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见闻的作文范文1

The benefits of charitable activities reflected in many aspects. For business, in the traditional way of advertising is not effective in the past, charitable donations can be used as a way to attract favorable attention, but also acts as the business of doing good will of the public that can greatly enhance the public”s trust in a brand. Of the people, the charity can improve people”s standard of living, but also be able to form a friendly social atmosphere. All in all, charity activities, embodies the human-to-human Languages of the spirit of love, friendship, humanity is the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good feelings, to improve people”s moral quality and maintain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have significant meaning

I really think a person living on the earth should do something helpful and useful to others. Why? The reason is obvious. Because nobody can foresee tomorrow, if you do not give your hand to others today, maybe tomorrow when you are in trouble, similarly, nobody will help you out. However, vice versa. Therefore, if you are able to help others in trouble, please do not hesitate, just do it! With charity from everyone of us, the world can be brighter and more beautiful.

关于见闻的作文范文2

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一些新闻媒体工作者认为，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所谓言论自由首先表现为新闻媒体自我表达的权利，如果强迫新闻媒体必须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见，或者必须刊登不同的观点，那么，就是强迫新闻媒体提供无限的舞台和空间。政府应当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政府也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闻媒体旗帜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恰恰是一种言论自由的表现，如果新闻媒体吞吞吐吐，谨小慎微，害怕忽视一部分人的意见而遭到批判，那么，新闻媒体就没有生存的尊严。

坦率地说，这种把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与新闻媒体的个性表达对立起来的做法，恰恰反映出一些新闻从业者沉重的精神羁绊。新闻媒体当然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新闻媒体从业者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新闻报道权，选择报道的题材、报道的内容、报道的角度和表现形式，但是，新闻媒体从业者必须充分意识到，在一个缺乏竞争的新闻市场，新闻媒体不仅要关照自己的感受，同时也要关照他人的感受；不仅要充当批判的武器，同时也要做好被批判的准备。当前我国媒体的一些新闻作品之所以是片面的和干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足够的理性批判。新闻媒体刊登不同的意见，不是放任自流，把自己变成一个人人可以吐痰的广场，而是要在争论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立场，突出自己的价值理念。这是一种高度的生存和发展智慧，它要求新闻工作者一方面要坚守自己的价值立场，另一方面充分展示不同的意见，从而使自己的价值不断地传播，自己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新闻媒体的主体意识与新闻媒体的责任意识之间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新闻媒体强调自己的主体意识不是自我标榜，而是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坚守自己的立场，并且勇于接受各种不同意见。反过来，如果利用新闻媒体竞争不充分的特性，片面地刊登一部分人的观点，拒绝其他不同意见，那么，新闻媒体就会不断地失去读者或者观众，新闻媒体的独立性也就没有现实意义。强调新闻媒体的责任意识，实际上就是要求新闻媒体“目中有人”，在发表各种观点的时候，应该预见到可能出现的争论，并且为有可能到来的各种争论做好充分的准备。

关于见闻的作文范文3

关键词：新闻媒体；微博协商；公共协商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4）01-0092-08

一、研究缘起

新闻媒体是公共协商的重要平台和中介，谁能接近新闻媒体，谁能占据新闻媒体版面或者时段，谁就能获得公共协商的门票。但是，社交媒体的出现，特别是微博的出现，弱化了新闻媒体在公共协商中的功能，很多个人借助微博所形成的影响力甚至超越了新闻媒体，成为事实上的意见领袖。返观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从事故原因到赔偿方案，当事人、新闻媒体、普通公众、意见领袖就这些议题相互@，彼此争论，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政府部门处理事故的各种行为。

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在2011年7月23日。当时微博的影响力刚刚显现，率先抢滩微博的新闻媒体、迅速崛起的意见领袖和众多普通的微博用户都是在没有先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开始了对温州动车事故的讨论，并使这场讨论具备了公共协商的重要特点。要研究微博协商的发生发展规律，必须回到这一案例，去探求公共协商能够自发形成的原因，协商框架是否在微博协商的起始阶段就已经在发挥作用？目前学术界对温州动车事故的案例研究比较多，但却很少有研究将这一案例当作微博协商的典型案例，更没有研究关注到这一案例中新闻媒体与微博协商框架建构的关系。

微博协商是一个多元主体互动传播的过程，涉及议题设置、观点交锋、语词互动等多个传播学命题，而框架理论同样关注这些传播学命题。作为分析新闻媒体生产过程和报道内容的经典理论，框架理论对于分析微博协商中的新闻媒体尤其具有适用性。框架理论产生于传统新闻媒体时代，它着重阐述传统新闻媒体对受众的影响，至于受众如何反过来影响传统新闻媒体框架则很少涉及，而微博协商涉及新闻媒体和受众等众多主体，存在受众影响传统新闻媒体的现象，所以，对微博协商的研究，能够为框架理论的自我更新提供新鲜的经验材料。

微博协商毕竟不同于新闻报道，不加改变地使用框架理论来研究微博协商，就无法呈现微博协商的特征。因此，本文还借鉴宏观的协商民主理论和微观的公共协商研究成果，对框架理论进行补充和修改，使之成为针对微博协商而不是针对新闻报道的分析工具。这在下文研究设计中会有具体阐述。

二、文献回顾

（一）有关框架理论

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研究新闻生产的学者开始采用建构论观点，来分析大众新闻媒体如何生产出特定的新闻媒体框架。他们认为，对新闻工作者而言，框架意味着简化复杂的社会事实，按照某种常规和惯例，迅速地将大量社会事实“包装”进新闻报道里，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组织新闻事件，新闻工作者的分类、选择、判断和采写活动，就建构出了一套新闻框架。

在互联网的社会影响显现之前，框架理论主要的研究问题在于：新闻框架是什么？新闻框架是如何形成的？新闻框架会产生怎样的传播效果？对于新闻框架是什么，框架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恩特曼认为框架涉及选择和凸显，框架一件事就是选择所感知的现实世界，并使之在新闻文本中更加突出。另一位代表人物甘姆森则提出，框架是有组织的中心观点或线索故事，为一系列的事件提供意义。对于新闻框架是如何形成的，台湾政治大学臧国仁的《新闻媒体和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一书系统梳理了美国学者对新闻框架形成要素的分析，并认为消息来源、新闻组织特征以及新闻情境都会影响到新闻框架的形成。在书中，臧国仁还具体绘制了新闻框架的层次结构图。对于新闻框架会产生怎样的传播效果，学者们的观点是新闻报道不仅能够决定人们“想什么”也能影响人们“怎么想”。比如，麦克姆斯等学者就认为可以将框架理论看成议程设置理论的延伸，框架理论可以帮助人们看到新闻媒体会如何影响受众对事实的价值判断。

互联网的影响显现之后，有学者敏锐地关注到网民自治使新闻媒体框架的传播效果在不断衰减，她们发现在线民意在使地方事件变成全国话题的问题上，作用突出；同时，在线民意也影响到了新闻媒体报道的框架，尽管这种影响停留在新闻媒体报道的早期；最后，新闻媒体在两者互动过程中的表现并不积极，尽管新闻媒体报道是网民基本的信息来源，但是，新闻媒体报道并没有能为在线讨论设定框架。

在内地，黄旦、潘忠党等学者都对框架理论做了引进和介绍工作，框架理论本身也成为学者们分析新闻媒体内容的有力工具，比如孙海峰、高奕奕就借鉴参考Semetko和Valkenburg的测量方法，对“李刚门”事件中的微博内容和评论内容同时进行了框架分析。

总体来说，框架理论是学者们进行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但很少有学者就框架理论本身在互联网时代的局限和应做何种发展做出分析。

（二）有关新闻媒体和公共协商的研究

在互联网的影响显现之前，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新闻媒体是公共协商的平台和中介，新闻媒体的意见对于公共协商的走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臧国仁认为新闻媒体在公共协商中能够帮助社会组织进行社会动员，并能促进协商议题的抽象化和公共化。李艳红在分析了孙志刚案的新闻报道后认为，新闻媒体可以形塑社会意见，并帮助建构公共协商的合理与合法性。

近年来社会化媒体上网民的作为和表现，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传统新闻媒体组织在公共协商中的角色和作用则被忽视了。国内外不少学者的研究都证明社交新闻媒体能够促进广泛的政治参与，使更大范围内的公共协商成为可能；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如steffen就认为在线协商中可能存在数字鸿沟，弱势群体的声音反而被淹没了。

在中国内地，学者们主要关心社交媒体特别是微博的出现对当前政治传播格局的影响。在政治学领域不少学者持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协商尤其是网络协商可能是“解决的良方”。也有学者明确提出在中国微博可以成为“协商民主的新阵地”。在传播学领域，学者关注到了抗争与在线协商容易相继发生现象。比如巢乃鹏认为协商不仅是抗争性舆论消解的路径，同时也是“舆论引导的新方式”。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发现，在互联网时代新闻媒体在公共协商尤其是在线协商中的作用被不少学者忽略了。这导致新闻媒体与其他协商主体间的框架互动规律和互动机制还没有得到准确描述。

（三）对温州动车事故的研究

国内针对温州动车事故的研究较多，学者们主要站在舆情分析的角度来使用这一案例。学者们首先观察到微博本身对温州动车事故舆情变化的影响，微博被认为是最快捷的信息来源，它是传统媒体新闻源和事故信息聚集点，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突发事件传播报道模式。同时，微博还被认为能够发挥强大的动员功能，可以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援。有学者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微博的评论意见和情感随时间变化逐渐凸显，其中可能受到虚假或不准确信息和恶意煽动性言论的影响。新闻媒体对温州动车事故的报道框架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学者们认为意识形态会影响新闻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框架。学者们建议主流新闻媒体应当使用多元消息源，不能仅仅政府信息，从而保证人们听到不同意见。还有学者重点研究了意见领袖在温州动车事故舆情变化中的作用，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微博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并不与粉丝数量成正比，他们的影响力也不是持续性的，而是短暂性的。

总结而言，很少有学者将温州动车事故看成公共协商的经典案例，也因此对新闻媒体与微博协商框架建构的问题缺乏关照，温州动车事故案例对于公共协商研究的重要意义并没有被挖掘出来。

三、研究设计

本文重点考查的是新浪微博中有关动车事故的协商。在方法上采用量化的内容分析法，即通过选择有代表性的微博用户，搜集整理这些微博用户发表的有关温州动车事故的全部微博文本，随后对这些微博文本进行定量的描述和分析。具体的研究设计如下：

（一）资料收集

1，确定研究对象。在新浪微博上筛选出参与温州动车事故微博协商并具有代表性的微博用户，这包括新闻媒体用户，也包括非新闻媒体用户，事故当事人@杨峰陈碧；主流新闻媒体@中国新闻网、@环球时报；主流新闻媒体人@胡锡进；市场化新闻媒体@南方都市报、@头条新闻；微博名人@李开复、@作业本、@***。温州动车事故发生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尚未开通微博，因此，本文无法选择这两家主流新闻媒体的微博发帖作为研究对象。同样的，本文也无法选择尚未开通微博的铁道部作为研究对象。@中国新闻网是当时唯一具有微博账号的国家通讯社附属网站，因此入选。@环球时报和@南方都市报分别是影响力较大的主流新闻媒体和市场化新闻媒体因此加以选择。@头条新闻是新浪平台自身主办的新闻媒体因此也加以关注。@***作为专家型意见领袖、@李开复作为企业家型意见领袖、@作业本作为草根型意见领袖，代表了当前微博中不同的意见领袖类型，因此入选。而@胡锡进，则是主流新闻媒体的主编，其观点一方面影响着@环球时报，一方面也独自发挥着独特的意见领袖作用，因此入选。

2，确定政府行为的关键时间节点。本文需要确定温州动车事故处理过程中关键的政府行为时间节点，分析在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前各微博用户采用了何种协商框架，他们所采用的协商框架与时间节点后的政府行为有没有相关性。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新闻媒体在微博协商中是否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是否对政府行为产生了影响。

本文选取的关键时间节点包括：（1）有关事故原因解释的转变：2011年7月23日晚，事故发生，7月23日夜，第一次宣布事故原因；7月28日上午，第二次宣布事故原因，为信号切换错误。（2）有关现场处理的政府行为转变：7月24日中午，掩埋车体，清理轨道，恢复通车；7月26日夜，挖出掩埋车体并运走。（3）有关事故赔偿方案的转变：7月25日晚，首个赔偿方案确定赔偿金额为50万元；7月29日上午，宣布修改过的赔偿方案为91，5万元。

（二）研究假设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新闻媒体在微博协商的框架建构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能否推动微博协商向理性、建设性发展？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本文设计了以下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1：微博协商中存在框架建构。

每个参与协商的微博用户都会建构属于自身的框架，微博协商的过程就是一个框架竞争和框架共建的过程。本文认为参与协商的微博用户会依据某一种特定的框架来参与协商。这一框架，是不同主体从自身的利益诉求出发建构而成的（如图1所示）：

将微博协商框架依照高、中、低三个结构层次进行分析，借鉴的是臧国仁对新闻报道框架的分析方法。臧国仁认为，新闻报道的框架可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报道的主旨，一般由标题、导语和引句表现；中层结构是报道的主要事件，包括事件的历史、结果、归因以及对事件的评论；低层结构是报道的语言，包括修辞、文法和譬喻等等。高层结构中的内容是抽象出的意义，更容易为专家型的阅听人和对事件较为熟悉的阅听人所理解和记忆。

借鉴臧国仁的分析方法是因为微博协商和新闻报道都是一种传播行为，而臧国仁的分析方法是一种从传播角度对新闻报道进行分析的方法，强调阅听人的感知和理解。相对于新闻报道，微博协商具有更为明确的利益诉求和协商主旨，同时也需要运用语言来描述事件和讨论话题，可以被看成一种多主体互动的传播过程。因此，用高、中、低三层次分析法来看待微博协商具有可行性。另外，新闻媒体是微博协商的一个重要参与主体，其微博协商文本多为报道文本，本身适用于臧国仁的分析方法。

但微博协商毕竟不同于新闻报道，完全使用臧国仁的分析方法，无法呈现微博协商的特征，因此，本文还借鉴了宏观的协商民主研究成果和微观的公共协商研究成果，来对臧国仁的三层次分析法进行必要的修改，使之成为针对微博协商而不是针对新闻报道的分析工具，具体如下：

微博协商框架的高层结构：协商利益。在协商民主理论者看来，协商是一个利益表达、利益谈判和利益妥协的过程，而参与协商的主体则是利益相关者。博曼认为“协商的目标是共识、是利益相关者共同就决策所达成的一致性意见”。在协商的过程中，参与协商的个人会因为利益认同，逐步形成共同体，并与其他共同体就利益冲突达成妥协，并最终获得一致的意见。因此，本文认为协商利益是微博协商的高层结构，它影响着微博协商的中层和低层结构。

微博协商框架的中层结构：协商议题。各协商主体在明确自身的协商利益后，都会努力使自身关注的议题成为协商的议题（Agenda），并努力在协商中实现自身的目标，在协商过程中也会使用归因等方法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

微博协商框架的低层结构：协商语词。语词包括情感抒发、事件描述和说理三个不同的特征。

假设2：意见领袖超越新闻媒体成为微博协商框架建构中的主导角色。

本文假设微博协商中意见领袖是主导微博协商中框架建构的主导角色。根据Scheufel的研究，只要记者没有设定所谓的底线，民意框架特别是精英框架就会影响到相关的话题（Issue）。因此，本文假设微博协商中以意见领袖为代表的民意框架首先会影响市场化新闻媒体的协商框架，其后两者的共同框架与主流新闻媒体的协商框架进行竞争与妥协，并最终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出台和政府行为。因此在每个政府行为的关键时间节点前的框架互动可如图2所示。

假设3：新闻媒体具有促进微博协商走向理性和建设性的功能。

根据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新闻媒体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需要采取客观中立的态度，报道真实。根据陆晔的研究，中国新闻从业者越来越多地认同自身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核心价值取向的职业角色，认同优秀的境外媒体的职业表现。《南方周末》；原主编向熹也曾撰文指出新闻专业主义的业务导向早已体现在《南方周末》的日常业务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方方面面，2006年颁布《南方周末新闻职业规范》，更是从伦理、行为技术等方面将新闻专业主义演绎成可操作的条目。

本文因此假设，在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下，新闻媒体尤其是市场化新闻媒体能够起到促进微博协商走向理性和建设性的功能。

（三）确定分析指标和测量编码

根据本文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本文围绕微博文本的利益诉求、微博文本的议题、微博文本的语词特征建立研究的指标体系，并进行后续的编码和测量工作。

本文共设计指标18个。根据这18个指标，本文对搜集到的每个微博文本进行编码，并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

四、研究发现

本文总共搜集了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事故发生时至7月30日温州动车事故最终赔偿方案确定时的微博发帖（不含评论）641条。

从温州动车事故相关发帖占总发帖量的比例看，温州动车事故是当时最重要的公共议题（如表1所示）。@环球时报和@中国新闻网对温州动车事故的议题采取了较为淡化的处理，但这种淡化处理并未在整体的协商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根据研究设计中的指标和编码，本文对以上641条微博发帖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的结果，证明了假设1和假设3成立，但不能证明假设2成立。

（一）对假设1的验证：动车事故协商中存在框架建构

动车事故的直接当事人是乘客和铁道部，有关动车事故调查和善后的协商首先应当在乘客、家属与铁道部之间进行。但是，动车事故的新闻性使其在发生后短短几分钟之内就成为全国热议的公共事件，新闻媒体、意见领袖、普通网民都参与到了有关事故调查和善后的协商过程中，他们与当事人一起建构起了协商框架。每个协商主体都试图用自身的框架来赢得话语权，不同框架之间出现了相互影响、相互妥协的现象。

从协商利益、协商议题和协商语词这高、中、低三个层面对微博文本进行分析后发现：在协商利益层面，绝大部分微博文本都有显在的或隐含的利益诉求；在协商议题层面，所有协商主体都在有意识地设定具体议题，并期待得到其他协商主体的回应；在协商语词层面，大多数协商主体都有语词偏好，微博文本的语词特征明显。

1，协商利益层面的框架建构。本文研究的绝大部分微博文本都有显在或隐含的利益诉求。一些微博主体的利益诉求非常稳定，呈现出一以贯之的特点，比如@杨峰陈碧、@作业本一直以维护公民权益为协商的出发点，@中国新闻网作为主流新闻媒体直到7月25日才开始切入对动车事故的报道，虽然微博数量少，但其利益诉求却比较明确地偏向公民权益。而另一些微博用户则会根据协商情况灵活应变，在利益诉求上寻求妥协，比如@环球时报和@胡锡进，其大部分微博诉求的是国家利益，但也有少部分微博诉求的是公民权益，表现出利益诉求层面的妥协姿态（如表2所示）。

2，协商议题层面的框架建构。由于动车事故涉及救援、原因调查、善后处理、多政府部门协调等多方面的问题，作为公共事件它为协商提供了多个议题。每个参与协商的微博用户都在有意识地设定具体议题，试图影响整体协商。

在问题定义上，@南方都市报、@作业本、@李开复、@***、@杨峰陈碧、@头条新闻、@中国新闻网倾向于将动车事故的协商定义对政府责任问题的讨论，所有议题设置均与政府责任有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其发帖有大部分在表达对政府行为的质疑。而@环球时报和@胡锡进则倾向于将动车事故的协商定义为对高铁发展问题的讨论，其议题设置较少与政府责任相关，其发帖较少表达对政府行为的质疑。@中国新闻网作为主流媒体尽管将温州动车事故界定为政府责任问题，但发帖中却较少对政府行为的质疑。如表3和表4所示。

数据分析显示，尽管所有参与协商的微博主体都在尝试设置具体议题，但一些协商主体在微博文本中缺少了针对政府行为的持续集中的议题设置。总体而言，@南方都市报与@***作为新闻媒体和专家型意见领袖，在进行持续集中的议题设置和提供对策建议上更有效率。这在下文对假设2的验证中会有更具体的阐述。

3，协商语词层面的框架建构。在协商语词层面，各协商主体都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特色，新闻媒体、知识型意见领袖的协商语词偏重事件描述和说理，而草根意见领袖则偏重情感抒发（如表5所示）。

4，框架互动、框架竞争与框架共建。@杨峰陈碧、@南方都市报、@***、@李开复、@作业本、@头条新闻之间虽然没有组织关系，但他们之间互为消息源、转发源和评论对象，构成了动车协商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利益共同体。这些微博用户之间出现了框架互动和框架共建的现象。比如@李开复转发了南方都市报的版面设计，并公开表示对南方都市报的赞誉。再比如@南方都市报以“汉子”来称谓杨峰，并多次以其为消息源报道动车事故的善后赔偿工作。@头条新闻也曾以@南方都市报为直接转发源，并转发了多家媒体对杨峰的报道。

@环球时报和@胡锡进的关系更为紧密，双方通过互为转发源，强调了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同时他们还关注到市场化新闻媒体微博和意见领袖微博的具体议题，虽然他们不在自己的框架中做直接引用，但却会做出回应。比如意见领袖微博提出拒坐高铁的倡议后，@胡锡进就会发帖报道自己在动车事故后乘坐动车的经历。

较为特殊的是@中国新闻网，其一直到7月25日动车事故发生3天后才介入报道，显示出主流新闻媒体谨慎报道的特征，但在利益诉求上，@中国新闻网则在为数不多的微博发帖中选择了重公民权益的立场。

总体而言，微博用户在构建自身协商框架的同时围绕动车事故协商的框架体现出了明显的“国家一社会”协商的特征。@杨峰陈碧、@南方都市报、@***、@李开复、@作业本、@头条新闻等微博用户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关心相似的协商议题，具有共同的问题定义，共同建构了“国家一社会”协商框架中的“社会”一方。而@环球时报、@胡锡进，则主要诉求国家利益，构成了“国家一社会”协商框架中的“国家”一方。而@中国新闻网，一方面作为主流媒体承担政府信息、辟谣和引导舆论的功能，但在协商中却成为社会一方的支持者。

（二）对假设2的验证：谁是协商框架建构的主导角色？

1，何为有效的协商框架？有效的协商框架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指的是协商框架吸引了足够多的关注，有效提升了人们的协商参与度；第二个层面指的是协商框架具有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力，促进了公共政策的出台。

2，动车事故协商框架建构中的主导角色：市场化新闻媒体。单从微博发帖的转发数和评论数来看，微博用户中德@作业本、@***、@李开复等意见领袖的协商框架更为有效，他们的微博发帖能够带来比新闻媒体微博更多的转发和评论，并通过利益认同，建构起庞大利益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见领袖所代表的民意框架是协商框架中的主导性框架，而市场化新闻媒体框架则是呼应性框架，意见领袖也因此可以被看作是协商框架建构中的主导角色。

但是，从与政府行为的相关性看，意见领袖代表的民意框架很难担当主导性框架的称谓。@南方都市报所提供的议题与政府行为的转变相关性最大，绝大多数有关政府行为的具体议题都是由@南方都市报提供并不断强调的。@头条新闻不能自采新闻，但其在选择其他媒体新闻时，也注意将有关促进政府行为的观点纳入协商框架之中。在协商框架与政府行为相关性这个层面上，市场化新闻媒体可以被看作是协商框架建构中的主导性角色。

在28日上午铁道部第二次宣布事故原因之前，仅有@南方都市报、@头条新闻、@作业本和@***了要求进行事故调查的微博发帖。@南方都市报相关微博15条、@头条新闻相关微博12条、@作业本相关微博2条、@***相关微博5条。在26日铁道部重新挖走被掩埋车体之前，本文研究的微博帐户一共提供了43条质疑过早清理现场的发帖，其中23条由@南方都市报提供，11条由头条新闻提供。在29日铁道部宣布新的赔偿方案为91，5万元之前，本文研究的微博帐户一共提供了20条质疑赔偿方案的发帖，其中7条由@南方都市报、8条由头条新闻提供。

本文的研究发现证明，意见领袖并不能被称为是协商框架建构中唯一的主导性角色。市场化新闻媒体的协商框架与政府行为的相关性方面更强。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2并不成立，现实情形如图3所示。

（三）对假设3的验证：新闻媒体与微博协商的理性和建设性

从表5中已经可以看到，就协商语词而言，新闻媒体框架提供了更多的事实、说理和动员，而民意框架则提供了更多的情感性表达。

相比较民意框架，新闻媒体框架更注重在微博中介绍事件背景，这也有利于协商参与者了解协商的整体情况（如表6所示）。

在新闻媒体当中，@环球时报可以针对协商的具体情况调整利益诉求，使协商向有利于妥协的方向前进，这也有利于协商的进行。在新闻专业主义的指导下，市场化的新闻媒体侧重于寻求客观的表达方式，并习惯于在微博协商中提供事件发展的前因后果，这些都是一个理性和建设性的协商所需要的。在动车事故协商中，新闻媒体在促进政府行为方面也发挥着比意见领袖更为有效的作用。

由于本文考察的微博文本有限，不能认为所有的新闻媒体在动车事故的协商框架中都采用了较为理性的协商语词，提供了有效的协商议题，但可以确认的是，相比较于民意，新闻媒体更具有促进微博协商走向理性和建设性的潜在功能。

五、结论和讨论

关于见闻的作文范文4

【关键词】娱乐新闻 概念泛化

目前,业界比较认同狭义的娱乐新闻定义是:娱乐新闻是关于影、视、歌等大众文化的娱乐作品或明星人物的、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对公众有知悉意义的事实的报道。而广义的娱乐新闻则是指报道娱乐行业的新闻,涉及影、视、歌领域。

实际上,娱乐新闻在我国产生之初的实际形态已悄然发生变化,出现了娱乐新闻“概念泛化”现象。本文主要结合理论上新闻的定义和实践中媒体的惯常做法,旨在针对新闻实务中的这一现象进行剖析与研究。

一、娱乐新闻“概念泛化”的主要表现

娱乐新闻“概念泛化”是指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娱乐新闻超越了原有的理论界定,即实践范围大于理论范围。这一现象应区别于“泛娱乐化”,因为“泛娱乐化”的主体是非娱乐新闻,如政治新闻、经济新闻、社会新闻等。“泛娱乐化”主要是指非娱乐新闻借鉴娱乐新闻的形式,对非娱乐人物或事件进行娱乐化的处理。

娱乐新闻“概念泛化”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娱乐新闻的报道领域拓宽

依据上述定义,娱乐新闻局限于影、视、歌等大众文化领域的人物或事件,也就是说,仅涉及娱乐行业。但就目前的媒体实情来看,体育明星、文化名流、媒体专业人士等也逐渐出现在报纸的娱乐版上、广播电视的娱乐栏目中、新闻网站的娱乐频道里。中国娱乐网是一家专门提供娱乐资讯的网站,它的栏目设置中专辟“体育花边”一栏,可见娱乐新闻对体育明星关注之深。文化名流出现在娱乐新闻之中也屡见不鲜,如杨振宁与翁帆的忘年婚恋,王朔屡传绯闻,易中天开“百家骂坛”,于丹遭追拍冷对记者等。媒体专业人士专指与娱乐行业无关的媒体从业者,如非娱乐新闻的主播、严肃访谈节目的主持人等。近年来关于主持人的绯闻不少,而这些往往被列入娱乐新闻进行报道。

2、娱乐新闻报道内容的重点偏离定义本身

按照娱乐新闻在中国最早出现的形态来看,“娱乐行业中有关娱乐产品包括电影、电视剧、流行歌曲等的制作、完成、流通消费等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娱乐潮流、娱乐事件、娱乐人物的动态等等”是娱乐新闻报道的重点。但是目前的娱乐新闻却并非如此,娱乐人物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占据了大半江山,“隐私八卦”正成为娱乐新闻的主体部分。以2009年11月17日人民网的娱乐专区为例,其显著位置共18个新闻标题链接,其中仅7条属于原有定义中的娱乐新闻,而且全被放在第9条以后。这也是对娱乐新闻“概念泛化”现象的印证。

3、娱乐新闻的报道手法向非新闻写作的“主观写作”发展

娱乐新闻从属于“新闻”这一大类,因此,它应该遵循新闻写作的基本原则――真实、客观。换句话说,也就是娱乐记者应保持中立,不发表偏向于任何一方的评论,只提供客观、平衡的信息,在写作中消除“存在感”。但事实上,娱乐新闻却并非如此,娱乐记者本人在新闻中随处可见,口述一般娓娓道来,间或发表感慨。这种写法偏离了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使娱乐新闻作为新闻的特性被削弱,可以说,这也是娱乐新闻“概念泛化”的表现之一。

二、娱乐新闻“概念泛化”的原因分析

1、解读“娱乐新闻的报道领域拓宽”

很多人在提及娱乐新闻涉足体育、文化等领域时,都持负面评价,将其与“泛娱乐化”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娱乐新闻魔爪伸得过长的表现。其实,这一现象自有其合理性。有一句俗语叫做“文体不分家”,在新闻行业,此语经常用来暗指“文艺和体育水融,难以明分”。许多报社设立“文体中心”采写娱乐新闻和体育新闻,网站开设“文体”专区囊括文化、娱乐、体育等内容。应该说,学界和业界在探讨“娱乐新闻的报道领域拓宽”这一问题时,所持的立场是不同的。学界多将“娱乐”视为名词,即上文所述的狭义;而业界则是从娱乐新闻的广义出发,即“娱乐”是动词,“使人轻松、快乐,供人休闲、消遣的,新近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对公众有知悉意义的事实的报道”都是娱乐新闻。根据这一定义,娱乐新闻与体育新闻、文化新闻乃至社会新闻都产生交集,它们中能供人消遣、使人愉悦的软新闻稍经修饰便足以成为娱乐新闻。因此,体育明星、文化名人、媒体专业人士等见诸娱乐新闻是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2、解读“娱乐新闻报道内容的重点偏离定义本身”

这一现象的出现应归因于“消费主义”在我国的出现。我国消费经济学家尹世杰在其著作《消费文化学》中这样定义“消费主义”:“消费主义是在西方国家曾经流行过的一种消费思潮,极力追求炫耀性、奢侈性消费,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并以此作为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所在。”

在新闻学的研究语境之下,消费主义对受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闻消费取向的转变上,即受众的喜好由“硬新闻”向“软新闻”过渡。“软新闻”在满足受众的如窥私、探密等某些欲望上比“硬新闻”更有优势。同时,受众在“软新闻”中可以获取炫耀性的符号价值,如时尚、潮流等,享乐亦包含在这一过程之中。具体到娱乐新闻,受众倾向于获取明星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形式通俗、趣味性浓厚的信息,而并非娱乐产品、人物、事件的专业性强的新闻。可以说,前者是受众在消费主义影响下的自然选择。

消费主义对媒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媒体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传播,使其直接影响着社会生活及日常消费。二是媒体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围绕自身产品(传播内容)的“可消费性”来组织生产。毫无疑问,明星的私人生活是传播消费主义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们甚至引领整个社会的消费趋向。同时,明星的私人生活也具有相当的“可消费性”,是大众所期待的内容。所以,“娱乐新闻报道内容的重点偏离定义本身”的现象,可以说是大众与媒体在消费主义时代合谋的产物。

3、解读“娱乐新闻的报道手法向‘主观写作’发展”

对这一现象的解读可以有两种方式:

(1)娱乐新闻的自我澄清或曰自我纠正。娱乐新闻最大的问题在于真实性。目前许多受众读娱乐新闻纯粹是为了用笑料来愉悦心情、用审丑来平衡落差,至于其真实与否,受众要么不闻不问,要么在心底承认其虚假。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娱乐新闻的公信力十分低下。这与娱乐新闻普遍缺乏新闻来源、广泛运用猜测有关。譬如娱乐记者常用“传”、“曝”等字眼,但究竟谁“传”、谁“曝”往往没有交代,而紧接着,却有绘声绘色的现场描述。而当前娱乐新闻出于本能的自我澄清或自我纠正,刻意在新闻文本中出现“我”(记者本人)的身影,以此强调新闻来源的可靠、相关见闻的真实、后续推测的正确。但这一做法从根本上违背了新闻写作的基本原则,其可行性值得探讨。

(2)娱乐记者对“娱乐新闻”与“八卦”的理解有偏差。当前娱乐记者很少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在娱乐圈中,八卦是指非正式的小道消息或者新闻,通常是某个明星的隐私等。娱乐新闻目前已经有很大部分成为“八卦”,娱乐记者本人在文本中絮絮叨叨,对明星隐私如数家珍,同时不遗余力发表看法、做出预见,都是“八卦”的典型特征。

关于见闻的作文范文5

关键词：张载；见闻之知；德性所知；诚明所知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206-02

张载的“知”分为见闻之知、德性所知、诚明所知。那么这三种“知”的理论来源来自哪里？张载“知”论中的见闻之知、德性所知、诚明所知三者关系如何？以及张载“知”论的理论意义是本文要着重解决的问题，现就具体论证如下：

一、张载“知”论的理论来源

张载之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宋史・张载传》）。那么张载知论的提出是否与《论语》、《孟子》有关呢？

1.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篇》）在这里，孔子把人分为生而知之者、学而之知者、困而学之者、困而不学者。紧接着孔子又把他自己归结为“学而知之者”，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篇》）同时，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篇》）显而易见，孔子认为他的知识是在多闻、多见的基础上，“择其善”、“识之”而得来。可见，孔子对“闻”、“见”的重视。此处也可见孔子对“闻”、“见”也有个“择”的过程。因为并非所有的“闻”与“见”，都会对其德性的形成具有辅助作用。

2.《孟子・尽心上》“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由此可见，舜“闻一善言，见一善行”之“闻”、“见”，对其德性的形成具有辅助作用。需要强调的是，舜所“闻”、所“见”的只有是“善言”、“善行”时，才会对舜的德性形成具有辅助作用。另外《孟子・告子上》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这里孟子认为“小体”等耳目之官不能思，当与外物接触时，便会受到遮蔽；而大体指心，心可以思，能发现“天之所与我”的仁义礼智。在这里，孟子看到“见”、“闻”的局限性，从而需要“尽心”、“知性”、“知天”，发挥心“思”的功能，以弥补“见”、“闻”之不足。

3.“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理论的提出，与张载的排佛心态有关。张载说：“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其不能穷而谓之幻妄，真所谓疑冰者与。”（《大心篇》）此处可见张载批判佛教对天地世界的否弃，张载认为佛教以闻见识心，实为夏虫疑冰。张载又说：“释氏妄意天性而不知范围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缘天地。明不能尽，则污天地日月为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心，溺其志于虚空之大。”（《大心篇》）这里，张载将佛教的宇宙论视为“以六根之微因缘天地”，批评佛教“污天地日月为幻妄”的闻见心法。张载认为“见闻之知”有局限，所以需要以“德性所知”弥补“见闻之知”的不足。

二、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的关系

1.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的区别。张载说：“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所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大心篇》）张载认为见闻之知乃物交所知，即人的感觉器官与外界事物结合得来的一种知识。他说：“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太和篇》）“感亦须待有物，有物则有感，无物则何所感。”（《张子语录上》）可见，见闻之知来源于对外在客观对象的感知。

“大心体物”、“合内外于耳目之外”是德性所知的获得方式。张载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大心篇》）“人谓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有内外之合也。知合内外于耳目之外，则其知也过人远矣。”（《大心篇》）张载在《经学理窟・学大原下》又说：“人当平物我，合内外，如是以身鉴物便偏见，以天理中鉴则人与己皆见；执此镜在此，但可鉴彼，于己莫能见也，以镜居中则尽照。”由此可见，以“合内外于耳目之外”、“天理中鉴”获得的知识就是“德性所知”。

2.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的联系。张载说：“天之明莫大于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几万里之高也；天之声莫大于雷霆，故有耳属之，莫知其几万里之远也；天之御莫大于太虚，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极也。人病其以耳目见闻累其心，而不务尽其心，故思尽其心者，必知心之所从来而后能。”（《大心篇》）正是由于见闻之知有局限，所以这才形成以德行“合内外”的需要。正是由于见闻之知有局限，所以张载贬其为“闻见小知”。但同时见闻之知对德性所知的形成有辅助作用，为其“启之之要”。张载说“耳目虽为性累，然合内外之德，知其为启之之要”（《大心篇》）。他又说：“闻见不足以尽物，然又须要他。耳目不得则是木石，要他便合得内外之道，若不闻不见又何验？”（《张子语录上》）虽然“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但是见闻之知与德行所知不可偏废，应该重视见闻之知对德性所知的辅助作用，用德性所知来弥补见闻之知的不足。

三、诚明所知与德性所知的关系

1.诚明所知与德性所知的区别。二者的获得途径不同。“大心体物”、“合内外于耳目之外”是德性所知的获得方式，前面已讲，此处略去。张载说：“天良能本吾良能，顾为有我所丧尔。”（《诚明篇》）张载认为：“民虽至愚无知，昏而不明，至于事不干碍处则自是公明。”即使是愚昧无知的老百姓其心也是“自是公明”，只是“惟于私己昏而不明”，“人常脱去几身则自明。”（《经学理窟・学大原下》）总之，破除“有我”、“私己”、脱去“己身”，就可以“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大心篇》）。因为孔子将人分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者。张载认为圣人就是生而知之者，具有良知良能。张载把道德修养功夫的实践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学者、大人、圣人。他说：“由学者至颜子一节，有颜子至仲尼一节，是至难进也，二节犹二关。”（《经学理窟・义理》）这里颜子代表大人，仲尼代表圣人，达到大人的境界与达到圣人的境界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见闻之知是常人、学者、大人、圣人都具有的，德性所知是学者、大人、圣人所具有的，诚明所知只有圣人才具有。张载说：“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诚明篇》）又说：“圣不可知，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则不可得而知之，圣不可知谓神。”（《神化篇》）在张载看来诚明所知只有圣人才有，是圣人之性所固有的，但圣人之性却是长期学问修养的结果。张载说：“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诚明篇》）他又说：“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可见，诚明所知的来源还是内外合一，只不过诚明所知是圣人实现了性与天道的合一而已。可见，诚明所知是学者、大人所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而非单纯的经验知识。

2.德性所知与诚明所知的联系。张载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使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乾称篇》）“明”就是懂得“一天人，合内外”的道理，“诚”就是懂得这种道理并实现这种境界。德性所知与诚明所知二者虽然都基于主体的道德自觉，但程度不同。德性所知是“由明致诚”，由懂得这种道理而实现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诚明所知是“由诚致明”，有了这种境界，因而宣扬这种道理。诚明所知是知的最高境界，它超越经验层面和道德层面最终实现“一天人、合内外”的境界。

总之，在张载看来，“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是在合内外的基础上产生的经验知识。但是“见闻之知”有局限性，而且还易为私欲所遮蔽，所以张载贬“见闻之知”为“闻见小知”。然而，“见闻之知”、“合内外”、“启之之要”之功不可忽视，“见闻之知”对“德性所知”的形成有辅助作用。德性所知正是在克服见、闻的局限性，运用“心”这个思维器官，“大心体物”、“合内外于耳目之外”，获得道德层面的知。这只是懂得了“一天人、合内外”的道理，只属于大人的阶段。德性所知仍需“自明诚”，由懂得这种道理，“穷神知化”、“德盛仁熟”，最终实现诚明所知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

四、张载“知论”的理论意义

张载将知划分为见闻之知、德性所知、诚明所知，对以后的理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张载说：“不尊德性，则学问从而不道；不致广大，则精微无所立其诚；不极高明，则择乎中庸失时措之宜矣。”（《中正篇》）从此意义上讲，他开启了宋儒“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辩的先河。程颐进一步把“见闻之知”与“德行之知”彻底区分开来。“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闻见。”（《二程集・伊川先生语十一》）张载说：“德性所知，不萌于闻见。”（《大心篇》）但同时他又说：“耳目虽为性累，然合内外之德，知其为启之之要也。”（《大心篇》）而程颐改“萌”字为“假”字，如果把“假”字理解为“凭借、依据”的意思，那么程颐是说“德性之知”自始至终都与“闻见之知”无关。可见，张载虽然认为德性所知不始于见闻，但张载并未否定见闻之知对德性所知的“启之之要”之功。因此，此后的朱、陆之争，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都与此问题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1]章锡琛.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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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孝鱼.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朱建民.张载思想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

关于见闻的作文范文6

新闻评论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人们对新闻评论属性的探索，这种发展也裹挟着人们对新思想、新观念的巨大渴望以及对“民主、平等、法制”等公共价值的时代追求。1997年，新闻评论的复兴之始，也是***南方讲话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同时社会问题略显突出的时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在告别思维模式单一、价值取向单一的同时极度渴望新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重构他们的认识和指导他们的行为。新闻评论呈现观点的直接和承载思想的自由无疑使它担负起顺应时代需求的责任。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解放，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上层建筑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体民主意识的发展程度是判断民主政治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新闻评论者作为社会主体的组成部分，其民主意识的发展程度与政治文明建设密切相关。

一、新闻评论实践是一种民主的实践方式

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闻评论复兴从推动政治文明进程开始。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时评”和“青年话题”带动报纸新闻评论的革新。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为代表的都市报系积极参与新闻评论实践，推动了报纸评论版的快速发展。与报纸评论如火如荼的发展状况相比，电视评论、广播评论也毫不逊色，特别是网络评论后来居上，成为日益重要的媒介评论形式。新闻评论实践的这种蓬勃发展的态势套用新京报的话来形容就是：“这是一个全民寻求言说的时代。这几年，新闻评论在全国大有‘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蓬勃气象，既反映了这个时代赏心悦目的进步，也是这个奋力向上的转型社会赋予每一位思考者的时代酬劳。”

从言论表达和公共意见的角度来看，新闻评论实践应当是一种民主的实践方式。新闻评论作为一种意见性信息载体，既是公民运用言论表达权利的一种形式，也是承载公共领域中公共意见的有效形式。而捍卫言论表达自由和公共领域意见的自由交流传播是民主的应有之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评论不仅是民主的重要实践方式，甚至可以说，新闻评论这种形式一诞生，就承载着推动人类民主解放进程的文体使命。在漫长的新闻评论发展道路上，无数新闻评论者借助这一形式呼唤民主理想、阐发民主构想，有的甚至付出了血和生命的代价，新闻评论实践早已成为中外历史上民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报告再次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政治体制改革、法制建设、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倡导的理念与转型社会特有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构成了当下我国政治文明进程丰富的内涵。新闻评论实践作为一种社会的实践形态，不断地借助时事引申、重申当下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些基本命题，包括民主化、法制化、程序化、公开化、监督化等等，在评论选题上表现出对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民参与的关注，在评论功能上强调对民主价值和公共理念的传播。笔者通过对这一时期新闻评论的长期观察以及研究发现：这一时期新闻评论的选题注重推进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的题材，关注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政策制定程序的公开化、政策执行合法性等问题，以唤醒和维护社会主体的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为价值依归。这无疑印证了我国新闻评论者在民主意识指导下实践上的自觉追求。

二、新闻评论传播发挥着民主意识普及功能

从社会平等的视角看，民主是一种民族精神和生活方式，一种普遍的社会状态和风气。除了制度民主化外，民主意识的传播是更重要的内容。作为一种传播形式，新闻评论与思想意识形态的传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新闻评论作为意识之一种，民主意识被作者进行编码，附着在作品的叙述之中，而随着人们的阅读和接受传播开来。

从新闻评论自身看，新闻评论必须公开发表，将意见公开呈现出来，这和某些非新闻文本是不同的，私人意义上的写作是不属于新闻评论的。而值得公开呈现的意见大多是和公共事件联系密切的，也就是说对公共事件发表意见的评论信息才值得公开。政治无疑是最大的公共事件，新闻评论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联。评论形式与媒介的结合意味着人们对众人之事的公开讨论找到了新的途径，新闻评论承载有关政治及民主政治的公共意见是历史的选择。

从媒介角度理解，新闻评论作为意见信息的载体，在传播民主思想，促进媒介深度功能实现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媒介深度功能主要集中在媒介对社会变革、文明进步、人的培育等方面的作用，而这一功能的实现主要通过媒介对先进思想的传播。民主意识是先进的政治理念，大众传媒有义务向人民传播这一思想，新闻评论恰恰是这种信息传播的**载体。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的每一次政治变革，新闻评论都发挥着思想先声的作用。在我们进入新世纪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际，更是需要新闻评论发挥着它的积极功能。

三、新闻评论繁荣为公民搭建广阔的意见平台

时下，不少媒体开辟评论版面、评论频道，让公民意见获得更大的讨论空间。无论是报纸评论版的设置，还是电视评论频道特别是网络意见平台的建设，都非常重视媒介意见平台功能的发挥。媒介意见平台为公共意见的发表提供了空间，使公共意见的协商辩论得以进行，这一功能的发挥体现了新闻评论者民主意识的增长。

以发展迅猛的网络评论来看，搭建意见平台是网络评论传播的重要特征。网络评论频道是各大网站竞相设立的意见平台。这些呈现观点的平台，能够做到评论信息24小时更新，转载评论的全面性、系统性，同时不主动掺加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网络编辑为了作到这一点，要求时刻关注最新的评论信息，在汇集的同时加以整合，将各大媒体评论通过一个平台展现出来，力争展现评论的原生态状态，维护媒体公开公正的形象。如新浪评论频道，非常注重评论的全天候更新，同时它还拥有庞大的内容提供商，这使评论频道拥有丰富的资源进行编辑整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该频道的发展。目前我国网络编辑普遍追求网络信息平台功能的实现有关，网络评论频道编辑也突出打造网络意见平台的思路，因此在频道栏目设置上尽可能丰富化、多元化，以期容纳更多的意见性信息，同时在编辑制作上也有利于对海量信息进行归类。具体而言，评论频道的栏目主要是按照题材、作者、观点、文章等角度进行设置的。这样评论频道的栏目不仅大大超过了任何一张报纸评论版所能容载的限度，而且包罗万象，异常丰富。

目前，网络评论频道已经成为众多新闻评论者和广大网民的一个信息分享平台，编辑模式很好地体现了网络媒体搭建意见平台促成观点交流的目的，而这个想法已经得到了公众的欢迎。公开化是民主的重要特征，意见的公开化将有利于公共权力监督和公共利益维护，这些都是民主推动的方向。

四、提高公民意识，倡导“公民写作”

民主是公民做主，因此新闻评论者的民主意识中应特别重视公民意识。公民是作为独立的参与者存在的，作为公民享有该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义务。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公民自觉地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以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思想来源，把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自我认识。公民意识主要体现在一系列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当中，例如公民有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人民监督，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公民有权获得赔偿等。

“公民写作”是当下新闻评论者积极倡导的一种写作状态。这正如新京报新闻评论部在推出评论周刊时告读者所说：“我们期待着你参与言说。今日中国社会，开放激荡，广开言路已是历史必然。从技术上说，传播的发达也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以言论创造历史。‘自媒体’的勃兴宣告了一个‘人人都有话说’的言说时代已经到来”。“公民写作”的提倡正是提高公民意识，实现公民管理国家事务、监督公共权力、享受言论发表自由权利的体现。“公民写作”显示了写作主体强烈的身份意识，即评论作者是以公民的身份进行评论实践的，面对公共问题作为公民有说的权利，也有说的义务。“公民写作”的推动目的在于加强主体的权利意识和民主参与意识。使主体意识到参与本身就是履行民利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国《宪法》第33条第1款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作为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义务。 “公民写作”显示了言论作者赋予写作过程合法性的意愿。

“公民写作”还将促进公共协商的展开。公共协商是新闻评论民主意识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新闻评论接受过程中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公共协商基于这样的理念，如果决策不是强加给公民的话，那么在决策之前应该在公共论坛中得到理性的检验。公共协商首先必须符合公共性的条件，即给出的理由要受到公开的检验。公民写作无疑在程序上给公共协商创造了一个好的基础，至少有利于公共协商的议程来源的广泛性和民间性。时下，不少媒体设置的大家谈、百姓评说、网友点评等栏目都是言论版常见的栏目形式，意图就在于转换评论作者身份，让更多的声音汇聚于此。

五、重视公共意见表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信息网络化促使意见表达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网络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递，打破了一元化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网络空间，意见的表达形式更加多元，意见的表达更加自由，意见表达的主体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身份上都更加丰富。网络开放了更加广阔的公共意见讨论和发表平台。通过网络，政府和民意之间实现了迅速的沟通和互动，使决策的制定和运行更加合乎公共利益。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几分钟，网友已经开始在线交流，新浪、百度、搜狐等商业网站迅速开辟专题，官方网站的表现也出人意料。在各类论坛，各种意见交流平台，关于抗震救灾、人道关怀、志愿服务等议题不断被讨论。

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新闻评论作者高度重视网民的意见，以促进公共协商的展开。重视公民意见无疑在程序上给公共协商创造了一个好的基础，至少有利于公共协商的议程来源的广泛性和民间性。

2009年5月7日，25岁浙江大学毕业生谭卓在走过斑马线时，被快速行驶的跑车撞死。这起交通事故因为涉及到一些复杂的背景，诸如闹市飙车、“富二代”、“信息纰漏”等问题引起了网络道德审判。仅仅过了3天，2009年5月10日湖北恩施发生了服务员邓玉娇刺死镇招商办官员邓贵大的命案。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却因为当事人身份的特殊性引起了互联网的舆论风暴。

新闻评论高度关注类似事件，是因为这些事件背后折射出公民对于腐败、道德堕落的仇恨，也折射出社会公民权利不平等的行为。法律作为人们的最高理性，必须被尊重，而每一个公民的意志也应该受到保护。新闻评论者头脑中的法律意识、公民意识，这些意识的表达来自于对民意的充分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