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范文1

「摘要人民法院对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司法审查范围过宽，审理程序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重新仲裁制度不够完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中，法院进行实体审查，且仲裁裁决对之不能预先排除。两种司法审查制度存在重合和冲突，缺乏有机协调，笔者提出了修改相关立法的建议。

对国内民商事仲裁（劳动仲裁实行先裁后审制，本文不涉及）的司法监督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仲裁裁决前的监督，即仲裁庭首次开庭前对当事人就仲裁协议效力异议的裁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审查并确认仲裁协议的效力。二是仲裁裁决后的监督，即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1] 司法审查既包括《仲裁法》第58条至61条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制度，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217条规定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

一、仲裁裁决的撤销制度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是指当事人对具有法定情形的仲裁裁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申请，经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是否予以撤销的制度。

（一） 关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司法审查的范围

争议的问题有二：

1、程序审查与实体审查之争

司法实践中往往将《仲裁法》第58条的规定称为程序审查。这种观点似有不妥。该条第一、二、六项，即“没有仲裁协议” 、“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 、“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既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程序内容，也不属于实体法的范围。因为，这三项审查一方面必须依据有关仲裁争议的具体情况来判断从而牵涉到有关裁决的实体因素，另一方面也没有对当事人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进行直接的判断从而有别于实体内容。应该认为，上述规定是另辟蹊径，从间接的角度否定裁决的合法性；第三项，即“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显而易见属于对仲裁程序的监督；第四、五项，即“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属于对仲裁裁决实体内容的监督。

上述主张的理由是基于对程序法和实体法概念的认识。尽管对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分类在理论界尚存分歧，[2] 但笔者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仲裁程序，主要包括对仲裁的申请和受理、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庭开庭和作出裁决、裁决的撤销和执行等保证当事人权利和义务得以实现的程序规则。实体内容，则是指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直接联系的有关证据、事实与实体法。

第58条第3款，即“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属于实体方面的审查。“公共利益‘，不同法系有不同的称谓，通常都是指国家社会之存在及其发展所必要的一般秩序。……，乃至私有财产、财产继承，皆属于公共秩序。[3] 这些方面的法律规范属于实体法的范畴。

因此，《仲裁法》第58条规定的司法审查不仅包括程序问题，也包括实体问题，是全面的综合审查。

2、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司法审查范围的适当性

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内法、有关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一般将下列事项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争议的事项没有可仲裁性，当事人无行为能力，当事人无陈述机会，缺乏仲裁协议或仲裁协议无效，仲裁庭组成不当，仲裁程序不当或违法，仲裁员超越权限，仲裁员欺诈、受贿渎职，裁决形式缺陷，仲裁违反公共政策等。[4] 即通行的立法例都是对仲裁裁决的非实体内容进行审查，涉及的实体审查仅以公共政策为限。[5] 可以看出，司法审查范围狭窄、法院监督和干预作用弱化，是大多数国家的仲裁立法和实践的一般规律。

我国人民法院在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司法审查的范围过宽，既包括程序，也包括实体，与国际通行的规则不符，人为地和不适当地区分了国内和国际民商事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范围。为此，有的学者建议，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司法审查的范围应当限于：（1）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或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2）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4）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不属于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5）仲裁决员未能处断当事人提交的一切争端的；（6）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断行为的；（7）裁决是以贿赂、欺诈或者其他不正当方式取得的。[6] 这种观点以程序内容为司法审查的核心，具有借鉴意义。同时，笔者认为，人民法院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根据时，应当依裁决的实体内容而非程序内容作出判断；当仲裁裁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时，法院可以不必囿于当事人的申请而可依职权主动对仲裁裁决进行监督与纠正。

（二）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程序

《仲裁法》对此没有作具体规定。实践中，人民法院适用的审理程序也不一致。通行的做法是只经书面审理便作出裁定（书面审方式）；但有的则进行公开开庭听证，听取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意见后再作出裁定（听证方式）。

《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1款是关于书面审方式的法律规定。但该条款只适用于民事诉讼的上诉案件，条件是案件事实清楚，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不能被认为是上诉案件，适用书面审理方式不能以该条款作为法律依据。

听证方式在《民事诉讼法》及《仲裁法》均没有规定。从法理上讲，听证类似于庭前交换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7条，开庭审理前是否交换证据，取决于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人民法院的决定。证据交换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为开庭审理做好准备。但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不直接涉及民商事争议，只有经当事人申请才能启动。其目的是为了撤销业已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不直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因此，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不能适用民事诉讼的证据交换制度。

有的学者提出了适用特别程序审理此类案件的设想。即采用听证的方式，由申请人举证证明裁决中存在法定的撤销情形，允许对方当事人通过质证、提出反证等方式进行抗辩，然后由人民法院判明证据真伪及其效力并作出裁决。[7]该观点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不完全协调。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却不能适用。特别程序的审理期限为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可在受理之日起两个月内审结。因此，撤销仲裁裁决案件适用特别程序审理也不太妥当。

笔者认为，适用何种程序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取决于两个前提：其一，保证仲裁的效率性和公正性；其二，司法审查是保证仲裁公平正义和防止权利滥用的必要手段和保障。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程序应当以此为价值目标或取向。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程序应为特别程序；以合议庭进行审理；实行一审终审制；采用听证方式，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对仲裁裁决是否具有法定撤销情形进行举证和质证，合议庭进行认证，进行庭审辩论，当事人做最后陈述；不适用调解；合议庭在合议的基础上作出裁定。

（三） 重新仲裁制度

《仲裁法》第6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仲裁庭拒绝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恢复撤销程序。

1在何种情形下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

《仲裁法》没有作具体规定，通常由人民法院来掌握。一般认为，对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可以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8] 有的学者还认为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范围的，也可以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9] 但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范围，属于仲裁庭无权仲裁的情况。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并不能使仲裁庭取得仲裁的权利，因此，该情形下不能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

2仲裁庭重新作出仲裁裁决后，人民法院是否可以直接审查新裁决？

仲裁庭重新作出仲裁裁决的情况有三种：一是全部改变了原裁决的实体内容；二是纠正了原裁决的程序错误，裁决结果不变；三是仲裁庭仍坚持原裁决意见，程序和实体内容均未发生变化。无论发生何种情形，只要仲裁庭重新仲裁，作出了新的裁决，人民法院就应当驳回申请人的申请，撤销案件，而不能直接对该裁决行使司法审查权。对裁决不服的当事人可以重新申请撤销新的仲裁裁决。

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

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的执行申请后，如果被执行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存在不应执行的法定情形，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后，裁定予以执行或者不予执行。

（一） 对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司法审查的范围

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规定于《民事诉讼法》第217条。与《仲裁法》第58条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两个方面的不同：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是，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而不予执行的法定情形是，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上述不予仲裁裁决的两种情形属于实体审查，不符合仲裁制度的基本要求。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只应审查程序问题，不应进行实体审查和法律审查。否则就是赋予法院以全面审查和否定权，导致“一裁终局”成为一句空话，造成事实上的“一裁一审”。

（二） 仲裁裁决能否预先排除法院的实体审查？

仲裁裁决生效后，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据裁决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等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能否预先排除这两个方面的实体审查？

《仲裁法》第54条规定：“裁决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争议事实、裁决理由、裁决结果、仲裁费用的负担和裁决日期。当事人协议不写明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的，可以不写。”裁决书如不写明争议的事实和裁决的理由，被申请人就无法证明该裁决书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不足或者适用法律有无错误，人民法院也就无法进行对仲裁裁决实体及适用法律方面的司法审查。[10]

但《仲裁法》第54条的规定能否实际产生排除法院司法审查的效果，是个很大的疑问。笔者认为，仲裁裁决中不写明争议的事实和裁决的理由，并不意味着当事人不能在执行程序中以认定事实错误或适用法律不当为由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因为，不予执行裁决的情形是法定的，当事人不能以“协议”的方式预先排除适用。此其一。在执行程序中，只要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人民法院即应当裁定对裁决不予执行。这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权力。此其二。尽管裁决书中没有写明争议事实和适用法律，但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查阅仲裁卷宗等方式，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此其三。因此，仲裁裁决不能预先排除法院的实体审查。

三、两种制度的冲突及其解决

撤销及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是人民法院对仲裁活动实施司法监督的主要手段。但两种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发挥各自的功能，是仲裁理论及司法实践不能回避的问题。

（一） 两种制度的冲突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种制度的冲突所在。

相同点：1程序的启动必须由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主动对仲裁裁决进行审查。2司法审查的范围有四项是完全相同的。3法律后果基本相同，或者裁定驳回申请人的申请（或予以执行），或者裁定撤销（或不予执行）。4裁定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后的救济方式相同。即当事人可根据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区别：1申请的主体不同。申请撤销裁决的主体可以是仲裁的申请人或被申请人。不予执行裁决的申请主体只可能是裁决对之不利的当事人（被申请执行人）。即二者的侧重点不同，撤销裁决同时兼顾胜诉方的利益，而不予执行侧重于败诉方的利益。2申请时间不同。申请撤销裁决的时间是自当事人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六个月，当事人可以在申请执行前提出，也可以在执行程序中提出。不予执行裁决的申请只能由败诉方在执行程序中提出。3司法审查的范围有一定不同。撤销裁决的两种法定情形“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在不予执行制度中规定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4有管辖权的法院不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由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可能是中级人民法院，也可能是基层人民法院）管辖。5法律后果不完全相同。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人民法院认为可由仲裁庭重新作出仲裁的，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不予执行程序中，无须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两种制度存在的冲突：

冲突一，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只能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而申请不予执行案件，除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外，基层人民法院也可有管辖权。基层人民法院行使管辖权时，可以对裁决所依赖的证据和适用法律等方面进行审查，而中级人法院对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却无此权利。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两种制度分别规定于《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两部不同的法律中，立法时没有进行必要的协调。

冲突二，两种制度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各自为战”、互不干涉。不论撤销仲裁裁决程序出现何种法律后果，仍可以申请不予执行。同时，由于两种制度的审查范围并不相同，撤销仲裁裁决还不如不予执行来得彻底。这样就造成了法院的重复劳动，也使得撤销仲裁裁决制度形同虚设。

冲突三，如上所述，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只能在执行程序中提出，是否予以执行取决于对程序、实体和法律等方面的司法审查结果，而申请撤销裁决的案件依照人民法院的审判程序进行，只能对仲裁裁决的程序性问题进行审查。这一状况既不符合人民法院的内部分工，也不符合审执分离的原则。

（二） 解决办法

有学者指出，鉴于撤销仲裁裁决和裁定不予执行这两种司法救济手段自身的特点以及现有立法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建议以前者吸收后者，使撤销裁决作为仲裁司法监督的唯一救济手段。但其审查范围不包括实体和法律审查。[11]

有学者建议将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程序中那些对裁决进行实体审查的事项归入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由当事人向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人民法院一并进行审查。但保留不予执行程序，将之限制在审查仲裁裁决有无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这一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只能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不以当事人申请为前提。[12]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并有所修正。理由是：其一，两种制度在司法审查的范围方面存在重复，将相同的内容进行合并没有立法技术上的障碍，合并后不但不会失去司法监督的功能，而且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其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当属审判程序解决的问题；而申请不予执行案件则由执行程序解决。这不符合人民法院的内部分工和审执分离原则，将两种案件司法审查范围相同的部分并入撤销仲裁裁决制度应是理性的选择。其三，不予执行制度仍有保留的必要，且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作为《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缔约国，我国应当有配套的不予执行制度以实施公约的规定。随着中国加入WTO，将国内、国际仲裁的司法监督体制并轨已是大势所趋。

四、立法建议

建议一：参照民事诉讼法第217条，将仲裁法第58条修改为：

“第58条  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1） 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或者没有达成书面的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失效的；

（2） 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3） 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

（4） 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不属于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

（5） 仲裁员未能处断当事人提交的一切争端的；

（6） 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断行为的；

（7） 裁决是以贿赂、欺诈或者其他不正当方式取得的：

（8） 裁决所依据的民事或者刑事判决及其他裁判或行政处分已变更的。

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该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的实体内容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无论当事人申请与否，应当裁定撤销。“

建议二，删除仲裁法第63条。“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

建议三，将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款修改为：

“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已被撤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

建议四，将仲裁法第61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受理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

（1） 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

（2） 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

（3） 仲裁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仲裁庭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申请人申请；仲裁庭拒绝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撤销。“

参考文献

[1] 江伟 李浩。论人民法院与仲裁机构的新型关系［J］。法学评论，1994（4）。

[2] 沈宗灵。法学基础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49.

    [3] 梁慧星。市场经济与公序良俗原则［J］。民商法论丛，1994（1）。49—50.

    [4]  Se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the Court， the Parker  School  of  Foreign  and  Comparative  Law（1990），Table  of  Content  ；See  Intl.  Handbook  on  Comm. Arb.

    [5] 翁晓建。二种意见，四个焦点［J］。民商法论丛，2001（2）。356.

    [6] 翁晓建。二种意见，四个焦点［J］。民商法论丛，2001（2）。370.

    [7] 李建忠 聂士洲。如何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N］。WWW.RMFYB.COM.CN（人民法院报），2001－3－29.

     [8] 孙忠恕。重新仲裁不同于法院二审［N］。WWW.RMFYB.COM.CN（人民法院报），2001－3－29.

    [9] 黄进 徐前权 宋连斌。仲裁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60.

    [10] 江伟 李浩。论人民法院与仲裁机构的新型关系［J］。法学评论，1994（4）。

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范文2

【关键词】虚假仲裁；执行回转；司法监督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所在的检察院民行科曾接到一起由中级人民法院转办的申诉案，申诉人施某诉称：其与被申诉人夏某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借款到期后，夏某逾期未还，施某多次催讨未果，遂诉至法院，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鉴于夏某还涉及其他民间债务，法院决定统一由某区法院对夏某及其公司的主要财产包括产房、设备及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和拍卖。在执行过程中，施某发现夏某另有两起数额较大的民间借贷案件已经由某市仲裁委员会以调解方式迅速结案，并由债权人向法院申请执行，将参与到上述财产拍卖的执行分配中。因怀疑有假，施某向当地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异议，后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举报。通过调查，检察机关发现，在两起仲裁案中，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均存在密切关系（大部分是亲戚关系，其中一个申请人还是夏某的妻子），两次仲裁都是由多名债权人以债权委托的方式由其中一人申请仲裁，而在仲裁过程中，申请人放弃举证期限、被申请人放弃举证期限及答辩期限，均以调解书的形式迅速结案，有违常理。根据上述种种疑点，检察机关认为：两起借款纠纷案涉嫌虚假仲裁，为维护法律权威，依法将该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夏某等人对预谋、参与制造虚假仲裁的事实供认不讳。经向法院核实，检察机关发现涉嫌虚假仲裁的债权已被执行完毕，遂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要求进行执行回转，为真正的债权人挽回损失，但问题也由此产生。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执行回转，只有民事诉讼法第23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9条、110条有明确规定。根据执行回转的相关规定，执行回转的前提条件是要求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因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或其他有关机关撤销。而本案的特殊情况显然超出法律对“执行回转”设定的条件。

第一，法院无法撤销本案的执行依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无论是当事人提供证据还是人民法院依职权进行审查，仲裁裁决的撤销都需要以仲裁当事人的申请为前提。而在本案中，由于双方当事人是恶意串通制造虚假仲裁的，所以这一条件不可能成立。第二，仲裁委员会无权撤销本案的执行依据。根据我国仲裁法规定，若发现裁决书中存在文字、计算错误或者有漏裁事项的，仲裁庭应当补正，但仲裁委员会无权撤销裁决书，哪怕该份裁决书是违法和错误的。也就是说，虽然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承认其他有关机关的撤销行为也可以作为执行回转的依据，但是由于我国的仲裁体制中并没有赋予仲裁委员会的撤销权，因此本案中的仲裁调解书也无法通过仲裁委员会予以撤销。

综上，本案不能适用执行回转的规定。既然如此，那么怎么将仲裁当事人通过虚假仲裁获得的利益返还给真正的债权人，以确保其合法权益呢？结合本案的情况，只能由有关单位追讨虚假仲裁行为人的非法所得或者由真正的债权人提起不当得利之诉，但这样会付出大量的诉讼成本，操作难度也相当大，这对真正的债权人来说显然也是不公平的。

二、评析

对于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1）违法成本低。虚假仲裁案多是双方事先合谋，当事人大都“自愿”要求调解，仲裁庭主要是对调解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很少对事实本身进行调查，程序较为简易，便于操作。而且相对于诉讼，仲裁的收费低，结案快，程序比较简单，当事人的意愿容易得到满足，所以风险更小。虽然现在司法机关对虚假诉讼的查处力度有所增强，但对虚假仲裁的认识还不足，在法律上的界定也不清晰，所以很有可能留下“真空地带”，即便极个别案件东窗事发，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也屈指可数。（2）仲裁内部监督缺失。按照国内有关仲裁机构仲裁规则来看，仲裁机构内部监督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仲裁员的选任和回避、撤销等问题上，仲裁机构也制订了一些道德风纪等宽泛的行为守则，但仲裁机构对于仲裁员的仲裁审理过程以及仲裁裁决几乎不存在有效的监督。可以说，我国仲裁立法将仲裁机构内部监督的范围和重心主要配置在仲裁程序的前半段，但对于仲裁程序的后半段，即主要是对仲裁裁决的控制上却主动放弃了监督权限。如在本案中，两个借款案件存在众多疑点却没有得到仲裁机构的重视，案件查实后也无法采取措施进行纠正。可见，这一举措看似维护仲裁庭判断以及裁决的独立性，却也因此丧失了弥补仲裁裁决瑕疵乃至缺陷的监督机会。（3）司法监督制度设计不合理。与上述仲裁机构内部对仲裁裁决个案的疲软监督不同，既有的几乎唯一重要的、对仲裁裁决个案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监督来自于外部的司法监督，即采取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这两种监督方式，而这种司法监督又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首先，我国仲裁的司法监督主要是一种消极否定的监督，只有当事人的申请才可以启动，却没有考虑到还有可能存在其他利益关系人，存在其他被侵犯的客体，当遇到本案的情况，就导致在现行的法律规定下最终陷入有错难纠的尴尬境地。其次，虽然我国法律在法院不予执行或者撤销仲裁裁决的规定中均涉及了“社会公共利益”条款，但都没有明确其定义，最高人民法院亦未对其认定标准作出过司法解释，这也使得在执行时法院很少会运用这一条对仲裁裁决主动进行实质性审查，从而使虚假仲裁这种违法方式缺少有效的司法监督。

三、对解决方法的思考

（1）适用“不予执行”条款。笔者认为，适用《民诉法》第237条规定的“违背公共利益”条款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解决虚假仲裁遗留问题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按照《民诉法》第237条的规定，对不予执行仲裁的审查，应当以当事人意思自治，而非以法院职权审查。但在仲裁违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是否应以职权审查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但从对法律规范的解释方法理解，违反公共利益的仲裁审查权，应是法院的职权。国际惯例也赋予了法院“公共利益”的审查职权。如：1958 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5条明确规定了可作为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其中一款就包括“如果承认执行该仲裁裁决，将违反法院地国的公共政策的”。综上，我国民事诉讼法虽规定对不予执行仲裁的审查应由当事人申请，但作为当事人一方请求执行仲裁，法院应当在对仲裁进行执行立案审查的同时，引入需要监督的理论并借鉴国际惯例，严格把握违公共利益要件。上述案例中，执行的仲裁是恶意伪造出来的，其已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法院应主动审查仲裁，作出不予执行仲裁的裁定。适用“不予执行”条款的优势在于，虚假仲裁大都是行为人通过参与执行分配的方式获取不法利益，所以一旦行为人请求执行仲裁，法院可以依职权对其进行审查，从而通过作出“不予执行”的裁定防范于未然。存在的问题是，这种解决方法只能在行为人申请执行后，尚未执行完毕前适用，所以并无法解决上述案例中涉及到的执行回转难问题。而且虽然法院可以主动审查，但仍需要有切实的法律依据才能作出不予执行的裁定，而从利害关系人认为可能存在虚假仲裁嫌疑进行申诉，到司法机关进行调查，再到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将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此期间法院只能对案件采取暂缓执行的方式，而这样处理不仅存在一定的风险，也存在一定的期限限制，所以并不能适用于所有情况。（2）赋予法院撤销仲裁的启动权。如前文所述，现行的法律并不能完全解决虚假诉讼所带来的遗留问题，如果要在司法监督环节加强对虚假仲裁的法律规制，还是要进一步完善仲裁裁决的撤销制度。因此，我们建议，在今后的立法中，是否可以尝试把仲裁法中关于“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这一条款单独列出，而不放在当事人申请撤销裁决的规定之下，从而赋予法院因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而直接撤销仲裁的启动权，这样就可以彻底解决虚假仲裁执行回转难的问题。同时，笔者认为这样做并不构成对仲裁自的干预。首先，法院的司法监督相对而言仍然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事后的监督，即便是赋予法院撤销仲裁的启动权，也需要有确凿的法律依据和法定的程序，因此这种在有限的情况下才实施的监督并不构成对仲裁“一裁终审”的削弱。其次，“公共利益”条款是每个国家立法均采用的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在处理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的案件时，能够保障法院的实体审查权和撤销权，维护本国利益。但由于公共利益具体包含哪些内容无法一一列举，在仲裁实践中又确实存在个别法院滥用公共利益条款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况，因而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适当的时候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作出明确规定，从而最大限度减少滥用“公共利益”条款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情形的发生。（3）加强仲裁机构的内部纠错机制。一是做好仲裁阶段的防范工作。对虚假仲裁的查处不仅要依靠司法机关的事后监督，更应当将防范关口前移到仲裁阶段。如在立案审查中，仲裁机构对民间借案件、涉及近亲属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的财产纠纷案件、已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作为被申请人的财产纠纷案件、改制中的国有（或集体）企业作为被申请人的财产纠纷案件、拆迁区划范围内的自然人作为当事人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等案件，应予特别关注，谨慎审查。对有虚假仲裁嫌疑的案件，仲裁庭应通知当事人提交原始证据或者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原始证据，或者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仲裁庭可以依法认定当事人主张的事实证据不足。立案或审理中发现有虚假仲裁嫌疑的案件，应将相关情况向上级或检察机关通报，全程进行跟踪、监督；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二是探索仲裁重审机制。现行法律并没有规定仲裁机构对确有错误的仲裁裁决可以重新进行仲裁，大抵是为了维护一裁终局制度。对此，我们认为可以借鉴劳动仲裁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复议仲裁决定书可否作为执行依据问题的批复》中认为：“仲裁一裁终局制度，是指仲裁决定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没有提请再次裁决的权利，但这并不排除原仲裁机构发现自己作出的裁决有错误进行重新裁决的情况。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发现自己作出的仲裁决定书有错误而进行重新仲裁，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违背一裁终局制度，不应视为违反法定程序。”因此，我们建议在今后仲裁法的修改中是否可以赋予仲裁机构重新仲裁的权利，在有证据证明仲裁裁决确有错误的情况下，仲裁机构可以依法重新作出仲裁。

参 考 文 献

[1]赵健.《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法律出版社，2000

[2]谭兵.《中国仲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人民出版社，2005

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范文3

在现代社会,商事仲裁已成为与诉讼比肩而立的解决商事争议的方式之一。随着5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6(以下简称5仲裁法6)的颁布实施,商事仲裁作为一种社会冲突的解决机制,其地位得到了肯定。与世界上主要国家商事仲裁司法监督理论和实践相比,我国还存在诸多缺陷。面对国际商事仲裁立法发展的统一趋势,笔者在借鉴国外成熟的商事仲裁司法监督机制的基础上,对目前我国这一机制的缺陷进行批判分析,进而提出完善对策,以求教于同仁。

一、现象与本质:商事仲裁司法监督的视角考证

商事仲裁权不能摆脱司法权的监督,究其原因在于:首先,从仲裁制度的现象分析,现代仲裁制度主要体现两个原则:其一是契约性,亦可称为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1](P9)即仲裁庭审理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权力直接来源于当事人合意的授权,而在仲裁程序的具体运行中,仲裁庭的组成及审理事项、仲裁机构、仲裁地点、仲裁所使用的实体法律,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仲裁所适用的程序规则,都是由当事人意思自治所确定的。其二是司法性。[1](P8)即仲裁协议的形式与效力、仲裁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仲裁员审理和裁断争议的权力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最终取决于国家法律的确认和法院的裁定。其次,从仲裁制度的本质分析,司法权是现代仲裁制度本质的集中体现,即司法权是现代仲裁制度的本质。必须承认的是,无论现代仲裁制度具有何种表现形式,它终究是国家法律所认可的一种社会冲突解决方式,虽然在现象层面上现代仲裁制度表现出重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排除国家司法权的干涉,仲裁活动具有摆脱特定国家限制而出现超国家化的趋势,但是这些现象都是在国家认可下进行的,如果一国坚决反对国内仲裁活动出现如上特征,则所谓/摆脱国家司法权0的现象就不可能存在。[2](P261)法院是一国行使司法权的最为重要的机关,仲裁机构也在本质上行使司法权,它也肩负着评判人间是非的任务,仲裁机构行使司法权完全是基于其自身的特点而形成的对社会生活的有用性。任何权力都存在着滥用的可能,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0[3](P154)尤其将属于国家范畴的司法权授予一个具有民间性和自治性的机构行使更应如此。仲裁的司法监督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狭义的观点认为,它专指法院对仲裁的审查和控制;广义的观点认为,它除了法院对仲裁的审查和控制外,还包括法院对仲裁的支持与协助。[4](P1)笔者认为,就监督本意而言,应该仅指审查和控制,不应作任意扩大的解释。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0[5](P486)本文倾向于对监督采用狭义的解释。

二、困境与反思:我国商事仲裁司法监督机制的现状评判

根据5仲裁法6和5民事诉讼法6的规定,商事仲裁司法监督主要包括对仲裁庭管辖权和仲裁裁决的监督。

(一)对仲裁庭管辖权的监督法院对仲裁庭管辖权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人民法院有权对仲裁庭是否享有仲裁管辖权作出规定。5仲裁法6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0可见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进而对仲裁管辖权提出抗辩,法院在一定情形下享有最终的决定权,并且这种权力可以在仲裁开始之前以及仲裁进行过程当中行使。笔者认为,对仲裁协议效力的监督,5仲裁法6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见下文)相悖。一般来说,解决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效力的争议,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由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和自身管辖权作出最终判断,这是现代国际仲裁立法的一种趋势。这样的规定不仅能够及时确定仲裁管辖权,消除影响仲裁效率这一价值目标的因素和环节,真正贯彻迅速、及时、高效的仲裁原则,同时也能够有效地防止一方当事人利用法院具有裁定仲裁庭是否具有管辖权的权力,恶意拖延和破坏仲裁程序的进行。二是法院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和仲裁庭是否具有管辖权进行最终决定,这体现的是审判最终决定原则,法院的监督旨在保障仲裁权行使的正当性或者公正性。然而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却反映不出仲裁立法的上述诉求。一方面5仲裁法6第20条的规定将审判权过早地介入仲裁领域,增加了决定仲裁管辖的难度,使当事人有可能恶意拖延或破坏仲裁程序的进行;另一方面,它也没有从根本上体现审判最终决定原则,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为最高法院5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6明确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机构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如果仲裁机构先于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并已作出决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0可见,只要仲裁机构先于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并作出决定,那么其仲裁协议效力的决定就是终局决定,就不再受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干预或监督。笔者认为上述监督制度的设置,使得仲裁立法宗旨的实现变得困难重重。

(二)对仲裁裁决的监督法院对仲裁裁决的监督可区分为对国内仲裁裁决和涉外仲裁裁决的监督。1.对国内仲裁裁决的监督根据5仲裁法6的规定,法院对国内仲裁的监督包括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重新仲裁。(1)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撤销仲裁裁决是指人民法院经当事人的申请,对属于法律规定的具有可撤销情形的仲裁裁决,裁定予以撤销的制度。根据我国5仲裁法6第58条规定撤销的情形包括:没有仲裁协议的;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枉法裁决行为的,以及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利益的。对于上述情形,只要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其中之一情形的,即可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应当裁定撤销该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是人民法院经被申请人申请,对属于我国5民事诉讼法6第217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并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的,人民法院可裁定不予执行。同时,如果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也应裁定不予执行。根据我国5仲裁法6和5民事诉讼法6的规定,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确有一定的差异性。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都是法院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都是当事人基于法定理由向法院提出否定仲裁裁决的救济方法。不论是国内仲裁裁决,还是涉外仲裁裁决,法院都可以适用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监督方式,因此,两者的本质是相同的。另外从两种监督方式的结果来看,被撤销的仲裁裁决自撤销之日起就已不复存在,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又恢复到申请仲裁之前的状态。由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并未得到最终解决,因此当事人既可以重新达成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而对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法律后果来说,尽管最高人民法院5关于适用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4若干问题的意见6第278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重新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0但实际上该仲裁裁决仍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因为人民法院只是对该仲裁裁决/不予执行0,而不是撤销。如果当事人达成了仲裁协议,仲裁庭作出了仲裁裁决,或者当事人向法院提讼,法院作出了最终判决,就会导致对一个有争议的多种生效裁判并存的局面。很显然,这种设置重叠的监督制度,使仲裁裁决长期处于效力不稳定状态,从而损害了仲裁的快捷性和高效性。[6](P216)(2)重新仲裁重新仲裁是指法院在一定条件下,要求仲裁庭对已作出仲裁裁决的案件重新进行审理和裁决的制度。根据5仲裁法6第61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撤销裁决的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仲裁庭拒绝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撤销程序。0但对基于什么样的理由人民法院可以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重新仲裁权的权利主体以及重新仲裁的范围等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因而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重新仲裁制度没有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申请撤销仲裁案件中,申请人已丧失了对仲裁庭的信任,如果人民法院不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就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易引发申请人与仲裁庭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带来不良的社会效果。[7]2.对涉外仲裁裁决的监督我国5民事诉讼法6第260条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当事人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0这一规定显示出我国对涉外仲裁裁决的监督仅限于程序上的瑕疵和违法。由此可见,我国法院对仲裁裁决的监督实行/双轨制0:即对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的监督作出区分,它具体表现为:人民法院对涉外仲裁裁决的审查仅限于程序方面,而对国内仲裁裁决的审查则包括对程序和实体两方面。我国在仲裁司法监督上的内外有别,导致了双重标准:第一,就个案而言,对国内案件采用严格而全面的审查,对涉外案件则采用国际标准审查;第二,就仲裁机构而言,国内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如果选择国内仲裁机构进行裁决,我国法院在审查时,根据5仲裁法6第58条和5民事诉讼法6第217条的规定采用严格全面的审查制度,如果选择涉外仲裁机构进行裁决,法院在审查时,则根据1958年5纽约公约6的规定,在实体审查上,只是审查仲裁结果与我国公共秩序是否相悖,而不涉及结果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

三、进路与出路:完善我国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构想

鉴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我国应对现行的仲裁司法监督机制有必要进行补充和完善,以充分实现司法权对仲裁的监控职能。

(一)5仲裁法6应赋予仲裁庭对仲裁协议效力和管辖权的裁定权这不仅符合仲裁的独立性和自治性特点,而且也有利于及时确定仲裁管辖权,消除影响仲裁效率的因素和环节,真正实现迅速、及时、高效的仲裁原则,有效地阻止一方当事人利用法院具有裁定仲裁庭是否具有管辖权的权力,恶意拖延和破坏仲裁程序的进行。[6](P218)此外,从充分体现仲裁的独立性和自治性的角度考虑,法院不宜在仲裁的申请和受理过程中就介入仲裁程序,而应通过事后司法审查的方式对仲裁进行监督,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笔者建议修改5仲裁法6第20条之规定,取消人民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先行裁定的权力,改为由仲裁庭裁定。当事人对仲裁庭的裁定有异议的,可在裁决后依据5仲裁法6第58条之规定申请撤销。

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范文4

「关键词国内仲裁司法监督制度，合理性，问题，撤销仲裁裁决制度，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

「正文

仲裁（Arbitration）作为一种替代式纠纷解决方式（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由于其相对于诉讼而言，具有裁决者独立性强、当事人的自主权大、一裁终决、程序简单便捷、处理及时等一系列的优点和好处，因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在当代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仲裁法》实施以来，仲裁案件日益增多，仲裁机构迅速，就连合同中约定仲裁条款都成为当事人或律师在拟定合同时的必备内容。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以国内仲裁为例，由于仲裁制度的不完善，某些仲裁员倚仗手中的权力或因专业缺陷、或因道德不足、或因不负责任，出现了一些当事人认为不当的终局仲裁裁决。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了仲裁的进一步发展。诚然，仲裁员在独立仲裁案件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主、客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出现错误的仲裁裁决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样便会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对于这一权力必须予以相应的制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正确行使。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仲裁裁决的公正性、权威性的角度出发，为仲裁设计配套的制度约束，对仲裁进行适度的司法监督是必要的。只有这一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才能充分发挥仲裁的作用，进而使其不背离该制度设立的初衷。

仲裁司法监督（Judicial supervision on arbitration），指的是人民法院对仲裁的“审查”和“控制”作用，也就是说，仲裁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自在物”，它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受到法院的约束。本文着重就国内民商事仲裁谈一些问题。仲裁的司法监督问题，不仅涉及到仲裁与诉讼、仲裁机构与人民法院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而且对于保持仲裁的民间性和法院司法解决的最终性具有重大意义。而我国当前的仲裁司法监督机制中存在诸多问题，如何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当前我国国内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内容

对于我国现行仲裁司法监督机制的主要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顾昂然在向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所作的《仲裁法（草案）》“说明”中，对此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不予执行”，二是“撤销裁决”。具体说来，我国现行《仲裁法》中对于仲裁司法监督的相关规定体现为：

第一、人民法院有权审查仲裁协议的效力、对仲裁的管辖权进行控制-《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

第二、人民法院有权对仲裁裁决予以撤销和发回重审：《仲裁法》第58条规定了对国内仲裁予以撤销的几种情形，其中在国内仲裁方面，《仲裁法》第58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以及（七）“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等等，人民法院有权撤销该仲裁裁决。另外，《仲裁法》第59条、第60条和第61条还规定了对仲裁裁决撤销的程序-“当事人申请撤销裁决的，应当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撤销裁决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撤销裁决或者驳回申请的裁定”，“人民法院受理撤销裁决的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仲裁庭拒绝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恢复撤销程序”，以此规范裁决撤销程序的顺利进行。

第三、人民法院有权拒绝执行仲裁裁决：其中对于国内仲裁裁决的拒绝执行方面，《仲裁法》63条规定：“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而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款的规定，不予执行的具体情形有：（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五）适用确有错误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范文5

首先，这种观点与有关现行法律规定相冲突。申请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视为撤回仲裁申请；当事人申请仲裁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的，除了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以终结案件外，也可以选择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的方式来终结案件。此外，根据《仲裁委员会仲裁收费办法》第6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不预交案件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也视为撤回仲裁申请。显而易见，在上述几种情形下，法律是允许当事人撤回仲裁申请的，或者由仲裁庭将案件作视为撤回仲裁申请处理，且并不认为撤回仲裁申请与仲裁协议相矛盾。因此，以违反仲裁协议为理由而否定撤案申请权的正面设定是不能成立的，也是与现行法律规定相冲突的。

其次，撤回仲裁申请与违反仲裁协议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不可相提并论。仲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就民商事纠纷的主管问题所达成的一种约定，即当事人双方约定将彼此间所产生的民商事纠纷提交某一特定仲裁机构仲裁，而明确排除法院的司法审判。因此，违反仲裁协议一般是指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后不按协议的约定提交仲裁却向法院提讼。而撤回仲裁申请则是指当事人在遵守仲裁协议，即已提交仲裁的前提下不再要求仲裁机构继续对案件进行审理。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了和解协议，也可能是因为申请人认为自己申请仲裁本身考虑欠妥，还可能是因为被申请人主动履行了义务，等等。因此，不能将撤回仲裁申请与违反仲裁协议混为一谈。

最后，否认正面赋予申请人以撤案申请权是与仲裁机制所固有的处分原则相悖离的。

综上所述，撤案申请权是仲裁程序中申请人理应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我国《仲裁法》应对此正面作出明确规定。但，是不是只要是申请人申请撤案，仲裁庭就必须允许呢？实际上，仲裁庭是否允许申请人撤案还应该考虑案件的实际情况以及对被申请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不能仅仅依据申请人的意愿来决定仲裁程序的终结，否则明显有违仲裁程序应有的公正性。可以通过下面的案例说明一下。

申请人A公司与被申请人B公司因货款支付问题发生争议，申请人根据双方在合同中签订的仲裁条款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由于本案牵涉的与本案有关的人员较多，案情较为复杂，仲裁庭多次合议并先后三次开庭审理本案。仲裁期间，仲裁庭还应双方当事人的要求委派专门机构进行证据鉴定，并移交有关人民法院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然而，就在仲裁庭将本案的基本情况查清即将作出裁决的时候，申请人要求撤销本案。

仲裁申请人有撤案申请权，但考虑到本案具体情况，被申请人为参与本案仲裁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而且为了避免当事人为同一争议反复提起仲裁，迫使另一方不得不反复应诉，仲裁庭可以要求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为参与本案所支付的费用作出适当的补偿。

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范文6

由于许多缔约国除参加该公约外，还制定了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有些缔约国同时还签订了涉及这一事项的其它双边或多边条约，因此在《纽约公约》的具体适用中便存在着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如何处理《纽约公约》与国内法以及其它条约的关系。对此公约在其第7条(1)款中规定：“本公约之规定不影响缔约国间所订立的关于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多边或双边协定的效力，也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⑷上述第7条(1)款2项(加着重号的文字)说明当事人在向《纽约公约》缔约国申请承认和执行某一公约范围内的仲裁裁决时，既可选择公约作为请求的依据，也可选择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有关国内立法或该国缔结的有关其它条约作为请求的依据。也就是说，“第7条(1)款2项的规定给了当事人一项自利，即他可以援引关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或双边或其它多边条约的规定申请执行某一仲裁裁决，从而不再以《纽约公约》作为申请执行的依据。”⑸研究《纽约公约》的著名专家皮特·桑德斯教授在解释公约上述条文时也曾指出；“公约进一步阐明了该公约将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换言之，如果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境内有效的国内立法或其它条约提供了比《纽约公约》更为有利和优惠的权利(morefavourableright)，则申请执行裁决的一方便可援引和利用该项更为有利和优惠的规定并以此取代公约的相关规定。”⑹故此，公约第7条(1)款第2项的规定被称为公约中的“更优权利条款”(more-favourable-right-provision)。⑺

“更优权利条款”在处理公约与国内立法和其它条约关系方面有面有着重要意义。⑻例如，在某一国家申请承认和执行一项外国仲裁裁决时，该国既参加了《纽约公约》，同时又制定了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如果该裁决未满足公约要求的执行条件，则当事人仍可适用被请求国的其它立法使该裁决得以执行。否则，如果排他性地单独适用公约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那些不完全符合公约承认和执行条件的裁决将会被搁置。所以，“更优权利条款”是公约积极促进和支持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目标的又一具体体现，“它为无法适用纽约公约进行执行的案件开辟了新的执行依据。”⑼

关于公约中制定该条款的目的，德国科隆上诉法院曾在判例中作了如下的准确论述：“这一规定的理由在于避免剥夺当事人依据被请求国国内法律中更为优越有利的条件去请求执行其裁决。”⑽

从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有些国家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确比公约中的某些规定更有利于裁决的执行。例如，《纽约公约》第5条(1)款(甲)项明确将仲裁协议的无效直接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的理由之一。相反，按照德国法律，如果仲裁协议的无效可以在裁决作出国通过撤销裁决的诉讼加以救济的话，则仲裁协议的无效不能成为在德国境内拒绝执行裁决的理由。⑾也就是说，从德国法中专门规定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理由的民诉法典第1044条来看，未将仲裁协议的无效作为拒绝执行的一项直接理由。在此情况下，当事人只能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向裁决作出国申请撤销该裁决，然后再以第1044条认可的裁决已被撤销这一理由要求拒绝执行裁决。这一点说明德国法与公约是不同的，它表明了德国法的规定比公约第5条(1)款(甲)项更有利于外国裁决在德国的执行。德国最高法院曾经有一个案子涉及到执行一项在南斯拉夫作出的裁决。本案中住所在德国的被告反对在德国境内执行该裁决。其反对理由是本案的仲裁协议仅被记载于双方中介人的笔记中，因而不符合书面形式的要求，是无效的。德国最高法院则驳回了被告的主张。法院认为，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044条，⑿除非外国裁决依其应适用的仲裁法(本案即南斯?蛑俨梅?尚不具有法律效力，否则应在德国得到执行。同时南斯拉夫仲裁法规定，一项仲裁裁决作出后的30天内，当事人可以仲裁协议无效理由申请法院撤销该裁决。由于本案被告未向南斯拉夫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所以该裁决按决定其效力的南斯拉夫法律已经生效，故被告反对执行的理由在德国法院是不能接受的。⒀法国最高法院关于“NorsolorV．Pabalk”一案的判决则是适用公约“更优权利条款”的又一典型案例。⒁本案仲裁庭是按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在维也纳设立的。仲裁庭认为自己无法选择某一合适的国内法适用于解决案件的实体争议，因而决定适用国际商人习惯法(InternationalLexmercatoria)并强调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由于仲裁案的被告一方败诉，因此被告向该裁决作出地的维也纳上诉法院诉请撤销该裁决。维也纳上诉法院认为本案仲裁庭未能很好地履行职责，无视国内法的选择适用而去适用国际商人习惯法；同时法院还认为国际商人习惯法是“其有效性值得怀疑的世界法”。因此该法院撤销了部分裁决。然而上述仲裁案中胜诉的原告则针对已被奥地利维也纳法院撤销的部分裁决向法国法院申请执行。如何对待原告的执行申请成为法国法院面临的棘手问题。按照法国和奥地利均已参加的《纽约公约》第5条(1)款(戊)项规定，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申请可因该裁决已在作出国被有关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而加以拒绝。但是法国国内法在原则上未将“裁决被作出地国的法院撤销或停止执行”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⒂最后，法国法院依照《纽约公约》中的“更优权利条款”批准了原告的执行申请。除法国和德国外，荷兰国内法律关于承认和执行境外仲裁裁决的条件也比公约更为有利和优惠。例如，《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076条(2)款规定，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不应构成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如果援引该无效理由的一方当事人已参加了仲裁程序并且在提出答辩以前，没有以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为由提出仲裁庭无管辖权的抗辩。⒃而《纽约公约》则没有出现类似于荷兰这样的规定。1994年12月荷兰鹿特丹的地区法院在“IsaacGlecerV．MoseslsraelGlecer”一案中涉及到承认和执行一项由以色列作出的仲裁裁决。⒄该案成为荷兰法院依据公约“更优权利条款”适用荷兰上述国内立法条文的很好事例。

通过对“更优权利条款”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公约该条款的存在和适用会给申请执行裁决案件中的被告造成预想不到的被动局面。例如，原告向德国法院申请执行一项针对德国被告的外国裁决，而作出该裁决所依据的仲裁协议按照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律可能属于无效协议。但该被告未向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院(或其它主管机关)提起申请撤销该裁决的诉讼，而是期望着将来原告一旦在德国申请执行该裁决时援引公约第5条(1)款(甲)项规定，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拒绝执行该裁决。被告的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原告不依公约而依“更优权利条款”援引对其更为有利的德国国内法申请执行该裁决时，被告反对执行的理由将不被法院所接受。而此时如果被告再向裁决作出国去申请撤销裁决，可能申请撤销的法定时限已过。⒅故对在仲裁中败诉并在象德国、法国、荷兰这样的国家拥有住所或财产的当事人来说一定要警惕对方当事人对“更优权利条款”的引用。

在研究“更优权利条款”时还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从公约第7条(1)款的文字表述来看，“任何利害关系人”都不能被剥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这里的“任何利害关系人”一语引发了两个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究竟谁有权引用“更优权利条款”。也就是说是否只有申请执行的一方才能在公约和有关执行外国裁决的国内立法或其它条约之间进行选择适用?还是被申请人也有选择适用的权利?如果允许被申请人选择的话，他肯定会挑选可能导致拒绝执行的规定，那就意味着公约允许选择适用更便于阻碍裁决执行的法律或条约规定。⒆所以，尽管公约用语中的“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表面上看似乎是广义的，但它只能对申请执行方有意义。例如，对一些按《纽约公约》规定可以执行的裁决，如果改用某些国家的国内法则可能被拒绝执行。因为这些国家的国内法比公约规定的可执行条件更加苛刻和烦琐。⒇如果被申请人可以援引对其有利的国内法，则意味着这类裁决将得不到执行。这种结果的出现不仅与公约促进和支持裁决的执行这一宗旨相背离，而且也与前述的“更优权利条款”本身的目的(即使尽可能多的裁决得到执行)相抵触。著名专家A·范登伯格教授曾分析指出：“公约第7条(1)款事实上阐述了两项不同的权利。第一项权利是指当事人享受仲裁裁决利益的权利；第二项权利是选择更有利和更优惠的执行依据的权利(即更优权利条款)。而公约第7条(1)款实际上只将上述第二项权利赋予了拥有第一项权利的人。从原则上讲，拥有第一项权利即享受裁决本身利益的人只能是申请执行方；被申请人按裁决本身规定主要是履行义务而不享受权益(即未拥有第一项权利)。因此，从逻辑上讲，更优权利条款也只能由申请执行方引用”。（21）除学者们的观点外，将“任何利害关系人”限定为申请执行方的这一解释实际上也已得到实践的支持。一方面法院在现有案例中均认为申请执行方可依“更优权利条款”自由选择更加有利的国内法作为执行依据；另一方面目前尚没有一个关于法院支持被申请人引用“更优权利条款”去自由选择国内法的案例。总之，根据上述的分析，申请执行方可选择公约以外更有利于裁决执行的国内法作为执行依据；在此情况下，被申请人只能服从这一选择，他不能辩称由于公约对他更有利而主张适用公约。由“任何利害关系人”一语引发的第二个问题是：除了申请执行方要求引用“更优权利条款”外，受理执行申请的法院能否自行主动适用这一条款。对此法国最高法院在前述的“NorsolorV．Pabalk”一案中作了肯定的回答。（22）

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方面，“更优权利条款”的产生还开创了国际条约与缔约国国内法相互关系中的新规则，即公约的规定并不具有超越执行地国国内法的效力。曾经有一家德国上诉法院在执行一项由罗马尼亚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时认为，《纽约公约》的效力优于德国国内法中有关执行外国裁决的民诉法典第1044条的规定。德国最高法院则纠正了上诉法院的这种观点。德国最高法院指出，由于公约第7条(1)款中包含了最优惠待遇原则(Theruleofmostfavourabletreatment)，该原则允许申请执行方选择以执行地国国内法为依据执行其裁决，因此《纽约公约》不具有排除适用德国民诉法典第1044条的优越地位。（23）

从中国目前实际情况来看，除参加了《纽约公约》外，我国国内立法中没有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专门规定。（24）因此，凡在中国以外的其它《纽约公约》缔约国境内作出的裁决，当事人申请中国法院执行时尚无法援用“更优权利条款”。但是，对我国涉外仲裁机构和按《仲裁法》重新组建的其它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如果一方当事人向缔结了《纽约公约》的外国法院申请执行该裁决时，则双方均应十分关注“更优权利条款”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利弊。另外，对在外国作出的涉及我国当事人的仲裁裁决，如果该裁决在其作出国和中国以外的公约缔约国申请执行时，同样可能面临着“更优权利条款”的适用问题。由此可见，对“更优权利条款”的研究掌握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注释

＊西北政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吉林大学国际法学士（1985）、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1988）。

1、该公约的正式中文本载于《联合国条约集》第330卷(1959年)，第50—54页。我国于1986年成为该公约缔约国。

2、VivienneM．Ashman，NewYorkConventionandChina''''sOneCountry，TwoSystems，NewYorkLawJournal，1998。

3、AlbertJanvandenBerg，TheNewYorkArbitrationConventionof1958（K1uwer，1981），atP．1。

4、为使该条款的文字表述和理解更加准确，此处摘录公约英文本的相应条文以便参考：“ArticleVII(1)：TheprovisionsofthepresentConventionshallnotaffectthevalidityofmultilateralorbilateralagreementsconcerningtherecognitionandenforcementofarbitralawardsenteredintobytheContractingstatesnordepriveanyinterestedpartyofanyrighthemayhavetoavailhimselfofanarbitralawardinthemannerandtotheextentallowedbythelaworthetreatiesoftheCountrywheresuchawardissoughttobereliedupon．”

5、AlbertJanvandenBerg，NewYorkConventionofl958consolidatedcommentary，YearbookCommercial．Arb''''nXXI(1996)，P．513．

6、PieterSanders，Commentary，YearbookCommercialArbitrationVol．Ⅱ(1977)，P．255atP．263．

7、同注（5），atP．81．

8、限于篇幅原因，本文仅从公约与国内立法的关系角度去分析“更优权利条款”。

9、同注（5）。

10、PieterSanders,CourtDecisionsonNewYorkConvention1958，Yearbook

CommercialArbitrationVol.Ⅲ（1978）.

11、同注（5），atPP．514--515．

12、该条款的中文译本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

13、同注（3），atP．89．

14、有关本案情况的介绍参见AlanRedfernandMartinHunter，LawandPracticeofInt''''lcommercialArb．，2thEdition，Sweet&Maxwell1991，atP．470．

15、法国国内法关于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主要规定在《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502条之中。该条的中文本参见程德钧、王生长主编《涉外仲裁与法律》(第二辑)，第36页。

16、该条款的中文译本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页。

17、该案的详细案情可参见YearbookCommercialArbitration，Vo1．XXI(1996)，atPP．635－637.

18、同注（3），atP．83．

19、同注（5），atP．514．

20、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341和1342条要求对出现在格式或标准合同中的仲裁条款须经书面形式的特别批准。这一规定比《纽约公约》第2条(2)款的要求更为严格。

21、同注（3），atP．85．

22、SeeYearbookCommercialArbitration，Vol．X1pp．484--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