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败兵家事不期范文1

“敢于憧憬胜利，也敢于憧憬失败”

胜败乃兵家常事。美军自恃其经济实力雄厚、武器装备精良，的确是常常打胜仗。但美军的一些人士清楚，美国大兵每每打了胜仗就容易染上盲目自信的“胜利病”。“胜利病”往往使胜利者看不到需要改进的地方，认为上次干得不错，下次还这么干。胜利了，大家就不容易发现缺点，而是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花在美化优点上，其结果是对真实情况没有一个实事求是的估价。

不过，真正能让美军长记性、长见识的往往是败战。美军希望打胜仗，当然就会无不夸耀地谈论胜仗。但是它也从来不忌讳、不回避败战。远在美国内战时期，战败的一方在谈论自己的败战时就常自我解嘲、自我调侃：“我们真会打败仗”，“恭喜，我们又打败仗了。”在“二战”初期，美军就坦承自己是参战国中一支准备最不充分的军队，表现很不理想。诸如1941年的珍珠港惨遭偷袭、1943年的卡塞林隘口惨败之类的。

当然，对美军而言，最大的败战莫过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除了当时席卷全美的“反战”浪潮之外，美军内部也是痛定思痛，相互批评指责。诸如“朝鲜战争是美军第一次没有凯旋的战争”、“朝鲜战争不应该那样打，朝鲜战争有很多错误的成份”，“越南战争是美军至今为止唯一一场惨败的战争”、“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这是两场愚蠢的战争”。当时的指挥官回忆说，对这两场战争的批评指责，凡当时最难听的话都听过了。

美军对战败可以公开地谈论，可以大胆地批评指责。即使是一场外界看来绝对胜利的战争，它也要试图找出若干失败或失误的地方。比如伊拉克战争，有位美军军官就在《伊拉克战争的不同模式》一文中说：“伊拉克战争也肯定存在错误的成份。虽然作战部队贯彻了所有命令，但美国的出兵行动计划不够充分，指挥不够得力，后勤保障跟不上去；正如朝鲜战争时一样，最初的胜利过后，无法预见的挫折接踵而至”。国内也有人撰文指出：“海湾战争结束后，当各国纷纷忙于总结多国部队成功经验的时候，而美军却把主要精力用在总结教训和发展理论上。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美军就出台了《科索沃战争内幕和教训》；胜利者首先总结教训，反映了美军的清醒。目前，不少国家和军队都创立了失败学，比如美军专门办了《失败》杂志。”

所以，有人指出美军“敢于憧憬胜利，也敢于憧憬失败”。一支军队要敢于打胜仗，但也绝不怕打败仗。打胜仗固然是唯一目的，但打了败仗更要坦然面对，理性分析。刘亚洲在《空中力量对大国与历史的意义》一书中也说：“美国是一个在世界上受批评最多的国家。它还是具有最多自我否定行为的国家。”

善于从败战中吸取教训

打了败仗不敢面对，那还是败仗；打了败战不会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那才是真正的败战。美军学会了面对败战，更善于从败战中吸取教训和发展理论。

在美军，凡提到“激发每个人下次改进的上一次战争”，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指朝鲜战争或越南战争。朝鲜战争的失败让二战中大出风头的美军的自信大为受挫，如梦初醒；朝鲜战争的教训使美军深感在亚洲进行地面战争并非良好的军事战略，而需要拥有的强大威慑力量则是战略空军和海军力量。朝鲜战争还促使美军进一步强化区域安全合作，加强构筑其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军事同盟体系。而“越战”的失败结果促使美军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尤其促使了美陆军进行认真的反省，从根本上改变了作战的各个方面，如训练，机动能力、指挥系统以及更有效的连、营、旅长的选拔制度，这是美国军队对传统的彻底否定。

军事理论专家刘亚洲说，尽管美军在“二战”期间就拥有了绝对的制空权，却无法在朝鲜战争中对中国境内实施战略轰炸。在“二战”中很少进行地面战争的美军连续与中国军队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阵地战。而不善于进行空中格斗的美国空军是以一场上甘岭闻名的阵地战的失败而结束朝鲜战争的。但是，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空军对世界空军的贡献就是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培养出了一个“世界空中强国”。失败使美军清醒，让它永远记住了上甘岭战役的教训，它发誓要给陆军插上一双翅膀。随后又发生了“越战”，它从时间、规模、消耗、损失而言均大大超过了前者，但惨败却使美军学得更聪明了：美军的对手和朝鲜战争一样，还是一支纯步兵的陆军。但“越战”中再也没有像上甘岭战役那样的规模作战，甚至连一次像样的地面战役也没有。也就是说，“越战”中的地面作战与历次地面战争有了一个革命性的不同――陆军行动空中化。“越战”时期的作战行动中，美陆军呆在天上的时间和在地上几乎相等。在空中力量改变着战争面貌的同时，空中陆军也改变着战争面貌。不过，美军在“越战”中又失败了。但和朝鲜战争不同，这是一次满载而归的“失败”。多次战役、战斗的胜利换来的却是整个“越战”的失败，而“越战”的惨败，却换来了美军在海湾战争的胜利。《美军大改革：从越南战争到海湾战争》一书就曾指出：“1991年海湾战争的胜利，根源于20多年前那场失败的越南战争。”同样，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一连串的胜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可见，从越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30多年的时间里，美败为胜，这并非完全取决于高技术，而主要是在军官培养、兵役制度、部队训练、指挥方法以及军事理论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根本性的改革措施。而这一切又取决于美军有一种从失败中学习、从失败中改进的能力。

把失败当作一种警示

美军敢于面对败战，也很会从败战中吸取教训。但是，美军更不会忘记自己曾经被谁打败。

美军一直在寻找对手。它认为“未来改革首先必须搞清楚谁是敌人”。谁是美军的“敌人”呢?凡是阻碍美国“霸权”行动的毫无疑问就是美军的敌人。所以美国动不动就说这个是“流氓国家”，那个是“邪恶轴心”。美军总是把全球当作自己的“家”来经营，总觉得处处是对手，个个是敌人。尽管美国本土140年来无战事，但美军整年想着全球的“危机”，成天策划如何应对各种挑战，仿佛敌人已经到了美国的家门口。

但是，美国向来是依据别国的实力而不是意图来选择敌人的。谁有实力?自然是打败过美军的军队有实力。美军认为：“美国找朋友的标准是打不败的对手。永远如此，凡能被它打败的，没有一个被美军当作平等的朋友”。所以美军一直要找一支大国、强国的军队，一支打败过它的军队作为对手。美军认为，对手越强，就越是对自己威胁的“假想敌”；不怕没对手，就怕没强手。从2002年起，美国连续多年举办纪念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各种活动，建造相关的纪念碑、纪念馆。中国国防大学的金一南教授曾在美国做过访问学者，他就谈到过美国国防大学在很显著的位置建造了上甘岭战役纪念馆，以作警示。

因此，美军一直深入研究分析打败过自己的对手。它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放松对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研究，并且把败战研究作为军校学员的必修课。所以《孙子兵法》、军事思想，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国防等无不成为美国、美军研究的对象。

胜败兵家事不期范文2

人物简介：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军事家、兵家代表人物。

后世把他和孙武并称为“孙吴”。

春秋战国时名将众多，吴起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个，“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 其余也打成平局，是个“常胜将军”，后世论兵，把他与孙武并称为“孙吴”。而令他取得辉煌成绩的，正是他那影响后世的《吴子》兵书中的“文德思想”。

吴起所谓的文德思想，强调军队、国家要和睦，在此基础上对外用兵作战。

不妨举例说明吧。周安王十三年，吴起以五万魏军，击败了十倍于己的秦军。 为了打赢这一仗，他可没少花心思。战争之前，吴起事先就做好了充分准备，不仅备足粮草，修好工事，搜集情报，还运用文德思想对士兵进行“激励”与“选拔”。

每年，吴起都要举行一次大规模庆功宴会，使立上功者坐前排，使用金、银、铜等贵重餐具；立次功者坐中排，贵重餐具适当减少；无功者坐后排，不得用贵重餐具。宴会结束后，他还要在大门外论功赏赐有功者父母妻子家属。对死难将士家属，每年都派使者慰问，赏赐他们的父母。此法施行了三年，大大提高了士气，士卒们都盼望着打仗立功。战前一天，吴起还激励部下说：立功的时候到了，想想父老的期望，此时不搏，更待何时？将士们情绪高昂，盼望一战。

另外，吴起爱兵如子，经常和最下层的士卒同衣同食。睡觉时不铺席子，行军时不骑马坐车，亲自背干粮，和士卒共担劳苦。士卒中有人生疮，吴起就用嘴为他吸脓。战前，吴起又颁布命令，兄弟、父子同在的，令一人回家。虽然人少了，但士兵们士气高涨，都愿意为吴起打仗。

胜败兵家事不期范文3

[关键词] 刘邦 智慧 现代商战

商场如战场；商战如兵战。在现代社会中，商业竞争日趋激烈，企业之间产品的较量，市场的争夺，更近于军事斗争。商战与兵战具有相似性。这一相似性主要体现为：1、组织管理的相似性。军事作战必须有良好的组织管理，一盘散沙式的队伍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企业竞争也要求有高效率的组织与管理。2、人才作用的相似性。无论是兵战还是商战，人才的作用都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3、信息需求的相似性。兵战需要军事情报，同样，企业竞争需要市场信息。4、战略战术的相似性。战略与战术这两词汇本源于军事斗争，战略战术是决定军事战争成败的关键。而企业竞争也需要战略与战术，而且在知识经济时代，其重要性更为显著。正因为商战与兵战具有这些相似性，所以，研究军事斗争的智慧对于现代商战是有启迪作用的。

楚汉战争是汉王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为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战争从公元前206-公元前202年，历时四年，其结果刘邦战胜项羽踏上了西汉王朝的九五之尊。对这样的结局，今人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不足为奇了，但当时的人却疑惑不解，就连刘邦本人也常常问部下：我怎能得天下呢？确实！论实力，楚汉战争爆发时，刘邦被分封为偏僻的汉中为王，只有军队十万，项羽是当时十八王的盟主，号令天下，拥有军队四十万，并且刘邦因为被封在偏僻的汉中，军心不稳，纷纷叛逃，而项羽刚刚取得巨鹿之战的胜利，士气高涨，战斗力极强；再论勇气，项羽力能抗鼎，征战勇猛，叱咤一语，“千人皆废”。他曾自述：“身经七十余战，所攻者破，所击者服，无一败北。”而刘邦的勇气无法与项羽并论，他的专长“好酒及色”，作战常常败北，如，彭城之战，他所率56万，被相羽3万军队打败，丢父抛子，仓皇逃窜。但是，楚汉战争的最后结局是刘邦胜利，项羽失败。那么，刘邦取胜的秘诀是什么呢？

其一，因秦之制。刘邦取胜的秘诀之一，是继承了秦王朝的制度。秦王朝的制度是由商鞅所创立，它是以耕战为核心内容的军事制度。此制，以军法为准绳，内部管理十分严格，国外学者称其是现代科层制的雏形；同时，此制激励功能很强，如，它实行二十级军功爵制，每斩敌人一首，就赐爵一级，国家根据爵位的差等赐予相应的土地、财产等。正是制度的激励，士兵杀敌的积极性空前的高涨。根据《商君书》载：秦国人听说要打仗，互相祝贺，认为发财的机会来了，于是，父亲勉励儿子，妻子勉励丈夫，都说同一句话：不立军功，不要回来！目睹秦制功效的荀子曾称赞说：“齐之技击不可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遇秦之锐士。”刘邦在占有关中以后，抛弃了楚制，采用秦制，故有学者认为，因秦之制是刘邦取胜的关键。

其二，重用“三杰”。所谓“三杰”，张良，萧何，韩信也。“三杰”之称，出至刘邦之口。西汉建立之初，刘邦在庆功宴上，对各位大臣说：“诸位知道我为什么能得天下？”各位大臣七嘴八舌，有人说，是天时地利；有人说，是与天下同利。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不决粮道，我不如萧何；连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重用他们，所以我能取得天下，而项羽有一个范增，但他不能用，所以他被我击败。”刘邦对“三杰”作用的论述，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刘邦不擅长军旅之事，紧急时刻，他常常发问“为之奈何？”这时，张良献计，每每转危为安，因此，张良有决策之功；而萧何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有制订制度，保障后勤供给之能；韩信攻城略地大半个中国，战功赫赫，所以司马光说：“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因此，尽管刘邦自己并无专长，但他重用这三位专门的人才即所谓的“将将”，所以他能取胜。而项羽有一个范增，但他不能用，这说明他不能集众之长，单靠自己的勇猛，所以他最终陷于四面楚歌。

其三，使用间谍。使用间谍，《孙子兵法》称为“用间”。刘邦为了战胜项羽大量“用间”，充分发挥间谍的作用。他“用间”的主要形式有：一是用间谍收集情报。如，在进攻魏王豹之前，派郦食其为使者，劝说魏王豹归顺。魏王豹不从，郦食其收集魏王豹属下主要将领的配派及军事实力的情报，这为后来韩信灭亡魏王豹作了准备。二是用间谍直接刺探敌方的决策及地形、。如，韩信在进攻赵国之前，派间谍到敌方去。当间谍报告了赵军的驻防的地形、及广武君的“深沟高筑，坚守不战”的计谋没有被采纳时，当即制订灭亡赵军的计划。三是用间谍离间敌方高层。如，刘邦采纳陈平的计谋，拿出4万斤黄金作为活动经费，进行离间活动，先离间了项羽与猛将钟离昧的关系，后又离间了项羽与亚父范增的关系。四收买敌方高层人员为间谍。如，刘邦以财宝及结儿女亲家为诱饵收买了项羽叔父项梁，由于项梁的作用，项羽取消了灭亡刘邦的军事行动，鸿门宴上刘邦得以脱险，刘邦得以兼有汉中之地。五是用间谍进行策反。如，派间谍策反九江王黥布、大司马周殷叛楚降汉。

其四，斗智不斗力。斗智不斗力是指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上，注重谋划，避免硬拼。“斗智不斗力”这一成语，就出至刘邦之口。在刘项对峙的关键时刻，项羽隔鸿沟对刘邦说：天下生灵涂炭，都是因为我俩，不如决一雌雄吧！刘邦回答说：我与你斗智不斗力！确实！斗智不斗力是刘邦一贯的战略战术。如，他忍气吞声，亲赴鸿门宴，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回师关中，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荥阳败亡后，他出武关，南下叶，令彭越断其粮道，使项羽疲于奔命；在正面战场对峙时，他使韩信开辟北方战场，在南方策反黥布背叛，使黥布成为进攻项羽的重要力量；同时，武装彭越，使其开展敌后游击战；兵围垓下，围三缺一，以防项羽困兽犹斗，终于将其逼至乌江。

古人总结战争胜利的规律，有言：“两军相逢勇者胜。”这里的“勇”，主要是指实力、勇气；但是战争取胜还有一律是“强弱相遇智者胜。”而这里的“智者”常常是弱者。弱者之所以能战胜强者，用章太炎先生的话说：“力不足，以智取”。就刘邦、项羽而言，项羽被称为盖世英雄，他是勇者、强者，而刘邦只是弱者、智者。刘邦之所以以弱胜强，正是以智取胜。正如，三国郭嘉所说：“高祖为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而刘邦取胜的智慧，如上所述，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上，斗智不斗力，而且还体现在因秦之制，发挥制度的作用，重用“三杰”，集众之智，使用间谍，“知己知彼”，并分化瓦解打击敌人。

当然，刘项逐鹿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的尘埃，但其所体现的军事智慧，不应该被埋没；尽管现代商战不需要金戈铁马，折戟沉沙，但其广度、深度更是空前的，未来商战的情况也更为复杂，因此，它更需要智慧，汲取军事智慧正是提高商战智能的重要途径，而刘邦战胜项羽在组织管理、人才作用、信息需求、战略战术等方面所体现出的智慧应该对现代商战有所启迪。

启示之一，制度的作用是刘邦成功的重要原因，现代企业，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的功能。纵观现代商战，大凡成功者都十分重视制度的作用。例如，海尔集团本是我国家电行业的普通一员，10多年来，以平均每年以82.8%的高速增长，迅速成为中国家电行业的老大，并在国际市场享有极高的盛誉，其成功的重要秘诀就是他推出了“三只眼”的理论，其中一只眼就是加强制度建设。日本，日立公司、丰田公司在多年的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也是把加强制度建设放在首位，而且他们尤其重视改善竞争机制与激励机制。现代科层制是企业的根本管理制度，但科层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因此，我们必须以创新的精神加以改善，以激励人们的创造热情。

启示之二，重视人才的作用是刘邦成功的关键，现代企业，要使自己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把人才的作用与企业命运联系起来加以认识。纵观现代商战，大凡成功者都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例如，1923年，美国福特公司，为了一个修理工曾买下该技工所任职的公司。新加坡美丽乐公司以月薪10万聘请一位日本工程师。1984年中国鞍山设备厂聘请临时工依成家为该厂副总工程师，这些经典事例，在那个年代传为佳话。而在当代商战中，一人能丧邦，一人能兴邦，已经是人所公知的事实。

启示之三，使用间谍是刘邦战胜项羽的重要手段，而在当代商业竞争中，信息情报也成为企业决策的依据，取胜的法宝。因为，在当代商战中，国与国，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能否获得信息情报已成为取胜的制高点，由此，世界500强企业都十分重视经济间谍的作用。据美国耶鲁大学威廉?科欠里奇教授统计：“目前，全球专职的和业余的经济间谍总人数已超过230万，并且还以每年20%的惊人速度递增。”而我国企业对此重视不够，据上海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三分之一以上的企业不熟悉国内竞争对手的情况，二分之一以上的企业不熟悉国际竞争对手的情况。这确实令人担忧。

启示之四，斗智不斗力是刘邦成功的最显著的特点，现代企业在重视企业实力的同时，应该把“斗智”放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由于当代商战的复杂性，依靠智力去不断的提高商业企业的竞争力显得至关重要。如，意大利菲亚特公司曾面临破产，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吉德拉，通过赋予智慧的运作，使该公司起死回生；美国吉利将制作的刮面刀无偿发给士兵，将企业做大；被誉为美国钢铁之父的卡耐基通过发挥智囊团的作用，将企业做强；德国奔驰公司以环保理念，将产品推陈出新。可以说，现代商战实力、勇气并不是唯一的取胜法宝，而智力的较量才是争取主动的保证，所以，比尔?盖茨曾感慨说：现在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微软看不见自己的竞争对手，说不定那一天冒出两个小子将你击跨。

胜败兵家事不期范文4

[关键词]梅尧臣；《孙子兵法》；军事思想

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城）人。生于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卒于宋仁宗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后代对于梅尧臣的认识与了解，主要来源于他的诗学作品上，在诗词繁盛的宋代文艺领域中，梅尧臣留下了《田家语》、《汝坟贫女》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在当时，如欧阳修、苏轼等一代文豪都对梅诗推崇备至，欧阳修早在结识梅尧臣之初就留下了“玉山高岑岑，映我觉形陋”（1）的映象。南宋诗论家刘克庄也称梅尧臣为宋诗的“开山祖师”，足见梅诗影响之深远。

本文则主要探讨的是梅尧臣注《孙子兵法》中所体现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是战国时孙武给吴王阖闾所献的兵法十三篇，吴王以此攻破强楚，威服齐晋。故而《孙子兵法》成为后代行军征战的必备指南，注者尤多，北宋时期《孙子兵法》多用曹操、杜牧、陈三家注。作为一个文人，梅尧臣何以会在北宋初期注释《孙子兵法》并且注解传诸后世，为后人所称道呢？这就不得不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及尧臣的个人际遇联系起来考虑了。

梅尧臣所处的时代是北宋王朝兆显衰颓之势的时代，宋王朝积贫积弱和连绵战事所引发的矛盾和危机不断凸显，这也和尧臣一身的坎坷路途相映照了在一起。尧臣从十三岁起便随在任做官的叔父梅询游历，此后一直未能中举，只是以门荫的道路补授过一些地方官职，这对于古代重视功名的文人来说，难免是一个遗憾。然而在地方官任职之中，尧臣得以更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真实境遇，自然对他身处的这个国家有了更加真实的了解。

宋朝自开国以来便与周边国家保持着敌对的状态。宋太宗即位以后就想把被契丹人占领的北方屏障燕云十六州夺回来，但是高粱河大败后便一直收复无望。真宗咸平年间，宋军就与南下侵扰的契丹发生过多次冲突。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萧太后与辽圣宗统军大举南下，兵锋直指黄河北岸，兵临澶州。为了稳定军心，振奋士气，宰相寇准力谏真宗御驾亲征，这才压住了辽军的气势。最后双方达成了和解，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许以每年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给辽作为和解的条件，称岁币。史称“澶渊之盟”。虽然宋王朝以岁币换来了边境的和平，但“从这一次和解的实质看，这是宋王朝在对外关系中又一次的失败”（2），宋王朝已显出力不从心的衰颓之势。不过在景德元年，尧臣尚还年幼，对于这样的国家大事还不甚明了，当然也不会在他的内心造成多大的影响。此后的一些年中，尧臣以门荫授补了一些地方官职辗转各地，开始渐渐接触到宋王朝治下普通百姓的生活现状和民间疾苦，从而对他所身处的国家和社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宋仁宗景五年（公元1038年），西夏李元昊建元称帝，定都兴庆府，集结兵力三十余万，对宋王朝的边关局势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宋王朝的士大夫们，已经敏锐的感受到了事态的严重和急迫。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宋王朝下诏削元昊官爵，同时加强了西北边陲的防务力量。宝元三年，元昊攻打延州，打败宋军一万余人；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西夏又对宋军发动了进攻，双方在好水川发生了激战，宋军中了西夏的诱敌之计，损失惨重。

尧臣作为一个文人，此时仍在地方官上任职，然而对于国家的战事，他心里有自己的看法。虽然不能前线抗敌，但给国家提出一点御敌良策还是可以做到的，于是尧臣决定要将《孙子兵法》好好注解一遍，为国家御敌建言献策。尧臣作为一个文人，虽无统兵御敌之经验，但是他处在北宋王朝的多事之秋，亲身体会到宋与西夏的历次战事，其所著《孙子兵法》很显然是为拯救时弊所作。尧臣有诗云：“惟余兵家说，自昔罕所论，因暇聊发箧，故读尚可温，将为文武备，岂必握武贲，终资仁义师，焉愧道德藩。”（3）欧阳修在《孙子后序》中称《孙子兵法》自曹操、杜牧、陈之后“学者徒见其书，又各牵于己见，虽以注者虽多而少当也，独吾友圣俞则不然，凡胶于偏见者，皆抉去，傅以己意而发之，然后武之说不汩而明”（4）。梅尧臣所注《孙子兵法》，结合了他对当时国家和社会的深刻认识，呈现出了独特而鲜明的思想内容。

一、同情人民，爱惜民力

梅尧臣多年在地方上任职，了解民间百姓疾苦，自澶渊之盟以来，宋王朝以岁币换取了边境一时的安宁，而这些巨额的岁币必然加重了对人民的负担。连年战事更让百姓力役难支，甚至出现了“奔窜山林，钻凿肢体”以避力役者。梅尧臣对于人民的同情，对于民力的珍惜都深刻的反映在了《孙子兵法》的注解当中。尧臣在《孙子兵法》注中就明确指出：要想战争能够胜利就必须爱惜民力，取得人民的支持。总的来说就是“主有道，则政教行；人心同则危戾去”（5）。在计篇的注解中，尧臣就指出：“兵必参天道，顺气候，以时制之，所谓制也，《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计篇》第6页）。兴兵作战，必定劳民费财，尧臣以此告诫统治者兴兵要考虑时制，冬夏乃青黄不接之时，必须让百姓发展生产，只有兼爱民力才能得民心，用民力来保证战争胜利。针对当时宋王朝数度拣军充役造成人民负担的加重，尧臣在诗中也加以了反映。“前夕诏书来，生齿复板录，三丁籍一壮，恶使操弓，州籍今又严，老吏持鞭扑，搜索稚与艾，惟存跛无目，田闾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亩焉可事，买箭卖牛犊，愁气变久雨，铛缶空无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迟速”（6）。针对这种敲骨吸髓般的无尽征发，梅尧臣在作战篇的注解中谈到“不再籍，不三载，利也；百姓虚，国家费，害也”（《作战篇》第24页）。“百姓以财粮力役奉军之费，共咨资十损乎七，公家以牛马器仗奉军之费，共资十损乎六，是以财竭穷兵，百姓弊矣，役急民贫，国家虚矣”（《作战篇》第27页）。尧臣把当时不堪重负的人民比作“疲马”，有诗曰“疲马不畏鞭，暮途知几千，当需量马力，始得君马全”（7）。告诫统治者们只有爱惜民力，才能赢得战争保全国家。因而尧臣指出“举师十万，馈粮千里，日费如此，师久之戒也”（《作战篇》第22页）。他认为战事不可擅兴，一旦兴兵则要力求速战速决，“速则省财用，惜民力也”（《作战篇》第32页）。长期的战事只能给国家人民带来虚溃。此外，尧臣对于人民的爱护还体现在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杀伤。《尉缭子・武议》云：“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战争带给人民太多的伤痛。梅尧臣在他的名篇《汝坟贫女》中记录下了当时的惨象：“时再点弓箭手，老幼聚集，大雨甚寒，道死者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坡，僵尸相属”（8）。所以梅尧臣认为百战百胜亦非善之善者也，实乃“战则伤人”，“恶乎杀伤残害也”（《谋攻篇》第34页）。这里尧臣还有诗一首，表达他对战争给人民造成杀伤的悲悯：“试看昆阳下，白骨犹衔镞，岂愿湟水头，更添新鬼哭”（9）。

二、阐明了战争中的利害论。

战争总是交战双方关于利益的博弈。梅尧臣在《孙子兵法注》中指出战争必须“有利则动，无利则止”（《九地篇》第191页），“凡兵，非利于民不兴也”的利害论总原则（《火攻篇》221页）。具体来讲，则是以最少的利益付出来换取最大的利益收获。所以在战争未发生之前，须“经纪五事，校定计利”（《计篇》第2页），“知形势之利害”（《计篇》第6页），只有通过对敌我双方利害的分析才能把握战争的关键命脉所在，才能“因利行权以制之”（《计篇》第11页）从而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双方交战，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也要讲求利害之道。

一是在后勤运输保障方面，梅尧臣在注解中提出“远着供役以转馈，近者贪利而贵卖，皆贫国匮民之道也”（《作战篇》第26页），长期的远距离输送军事物资往往十损七八，且造成国内经济动荡，给我方造成了“国匮民贫”的被动局面，因此梅注中非常推崇《孙子兵法》作战篇的“务食于敌”的道理，“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忌秆一石，当吾二十石。”其中利害一目了然。《孙子兵法》云“财竭则急于丘役。”梅尧臣在孙子兵法注中就特别指出“战则必速”的道理，“不再借民而役也。粮者，往则载焉，归则迎之，是不三载也。不困乎兵，不竭乎国，言速而利也”（《作战篇》第25页），“不再籍，不三载，利也；百姓虚，公家费，害也”（《作战篇》第24页）。对于本就积贫积弱的宋王朝面对连绵战事所带来的国库负担，就更加显得捉襟见肘，尧臣此时所强调的兵贵神速的军事思想就更显其解救时弊的意图。

二是在两军对垒之时也要善于抓住利害，辨别利害，运用利害克敌制胜。“取敌，则利吾人以货”（《作战篇》第30页），要用财货之利来激励我方军士的斗志积极进攻；“敌若上下相亲，则当以厚利而离间之”（《计篇》第17页），尧臣在注中引用陈平以重金离间项羽、范增之故事指出必须看到战争胜利之大利，在此过程中可以不惜重金等小利来离间敌方君臣将帅使上下相忌而为我方所败。梅尧臣在注中还指出，必须要善于利用利害关系使敌人处于为我所牵制役使的被动状态，“以利诱之，使自来至我也，堕吾中”（《九变篇》第140页），同时又要善于辨别利害以防止自己由于贪小利而陷入被动地位“鱼食饵而亡，兵贪饵而败，敌以兵来钓我，我不可从”（《军争篇》第228页）。这种“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的辩证利害论是梅尧臣在注中关于军队行止的一个总原则。

三、强化军队管理，立威严明赏罚。

行军作战必须法令严明，令行禁止，使万众若一人，这样才能提升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孙子吴宫教战就是倡明了这个道理。在强化军队管理方面，梅尧臣在注中也指出“齐众以法，一众以令”（《计篇》第9页），军队管理中必须申明法度，使行伍整齐划一“形以旌旗，名以采章，指挥应速，无有后先”（《势篇》第66页），必须通过旌旗、金鼓等形名的使用加强对军队的节制，使士兵“耳威于声，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得不明”（《军争篇》第117页）“一人之耳目者，谓使人之视听齐一而不乱也，鼓之则进，金之则止，麾右则右，麾左则左，不可以勇怯而独先也”（《军争篇》第118页）。只有使士卒行动整齐一致、军阵不乱，才能做到“并敌一向，千里杀将”。

梅尧臣在孙子兵法注中还指出旌旗金鼓只是使军队整齐划一的手段，将帅还必须用恩威并施的方法树立威严才能利用形名使众。“令以仁恩，齐以威刑，恩威并著则能必胜”（《行军篇》第163页），将帅必须通过赏有功、罚有罪的严明手段树立在军中的威信才能慑服军士，指挥军士前进“若驱群羊”。“威令旧立，教乃听服，信服已久，何事不从”（《行军篇》版第163、164页）。如果“将法令不严，威荣不重，士因以扰乱也”（《行军篇》第158页），将帅若不能以威严法令服众则必然造成扰乱，引起骚动，为敌所败。

梅尧臣在孙子兵法注中除了阐明树立威严的重要外还特别强调将帅要爱护士兵与士卒同甘共苦，“抚而育之则亲而不离，爱而助之则信而不疑，故虽死与死，虽危与危”（《地形篇》第177页）。同时梅尧臣也认为将帅虽然要对士卒施以恩仁但不能使士卒厚养而骄，“厚养而不使，受宠而不骄，乱法而不治，犹如骄子，安得用也？（《地形篇》第178页）”这种辩证思想对于处理军中将帅关系，增强军队战斗力大有裨益，一方面要施以恩仁让士卒亲附效命，同时也要严禁士卒恃宠而骄乱而不治。

四、积极备战，果断出击

《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中就推崇“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思想。梅尧臣在注解孙子兵法时也表现出积极备战的思想。“多算，故未战而庙谋先胜；少算，故未战而庙谋不胜，是不可无算矣”（《计篇》第19页）。此处的“算”即是指校定计划，在大军出发前充分考虑到战事各方面的需要，做好各方面的应对措施，只有积极准备，才能“先为不可胜”。《孙子兵法》形篇云“不可胜在我，可胜在人”，只有通过积极准备，使自己首先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伺机击败敌人夺得胜利，梅尧臣在注解中也完全继承和发挥了这一思想，“攻守自修，法令自保，在我而已”（《形篇》第60页）、“藏形内治，待其虚懈”（《形篇》第53页），同时提出要“内和外附”（《计篇》第9页）争取国内民众和其他邦国的支持。这种积极备战思想对于唤醒宋王朝军民的战斗热情，提高军民的战争意识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在积极备战的基础上，梅尧臣在注中还指出兵不可妄动，要把握兵机的基础上果断出击，“兵贵神速，当乘人不备”（《九地篇》第192页）。梅尧臣认为两军对垒之中不可轻易出击，必须在敌人露出破绽之后迅速出击，击其虚懈。如何做到迅速出击克敌制胜，梅尧臣认为还必须利用“兵势”，“兵所利者，得形势以为助”（《行军篇》第150页），指挥军队作战就像转动木石一样，不能力使只能势动。“木石重物也，易以势动，难以力移，三军至众也，可以势战，不可以力使”（《势篇》第79页）。善于利用兵势取胜的将领犹如转圆石于山“圆石在山，屹然其势，一人推之，千人莫制”（《势篇》第79页）。

嘉佑五年，梅尧臣病逝。也许在生前，尧臣所注孙子兵法并没有太多地被时人所关注和重视，但是历史的功能总是披沙拣金，梅尧臣所注孙子兵法中闪烁的智慧光芒似乎永远都在给后人某种启迪，今天通行的孙子兵法十一家注当中，梅尧臣所注就以其简切严整而与诸家并传，成为注解孙子的名篇之一。对于梅注孙子兵法的评价欧阳修在《孙子后序》中早就做了完整的概括：“吾知其书当与三家并传，而后世取其说者，往往与吾圣俞多焉。圣俞为人谨质、温恭。衣冠进趣，眇然儒者也。后世之视其书者，与太史公疑张子房为壮夫何异？”（10）

注释：

（1）《欧阳修文集》卷五十一・居士外集卷一《梅主簿》

（2）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二卷《梅尧臣传》〔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1页

（3）《宛陵先生文集》卷七《依韵和李君读余注》

（4）《欧阳修文集》卷四十二・居士集卷四十二《孙子后序》

（5）《十一家注孙子》〔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页

*为行文方便，以下所引《十一家注孙子》均在文中括号里标出。

（6）《宛陵先生文集》卷七《田家语》

（7）《宛陵先生文集》卷七《疲马》

（8）《宛陵先生文集》卷七《汝坟贫女》

胜败兵家事不期范文5

一、洪武二年常遇春，李文忠攻开平之战，一举拔掉元上都，元顺帝仓皇逃窜，一年后病逝，此战后，明朝修筑了开平卫，俯瞰整个北方蒙古草原，之后的几十年，虽然蒙古人偶有胜仗，但基本都是被明军追亡逐北。

点评：

虽说徐达攻克元大都标志着元朝的灭亡，但是在蒙古人败退大草原以后，真正导致明蒙双方攻守易形的则是开平之战，开平是元朝的上都，也是蒙古草原重要的战略要地，夺取了开平，也就意味着卡住了蒙古草原的咽喉，与游牧民族作战，一是要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二是要要建立强大的骑兵队伍，三则是要抢占到关键的战略要地，汉武帝反击匈奴，第一枪就是在河套平原打响，因此才有了后来匈奴的仓皇西逃，唐朝反击突厥，首战也是先=取=定=襄，才有了重创突厥的奇功，而宋之败亡也在于幽云十六州的丢失，使得宋军痛失战略要冲地，百年来一直处于强敌的压迫之下。开平战役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虽然此战的战果算不上丰硕，但是战略意义重大，此战后，明朝修筑了开平卫，作为继续进逼蒙古帝国的基地，之后徐达蓝玉等人的一连串胜仗，也正是此战打下的基础。遗憾的是，自宣德开始，处于削弱藩镇势力的目的以及文官统治集团的短视，开平卫最终被废弛，松散的蒙古部落联盟得以继续骚扰长城沿线，以至于酿成了土木的惨案和明朝皇帝被俘虏的耻辱，前人攒钱，后人败光，不知当年病势于柳河川的常遇春将军若泉下有知，当做何感想呢。、

二、洪武二十一年蓝玉捕鱼儿海大捷，灭敌数万，俘虏七万多人，北元政权的统治机构被一窝端俘虏到南京来，此战宣告了北元政权的最后灭亡，从此蒙古高原已不再有如成吉思汗时代统一的政权，之后的二百年里，虽然瓦刺和鞑靼在蒙古草原轮流坐庄，却早已不具备抗衡中原的实力，或依附于明朝，或偶尔骚扰，却终难再锨起大风浪。

点评：

今天某些蒙古国史家对于北元历史津津乐道，企图寻找蒙古国合法化的证据，遗憾的是，蓝玉将军的大捷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北元在捕鱼儿海大捷后就已不复存在，如果说之前的明朝灭元以及攻克上都之战，都没有真正消灭蒙古的皇族的话，捕鱼儿海大捷却宣告了元朝帝国的最终灭亡。这些作为元朝正统的皇族们一股脑的被押解到了南京，北元的运作体系基本被摧毁。如果说在这之前，蒙古贵族心中或许还有所谓反明复元的希望，那么捕鱼儿海战役后，希望就彻彻底底地破灭了。从此，逐鹿中原只能成为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美梦。此战的意义在于蒙古草原被分崩离析成了若干松散的部落，时合时分，相互征战不休却难以对中原政权造成致命的军事威胁。而几大蒙古部落也先后向明朝称臣并接受了册封，无论是从现代的国家观念看还是从封建时代的国家关系来看，从这一仗开始，所谓的北元与明朝的对峙已经不复存在，蒙古部落与明朝的关系，渐渐的由国与国的关系变成了地方诸侯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后来的史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瓦刺的也先也好，还是鞑靼的俺答也好，他们与明朝边镇战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册封的爵禄，金庸老先生在《鹿鼎记》中尊清贬明，大谈满清给中国带来了多少领土云云，对比史实，不禁令人哑然失笑。优秀的小说家未必是优秀的历史学家， 明朝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这样强势的军事势头却不能保持持久，明朝前期，面对统一的北元政权，明军铁骑追王逐北，打了一连串的胜仗，却为什么不能守住固有的胜利果实，在蒙古已被打成若干松散部落，力量严重削弱的情形下，却没有进一步向蒙古高原渗透势力，却是因噎废食，实行退守自保的战略，明朝之败亡，战略上的短视难辞其咎。

三、永乐八年，明成祖第一次北征，在斡难河战役中大破鞑靼军主力，蒙古各部纷纷向明朝称臣，此战进一步削弱了蒙古各部落的实力并瓦解了蒙古部落的内部。战后明朝以势力均衡的原则对蒙古的几个主要部落进行册封，明朝在北方的武功达到了极盛时期。

点评：

从战略上说，明成祖的指挥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稳进。明军充分发挥了立国50年的建设成果，不仅打出了军威，更打出了明军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惊人的战争相持能力。明军用步步为营的方式，集中优势兵力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而火器与骑兵相结合的打法不仅成为了蒙古骑兵的噩梦，也对后来明军的战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明军的进攻精神发挥的最为淋漓尽致的一战，而这也正是永乐皇帝苦心经营的结果。电视剧《亮剑》里有句话说的好：一个统帅的气质也决定着一支军队的气质，一个统帅的灵魂也将成为一支军队的军魂。明军这个时期的表现正是这句话生动的写照，马上皇帝永乐的进攻精神也渗透到他每个士兵的血液中，这是一支在当时世界堪称最强的军队，贴木儿东侵明朝路上病故，与其说是明朝的幸运，不如说是他自己的幸运，与这样的一支军队交手，赫赫威名的帖木儿大帝恐怕一生的英明都要付之东流水了。遗憾的是，明军的进攻精神仅仅是在洪武和永乐两朝昙花一现，后世皇帝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思想，大大限制了明军进攻战术的改良，也扼杀了明军的进攻精神。宋朝进攻乏力是因为骑兵缺乏，但是明朝并不缺马，产马的甘肃和陕西西部地区都在明朝手中，内蒙地区的蒙古部落也多是臣服明朝的，明朝缺少的就是有头脑的战略家和有进取精神的统治者。而永乐皇帝却犯了欲速则不达的毛病，整个永乐朝，频繁的北伐虽然收获不小，但是也虚耗了国力，并也使后继者因噎废食。而北部防御体系建设上的短视，导致北方关外卫所日益被孤立，明成祖虽然堪称是明朝大有为的君主，但是在战略建设上却远逊色于他的老爹朱元璋，五次北征带来的边境安宁不过十数年，卫所建设上的严重错误，却贻害了后世几代。

四、明正统14年，瓦刺大军在土木堡将明军打得全军覆没，并俘虏明英宗，名将于谦指挥北京保卫战，大破也先大军，迫使其交还英宗。蒙古军的兵败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也先在内讧中被杀，分散的蒙古部落又重新接受了明朝的册封。

点评：

十五世纪中叶是世界历史上值得记住的一段日子，从1449年到1453年，东西方两大文明古国---中国与罗马。他们的首都相继遭到蛮族的围困，不同的是：明朝以其充足的国力和出色的指挥打赢了北京保卫战，而东罗马则在弹尽粮绝后国破家亡，被土耳其人亡国灭种。土耳其在东罗马的土地上把奥斯曼帝国推向了极盛，蒙古人则在北京城下遭受到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事实上，土耳其灭亡东罗马是顺理成章，而蒙古军兵败北京也是实力使然。在封建时代，如明朝这样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帝国，只要内政统一经济稳定，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灭亡掉的。宋朝积弱如此，但鼎盛时期的辽国也同样不能灭之，宋朝和明朝最终的亡国，其实是亡于腐败和国内严重尖锐的阶级矛盾，而此时的明朝尚未到这一步。虽然此时的明朝正走向腐败，而朱元璋时期建立的卫所制度已经出现的腐化的情况，但是明军的实力尤存，土木之败确有士兵战斗力下降的缘故，但更重要的还是荒唐的指挥。在明朝朝中，也存在着一批实干派的大臣，英宗被俘虏后，满朝哭哭啼啼，还好有于谦为首的一批明白人坚信明朝必胜。而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在土木堡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后，明朝又在短短的时间里组织了22万精兵，这种惊人的战争动员能力以及物质基础，都是蒙古人所无法相比的。于谦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军人，反而是一个文官，而此战也并非是考验他的战场拼杀能力，而是战略部署能力和统筹规划能力，对于此时的明朝来说，只要可以做到君臣一心，三军用命，此战的胜算就已超过八成，于谦很好的协调了各方面的矛盾，圆满的完成了这一切。这一战明朝打败了蒙古人，但是攻守双方却调了个，从此以后，明军更是龟缩于长城堡垒之中，很少再有大兵团出塞作战的战例。而实力遭到严重削弱的蒙古人，也没有再对明朝形成致命的威胁，至多只是骚扰明朝边境而已。但是之后于谦对于明朝军队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还是使明军在一段时期里恢复了强悍的战斗力。从北京保卫战胜利到蒙古放还英宗的这几年间，蒙古人屡次对明朝边境发动进攻，但是经于谦整顿后的明军均将其击败，最终换取了英宗归国和蒙古内讧的结局。遗憾的是于谦在夺门之变后被英宗杀害，从于谦到袁崇焕，自毁长城的悲剧不止一次发生在明朝君主身上，让人扼腕叹息。

五、公元1517年，明朝水师在广东屯门和西草湾接连重创葡萄牙水军，葡萄牙军队损失惨重，之后渐渐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转而以欺诈手段骗取了澳门。此战对明军的影响在于，明朝的战船和火炮都在此战后吸取欧洲的技术得到了改良和革新。

点评：

单从军事角度上说，两场战役只能算是小规模的水战，不说和大型海战比，就是和明朝同时期的抗倭战争比也是小很多的，但是这毕竟是明朝水师与欧洲水师的第一次交手，长期生活在海禁与封闭里的中国人也第一次认识了来自遥远西方的陌生对手。葡萄牙人原本要采取征服政策来对待明朝，却遭到了惨重的打击，之后陆续西来的荷兰等国也同样尝到了类似的滋味。明朝获得了欧洲的战船和火炮，并使自身的造船与火器技术得到提升，但是对于外面的世界，我们依然是一无所知。明朝可以为小小的屯门与葡萄牙人大打出手，却愿意为两万两的税金放任其盘踞澳门，100年后，明朝同样为了靠近大陆的澎湖而将荷兰舰队重创，却对其占领台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不能不说是明朝长期锁国政策的悲剧：但求大陆无事，化外之土不足取也。而对于中国科技发展史来说，这场战争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件，明朝的东南沿海与欧洲殖民者进行的一系列小规模战斗，使大航海时代初期的欧洲人意识到征服中国只是愚蠢的想法，与中国搞好关系谋求经济利益才是正途。于是才有了明朝中后期西方科技的陆续传入，并使中国古代科技达到了又一个飞速发展的高峰期，也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里的明朝人开始放眼看世界，明朝时期最早进入中国的一批传教士，都惊叹于中国知识阶层对于西方科学的渴求精神，如徐光启等有识之士更开始尝试引进西方科技改良中国的天文，历法乃至农业生产，虽然起步稍晚，明朝却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着向知识时代的迈进。遗憾的是，随着满清的入关，中国通向世界的大门被彻底的封锁，之后就是百年的屈辱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朝宋应星的科技文献巨着《天工开物》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了西方，并对西方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力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接推动了科技革命的早日到来。

六、明朝中后期，倭寇横行，名将戚继光等致力于平倭战争，奋战数十年后终于平定倭寇。

点评：

抗倭战争的胜利其实没有多少可炫耀的，几十万明朝大军，却奈何不得区区倭寇，这是骄傲还是耻辱？明朝的卫所制度在这一时期已经彻底腐朽，幸好还有如戚继光等一批名将，用私家军和募兵制的方式为明朝重新锤炼出一批精锐之师。而在之后的张居正时代，以戚继光为代表的一批抗倭将领也成为明朝军事改革的先行者。黄仁宇在其着作《万历十五年》中把戚继光称为“孤独的将领”，此话并不为过，在整体军事制度已经腐朽的情况下，这些忠良之士仿佛是一批救火队员，为国家去扑灭燎原的烈火。之后的隆庆朝和万历初年，明朝借鉴平倭战争的经验改良了装备，并对军事制度进行了一系列修补性的改革，使明军在辽东和宣府等地又重新拥有了一批精锐的军队，明朝以此军队打赢了朝鲜战争，也让明朝达到了其发展里程上又一个中兴的顶点。其实所谓倭寇，很大部分成员都是中国沿海的海商集团，朱元璋欲以海禁拒倭寇，却让倭寇越演越烈，身为农民出身的他自然不会明白这种资本原始积累过程里的自然现象的。倭寇平定后，明朝解除了海禁，从此进入了一个对外开放的黄金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远达美洲地区。而西方的科技文化也在这一时期广泛的传入。但是高速发展的经济却成为了政治腐朽的催化剂，在政治制度日益腐败的情形下，明朝重演了宋朝越繁荣越腐败的悲剧，明朝专制的封建制度与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商品经济形成了巨大的矛盾，矛盾的结果就是权钱交易作为润滑剂。高度发达的对外贸易和繁荣商品经济，与整个国家日益萎缩的财政收入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的暴利催化了政治的腐败和国家赋税的大量流失，张居正改革政策的废除以及封建制度的保守与腐朽，使明朝走上了灭亡的不归路。

七、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历时七年打败日本，不但确保了国土的平安，更使日本龟缩于岛中不敢扩张达300年。

胜败兵家事不期范文6

傅雷在写给他儿子的信中提到过：“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沉浮，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只要高潮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就好了。”信中所提到的“高潮便”是顺境的时候，“低潮”便是逆境的时候。人的一生不可能使一帆风顺的，总有困难之时。在顺境中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做，但在逆境时，我们该如何走出来呢？

笑一笑吧！微笑可是取得成功，战胜失败的最好法宝呢！处在逆境中时，我们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树立信心，迎接成功。何况杜牧也曾说过：“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你看，杜牧也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事，我们又怎能让一个小小的挫折打到呢？笑一笑吧！重拾信心，以微笑为动力，扬起帆船重新出发，不要让这小小的礁石阻碍我们遨游大海的梦想。微笑面对生活，失去的只是自己的烦恼，赢得的则是整个世界。微笑标志着信心。在逆境中，我们应该学会微笑，走出逆境。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是否已经学会微笑了？是否以微笑面对失败？处在逆境的人们啊！你何不用微笑战胜逆境呢？哦，还有处在顺境的人啊！你们也应该学会微笑，因为微笑是一种谦虚的态度。对处在顺境中的你们来说，安逸是你们最大的挑战。学会微笑吧！以微笑面对安逸，战胜所有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