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杨广

隋朝杨广范文第1篇

在中国古代，说起强势的政治女性，大家首先会想到武则天。此人驾驭丈夫、控制儿子、治理国家，颠覆了我们关于传统女性三从四德的形象认定。不过，武则天虽然特立独行，但也绝非横空出世。在她之前，还有一位女性，也在御夫、御子、御国等方面成就斐然，堪称武则天的精神前辈。这位女性，就是隋文帝的皇后独孤伽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隋王朝的兴衰毁誉，都与这位皇后密切相关。

一、御夫

独孤皇后御夫有道，最经典的表现是，她让身为皇帝的隋文帝杨坚坚守一夫一妻制原则，创造了中国古代帝王后宫生活的奇迹。根据《隋书・文献皇后传》记载，独孤伽罗十四岁嫁给杨坚，婚后夫妻恩爱，共同发誓 “无异生之子”，也就是说，杨坚所有的儿女，必须都是独孤伽罗所生。历史证明，杨坚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此人共有五儿五女，全部是独孤伽罗的亲骨肉。这在奉行多妾制的中国古代上流社会，已经非常罕见，若发生在皇帝身上，几乎就是绝无仅有了。

独孤皇后能够御夫至此，至少跟两个因素有关。第一个因素是家庭背景，第二个因素是个人素质。先看家庭背景。独孤皇后出身于鲜卑化的匈奴贵族，而鲜卑、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本来就有“妇持门户”、“多由内政”的传统，妇女的家庭地位远高于同时期的汉族。更重要的是，独孤伽罗的父亲，是西魏柱国之一，关陇贵族集团的核心人物独孤信。独孤信生有七个女儿，老大嫁给北周明帝，封明敬皇后；老四嫁给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李丙，追封元贞皇后；老七就是独孤伽罗，嫁给隋文帝，封文献皇后。一门出三朝皇后，政治地位可见一斑。事实上，杨坚的父亲杨忠本身就是独孤伽罗的父亲独孤信的老部下。独孤家族地位如此高贵，自然强化了独孤伽罗的自信和骄傲。正是有了这种强势的背景，独孤伽罗才敢在新婚之际提出“无异生之子”的要求，而杨坚也并无反对意见。不过，家族背景只能保证独孤伽罗在婚姻初期的强势，能够让杨坚在当了皇帝之后仍然恪守一夫一妻之道，更多的还是靠独孤皇后强大的个人能量。

什么能量呢？有胆，有识，有勇。所谓有胆，是指独孤皇后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杨坚做出政治决断。杨坚和独孤伽罗的长女杨丽华嫁给了北周宣帝。宣帝荒唐，让八岁的儿子当皇帝，自己为太上皇，肆行暴虐，人心不稳。周宣帝暴卒，杨坚以皇太后父亲的身份入宫辅政，这个时候，杨坚可以选择保存年幼的周帝，做一个掌握实权的权臣；也可以选择代周自立，但这要冒身死族灭的风险。何去何从，杨坚犹豫不决。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独孤伽罗派心腹入宫向丈夫进言：“大事已然，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一句话点破了杨坚的处境，也坚定了杨坚的信心。就是这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胆气，成就了隋朝的帝业，也让杨坚畏服。

所谓有识，是指独孤皇后能够给隋文帝贡献政治智慧。据史书记载，独孤皇后一有闲暇便手不释卷，颇有见识。每次隋文帝上朝，她必与之并辇而行，至殿阁而止，派宦官跟随文帝沟通联络，“政有所失，随则匡正，多有弘益”。所以，开皇年间的政治决策，很难分得清哪些是隋文帝的主意，那些是独孤皇后的的主意，因此，宫中将这两人同尊“二圣”。后来，唐高宗时期，武则天与高宗合称二圣，不就是追随独孤皇后的脚步吗！就是在独孤皇后积极地参与和协助下，隋文帝创造出“开皇之治”的治世局面，这当然也让隋文帝敬重。

所谓有勇，是指独孤皇后坚持自己权益的刚猛手段。仁寿年间，隋文帝到仁寿宫度假，偶尔注意到了一个宫女。这个宫女虽然身份卑贱，但气度不凡，一打听，原来是尉迟迥的孙女。当年，周宣帝死后，杨坚矫诏辅政，马上引发了三总管起兵，尉迟迥就是其中势力最大的那一个，当年差点让杨坚的皇帝梦成为泡影。后来，尉迟迥兵败，他的孙女没入后宫，成了宫女。抚今追昔，杨坚的内心充满了征服者的豪情，就临幸了这个宫女。这不是破坏了当年一夫一妻的誓言吗？独孤皇后知道后勃然大怒，趁隋文帝上朝之机，一顿乱棒，将尉迟氏宫女活活打死。等隋文帝退朝，兴冲冲地来找尉迟氏，发现如花美眷早已香消玉殒。盛怒之下，隋文帝“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馀里。”骑着一匹马，一直跑出去二十多里，跑进了终南山。国家哪能没有皇帝啊？高和杨素这两个宰相赶紧去追。好不容易在山里找到隋文帝，两个人扣马苦谏，请皇帝回去。隋文帝长叹一声，说：“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又调转马头，回到了后宫，算是最终承认了当年誓言的有效性。用如此残酷暴烈的手段维护自己的独尊地位，使得独孤皇后成为中国古代的著名妒妇。然而，根据史书记载，独孤皇后从此“意颇衰折”，郁郁至死。这里的一片痴心，以及为了一片痴心而不顾一切的劲头，是不是也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呢！

当然，残酷和暴烈并非独孤皇后与隋文帝相处的主流，在大部分时间里，独孤皇后与隋文帝同起同居，“相顾欣然”，成为中国古代帝王夫妻的典范，比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浪漫爱情还更禁得起推敲。独孤皇后死后，隋文帝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重心，两年后也随之离开人世。去世之前，隋文帝对负责营建山陵的大臣说：“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属此何益，但不能忘怀耳。魂其有知，当相见于地下。”希望能够在地下永恒的世界里和独孤皇后重逢。生同裘，死同穴，所谓御夫有道，无过于此。

二、御子

独孤皇后御子有道，是指她成功地操控了太子废立，影响了整个隋朝历史的走向。独孤皇后和隋文帝一共生育了五个儿子，隋文帝一上台，就立老大杨勇当太子。杨勇为人文质彬彬，宽厚善良，符合守成之君的要求，隋文帝对他寄予厚望。独孤皇后也为太子杨勇选定了武将元孝矩之女为太子妃，元妃端庄有礼，独孤皇后认为她十分适合将来母仪天下。然而，风雅的杨勇却嫌元妃过于拘谨，喜欢上了活泼乖巧，楚楚动人的云昭训。因妾嫌妻，这不是大大违反了独孤皇后的一夫一妻原则吗？独孤皇后听到风声后，大为不悦。这时候，平定江南，立有大功，且野心勃勃的晋王杨广乘虚而入，做出一副谦恭孝顺，不近女色的样子，处处讨好母亲。独孤皇后的情感开始迅速向杨广倾斜。开皇十一年，失宠的元妃得了急病，两天之后就去世了。独孤皇后怀疑，元氏的死，是太子杨勇下毒所致。为妾杀妻，这可触犯了独孤皇后的道德底线，坚定了她废黜太子的决心。为此，强势的独孤皇后联络一直图谋上位的第二宰相杨素，在宫里、朝廷里上下齐手，一方面打击支持太子的首席宰相高，不断寻求太子的过失，乃至最后诬陷太子谋反，另一方面，则不断在隋文帝面前树立晋王杨广的正面形象。最终，开皇二十年，在独孤皇后的主张下，隋文帝以太子“性识庸暗，仁孝无闻，昵近小人，委任奸佞”的罪名将他废为庶人。一个月后，又是在独孤皇后的授意下，不好声色、专宠嫡妻的晋王杨广被立为太子。

深度涉入废立太子，一直被认为是独孤皇后最大的失误，因为她所喜欢的杨广，虽然在立为太子前表现上佳，但此后却逐渐露出狰狞面目。据史料称，仁寿四年，隋文帝临幸仁寿宫，不幸染病，日渐危重，太子杨广一方面与宰相杨素议论皇帝死后接班事宜，一方面企图隋文帝的宠妃宣华夫人。这两件事让隋文帝大怒，意欲废黜杨广，重新立杨勇为太子。结果，杨广先发制人，派人囚禁隋文帝，并杀死废太子杨勇，隋文帝也因此暴崩。据《资治通鉴》记载，隋文帝在临死之前，曾经大叫“独孤误我”。似乎对当年听信独孤皇后的怂恿，废长立幼的事情颇为悔恨。虽然，隋文帝的死亡缘由和死亡过程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但是，杨广并非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心目中那个恭俭孝顺的**储君，已经昭然若揭。

更重要的是，杨广当上皇帝之后，固然才智过人，建立了不凡的功业，但也滥用民力，穷兵黩武，只用了14年时间，就断送了大隋王朝的锦绣江山，自己也身死人手，还落得一个“隋炀帝”的谥号，成为中国历史上暴君的经典代表。炀帝亡国，独孤皇后自然也难逃其咎，很多人甚至认为她是大隋灭亡的根源。不过客观来说，虽然独孤皇后参与选择的太子杨广最终被历史确认未能担当起让大隋长治久安的重任，但是，他的失败主要是当上皇帝以后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好大喜功的结果。他的这种性格，在当皇帝之前并未充分暴露。当年独孤皇后和隋文帝决定废杨勇，立杨广的时候，杨勇确实存在着率意任情、奢侈腐化等诸多问题，而晋王杨广则文治武功，好评如潮。仅以当时的情况而言，独孤皇后和隋文帝选择杨广，其实并没有什么错误。等到杨广开始暴露出问题，独孤皇后墓木已拱。这位强势的母后，在她活着的时候，可以操纵儿子的命运，但是，死后，就再也管不到儿子的行为了，又怎能为整个隋朝的命运负起全部责任呢！

三、御国

所谓御国，是指独孤皇后深度地参与了国家管理，不仅在后宫辅政，还把触角直接伸到了政治前台。按照《隋书・文献皇后传》的记载，独孤皇后在后宫母仪天下，堪称贤内助。其中，有两件事最为人称道。第一件事是厉行节约。开皇初年，突厥和隋朝互市，出售一筐明珠，要价八百万钱。有人劝独孤皇后买下来。独孤皇后说：“非我所须也。当今戎狄屡寇，将士疲劳，未若以八百万分赏有功者。”一下子赢得满朝归心。事实上，独孤皇后不仅没有这些高档首饰，甚至连基本化妆品都付诸阙如。据《北史・隋文帝文献皇后传》记载，隋文帝合药，需要胡粉一两，跟独孤皇后讨要，没想到独孤皇后一直素面朝天，竟然没有。独孤皇后朴素到这种程度，跟一向提倡节俭的隋文帝珠联璧合，共同营造了隋朝初年简朴的宫廷风气。第二件事是压制外戚。独孤皇后虽然在后宫专宠，但却自律甚严。整个文帝一朝，独孤皇后的娘家人没有一个身居高位。不仅如此，一旦外戚犯罪，还要从重处罚。独孤皇后有一个表兄叫崔长仁，犯罪当死，本来，以皇后之亲，按照当时的律法和习俗，可以予以赦免。但是，独孤皇后说：“国家之事，焉可顾私！”坚决主张把崔长仁斩首。这种不纵容外戚，自觉维护皇权的态度当然赢得了隋文帝的尊重，体现出贤内助的风范。

除了履行传统的皇后职责之外，独孤皇后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她还亲自参与处理朝政。前文写到，独孤皇后每天与隋文帝一同上朝，随时派小宦官和隋文帝沟通朝政处理，在大臣中赢得了“二圣”的称号。这个称号，后来又被用在了唐朝的唐高宗和武皇后身上，也被认为是武则天干政的标志性事件。不过，虽然都是合称二圣，独孤皇后跟武则天可不一样。独孤皇后虽然热衷政治，也积极投身政治运作，但是，她的价值观还比较正统，衷心认同夫唱妇随的理念，并不借此谋求个人权势。当时，有关部门曾经上奏，根据《周礼》，百官之妻的命妇头衔都应该由皇后授予，现在，请求恢复古制。这不是想给独孤皇后找一个出风头的机会吗！但是，独孤皇后一口拒绝说：“以妇人与政，或从此渐，不可开其源也。”如果让皇后册封命妇，恐怕会开了妇人参与国务活动的口子，甚至发展到干权乱政的程度，所以万万不可。就这样，独孤皇后一方面积极为隋文帝贡献她的政治才华，另一方面则是牢牢把握尺度，并不违规干政。《隋书・独孤皇后传》称：独孤皇后“谦卑自守，世以为贤”，应当看作是当时的公论。

独孤皇后御国的第三个表现是参与大臣的选拔黜落。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高。高本是独孤皇后的父亲独孤信的家臣，北周建立之初，独孤信被逼自杀，一时树倒猢狲散。只有高对独孤家族不离不弃，和独孤伽罗以及杨坚交往密切，这让年轻的独孤伽罗感慨不已。北周宣帝暴崩，杨坚入宫辅政，准备篡周自立，需要辅佐人才，高在第一时间入围相府，无疑有赖于独孤皇后的大力促成。据《隋书・高传》记载：“强明，又习兵事，多计略”，是个出将入相的人物。高在文帝一朝辅政近20年，隋文帝时代的每一项重大举措都与高直接相关，又为文帝推荐了苏威、虞庆泽、贺若弼、韩擒虎等名臣，协助文帝成就了“开皇之治”的功业。要知道，隋文帝时期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一样，存在着各种勾心斗角，纵横捭阖。而高位居首辅十余年，经历多次政治风浪，始终履险如夷、不动如山，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独孤皇后这一坚强靠山，以至隋文帝把他当家人看待，“朝臣莫与为比，上每呼独孤而不名也”。换言之，高能够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下最大程度地施展抱负、发挥才干，固然有赖于他强大的个人能力，但是，独孤皇后在宫中的支持与协助，应当也是重要因素。

然而，独孤皇后如此强悍，在她信任高的时候，会提拔高，保护高，是高人生中最重要的贵人，但是，一旦独孤皇后的心情有变，也就成了高最重量级的杀手。前文写到，隋文帝临幸的尉迟氏宫女被独孤皇后打死，文帝一怒之下，跑进终南山，高和杨素前去劝说。为了让隋文帝消气，高说了一句“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没想到，这句话却深深地惹恼了自尊的独孤皇后，让独孤皇后的心里生出了嫌隙。后来，高妻子死去，独孤皇后劝说隋文帝替高再娶。高拒绝了皇帝皇后的善意，却与小妾生子，这又触及了独孤皇后一夫一妻的原则，让独孤皇后更加不满。更重要的是，高支持独孤皇后不喜欢的太子杨勇，这样一来，独孤皇后对高的信任也就逐渐归零，把高看成她废立太子的绊脚石了。怎样对付这个当年的爱将，现在的绊脚石呢？独孤皇后开始在隋文帝面前不断诋毁高。终于，开皇十九年，在独孤皇后的一再挑拨下，高被隋文帝革职为民。随着高被贬，开皇之治也就基本落幕了，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事实上，这句话不仅可以用来评价独孤皇后对高的意义，也可以用来评价独孤皇后对于隋文帝、隋炀帝，乃至整个隋朝的意义。

仁寿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独孤皇后病逝于永安宫，享年59岁。随着独孤皇后死去，隋文帝头上的紧箍咒终于解除，马上，有两个美女就出现在隋文帝的生活中。这两个人，一个是宣华夫人陈氏，一个是容华夫人蔡氏。其中，宣华夫人陈氏是陈朝的亡国之君陈叔宝的妹妹，跟哥哥一样风流文雅；容华夫人蔡氏也是南方人，秀丽贤淑。这样两个温顺的南方美女和刚毅的独孤皇后形成鲜明对比，让隋文帝觉得非常新鲜，也非常迷恋。他开始和宣华、容华夫人整天泡在一起，醉生梦死，在国政处理上出现了很多失误，在用人问题上也日益多疑善变，不复当年明主风范。或许，结婚四十多年，当皇帝二十多年，隋文帝已经习惯依赖独孤皇后坚定的意志和敏感务实的政治智慧了，现在，这个支撑一倒，隋文帝这座大厦也立刻开始倾颓。

隋朝杨广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隋唐九成宫因君主的驾临而被赋予其政治意象和历史意义，成为京城之外又一政治中心。隋唐君主避暑九成宫之时，以太子监国，发生隋文帝、唐太宗废嗣夺嫡事变；唐太宗时还发生归附的突厥残部首领叛袭九成宫的事件，促使唐朝改变对突厥残部的安置政策。可见，九成宫与隋唐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据魏征《九成宫醴泉铭》所记，唐代九成宫就是隋代仁寿宫。九成宫与隋唐政治史的关系较少为学术界所重视，笔者将有关史料略作钩稽。

一、仁寿宫的修建与隋朝政治史

仁寿宫是在隋文帝开皇年间修建的。开皇十三年(593)正月，隋文帝杨坚到陕西扶风郡巡游，-Yt至所辖普润县。普润县距长安不远，“去京三百余里”(】卷"‘马周传’。县治五里之外的西天台山‘都8‘地理志一，“苍山入百里，崖断如杵臼’()‘九成宫’这里风景险绝优美，隋文帝下诏营建仁寿宫。

隋文帝谕令尚书右仆射杨素监督营造仁寿宫，杨素推荐封伦为“土木监”负责工程质量，以有“巧思”的宇文恺为“检校将作大匠”主持设计。‘宇文恺，命崔善为“领丁匠五百人”具体施工)糊‘崔善为衔。

从开皇十三年二月至开皇十五年(595)三月，历时二年竣工。仁寿宫施工条件差，工期短，在杨素等人的督责下，“遂夷山堙谷，督役严急，作者多死”[】卷4。‘杨素传)。工匠们以生命代价修建了这一奢侈品，仁寿宫的“盛饰”奢侈违背了隋文帝“性俭”的宗旨：

隋文帝至宫所，见制度奢侈，大怒日：“杨素为不诚矣!殚百姓之力，雕饰离宫，为吾结怨于天下。”(杨)素惶恐，虑将获谴。(封)伦日：“公当弗忧，待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果召素入对独孤后劳之日：“公知吾夫妻年老，无以娱心，盛饰此宫，岂非孝顺。”素退问伦日：“卿何以知之?”对日：“至尊性俭，故初见而怒然雅听后言。后妇人也，惟丽是好，后心既悦，帝虑必移，所以知耳。’’卷。‘封伦传’独孤皇后还以“帝王法有离宫别馆，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宫何足损费”之理劝谕隋文帝，“上意乃解”卷绱t杨素传)。不管是大臣“孝顺”，还是帝王“法度”，均不能掩盖隋文帝修建仁寿宫与其后隋炀帝营造东都洛阳这种残民以逞、穷奢极欲的行为，它们对隋朝统治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正如唐初史臣总结说：“其起仁寿宫，营建洛邑，要求时幸，穷侈极丽，使文皇失德，炀帝亡身，危乱之源，抑亦此之由。”(。】。，“史臣隋文帝多次长住仁寿宫，“每岁避暑，春往冬还”。据《隋书》卷2《高祖纪下》记载，从开皇十五年到仁寿四年(604)的九年时间里，隋文帝在仁寿宫将近四年，可见仁寿官表面上是隋朝君主的避暑胜地，但实际上又是一个政治中心。

隋文帝受禅得位，以长子杨勇为皇太子，“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参决之”。隋初，山东多流冗之民，隋文帝欲北徙实边，被太子谏止，“是后时政不便，多所损益，上每纳之”[。】卷4《房陵王勇传)。可见，杨勇有一定的治国权力与能力。但他“性宽仁和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特别是冬至节皇太子接受百官朝见，形成与隋文帝相颉颃的东宫势力。此为杨坚所不容：“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爰自近代，圣教渐亏，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房陵王勇传’自此隋文帝对杨勇恩宠始衰，父子渐生猜疑。

独孤皇后、晋王杨广、越国公杨素相互勾结，阴谋“夺宗”废立之事。史称隋文帝“在仁寿宫，使杨素观勇”，杨素、独孤皇后藉此机会相继陷害皇太子，“高祖惑于邪议，遂竦忌勇”。可以说，从京城长安至仁寿宫仅相距三百里，但隋文帝与杨勇父子亲情已远隔万里之遥。隋文帝说：“朕在仁寿宫，有纤小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0”其举动被皇太子监控，双方已处于十分敌对的状态，隋文帝怒责皇太子说：“仁寿宫去此不远，而令我每还京师，严备仗卫，如人敌国。我为患利，不脱衣卧。昨夜欲得近厕，故在后房，恐有警急，还移就前殿。岂非尔辈欲坏我国家邪?”私房陵王勇传开皇二十年(600)九月，隋文帝“从仁寿宫初还京师，废皇太子，穷东宫党与’’。卷。史万岁传’。

同年十一月，杨广取代杨勇被立为皇太子。接着，隋文帝将第二年改元为仁寿，“是后高祖每避暑仁寿宫，恒令上(杨广)监国”【)卷《炀帝杨广纪。仁寿四年正月，隋文帝又至仁寿宫，“诏赏罚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卷(高祖纪下’。杨广实际上掌控了朝政。四月，隋文帝“寝疾于仁寿宫，征皇太子人侍医药，而奸乱宫闱，事闻于高祖”(。】卷《房陵王勇传)。杨广荒淫的本性显露无遗。七月，隋文帝暴崩，杨广“矫诏”赐死已废为庶人的杨勇，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在隋炀帝残暴统治下，隋朝迅速灭亡，仁寿宫也在隋恭帝杨侑“义宁元年(即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废”于战I5)卷37《地理志一)／＼0仁寿宫虽是静态的建筑物，但却与隋朝的兴亡有密切的联系：

(隋文帝)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即仁寿宫)，权侔京室(即长安)，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横绕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卷2《高祖纪下》“史臣”史论认为仁寿宫与京城长安作为两个政治中心，成为隋文帝父子疏离斗争的原因，也是隋朝乱亡的根源。这种分析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也是极为深刻的。

二、九成宫与唐朝政治史

《元和郡县志》有“贞观五年，复修旧宫，以为避暑之所，改名九成”的记载，为何唐太宗要将仁寿宫修复作为避暑胜地?据《九成宫醴泉铭》叙述，长期的戎马倥偬而餐风露宿，统驭万民而殚精竭虑，使正值盛年的唐太宗“忧劳成疾”。从《九成宫醴泉铭》“针石屡加，腠理犹滞。爰居京室，每弊炎暑”来看，唐太宗身患中医学所谓的“气滞”之病。这种疾病，就湿不就燥，特避暑热。贞观二年(628)}k~J，因皇宫“卑湿”，公卿奏请建高阁而居李世民对他们说：“朕有气病，岂宜下湿。”[】卷2‘太宗纪上’拒绝了群臣请建“离宫”，从节省出发，因循隋朝“仁寿宫”，略加修葺以作避暑地。贞观六年三月，唐太宗将去九成宫，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以“离宫游幸”加以劝谏，李世民晓谕道：“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翔。‘姚思廉传《资治通鉴》卷194所述与此略异：“朕有气疾，暑辄顿剧，往避之耳。”将唐太宗去九成宫的目的解释得十分清楚。九成宫居深山之中，确为避暑之佳处。唐太宗于贞观六年三月至十月、七年五月至十月、八年三月至十月、十三年四月至十月、十八年四月至八月五次长住九成宫。唐高宗永徽二年(651)九月，将九成宫改名万年官，乾封二年(667)二月又恢复九成宫之名。唐高宗于总章元年(668)二月至八月、总章二年四月至九月、咸亨元年(670)四月至八月、咸亨四年四月至十月四次长住九成宫。两位君主几乎是春去秋回，公卿相随，冠盖相望，当时有诗序记其盛况：“九成宫者，天子之殊庭，群仙之一都也。五城既远，得昆阆于神京；三山已沈；见蓬莱于右辅。紫楼金阁，雕石壁而镂群；碧瓮铜池，俯银津而横众壑。离宫地险，丹硐四周，徼道天回，翠屏千仞。卫尉寝蒙茸之署，将军无刁斗之警。中岩罢燠，飞霜为之夏凝；大谷生寒，层淮以之秋冱。天子万乘，驱凤辇于西效；天子万乘，驱凤辇于西郊；群公百僚，扈龙轩而北辅。春秋络绎，冠盖满于青山；寒暑推移，旌节喧于黄首。”帮‘乐府杂诗序’该诗深刻揭示了九成宫因君主的幸临所赋予的政治中心地位。

唐太宗时期九成宫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太子监国与夺嫡之变

唐太宗于避居九成宫等处时，皇太子李承乾受命理政，“太宗居谅圈，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监国”[】卷《恒山王承乾。李世民离京别处之时，对李承乾缺少足够的管束和教导，“及长，好声色，慢游无度”。又加上先天性足疾，唐太宗移爱于魏王李泰，“承乾恐有废立，甚忌之，泰亦负其材能，潜怀夺嫡之计。于是各树朋党，遂成雾隙”[】卷’《恒山壬承乾传)。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李承乾因罪被废为庶人，李泰也被降封。

鉴于皇太子与其他皇子围绕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唐太宗对朝臣说：“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制。”[】卷7《濮王泰传’唐太宗在九成宫等地避暑，将处理国务的权力全部下放皇太子，使皇太子拥有较高的政治权威，一方面导致父皇的猜忌，另一方面引起其他皇子觊觎皇权的野心，所以宫廷政争难免。唐太宗所规定“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的制度，对上述政治问题虽有所防范，但实际上使皇太子地位下降而导致储位变动，继承人的选择多受制于皇权等因素的干预，促使皇太子血缘身份与政治身份的疏离。

(二)结社率事件与突厥残部安置地的变迁正如《醴泉铭》“始以武功壹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所说，唐朝对突厥采取军事打击与怀柔安抚相结合的政策。贞观四年，兵部尚书李靖率大军击破突厥颉利可汗之前，颉利可汗之侄突利可汗先期率部归附。唐太宗授突利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以其下兵众安置顺、佑等州。贞观五年，突利可汗死后，其子贺逻鹘袭父官爵。

然对于颉利可汗所领突厥残部的安置，唐太宗君臣颇多争议。有廷臣以为：“分其种落，俘之河南兖、豫之地，散居州县，各使耕织，百万胡虏可得化为百姓，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可常空矣。”中书令温彦博议请“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心”。而秘书监魏征奏言：“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诛灭，即宜遣还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其若是，故发猛将以击之，收取河南以为郡县。陛下奈何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间，孳息百倍，居我肘腋，密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河南处也。”温彦博反驳说：“遣居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德惠，终无叛逆。”魏征以晋代五胡乱华为例，“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温彦博用“古先哲王，有教无类”向唐太宗蛊惑说：“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我援护之，收居内地，禀我指麾，教以礼法，数年之后，尽为农民，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单于于内郡，为汉藩翰，终乎一代，不有叛逆。”(】卷1舛上《突厥传上》唐太宗钦准了温彦博的建议，从幽州至灵州设置顺、祜、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

隋朝杨广范文第3篇

指导老师：李成（1958-），男，哈尔滨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

摘要：经过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南北文化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北方诗歌质朴康健但在艺术与语言上已明显滞后，南方诗歌注重辞藻韵律的同时却陷入内容情感空洞的弊病中。在隋朝统一南北之后，杨广积极推动南北文化融合，在诗歌创作中主张集南北之所长，对唐代的诗歌繁荣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南北文化融合；杨广；诗歌

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少数民族开始侵入中原，汉人大量南迁。西晋结束汉末之后的分割局面不到四十年，统一局势又被东晋十六国所打断，而后继续演变成南北朝的对峙。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平陈成功，南北才重新回到大一统的格局。从汉末至隋开皇九年平陈之役，长达四百年的时间里，中华政治版块只有西晋时期不足四十年的统一，而绝大多数时间是处于割据分裂的局面，民族、地域的割据势必导致政治、经济、文化呈现不同的地域特色。

南方诗歌从过分追求玄佛而脱离生活情景、空洞苦涩的玄理诗，经过陶渊明将哲理联系生活、将情感意化为景物的田园诗，又经过谢灵运注重景物描摹、追寻自然写实之美的山水诗，终于在积极崇尚四声音律的永明体诗人谢的诗歌中达到了融汇。注重声色之美，熔裁警句描绘景物，运用声律创作诗歌，同时注重内容的真实、情感的真挚，情景交融、风格清新、声调明快。而到了梁陈“宫体”诗之际，又掉入为过分追求词藻和韵律，风格艳丽而非清新，声调柔靡而非明快，内容与情感空洞的窠臼之中。

与此同时，北方由初时的文化衰微，经过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崇尚汉魏之风，又经过北周太祖提倡撰写《大诰》、复古周风，终于在周、齐中后期形成了一种有选择地仿效南朝诗艺、同时也不抛弃北方质朴诗风的潮流。无论是北方本土的邢邵还是由南入北的庾信、王褒，都表现出一种南北融合的文学创作观。在具体实践中，以庾信最具代表，他羁留北方时期的诗作倾注了真挚而浓烈的情感，既汲取了齐梁声律对偶等修辞技巧，又融汇了北方浑厚苍劲的诗文之风，为南北文学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杨广的身世与经历

杨广作为一位亡国之君，被后世小说等文学作品大肆歪曲、过分诋毁，历史上对其评价则毁誉皆有、过大于功。而当今学术界在对正史等相关资料的探究后，主流学者普遍认为杨广是一位暴君而非昏君，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打通丝绸之路、西巡张掖、开发西域乃至攻打辽东，还有进一步推行政治制度改革，完善三省制和科举制度，都是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这些政策都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只不过杨广没有把握好度，推行的过快过急，且同时触动太多阶层的利益，导致下至百姓上至统治阶层内部都承受不起，进而揭竿而起。隋朝的灭亡并不是其战略上的错误，而是在具体操作的战术层面没有把握好，应运而起的唐朝则正是继承了隋朝宝贵的物质和制度成果，继往开来并进一步完善，才使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另一个鼎盛的朝代。

与杨广致力于推行巩固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相对应的是，他在诗文创作上也追求南北文风文化的兼容并蓄，对南北文学融合和唐诗的兴盛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而杨广的南北民族、文化融合的理念则和他的出身、早年的人生经历、生活环境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身世与家庭成员

杨广的父亲隋文帝杨坚和母亲独孤伽罗同属关陇集团名将之后，杨坚的父亲杨忠与独孤伽罗的父亲独孤信皆出身六镇，参与北魏年间的六镇起义。杨忠属于鲜卑化汉人，独孤信为鲜卑化匈奴人，他们追寻北周太祖宇文泰征战，杨忠被封为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赐鲜卑姓氏普六如，独孤信更是被封为西魏八柱国之一。此关陇贵族集团非同小可，西魏、北周、隋、唐的四代皇出自这个集团，而独孤信的女儿中有三位分别做了北周、隋、唐的皇后，独孤伽罗便是其中之一。

杨坚以他鲜卑化汉人的身份，非常占优势地赢得了鲜卑贵族和汉人将领们的支持，建立了隋朝。杨坚以汉人正统自居，进一步推行民族融合政策，恢复汉姓、汉制、树立传统儒家价值观。在文学上，他“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1]、“不喜词华，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泅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2]，极力反对华丽诗风，推崇北方质朴的诗风。

杨坚生于佛寺，由尼姑养大，对佛教十分敬重，建立隋朝后，“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3]一改北周武帝大肆灭佛的政策。独孤伽罗家族也十分信佛，仁寿二年独孤伽罗去世时，王劭上书云：“伏惟大行皇后圣德仁慈，福善祯符，备诸秘记，皆云是妙善菩萨。”[4]王劭称独孤伽罗为妙善菩萨，道出她尚佛的事实。

杨坚推崇儒家正统、在文风上强调贞刚、质朴以及鼓励佛教等文化观念其实是一种崇尚汉魏“雅体”“典制”的文化观念，他出身行伍，所推行的政策主要是为政治服务，并没有过多地体会文化深意。过分强调儒、礼，将诗赋看做雕虫小技，不利于进一步吸收南方文学中的声韵技巧和审美意识。而杨坚在平陈后一度对南方佛教采取高压政策，“隋朝克定江表，宪令惟新，一州之内，止置佛寺二所，数外伽蓝，皆从屏废。”[5]倡佛于北方，毁佛于江南，实际上还是表现出杨坚对南方文化的鄙夷。不过杨坚推崇汉魏文风和夫妻俩都尚佛的思想对杨广吸收北方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杨广对南方文化的汲取很大程度得力于他的夫人萧皇后。萧氏是梁明帝萧岿的女儿，但因生于二月，江南风俗生于二月不祥，所以由叔父萧岌抚养，萧岌夫妇去世后，萧氏又转由舅舅张轲抚养，“轲甚贫窭，后躬亲劳苦。”[6]身为皇室公主，但从小养于民家，萧氏身上具有江陵女子的温婉却不见南朝宫廷的柔靡。“萧后初归藩邸，有辅佐君子之心”[7]，她“性婉顺，有智识，好学解属文，颇知占候。高祖大善之，帝（杨广）甚宠敬焉”[8]。这样一位知书达理的江南女子，对杨广吸收南方文化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早年人生经历及生活环境

开皇元年二月，隋文帝杨坚刚刚即位，立刻封雁门郡公杨广为晋王，任命他为并州总管。第二年正月，又置河北行台尚书省于并州，令杨广为尚书令。杨广赴任的并州治所晋阳，在现在的太原市附近，是东魏、北齐的别都，之前一直是北周与北齐争夺的战略要地，还是防御突厥的重镇。此时杨广年仅十三岁，“朝廷妙选正人有文武才干者”[9]，“令项城公（王）韶、安道公李彻辅导之”[10]。杨坚对王韶、李彻寄予厚望，希望杨广能够“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广达”[11]。杨广在他们的辅佐下表现得“好学，善属文，沉深严重”[12]。开皇六年十月，杨广被任命雍州牧、内史令，作为都城长安的行政长官，他在京城待了近两年。至此他还没有到过江南。

开皇八年十月，杨坚置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以杨广为尚书令，然后紧接着部署了八路平陈大军，杨广则被任命为总统帅。隋朝平陈之役从战略上主要是元帅长史高和元帅司马王韶做实际指挥，战术上由杨素、韩擒虎、贺若弼来执行，但杨广确实是参与了决策的制定，并是决策的积极执行者。

平陈之役比预想的轻松，分裂近三百年的中华大地终于复见统一，但是杨坚的一系列政策无法消除南方与中原政权的对立情绪，仅仅一年，江南全境皆叛，豪强和士族势力发动了分裂割据的暴乱。于是，开皇十年十一月，杨坚又令已复拜并州总管的杨广为扬州总管，带兵平叛。政治军事上的攻势很快就令叛军溃败，但是要真正巩固南北统一、收复人心，还要从文化上下手。从开皇十年至开皇二十年杨广为皇太子去职，他在扬州整整待了十年，这十年里他的人文经历对他后来的文学思想乃至文化政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杨广积极倡导宗教和儒学政策用以沟通南北，稳定江南人心。开皇十一年十一月，杨广请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大师为自己授“菩萨戒”，称智为师。在《受菩萨戒疏》中，杨广云：“弟子基承积善，生在皇家，庭训早趋，胎教夙渐。”“弟子即日种罗喉业，生生世世还生佛家。”[13]据《国清百录》记载，杨广与智大师常年书信往来，其中还存载了杨广写给智大师的四十多封信。智大师对杨广的也有极高的评价：“晋王殿下，道贯古今。允文允武，二南未足比其功。多才多艺，两献无以齐其德。茂绩振于山西，英声驰于江左。”[14]

除了与佛教僧人交往甚密，杨广还积极招抚江南道教。徐则世代侨居江东，“幼沉静，寡嗜欲。受业于周弘正，善三。精于议论，声擅都邑，……遂怀栖隐之操，杖策入缙云山。后学数百人，苦请教授，则谢而遣之。陈太建时，来憩于至真观。期月，又辞入天台山……”杨广知其名后，亲笔书信召之：“导凡述圣，非先生而谁！”[15]请徐则来“四道场”讲道，徐则年逾八十，欣然前往。而后杨广又请徐则为其“受道法”，不过因徐则年事已高，实在不方便而推辞了，不久徐则便去世了。

此外，杨广坐镇扬州时，一反隋文帝的政策，积极办学、整理图书，十分支持南方学者的研究，曾命江南学者潘徽等编纂《江都集礼》，此乃江南学者礼学研究成果的集成，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杨广积极结交文人雅儒，“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辩为之冠”[16]。晋王府学士的领袖人物柳辩为所谓“独步汉南”的南方文化代表人物，他对杨广文风的转变和文学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在杨坚废掉杨勇立杨广为皇太子的开皇二十年，还有一件对杨广说来很有意义的事情。因突厥内乱，纷争涉及隋朝，其中一部大举犯境，开皇二十年杨坚令杨广为灵朔道行军元帅，杨素为长史，于仲文为前军，长孙晟为秦川行军总管，出兵讨伐。这次战役的结果是“纳启民，大破步迦可汗，铁勒于是分散”[17]。后来，因杨广被立为皇太子，军队交由杨素统率，于仁寿初年取得大胜，“自是突厥远遁，碛南无复虏庭。”[18]虽然这次大胜以杨素记为大功，但杨广也参与其中，而这种北征大漠的经历，也为杨广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壮阔慷慨的审美意象。

二、杨广的文学思想及对其诗歌的赏析与解读

（一）杨广的文学思想

由于隋文帝倡导“雅体”“典制”的文风，所以“炀帝初习艺文，有非清侧之论”[19]，后来“发言降诏，辞义可观”[20]。“非清侧”即反对南方一味追求华美而轻薄空洞的柔靡诗文风格。所以即使魏征也认为“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21]。

同时还有记载，“初，（杨广）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辩已后，文体遂变。”[22]柳辩是杨广汲取南方文化的“老师”，对其文学思想和文风影响重大，杨广该是见到柳辩后，才开始学习齐梁“永明体”所讲究的声律、对偶，才开始注重江南清丽婉约的审美意象。“文体遂变”想必也不会完全脱离庾信，庾信早年就是讲究声律词藻、擅长写宫体诗的能手，而其入北后“老更成”的文风，本就是把齐梁文学的修辞技巧融入北方文学苍劲的骨气之中而成的，其本就是倡导一种南北融合的文学观念。

杨广曾称赞曹植：“世传文章典丽，而不言其书。仁寿二年，族孙伟持以授余。余观夫字画沉快，而词旨华致，想像其风仪，玩阅不已。”[23]杨广还有段诗评云：“……气高致远，归之于（王）胄，词清体润，其在（虞）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2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杨广对文学的审美理想是“典丽”和“华致”并重，“气高致远”、“词清体润”、“意密理新”同求。而这种既要求“骨气”又要求“词藻”，既要求“朴质”又要求“清丽”，既要求“内容不空洞”又要求“技巧理论创新”的诗歌追求，已非当时只喜豪壮直朴的北人或者只求华丽柔靡的南人所能写出的，这应是“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25]，南北融合才能达到的。

（二）杨广诗歌的赏析与解读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杨广曾有集五十五卷，传世的有严可均《全隋文》收录的文章一百多篇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的诗歌四十四首。所存诗歌数量不多，但水平较高，诗人以帝王、文士、佛道信徒等不同身份，目睹从北方边塞到江南水乡的不同意象，寄情而作，值得赏析。

1、清新、明丽之风

刘师培曾云：“隋炀诗文，远宗潘、陆，一洗浮荡之言。惟隶事研词，尚近南方之体。”[26]潘岳、陆机是西晋太康时期的作家，从文风上讲此时期的风格则是“魏晋风骨”向“齐梁永明体”的过渡期，开始转变为重视词藻而又兼具骨气，此二人亦大力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刘先生称杨广的诗文近似潘、陆，但修辞技巧又近“齐梁”，倒说明杨广的诗文中不乏意象清新明丽，讲究“齐梁”声律、对偶，却摒弃南朝宫体诗柔靡轻艳之风的作品。

水准最高的当属依陈后主创制的乐府艳曲所作的《春江花月夜》，格调清新明快，境界开阔悠远，蕴含江南婉约之韵却无宫体诗“轻侧”之风。其诗云：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其一）

初露含花气，春潭漾月晖。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两妃。（其二）

这两首诗以南朝诗歌细腻的描写，明丽的色彩意象、工整的对偶表现出北朝诗歌阔大、雄浑的意境，对初唐张若虚那首脍炙人口的《春江花月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夏日临江诗》云：“夏潭荫修竹，高岸坐长枫。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露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逍遥有余兴，怅望终不归。”本诗写景细腻、逼真，色彩明丽。“修竹”、“沧江”、“露”、“莲”都是南朝诗歌中常用的意象，具有一种江南民歌的轻快，但整首诗的格调却又具北方的质朴、阔大，近似谢对景物描写的风格。

又如《野望诗》云：“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此诗意境省净、浑成，情景结合巧妙，融情于景。通过描写寒鸦、孤村、流水和斜阳，抒凄清、惆怅的情怀。

更有学者认为杨广的《江都宫乐歌》，形式上比庾信的《乌夜啼》更接近唐代的七律。

《江都宫乐歌》

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风亭芳树迎早夏，长皋麦陇送余秋。渌潭桂楫浮青雀，果下金鞍跃紫骝。绿觞素蚁流霞饮，长袖清歌乐戏州。

“据此诗，隋时七言律体已具，不始于唐也。”[27]

2、慷慨、刚健之风

杨广作为统军元帅曾尽力边塞大漠，体验过军旅生活，他作为一个帝王有比肩秦皇汉武的壮志，所以他的边塞乐府气象宏大、慷慨激昂，展现出刚健壮丽之美。此外，杨广在一些描绘山河景物的诗中，也展现出刚健壮丽之美。如《临渭源诗》：“惊波鸣涧石，澄岸泻岩楼。滔滔下狄县，淼淼肆神州。”

3、佛、道、玄

钱钟书曾于《管锥编》中云：“佞佛帝王之富文采者，梁武、隋炀、南唐后主鼎足而三，胥亡国之君。史论每咎梁武、李后主之佞佛，却未尝以此责隋炀。当缘梁武、李后主佞佛，害于其政，著于其寻常行事，而隋炀佞佛，不若是之甚。唐人小说《隋遗录》《迷楼记》《海山记》等只字不道其佞佛逸事，有如梁武帝之散头发俾僧践踏、李后主之削屎橛供僧抽解也。”其实杨广十分崇尚佛教，尤其在扬州十年，结交佛学大师，沉浸于江南玄佛合流的审美情趣，不过他的“佞佛”还算理智，所以容易被人忽略。

杨广传世的诗歌中明显和佛教有关的有：

《谒方山灵岩寺诗》

梵宫既隐隐，灵岫亦沉沉。平郊送晚日，高峰落远阴。回幡飞曙岭，疏钟响昼林。蝉鸣秋气近，泉吐石溪深。抗迹禅枝地，发念菩提心。

此诗写的是去灵岩寺，路上安详静谧的景色令诗人发念菩提之心。诗中用到的“梵宫”、“疏钟”、“禅枝地”、“菩提心”等意象皆为佛家用语，突出主题，佛意甚浓。“高峰落远阴”、“疏钟响昼林”、“蝉鸣秋气近，泉吐石溪深”等诗句，表现一股清疏、空灵意蕴，渗透着浓浓的禅意，意境高妙。

《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

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

正月十五作为一个民间狂欢的节日，各地都热闹非凡，而诗人在这日所见的景象，却更似佛家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梵声”、“幡”、“钟”等为明显的佛教意象，“黄金地”、“琉璃台”更是极乐世界所独有。

还有一首佛道玄兼具的诗：

《舍舟登陆示慧日道场玉清玄坛德众诗》

天净宿云卷，日举长川旦。飒洒林花落，逶迤风柳散。孤鹤近追群，啼莺远相唤。莲舟水处尽，画轮途始半。江各自遥，东西并兴叹。已熏禅慧力，复藉金丹捍。有异三川游，曾非四门观。於焉履妙道，超然登彼岸。

“禅慧”意指佛家，“金丹”则指道教，通过“妙道”而到达“彼岸”，正是以“道”为归宿的。此诗中佛道元素并存，诗人以佛道并重的意味来做平衡，而江左自东晋之后确实出现玄佛合流的迹象。诗歌所表达出的情愫是一种兼美玄佛，超然脱俗的韵味。通过对佛道场所的景物描绘，创造了高远、清寂的意境。

除此之外，杨广曾在《步虚词》中写道：“总辔行无极，相推凌太虚。翠霞承凤辇，碧雾翼龙舆。轻举金台上，高会玉林墟。朝游度圆海，夕宴下方诸。”这是杨广后期政治弥留时期所做，那时他已无力回天，极尽奢侈的生活，但他却并不满足，而是向往化作神仙去天上赴宴，这也正是一种道教的思维。

杨广的不少诗词中都表现出崇尚“自然”的意境，描绘出一幅清静灵动的画面，如“洞府凝玄液，灵山体自然。”（《步虚词》）“团团素月净，夕景清。谷泉惊暗石，松风动夜声。”（《月夜观星诗》）皆是颇具玄思和禅意，此为玄佛合流下的一种审美情趣，倒和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静逸明秀之境界相仿。（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指导老师：李成

参考文献：

[1][19][21][25]魏徵：《隋书・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

[2]司马光：《资治通鉴・陈纪十》，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575页。

[3]魏徵：《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97页。

[4]魏徵：《隋书・王劭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601页。

[5]《续高僧传》卷十二

[6][7][8]魏徵：《隋书・后妃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111页。

[9]魏徵：《隋书・李彻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367页。

[0][12]魏徵：《隋书・炀帝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9页。

[1]魏徵：《隋书・李彻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367页。

[3]《全隋文》引《国清百录》炀帝“受菩萨戒疏”

[4]《全隋文》引《国清百录》智者遗书与临海镇将解拔国述放生池

[5]魏徵：《隋书・隐逸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58页。

[6][22]魏徵：《隋书・柳辩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423页。

[7]魏徵：《隋书・铁勒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79页。

[8]魏徵：《隋书・杨素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281页。

[20]司马光：《资治通鉴・隋纪五》，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743页。

[23]《全隋文》叙曹子建墨迹

[24]魏徵：《隋书・王胄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41页。

隋朝杨广范文第4篇

依上所言，杨广知道高颎可能会在自己入城之前处决一些陈朝官僚及后宫嫔妃，所以特意遣使告知高颎“留张丽华”。事实上，当时高颎虽然独揽兵权，但杨广为行军元帅，拥有决策之权。按理高颎在俘获陈后主及张丽华等人后，并不会私自对他们进行处决。且高颎在开皇九年（589年）正月甲申入建康，只隔了一天，丙戌日杨广便入建康，“五佞”就是在杨广入城后主持处决的。此时高颎即使不同意杨广纳张丽华，也必会经过一个劝谏的过程再做处理。且《隋书》和《资治通鉴》单单记载了高颎杀丽华一人，并不见处斩其他人，其真实性不免令人怀疑。

据《隋书》载：杨广母独孤后“性忌妾媵”。皇太子杨勇被废，就与他“内多嬖幸”密切相关。杨广长期生活在父母身边，不可能不知道其喜好。又史载杨广善于“矫情饰行，以钓虚名”，他“有子，皆不育之，示无私宠，取媚于后”[3]。若此时他纳张丽华，必会引得独孤后大怒，故而在此次战役中，渴望获得功名的杨广应不会轻易犯独孤后之忌讳。再观杨广入城后的举动，“使高颎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天下皆“称广以为贤”。[4]这与他要求留丽华并记恨高颎的说法明显不一。

翻阅史书，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的《陈书》中，就出现了与《隋书》《资治通鉴》不同的记载，曰：“晋王广命斩贵妃，榜于青溪中桥”[5]，明确指出斩张丽华乃杨广所为。与此相似的记载还见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成书的《南史》，曰：“晋王广命斩之（贵妃）于清溪中桥”[6]。按《陈书》作者姚思廉之父姚察当时正在陈朝为官，对隋灭陈之事了解应比较清楚。《南史》作者李延寿继承了其父李大师的草稿旧本。李大师与魏为同时代人，他们都经历了隋朝的强盛与速亡。而李延寿、姚思廉与魏等同在贞观史馆参修史书，所接触史料的机会是一样的，并且李延寿还参与了《隋书》的修撰工作。但关于张丽华之死的记载如此相悖，颇为令人疑惑。我们还注意到，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的《隋书·五代史志》部分，对张丽华之死的记载为：“隋师执张贵妃而戮之”[7]，并未指出张贵妃死于何人之手，说明了对高颎杀张丽华之说的不确定性。到成书于唐肃宗之后的《建康实录》，又恢复到《陈书》《南史》的记录，曰：“隋晋王广入据台城，送后主于东宫，命斩张贵妃于清溪桥”，“（张贵妃）为晋王广斩于清溪”[8]，两次明确记载张丽华为杨广所杀，这应是许嵩仔细审核史料后作出的抉择。

《隋书》的编撰，贯穿了以史为鉴的指导思想，惟有将炀帝刻画得恶贯满盈，才可能起到此种目的，也才能证明唐代隋的合法性。而唐太宗对高颎情有独钟，曰：“朕比见隋代遗老，咸称高颎善为相者，遂观其本传，可谓公平正直，尤识治体，隋之安危，系其存没”[9]，给予了高颎至高无上的评价。故而上述高颎杀张丽华，杨广由是记恨之说法，极有可能是贞观君臣为了丑化隋炀帝而故意为之。

注释：

[1]魏徵等.隋书·高颎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1181.

[2][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5510，5510.

[3]魏徵等.隋书·炀帝纪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3：94.

[5]姚思廉.陈书·后主张贵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131.

[6]李延寿.南史·后主张贵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348.

[7]魏徵等.隋书·五行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3：657.

[8]许嵩.建康实录·后主长城公叔宝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6：808，809.

隋朝杨广范文第5篇

大业是隋炀帝杨广的年号，历时13年多。其名称来自《易经·系辞上》：“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隋书》《北史》等记载到大业十三年，而《资治通鉴》只记载到十二年。清朝学者赵翼则认为李渊虽然拥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但是隋炀帝仍在，大业年号并没有废除。

杨广，即隋炀帝，一名英，小字阿摐，华阴人，隋文帝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次子，隋朝第二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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