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时不如地利

天时不如地利范文第1篇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2、译文

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比不上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

方圆三里的内城，方圆七里的外城，包围起来攻打它，却不能取胜。(采用)包围(的方式)攻城，一定是得到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了，可是不能取胜，这是(因为)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啊。城墙并不是不高，护城河并不是不深，武器装备(也)并不是不精良，粮食供给(也)并不是不充足，（但是)（守城一方还是）弃城而逃，这是(因为)作战的地理形势（再好）(也)不及人心所向、内部团结。

天时不如地利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天时；地利；人和；体育课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6-1487.2013.04.005

众所周知：古人行军作战，非常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孙膑兵法·月战》：“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体育课具有集体性、户外性、运动性、对抗性等准军事化的性质，所以，天时地利人和对体育课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一、天时的作用

所谓的天时，即天气、时间。体育课受天时的严重制约。比如说：下雨天，很多室外体育课都不能上了、阳光很强时，要避免紫外线照射、天气很冷时，要做较大的准备活动等等。因此，在制定学期教学计划时，在什么时间季节、什么时间段安排什么活动，就必须科学合理。比如夏天安排游泳、冬天安排长跑，秋天晴朗多户外活动、春天多雨多安排理论课等等，必须根据季节天气规律来考虑。

天时是有规律的，我们应该尽量了解这种规律、适应这种规律。只有这样，我们的体育课才能和天时完美地结合起来。

我国普遍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体育课程上午全部安排在第3-4节以后才上，基本上没有安排上午第一、二节上的。这对冬天来说，是合适的；但对夏天来说，就非常不合适了。因为这时候的阳光最强、温度最高，除了游泳，其他的体育课是不适宜上的。特别是像我国南方：夏天的第三、四节课，下午的第一节课，如果是晴天，在阳光下上课，对学生的身体是弊大于利的，大多数学生也不想去上。

其实，不要说是夏天， 就是晴朗的春天、秋天，在中国的南方，上午第三四节和下午第一节上体育课，都非常炎热难受。

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夏季时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二节上，避开阳光排课！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体育课不能排在第一二节上是谁规定的，根据什么规定？好像在我们读的体育理论上、教育学上也没有这个规定。有的人可能会说刚吃饱不能上体育课，从道理上听好像是对的；但其实很多学校都有早读、早操等活动，第一节已经距早餐半个多小时了。有的学生是通学的，他们从家里吃饭来到学校上第一节课，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这完全不叫刚吃饱饭了。就是刚吃饱饭，先做一下轻松的准备活动，也是可以上体育课的，我以前当过农民，农民一吃完早餐，基本上就要下田劳作，世世代代都是如此，也不见的怎么样。再说，我们南方人，很多人早上随便吃一点，有的人甚至是不吃饭就来学校。到第四节时，大多数学生已经饥肠辘辘，有发生低血糖休克等危险，这个时候上体育课更是有危险。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吃饱后不能安排体育课，而肚子饿的时候反而可以呢？

还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刚上完体育课再去上别的课，会影响别的课的效率。其实这是误会，经过专家的实验检测，刚上过体育课后的人的记忆能力、思维等能力是最活跃最高的。体育活动可以促进脑部血液的循环，促进思维能力，这基本上已成公论，因此说上完体育课会影响别的课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欣慰地看到，北京教委已经下文要求全市中小学要优先排体育课，明确规定上午第一、二节要排体育课。为什么北方的城市能够做到这点，我们南方反而做不到呢？

二、地利的作用

所谓地利，就是地形利用，在体育课上就是场地器材的利用。这也是体育课好坏的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

体育课的场地，有室内和室外两类。室内的有各种球类馆、体操馆等等，室外的有塑胶地面、水泥地面、泥土地面等等。

学校的体育场地，当然是越大越好。最好是室内的，风雨无阻、不受天气的制约。

但现实中，我国学校的体育场地是十分缺乏的，不要说是室内的体育场馆，就是室外的活动场所，也都是很可怜的。体育老师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场地，因地制宜开展各种活动。

怎么才能使学校的有限的体育场地发挥最大的作用呢？方法很简单，就是尽量错开各班各个体育老师的上课时间。比如，全校有七个班级，只有一个篮球场的活动场地。为了保证每个班级每天都有一节课的活动时间，我们就把这七个班级从早上第一节开始轮流安排他们来篮球场上课，这样他们还都能得到有限的活动。但是，如果我们让他们到课外活动再统一下来活动，那么，这七个班挤在一个篮球场里，结果是谁也活动不了。

因此，学校教务处安排课程时，应该优先安排体育课程，因为体育课有一个轮流使用场地的问题，别的课较少有这方面的问题。在实践中，我们曾经看到有的比较重视体育的学校，把空白的课程表首先交给体育组长安排课程，等体育课安排完后，才安排其他的课程。这种学校的做法是非常科学合理的。相反的，有的学校是把其他的课全部安排好了，才让体育课补缺补漏，结果体育课就必然出现要嘛全部不上，要嘛一起上，普遍出现了大家互相争抢场地器材、互相吵课的情况。可以说，这种体育课程的安排法，再高明的老师也很难开展有效的教学。正所谓：“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三、人和的作用

所谓人和，就是人心的合力，也是人心的向背。

古人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体育课中，人和的作用是很大的。比如我们上面说的，当阳光很强烈的夏天，你让学生到阳光下面上课，学生是很难配合的，特别是女生，她们会想方设法逃课的。你强令她们出去，最后你这个老师肯定是她们讨厌的。这就是孙子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了！

一节课的好坏，和全班同学是否都喜欢这节体育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在挑选课题时，要尽量挑选大多数学生喜欢的内容。如果是班上的同学兴趣不一，那么我们可以分成兴趣小组进行活动，老师巡回指导等等。只要学生喜欢，老师不要怎么教，学生都会玩得很好。比如我们学校的所在地，喜欢打篮球的人蔚然成风，学生也跟着喜欢了。只要上课时一拿出篮球，那些喜欢篮球的学生就会很投入的活动了，老师只要在旁边当当裁判和教练就可以了。

问题是：有些体育项目是必考的，但学生又大多数不感兴趣，比如，现在我们这边的体育考试，都必须考长跑，而学生对长跑又是最不感兴趣的，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了。首先我们要向学生说明长跑对健身和学业的重要作用，让大家从思想上引起重视。然后我们再讲清楚长跑的原理和方法，由短到长、循序渐进，进行科学合理的锻炼，慢慢地，随着体力的提高，学生就会慢慢地适应和喜欢上长跑了。如果喜欢篮球和足球的同学，就带他们打球，只要每天一场球下来，长跑的能力也自然而然地提高了。

体育课上的人和，并不是一味地迁就学生。因为现在的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特别是女孩子，大多数都非常懒惰，体育课经常会以“生理不便”等借口来请假逃课。对这些同学，必须从一开学的第一节课开始，就对她们严格控制，并制定一系列针对女生的有效的请假制度，让她们进行登记。用纪律进行约束，用减肥、健美等方面的作用进行诱导。并且用球类等较好玩的活动逐渐培养她们的运动兴趣，一直到她们自己喜欢上为止，她们就会认同你的课，自觉地参加体育活动了。

天时不如地利范文第3篇

七年间，凭借着最初的2MW光伏组件，以及不辞辛苦、勇于开拓的企业家精神，苏维利独自一人勇闯世界，历经数不清的磨砺与挫折之后，在欧洲、北美、南美、日本等为主的全球十余个国家，成功建设了光伏电站。

当海水退去时，才知道谁在裸泳。如今，苏维利当初的“警世”预言一一浮现，尚德、赛维等众多光伏企业游离于破产的边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维利的天华阳光却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新近获得国开行100亿元的授信，更有众多央企给他抛来橄榄枝，表示愿意与其合作。这背后，究竟有着一个怎样的故事？

光伏行业的“万科”

“天华阳光的商业模式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BOT和IPP。”苏维利言简意赅的概括道。所谓BOT，即电站建设―经营―转让，也就是卖电站；所谓IPP，即独立电力运营商，也就是卖电。主要的业务流程包括电站项目开发、投融资、集成管理、转让和销售。在苏维利看来，尚德、赛维等企业只是光伏行业的建材商，而天华阳光则是这个行业里的万科，光伏寒冬也只是针对这些“建材商”而言的。相反，因为采购成本的降低，开发商天华阳光反而因此而受益。

万科的发展离不开王石，天华阳光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苏维利。天华阳光能有今天的商业模式，与创始人苏维利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

作为原天威英利副总裁，河北保定人苏维利的故事还要从天威英利说起。说到天威英利，人们总以为这是天威保变和英利两家企业的合资企业。其实不然，最初的天威英利是三家企业合资。苏维利所拥有的北京中新立业科技投资咨询公司是天威保变和英利集团合作的牵线人，也是天威英利的合伙人之一。

最初，天威保变、英利集团和中新立业分别持有天威英利51%、43%和6%的股权。后来，因为上市融资等缘故，天威英利爆发了激烈的控股权争夺战。2005年8月，苏维利主动退出，将所持天威英利的6%股权转让给了苗连生，为其最终控股天威英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答谢，苗连生许诺给苏维利4MW光伏组件的优先采购权。（最终实际供给了2MW）

苏维利的天威英利故事到此谢幕。同一年，苏维利在香港创立天华阳光国际有限公司，天华阳光的故事自此登上舞台。

离开天威英利之后，苏维利从来没有停止对光伏行业以及自己前景的思索。“是再做一个英利，还是做些其它工作？”苏维利可以选择继续做光伏组件，毕竟在这个行业里，他已经摸爬滚打多年，圈子里资源也比较丰富。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我认为英利已经比较成熟了，如果我去做制造，我没有新的理念去实现差异化了。”在苏维利的词典里，“新理念”至始至终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相对于国内光伏组件制造企业，此时的苏维利已经有了新的理念，而这又和他前期的积累密切相关：在天威英利担任副总裁时，苏维利就经常出国和国外客户打交道，渐渐的，他了解了国外终端客户的“玩法”。他意识到，光伏组件只不过是终端电站上的一小部分，话语权最终还是在终端，龙头企业也应该诞生在终端。

于是，苏维利有了进军终端的想法。彼时，国内光伏电站市场本身规模就很小，只零星的分布在偏远地区。而就是这零星的应用，2003年后因为“非典”的缘故也几乎都停止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要进军终端，苏维利只能从国外市场开始。苏维利面临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陌生的政策、陌生的法律、陌生的语言、陌生的文化、资金的欠缺、资质的欠缺、人才的欠缺……与光伏组件的制造相比，终端电站的门槛更高、更难进入。

苏维利毅然决然的选择了更难的路，他决定进军终端！对于他来说，终端更有未来，也更有挑战。年轻的苏维利带着2MW光伏组建踏上了欧洲大陆。此时，拥有货源的苏维利并不想简单的倒买倒卖赚取差价。他的目标很明确――他就是要做终端电站生意。

“当时我学习他们的模式，其实就是抢他们的饭碗。那你手里一定要有资源，别人才会和你合作。”从长远来看，正如苏维利所说，这个行业不可能总是拥硅者为王。然而，2005年～2009年，光伏行业确实是拥硅者为王。因为对中国市场的熟悉以及丰富的“圈内”资源，苏维利可以更快速的拿到光伏组件，而这也正是他最初话语权的来源。

“当时我就提出来，我不只是单纯的卖组件，我用组件来做投资。做好了大家一起分成。” 用这种模式，苏维利和欧洲企业合作了两个项目。在这个过程中，苏维利掌握了BOT的基本运营模式，对市场、建设、客户都有了更深的认识。这两个项目很快就顺利的完成了，苏维利觉得是时候自己“玩”了。

国际化陷阱

独自上路的苏维利很快发现，国际化中的坎坷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多。

“每一个环节，每走一步，都是艰苦的谈判。你一点想不周全，都会为以后埋下隐患。”对于天华阳光来说，问题从第一步的电站选址上就开始了。选好地址后，紧接着的问题就是，企业要选择租地还是买地。如果是买地，高额的成本将是一个问题。如果是租地，在人生地不熟的国外，如果土地拥有者在这期间把地卖给其他人，地上物的权益能否保障将是一个问题。天华阳光在西班牙就曾遇到这样的难题，在电站并网发电的前夕，突然发现土地租赁合同上没有“土地租赁的权力高于买卖的权力”；在德国，不少光伏电站都是建设在垃圾填埋场上。然而，政府有规定，它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对土地进行检查。这时候，企业要么停工，要么将东西搬走。这都为天华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另外，电站的建设和并网地点并不一定统一，这个时候就需要铺设电线电缆。“铺线路时要经过好几户人家，有的时候你不一定都能调查清楚，或者是遇上钉子户。开工时，可能就有人来找你麻烦。”曾经有一次，电站已经建设完毕，然而并网时却遇到了难题，地方政府不允许将线路穿越一条河流，然而这条所谓的河流却只是一个20多年没有流水通过、抬腿就能迈过的杂草沟！

在苏维利看来，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除此之外，在闯荡欧洲的日子里，苏维利还和当地律师打过多起官司，中国企业国际化中的“暗礁”在这些细节方面展现的淋漓尽致。

“我的结论就是国外律师基本不可信。”这话出自法学出身的苏维利口中，多少让人唏嘘不已。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苏维利都是攻读法律专业，下海经商前，还曾经做过七年的法官。尽管如此，国际化中来自当地律师的“阴谋”还是让他防不胜防。

打了这么多起官司，苏维利对国外律师也有了较深的认识。在他看来，国外的律师就是想促成项目成交，这样他们才可以拿较高的佣金。为了促成项目成交，律师会故意隐瞒他们早发现的问题，你不问，他绝不会主动揭露。“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问这位女士漂亮不漂亮，他说很漂亮，还是双眼皮。但他不会说，这个姑娘是瘸腿，他有意的隐瞒一些缺陷。”更令苏维利愤怒的是，项目成交后，他们还会设下一道道陷阱，让你以后离不开他们！

在捷克，苏维利曾经有一个4.3MW的项目。他委托律师去做一个调查，律师反馈的信息是，天华阳光的建筑许可和并网许可都没有问题。基于这样的判断下，苏维利决定启动这个项目。然而，和中国不一样的是，国外电网是多家公司并存，在某些地点还会交汇。那个项目的管理权属于奥地利公司，并网许可也是从奥地利电网获得的。但是项目位于捷克，电力要先上捷克电网，然后才能输送到奥地利电网。然而律师尽调后，有意向他隐瞒了这一信息，“他会说没问题，一切都OK”。当问题发生后，因为有了前期在该律师身上的投入，中途更换律师的成本较高，后续只能继续合作下去。“然而接下来，他会给你埋很多地雷。一个案子里，你很难脱开他。当你发现他不地道的时候，你在他身上已经花了很多钱了。扔掉吧，可惜。不扔掉吧，这人实在太可恶了。”苏维利无奈的说道。

在苏维利看来，这和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当地的华人地位也不无干系。他认为，2009年是一个分水岭。2009年之前，国外律师在骨子里看不起中国人，觉得骗了中国人是本事，还不会影响在业界的名誉。2009年之后，他们把中国人当唐僧肉，属于人傻钱多的类型。有了这么多血泪教训，苏维利发自肺腑地说道：“中国企业出去投资，一定要谨慎再谨慎，一定不要把他们的微笑当做善意，一定要把自己的利益和诉求讲明白，一定要有一支专业化团队。”

对于苏维利来说，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每一个国家都有故事，讲一天一夜也讲不完。”

然而，令他自豪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很庆幸身边还剩下这么多能打仗、可信赖的战友。这是我认为天华阳光迄今为止最宝贵的财富。”

“团队中一半人背叛了我”

不过，对于苏维利来说，最初的团队建设同样历经坎坷。

“我培养的人，面对眼前巨额资金的诱惑，最终有一半背叛了我。”换做任何人，这都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就如杯子中水只剩下一半，悲观主义者会看重不见了的半杯。苏维利并不是一个悲观的人，面对团队中一半人“背叛”自己的现实，他看重的是留下的那一半，并为之深感自豪和庆幸。

苏维利的乐观不是没有理由。在他看来，他面对的困难是中国企业家还尚未面对过的。

“华为和海尔是有国际业务的中国公司，但天华阳光本身就是一个有国际业务的国际公司。华为和海尔都是采用产品输出、海外并购、技术引进的模式，而天华阳光的投资、生产、销售和管理都是在国外。”对于苏维利来说，他是在欧美的市场，用欧美银行的资金去投资电站，然后卖给欧美人。当他走出国门的那一天开始，苏维利就发现自己没有可以学习借鉴的标杆企业。

在组建团队的问题上，苏维利一上来就遇到了问题：是从国内派遣，还是重用当地人？是用当地的华人还是用当地的“土著”居民？

电站选址、项目申请、政府关系管理、城建管理、资产管理等大量工作都是本地化的工作。因此，苏维利只能在当地找“战友”。然而，如果用不懂中国话的土著居民，全球100多个国家，100多种语言，沟通成本将变得极为高昂。苏维利很快将目标锁定在一个阶层上面：当地生活十年以上的华人。

只要是在当地生活十年以上、有身份的华人，不论他们是干什么的，苏维利都愿意培养。“开餐厅的、搞旅游的，我都培养过。我把他们培养成这方面的专家，付出的时间和成本也是非常大的。”国际化本身陷阱重重，被律师欺骗之余，更令苏维利寒心和万般无奈的是自己人的背叛。

苏维利清晰的记得，曾经有一次，天华阳光的德国负责人A“委托”另一个人B去德国电力公司取回一笔大额应收款。作为地区负责人，A是有这种权利的。然而B竟然拿钱跑路了，私下还分一半给A！

再有一例，小C是苏维利委以重任和万分信任的人，此前三代在西班牙开餐厅，经过苏维利孜孜不倦的培养，眼见就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了。然而，他却携三千万欧元直接跑路了！跑路后，或许是良心未泯，小C还给苏维利打了电话。

小C：苏总。我对不起您。

苏维利：你为什么对不起我啊？

小C：实在没办法，都是钱惹的祸。我们家三代人，从父亲到孩子，都是开餐馆的，已经成为巴塞罗那最大的华人餐厅了。但是，祖孙三代辛辛苦苦工作一年也就剩下十来万欧元。3000万欧元相当于我们家300年的总收入，我实在抗拒不了这个诱惑。

苏维利：……

八年法官出身的苏维利对人性有着透彻的洞见，天华阳光也有着比较完善的资金监管制度以及员工激励制度，然而这都没能阻挡部分团队成员的“背叛”。对此，苏维利甚是无奈。

自我修养与带团队

天时不如地利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天主教；隐形制衡；教俗分离

文艺复兴后，面对宗教改革运动和科学发展的时代潮流，天主教会也发起了与之相对应的“反宗教改革运动”，这是应对宗教改革运动、科学所导致现实社会发展一种**与抗衡，如前所述，在这种传统的冲突模式中，教会并没有得到什么，反而失去了更多，教会或许以为，如不改变自身将会极大削弱甚或会一无所有从而招致覆灭。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宗教与科学并非在一切领域都存在冲突，如前所述导致冲突的原因正是天主教历史性的理性基础，而在基督所占据的人文精神领域，科学并没有涉及到，甚至也无意冲突，在精神与信仰的层面，对天主教来说，与科学对应，这无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在相当多的领域内，在科学的影响下，天主教需要做的是融入现代社会，实现不断的革新与发展，重新赢回自身在现代人中的影响力与发展空间，而在相关理性基础领域，教会所要做的则是重新论述与架构的问题，以找到天主教在现代语境下的重新诠释，建立现代天主教的生存与发展秩序。

众所周知，天主教会的组织形式严格集中。中世纪甚至文艺复兴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在欧洲天主教甚至整个基督教还是最为强大、跨越国界的世俗统治主体，对人们实行经济、文化的尤其是思想上的控制。所以对于文艺复兴后的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来说，学界也包括普通公众根深蒂固的印象是基督教对科学和科学家的迫害，这样的例子似乎不胜枚举。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下，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天主教的建制体系逐渐瓦解，与此同时，科学建制体系在逐渐形成并日益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会教俗分离使得其与科学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一定层面上，隐性的制衡取代了两者的冲突。

一.教俗分离：天主教世俗权力的丧失

整个中世纪，天主教在西欧拥有强大的世俗权力，其统治力量与范围也远远超过西欧当时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封建国王。但文艺复兴以来，各国也包括意大利纷纷建立了教俗分离的资产阶级国家，教皇的权世俗权力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甚至面临被完全剥夺的危机。1870年教皇国被覆灭，意大利民族国家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与独立。但天主教与意大利的对抗使得意大利天主教徒很难具有对意大利民主国家的认同，由此造成了民族心理的撕裂，同时教皇国被覆灭，天主教以何种方式存在下去，如何发展也成为教皇需要解决的难题。由此，天主教一直与意大利处于对抗之中。对抗一直持续了59年，一直到1929年2月11日，教廷国务卿加斯贝利代表教皇庇护十一世，墨索里尼代表意大利国王，在罗马拉特兰宫正式签订了《拉特兰条约》。

从表面上看，从文艺复兴以来天主教体制的逐渐瓦解，宗教改革后基督新教的分裂，天主教呈现节节败退的局面，事实上，几百年来天主教逐步走过了一条从外在控制到人的内在心理。但从精神层面上看，教会并没有失去什么，“一个传统所具有的客观资料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的并且也是可以为历史学家所观察到的，则是因为对于利用谈们的呢写男女来说，它们构成了观看那超验世界的窗口。”与此同时“一个宗教传统也就是那些参与其中的人在持续不断建构中的历史的建构物。他们亦与那些没有参与其中的人处于交互的作用之中，而这也可能是极为重要的。”

在1870年前，教宗拥有的身份是多重的，其一是天主教教主，代表着整个天主教，而天主教信徒几乎遍布世界各地，教宗是信徒们万众所向的精神领袖；其二，教宗还是意大利邦国的君主，又带有意大利的民族性。这就与宗教的普世性相冲突了。与此同时，但就宗教职权而言，教皇的身份也是双重的，1978年梵蒂冈出版的《教皇年鉴》这样介绍时任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罗马城主教，基督在世代表，使徒长彼得的继位人，普世教会至高祭司，西部宗主教，意大利总主教，罗马教省大主教暨都主教，梵蒂冈城国君主，天主的仆人之仆。”如此说明，教宗不仅是整个世界天主教的精神领袖，还是罗马城主教，意大利总主教，还要受到意大利国家的约束。这同样也与天主教的普世性相冲突。

《拉特兰条约》在教廷承认意大利国家的同时，也使梵蒂冈重新获得了世俗国家的地位。“天主教的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排他性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而作为世界天主教徒的最高精神领袖，教皇身上不能带有民族国家的色彩。如果教皇受到意大利政府的庇护，便很难保证其独立性和超脱性，并削弱其精神领袖的地位。”如此，意大利与天主教教俗分离使双方都获得了较为合适的地位，灵活有效解决了当时各种棘手的问题，“历史的进程似乎剥夺了罗马教皇的政治权力，将其权力范围限制到最低——梵蒂冈城以内，但实际上却保证了他的独立性，或者可以说使他超然世外，极大地壮大了他的精神影响，使他得以假道德准则之命，只维护有关教会道德责任的利益，而不受任何怀疑。”

需要指出的是，天主教世俗权力的消失与天主教世俗化并不矛盾，梵蒂冈问题的解决使天主教与教宗摆脱了意大利的束缚，成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天主教在体制与世俗权力上节节败退的一个转折点，关于世俗化，“其中一个定义，常被称作宏观版，把世俗化认作非制度化。就是指宗教制度的社会权利的衰落，使得其他社会制度，特别是政治和教育制度，避免以前那种宗教政治。”“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从一开始世俗化预言家们就强调个人虔诚。他们所表达的宏观兴趣，不过是宣称他们彼此如此相连，以至于一个方面的衰落必将带来另一个方面的衰落。因此，如果教会失去权力，个人前程也将凋谢；如果个人前程凋谢，教会必将失去权力。”1965年，教宗保罗六世在联合国大会上如此表述，“这是保证教皇得以自由行使神职的最低需要，正是有了它，人们才确信在这个世界上教皇不受制于任何君主和国家，教会和教皇也才能够一无所求，只想力所能及地用无私、慈恩和仁爱为天主教徒效劳。”这样，梵蒂冈城国就在世界天主教信徒心中获得了超然与独立于任何世俗国家的地位，教宗也摆脱了一切不必要的束缚，成为没有民族性、地方性的精神领袖。

世俗权力的消失恰恰加速和实现了天主教世俗化的进程，没有了外在权利的强制，天主教离开政坛，回到了民间，只能靠教义与自身的影响力来获得知音，影响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上帝不在天上，也不在彼岸，上帝也不再高高在上，不需要通过任何人、任何组织与形式，而是就在身边，就在人间，既是世俗化的一切，又超然于世俗之外。正如卡尔·巴特所述“教会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尘世——历史的生存形式。在这里，必须采用新约用以说明此一情况的概念：教会是他的身体，为他所创造，并作为圣灵之警醒力量不断更新着，他作为被钉上十字架者和复活者，也以天国——历史的生存形式生活着……”

天主教信徒或者潜在的信徒作为上帝的子民，同时又是活生生的现代人，生活在现代世界之中，参与各国当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中，天主教神职人员与信徒都不能超然于外，所以他们推进了世俗化，天主教及教宗也只有推进世俗化才能赢得和影响信徒，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所以教徒是现代的，天主教也不可避免成为现代的世俗化的宗教。

二.隐性的制衡：天主教与科学关系的现代转向

天主教与科学在体制与教义方面的冲突，并不能被看作是现代天主教与科学的冲突的全部，而体制与教义的冲突应被定性为科学与宗教的传统冲突模式，在现当代社会只能算作是冲突的残余形式。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目前除了形式的冲突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冲突形式？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不仅如此，在天主教的现代形式中，存在着目前大量的主流的表现形式。这主要是天主教现在存在形式的变化以及所引起的神学研究变化等等方面原因。

在神学与科学的关系中，承接上述天主教20世纪现状，天主教表现出更加现代、宽容，更加富有弹性、灵活和自信的立场，教会坚持了鼓励与支持科学发展，注意广泛利用科技新成就论证和解决现实问题，教会也注意不断表达自身对科学发展为人类服务的关切，适时表达自己的声音，从而隐性的起到了对科学发展的有效制衡作用。而天主教对科学的关注及意见表达涉及到了相当广泛的方面。如近年来，在每年一届的教宗科学院全体大会中，教宗几乎每次都会籍此发表其对科学的看法与意见，表达科学认知与天主教的“内在和谐”，如在2004年11月8日，教宗向参加梵蒂冈教宗科学院大会的全体院士表达说科学的真理与信仰的真理最后将会合到“耶稣基督”的真理上，教宗指出：“人是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创造的，因此，人必须尊重大自然的秩序，尤其必须尊重人性尊严。身为科学家，应该努力不懈地用自己的才华来为人类大家庭服务，改善人的生活，促进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全面发展。正因为如此，科学必须脱离任何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约束”。在强调科学与基督信仰一致性上，教宗又指出，科学的新发现应该把科学团体和全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体，使他们生活在彼此合作的气氛中，大家一起重视共同的知识。

在2009年教宗科学院全体大会上，教宗本笃十六世强调了生命权与宗教自由是人权的根本，教宗认为全球化和目前经济危机下所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是：权利平等问题。教宗指出：“对每天向天父祈求日用食粮的基督信徒来说，五分之一的人类仍然要忍受饥饿的痛苦，是一个令人感到羞耻的悲剧。若想给予人们适当的粮食供应保障……需要国际上所有领导人士都有这个愿意并怀着信赖之心，在遵守自然法下努力促进对世界各地区弱小人民的关怀与协助。”在最近一年的教宗科学院大会上，本笃十六世则强调了必须以友爱与和平的观点发展科学，以解决人类的重大问题，科学成了人与自然，甚至人与造物主对话和相会的场所。

审视20世纪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就两者的冲突模式来说，传统的体制与教义冲突的日渐式微似乎并不能就此结论冲突的终结或者衰落，而现在天主教存在方式与存在空间的现代转向，天主教现在存在价值与现代影响力的恢复与提升，使得天主教对科学更多一种信仰信念、哲学思维、伦理学的影响与制约模式，两者由在同一空间对立与冲突零和的表现方式到现在在各自的空间互相制约与制衡的对立方式，对此冲突的评价也由传统冲突的地位负面性的评价到现在更多中性甚至正面的肯定，另外在冲突的程度上看，由于教会争夺在人内心世界影响力的不懈努力，两者互动与交流也更加成为一种常态，同时由于现代天主教与科学相互关系及各自自身层次的多元化、多样性，现代天主教与科学冲突关系也呈现出愈加复杂、立体多层次多元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威尔弗瑞德·坎特韦尔·史密斯.董江阳译.宗教的意义和终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

天时不如地利范文第5篇

“坐井观天”，是眼光狭窄，见识短浅之意。韩愈《原道》：“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晚明盛清时期，国人初次接触西方的世界图像之前，就如井蛙观天。

中国人的天下观，从地理空间上说，中华为中心，周边有四裔，并纳入朝贡体系。此外，就是遥远的“绝域”或者叫“绝国”。至于这个绝域何在？完全是一片混沌。战国稷下学宫的学者邹衍，号称“谈天衍”，尽谈天下事，提出“大九州”之说，赤县神州之外，另外还有八洲。历来认为不经。明朝末年，先是利玛窦携“万国舆图”（世界地图）展示给国人，后有艾儒略（1582～1649）的《职方外纪》（职方，意为版图，泛指国家疆土），展现15世纪以来地理大发现的成果。

晚明首批与利玛窦接触的士人，虽然知道利玛窦来自遥远的西洋，但多数人对西洋与中国的实际距离不甚究心，同一时期就有人说二万里，有人说九万里、十万里，还有说几千万里的。直到艾儒略《职方外纪》问世，国人方有五洲概念。

艾儒略是1610年在利玛窦去世后来中国传教的，1623年在杭州士人帮助下，编译《职方外纪》，共有“亚细亚总说”、“欧逻巴总说”、“利未亚总说”、“亚墨利加总说”、“四海总说”等五卷。前有《万国全图》、《五大州总图界度解》等，卷一“亚细亚”，介绍了“职方之所未载”的亚洲诸国，至于《大明一统志》等国人熟知的内容“不复赘”。卷二介绍欧逻巴，是“天下第二大洲”，“共七十余国”。卷三介绍利未亚（非洲），是“天下第三大洲”，“其地中多旷野，野兽极盛”。卷四介绍南北亚墨利加（南北美洲）和墨瓦蜡尼加（大洋洲）。卷五是《四海总说》，介绍各大洋的情况。

最早的一些知识分子，因而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

如瞿式b《职方外纪小言》说，邹子九洲之说，说者以为闳大不经。彼其言未足尽非也。天地之际，赤县神州之外，何只有九！“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自以为中土即天下，此外尽斥为蛮夷，“得无纷井蛙之诮乎！”瞿式b明确指斥传统地理观有如坐井观天，称中国不过是亚洲之一角，亚洲则只是天下五大洲之一。

艾儒略在书中还介绍了哥伦布（“阁龙”）等发现***的情况，只是颇带传奇色彩。

“初，西土仅知有亚细亚、欧逻巴、利未亚三大州，于大地全体中只得什三，余什七云是海。至百年前，西国有一大臣名阁龙（哥伦布）者，素深于格物穷理之学，又生平讲习行海之法，居常念天主化生天地，本为人生据所，……毕竟三州之外，海中尚应有地。”“一日行游西海，嗅海中气味，忽有省悟，谓此非海水之气，乃土地之气也，自此以西，必有人烟国土矣。因闻诸国王，资以舟航粮糗器具货财，且与将卒以防寇盗，珍宝以备交易。”

“阁龙遂率众出海，辗转数月，茫茫无得，路既危险，复生疾病，从人咸怨欲还。阁龙志意坚决，只促令前行。忽一日，舶上望楼中人大声言，有地矣！众共欢喜，颂谢天主，亟取道前行，果至一地。初时未敢登岸，因土人未尝航海，亦但知有本处，不知海外复有人物。且彼国之舟向不用帆，乍见海舶既大，又驾风帆迅疾，发大炮如雷，咸相诧异，或疑天神，或疑海怪，皆惊窜奔逸莫敢前。舟人无计与通，偶一女子在近，因遗之美物、锦衣、金宝、装饰及玩好器具，而纵之归。明日，其父母同众来观，又与之宝货。土人大悦，遂款留西客，与地作屋，以便往来。阁龙命来人一半留彼，一半还报国王，致其物产。”

这是世界地理大发现在中国最早的系统记载。

类似《职方外纪》的作品后来还有一些。艾儒略1637年刊出《西方问答》，分上下两卷分条介绍西方的风土国情，涉及有关地理地貌、物产、制度、礼俗、衣食、教育、文化、法律等方面的40多个问题。后来康熙向传教士了解西方风土人情，利类思、南怀仁等就节录《西方问答》相关内容，撰成《御览西方要纪》一书。1672年南怀仁还出版《坤舆图说》两卷，上卷为自然地理，下卷为人文地理，体例与《职方外纪》相似，分别介绍五大洲诸国道里、山川、民风、物产。

《职方外纪》被收入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纪晓岚总纂的《总目提要》云“所纪皆绝域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故曰《职方外纪》。”在介绍了各卷内容后，又说“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

张廷玉《皇朝文献通考》如此评论《职方外纪》，意大利人所称天下为五大洲，盖沿于战国邹衍裨海之说。夫以千余里之地名之为一洲，而以中国数万里之地为一洲，矛盾虚妄，不攻自破矣。其所述外国风土物情政教，反有非中华所及者！荒远偏僻，水土奇异，人性质朴，似或有之。所谓五洲之说，纯粹荒诞不经！

如此看来，一本书可以影响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但是要想改变国人的世界观，还是很有难度的。

就以《职方外纪》最详细介绍的欧罗巴而论，盛清时期，国人对有关“西方”或“西洋”的地理概念仍是稀里糊涂。欧洲国家来华使团也不断遭遇这种尴尬，最典型的是荷兰使团。清人对远在欧洲的荷兰国与历次派遣使团的巴达维亚殖民当局，总是搞不清，把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理解为荷兰本土，称台湾海域向南就可到荷兰。其实每一次荷兰使团都是由巴达维亚殖民当局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共同组建的，而且荷兰人也无意避讳自己来自巴达维亚，但这似乎并无助于中国官员们记得，荷兰与巴达维亚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他们一贯称巴达维亚总督为“荷兰国王”。康熙六年荷兰使团带来的大马和小牛在中文记载中都被归于“西洋”或“荷兰”，然而荷兰使节曾清楚地回答鳌拜等人，这些马和牛来自波斯和孟加拉。

中国人长期以来将欧罗巴视为一个国家。如文人沈德符称玛窦之国为欧罗巴，史学家谈迁亦称汤若望为大西洋欧罗巴国人，实则两人分别来自意大利和日耳曼。然而更多的人连大西洋与欧罗巴也不区分，只是泛称“泰西”、“西海”、“大西洋国”、“大西国”，而这些又实为耶稣会士常用以自称之名，如《西国记法》中署名“泰西利玛窦”，《职方外纪自序》中落款“西海艾儒略”，庞迪我和熊三拔在奏疏中自称“大西洋国陪臣”，《熙朝定案》题下为“远西臣南怀仁谨奏”，《不得已辩》自叙“极西耶稣会士利类思著”，不一而足。

其实，艾儒略《职方外纪》明确说“天下第二大州名欧逻巴……共七十余国”，但是传教士出于方便权宜、中国人出于观念固着，都更愿意使用“大西洋国”这类称呼。

《职方外纪》印行200年间，国人多视之为西洋《山海经》或者齐谐志怪，知道**战争后人家的船坚利炮打上门来，才如梦方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