卷、刻本，其数量之大，世所罕见。据初步统计，国内汉文古籍存世约20万种，数量总数超过4000万册，这是先贤们历尽艰辛创造和保护的财富，是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现有的各级各类图书馆大都收藏有一定的馆藏典籍，且将其视为镇馆之宝。翻开任何一家图书馆的介绍资料，无一不是郑重地将馆藏典籍、特别是古籍善本中的珍品一一向读者介绍，将其作为提高本馆名声地位的**途径。但是，由于馆藏古籍文献早已存在的“藏”与“用”的矛盾，许多地方对于馆藏的文化典籍，特别是珍品古籍仍然是“为藏而藏”“重藏轻用”“藏多用少”，重视有余而忽视了对古籍文献的开发与利用，后者才是发挥其价值的根本途径。

现以湖北省图书馆收藏的珍贵手稿利用率为例。清代有一位著名学者王家璧（1814-1883），字孝凤，号连城，一号月卿。道光丁酉拔贡，己亥举人，甲辰进士，授兵部职方司兼武库司主事，荐升员外郎，加四品衔。历任光禄寺、鸿胪寺、大理寺、太常寺少卿，顺天府府丞，奉天府府丞等职，奉旨提督奉天学政，诰授资政大夫。先后佐理曾国藩、左宗棠营务，为应战时军需，曾首议并亲自创设厘金局。后在关中讲学，著有《王氏家集》4册，《狄云行馆奏稿》8册，自编《武昌志》13册，《编年稿》21册，书札11册，诗文14册，杂著13册，师友诗文抄24册，还有众多的解经、注经的著作，共一千余万字。1957年，王家璧之嫡曾孙王师儒以夫妻二人的名义，将珍藏的王家璧的上述著述（主要为手稿）全部无偿捐赠给了湖北省图书馆，希望这些古籍资料能够得以完整保藏和传承，为保存祖国的传统文化做出贡献。湖北省图书馆收藏这批珍贵手稿后，入藏该馆特藏部，多年未有利用。延至八九十年代，方由著名专家皮明庥、阳海清先生等对这批古籍资料进行清理，并编纂出版《出自敌对营垒的太平天国史料》《太平天国资料DD曾国藩幕僚鄂城王家璧文稿辑录》二书，但仅为捐赠资料中的一小部分。王师儒从恩施工作单位退休回到鄂州居住，成了鄂州市图书馆的忠实读者，每每谈及这批捐赠的文献资料，王老先生都有着一点小小的遗憾，认为没有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在王师儒老先生和鄂州市图书馆及有关部门的推动下，这批资料中有一部分作为微缩资料面世，但大部分仍然未能提供给广大读者利用，王师儒先生希望能得到全部复制件以传给后代的愿意也未能实现。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典籍文献的读者服务仍然是一个有待提高或者说是加强的问题。

三、加强馆藏典籍读者服务的建议

美国文博专家古德曾经说过：“博物馆不在于它拥有什么，而在于它以其有用的资源做了什么”。

当前，全社会对于典籍文献的信息需求量正迅速增加，各类典籍文献信息的重要价值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作为文献信息收藏、利用主渠道的公共图书馆，必须以满足用户需要为己任，千方百计满足读者方便有效获取典籍文献信息的需求，使全社会从典籍文献中获得更多的益处。在这一方面，国家图书馆建立典籍博物馆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榜样。国家图书馆经过三年的筹备和建设，于2014年在国家图书馆内新建成了典籍博物馆，免费对公众开放，将典籍博物馆建成了典籍文物的收藏中心、展示中心、研究中心、交流中心和大众文化教育基地，这种做法值得全国的图书馆借鉴和学习。

（一）加强文献典籍读者服务的制度建设

在典籍文献的读者服务工作中，要在各个方面为读者着想，考虑读者的需要和方便。要善于进行“换位思考”，心中要有“假如我是读者”的思想，时时处处想到读者的需求，将读者的需求作为我们各项工作建设的出发点。这中间最为重要的是制度建设，要从制度建设的高度确保读者获得最大限度的方便，满足读者从馆藏典籍文献中获取各类信息的需要，进一步提高古籍文献资源的利用率。

（二）建立和完善馆藏典籍读者信息资料

无须讳言，在过去的较长时间里，馆藏典籍文献的读者面相对较窄，利用率是不高的。而在重建精神文明的今天，读者对于馆藏典籍文献的需要有了极大的提升。笔者所在的湖北省鄂州市图书馆，除了原有的高校教师、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和地方志编纂者之外，许多过去少有涉猎典籍文献阅读经历的读者也开始打听或来馆阅读这些书籍。这些读者中，既有在职的知识阶层人士，也有很多退休的干部职工，更有一些高等院校学生，甚至于中小学校学生和学生家长。要想做好对他们的服务工作，就完全有必要对这些读者的基本情况、阅读需求进行统计，使服务有针对性。

（三）加快馆藏及共享典籍数据库的建设

要对馆藏中的原始典籍文献进行加工整理，运用现有信息技术，建立相对独立的、强大的典籍文献检索系统。在读者选择典籍文献时，能更为方便快捷地检索到相关资料。同时，利用网络切实实现资源共享，进一步提高典籍文献的利用水平，从而达到提高典籍文献利用率的目的。

在进行典籍数据库建设中，要结合实际需要，对那些使用频率高、现实结合紧的馆藏典籍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著录时可采用综合著录与分析著录结合的方式，尽可能详尽一些，以方便读者选择、使用。如有条件，可以在国家标准《古籍著录规则》的基础上，编制本馆的古籍著录细则，最大限度地符合本馆实际，适应本地读者需要。

（四）注重电子文献，二、三次文献的整理、提供

与馆藏其他主要藏书相比较，典籍文献具有鲜明的特征：一是珍贵稀有，这些典籍文献无论是宋版珍籍还是明清版本，一般馆藏均仅此一本（套），鲜有复本；二是历史久远，上溯自春秋战国，下数至晚清民国，最短的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三是不可再得，这些典籍文献由于不可复制，对于所藏的图书馆来说，现在想重新获得一本（套），无异于徒步登天……所以任何一家图书馆将其视为馆藏的重中之重，轻易不肯示人，也是情有可原的。

虽然我们已经明确，保存典籍的目的是为了利用，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利用就会有损耗，就会不利于保存。为了做到既能加强利用，又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典籍损失，我们应该尽力运用已有的科学技术，采取微缩、照相、拷贝、数字化或扫描复制等方法，将古籍原件的内容转移到其他的载体上，特别是利于保存、便于阅读的电子文献，以达到保护和利用双赢的目的。

对于那些有着欣赏阅读习惯的读者，可以采用将典籍文献制作成电子书的形式，将典籍文献用扫描的方式制作成外观是古朴的、线装的、可以手动翻页的电子书，录入光盘或存储卡里，提供给需要的读者，方便他们电脑或手机阅读。这样就保存了典籍的原始面貌，满足了这些特殊读者的欣赏阅读需求。

鉴于典籍文献多种多样，经史子集丛，无所不包，且往往一本书中的内容就包含了现代文学和科学技术分类中的许多门类。为了更好更完善地服务读者，可以指定专业人员对典籍文献进行深层次开发，采取制作二次、三次文献的办法，向读者提供经本馆整理的次生文献服务。这就要求有一支专业技术过硬，实践经验丰富、相关知识扎实的专业队伍，才能做好这一工作。

（五）采用多种形式推动馆藏典籍的读者服务

典籍推介。通过典籍文献信息报道的形式，主动向读者介绍典籍文献资料、介绍典籍文献专题书目、导读书目及相关二次、三次文献索引，或主办典籍文献展览、编印馆藏典籍要览等，使读者更深层次地了解馆藏的典籍文献资料情况，便于读者查询、借阅和使用。

讲坛讲座。现在，一般图书馆都开设了规模不等的讲坛，运用聘请专家、名人开坛演讲的形式向读者和大众推介某些具有价值的学问或知识。如湖北省图书馆的《长江讲坛》、笔者所在鄂州市图书馆的《吴都讲坛》等，都曾专题开讲所藏典籍的内容，这是向读者推荐馆藏典籍或共享典籍的有效办法。

经典诵读。从馆藏典籍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名句，录制成图、文、音乐并茂的诵读视频，每日或固定期间，通过互联网、手机短信或微信平台等新媒体向读者推广。

展示特色。典籍文献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和沉淀，卷帙浩繁，门类众多，而各馆因条件的限制，入藏典籍重点不同，各有特色。再加上各地方经济发展的差异、各个行业的区别，工作任务的不一样，读者对于典籍的具体需求也千差万别。作为一个地方的公共图书馆，要善于找出差异，定出计划，突出自己在典籍方面的服务特色，才能紧密结合现实，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李虹霖.关于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讲话.

[2] 陈来.文化传承创新对于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3] 杨士安.浅谈古籍文献部的读者服务工作.

古代典籍范文第4篇

流失“大典”折射百年沧桑

在今年6月举办的“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上曾传出消息:“一册散佚海外的《永乐大典》重现于世并将入藏国图。”近日经记者确认,这册《永乐大典》已经正式入藏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陈红彦透露,从一位加拿大华人手中获得的这册《永乐大典》是卷2272至2274“模”字韵的“湖”字一册,与国图所藏的《永乐大典》可以前后缀合。至此,国图收藏的《永乐大典》已达222册,数量居世界首位。

《永乐大典》的流散与回归是近代以来中国流失海外古籍命运的一个缩影。据陈红彦介绍,《永乐大典》成书的时候有1万多册,现存只有380册左右,不到原书的4%,分散在十几个国家的30多个机构,其中英、美、德、日等国收藏数量较多。

这部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之所以会流失海外,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位于东交民巷的翰林院因靠近使馆区,沦为战场,保存于此的800余册《永乐大典》几乎全遭焚毁,幸存的残本或被侵略者作为战利品劫掠而走,或被国内一些懂得此书价值的人翻捡拾走。此后,外国侵略者还从一些书商、收藏家手中收购大典。最后,翰林院仅剩的64册大典被清朝大臣陆润庠运回府中。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就来自陆润庠所藏。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流失海外的《永乐大典》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渐次回归。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比较好的时期,苏联曾归还过一批《永乐大典》。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赠还中国;苏**立列宁图书馆赠还52册;苏联科学院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册。当时的东德也赠还我国3册。在上世纪60年代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总理特批专款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册《永乐大典》。陈红彦说:“这些散失海外的《永乐大典》历经沧桑,能够回到国内,确实令人欣慰。”但她同时指出,回归的只是少数,更多的珍贵古籍依然静静地躺在异国他乡的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手中。

流失与散佚海外渠道众多

具体数量和种类难有统计

从清末到抗日战争,是我国古籍向海外流失最多、最严重的时期。除战争导致的流失之外,许多外国汉学家、探险队、考察队利用当时中国混乱的政局,在各地尤其是边疆地区,肆无忌惮地盗挖和偷运中国古籍,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殷墟甲骨、西夏文献等就是这样流失海外的。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和驻华使节出于个人兴趣也大量购买中国古籍,比如美国牧师韩慕义等,在离任时也带走不少古籍。还有部分古籍是通过贸易或走私等途径流出中国的,比如日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长期在中国搜求宋元善本;日本静嘉堂的中国古籍很大一部分是清末日本人从我国民间藏书世家“楼”等处低价收购而来。还有一部分则是当时中国政府赠送给外国政府和学术机构的,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收藏有同治皇帝赠送的中国古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收藏的大部头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当时清朝总理衙门赠送的。新中国成立前,一些人移居海外时也带走了不少古籍。

在此期间,究竟有多少中国古籍流失海外?很遗憾,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数字。记者根据有关资料粗略统计,以美、英、法、俄、日等为代表的将近20个国家的90余所大型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都收藏有中国图书文献,所收藏的中国文献总数逾百万册。海外以收藏中国古籍善本著称的机构至少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宫内图书寮、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东方文化研究所、国会图书馆、内阁文库等。

陈红彦说:“在国内我们可以通过普查来摸清家底,但是国外一般不会专门清点中国古籍,只能是一些收藏单位自己编订书目,我们通过这个渠道可以了解一些。有些古籍,比如敦煌文献,好多已经出版,或者已经编成目录,情况大致可以了解,但是没有著录的海外中国古籍的流散和收藏情况,就很难掌握了。”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者有机会赴海外留学或访问,许多国外图书馆和学术机构也邀请国内学者帮助他们编辑中文文献目录,使国内对国外的相关收藏逐渐有所了解。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安平秋长期致力于研究海外中国古籍,对于宋元刻本尤用功力。据安教授介绍,日本是除中国大陆之外收藏中国古籍最丰富、价值也最高的国家。现在存世的宋元古籍,中国大陆收藏有3000多种,中国台湾有800种左右,美国有120多种,而日本有1000多种。许多日藏中国古籍是孤本或善本,价值极高。《史记》的元刻本,全世界仅存9部,我国虽有3部,但皆为残书,而日本有130卷的全本。日本收藏的《赵志集》所著录的作品,不但《全唐诗》未收,就是后来的《全唐诗逸》亦未能补入,这是一部在中国已经亡逸的唐代诗歌集。此外,日本还收藏有大量的明清刻本。复旦大学在编《全明诗》、《全明文》时,必须到日本访书,以补国内资料之不足。

安平秋认为,面对中国古籍流失海外的众多途径,笼统地说这些古籍都是外国掠夺去的,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学术交往和追索,“还是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建议,在原件暂时不能回归的情况下,应尽力先把内容影印出版。目前安平秋和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的部分同事正在调查美国收藏的宋元古籍,已取得丰硕成果,《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一书将于明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我国学者对日本和美国收藏中国古籍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而对欧洲诸国的收藏,除敦煌遗书外,鲜有人涉足,具体情况还不明了。

文在他乡,魂归故里

“我的老师王静如先生做了一辈子西夏研究,但是始终没机会看到文献原件,只能从外国人公布的资料和研究论文里了解这批文献的情况。”史金波,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是我国西夏学的权威,谈起自己与俄夏文献的历史情缘,史教授感慨不已。

1908年和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率领探险队两次进入黑水城(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打开了在城外的一座佛塔,发现了大批西夏文献和文物,并把这批宝藏掠运到了圣彼得堡。文献主要藏于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特藏部,文物则存放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全世界西夏文献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就属这批黑水城资料。当时俄国学者编了一个8000多号的目录,但是并未公开全部文献。

1986年,中苏关系有所缓和。中国社科院和苏联有关学术机构正好有一个西夏学的交流项目。于是,1987年1月,“在50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史金波来到了圣彼得堡。他回忆说:“当时在苏联一共3个星期,除了路上和在莫斯科转车的一个星期,其余两个星期10个工作日,我全在特藏部里看书。因为此前双方一直保持了不错的学术联系,所以俄方还是很热情的,只要我提出来要看的东西,一般都能满足。但是他们规定一条:不能抄全任何一个文献,不能照相。我拼命看、拼命抄,全力以赴,但毕竟抄不了多少东西。”亲眼看到了、亲手触摸到了这些流失文献,“那种感觉,只能用百感交集来形容。”史金波说,“既有些失落,这些东西本来是我们的,现在属于他们了,心里不是滋味,又觉得一些满足,终于看到了,很不容易,很亲切。”

从那时起,史金波就下定决心,要把这批文献全部影印在国内出版。宁夏人民出版社打算出版这批西夏文献,史金波作为专家参与了此事,但后来因故出版计划告吹。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史金波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委托,再次向俄方提出出版之事,俄方回函答应。此后经双方谈判,达成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和俄国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分所合作,共同编辑、出版俄藏黑水城出土全部文献的协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从1993年开始,史金波和本所同事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摄影师四次赴俄,将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汉文和其他文字的文献全部拍摄回来并陆续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计划出版30册,现已出版13册。史金波认为,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的出版意义重大,创造了流失古籍整体内容回归的一个范例。他说:“虽然原件没有回来,但是我们有一个词叫‘魂归故土’。这些资料我们是全部公开,没有任何保留,从此以后,各国学者都可以开展研究了。”

多管齐下共同努力

流失古籍回归正当其时

“史在他邦,文归海外”,这是著名学者郑振铎面对古籍流失时写下的慨叹。新中国成立前虽然国内有识之士极力敦促政府抢救和保护中华古籍,奈何国弱民穷,政局动荡,虽心有余而力不足。郑振铎、张元济等学者以个人之力收购古籍,虽然在阻止珍本古籍流失方面贡献巨大,但毕竟独木难支。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政府高度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一些流失海外的中国古籍渐次回归。但专家们也指出,原件回归的难度极大。虽然中国是《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和《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的主要起草国之一,但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按照这两个法律展开追索,恐怕难有成效。专家们认为,古籍回归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需要政府、学术机构和民间共同努力。

中国政府对于流失海外的中华古籍的回归一直非常重视,通过政府收购、专项调查等方式促使古籍以各种形式回归祖国。1997年上海市政府斥资450万美元,将清末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的藏书整体从美国迎归。

海外华人基于爱国之情也不断将获得的古籍捐赠给祖国。2008年10月,清华大学校友赵伟国从境外拍卖行拍得战国时期竹简2100枚,全部捐赠给清华大学。

古代典籍范文第5篇

关键词：美学理念；传统茶典籍；翻译方法；茶文化

我国是“茶”的国度，茶文化发展至今，有了几千年的历史。随着茶文化的发展演变，古代出现了很多传统茶典籍。事实上，茶典籍是古人对茶文化的记载和总结，同时也是茶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世界上第一本茶书，《茶经》记载了唐代及唐代之前的制茶工艺和饮茶风俗等内容，使我国茶文化正式以文字的形式得以流传。我国传统茶典籍是对华夏大地茶文化的再现，因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美学是有关“美”的学科，美学与翻译有着较大的渊源，要想真正使译文被国外读者接受，译者在翻译茶典籍的过程中也应该将美学思想考虑在内，确保文字表述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英文是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本文仅从我国传统茶典籍的英译文本出发对其翻译策略加以分析。

1美学与翻译

1.1美学概念

西方哲学家鲍姆加登于18世纪30年代初提出了美学的概念，在其看来，美学的研究面向为“人类情感规律及感觉”。从字面上来看，我们不难理解，美学是围绕“美”所展开的学科，由于美学是对人情感规律的研究，因而其在某种意义上发端于哲学领域。美学思想一经提出，就在当时的哲学界引起了激烈讨论，随后包括伊曼努尔•康德在内的哲学家对美学概念及其内涵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并使美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事实上，美学有着多种形态，比如语言论美学就是其中一种具体美学形态。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美学思想在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运动传入国内，并对当时人们的认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我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就曾在文章中多次提及西方美学以及自身对于美学的态度和看法。

1.2美学与翻译的联系

古人曾就翻译发表过诸多观点，比如学者严复曾将翻译要点概述为“信”（客观明确、忠于原文）、“达”（自然流畅、通顺明了）、“雅”（文字优雅）三点。事实上，“信达雅”这三字真经既体现了古人对于翻译的看法，同时也透露出自身对于“美”的一种追求，这其中事实上就蕴含着翻译与美学的关系。国际知名学者刘宓庆在《当代翻译理论》一书中就提到了“翻译与美学联姻是中国翻译理论的重要特色”的观点。翻译时两种文字的合理转换，是译者的脑力劳动过程，因而翻译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创作。翻译不仅应该遵循原文（源语）的内容，而且还应该按照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对文字进行处理，从而使译文更能够被受众所认可。除此之外，人们需要注意不同的文体，比如文学类文章（小说、诗歌、散文、杂文）、科技说明类文章（科技著述）等就存在明显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注意把握译文风格，确保译文能够使读者产生阅读欲望。基于现代美学视角，译者在翻译文章时应该针对不同的审美要求和审美主体，从而使之符合美学理念，更好地深入到每一个受众的心中。

2传统茶典籍翻译存在的问题

据相关统计显示，我国传统茶典籍（隋唐到清代）不下100本，比如《茶经》（[唐]陆羽）、《煎茶水记》（[唐]张又新）、《采茶录》（[唐]温庭筠）、《大观茶论》（[宋]宋徽宗赵佶）、《茶录》（[宋]蔡襄）、《茶疏》（[明]许次纾）、《续茶经》（[清]陆廷灿）等著述就颇具代表性。这些传统茶典籍是对我国茶文化的反映，透过茶典籍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文化发展的脉络，并自觉树立文化传承意识。根据近年来国内茶典籍的对应译文来看，其主要存在以下两种问题：

2.1译文对“美”的重视程度不够

茶典籍是我国茶文化产物，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古人在撰写茶典籍的过程中十分注重语言的美感，这主要体现在“用词考究”、“句式工整”、“韵律和谐”、“修辞准确生动”等方面。比如，在茶圣陆羽所著的《茶经》中，“始其蒸也，入乎箪；既其熟也，出乎箪”这句话对比鲜明，句式对仗工整，隔行交互押韵，给人一种形式和音律的美感；“如胡人靴者蹙缩然，犎牛臆者廉檐然，浮云出山者轮菌然，轻飚拂水者涵澹然”这句则注重排比和押韵，朗朗上口。我国茶典籍乃古代文人雅士撰写而成，茶典籍的语言几乎到达了古代文学语言用词的程度，所以这就要求译者对原文充分理解，并在最大程度上保留句式、修辞和用词等方面的特点。但是纵观时下一些译者的译文，我们不难发现其对“美”的重视程度不够。比如说，译者在翻译茶典籍时并未对原文的语言美、句式美、音律美等加以考虑，他们只是运用最为通俗的语言将其译出，导致原文的美感大打折扣。

2.2忽视茶文化的比重，使外国受众不明就里

中外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别，每一种语言背后都对应着特定的文化。因而对于母语非汉语的外国受众来讲，理解我国茶文化存在一定的困难之处。正是由于茶文化的存在，茶典籍才洋溢着美的气息，浸润着美的氛围。可是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很多茶典籍译本都未对茶文化加以考虑，译者只是简单将原文译出，对于一些传统文化特征比较明显的词汇则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比如说，很多译者将茶典籍中的“五行”译为“fivephases”或者“fiveelements”，事实上这种译法会让外国受众一头雾水。五行是我国古人对于世界的看法，五行包括“金木水火土”，用以指代世间万物之间的关系。要是简单按照字面含义进行翻译，那么外国受众就无法深入了解我国的茶文化。再比如说，对于诸如“水方”、“漉水囊”、“鹾簋”、“熟盂”等在内的茶名、茶具名的翻译，译者要么采用音译（汉语拼音），要么用外国物品对应的某一词汇进行直接替换，这种生搬硬套的翻译方式使原文中的文化美感大大流失。

3美学视阈下我国传统茶典籍的翻译方法

每一种语言都有着自身的美感，当然英语也不例外。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其在发音、字形和含义等方面有着一定的美感。译者在对我国传统茶典籍进行翻译时应该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确保译文能够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并最终上升到艺术范畴。本文仅从以下三方面对美学视阈下我国传统茶典籍的翻译方法进行分析：

3.1把握译文“音律美”

音律美是文字的“声韵规律”，通过文字发音的改变使句子读起来朗朗上口。我国古体诗就十分讲究音律美，诗人在诗句末尾运用相同的声韵母，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当然，传统茶典籍也不例外。大部分古代茶典籍都由文人雅士撰写而成，他们有着较高的文字功底，在行文过程中也十分重视音律美的把握。比如说，“江东以一斤为上穿，半斤为中穿，四两五两为小穿”（《茶经》）押尾韵“uan”；“金乃水母，锡备柔刚，味不咸涩，作铫最良”（《茶疏》）押尾韵“ang”；“阴阳相济，则茶之滋长得其宜”（《大观茶论》）押尾韵“i”。在翻译此类具有音律美的句子时，译者同样应该对译文的音律加以考虑，灵活运用英文中的头韵和尾韵进行翻译，确保译文更加流畅自然、和谐通达。3.2注重译文“形式美”

就传统茶典籍来看，其中很多句子对仗十分工整，比如运用四言短句进行列举和说明；还有一些通过长短句式的变换，使原文读来更加明快有力。举例来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茶经》）就按照前四后三的形式进行排列，使读者一目了然地明白不同地区的茶叶在色泽上的区别。“未曾汲水，先备茶具；必洁必燥，开口以待”（《茶疏》）按照四字小短句进行排列说明，给人一种明快的感觉。当然，译者也可以按照原文句式的特点进行翻译，将句式的对比、对仗和变化展现在外国读者眼前，使他们同样感受到我国古人的智慧。但需要注意的是，译者切不可一味地追求“形式美”，而应该在不破坏原文含义的基础上对译文句式特点进行处理。

3.3表现译文“意境美”

古人在饮茶过程中十分讲究饮茶环境，他们试图通过饮茶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饮茶环境事实上与饮茶意境是相挂钩的，自然的饮茶环境会使人沐浴在一片宁静和谐的氛围中，给人的内心带来美的享受。我国古代茶典籍除了记录制茶工艺和茶具茶名发展历史之外，还对饮茶活动和饮茶意境等进行了描写。事实上，饮茶意境不仅与饮茶环境（茶室布置）相关，同时还与茶自身的色香味等因素相关。古人通过观茶色、嗅茶香、品茶味来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并由衷地感谢大自然的馈赠。要想将茶典籍中的意境美展现在外国受众面前，事实上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茶意境源自我国饮茶文化，而外国受众处于其他文化背景中，这就给他们理解茶文化和感受茶意境带来了一定的难处。在这种情况下，译者需要对其进行引导，为了确保外国受众真正感受到我国茶文化的魅力，译者在必要时应该加入注释说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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