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论文

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公共政策是公众的政策，它既是多数人的政策，也是少数人的政策，但并非少数个人或特殊阶层谋取私利的工具。公共政策应该是公正的政策，公平的政策，公开的政策。公正性、公平性、公开性是公共政策的基准性价值，是体现政策公共特性的基本维度。公共政策通过提取、分配、管制、象征等基本功能，实现自由、安全、秩序和繁荣，最终维系公共利益。本文从三个方面的设问揭示：公共政策的本质就是个人偏好与集体选择的制度安排。 论文关键词：公共政策 谁之政策 何种政策 政策何为 谁的政策？ 公共政策是谁的政策？这是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首先必须明确的基本 问题 ，也是公共政策 研究 与 分析 首先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中的public一词，既有“公共”之意，又有“公众”之意。从字面意思出发，公共政策即公众政策。作为公众概念，其内涵相当庞杂。根据不同角度与层次，公众有男人／女人、老年人／年青人、富人／穷人、官员／百姓、知识分子／文盲、个体／群体、前人／后人、本地人／外地人如此众多诸如此类的划分。然而，就公共政策研究来说，作为 社会 全体成员的公众概念常常被分隔为多数人（majority）与少数人(minority)、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实体类别。这是因为公共政策现实中经常存在着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或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两极张力，公众的数量状况和势力大小不可避免地 影响 公共政策的性质，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公共政策是根据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制定的。多数人的意愿所达成的共识谓之为“公意”，它是多数人意志偏好的整合，而不是个人意志偏好的简单相加。公共政策便是根据公众意志表达机制――投票规则来实现的，这种投票规则并非总是帕累托最优的一致同意规则(unanimity rule)，而经常表现为多数人决策的多数票规则(majority rule)。也就是说，几乎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基本上都是在“少数服从多数”的状况下制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所遵循的规则便是简单多数规则与比例多数规则。于是，“多数人”在简单多数规则下具体细化为超过1／2的人员数量，比例多数规则下则具体量化为大于或等于2／3或3／4或3／5或4／5的人员数量。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公共政策制定均是根据多数制规则而达成的。由此观之，一个好的公共政策是多数人意愿和利益的产物，它不是少数人意志和利益的合成。因此，“当 政治 分析家谈论纵向民主时,他感兴趣的不是任何可以想象的实质性少数，而仅仅是那些构成某种控制集团的少数”。如果由那些“可以想象的实质性少数”操纵和决定了某项公共政策，那么该项公共政策将不具备“公共性(publicity)”。离开了公共性，公共政策就可能变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因而也就不成其为公共的政策。 但是，我们在强调“多数人至上”理念的同时，并不是一味地排斥少数人。因为“少数人”不管它是“善”还是“恶”，都是社会整体内的一部分。排斥了“少数人”，公共政策可能无法完美，也就无法真正地显现它的公共性。在公共政策决定中，“少数人”虽然被置于边缘化状态，但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特别是那些“构成某种控制集团的少数”，他们的良知、理性、智慧、经验更能起作用，因为公共决策过程难免不出现“多数人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和“投票悖论”(voting paradox)的恶果。在公共政策施行进程中，“少数人”既是公共政策作用的对象，也是公共政策的受益者，何况少数人之中也有强弱之分。对于少数强者，公共政策的倾向不是扶持，而是合理地加以限制与引导，如所得税政策；对于少数弱者，公共政策的倾向不是歧视，而是积极地加以帮助和扶持，如社会福利政策。因此，公共政策之于公众便是“满足多数、保护少数”。公共政策既是多数人的政策，也是少数人的政策，一方面它应该最大度地满足多数，另一方面也应该尽可能地保护少数；在对于强势群体特别是由少数人组成的强势群体加以限制的同时，也应该对于具有正当利益要求的弱势群体加以保护。“政府存在一个主要理由就是确保所有个人都能得到保护，以免受有权势的个人或集团的强制”。 然而，不可隐讳的是，在公共政策运行现实中，公共政策的制定是由政府体制内外的“少数人”完成的。而这部分少数人显然代表政府行使政策制定的职能，他们也被学者们称之为

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1.两者调节的领域存在差异性货币政策的调节领域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而相比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调节领域更为宽泛，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社会发展的非经济领域。具体地说，货币政策是通过改变货币供应量来影响国民经济，货币供应量的改变主要发生于流通环节，对流通环节的调控主要集中于市场经济领域，在这一系列的连锁反馈过程中，货币政策要发挥其功能需要商业银行的配合和传导，因此受金融系统边界的制约，由此可见这种政策的调节领域比较有限。财政政策主要发生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环节，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动涉及社会稳定各个方面的实现，特别是在缩小收入差距，推动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等领域，具有货币政策无法比拟的优势。

2.两者调节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性财政政策更关注经济公平，货币政策更体现经济效率。这是因为，尽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控的都是货币资金，但其资金的性质明显不同。货币政策调控的资金为借贷资金，具有明显的偿还性，其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会使经济的运行更富有效率;相比之下，财政政策的货币资金较具有无偿性。通过资金的无偿占有和使用，调节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实现社会的公平。

3.两者调节的时滞存在差异性从政策制定角度来看，财政政策的制定时滞较长，而货币政策的制定时滞较短。政府制定和修订财政政策要经过立法机关审议和批准，有一整套极其严格的程序，不允许随意变动年初的财政预算，因此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货币政策的制定和修订由中央银行决定，中央银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政策的变动时滞较短。从政策执行角度来看，货币政策时滞较长，财政政策时滞较短。货币政策的实施要有传导渠道承载，无论通过利率渠道传导还是通过信贷渠道传导，都需要较长的传导链条，因而货币政策部分乃至全部效力的发挥要有较长的时间分布间隔。财政政策一般通过政府直接安排收支，且政策实施具有某种强制性，其达到的效果也较易在短时间内显现。

4.两者调节的方式存在差异性尽管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点，但财政政策能够由政府直接调节和控制来实现，因而更具有直接性，特别是在调节经济结构领域，通过财政支出的增减变动和税率的大小变化，可以直接作用于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与规模。相比较而言，货币政策的间接性较强。政策的实施不仅需要畅通的传导路径为依托，还需要商业银行的紧密配合，且政策效应的发挥还受到企业管理经营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居民的消费意愿等因素的制约。综上所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具有一致性也存在差异性，表明二者之间密切相关，在宏观调控中不可替代和相互补充。因此在实践中，只有根据自身特点将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容易和准确地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

二、财政与货币政策搭配的理论综述

1.封闭经济条件下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JohnRichardHicks和AlvinHansen(1937)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上得出的一个经济分析模型，用于反映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和利率的关系，该模型广泛应用于财政与货币政策研究。IS曲线用来描述产品市场均衡，根据封闭经济国民收入等式:Y=C+I+G可以获得关于收入和利率关系的向右下方倾斜的IS曲线。LM曲线用来描述货币市场均衡，根据等式M/P=L1(r)+L2(y)可以获得关于收入和利率关系的向右上方倾斜的LM曲线。IS与LM曲线的交点意味着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的利率和收入水平。然而这一均衡并不是充分就业时的均衡，因此需要财政与货币政策进行调节，其中财政政策改变IS曲线的位置，货币政策改变LM曲线的位置，通过IS和LM曲线位置的变化，实现充分就业下的均衡状态。伴随着IS－LM模型的诞生，经济学家对它的批评和指责就不绝于耳。例如，模型的创始人J.R.Hicks就公开表达了对该模型的不满:IS曲线表示的是流量均衡关系，而LM曲线表示的是存量均衡关系。若要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一年中同时达到均衡，则在整个过程中货币的供给必须与需求保持相等，这只有在不确定的预期每天都正确的情况下实现，这显然不可能。A.Leijonhufvud的批评指出:IS－LM模型的一个假设是两种市场的均衡相互独立，一条曲线的变动不会引起另一条曲线的变动，这种假设不正确，IS和LM应该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尽管各种对IS－LM模型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并没有因此撼动该模型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地位。无论是后来的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还是供给学派，其理论都没有取代正统的IS－LM模型，反而被纳入该模型，丰富和拓展了该模型。因而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证明IS－LM模型的巨大价值，是政府分析财政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

2.米德冲突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实现内部均衡，还要实现外部均衡。当一种经济政策面对两个宏观经济目标时，就会出现内外冲突的问题。詹姆斯•米德最早研究了这个问题，称之为“米德冲突”。他详细分析了两国为维持内外均衡的金融政策之间存在的冲突:设定两个国家A和B，在A国的国内支出上出现了自发紧缩，其结果导致了A、B两国国民收入的紧缩，并且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A国的方向变动。在这种情况下，A国需要采取政策性膨胀来实现内外均衡。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停止国内的萧条以实现内部均衡，另一方面抑制A国进口需求的缩减和A国的贸易差额移向顺差以实现外部均衡，对A国来说，这不会产生政策冲突问题。但如果A国不这样做，B国就会面临严重的政策冲突。为了实现内部均衡，B国的国内支出需要有政策性膨胀来制止经济萧条，但为了外部均衡，B国又要求国内支出有政策性收缩，以便在A国对B国出口需求缩减的同时，限制B国的进口需求。这就存在尖锐的政策冲突，稳定国民收入的政策性膨胀会导致国际收支更加不均衡，可使国际收支达到均衡的政策性紧缩又会加剧国民收入的下降。可见，在米德的分析中，内外均衡的矛盾表现为国内总需求紧缩和国际收支逆差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府只能运用金融政策一种工具，因此必然导致调控中左支右绌的情况。以上米德的论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在开放经济中内外均衡的冲突十分常见和频繁，单一的金融政策无法解决内外均衡冲突的两难困境，运用政策搭配才是治本之道。米德的这一思想构筑了政策搭配理论的基石。随后经济学家们在此领域的研究都是以米德冲突理论为依据展开的。

3.丁伯根法则为解决内外均衡的冲突问题，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丁伯根(J.Tinbergen)最早提出将政策目标和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数学模型，论证了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要有相互独立的N种有效的政策工具。这一理论被称为丁伯根法则。这说明，只要政府能够运用两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就可以通过政策工具的配合达到理想的经济目标。当A1/B1=A2/B2时，方程组无解，这意味着两种政策工具对两个宏观经济目标有相同的影响，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政策工具，因而不可能全部实现两个独立的经济目标。丁伯根法则对经济政策理论具有深远意义，它的重要贡献在于研究了政策搭配的数量匹配性，并提供了一个可扩充性较强的数学模型。该法则还进一步强调了众多且广泛的政策搭配是实现经济内外均衡发展的客观要求。

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国债投资经济结构减税

根据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近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仍然是必然的选择。但是，若这种政策只是靠增发国债来带动政府投资的扩张，财政债务风险会不断加大。所以，寻求化解财政风险和解决需求不足的有效措施和研究积极财政政策创新问题，至关重要。

积极财政政策取向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期。2003年GDP增长9.1%，从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看，主要是投资和出口。在9.1%的经济增长率中，投资拉动的贡献为70.95%，远远高于2001年的49.3%和2002年50%的水平。投资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地方盲目上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投资过多。2003上半年中央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总额同比实际下降了7.7%，而地方政府的投资额同比增长了41.5%。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一些行业已经出现投资过热，连续三年增幅均在20%以上。2003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8512亿美元，增长37.1%，其中出口4384亿美元，增长34.6%，进口4128亿美元，增长39.9%，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在强劲需求拉动下，价格总水平开始上升，通货膨胀的压力开始凸现。面对中国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今后一个阶段内，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在控制总量的同时，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从调整结构入手，适时适度地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和实施的力度。财政政策应由政府直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变到解决长期性、战略性、结构性的问题上来。

首先，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适当地减少长期建设国债规模，并逐年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建设投资。

其次，按照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的要求，紧紧围绕“五个统筹”，把机制创新作为积极财政政策调整的重心。主要是通过改革财政投入机制，拓宽积极财政政策来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思路。财政政策要更多地发挥税收、贴息、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多种财政杠杆，随着改革的深入，积极财政政策将逐步融于公共财政政策中去。

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增加有效供给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基础十分簿弱，现代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低下；工业和建筑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在这种状态下，增加需求仅仅依靠积极财政政策肯定是很难凑效的，必须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来实现。

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着力解决“三农”问题

首先，用长期建设国债进行农村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它不仅可以创造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而且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路径。其次，加大防灾、生态保护的投入，加强生态建设和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这些项目社会效益好，主要靠财政投资。再次，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依赖于农业科技的进步，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农户教育水平的提高，国家应尽早启动农村教育扶贫工程。这是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最后，利用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等手段来引导和扶持那些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农业投资项目。积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大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对第二产业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

调整结构，保证重点。按照经济结构调整目标，除了保证国家重点基础产业的投资外，还应支持工业战略改组、优化与升级，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略，使其尽可能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于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企业。这不仅是国有企业自身和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集体企业、个体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的需要。对那些经战略性改组后有必要续存下来的国有企业，除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继续保持独资外，对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化的股份制改造，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强化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功能。当然，在结构调整与升级过程中，财政增量投入总是有限的，重点是盘活存量资源，使存量资源在不同产业、地区之间流动，而存量资源的流动是资本重新优化组合的结果。关键问题是目前我国一方面缺乏资本退出的必要条件即产权的市场化；另一方面又缺乏资本补偿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结构调整和升级相联系的资本补偿就需要财政政策支持。财政可以通过发行长期专项国债来收购、封存或淘汰那些生产能力过剩的资本，使过剩领域的资本得到全部或部分补偿。

采取措施治理一些地方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首先，要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尽快制定完善并严格执行行业准入的环保、安全、能耗、技术、质量等标准，不达标的一律不准开工建设，对在建工程进行清理整顿，对未达标的，责令限期改造达标。其次，要严格土地审批制度。对省以下土地实行垂直管理。凡是不符合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批准用地。再次，要加强监管，严格控制银行贷款。银监会要加强监管，中央银行要强化窗口指导，商业银行要增强风险意识，严格贷款审核，对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扩张的行业，要从严控制贷款。最后，要加强税收执法力度，禁止任何地方和部门擅自出台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不得越权减免税收。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调整使我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重工业化时期，此次经济的重工业化是消费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以及政府政策引导的结果。今后我国扩大内需的重点应该从直接投资转向扩大消费，充分发挥消费结构升级对社会消费的促进作用，财政政策应侧重于支持汽车、通讯、旅游、文化、体育、教育、医疗服务等新兴消费产业的发展，特别是重点扶植高新技术产业、生物工程产业、教育产业以及旅游产业的增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限制，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使各种各类民间投资主体在优化产业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以全面提高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切实增强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

要合理运用政府采购，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劳动力、投资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政府采购作为市场中最大的购买者，它可以引导生产要素向产业结构的合理方向流动。通过有计划有目的政府采购，使得需求结构处于引导产业发展方向的态势。目前我国房地产，汽车等投资增长过快，如果政府采购在一定时期内不抑制这些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在目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就可能产生通货膨胀的危险。当然，在短期内，政府仍然需要有计划地适量增加投资过热的产业的消费需求，来消化投资过热产业的投资产品。否则，会导致生产产品过剩，很有可能形成经济滞胀。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启动消费

连续实施六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虽然保持了经济的较快增长，但消费需求不足的现象仍然突出。其主要原因是居民的社会经济预期对供求关系的影响力加大，居民的低收入、高支出预期，已成为扩大即期和中远期消费需求的障碍。因此，近期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对启动消费需求的支持力度。一是尽快建立健全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消除大多数居民增加消费的后顾之忧，提高消费信心和消费水平，促进经济良性发展。二是稳定居民的收支预期，增加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继续贯彻执行企业“两个确保”和城市“低保”政策，加大对困难群体的财政扶持力度。三是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选择可行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有效地解决农村消费不足的问题。四是消除限制消费的体制性、政策，改善消费环境，启动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深化税制改革，促进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

对消费行为减税，以刺激消费

当前，一般性消费品已在我国城市家庭趋于饱和，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已开始向汽车、住房、教育等更高级的消费升级。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做法，为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将减税政策与银行的消费信贷结合起来。对政府鼓励的特定消费行为如居民购买住房、汽车、教育等消费贷款利息允许抵免个人所得税。因此，建议政府应尽快制定消费贷款利息允许抵免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以达到扩大内需，引导社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的目的。

对投资行为减税，鼓励投资，特别是吸引民间投资

为了鼓励企业不断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可以将减税与扩大投资需求结合起来。

进一步扩大企业所得税的抵免范围。对企业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和国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的投资都应按一定比例允许抵免企业所得税，以鼓励企业投资，推动国内企业技术装备的进步，提高其竞争力。

逐步推进增值税制改革，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我国现行的增值税是从1994年起实行的一种生产型增值税。这种生产型增值税使得企业外购设备的投资越多，不能抵扣的税金就越多，这样就抑制了投资和设备更新及技术进步，导致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税负重。而且生产型增值税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征税，使得国内产品税负重于国外产品，税负不公，不利于公平竞争。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后，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缴纳增值税允许抵扣，不仅可以鼓励企业投资，带动民间投资，增强企业自主投资的动力，逐步形成社会自我投资的增长机制，而且可以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高企业的供给水平。增值税转型后，应尽快对纳入抵扣的固定资产的范围做出严格的限定。

继续完善农村税费改革，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一是全面推进农村“费改税”工作，取消不合理收费，进一步规费收费。二是逐步从以税代费改为费税全免。为了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应逐步降低农业税率，直至取消农业税，实行城乡统一的税制，即对从事农产品生产和交易的农民只征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不征农业税。三是对农民个人和个体工商业户缴纳增值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时，进行适当地税收减免照顾，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参考资料

1.刘立峰，《国债政策可持续性与财政风险讨论会综述》，《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在经济总量基本平衡时期，由于物价相对稳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应当实行中性财政政策，凸显稳健特征，注重解决结构优化问题，减弱政府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党中央、国务院决定2005年实行稳健财政政策，这是顺时应势、及时果断、高瞻远瞩的重大决策。

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随着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的转变，财政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的职能作用将发挥得更为积极。

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当前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客观需要作出的重要决策，也是在宏观调控中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必将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正确运用财政政策是实现科学调控的基本要求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主要依靠两大工具或“两只手”来调节：一是市场机制，即所谓“无形的手”；二是政府宏观调控，亦称“有形的手”。政府宏观调控应该在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并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营造良好环境。当前，正确运用财政政策，不仅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必然选择，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更是不断健全财政职能的重要内容。

特定的财政政策与具体的宏观经济状态紧密相联。一般来说，宏观经济运行存在三种基本状态：第一种是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出现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等问题；第二种是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需求过度膨胀，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等问题；第三种是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但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应的主要是结构性问题。面对这三种不同的宏观经济状态，应分别实行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财政政策。否则，财政政策取向与宏观经济运行就会发生错位，形成逆向调节，加剧经济波动，甚至导致经济大起大落。

在经济衰退时期，国民收入低于充分就业均衡水平，表现出总需求不足，政府应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采取增加财政支出和减少政府税收等手段，扩大总需求；在经济过热时期，国民收入高于充分就业均衡水平，表现出总需求膨胀，政府应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主要采取减少财政支出和增加政府税收等手段，控制总需求；在经济总量基本平衡时期，由于物价相对稳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则应实行中性财政政策，凸显稳健特征，注重解决结构优化问题，减弱政府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根据经典理论，中性财政政策或财政中性、中性预算都是指财政政策对总需求既不扩张也不收缩的情形，是介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需要指出的是，中性财政政策并不简单以收支完全平衡作为衡量标准。国际上往往将财政收支中剔除经济周期影响后的部分保持平衡定义为中性财政政策，或者认为保持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非利息支出占潜在GDP比重不变是中性财政政策。这说明，财政收支总量平衡和增量平衡都可能是中性的，财政收支完全平衡并不是“中性”的充分必要条件，对总需求的现实影响既不扩张也不紧缩才是衡量财政“中性”的关键。譬如，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与欧元区国家磋商时，就认为欧元区大部分国家1999年执行了中性财政政策，而当时很多国家仍有绝对数不小的财政赤字。另据有关文献分析，泰国1992—1997年、韩国1994—1997年也实行了中性财政政策，但这些国家消除赤字同样走了一个渐进的过程。经验表明：实行中性财政政策要以经济增长相对平稳、物价总体稳定为背景；以合理把握财政调控力度、对总需求既不刺激也不抑制为核心；以强调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趋于削减或逐步消除财政赤字为实质。

财政政策及时转向是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的重要体现

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财政政策及时转向，是贯彻科学调控观和加强财政宏观调控的重要表现。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两次宏观调控重要实践看，1993—1997年，为抑制通货膨胀，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1998—2004年，为刺激有效需求和治理通货紧缩趋势，实施了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这两次财政政策的适时适度调整均取得了预期效果。2005年，根据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和宏观调控的新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又适时决定实行稳健财政政策，这主要是由于与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的情况相比，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财政政策运行又到了一个转折点。

经济自主增长机制初步形成。一是市场机制作用明显增强。目前我国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力量。二是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近年来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年均上升1．4个百分点，2003年城镇化率达40．5％，表明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对需求的拉动作用直接而明显。三是消费结构加速升级。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达1090美元，消费结构正处于由“吃穿用”加快向“住行游”为主转变的时期，并带来重化工业化趋势，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变量。四是开放型经济进一步发展。2004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70％左右，可望跃升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同时，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入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开始较快增加，说明开放因素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一是经济增长接近潜在水平。2003年GDP增长9．3％，2004年增长9．5％，部分行业瓶颈约束或资源约束的出现，表明GDP增幅已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二是物价趋于上升。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2％和—0．1％，2004年则分别上涨3．9％和2．8％。三是失业率升势趋缓。2003年全国城镇就业增加85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四是国际收支保持盈余。2003年实现外贸顺差255亿美元，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4033亿美元；2004年贸易顺差32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到6099亿美元。

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凸现。一是“五个统筹”成为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财政政策作为政府配置资源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要在优化结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将是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更加尖锐。目前我国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特别是2003年我国GDP占世界的4％，但消耗占世界的比重：石油为7．4％，原煤为31％，铁矿石为30％，钢铁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说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紧迫任务。三是体制改革滞后已成为影响科学发展观落实的根本性掣肘因素。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仍过多地介入竞争性领域的资源配置；要素市场价格机制不完善，使投资的私人成本严重低估，成为经济增长粗放的重要因素；企业改革相对滞后，预算约束软化，经营行为存在扭曲。因此，支持改革，消除体制，将是财政政策优先考虑的重点。

在这种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决定2005年实行稳健财政政策。这是顺时应势、及时果断、高瞻远瞩的重大决策。回顾10多年来财政政策由紧缩到扩张再到中性，实现了“一个轮回”和“三次转向”的历程，我们有以**会：第一，财政政策是中央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和经济手段，对熨平经济周期有着重要作用，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应该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第二，财政政策必须随着作用环境与对象的变化而适时适度进行调整，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及时相机抉择，这是财政宏观调控的灵魂和关键。第三，在积累治理通货膨胀和应对通货紧缩经验的基础上，当前又实行中性取向的稳健财政政策，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宏观调控的艺术更加成熟，宏观调控的经验更加丰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更加高超。

稳健财政政策是趋于中性与支持发展的辩证统一

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系统的外部条件：宁夏D乡的基本状况

（一）社会经济现状

D乡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曾处于沙漠地带，饱受干旱和沙尘暴的侵扰，但地势平坦且临近黄河，因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自治区政府吊庄移民政策①的规划地区。D乡属于回民区，2008年总人口42136人，回族占60％，计划生育政策的松动和地区传统重男轻女思想，导致单位家庭孩子数量相对较多。回族民众笃信伊斯兰教，全乡各处伫立着大大小小的清真寺，回汉文化多元并进。多年的经济整治使得砂质土壤得到改良，再加上黄河灌溉和搬迁时统一规划的水渠系统的使用，D乡逐渐成为适宜种植和居住的地区，以农业为主，主要作物为玉米、小麦和经济作物枸杞，同时还有少量的畜牧与养殖。由于地理上的交通便利和临近首府银川、西安和兰州等大城市，近年来进城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多，得益于现代化的趋势和经济增长的拉动，D乡近年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劳务需求和人工费的增加使得该地区农民收入普遍增长。据当地政府网站公布数据显示，D乡2009年有6000多人外出务工，劳务收入2800万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务工浪潮，给D乡经济带来了发展。

（二）义务教育政策的基本实施

在全国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与此同时，D乡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农村教育，除法律规定的普遍性政策之外，还具有许多政策上的独特之处。首先，致力于中西部地区的“两基普九”。为贯彻推进西部大开发，国家提出实现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的“两基”计划，少数民族教育成为“两基”攻坚的难点。行走在D乡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基础义务教育重点普及地区的标语，D乡共有完小9所，遍布全乡26个村庄，完中一所，基础教育学校体系基本完善。其次，农村义务教育的“两免一补”。国家从2001年开始实施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就学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即“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6年又从西部地区开始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D乡所有中小学生均享受了基本的两免一补政策，学费书本费均由国家承担，上学成本普遍不高，即便存在一定的日常开支，相对该地区近年来平均工资和人均收入而言也不算很多。再次，民族地区的教育政策倾斜。民族教育政策倾斜的支点则在民族基础教育。［3］D乡回族学生在入学升学方面均享有优惠政策，以中考为例，回族学生可以有30分的加分政策，同时在入学和录取上也享有优先保障。日常生活中，政府的“鸡蛋工程”让所有学生每天可以得到一个鸡蛋作为早餐。从2012年起，政府还启动免费午餐的工程，而D乡作为试点地区提前享受到这样的补助机会。

系统的反常输出：义务教育政策下D乡的初中辍学现象

无论是国家整体推行的教育政策，还是落实到民族农村地区的具体政策倾斜，其基本出发点都意在维持所有“适龄儿童接受教育”这一基本目标，而当既定政策目标群体的学生出现流失之时，政策本身也就出现了失灵。目前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农村学生辍学现象就是这种教育政策失灵的体现，而宁夏D乡则尤为明显。以全乡唯一的D乡中学为例，学校共设有七八九三个年级，2010年的在校学生人数为2400人，根据笔者对2010年新入学的七年级其中一个班级为期一年的跟踪观察显示，从2010年9月入学时全班人数63人，到2011年6月学年结束之时全班人数51人，一年期间辍学人数达到12人，其中男生9人，女生3人，汉族2人，回族10人，男生占总辍学人数的比例为75％，回族占总辍学人数比例为83％。同样的现象反映在学校2010年入学时的统计数据中，如表1所示：首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入学成本的降低，D乡中学尚处在义务教育政策阶段的初中生却出现了辍学人数逐渐增多的反常趋势，并且此增长一方面是辍学人数的绝对数字的增加，另一方面是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辍学人数也增加。八年级和九年级的辍学率分别达到17．4％和25．5％，这一指标远高于同期其他省份辍学率，也远高于国家“两基普九”规定的3％的辍学率警戒线。其次，尽管存有地区落后观念和家长的影响，但多数学生辍学属于主动辍学。辍学生离开学校，与家庭经济负担没有直接关系。［4］在同期进行的对家长和学生辍学的访谈记录显示，有73％的学生认为其辍学是自己的决定，且71％的家长对学生辍学持坚决反对态度，可见地区观念和家长作用对学生辍学即使起到间接影响但也没有决定作用。在经济困难时期，农村青少年更多的是因为贫困而辍学，是被迫辍学；反之在经济发展时期，更多是因为眼前的社会经济利益而辍学，是主动辍学。［5］调查中还发现，民族基础教育的政策倾斜并没有减少回族学生辍学的可能，相反回族学生辍学率远高于汉族，八年级辍学人数中回族135人，占88．2％，而在九年级辍学人数中回族占72％。在回族和汉族都具有的重男轻女思想的农村地区，以往女生为主的辍学现象被男生辍学人数远多于女生的现象所取代，八年级辍学人数中女生只占36．6％，而相反男生辍学人数达到97人，占63．4％；九年级中辍学男生则占辍学总人数的52．7％。

系统输入：对D乡辍学学生和教育资源的考察

（一）要求输入———学生的辍学逻辑

在尝试辨析影响学生做出辍学决定的因素时，单靠分析访谈学生自身提出的辍学原因是不够的，为减少这种主观性的偏差，笔者通过学生提出的辍学原因和实际辍学去向两组调查数据来分析，有33％的学生认为是学习困难导致信心丧失，无法继续念书；30％的学生认为读书无用是自己辍学的原因；26％的学生认为家庭困难是自己辍学原因；还有小部分因为身体等客观原因而辍学。而辍学后去向，其中有56％的同学外出打工，22％的同学在家打工，6％的同学去清真寺念经，还有小部分同学结婚。在这两组数据中可以看出学生辍学的隐性逻辑：学习困难容易导致普遍的厌学情绪，并且在朋辈交流和信息媒介的发展下得到传播，而这种信息传播和流动机会的增加助长了学生经济社会参与行为，在D乡主要表现为学生周末常常跟随父母进城打工，枸杞收获的时节，平均两元钱一小时的人工费也使得大量的学生课余打工，更有甚者逃课旷课去打工挣钱，由于往来交通方便，许多学生出走银川、兰州等大城市，脱离校园走向社会。

（二）支持输入———基层教育资源的缺乏

首先，经费投入的不足。教育事业赖以发展的基础是经费投入，［6］经费作为义务教育政策系统的支持性输入，在我们这个穷国办大教育，教育事业适度超前发展与教育投入不足的矛盾将长期存在，甘肃和江苏的校车事件可见一斑。宁夏D乡虽已基本建立遍布全乡的小学体系，但在笔者走访了解过程中，无论是学校建设还是教师工资都存在严重的资金缺乏，虽然国家普及的两免一补和地方性的“鸡蛋工程”和“免费午餐”体现出国家在教育经费上的大力支持，但此种支持远远无法支撑完善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的开支，且还要考虑过程中可能有的教育腐败和资源浪费现象，由中央层面下放的教育投入，经由一级级政府机关的层次扣减，到最后留给基层部门可利用的资金非常有限，而作为这个体系当中最底层的学校和教师，可利用的资源更是少得可怜。其次，师资力量的缺乏。资金不足往往伴随着师资缺乏，年轻教师流失的原因大多都是出于经济考虑，而这种师资不足又导致教师教学任务沉重。2010年D乡中学有学生2400人，40多个教学班，并且这个数字会随着吊庄移民地区搬迁人数的增加和人口出生率的居高不下而逐年递增，而学校的教职工人数却只有142人，除去后勤部门外，能担任教学任务的教师不足百人，因而在教学任务上，平均每一专任教师负担学生数为20～30人，远远高于2009年宁夏平均16人的水平。［7］此外教师流动和流失频繁。一方面由于学校缺乏教师，因而许多从县城和其他地区“借”来的支教老师和交流老师都担任了主课教学任务，这些临时性老师经常性的交换流动使得教学工作存在断裂，对学生学习及心理成长产生消极作用。另一方面业已入职的年轻教师存在大量流失，无论是考取公务员还是研究生，抑或是到更好的县城和市区求职，在导致师资力量不足现象更严峻的同时，也给学生们带来不良的示范影响。

（三）隐性输入———现代化与经济发展

从教育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民将教育看作一种投资，这种投资可为接受教育的人带来货币收益（如未来较高的工资），因而在教育成本和教育收益之间的权衡成为学生是否辍学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普及，教育的资本价值大大降低，读书不再成为出人头地前途似锦的唯一方式，世代经学的传统不再具有政治和经济的现实意义，如今人们更愿意认为“遗子一经，不如黄金满籯”。现代化还打破了传统的伦理格调和社会观念，民众对现实利益的追逐兴趣远胜于教育精神，当外出打工的流行和务工人员普遍收入增长的现象出现时，近在眼前的经济利益显然比作为长期投资且存有风险的教育更具有吸引力。此外农村人口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大家都沿着相同的轨迹生活，教育改变生活的示范和刺激效应短期难以实现，相反打工挣钱带来的现实收益和示范刺激效应却很快对学生和家长产生影响。

政策执行系统：D乡义务教育政策执行分析

即使存在着学生厌学情绪和读书无用论，以及教育资金和教师资源的不足和经济因素等影响因素，义务教育政策都有关于普及义务教育和抑制失学的预防措施，而原本可作为防止学生辍学的最后一道关卡的政策执行在最后关头失去作用，导致宁夏D乡大量辍学现象的产生。“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义务教育政策的形式内容、适用状况和社会理解程度，执行机构的具体执行和目标群体的接受程度，以及文化社会环境等都是影响义务教育在D乡成败的考虑因素，如图2。

（一）理想化政策：义务教育政策失灵

九年义务教育政策在国内实施以来，曾经取得了长期而广泛的成就，建国初的1949年全国学龄人口入学率仅为20％，其中文盲达80％以上，到2000年，全国总人口的85％实现了义务教育，初中阶段入学率达到85％，小学入学率达到99％。［8］然而任何政策，决不能有利而无弊，也不能历久而不变。教育系统在D乡的失灵源于理想化的政策与时代的脱节，时代在变，相应的政策和制度理应随之变化。

（二）目标群体：学生和家长教育认知

公共政策制定以后，如果政策目标群体不能正确理解公共政策的内涵、基本原则及其制定政策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或者公共政策理解发生偏差，则可能使公共政策执行行动发生偏差。［9］学生和高文盲率的家长对教育认知矛盾构成了对政策理解的摇摆，在诸如D乡这样的偏远的农村地区，一方面，厌学情绪的产生和“读书无用论”在学生和家长中间的滋长流行导致对教育的质疑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教育”价值依然受到传统的深刻影响，旧有的经学致用风气的传承导致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理解产生矛盾和冲突，而这种情况下，教育的功利性出路和国家的资金支持就成为影响的重要变量。义务教育政策的失灵伴随的辍学现象客观上是由于利益刺激下学生的经济参与行为，而这种利益刺激，一方面来源于辍学带来的直接利益，另一方面来源于教育资源不足带来的间接损失。

（三）作为执行机构的政府部门和学校的偏差

一方面学校在政策执行中出现问题和失范。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指标是国家“十二五”规划新增的一项指标，即一个学校入学人数与毕业人数的百分比，这是义务教育政策中为了保障辍学控制而设置的一个特殊指标，而在D乡中学它更多地成为一个象征性的指标，使得它在控制减少辍学的作用上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吊庄移民地区的特殊入学政策导致“高龄学生”众多。调查中发现，该地区学生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而言年龄普遍偏高，存在大量高年龄低年级的个体案例，有70％的学生在吊庄移民搬迁至大战场后留级一到两年，而这种留级不是根据其实际知识学习状况，而是当地小学统一实行的留级政策，更有3％的学生从一年级重新读起，这种入学方式使得后来升入中学的很多学生普遍年龄偏高，甚至已经成年但仍未初中毕业的学生大量存在，这些“高龄”初中生成为辍学的主力军。再者，当地相关机构在义务教育政策执行中存在造假和腐败行为。2005年中央党校经济部的潘云良教授对全国十六个省市的义务教育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发现“两基”达标数据造假现象严重，地方政府通过编造假数据来蒙混过关，由于“两基”已成为政绩考核的一个标准，与人事晋升直接相关，甚至出现了“‘两基’不过关，乡镇干部一锅端”的说法。经济发达地区尚且如此，更何况社会经济尚在起步的D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用民族地区自主的“自由裁量权”解释政策以为自己谋私利，背离了原有政策的精神。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巧立名目，利用各种名义收取费用，给学生和家长带来恶性印象。与此同时还缺乏独立、多元和有效的监督评估，都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D乡的学生辍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