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

李鸿章传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近代史历史教学 《李鸿章传》 梁启超

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有一个人物是无法回避的，他就是极富争议的李鸿章。李鸿章一生的活动几乎可以看做晚清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化历史。上中学的时候，历史老师口中的“大汉奸、卖国贼李鸿章”至今言犹在耳。当下有人给李鸿章“”，有矫枉过正之嫌。所以这边我给大家介绍梁启超所著的《李鸿章传》。这本传记是梁任公百年前写的，我百年后读此文，仍能栩栩如生地感受传主高屋建瓴的史识、客观公正的史德及纵横驰骋的史笔。此传用独特视角对洋务运动及李鸿章其人进行了客观、全面、具体的介绍和分析。全书分为“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之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事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主题，全传以文言文撰写，仅六万余字，要言不烦，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充分印证了梁先生的文笔是近代文坛最生动的文言文。下面我就结合自身的理解，来谈谈此书的一些观点。

1.敬重李鸿章的才干，同情李鸿章的遭遇

作者在绪论部分感叹：“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既悲逝者，亦是自悲。为什么同情李的遭遇？作者在此巧妙地穿插了一则事例。李鸿章游历欧洲之时，在德国见到了前首相俾斯麦，问他说：“如果一个做大臣的人，想要给国家尽力做事，但朝廷上所有人的意见都与他不合，合起来拉他的后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想按自己的想法办事，该怎么办？”俾斯麦回答：“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有他的支持就能独揽，那还有什么事办不了？”李又问：“比如现在有一大臣，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君主身边那些大臣随从，经常狐假虎威，借君主的名义干涉大事，要是这样，这个大臣该怎么办？”俾斯麦想了很久才说：“一个当大臣的，假如真心操劳国事，估计没有不被君主体谅的，唯独在妇人女子手底下办事，就不好说。”李听了这话沉默不语，作者在此悲叹不已。

2.要结合李鸿章所处的国家和时代对其评价

作者指出对李做出评价，必须对李所处的国家和时代进行深刻理解。一是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一个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国家，又恰好赶上这种政体已经成熟，其专制程度达到极点；二是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满洲人统治的汉族国家，而又赶上满汉杂居多年，汉人的权力开始逐渐恢复。李鸿章的官职是从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表面上位极人臣，但清雍正以来，政府的实际权力，却掌握在军机大臣手里，同治以来地方总督巡抚权力越来越大，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国家政治上的正确举措与失误，军机大臣要负责。所以不要把四十年政策的失误都归结到李鸿章一人身上，有些事不是他应该承担的。

3.谈论李鸿章，不能不了解李秀成

在“军事家李鸿章”这一章，作者站在自身的阶级立场，对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加以肯定。当时李鸿章已届不惑之年，作为曾国藩的弟子，韬光养晦多年，终于“一战功成”，在同光中兴的诸大臣中，是最晚成名的。在这一目，作者分析了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自身的腐败、不思进取、自相残杀，而不是清朝的攻势。让读者没想到的是，作者对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李秀成倍加推崇，并将李秀成和李鸿章作了比较。认为李鸿章在人品方面不及他的对手李秀成，因为李鸿章在苏州城破后，食言杀了太平天国的八位降将，暴露了李鸿章一生都喜欢玩弄小权术的个性。作者认为李秀成是真正的豪杰，爱惜百姓，礼葬战死的浙江巡抚王有龄，优待投降士兵。天京城破后，又用自己的好马搭救幼主性命，自己慷慨赴死。被俘后，整整三天在战笼中壮怀激烈写下供状，记录了数万字史实。作者认为供状经过清政府删节，没有全部流传下来，但在作者读来，还是威风凛凛，笔挟风雷。梁先生认为百年后，历史对李秀成会有中肯的评论。我个人认为作者百年前的评价比今天史学界对李秀成的评价还中肯。

4.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得国家事务

作者认为李氏是“洋务第一人”，但尖锐地指出“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不知国家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知政府和人民的权限，不知大臣应尽之责任”。李认为中国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不如人的无非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罢了，只需学会这些，就万事大吉了。作者认为这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没有真正懂得西方富强的原因。

但梁启超透过李氏给朝廷的奏折中对现状的深切忧虑，又知其见识过人，远远超过当时普通人。李深知当时中国处于“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因循守旧是无法苟且偷安的，希望找到安内制外的长久良方。如不变法维新，那么战和守都靠不住。所以日后失败，李敢在慈禧面前自称“康党”，康有为在流亡途中给李去信，称其为“维新同志”，亦不足怪了。

5.甲午战败，李鸿章难辞其咎，但他不应承担全责

作者在这一章虽然为李鸿章感到惋惜，却并没有为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开脱，而是列举了李的十二大责任。责任一，不明白国际公法，误劝朝鲜和各国立约；责任二，既默认朝鲜自主独立，又派兵干涉其内乱，授人口实；责任三，日本已经摆出有进无退得战争姿态，却不能抓住先机，依旧幻想别国调停，耽误备战；责任四，没有采纳聂士成趁日军还未集结，派兵直捣韩城的建议；责任五，高升号事件前，丁汝昌请求带北洋水师先消灭敌舰，却没有采用，以致敌海军反客为主；责任六，练兵整军二十年，连一仗都打不了；责任七，军队时常发生克扣军粮，强抢民女不良事件；责任八，管理军械局不善，子弹、枪支质量低下；责任九，平壤战役没有总指挥官，犯了兵家大忌；责任十，始终等待敌军进攻，总是受制于人而不去克制敌人；责任十一，海军居然不知道用快船，快炮；责任十二，误用无能之人把守旅顺要塞。这些都是李鸿章的罪责，但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苦心经营军队，君臣上下一心，不怕牺牲，孤注一掷，实力远在清廷之上。并深刻指出十九世纪下半个世纪以来，各国之间的战争，胜负都可以在开战前决出。因为世界越趋近于文明社会，则优胜劣汰的道理越确定，谁拥有实力，谁就拥有胜利。加上当时各地督巡抚各自为政，李鸿章的淮军孤军奋战，所以甲午战败不能只怪李鸿章一人。

6.马关谈判，李鸿章没有功劳，也没有罪过

在“外交家李鸿章”这一章，梁认为虽然西方人称赞李鸿章是有“大手段之外交家”，梁却评价相反，称其为“小狡狯之外交家”，说李的外交思想，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不过是《战国策》伎俩的翻版。《马关条约》的签订让李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作者认为“弱国无外交”，将此次李鸿章议和比喻为春秋时代齐国的佐出使晋国，1870年法国的迪亚士出使普鲁士，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人忍气吞声地说话，让旁观者心酸。作者在此处重现历史，李赴马关谈判，遭到暴徒枪击，子弹穿过左边颧骨下方，几乎昏死过去。日本医生认为只要取出子弹，静养，不费心劳神，可痊愈，但李当时认为国家危在旦夕，促成和平刻不容缓，所以宁死也不取出子弹。并凄苦哀叹，如果我死了对国家有好处，那么我就去死。梁先生认为马关谈判，李鸿章既没有功劳，又没有罪过。这次和议是他前面甲午战争所犯错误的结果而已。

7.封建末世的不二忠臣

作者介绍了在签订《马关条约》后，李鸿章进入他人生的赋闲时期。但其时的李鸿章并没有真正闲散的时候。1896年2月，古稀之年的李鸿章作为清廷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参加俄皇加冕仪式，并出访欧美七国。之后治理黄河，恪尽职守；出任两广总督，雷厉风行，使当地风气大改。李鸿章担任两广总督还不到一年，便有了义和团运动，之后德国公使克林德暴尸北京街头，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年近八十的李鸿章再次被任命为全权议和大臣，在清廷最危急的时刻，又需要李鸿章来收拾残局了。如果当初甲午交涉是其职责，而庚子之变时李鸿章远在广东，又已风烛残年，完全可以不去已被占领了的北京，去做那“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就去了。《辛丑条约》签后，李的肝病已极为严重，不久病逝于北京贤良寺。李死后，清廷给了他至高荣誉，也算不负他一生劳苦。

8.对李鸿章的总体评价

本书在结论部分，将李鸿章和古今中外的十六位名人如霍光、诸葛亮、俾斯麦、梯也尔、伊藤博文等进行了逐一比较，展示了作者渊博的史学知识和独特的史学视角。此后从侧面肯定了李鸿章的几点可贵品质：（1）重视纪律、严于律己，中国人很少有人能赶得上。（2）李鸿章和外国人打交道，态度特别轻侮，没有崇拜西方人的劣根性。（3）李鸿章办事态度特别认真，任劳任怨，不在乎名声，敢于担当。最后作者对李鸿章的为人进行了总结：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长。并且感叹，当时之中国想要再找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人，几乎不可能了。想到此处，作者不禁毛骨悚然，赋诗一首作为结尾：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参考文献：

［1］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

［2］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李鸿章传范文第2篇

1843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从北京来函，让其入京，准备来年的顺天府乡试。利用这个机会，李文安带李鸿章拜见了曾国藩。1845年，李鸿章应乙未恩科试，曾国藩是主考官。考试失利，李鸿章正式拜曾国藩为师，学习如何写诗作文。两年后李鸿章金榜题名。曾国藩对李鸿章不仅在学问上循循善诱，在事业上也步步提携。而李鸿章也没有忘记老师的恩情。1864年，曾国藩与曾国荃包围天京，久攻不下，李鸿章率领的淮军时在常州，朝廷谕令淮军会攻金陵。李鸿章知道曾国荃想独占收复天京的头功，于是致函曾国藩，称自己的部队想休整一下。朝廷见李鸿章按兵不动，下旨催其动兵。李鸿章先是谎称生病去了苏州，接着又提出部队疲劳，需休整两个月才能出战。实在找不到理由了，就绕道浙江，说要从湖州对南京形成包围。曾国藩明白李鸿章的良苦用心。湘军攻克南京后，李鸿章去看老师，曾国藩出城迎接，拉着他的手动情地说：“我兄弟俩的一点儿面子，全是你给的。”

然而，李鸿章的矛盾也正在这里，一方面他非常尊敬自己的老师，另一方面他对老师传授给他的东西，更多的只是吸收其“术”（具体的技巧），不顾其“道”（做人处世的根本理念）。

曾国藩一生以诚为本，李鸿章则喜欢撒谎。在湘军幕府时，某天李鸿章谎称头疼，不愿参加曾国藩主持的早会（集早餐与议事于一体的聚会），曾国藩几次派人去叫，说是“人不到齐不开饭”。看到老师生气了，李鸿章只好披上衣服，匆匆前往。曾国藩板着脸没说话，待李鸿章吃完饭，丢下一句：“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耳。”然后拂袖而去。

在用人上，李鸿章与曾国藩也有极大差异。曾国藩提拔将领，除了军事素质，还很看重其操守和学问，湘军的主要将领都是书生，有科名者竞达30多人。曾国藩曾得意地对别人说：“我的这些部下，可以白天打仗，晚上讲学。”李鸿章用人只看打仗的能力，强调用利益笼络人心。他觉得读书人想法多，谁都不服谁，在战场上很难协调：相反，那些四肢发达、大脑简单的“武夫”却可以唯主将之命是从。

曾国藩固守原则，李鸿章则看重权变。19世纪70年代初，天津发生捣毁教堂、杀害洋人的教案，曾国藩受命处理。曾国藩经过仔细调查，发现所谓洋人教士杀婴儿的事，纯属谣传。在谈判中，他先是向洋人道歉，当即决定将天津道、天津府、天津县的官员全部撤换。洋人不同意，非要将这些官员杀了抵命。几经协商，达成协议：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支付赔款49万两，并派政府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协议一出，国内物议沸腾，有人甚至指责曾国藩是“卖国贼”。在此种情况下，朝廷只得命令李鸿章复查“天津教案”。李鸿章一接手，立即表现出了与乃师全然不同的做事风格。他一面与洋人讨价还价，一面暗地里与俄国沟通，因为俄国只要赔偿“经济损失”，不要求人命相抵。李鸿章趁机改动判决，将原来的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又令丁日昌从监狱里找来16名死刑犯杀了，忽悠外国人说已经行刑完毕。那些流放的官员，在避过风头之后，李鸿章又将他们一一招了回来。

李鸿章传范文第3篇

2006年11月7日，是晚清著名政治家李鸿章（1823．2．15―1901．11．7）逝世105周年纪念日。

时间倒退到整整110年前的1896年。

8月28日至9月5日，李鸿章以“大清帝国特命全权公使”的身份，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访美利坚合众国。在此之前，李鸿章先后访问了俄、德、荷（兰）、比（利时）、法、英6国。

这时的李鸿章已经73岁高龄。当时，中国正加速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就在李鸿章此行出访一年多前，先是他苦心经营了近20年的北洋海军被日军覆灭，继而又代表清政府在日本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李鸿章也因此被革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职务，故视此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

李鸿章此番出访欧美，一方面是为了实现清政府“以夷制夷”的策略，另一方面，西方列强无不想在中国多攫取“一杯羹”，鉴于李鸿章在清帝国的地位和作用，于是纷纷邀请李氏首先访问自己的国家。在访问欧洲6国的过程中，李鸿章每到一处，无不被“待若上宾”：在俄国，他被当做最尊贵的国宾，受到沙皇接见；在德国，德皇设国宴，并亲自陪同他检阅御林军；在英国，他觐见了维多利亚女王……

李鸿章到达美国之后更是受到“史无前例的礼遇”。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来，个个“喜气洋洋，像过节一样”，都想亲眼目睹这位大清帝国总理大臣的风采――“因为此人统治的人口比全欧洲君主们所统治人口的总和还多”①。每一个能看到码头的大楼窗口内都挤满了观光者，每一座高楼的楼顶上也站满了人，特别是能俯瞰码头的百老汇大厦楼顶上更是人声鼎沸。所有靠近码头的地方都已人满为患。“圣・路易斯号”邮轮终于靠岸后，“欢迎的号角刚一响起，就很快被人群的喧嚣声所淹没”。水上、岸上的欢呼声、喧嚣声、爆竹声、火炮声响彻云霄，“数万体面商民，执旗列岸而迎，脱帽欢呼，万声如一”②，沉浸在一场盛大而热烈的庆典之中。从港口到李鸿章下榻的华尔道夫饭店，也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所有包装货箱上、米袋上和一切能越过人群占有望优势的突出物上，都挤满了汗流浃背等候多时的人们。人要穿过街区是很不容易的，街上汽车的行驶也极为困难。”③纽约警方不得不增加警员维持秩序。

李鸿章下榻纽约后曾对美国政府代表卢杰将军说：“法国人试图劝我经马赛和苏伊士运河回国，但我回绝了。我告诉他们，我想访问美国。”后者则妙语作答，称李鸿章此番访美“就像是一个国际大家庭里的大哥哥探访远方的弟弟”④。

对美国政府给予李鸿章来访“史无前例的礼遇”和普通民众的巨大热情，当时的《纽约时报》评论道：“这不仅表明了他个人所具有的崇高尊严，同时也表明了大清帝国的伟大。”⑤

二

李鸿章在访问美国近10天的时间里，不仅在美国民众中掀起了一场“李鸿章热”，同时也受到了包括《纽约时报》、《纽约太阳报》⑥在内的众多媒体众星捧月般的热烈追捧。各报均将李氏来访视为“绝大新闻”⑦。早在李鸿章踏上美国土地之前，美国媒体就已经全文刊登了他与法国总统共同接受记者采访的情况。李鸿章乘坐“圣・路易斯号”邮轮抵达纽约港时，各路记者更是“争■舟以奉迎，各操觚（古字用的木板――引注）而作记”。

对李鸿章的来访，当时的《纽约时报》有极为详尽的报道。《纽约时报》创刊于1851年。李鸿章到达的那年8月，阿道夫・S・奥克斯刚刚把濒临破产的《纽约时报》买下来。奥克斯采取了与当时普利策和赫斯特耸人听闻式的新闻报道完全不同的办报方针，而是要“出版一份新闻全面、社论稳健，供不喜欢过分强调消遣性的材料和特写的读者阅读的报纸”⑧。以后，在奥克斯本人及其家族的苦心经营下，《纽约时报》逐渐发展成为当今在国际上拥有广泛影响和崇高声誉的美国第一大报。

《纽约时报》对李氏来访的报道尽管在选词造句上尽量克制，但字里行间仍然掩饰不住友好之情。“龙”在西方人那里一向意味着“凶暴”，但在《纽约时报》的记者笔下却是：李鸿章乘坐的“圣・路易斯号”邮轮“第二根桅杆上悬挂着大清国国旗，旗上图案是在黄色的衬底衬托下一轮红日升起，深绿色和大红色交织而成的龙在昂首飞舞”⑨。而李鸿章本人在报道中更是丝毫不见“东亚病夫”的影子，而是神采飞扬，和蔼可亲，面容慈祥，“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⑩。

当然，性格一向开朗的美国人也没忘了拿这位“来自中国的大人物”（the big pot of China）“幽默”一把。一位叫做William Carleton Robey的剧作家于1897年编写了一出《恭迎李鸿章》（Li Hung Chang’s Re工ception）的歌舞讽刺喜剧，把李氏此次来访描写成是为了“选妻”（selecteda wife）{11}。

尤其引人兴味的是，李鸿章还被当时纽约市家喻户晓的“黄孩子”请进了《霍根小巷》！{12}

“黄孩子”是当时一个系列漫画中的中心人物，其英文原词为Yellow Kid。“黄色新闻”这一新闻学术语即发端于此。这个“黄色幼童”至少与3个人有关，其中两个是大名鼎鼎的普利策和赫斯特，另一个则是漫画家理查德・奥特考尔特。

约瑟夫・普利策（1847年～1911年）原是匈籍犹太人，1878年开始在美国经营报纸，主张“不为党派服务，而为人民服务；不是共和，而是人民的喉舌”，为公众利益而鼓吹坚决的社会改革，坚持与黑恶势力作斗争，因而获得巨大成功。普利策的办报方针标志着美国新闻业从“黑暗的党报时期”转向“新式新闻业”，他本人也因此享有美国“现代新闻之父”的美誉。

但是，普利策同时熟稔“耸人听闻的新闻内容和版面”对读者的巨大魔力。1883年，他收购《纽约世界报》，并从1889年起在报纸的星期日刊上定期出版连环画专页。其中，最成功、影响最大的漫画家就是奥特考尔特。他的系列连环画总名为《霍根小巷》（Hogan’s Alley），描写纽约东区社会底层人群杂乱、喧闹、粗俗的廉租公寓生活。“黄孩子”是贯穿其中的中心人物。从外表上看，他仿佛是过去上海滩某个“小瘪三”的美国版：头上只有几根头发，总是咧着嘴傻笑，牙齿却几乎掉光，两只绿豆般的小眼睛有一只还不大能够睁开，穿着一件垂到脚脖子上的肥大睡衣，两只脚光着。他整天东游西逛，对纽约新近发生的各类事件（其中以社会新闻事件为主）评头论足，而且十分搞笑。《纽约世界报》的印刷工人们给他的睡衣涂上了一层鲜亮的黄色。《霍根小巷》连环画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十分贴近社会底层民众（包括大量移民），其叙事方式夸张、幽默，饶有兴趣，那件肥大睡衣的颜色又是如此夺目，故而“黄孩子”一时名声大噪，家喻户晓，《纽约世界报》的发行量也因此一路飙升。

正当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借助“黄孩子”大行其道的时候，威廉・伦道夫・赫斯特（1863年～1951年）闯进了纽约城。1895年，对普利策的成功垂涎已久的赫斯特在纽约买下了一家陷于困顿的报纸，更名为《纽约新闻报》（晚刊）。他几乎在一夜之间把《纽约世界报》星期日刊的人马挖到了自己旗下的新闻报社里，同时也把奥特考尔特连同“黄孩子”一道挖了过来。普利策则雇用了另一个叫做拉克斯的画家继续在《纽约世界报》上刊登“黄孩子”连环画。一时间，纽约城有了两个版本的“黄孩子”连环画，引发了“黄孩子双胞胎案”，普赫双方为争夺“黄孩子”版权而对簿公堂。

除普赫两家同时刊登“黄孩子”连环画及“黄孩子”的大幅广告外，还有人把“黄孩子”搬上了舞台，在纽约音乐厅上演，成为《纽约世界报》和《纽约新闻报》的象征。再加上两报充满了刺激性的新闻，于是人们将这种新闻和“黄孩子”连环画联系起来，称其为“黄色新闻”{13}。

三

李鸿章在美国访问期间，正值“黄孩子”和他的《霍根小巷》炙手可热之时。含有李鸿章形象的那幅连环画刊登在1896年9月6日的《纽约世界报》上，也就是李鸿章离开美国前往加拿大的第二天，题目是《李鸿章访问霍根小巷》（Li Hung Chang Visits Hogan’s Alley）。其作者不是别人，正是“黄孩子”的首创者、后来转到赫斯特麾下的漫画家奥特考尔特。

整个画面虽然不乏漫画特有的夸张、变形和幽默，但气氛热烈，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见图一）：大红灯笼高高挂起，爆竹声声炸若惊雷，鼓乐阵阵响彻云霄。李鸿章头戴三眼花翎黑丝绒官帽，身穿黄色长袍，手执月亮形丝扇，脚蹬黑色布鞋，面容清癯慈祥，仪态万方地端坐在像峨眉山“滑竿”那样的轿子上。他的红色圆形靠背恰如一轮红日。画面正中、李鸿章背后上方高举着一个标牌，上书“李鸿章”三个楷体大字。他的轿子安放在由一只白色山羊拉的四轮木箱上，而牵羊的人正是“黄孩子”――只不过今天戴了一顶中国式黑色瓜皮帽。他的黄色睡衣上写道：“嗨！他认为我是中国人――却一言不发。”人们唱着歌，护卫着、簇拥着李鸿章，长长的人流塞满了整个小巷，连小巷两边的建筑上也站着欢呼的人们，有人甚至不小心从高处跌落下来。在画面上方高大建筑的墙壁上有两则广告，其中一则写道：“女士们！赶快讨要李鸿章式紧身衣吧。假如商贩向你兜售别的什么，你就告诉他他不过是个撒谎大王罢了。”{14}

画面上李鸿章的穿着打扮与《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颇为相似：“李穿着著名的黄马褂，这种马褂有点像披肩，看不出有什么实际的用途。马褂里面是深蓝色的织绵软绸外套，再里面穿着深红色的裙服，上面凹印着许多暗花的纹饰。他穿了一双白色厚底靴，把人的个子垫高了许多，戴的帽子是现已不再时兴的满清官帽，从上到下往里收束，露出刮得光亮的头皮，只剩下黑色的一小片，帽子后面垂吊着用丝带束编至膝的长辫。帽檐是黑色的，帽冠镶着金边，用灯芯绒制作的软织物从顶戴内向外披散出来。顶戴的正中有一个宝石纽扣，顶戴上还斜插了一根三眼花翎，在他的右手小指上戴了一颗光彩耀眼的钻戒。”{15}

从《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可以看出，早在李鸿章离开美国之前，他的形象就已经被制作成卡通人物了。1896年9月2日，在接受采访时曾有记者问李鸿章：“您对自己的画像出现在本市有何评论？”李鸿章嘴上说“不怎么样，他们画得不像”，但“脸上出现了非常特别的表情，显示出了美国式的幽默，好像乐意成为卡通和漫画中的人物”。

1896年9月5日，李鸿章一行离开美国前往加拿大（当时为英属）访问，9月14日搭乘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的轮船离开加拿大回国，10月3日到达天津。在为期190天的访问中，李鸿章一行经过四大洲，横渡三大洋，水陆行程达9万多里{16}。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回国途中经过日本横滨港时需要换船。按照常规，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但是，曾因《马关条约》之恨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的李鸿章，为了不让自己的精神和肉体与日本国土发生一丝一毫的关系，无论如何也不肯上岸，侍从们只好在两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了另一条船。

李鸿章此行出访欧美，本意是要为清政府结交西方列强，实施“以夷制夷”的战略。然而，此时的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李鸿章自称不过是个“东补西贴”的“裱糊匠”罢了{17}。

4年之后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此八国除荷（兰）、比（利时）、加（拿大）外，李鸿章访问的欧美各国全部在册。1901年9月7日，李鸿章等代表清政府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这11国除加拿大外，李鸿章欧美之行的其余各国又是全部在册！《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完全确立下来。李鸿章气恼交加，咯血不止，饮食不进，于11月7日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年的人生历程。据载，就在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的弥留之际，俄国公使仍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俄国公使走了之后，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当身边的人说完“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之后，“目乃瞑”……{18}

注释：

①③④⑤⑧⑨{10}{15}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②雷禄庆：《李鸿章新传》，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

⑥the Sun，取“为人人发光”之意，1833年9月3日由本杰明・H・戴创办于纽约，被认为是美国新闻传播业大众化开始的标志。

⑦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

{11}〔美〕Library of Congress American Memory Wed Site． http：／／memory．loc．gov，22 Dec．2003．另按：该剧编写前5年，李鸿章继配赵氏（1838年～1892年）病逝，参见雷禄庆《李鸿章新传》、苑书义《李鸿章传》。

{12}〔美〕弗吉尼亚大学官方网站，http：／／xroads．viginia．edu／~MA04／wood／ykid／intro．htm．

{13}〔美〕埃默里父子：《美国新闻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年。

{14}“紧身衣”英文原词为corset，当意指李鸿章在美访问期间穿的“黄马褂”。

{16}苑书义：《李鸿章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17}苑书义：《李鸿章历史定位论纲》，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4521＆type＝1005．

{18}庞森：《走进联合国》，http：／／lz．book，sohu．com／chapter．php？id＝4424＆volume＝4＆chapter＝7．

李鸿章传范文第4篇

掐指往前推算，一百二十多年前，中国陆地交通工具中，没有动力车辆，旅行只能依靠畜力或者脚力。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回忆录中提到了当时马车旅行的方式：

一般来说，商人都乘坐一种有盖的小马车，一天行驶大约三十英里。他们在拂晓前大约一小时开始一天的行程，一直走到十点左右，然后停下来喂骡子，吃中午饭；十二点左右，他们再次上路，走到薄暮才停下来。

这种交通方式，与两千年前孔子周游列国，几乎没有区别。

同治四年正月十七日（1865年2月12日），总理衙门致函各地封疆大吏，谈及海外各国公使，都在推动中国铺设铁路、架设电报线，而被中方婉辞。“中国地势与外洋不同，倘任其安设飞线，是地隔数千里之遥，一切事件，中国公文尚未递到，彼已先得消息，办事倍形掣肘。如开设铁路，洋人可任便往来，较之尽东其亩，于大局更有关系。”总理衙门要求，嗣后各国领事如有向地方官请求立电线开铁路等事，须“力为设法阻止，以弥衅端而杜后患”。并要各地大员表明态度。

在总理衙门大臣看来，铁路、电报若在中国使用，得益的是外国人，中国不仅无关，还要受其伤害。一个月后，江苏巡抚李鸿章回信，表示“铁路费繁事巨，变易山川，彼族亦知断不能允，中国亦易正言拒绝。”时任江西巡抚沈葆桢也说：“平天险之山川，固为将来巨患；而伤民间之庐墓，即启目下争端。”李、沈都是当时巡抚中的后起之秀，但他们对待铁路，均持保守态度。

贰

光阴荏苒，十年时间匆匆过去了。

在这十年中，李鸿章、沈葆桢分别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成为中国洋务自强的领军人物。

在这十年中，德法之间打完了普法战争（1870-1871）。战争初起的十四天里，德军用铁路将38万军队、11万4千匹马、850门火炮和9500辆客货车运往德法边界，这种战争动员和兵力投送能力，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Brandt），将这一信息通报给了清政府。 普法战争中铁路的运用，代表着蒸汽机时代陆权的重新兴起。对应于蒸汽机带来的坚船利炮和海权勃兴，铁路使得部队实现了六倍于拿破仑时代的移动速度，并使得军队在战场上能够长期坚持，从而造成战争形态、规模和时空概念再次重新改写。

李鸿章对西方铁路的观念，也是在这几年中转变的。我们目前看到李鸿章最早转向支持建造铁路的文献资料，是他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一日（1872年10月12日）写给丁日昌信中的一席话：

电线由海至沪，似将盛行，中土若竟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庶足相持。闻此议者，鲜不咋舌。吾谓百数十年后舍是莫由，公其深思之。前上轮船疏，以裁沿海师船，试开煤铁矿，总署已不敢置议，梦梦可知。滇回乞师于英，未闻有密助军械之说。俄人坚拒伊犁，我军万难远役，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俄窥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则万国缩伏，三军必皆踊跃，否则日蹙之势也。

李鸿章和丁日昌当时不知道，两天之后，日本第一条铁路京滨铁路投入正式运营。京滨铁路连接东京与横滨，全长29公里，共建有六个车站、22座桥梁，全程运行53分钟。而在此之前三个月即6月12日，21岁的明治天皇已经试乘了品川至横滨的试运营段； 1874年5月，大阪―神户铁路通车，1879年2月，大阪―京都铁路通车。从1870至1885年，日本工部省“兴业费”（即官营企业投资）总额为2970万日元，其中铁路投资1430万日元，占百分之四十九。日本在铁路建设上，早已走在中国的前面。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台湾，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总理台湾等地海防，李鸿章协派淮军唐定奎统带铭军步队十三营增援。十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谈到：“唐军分起到台过迟，轮船调队亦复濡滞，如此信非铁路轮船不为功。” 这里，李鸿章设想的铁路作用同军队调动直接有关。

年底，李鸿章奉旨筹议海防，他上奏再次提起：“南北洋滨海七省自须联为一气，方能呼应灵通。惟地段过长，事体繁重，一人精力断难兼顾，……何况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倘如西国办法，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致于误事，而中国固急切办不到者也。”他还提到数月前日本侵台而清军调兵过缓的事说：“今年台湾之役，臣与沈葆桢函商调兵，月余而始定，及调轮船分起转送，又三月而始竣，而倭事业经定议矣。设有紧急，诚恐缓不及事。”

李鸿章记得，本年冬天，他赴京叩谒同治帝梓宫，谒晤恭亲王，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北京，以便南北转输。恭亲王亦以为然，但又说无人敢主持。复请其找机会为两宫太后言之，恭亲王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李鸿章事后郁闷地说：“从此遂绝口不谈矣。”

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在铁路问题上的态度其实也不开放。这年及随后的第二年，英商怡和洋行无视中国，擅建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清廷谕令李鸿章与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妥商归宿之法”。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西华（G.F.Seward）提出，吴淞铁路可否“准令洋商承办，照各国通例，由中国抽纳捐税十年，再照原价收回。”李鸿章拒绝，认为英商欺瞒在先，为了维护中国，必须收回此路。他派朱其诏、盛宣怀二人前往上海，与江海关道冯a光一起，与英方代表梅辉立（W.F.Mayers）谈判，最后于九月初八日签约，以28.5万两白银的价格，将吴淞铁路购回。

李鸿章私下对铁路抱有兴趣，早在同年三月十二日，他在致丁日昌的信中已经提到：“铁路已成，火车试行，竹儒（冯a光）设法阻扰，谓将卧铁辙中听其轧死，威（妥玛）、梅（辉立）等目为疯人。” 不过这种不以为然，尚不能公开表达。

回购铁路得到了沈葆桢的支持。但是买回来以后如何处理，李、沈之间产生了分歧。梅辉立曾经建议仍交怡和洋行承办数年，李鸿章坚决拒绝，主张由华商集股自办。但沈葆桢却将用重金买回的这条铁路拆毁，铁路器材运往台湾，弃置海滩，任其锈毁。以至于李鸿章在给郭嵩焘的另一封信里愤然写道：“幼丹识见不广，又甚偏愎。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不受谏阻，徒邀取时俗称誉。” 福建巡抚丁日昌打过这条废弃铁路的主意，想把它恢复起来，后来又建议将台湾铁路改马车路，其经费移购铁甲舰。对于丁的第一个构想，李鸿章极为赞赏，他告诉丁：“兄曾发狂论，以为朝开铁路、电线，夕死可矣！” 而对丁日昌更改主意，李鸿章深表惋惜：“方盼我公为中土开山老祖，而今已矣！”

在那个时代，郭嵩焘、李鸿章、丁日昌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中国要富强，必须拥有铁路、电报、铁甲舰，他们的眼光，远超同时代的其他政治家。而李鸿章，更想自己来做中国铁路的开山老祖。

叁

光绪六年夏秋之际，清廷内部因与俄国交涉收回新疆伊犁，几乎引发双方交战，张佩纶应李鸿章邀请，前往天津交流筹划。九月十二日（1880年10月15日），他在日记中记录下他们私下交谈中的内容：

合肥又欲开铁路，自镇江转漕后由扬州直达京通，岁可节漕费百万。一旦海上有事，陆运捷便，无忧乏食，而征兵转饷亦益迅利，其款可贷之法人。余以为果兴铁路，必自边境始，今日之势，西域为首，关东次之，漠北又次之。地旷人稀，事前无绅民阻扰，事后使商贾利赖屯兵，四出应援可免馈运之艰、风雪之苦。边境有效，然后推行腹地，事半功倍矣。合肥击节以为名论。

从这次谈话内容看，李鸿章考虑引进外资建设铁路，是为了运送漕粮和战时调遣军队。张佩纶主张先从新疆、东北、蒙古入手，行之有效后推广至内地，以回避保守派的阻扰。张佩纶的清谈虽然不着边际，李鸿章还凑趣称赞，增加气氛，直隶总督衙门的花厅里，洋溢着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浪漫憧憬。

浪漫归浪漫，李鸿章同时却在做实质性的推进。在备战的讨论中，李鸿章的淮军退休老部下，七年未通音讯的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图5）被朝廷传唤，进京觐见。

十一月初二日，刘铭传未谈对俄作战准备，而是向朝廷递呈《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从国防战略和中外国运对比度对角度提出动议，是清廷内部第一个正式的铁路构想。其具体主张，是先修清江浦（位于江苏淮安府，为漕运总督驻地）经山东至北京一路，以利漕运。对于建造铁路的经费，他建议借用外资。

刘铭传的倡议，其实是李鸿章精心安排的。其观点与张佩纶记录的李鸿章思路，前后基本吻合。光绪六年至光绪十年间，其实是李鸿章与修路派关系密切、暗通款曲、内外勾兑、谋划大局的五年。

在京期间，刘铭传遍访政界大佬。十一月初九日，张佩纶函告李鸿章：

省三偕蔼青入都，昨始晤谈，老于兵事，多审时度务之言，可云智将。惟于铁路矜为创获，志在为将作大匠，而不愿为度辽将军，殆非吾党相期之意。

“吾党相期”什么？张佩纶的想法与张之洞不尽相同，他期望派刘铭传筹建北洋水师。张佩纶对李鸿章说，此举在你为本谋，在海防为急务，实不专为刘铭传筹画。造铁路对国家有益的道理，我不诧异，惟此举为二千年创举，困难必多。所以建议目前仅就刘铭传一疏作为发端，开展讨论，从容议之。 从此信可以看出，张佩纶已经意识到，建造铁路，当时时机尚不成熟，在北京官场中无法被接受，必然会遭遇阻击，只能作为一个酝酿中的话题，反复拿出来讨论，先造造声势罢了。

肆

果然，反对的声音出现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内阁学士张家骧（字子腾）上奏《未可轻议开造铁路折》，列举修建铁路的三大弊端：

一、清江浦为水陆通衢，却非开放口岸，若铁路造成，商旅辐辏，必较上海、天津更为热闹。洋人从旁觊觎，百计要求，将何以应之？

二、铁路沿线会遇到田亩、屋庐、坟墓、桥梁，将其一律平毁，还是要让民众迁徙？火车电掣风驰，必至贻害民间；

三、铁路会影响招商局海运收入，恐所购轮船，渐归无用，从前资本投入无法取偿。

张家骧请朝廷“宸衷立断，将刘铭传请造铁路一节，置之不议，以防流弊而杜莠言。”他写道：“臣知朝廷权衡慎重，决不轻议施行。惟献策者张皇喜事，既以为有利可图，恐参议者附和随声，即以为是谋足用。一言偾事，关系匪轻。” 随后，上谕命李鸿章对张的观点悉心妥筹具奏。张家骧是光绪帝的师傅之一，帝师们大多与皇帝生父醇亲王关系密切。他的奏折，显然大有来头。

廿五日，张佩纶秘密告知李鸿章：

铁路亦仅数人不以为谬，佩纶知省公非其人，今日非其时，即属蔼卿劝阻，比闻子腾学士以三大弊驳之，内廷作此，必有授之者。来教谓议论、人心皆难画一，以是徘徊审顾，诚大臣之心而老成之见也。不然，佩纶固不畏事、不逢时者，胡独于此乎？变法当有次第，愿公姑于水师、矿务加意，勿遽言铁路耳。

廿六日，张佩纶再次密告李鸿章：

铁路闻兴献不以为是，欲集廷议驳之。……孙子授来言，张子腾抗疏争铁路三大弊，亦下南北洋。并闻合肥已借洋款五百万，拟命马枚叔建工。答以无之。

上述引文中，霭卿即两广总督张树声之子张华奎，兴献即醇亲王奕X，孙子授即刑部左侍郎孙诒经，马枚叔即李鸿章幕僚，曾经留学法国的马建忠。张佩纶提供的醇王反对修建铁路的情报，后来证明是完全准确的。

十二月初一日，李鸿章按照上谕要求，呈递《妥议铁路事宜折》，正面支持刘铭传主张，对各种怀疑和反对观点进行详细解释，列举铁路之兴的九大好处。同时议复张家骧的奏折，对张的“三大弊端”进行回击。

李鸿章认为，建造铁路的困难，主要是投资经费巨大，借外债乃不得已之办法。有人担心会受洋人盘剥，但举债搞基础建设，与借债支付军费不同。铁路一开，本息就有所取偿，而国家获利更在久远。

李鸿章提出“不可不慎”有三个方面：一是借债时明确保障债权人利息和还款日期，同时不得干预我事，经理铁路事宜，由我自主。这样，国家权益不会失落；二是公司化运作，由华商承办，其政令须官方督理，不准洋人附股。债务由铁路公司分年抽缴，期于本利不至亏短，万一亏短，由官方追讨，不得将铁路抵交洋人。界限既明，弊端自绝；三是以往外债皆指定海关税归偿，有人担心铁路债会妨碍中国财政收支。此次可以议明借款与海关无涉，由日后所收铁路之利，陆续分还，于各项财用无所牵掣。李鸿章说，洋人对借债十分慎重，若尽照所拟办法，方可兴办。不如是则勿借。他建议由刘铭传主持铁路项目。

李鸿章还在随附的《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中，大声疾呼说：

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

李鸿章的奏折，涉及保障、公司制运作、专项投融资资金自行平衡外债等诸多内容，力破陈见，大胆创新，发前人未发之言。对于这场铁路建设讨论，在操作上，李鸿章设计得层次细密，他把倡导建设铁路，已提升到自己身后历史地位评价的高度。

伍

然而保守力量之强大，依然超出李鸿章的想象。反对建造铁路者私下沟通串联，可以通过蛛丝马迹来细细体察。

特别是从醇亲王和翁同的有关来信中，李鸿章已经明白，眼下在铁路问题上，他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在众人一片反对的气氛中，李鸿章的态度显得落寞和孤掌难鸣。

正月初四日，李鸿章仍复函醇亲王，继续为建造铁路计划辩护，称“铁路一事为泰西各国富强最要之端”“请襄助铁路大计”，但口气发生变化。他说中国必筹造铁路而后能富能强。但今尚非其时，似须俟诸数十年之后。显然，李鸿章不得不转向了。

光绪七年正月初八日（1881年1月31日），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亦遵旨上奏《议覆筹造铁路利弊片》，发表对铁路的看法。尽管他与李鸿章在铁路问题上有过默契，但随后刘坤一察言观色，态度已从支持修建转为反对修建。

陆

正月十六日，北京官场中真正去过欧洲、亲身乘过火车的前驻德公使刘锡鸿，携带着他的《罢议铁路折》登场了。

刘锡鸿认为，洋人火车铁路是公司经营，无关国家投入。中国没有西方模式的私人公司，如果官方牵头招民凑股，则近年百姓屡屡受欺于官，岂肯复蹈覆辙？再说时下民力大困，就算网罗天下富室，亦未易集成西洋一公司之巨资。如果投入朝廷资金，则财政缺钱，上何处筹集巨款？西洋铁路，既由商民募股，在事之人皆参与管理，修路造车在在结实。中国诸事皆交委员吏役，视为官事。自太平军起事以来，法令松弛，下面人都知侵冒不足以干典刑，遂相习以自肥囊橐。难道火车铁路一事，独能搞得好吗？现在国家教养之政尚未暇举，攘窃之风盛行。铁路之铁轨绵延数千里，势难节节严守，窃失当在意料之中。洋人信奉天主耶稣，不知山川之神。我中国名山大川，从古沿为祀典，倘铁路通行，恐惊耳骇目，大为不祥。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

刘锡鸿还说，英国造铁路，货物流通，从大西洋至地中海，凡数十国，英商之货，直达欧洲之外，其所得皆他国之利也。中国虽造铁路，不过周于两京十七省而止，以彼省之货易此省之财，从一个国家而言，则毫末殊未有增，哪来什么利益？虽说火车便利旅游探亲、带动沿途饮食住宿、交通土产之类，不知此惟洋人所好，我中国当禁民众惰游，造铁路有什么利益？或说中国幅员辽阔，常有鞭长莫及之虞，有火车则巡察易周，官吏不敢逾法，有益政治。其实察吏之昏明在精神不在形迹。或说铁路有利于漕运，其实我朝征伐准噶尔、厄鲁特，戡定回疆，沙漠迢遥，兵粮皆陆运而无匮，况腹地仅数百里之近，有什么必要非依赖火车？

刘锡鸿论证说，造铁路征用民田，会使农民失去土地，即便弥补其银两，但坐食一空后，如何谋生？建造铁路，大到铁轨，小到油脂，都要进口，实难指望能有还钱的日子。乡僻小民，百亩之入能养活十数口，犹有余财。居近城市者，则所入倍而莫能如之。如果通行火车，则货物流通，取携皆便，人心必增奢侈，财产日以虚糜，穷人生活就难以为继。火车开通，洋人踪迹自必遍及里闾。老百姓易受蛊惑，虽不至于交通勾结，然其视洋人与视华人没了区别，则将来和局或变，民情就不可尽恃。或说铁路有利运兵，其实要看兵力之强弱。兵力强，则我可速以挫人；兵力弱，则人亦因以蹙我。铁路无非代他人作布置。若有百姓造反，还会梗道夺车，胁迫司机，袭邑攻城，随其所指，俄顷即至，则城不可守也。

刘锡鸿与李鸿章的交锋，是中国上层社会对发展现代交通、推广现代企业制度、引进外资、经济发展与民生等国家发展战略问题的论战，对晚清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然而在这场辩论中，反对意见占据了上风。刘锡鸿的奏折，从今天看来，显然是农本经济对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迁的哓哓诡辩，但在当年，却提供了反对铁路的有力依据。以至七年之后，翁同重读这份奏折，还说“刘云生奏铁路不可修状，言言中肯”。

刘锡鸿上奏同日，清廷颁发上谕：

前因刘铭传奏请筹造铁路，当谕李鸿章、刘坤一等筹商妥议。兹据先后复奏，李鸿章以经费不赀，若借洋债有不可不慎三端；刘坤一则以有妨民间生计，且恐于税厘有碍，所奏均系为慎重起见。铁路火车为外洋所盛行，中国若拟创办，无论利少害多，且费至数千万，安得有此巨款？若借用洋债，流弊尤多。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

这场搅动朝野心绪的修建铁路大讨论，至此嘎然而止。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幕插曲，将中国的铁路建设延后了十余年，在整个事件中，李鸿章的先知先觉，抵不过张家骧、周德润、刘锡鸿们的迂腐短视。中国与世界接轨的道路，每前进一步，都是如此艰难。

柒

就在光绪七年，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在唐山煤矿至胥各庄暗暗铺设了一条运煤的铁路。唐胥铁路长十八华里。先是用马来牵引，次年又建造了一个蒸汽机头。这辆火车，悄悄地在距离京师极近的地方为早期采矿事业服务。也在光绪七年，前往英国接回中国定制的新式巡洋舰“超勇”和“扬威”号的的北洋海军军官，出席了英国铁路之父史蒂芬森的百岁诞辰庆典。建造巡洋舰的阿姆斯特朗公司位于纽卡斯尔，此地恰恰就是史蒂芬森的故乡。中国军官在验收军舰的闲暇，乘坐火车往来各地，深感铁路给旅行带来的便捷。五月十三日（1881年6月9日）是庆典的正日子，因为斯氏“功业赫赫，播于民口”，全城张灯结彩，大肆祝贺，白天花车**，晚上还燃放烟火。市政府邀请接舰的全体官兵上岸游观，中方婉谢，派丁汝昌、林泰曾出席了市议会的宴会。席间，市长及阿姆斯特朗公司创始人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Sir.W.Armstrong）均致辞，还提到希望中国也推行铁路。林泰曾以英语演讲，愿中国他日推广铁路，大获其利，此将为中国之幸，也将是与会诸君之幸。言毕，全场四百嘉宾均热烈鼓掌。次日，当地报纸称赞林泰曾英语演说“词令之善，音调之纯，诚所罕见，足使胜会生色。”

在后来的岁月里，李鸿章依旧锲而不舍地做醇亲王的沟通工作。直至光绪十二年四月，醇亲王出京巡阅北洋海防，他对铁路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与李鸿章达成了修建津沽铁路的意向。应当说，醇亲王的醒悟还是很快的。从此，他领导下的海军衙门，成为铁路建设的积极推动者。

白驹过隙，岁月如梭，又是十年过去。

李鸿章传范文第5篇

李鸿章性情傲慢，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濮兰德的《李鸿章》里，记载了七十四岁的李鸿章在一个英国人眼里的形象：“我从议院出来时，突然与李鸿章打了个照面，他正被人领入听取辩论。他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异乡人。他的蓝色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他看到的每个人投以感激优雅的微笑。从容貌来看，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李鸿章近一米八的个头，仪表堂堂，气宇轩昂，站在外国人前面，一点儿也不逊色。有一次，李鸿章在德国拜访“铁血宰相”俾斯麦，乍见面，两个人客气了一番，可是当俾斯麦说出“我闻听阁下被称为‘东方俾斯麦’”时，李鸿章脱口而出说：“噫！我只听说过有位‘西方李鸿章’，可是阁下吗？”

英国人在餐桌上有很多礼仪，如吃烤鸡先用叉按住，再用刀慢慢割成小块，然后用叉将小块烤鸡肉慢慢送到嘴里。1896年李鸿章访英，受到热情款待，李鸿章不拘泥于英国人所谓的餐桌礼仪，用手抓鸡吃，众人愕然，李照吃不误。

1870年，日本使臣柳原前光带着日本外务府的文书拜见李鸿章，要求两国通商，订立条约。李鸿章认为日本是蕞尔小国，与中国通商，是求我们来了，为了显示大国风范，当然要同意。奈何总理衙门不同意，指示：只许通商不许签约。李鸿章认为不是什么事，赞同签字。1871年日本大藏伊达宗城与柳原前光又来了，说：“贵国已同意我们通商，我们这次来，是要签订一个友好条约。”谈判的时候，李鸿章看条约看得很细，发现其中一条是“日本国可运输货物到中国内地，也可到中国内地购买货物”。李鸿章在两个“可”前各加了一个“不”字！

1874年，日本觊觎台湾，清日战争一触即发。李鸿章与柳原前光坐到了谈判桌上。李鸿章吸着自己的水烟袋猛吐烟圈儿，对坐在面前的柳原前光视而不见。柳原前光被水烟呛得一阵咳嗽，还没有咳嗽完，李鸿章一口痰吐了出来，不偏不倚正好落到了柳原前光的脚上。李鸿章的侍卫们憋不住，竟有笑出声儿的。柳原前光受不了了，说：“大臣阁下……”话音未落，李鸿章的漱口水又喷出来了，落到了柳原前光的裤腿上！柳原前光急了，瞪着眼站起来，“八格牙鲁”冲口而出，两个侍卫立马把他摁了下去。李鸿章这才懒洋洋地开口：“干什么来了？”

柳原前光说了许多，中心意思是：不打了，给俩钱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