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日记范文1

【关键 词】唐朝/“庄园”说/生产关系/结构/差别

【正 文】

一、唐朝“庄园”说的产生和发展

在唐朝史笈里虽然有“庄园”一词，但把“庄园”作为学术问题加以研究的，是从日本学者开始的。1909年，中田薰教授发表《日本庄园系统》，在文中写道：“所谓中国庄的制度，是随着唐朝均田制的破坏，作为土地兼并的原是屋舍，但是到了唐朝，已经从原来意义的庄，转化为郊外私有土地，特别是大地主以经济为目的所有土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的庄和欧洲法兰克时代的庄园，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1]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出现了“庄”？中田薰说：“隋朝以前，根本不使用这样意义的字，把私有土地称为庄是在唐朝初和隋朝的事。”唐朝“庄园”说就是这样产生的。

中田的以后，在日本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1917年，加藤繁发表了《唐朝庄园的性质及其由来》，批评了中田的观点，他认为，“唐朝的庄、庄园、庄田等性质，决不始于唐朝，而且可以一直追溯到汉朝，在本来是‘别庄’的意思，或者也叫墅园、别业，是配置花木、水竹之娱乐游息场所，可是除了这部分以外，大多包有作为生活资料的田地。换句话说，原来指庄和田园两重意义的庄田或是庄园这样用语，事实上很多场合和庄字完全一样，因为引申下去，就不问别庄设备的有无，专指田地的也称为庄、庄田、田园等。把别庄称为庄，从梁朝起就已经出现了，而这种用语的盛行是在唐朝。”“总之，唐朝的庄田、庄园的名称的确到了唐朝才显著起来，但是它的实质从汉以来就继续存在。如果深入细致地来看，有多少差异也难以推测，但大体说来，这是自古以来普遍现象，决不能看做唐朝特殊制度。”[2]

1924年，玉井是博发表《唐朝土地制度管见》长篇论文，又对从均田制到所谓“庄园”进行全面探讨。玉井是博不仅吸收了加藤繁的研究成果，而且把“庄园”说推进一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对“庄园”进行分类。“在唐朝，庄园到处都是，这已经是明了的了。这许多庄园，可依其所有主而分作三类观察，一官有庄园，二私有庄园，三寺观庄园。”第二，明确指出唐朝“庄园”生产者。“庄园的耕地大概使用自己的奴婢去耕种，但土地面积很多，仅用奴婢则感到劳动力不足，因此庄主还收留客户使其佃种，这是明显的事实。”第三，不同意中田薰的看法。唐朝庄园和日本的庄园名词是相同的，但两者的性质不同。日本庄园主一般说来是有不纳税和不收租的特权的，唐朝庄园与此相反，虽然名义上叫庄园，却与一般的田园同样负担国家赋税”。“这样看来，唐朝庄园是没任何法律特权，所以唐朝庄园也就不能像日本的庄园那样有特别的制度，大体上正如加藤所说，唐朝庄园之名，不过是当时人用它称贵人、富豪的田园普通话而已。”[3]

1928年，加藤繁发表了《唐宋时代的庄园组织及其成为村落而发展的情况》，把唐朝“庄园”说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宋朝，进一步探讨唐宋六百年中“庄园”内部结构。全文共讲四个问题：一是庄园”的语义，论点与过去相似。二是庄园的形式。“在庄里，首先必须注意到有主人的房屋，有时是别庄，有时也许是本宅，总之是主要人居住的一所房屋。这种房屋似乎叫做庄院。”“庄里有田园也很值得注意。……其次，庄里有佃农的住宅，虽然庄内田园也有依靠奴婢耕作的场合，但是在唐朝中叶以后，似乎主要依靠佃农耕种，佃农叫做庄客、庄户、佃客、佃家、佃户、佃民等，或者叫做客、客户。……这种佃农的住宅，似乎叫做客坊。”“包括庄院、田园、客坊三者的，似乎是庄的完全形式。但是其中大约也存在着缺少庄院，而只有田园客坊二者的庄。”[2]三是庄的具体名称。“大的庄自然有名称产生。”他把庄的名称分为四种。其一是取主人的姓氏作庄名者，如李家庄、孟家庄、鲁家庄等。其二，取主人官职作庄名者，如使庄、侍中庄，王舍人庄等。其三是取地名作庄名者，如济源庄等。还有，取美称作庄名者，如旌忠庄等。四是讨论“庄客的境遇”。“庄客对主人要交纳地租，……除了租课以外，似乎还要提供多少劳动力。”最后是“庄园成为村落而发展。”“从唐朝后半期到宋朝，庄园发展起来，面积大而人口多的庄园自成为一个村落。这种随着带有庄字的村落名称的出现，同时，发生了把庄这个字当作村落意义使用，并将农家叫庄居，把农民叫庄家、庄民等。”[2]

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日本学者首先提出唐朝“庄园”说， 因此在1930年以前，中国学者编写的国史著作里，从来没有人提到唐朝“庄园”问题。在唐朝文献里，虽然有个别地方提到“庄园”二字，但是，唐朝说的“庄园”仅是一个名词。我们现在谈的是“庄园”说，是一种学术观点，这是两码事，不可将二者等同视之。

日本学者唐朝“庄园”说传入中国是1933年以后的事。传入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加藤繁和玉井是博的论文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表，二是通过日本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中译本。北京师大王桐令先生，首先把加藤繁1917年那篇论文译成中文，在1933 年的《师大月刊》第2期发表，题目是《唐代庄园考》。1934年，中国《方志月刊》7卷2期，发表了加藤繁的《唐宋时代庄园之组织及其与聚落的关系》的译文。1933年，在北京《中法大学月刊》第2、3、4、5期，发表了玉井是博的《唐朝土地制度之管见》论文，中文题目是《唐代土地问题》。从此开始，唐朝“庄园”说便在中国学术界传播。虽然如此，但由于发表加藤、玉井论文的都是大学学报，发行量很少，能看到《师大月刊》及《中法大学月刊》者不多，对学术界影响有限。

唐朝“庄园”说传播的第二条途径，也是主要途径，是通过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三个中文译本。这本书1934年在日本出版，两年以后，由陈昌蔚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此同时，中华书局又出版了署名陈怀仁译本。后来，上海生活书店又出版一本王渔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在本书序言里，王渔村说，他的书基本上是森谷克己《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译本。一本外国人的史学著作，同时有三个译本出版，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恐怕是空前的。

森谷克己的书影响很大，对唐朝“庄园”说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本书第三章集中介绍唐朝“庄园”说。第一节标题是“唐代庄园——私有土地的形成”。森谷克己说唐朝私有地（庄园）形成的原因，有的庄主的土地是由于立功得到皇帝赏赐，有的由购买典押而来，也有的由于自己组织劳力开荒所得，书中直接引用加藤繁的意见说：“唐宋文献上的莊字，后来又简化为庒或庄，这是我们现在常看到的，……这种简化字的出现，或者就因为当时盛设庄园，写庄字的机会特别多的缘故。”[4]第2节的标题是“庄园所有者”。内容主要介绍唐朝“庄园”，把“庄园”分为三类，一是王侯、百官、富豪的庄园，二是帝室庄园，三是寺观庄园，基本上是介绍玉井的论点。第三节“庄园的组织及其耕作者的地位。”森谷克己写道：“唐朝庄园由庄院、土地、庄客三部分组成。”“庄园”之耕作者主要是庄客和奴婢，这是加藤繁1917年论文的观点。第四节“中国中世纪的庄园及其特质”，全部是加藤论文观点，勿庸赘述。第五节“庄园聚落之发达”。该书第35页写道：“从唐朝后半到宋代，因庄园发达，其土地广大，而人口众多，遂自成一村落，故在南北各地，常见不少村落称为某庄的。庄名有取主人姓的，有以地名为名的，也有选美名而命名的。因庄园普及的结果，用庄字本身也含有村落的意义，如称农家为庄居，称农民为庄家、庄民等。”

从1936年以来，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三个译本在中国广泛传播，对中国史学界影响很大。具体表现是中国学者吸收了森谷克己观点，引入自己著作里。1946年，中央大学的朱伯康、祝慈寿先生合著《中国经济史纲》，把唐庄划分三种：一是官庄、二是私庄，“私庄指大地主所有的庄园”，此种大地主或为世宦之家，或为名门大族，或为当朝官宦之家，或为皇室及特殊武人之姻亲。三是介于官庄私庄之间的寺观庄园。

关于“庄园”的内部结构，除了田地之外，还有“客坊”，这是庄客的住处，至于庄主的住处，当时称为“庄院”。

唐朝“庄园”发展的前景如何？朱伯康指出：“庄园之发展，往往成为村落组织，初则聚庄而居，环庄而耕，后则由此种聚居之庄园成为村落。故中国村与庄并称，名为村庄，村庄即村落也。乡间之地，往往以庄为名，庄之上又往往冠以庄主为名，如李庄、王庄、刘庄、太史庄等。盖在当时的庄名，迨后就成为地名是庄园普及的结果。至于称乡居为‘庄居’，称农民为‘庄家’、‘庄户’，亦为同一意义的引申。”这段是引自森谷克己书及加藤繁1927年论文观点。（注：关于朱伯康先生的论点，皆引自《中国经济史纲》第八章第八节。）

关于“庄园”的耕作者，朱伯康说：“庄园田亩之耕种，虽有租佃有雇佣之方式，然大部分皆为奴隶，佃客之无偿劳动。……但唐代庄园田亩之耕种，并非全为奴婢之耕种，而为半独立身分之无地农民，当时称为‘客户’、‘寄庄户’、‘庄客’、‘庄户’”。

那么唐朝“庄园”的重要特征是什么呢？朱伯康认为，在庄园范围内，地主得肆其绝对的权力，以凌驾于农民，其关系不仅限于纳租交税或佣劳取值，而是超过此关系，地主对庄园内的佃户或佣工，有政治上之统治及法律上之裁判权。其经济生活，亦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闭锁集团，不与外界往来，恰如一个“消费共同生产共同”的家族集团。故此种庄园经济，亦为封建经济之一，并非属于另一范畴。这样看来，朱先生笔下的唐朝“庄园”和旧西藏的封建庄园一模一样，和欧洲中世纪法兰克庄园及日本中世纪封建庄完全一样，这种观点和日本学者中田薰教授论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和加藤观点却有很大差别。

1956年前后，各大学按新观点编教材，不少人吸收了森谷克己的观点，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尚钺先生，他认为唐朝有“庄园制”。[5] “大多数庄园，除了庄宅及其附近的田地以外，还包括有果园、茶园、碾硙、店铺、茶园、盐畦、车坊及山泽、森林这些生产资料，均归庄园所有”。[5]

二、“庄”的结构和性质

1.“庄”的出现和发展。

据唐史专家张泽咸先生考证，最早的“庄”是东魏祖鸿勋在范阳雕山的山庄。[6]北齐北周继续有庄田出现，如《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说：“施主严光灿，灿弟市显，兄弟们华礼、风仪并著，……共施武郭*[土+庄]田四顷。”“*[土+庄]”是“庄”的俗写。唐长孺先生指出，“虽然南北朝史笈诗文上早已见到‘庄’或‘山庄’，也可以断定这些‘庄’别墅、别业不仅是玩赏场所，而且多带有一片植谷物、果、蔬的土地，但‘庄田’、‘庄园’联称却是少见的。就我所见，只有两条，今录于下：

（1）《周书》第29卷《宇文盛传》称：‘盛告赵贵谋杀宇文护，赵贵被杀，宇文盛加官进爵，此外还赐甲一领，奴婢二百口，马五百匹，牛羊及庄田、什物亦称是。’此事在周闵帝元年。

（2）《周书》第44卷《李迂哲传》称：‘武成文年，朝于京师，世宗甚礼之，赐甲第一区及庄园等。”（注：转引自《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以上是南北朝后期“庄田”二字的出现，当时的“庄田”就是私有土地。到了隋朝以后，私有土地（庄田）继续发展。《旧唐书》第58卷《柴绍传》附《平阳公主传》载：“绍即间行赴太原，公主乃归雩县庄所，遂散家财，招引亡命，得数百人。”

隋末农民战争，虽然冲击了大小庄主，暂时缓和了土地兼并，但李唐王朝，仍然是地主阶级专政的政权，唐政府的总政策始终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在唐政府中占优势的始终是贵族、官僚、新发展起来的地主。例如与唐高祖谋划太原反隋的裴寂，原晋阳宫副监，资助李氏反隋，成功后任宰相，赐田千顷。徐绩是“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的大地主，投降唐政府以后，赐田五十顷，甲一区，赐实封九百户，仍然是大地主，并兼大官僚。关中大姓于志宁，系北周大贵族于谨曾孙，隋封燕国公，唐初宰相。他对唐太宗说：“臣家自周、魏以来，世居关中，赀业不坠。”类似事例甚多，姑不一一列举。

唐朝对私产也加以保护。武德元年七月，颁布了《隋代公卿不予义军者田宅并勿追收诏》，正式宣布：“其隋代公卿以下，爰及民庶，身住江都，家口在此，不预义军者，所有田宅，并勿追收。”[7] 已经抄没者，要立即归还。例如宰相莦瑀，其“关内产业并先给勋人，至是特还其田宅。”[8]（卷63，莦瑀传）唐初地主田庄， 就是在政府保护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地主田庄扩大的另一途径是侵占兼并，早在唐初就出现土地兼并，如河东区的泽州，土地肥沃，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兼并境内膏腴田数十顷。[8]（卷58，长孙顺德传）在洛州，“豪富之室，皆笈外占田”。[8]（卷185上，贾敦颐传）土地兼并扩充地主庄田，必然破坏均田制度，使农民分不到土地，或者分田很少，影响政府租调收入，因此朝廷多次下令禁止，但收效甚微。高武以后，土地兼并日益激化。太平公主“田园遍于近甸膏腴。”[8]（卷183，太平公主传）大商人邹风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9]（卷495，邹风炽）

开元年间，商品经济和商业进一步发展，《通典》第七卷写道：“东至宋*[氵+卡]，西至歧州，夹路，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凭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可见开元年间商业已相当发达，伴随着商业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大贵族大官僚纷纷扩大自己庄田，宰相李林甫，“京城邸第，田园水硙，利尽上腴。城东有薛王别墅，林亭幽邃，甲于都邑，特以赐之。”[8]（卷106，李林甫传）工部尚书卢从愿，“盛殖产，占良田数百顷，帝自此薄之，目多田翁。”[8]（卷139，卢从愿传）京兆尹李憕，“丰于产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修竹茂树，及城及阙口，别业相望。与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8]（卷187，李憕传）上述情况并非个别现象，当时很多官僚都兼并民田。工部尚书张嘉贞说：“此见朝士，广占良田，及身没后，皆为无赖子弟作酒色之资。”[8]（卷99，张嘉贞传）至于豪强和商人，也是大量侵占良田。如河南土豪屈突仲任，“家僮数十人，资数百万，庄第甚众。”[9]（卷100，屈突仲任）玄宗末年，相州王叟，“富于财，积粟近至万斛……庄宅尤广，客二百余户。”[9]（卷165，王叟）

地主、官僚、商人兼并土地手段，一是利用政治权势掠夺或抑买百姓良田、住宅，杨贵妃兄弟姐妹在长安内外的肥田美宅，就是依靠特权兼并的，并非用金银价购买而来。此外，唐朝中叶以后，出现一些“寄庄户”，就是封建官僚在任所侵占的土地。《北梦琐言》载：“唐李当尚书镇南梁日，境内多有朝土庄产，子孙侨寓其间。”

唐官僚地主兼并土地另一手段是用“借荒置牧”名义向政府请射荒地，然后招佃开垦，最后变成良田，归自己名下。

2.“庄”的结构和性质

关于“庄”的结构，建国后有的学者认为，“唐朝大多数庄园，除了庄宅附近的土地以外，还包括果园，菜园、碾硙、店铺、茶园、盐畦、车坊及山林森林这些生产资料，均归庄园主所有。”[5]由此看来，唐朝“庄园”似乎是包括多种产业的自给自足经济单位。这种观点和《中国经济史纲》第八章第七节的观点完全一致，也类似日本中田薰的看法。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唐朝根本不存在“庄园制”。当时全国多数“庄园”里，也不包括多种产业。

从运用史料方面考察。为什么有的学者持上述观点呢？他们的根据是以下四条资料：

第一条，《唐大诏令集》第2 卷《穆宗即位赦》载：“诸州府除京兆、河南府外，应有宫庄宅、铺店、碾硙、茶园、盐畦、车坊等，宜割属所管官府。”

第二条，《全唐文》第55卷，顺宗《放免积欠诏》载：“其庄宅使从兴元元年至贞元二十年十月三十日以前畿内及诸州府庄宅、店铺、车坊、园硙、零地等，所有百姓及诸色人应欠租课斛、见钱、絁、绉、草等五十二万，并放免。”

第三条，《旧唐书》第15卷《宪宗纪》（下）载：“（元和八年）十二月……辛已敕：应赐王公公主百官等庄宅、碾硙、店铺、车坊、园林等，一任典贴货卖。”

第四条，《唐会要》第89卷《泉货》条载：“上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诏：应典贴庄宅、店铺、田地、碾硙等。”

根据以上四条资料，有的学者认为：当时庄园中包括店铺、车坊、碾硙、茶园等是可以肯定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楚，一是什么是“庄宅”？二是以上四条诏令所指的茶园、菜园、盐畦、碾硙、店铺是否是包括在某一“庄园”内？加藤繁指出：“内庄宅使下的住宅，广义解释起来，应当看做包括着别庄、第宅和田园三者。这样解释，方才能适合于实际的用例。”[2]庄宅使的任务，是管辖全国的庄，除此之外，还兼管其他产业，如店铺、碾硙、车坊、盐畦等。加藤繁说：“总之，我们必须认为，内庄宅使，以及司农庄宅使、东都庄宅使的管理以庄宅为主，并及碾硙、店铺、车坊、园林等一切种类的官有不动产。但官有不动产却不是完全由内庄宅使以及司农庄宅使，东都庄宅使掌管的。”[2] 不仅日本史学家有这样看法，中国史学家也是一样，汪籛教授在1957年八月北大座谈会说道：“《穆宗即位赦》及《顺宗放免职欠诏》一类诏令所提到的几种产业，乃是官府或私家的几种产业，并不是一个庄园就包括这样多的内容。” （注：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4期。）我们完全同意加藤繁教授和汪籛教授的看法。

从唐朝的资源分布状况看。唐朝绝大多数庄内也不可能包括茶园、盐畦、车坊、山泽、森林、店铺等。先看茶园，据《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及《太平寰宇记》了解，在全国三百五十个州里，产茶州仅六十多个。因此全国多数州县的“庄园”内不可能有茶园。另一方面，这六十余产茶州，百分之七十以上在长江以南。在江北，只有荆、襄、金、梁、光、申、舒、寿、和、蕲等十余州产茶。但从全局看来，当时可耕地最多（即“庄园”最多）之地区却是生产茶极少的长江以北，可见全国绝大多数“庄园”内不可能有茶园。关于“庄园”有茶园问题，有的学者还列举证据说：“庄中有茶园。如陆龟蒙的田庄中就有顾渚山下的茶园。”这件事搞错了。1963年，关通先生明确指出：“陆龟蒙的庄在吴郡的甫里（即今籛直镇），而顾渚山在吴兴（湖州）西北的长城县（今长兴县），一在太湖之西，一在太湖之东，相隔几百里。”[10]顾渚山的茶树怎么会生长在吴郡呢？

再看盐畦问题。根据《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等史书记载，唐朝全国共有一千五百七十三县，产盐之县分布如下。

唐朝全国产盐县分布情况

从表中可知，全国产盐县仅有一百零五县，占全国总县数百分之六强。可见唐朝有百分之九十四的县不产盐，当然没有盐畦。也就是说，全国绝大数“庄园”不可能存在盐畦。

至于车坊，多数“庄园”也是没有的。据加藤繁教授考证，所谓车坊，并不是造车的作坊，而是出租车的，早在1935年，加藤繁已有专文论述。[2]唐朝的车坊，或由私人经营，或由政府经营，无论谁的车坊，一般都开设在通都大邑，或者人烟稠密地区。但是，作为经营农业的“庄园”多数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因此全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庄园”不能有车坊。

至于有山泽的“庄园”更非常稀少。

从“庄园”的形式规模和内部结构上分析。在唐朝文献里，虽然有“庄田”、“庄园”、“庄宅”的记载，但是，唐朝说的“庄园”决不是民主改革前西藏那样的“庄园”，也和中世纪日本“庄园”不同，更不是法兰克式的庄园。

第一条，《全唐文》第25卷，《加哥舒翰爵赏制》载：“赐庄、园各一所。”

第二条，《全唐文》第24卷，《追尊元元皇帝父母并加谥远祖制》载：“各赐近城庄、园各一所。”

第三条，《唐大诏令集》第134卷613页载：“赐（刘悟）钱二万贯，庄、宅各一区。”

第四条，《金石萃编》第83卷《记浮屠后》载：“开元十八年，金仙长公主，……又奏范阳县东南……麦田庄并果园一所及环山林麓，并永充供山门所用。”

以上四条资料都说明“庄”和“园”是两件事，不是一体的，在这里“庄”指田地，“园”指菜园或其他种植园艺作物者，或者是别业、别庄等。因此，我们不应当看到“庄园”二字就误认为是封建庄园，把唐朝的“庄”、“庄田”称为“庄园经济”更不合适。因为“庄园经济”是特定的历史范畴，指的是封建社会初期的经济，如日本中世纪庄园、法兰克庄园、西藏民主改革前的庄园。当时社会商品经济、商业很不发达，全国范围内的经济交流很少。但唐朝是中央集权国家，水陆交通非常发达，全国各地物资交流畅通无阻，根本不存在封闭的庄园经济。

从唐朝文献看来，当时的“庄田”、“庄园”，一般是指耕地及附属茅舍（客坊）、碾硙等。《旧唐书》第99卷《张嘉贞传》载：“嘉贞虽久历清要，然不立田园，及在定州，所亲有劝置田业者，嘉贞曰：吾黍历官荣，曾任国相，未死之际，岂忧饥馁？若负谴责，虽富田庄，亦无用也。比见朝士，广占良田，及身没后，皆为赖子弟作酒色之资，甚无谓也。”这段记载里的“田园、田业、田庄”三个词讲的是一件事，就是田地，田地在唐朝也叫田庄、庄田、庄园等。

《唐会要》第84卷载大中六年三月敕：“先赐郑光鄠县及云阳县庄一所，府县所有两税及差科免役，并特宜放免。中书门下奏：夫以郑光是陛下元舅，宠待固合异等，然而据地出税，天下皆同，随户杂徭，久已成例，将务政治，实为本根。近日陛下屡发德音，欲使中外画一。凡在士庶，无不仰戴圣慈，今独忽免郑光庄田，则似稍乘前意。”从这段记载可知，“庄”又称“庄田”，而且要依法纳土地税，负担杂徭。可见所谓“庄”、“庄田”，就是一片田地。庄主郑光虽身为国舅，同样要交纳两税。说明郑光身分是地主，没有豁免权，他不是欧洲或日本中世纪的庄园领主，其庄田不是封建领主庄园。

《南部新书》（已）载：“崔群，元和十年典贡，放三十人。……时群夫人李氏谓之曰：君子弟成长，合置庄园乎？对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

李冗《独异志》卷下载：“唐崔群为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书舍人知贡举。即罢失人李氏因暇日常劝其树庄田，以为子孙之计。笑答曰：余有三十所差庄，良田遍天下，夫人复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庄业。群曰：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美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相门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令就春闱之试，如居以为良田，则陆一庄荒矣。”

以上两段记载说的都是宰相崔群不买田产之事，但《南部新书》说崔夫人劝群购“庄园”，而《独异志》则称“良田”、“庄业”。可见在唐人心目中，“庄园”就是田地房屋等，多数不含多种产业（茶园、盐畦、店铺等）。

又如《唐会要》83卷和十四年敕文载：“如闻诸道州府长吏等，或者本任得替后，遂于当处买百姓庄园舍宅，或因替代情弊，便破定正额两税，不出差科，今后有此色，并勒以原额为定。”

这里所谓“庄园”就是给朝廷纳两税的普通田地，根本不是什么“庄园经济”。

以上介绍的是唐朝最有代表性的、常见的形态，即普通田地、田产。唐人称为庄、庄田、庄园等。庄有大小，大一点的方能有茅舍瓦屋，附有树木、菜园、碾硙等。下面介绍几个庄田的具体情况。

《金石萃编》第113卷《重修大象寺记》载：“管庄大小所， 都总管伍拾叁顷伍拾陆亩三角荒熟并柴浪等，捌顷叁拾捌亩半坡侧荒肆拾伍顷壹拾捌亩熟口，口瓦屋壹拾贰间，草舍贰拾间，果园壹所。东市善和坊店舍六间半，并瓦风伯庄荒熟共壹拾壹顷伍拾亩，东常烈，两涧，南欧阳，北五用。”可见大象寺共有田地六十五顷多，分八个庄经营，外有果园一处，不包括在八个庄内，在行文上它与八个庄是平行的。店舍在东市，也不属于哪个庄，而属于大象寺，因为庄内不包括东市。由此可见，大象寺的八个庄，实际即八片田地，有的庄建有茅舍或瓦房，经营农业，供给寺内和尚生活，这决不是封建庄园。

《太平广记》第372卷《卢涵》条载：“开成中，有卢涵学究， 家于洛下，有庄于万安山之阴。夏麦既登，时果又熟，遂独跨小马造其庄。……及庄门，已三更，窗户阗然，唯有数乘车在门外，群方咀草次，更无人物，涵弃马潜跧于车箱之下，窥见大汗径抵门……涵度其已远，方能起扣门，庄客乃启关，惊涵之夜至……及旦，忽闻庄院内客器声，云三小儿，因昨宵寐而不苏矣。涵甚恶之，遂率家僮及庄客十余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

从记载看来，卢涵是城居地主，自家住在洛下，他的庄田在万安山阴，至少有数百亩以上，出租给十多名庄客和一部分家奴。庄田种植小麦，还有一些果树，但不一定有果园，在农村是常见现象。笔者四十年代在山东农村，见很多家都有枣树，在陕西、河南农村，农民家前房后有柿子树，但未见果园。由于有十余名庄客租卢涵庄田耕种，因此必然有牛、羊及车辆、农具等，并有防野兽的弓箭等。当然也有庄舍（院）等。可见卢涵在万安山这个庄田，是典型的城居地主出租庄田，并不是封建庄园。我国在解放以前，无论南方与北方，都有这样的城居地主，把自己在乡下的田地出租给佃户。如果他有土地有数百亩集中在一村一地，有的便集中招租，集中经营。每逢收割前后，地主或其管家必然到乡下视察，以便根据年景定租率或决定减免比例，但这不是封建庄园。

唐朝有的庄面积很小，如《太平广记》第362 卷《梁仲朋》条载：“叶县人梁仲朋，家在汝州西郭之街南，梁西有小庄，常朝往夕归。”那么梁仲朋的“小庄”，就是一小片田地，没有茅舍，他要耕种这块地，所以朝往夕归，十分辛苦。又《太平广记》第133 卷《毋乾昭》条：“蜀人毋乾昭，有庄在射洪县，因往收刈。”可见毋乾昭在射洪县的庄，也是一片田地，没有住处，到夏、秋收割季节，专门从自己家出发到射洪县自己田地里收粮食。

还有一种庄兼有别墅性质，称别庄、别业为平泉庄、辋口庄（網川庄）。《旧唐书》第190卷（下）《王维传》载：“得宋之问兰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州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吟终日。”这个庄也有农田，宋之问在《兰田山庄诗》写道：“……考室先依地，为农且用天。辋川朝伐木，兰水暮浇田。”

宰相李德裕有平泉庄，在东都南郊三十里，《唐语林》第七卷写道：“平泉庄者在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甚佳，有虚槛，引泉水，萦回穿凿，象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有巨鱼胁骨一条……庄周围十余里，台榭百余所，四方奇花异草与松石靡不置。”

这个庄显然是大官僚的别墅，其中也可能有些田地。这怎能叫庄园经济呢？

三、“庄园”的特点及生产关系

唐朝地主田庄（或庄田、庄、庄园）与欧洲中世纪领主庄园不同，各自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唐朝庄田能否称“庄园经济”？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什么是封建庄园，它有什么特征。1964年有的学者说：“构成封建地主庄园的共同的最基本的特征和条件是：一家地主独占一庄及其周围大体上连成一片的田地，以剥削奴役农民。”[11]“唐宋时期的地主田庄符合这一最主要最普遍的特点，就是封建庄园。”上述看法很值得怀疑，因为论者把封建庄园和村庄等同起来，在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当时一个庄园不一定是一个村落，大庄园包括几个村落，也有一个村土地属于几个领主所有。

是否称为封建庄园不是根据仅仅独占连成一片的土地，主要看庄园内部阶级关系、经济制度。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及外国中世史看来，所谓封建庄园必须具备下列特征：封建庄园的经济基础是领主土地所有制；庄园生产者有农奴，也有依附农；农奴、依附农与领主具有人身隶属关系，一般不能自由脱离主人。农奴、依附农必须给领主纳租、服役；一个庄园基本上是闭塞的，是经营多种产业的自给自足的独立的经济实体，除了食盐及少数奢侈品外，一般生产及生活用品都在庄内解决；庄园原则上不给政府纳税，领主个人要向皇帝献贡品，或替皇帝出兵打仗。

以上就是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封建庄园的基本特征，要确定唐朝的“庄田”、“庄园”、“庄”是否是封建庄园，就要考虑它是否具备上述五个特征或多数特征。

我们从唐朝文献和唐朝实际社会生活看来，唐朝的“庄田”、“庄园”与领主庄园根本不同。首先，唐朝是中央集权国家，全国大小庄主，在庄内只有土地所有权，对自己的庄客，只有经济剥削权，没有人身统治权，人身统治权属各级政府机关。其次，从全局看，唐朝地租形态基本上是实物地租、劳役地租比较少。庄客除纳租外，只担负一部分劳役或者不负担劳役。其三，唐朝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国家，全国城乡联系相当密切。当时，粮食、纺织品、茶叶、生产工具等，已经成为流通全国城乡的商品。因此，唐朝多数田庄，都被卷入全国市场。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不仅没有存在的可能，也没有必要（少数民族区除外）。最后，从1909年中田薰教授提出唐朝“庄园”说以来，已经九十多年了，中外没有一位学者提出唐朝某一个“庄园”包括茶园、菜园、盐畦、碾硙、车坊、店铺、庄院、山泽、森林的具体证据，因为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论证，可以肯定，唐朝只有地主田庄，没有包括多种产业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也没有“庄园经济”。

参考文献

[1]中田薰.日本庄园系统［J］.国家学会杂志，1909，（1—2）.

[2]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M］.第1卷.184.187—188. 198 —204.209.221.235—238.

[3]玉井是博.唐朝土地制度管见［J］.史学杂志，1924，（33）.

[4]森谷克己.中国社会经济史［M］.第3章.

[5]尚钺.中国历史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48.146.148.

[6]张泽咸.唐代寄庄户［J］.文史，第5辑.

[7]唐大诏令集［Z］.第114卷.

[8]旧唐书［M］.

[9]太平广记［M］.

田园日记范文2

关键词：范成大；诗歌；农谚；农业生产

范成大被钱钟书赞许为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其诗歌对故乡吴中农业生产习俗关注尤多，诗中所载的吴中农谚不仅对当时吴中的农业生产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今天农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就此，笔者通过研读范成大诗歌并参考相关史料对其做一探析。

1 上巳蛙鸣无水灾

范成大《晚春田园杂兴》其四云：“湔裙水满绿萍洲，上巳微寒懒出游。薄暮蛙声连晓闹，今年田稻十分秋。”诗下注解说：“吴下以上巳蛙鸣，则知无水灾”。而《清嘉录・田鸡报》中记载：“……并载唐人诗云‘田家无五行，水旱卜蛙声。’”以此推之，可见这一农谚至少在唐代已出现。另据《清嘉录・田鸡报》中载：“（三月）三日，农民听蛙声于午前后，以卜丰稔，谓之田鸡报。谚云：“田鸡叫拉午时前，大年在高田。田鸡叫拉午时后，低田弗要愁。” 《中国岁时节令辞典》“田鸡报”条的解释是：“田鸡报，旧时民间岁时占验习俗。流行于江南地区。指在清明时节，以田鸡（青蛙）的叫声来预兆旱涝丰歉，谓午前叫则涝，高处的田地丰收，午后叫则旱，低处的田地丰收。”但《清嘉录》中说上巳听蛙鸣是为了“卜丰稔”，而非“卜丰歉”，“稔”是庄稼成熟的意思，又引申为丰收，且上巳蛙鸣是不易出现的，《吴郡岁华纪丽》中载：“谚云：‘三月三日，虾蟆禁口难开。’言不易鸣也。”若能听到蛙鸣，当是丰年之兆。显然，“卜丰稔”应是预卜丰收的程度。因此，更合理的解释应是：蛙鸣在午时前，则高田肯定有个理想的大收成，若蛙鸣出现在午后，不仅高田会有大丰收，低田的丰收肯定也不成问题。这与 “薄暮蛙声连晓闹，今年田稻十分秋”相较，逻辑是吻合的。

2 甲子无云万事宜

农家以甲子日晴为佳兆，谚云： “秋雨甲子，禾头生耳。” 范成大《秋日田园杂兴》其六云：“秋来只怕雨垂垂，甲子无云万事宜。获稻毕工随晒谷，直须晴到入仓时。”在吴中，秋天甲子日有无雨不仅能预知谷物的生长状态，而且与其他农事也息息相关。首先是稻谷的收割需要晴朗的天气，范诗《秋日田园杂兴》其八云：“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可推断吴中收割后的晴朗天气是很难得的，所以吴农才不眠不休连夜打谷。而打谷之后，也需要一段晴朗天气将谷物晒干，以便入库贮藏。因而诗人才说“甲子无云万事宜”。

3 “秋孛鹿，损万斛”

范成大《秋雷叹》中写道：’”立秋之雷损万斛，吴侬记此占年。……讼风未整复占雷，助魃为妖天更酷。”序文中又言：“吴谚云‘秋孛鹿，损万斛。’”孛鹿，即雷鸣，《清嘉录》中又称“毂碌”。斛，粮食量具，万斛为虚指，极言谷物之多。即秋日雷鸣，则秋收时节谷物产量大减，损失惨重。吴中这一农谚至清代依然在沿用，《清嘉录・秋毂碌收秕谷》中载：“立秋日雷鸣，主稻秀不实。谚云‘秋毂碌，收秕谷。’”这里具体解释了谷物产量大减的具体原因是“稻秀不实”，即稻谷长成了秕谷。

4 麦秀寒

范成大《夏日田园杂兴》其二云：“五月江吴麦秀寒，移秧披絮尚衣单。”麦秀寒，即麦子结穗后忽积雨变冷。杨万里的《初夏三绝句》（二）中对此也有描述：“麦黄秧碧百家衣，已热犹寒四月时。”这一农谚一直沿用到后代，《吴郡岁华纪丽・麦秀寒》中载：“麦天气润，候断霜雪，忽阴雨做寒，重御棉服，江乡人谓之麦秀寒。”其还援引元代陆泳的《吴下田家志》诗：“四月麦秀寒，五月温和暖。”这便衍生了一个问题：范、杨的诗句都力证麦秀寒的时间是五月份，而陆泳诗却说在四月，这就矛盾了，留意到《吴郡岁华纪丽・麦秀寒》中后面的记载：“……故里谚有云：‘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秧要日喧麻要雨，采桑村女望晴干’。……初夏时犹寒暖不均也。”则麦秀寒的时间其实应从四月份跨到五月份。

5 “朝霞不出门”与“星月照湿土”

吴农预卜短时天气也有丰富的经验。范成大诗《晓发飞乌，晨霞满天，少顷大雨。吴谚云“朝霞不出门，暮霞行千里” 验之信然，戏纪其事》云：“朝霞不出门，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晓气散如绮。心疑雨再作，眼转云四起。我岂知天道，吴农谚云尔。”[5]除了预知当日天气，范成大另一首诗还记述吴中农谚预测次日天气的情况。《没冰铺晚晴月出，晓复大雨，上漏下湿，不堪其忧》云：“晚色熹微暖似薰，儿童欢喜走相闻。无端星月照湿土，依旧山川生雨云。”[6]诗人自注道：“吴谚曰‘星月照湿土，明朝依旧雨。’”可见吴农对短时天气变化规律的掌握有多熟稔。

参考文献

[1] （清）顾禄《清嘉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56页。

[2] （清）顾禄《清嘉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56页。

[3] 乔继堂、朱瑞平主编：《中国岁时节令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241 页。

[4] （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85页

田园日记范文3

高高大大、相貌堂堂的张正忠土生土长在海门，对这块土地情有独钟，几十年如一日行走在“沙地”，饱览田园风光，踏访风土人情，以“田园山水画”而立足画坛，一不小心，成为一代乡土画家之宗。

逡巡在“张正忠艺术陈列馆”，那一幅幅海门乡村的田野风光画作扑入眼帘，画面生动而熟悉，虽然岁月悠远，但真切且亲切，让人想起祖父蹲踞田头侍弄豆苗时戴着的斗笠，祖母进出灶膛时兜着的蓝印土布围裙。

张正忠开创的“田园山水画”，是以海门乡村田野景色为题材的中国山水画，表达了人类亲近田园大自然的审美内涵。在他眼里，“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可入画，“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可入画，“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可入画，常人眼中的平常之景，家乡的一房一屋、一池一塘、一树一草，都是他抒感和体现审美情趣的入画素材。我思忖，如果没有“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情感，如果没有对祖辈生活着的乡村田野风光的深深眷恋，就很难有张正忠笔下深沉留恋和淡淡忧伤的画面。应该说，张正忠的“田园山水画”，是从自然风光中提炼的一种诗歌化了写实艺术，是对正在不断消失的田园风光的痛惜，是在通过幽美画面给人以审美情趣的同时，发出的一种呼吁人们珍惜田园自然之美的呐喊。他的血液里，渗透着一种传统文人的斗士精神，用画笔去挽留正在渐行渐远的家乡田园风光。

张正忠敏于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的足迹踏遍了家乡的每条田埂，跨过每条沟渠，那一条条清洁的河塘、一座座古朴的老宅、一条条蜿蜒的小路、一片片葱绿的树林竹园，让他激动不已，一次次摁下快门，记录下海门农村的朴实风光。

张正忠善于言。他将镜头里的风光一遍遍展示给人们欣赏，宣传珍惜田园、保护田园的观念。在他的画室里，他反复跟我说，他所画的田园山水，其终极目标就是有利于生态文明，有利于弘扬牧耕文化精神。

张正忠勤于思。他在思考生态家园与社会文明的关系；思考田园山水画的现实意义与传承价值；思考如何通过田园山水画的创作活动与理论研究，去影响城市规划者、城市建设者；他在思考，人们在向自然进行索取和改造的过程中，如何去以敬畏的精神去尊重它。他的思考，一点点在延伸……

张正忠天生就是一个画画儿的。父亲是海门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张正忠四岁握毛笔写字、涂鸦，后来，跟在海门籍著名画家高冠华以及陆一飞、邵洛羊后面学画，又进入中央美院研修美术，从一个“票友”变成一个“科班名角”。在家乡的田园阡陌上，他最终成为一位开宗立派的画师。

田园日记范文4

关键词：传统文化；休闲思想；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休闲思想内涵。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有自己的休闲观。中国的休闲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特别是以士大夫文人为主的休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1]中国休闲文化有其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从诗词歌赋到词曲小说，从琴棋书画到茶道酒道，从山水园林到隐士养生，无不渗透着休闲所独有的文化意蕴。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休闲持有的特殊认知和体验方式。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高度重视中国古代的休闲思想，充分挖掘古代休闲的意蕴价值，不断寻求中国传统休闲的现代移植和文化转换，是当代休闲研究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也是当今休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上是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时期，文人士大夫为了远离政治迫害，纷纷地采取了回避政治，对政治不闻不问及面向自然的生活态度。这些文人士大夫们特别崇尚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寄情于山水之间，追求一种清净无为的生活，美丽的山山水水成为文人、士大夫们从事休闲娱乐、审美静观的消遣对象。文人士大夫的旅游休闲意识比以往更加成熟，人们在游玩山水中领略玄趣，追求与道冥合的境界，力图使自己的精神回到自然状态之中去。当时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现实和文人、士大夫们那种崇尚自然、田园生活的纯洁的心态，也直接促成了这一时期休闲思想的逐渐成熟。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曾对魏晋南北朝的艺术作了一个概括的描绘：“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p.208)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艺术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学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人的自觉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被视为我国古代休闲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为休闲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取之不及、用之不竭的源泉。这一时期的休闲思想主要体现在日益兴起的山水诗及田园诗的创作之中。登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很早就成为士大夫及贵族阶层享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上的不得意，往往使这些士大夫们将怀才不遇和怅惘之情凝聚于诗文之中。游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也常常使他们忘却胸中的苦闷与烦恼。因此，旨在描写山水之美的山水诗以及歌颂美好田园生活的田园诗便成为此时文学作品中最主要的创作素材。这一时期的着名的山水诗人的主要代表有谢灵运、鲍照、谢?I等人，他们是开创山水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北朝的郦道元、杨?之的游记散文，不仅生动地描绘了自然景观，而且还描写人文景观，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佳作。而东晋末年的陶渊明，则另辟蹊径。他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便转而热爱大自然，赞美大自然，特别向往隐逸生活，“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他开创的田园诗充满了对自然而又美好的田园生活的热爱。而他写的《桃花源诗并记》，勾勒出一个静谧、淳朴自然的“桃花源”理想的境界，实在令人神往！而郦道元与陶渊明不同之处在于它注重纪实的创作手法，陶渊明则注重对理想生活的描述。他们不仅为中国古代休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近现代中国休闲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杰出的诗人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充满了对纯洁田园生活的热爱。他的散文作品《桃花源记》为我们勾勒出了理想中的“世外桃源”是中国传统隐逸文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历代文人名士和布衣百姓在喧嚣的尘世中都希望寻觅到能够隐逸的“世外桃源”，并以这样的理想社会形态作为独善其身的精神寄托。陶渊明撰写的辞《归去来兮辞》、诗《饮酒》等对倘佯逍遥、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发自内心的赞美。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去挖掘陶渊明作品中的休闲思想内涵，希望对丰富和拓展现代休闲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陶渊明，（约公元365—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东晋着名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职。因不满当时士族地主把持政权的黑暗现实，任彭泽令不足三月即辞官归隐，作《归去来兮辞》，自明本志。从此“躬耕自资”，直至六十三岁在贫病交迫中去世。他长于诗文辞赋，诗歌多描写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优秀作品隐寓着他对腐朽统治集团的憎恶和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但也有宣扬“人生无常”、“乐天安命”等消极思想。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他的诗歌创作开创了中国古代田园诗的典范，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冲淡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

陶渊明的休闲思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继承了汉魏以来抒情言志诗歌的传统等特点，他所撰写的《归去来兮辞》、《饮酒》、《桃花源记》等“隐逸诗”，对倘佯逍遥、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发自内心的赞美。流传千年的《桃花源记》构思出一个宁静安谧、纯朴自然的“桃花源”的理想境界，是在令人神往！并以这样的理想社会形态作为独善其身的精神寄托。二是反映隐逸生活的田园诗（山水诗），后人常用质朴、平淡、自然来评价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隐士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间，拥抱美好的山川、赞美大地，形成了大量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与唐诗、宋词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了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显得更加轻灵、飘逸，文笔则更加隽永，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下面我们就对陶渊明作品中的休闲思想内涵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陶渊明的《归园田居》

《归园田居》组诗共五首，写于其归隐后的第二年。其中第一首诗集中表达了他那种摆脱无聊的官场生活后的喜悦之情，以及归隐田园生活后所带来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及休闲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归园田居》

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p.380)

《归园田居》第一首，诗人只用了短短几句，就表达了他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榆柳桃李中的几间草房、村落中的几缕炊烟，听到的不只是深巷中的犬吠、树头的鸡啼，所有这些还构成一种境界：宁静安谧、淳朴自然。诗人的田园诗并不仅仅在于客观地描绘了美好的田园生活，更主要的是强调和表现这种美好田园生活中的情趣，他把那些生活中最能引起自己思想感情共鸣的东西表达出来，充分表现了诗人那种热爱自由、淳朴的乡村休闲生活、蔑视尔虞我诈的官场生活的情怀。在饱尝羁绊之苦后，一旦回到自己的田园，感到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美好。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心境自然也是悠然自得的。这种守拙返朴的田园生活与丑陋的世俗生活恰好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能看到一位洒脱诗人对着这宁静的田园景物，在吟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心声。

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白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

时复墟曲人，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p.380)

《归园田居》第二首，着意写出乡居生活的宁静。先是从正面写“静”。生活在偏僻的乡村，极少有世俗的交际应酬，也极少有车马贵客造访。正因为没有俗事俗人打扰，所以“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那虚掩的柴门，那幽静的居室，已经把尘世的喧嚣俗念都远远地隔绝了。

不过，柴门也有敞开之时，诗人“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常与乡邻们共话桑麻。然而在诗人看来，与纯朴的农民“披草共来往”，不是世俗的“人事”；共话桑麻，也不是“杂言”。与充满机巧虚伪的官场相比，这里别有洞天。

乡村生活也有它的喜乐悲欢。“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令人喜悦；同时又“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然而这一喜一惧，并非“尘想”杂念。相反，这单纯的喜惧表示着乡居劳作使诗人的心灵明净了，感情淳朴了。

诗人或从正面说，或从旁说，让读者去领略乡村的幽静和自己心境的恬静。元好问曾说：“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诗人在这里正是描绘了一个宁静、纯美的天地。如今，城里人到农村旅游，不也是厌倦了人事的应酬，缓解工作和学习压力，想到农村放松心情吗？

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p.380-382)

为了不使豆田荒芜，诗人一大早就下了地，到了晚上才披着月光回来。虽然很辛苦，但他并不抱怨，这从“带月荷锄归”的美景就可以看出来。“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句诗为农家披星戴月的艰苦劳作增添了浓浓的诗情画意。陶诗的情趣来自于写意。“带月荷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却有一轮明月陪伴。月下的诗人，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深的草丛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其中洋溢着诗人心情的愉快和归隐的自豪。让人感觉到一幅耕种之暇享受乡村生活的悠闲乐趣。如今城里人到农村旅游，从事各种各样的休闲活动，如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儿同样可以体验田园生活得乐趣。

二、陶渊明的《饮酒》

《饮酒》共二十首，都是酒后偶然的题咏，不是一时所作。本篇是《饮酒》二十首中的第五首。该诗的前半部分着重说出“心远地自偏”的道理，后半部分则写出诗人欣赏自然景色的悠然心情。

《饮酒》

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p.380-382)

这些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的事物、乡间生活，在诗人笔下却是那样的优美、宁静，显得格外亲切。归隐后的陶渊明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这使得他的田园诗更具劳动生活气息。

这首诗主要是想展示诗人运用魏晋玄学“得意忘象”之说领悟“真意”的思维过程，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思想与高尚的情趣。然而，它不是枯燥乏味、简单的哲理演绎。诗人为我们描绘出它那种悠然自得的心情，也为我们描写了幽美淡远的美景，在这种情景交融的美妙的意境中蕴含着万物各得其所的哲理；这种哲理又被诗人高度提炼、浓缩为“心远地自偏”诗人意味深长地说：“心远地自偏”。心静，境自静。无求名求利之心，即使身居闹市，也宛如在山。这深刻的道理被诗人平淡地说出，亲切感人。诗歌巧妙地运用了象征手法。“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人在悠然自得，怡然自乐的休闲状态中，达到了休闲的本真。“鸟倦飞而知还”，这是诗人无意中看到的美景，在南山那美好的黄昏夜色中，飞鸟结伴返回山林中，万物自由自在，适性而动，正像诗人所向往的那种摆脱官场束缚，悠然自得，诗人在这里悟出自然界和人生的真谛。

《饮酒》其五中的最后一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给读者以理性的启示。“真意”，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生的真正意义，那就是人们生活的目标不是追求名与利，也不应该被龌龊的官场玷污了自己自然的天性，而应该回到大自然中去，去欣赏大自然无限美好的景色，享受那种怡然自得的休闲生活。整首诗充分表现出作者从大自然美景中悟出人生的真正意义，从而获得恬静的心境。诗的意境是平和的、诗人的心态是淡然处世的。诗人在东篱之下采菊，悠然之间偶一抬头，美丽的南山自然而然映入眼帘。山上的气象到傍晚时分越发可爱，一群群飞鸟结伴而归。看着眼前的自然美景，作者忽然联想到自己的归隐田园，从中悟出返璞归真的哲理，因而不胜欣慰。

第七首诗的倾向与第五首一致，也是咏物寄志，超凡脱俗。

《饮酒》其七

秋菊有佳色，?怕抖奁溆ⅰ?nbsp;

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p.90)

这首诗写诗人饮酒食菊，远离世情。诗人的一生最喜欢的一个是美酒，一个是，这两点都非常突出，这两点在《饮酒》其五中都有生动的体现。菊为傲霜之品，所以食菊能修身自洁。饮此忘忧之酒，使感情更加超凡脱俗。见归鸟之入林，悟人生之归宿。诗人特别喜欢描写青松、秋菊、孤云、归鸟。在这些景物上，体现着诗人自身坚贞孤高的品格和爱好自由、自然的情感。

三、《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约作于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这时作者归隐田园已经16年了。从仕途到田园，再从田园到桃源，这是诗人对理想境界的进一步探求。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苍生”之志，可是在仕途上破灭了。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文章在开始部分，先以美好、静谧、“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林作为铺垫，从而引出一个纯朴、自然的世外桃源。在那儿，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美好，简直是个理想的休闲世界。《归园田居》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不仅是隐士的小天地，也是千千万万农民的乐土。无论是诗人对理想社会的向往，还是《桃花源记》中反映出的桃源人民纯朴的精神世界，都是源于作者半生田园生活得真切体验。文中描绘的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是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此后，以“桃源”为主题的诗歌创作层出不穷。唐代王维的《桃源行》、韩愈的《桃源图》、北宋王安石的《桃源行》皆为名作。这说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长期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而当今以“桃花源”名为的旅游景点，更是吸引了无数的中外游客，对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在那里人们亲身体验诗人笔下美好的“桃花源”景致，从中获得美的享受。

陶渊明的田园诗不仅为中国古代休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近现代中国休闲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开创的田园诗充满了对纯洁田园生活的热爱。他的散文作品《桃花源记》为我们勾勒出了理想中的“世外桃源”是中国传统隐逸文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历代文人名士和布衣百姓在喧嚣的尘世中都希望寻觅到能够隐逸的“世外桃源”，并以这样的理想社会形态作为独善其身的精神寄托。陶渊明撰写的辞《归去来兮辞》、诗《饮酒》等对倘佯逍遥、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发自内心的赞美。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挖掘并探讨了陶渊明作品中的休闲思想内涵，希望对丰富和拓展现代休闲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张玉勤.试论中国古代休闲的“境界”[j ].广西社会科学,2005,(10).

卢昌崇、李仲广.从《诗经》到《生活得艺术》——中国古、近代休闲思想探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 (5).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田园日记范文5

“5・12”汶川特大地震，成都受到重创。290多万受灾群众的生活就业、灾区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重建，让成都面临了严峻考验。

而在恢复重建进入攻坚破难的时刻，成都市委提出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和长远目标。它的提出，立足于近年来统筹城乡实践和灾后重建所打下的坚实基础，向世界展示出一幅美丽、神奇的蓝图。

在“5・12”两周年之际，我们循着这幅图画，一起见证震后这片土地上的那些奇迹。

2010，我们迈入“快铁时代”

5月16日下午，伴着如潮的人群，记者从都江堰站登上了成灌快铁的旅程。

4时55分，“和谐号”启动。动车电子屏幕上时速节节攀升，“80、120、150、180、200……”记者和旅客们不约而同地大声念到。不到5分钟，列车飙升到220公里／小时。

时尚的车厢、美丽的乘务员、新奇的高铁风景……一切都还来不及细细感受，5时19分，“和谐号”平稳停靠在了成都火车北站。

“快”――这是每一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感叹词表达的同一个体验。

“快”――这更是无数个灾后重建成都实践的有力见证!

成灌快铁，从立项、簦约、开工到竣工投用，无不以超常的速度进行着，开工到建成仅用了18个月。它是我省灾后重建首个开工建设的铁路重点工程，标志着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这座同样遭受地震之难的西部中心城市，从此进入“快铁时代”。

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阎星教授分析了成灌快铁对成都灾后重建和区域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按照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和长远目标，成灌快铁的开通对都江堰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对成都经济结构调整和加快发展将起到强劲的带动作用。”

都江堰市委书记刘俊林和郫县县委书记陈海元，则不约而同地用“巨大的拉动”来表述成灌快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以快铁为标志，两年来，成都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不仅实现了“原地起立”，还实现了提档升级。

按《成都交通基础设施灾后重建规划》，近3年(2008-2010年)以恢复重建为主，恢复灾区内各受损道路，保证灾区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后两年(2011-2012年)以发展提高为主，对灾区及整个成都市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进行全面升级提高，促进综合交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同时，还努力构建城乡一体的现代交通体系，将成都建设成为西部交通枢纽。

除了成灌快铁的开通，2009年，成都双流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2263万人次，货邮吞吐量37万吨，位列中西部机场第一位。成都已经具备抢先发展成为国内第四大航空枢纽的条件。

“比盖房更重要的是能挣钱发展产业”

5月11日，在中央企业成都合作发展论坛上，成都市委书记***在致辞中说，我们确立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和长远目标，其中一项关键措施就是要全力推动传统产业奋力追赶、新兴产业迎头赶上。

的确，产业始终是基础。没有产业发展仅靠政府支持和社会援助，不可能解决当前和以后面临的各种深层次问题。

5月16日，记者来到极重灾区彭州市磁峰镇，曾经一片废墟的鹿坪村已变身鹿鸣荷畔社区。仅仅两年，这个不知名的小村庄从断壁残垣中重生，由传统农业成功转型为山区休闲度假与观光生态特色农业为一体的经济型旅游村落。

在鹿坪村四组村民吴介川开的乡村酒店里，来自彭州、成都、重庆的几拨客人，有的正忙着钓鱼，有的自己动手烤鸡、烤兔。年富力强的吴老板震前在都江堰做煤炭生意，积累了一些资金。地震后，他牵挂着乡亲父老，镇、村一班领导也做他的工作，帮他创造条件，他终于下决心回到家乡，带领乡亲共同致富。现在，吴介川已投了100多万元资金，开起了占地150多亩的乡村酒店，固定有50多位村民拿月薪在这里上班。吴介川说：“以前出去是穷则思变，现在回来是想和乡亲们一起赚钱。”

走在鹿鸣荷畔依山而建的别墅群里，记者偶遇了正忙着协调丈量房屋面积的磁峰镇副镇长吕东华、鹿坪村支部书记王顺富、村委会主任张仕蓉。这天本是星期日，但繁重的重建任务让他们不敢休息。

谈及当地产业发展，三位基层干部找到了兴奋点――吕镇长讲到了从鹿坪发端的突出产业支撑发展的“四性原则”，这成为成都灾后恢复重建的指导性原则：王支书讲到了“土地银行”新政和食用藕、食用菌、干果、药材组成的特色农业，讲到了“藕鱼共生、干亩荷塘”的观光旅游项目，张主任为乡村酒店、农家乐做起了宣传推介

和鹿坪一样，记者在灾区多次采访，“产业领跑重建”成了大家的共识。

在上海对口支援下，都江堰启动实施10万亩现代生态农业集聚区建设。这一项目涉及12个乡镇，受益人口占全市农村人口的61.76％。

按照“一镇一特色”的规划，彭州建成不同特色的产业园区，发展壮大蔬菜、猕猴桃、川芎、生猪、冷水鱼等特色产业基地。

崇州的街子镇等5个重灾乡镇分别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厚重的人文历史，打造旅游产业和特色农业。

“比盖房更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在家门口挣钱发展产业。”鹿坪村村民一语中的。

“没有理由不给自己更高的目标”

2009年底，正在恢复重建攻坚克难的阶段，成都正式确立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和长远目标。这是体现霍华德“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一体”思想的现代田园城市，即成都要建成城乡一体化、全面现代化的示范区，成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样板，实现城乡同发展共繁荣、现代高端产业聚集、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生态良好。

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必须以强大的现代产业体系作为支撑。就在这一历史定位和长远目标提出后不久，成都市产业功能区规划正式出台。根据成都“山水田林”生态本底，划定了两带生态及旅游发展区、优化型发展区、扩展型发展区、提升型发展区4大总体功能区，确立了13个市管产业功能区。

前不久，成都市又提出，以典型示范推动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建设，结合城乡统筹示范带、示范点，在全市确定了11条示范线。

灾后重建的鹿鸣荷畔社区，因其拥有“山水田林”自然本底，成为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示范线中的“彭白路、蒲新路示范线”的‘个具体项目，该示范线还包括了小鱼洞、通济、磁峰、龙门山、白鹿等镇在内的灾后重建安置点。

田园日记范文6

无数大大小小的包

我们办理入园手续的第一天,幼儿园就向我们说明,要准备若干个大大小小的包。装毛毯的包、装餐具的包、装衣服的包、装备换衣服的包、装换下来衣服的包、装鞋子的包,然后A包多少厘米长,B包多少厘米宽,C包放在D包里,E包放在F包里。我真是彻底崩溃了,搞不懂为什么日本人要弄出这么多复杂的名堂出来。

经过这两年的磨合,我们对此已经驾轻就熟了,孩子也可以非常有条理地将东西分门别类装进去。我常想,京都人可以对垃圾精细分类处理而不觉其烦的品质,是否和从小所受教育有关?

大人空着手,包都由孩子背着

这是令我很震撼的一个场景――早晚接送孩子时,看到其他日本家长,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手里一律空着,而上面所说的那些――少说也有两三个大包外加书包等所有东西,都由那些“花朵们”拿着,而且还都跑得飞快。

我们呢,自然还是咱国内的传统,田田空手,我拿包。过了两天,老师就来和我聊天了:“田田妈,田田在学校可是什么都自己做啊……”这就是委婉的提醒,从此就只好让田田自己拿包。等开家长恳谈会时,我和大家说“在中国幼儿园,习惯家长拿东西”。这回轮到日本妈妈们目瞪口呆了,异口同声地问:“为什么?”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爱孩子更多一点儿呢?

反复脱换的行头

田田的幼儿园是统一服装,最外边要穿幼儿园的套头衫,穿短裤,戴蓓蕾帽(夏天戴草帽),穿自己的鞋子;到了幼儿园,就要把套头衫脱下来,换一种玩耍时的罩衣,鞋子脱下来,换白色的芭蕾鞋;到操场玩儿的时候,自然再换自己的鞋子。开学时,老师要求家长再拿一组换的衣服,只要孩子们中午睡了午觉,起来必定要重新换一套。

刚开始每天早上去送田田,都要重复那么一套换衣程序。田田在班的时候,看她实在慢,我就不免代劳。但是不久就发现日本的妈妈们都是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从不伸手帮忙。于是慢慢体会到,日本幼儿园就是通过每天反复的穿衣换衣,让孩子练习独立生活的能力。通过每天到校后换衣服、放联系手册、挂手绢等一系列的训练,让孩子们养成有条不紊做事的习惯。

大冬天穿短裤

日本幼儿园的孩子,冬天无论多冷,都穿非常短的短裤上学。刚去的时候,北京的爷爷奶奶非常担心,说一定要和老师商量一下,因为我们是中国孩子,受不了这个冻。这个……让我怎么说得出口?没法子,只好入乡随俗地狠下心来,为咱争个面子。不用说,田田刚入园时,三天两头就冻病了。和日本妈妈说起,答案又叫人目瞪口呆――“是啊,把孩子送幼儿园就是来让他们得病的。”看看一个个像小炮弹一样冲到我面前说“你好”的孩子,那个结实劲儿,我是觉得我们不能太金贵孩子了。

不到1岁参加运动会

刚到幼儿园,就看见很多老师怀里都抱着个小小孩儿,看上去也就几个月大吧,一问,还不到1岁。田田幼儿园的班都用花的名字命名,田田曾经是班,然后变成百合班,现在已经是很有大姐姐风范的紫罗兰班了。而还不到1岁的小宝宝,就是“桃花”班的。这些宝宝,不光入托了,而且还要参加幼儿园的一切大型活动,比如运动会、演出发表会等。看着这些宝宝哭着拼命向前爬,还真有点儿打动人呢。

教育是为了教孩子学会“笑”和“感谢”

在这个幼儿园,似乎完全不重视孩子们的知识教育,孩子们没有课本,只有每月一册的绘本。学校的教学计划中,完全没有数学、绘画、音乐这些项目,更别说英语、奥数了。也不学轮滑,也不教游泳。问教什么,答案让你永远也想不到――“教孩子们学会笑眯眯!”在日本,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和谁讲话,“笑眯眯”最重要,一个笑眯眯的女孩子最漂亮。还教什么?“教说谢谢”,学会表达感谢。但是通过3年的幼儿园生活,我却发现田田在音乐、美术、阅读等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而这些方面的收获,我觉得是经由综合教育的方式获得的。

完全混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