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研究范文1

关键词：市场经济 劳动力市场 人力资源 宏观经

一、我国当前劳动经济的现状

（一）宏观经济形式分析

由于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的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导致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特殊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实行暂时符合我国国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经济稳定，GDP年增幅在相对良好的轨道上高速稳步运行。但在1998年之后，我国的经济环境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通货紧缩”等问题接踵而来，并成为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代名词。在这种宏观经济形势的背景下下，造成我国这种宏观经济形势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1、劳动力过剩

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过剩成为首要因素，一线城市劳动力源源不断涌进，二三线城市的劳动力也相继围绕农业方面发展。

2、有效需求不足

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我国生产力过剩，国民失业率增加，价格水平持续下降以及国民经济大幅度下滑等现象出现。

3、当劳动力过剩时有效需求的不足伴随着通货紧缩

我国自2002年起，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GDP增长率高达8%。但是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幅出现了近几年鲜有的下滑态势。①GDP增长 7.9%，与2001年同期相比回落0.2个百分点。②劳动力投资增长19.6%、比上年同期上升将近7.2个百分点，体现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3.4%，同比回落将近1.9个百分点。③工业企业在2002年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1.3%。这些情况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着明显的缺陷。④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大幅度上升。中央财政收入在2002年以后比上年同期减少将近163.6亿元，下降值为7.3%，而支出增长 23.9%。⑤高速度与高失业并存。由于我国现行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1左右，并且出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消耗越大的原因继续呈现下滑波动之势，从而降低失业率和增加就业率的预期效应并未出现。

4、潜在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政府货币政策以及超量发行货币刺激国内经济。我国货币政策自从放开灵活的汇率制度之后，人民币升值幅度不断增高，这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的海外发展，造成很多外贸型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问题，不得不转型国内，而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升温，以及CPI年年创造新高，这足以造成国内通货膨胀的风险，甚至由此会出现通货滞涨，而这种经济形式更难以解决，正是这些问题还引发了比如物价持续上涨，社会问题矛盾突出尖锐，贫富差距过大，失业率增加等问题。

二、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趋势

我国自建国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就规定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成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至今，劳动关系类型从多元化走向复杂化。

我国的劳动关系在全球范围内体现了明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征，在生产关系构成中，劳动关系是相对独立的一部分，在对劳动关系发展的认识过程中，需要着眼于其时空性和动态化的特点。相对于欧美等比较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作为一个正在建立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国家和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的劳动关系状况必然是不断变化的，我国的劳动关系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带动我国经济领域的变化，从而影响我国的经济秩序，经济秩序的变化又会引起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变动。

目前，我国的劳动关系发展主要表现为多样的类型、灵活的形式；相异的内容、复杂的格局；明晰的主体、分化的利益；法律体系等基本形成。以古观今，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会促使劳动关系发生改变，但劳动关系又牵涉到其他领域，所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使劳动关系处于多样化状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外经济运行态势影响劳动关系整体运行的稳定性；我国内部经济形势及策略的调整，使劳动关系主体结构变化增加劳动关系波动风险；我国正逐步朝着法制社会的方向前进，劳动关系运行与法制相互依存，且程度会逐步提高；新兴媒体业对劳动关系有更进一步的影响力，且力度会逐步加大。

在我国，为了更好的应对劳动关系的发展趋势，为今后我国劳动关系更合理，更完善，我国应切实把握劳动关系工作中的总体思想和目标要求，在转型与改革中注重方法科学和过程稳妥有序；加快建设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着力构建劳动关系问题的多方治理结构，更好更快地发展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使劳动关系主体更切实地体会到劳动关系的完善和改进，有效地使劳动关系可持续发展，着力构建劳动关系问题的多方治理结构。

三、总结

从计划经济到今天的市场经济，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也一直是我国政府探讨的首要问题，亦是我国国民最为关注的焦点。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要想更进一步发展劳动经济，则需要密切与国际接轨，我国是劳动力市场最大的国家，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会更好地带动我国劳动经济的发展，而且也能够进一步完善我国劳动关系。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休戚相关，密不可分，劳动关系式劳动经济的前提，劳动经济是劳动关系的保证，二者相辅相成，只有发展好了经济，其他相关方面才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

参考文献：

[1]顾筱华.探索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有效途径[J].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1（06）

劳动经济研究范文2

摘要：关于家务劳动概念的范畴、家务劳动是否存在价值以及是否应为其付酬，理论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家务劳动在家庭内部的分配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和分配不公平现象，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文章综述了国内外有关家务劳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中图分类号：D669.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2－0073－06

从经济学角度对家务劳动的概念、价值、性别分工不均原因的研究，国外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出现了相关的学术文献。1974年Ann Oakley发表的The Sociology of Housework在社会学领域得到认可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家务劳动作出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中国学术界关于家务劳动的专题研究较少，且大部分集中在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化的论证以及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研究之上。

一、家务劳动的概念

理论界关于家务劳动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关于照看孩子是否属于家务劳动，家务劳动是否有价值，应该是有酬还是无酬劳动也存在着分歧。

(一)家务劳动的定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家庭中存在着自然劳动分工，其基础等同于具有不同生产方式的社会劳动分工。Yanagisako和Collier认为，家务劳动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家庭的还是公共的、生产还是再生产，是家务劳动清晰定义的基础。众多学者认同家务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的各种生理需要，基于女性生产、早期哺育的“自然的”、“家庭的”、有性别分工的活动。经验主义者则从实践角度对家务劳动作出了定义：家务劳动是一系列的任务，按每天的、每周的、偶尔的来划分，包括：每天的――准备三餐以及餐后的清洗；每周的――整理和清洁房子、洗衣服；偶尔的――日常用具的保养和修理、装饰和车辆保养。并将家务劳动分为“男性气质的”(如传统的整理院子、修理房屋以及车辆的保养)和“女性气质的”(如做饭、清洁、洗衣服以及购物)。但经验主义者的定义并没有包含情感工作和性工作。

到20世纪90年代，有很大一部分学者把照看小孩、情感投入纳入到家务劳动的范畴内。这一时期，家务劳动被广义地定义为：所有包含在家庭内部(有时在外部，而为了家庭)无报酬的劳动，如做饭、清洁、洗衣服、照看小孩、购物、开车等。家务劳动会随着人的生活轨迹变动而变动，第一个或两个孩子的出生会使家务劳动发生很大的改变，其不仅由夫妻完成，邻居、朋友、孩子都可以完成部分或全部。家务劳动既是体力劳动，又是脑力劳动，但脑力劳动部分是不容易被观察的。

中国学者关于家务劳动定义的研究比较少，并没有对家务劳动的性质作深层次的探讨，大部分学者认为家务劳动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完成生育职能、履行赡养职能的服务性活动的总和。朱梅、应若平对农村妇女“家务劳动”作出了广义界定：农妇“家务劳动”是指农妇从事的为家庭无偿付出的非货币化劳动，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家务杂事，还包括经营承包地的劳动中用于家庭自用的那部分劳动成果所对应的劳务。

(二)价值确认和计量

关于家务劳动是否存在价值、是否为有偿劳动的争论，在早期以日本为代表。19世纪60年代，矶野富士子在“妇女解放的混迷”中从提高妇女的社会、家庭地位，承认妻子独立人格的角度出发，指出“尽可能使主妇劳动不仅有用，而且亦生价值”。中川淳则认为“家事劳动之无偿性”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其不产生任何的价值”。相反，有地亨则主张从经济学以外的观点来评价家务劳动：“家务劳动为无价值的，乃是经济原论上的问题，不可因妻之家事劳动不生价值，即断言妻之家事劳动为无偿劳动，不能获得金钱的评价”。Beck－er则充分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认为“把家务劳动同样看作是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象商品和服务那样的组成部分，现在是时候了。花在家务劳动上的大量时间表明，家庭生产在国家的生产总值中都占有可观的百分比。”

中国台湾学者林秀雄认为，家务劳动虽然“为商品交换社会之外之私的劳动，不具有商品交换社会之经济价值”，但从法学角度否定了家务劳动的无偿性，认为“应为家事劳动寻求一给予适当评价之途径。”其他学者如沙吉才、夏吟兰、刘茂松等充分的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沙吉才认为家务劳动“凝结了一定量的人类劳动，是人类抽象劳动的结晶，因而它也是有价值的。”同时，“作为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过程中的追加劳动构成社会总劳动的必要部分，家务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同样是社会总价值的一部分。”刘茂松教授则从经济学家角度更加深入地进行了分析，认为家务劳动具有边际价值、替代价值和家庭内部交换价值。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量，由于其范畴的不确定性、量的模糊性，缺乏质的比较，在计量方面存在许多操作性的困难。在英美，20世纪后期就如何衡量家务劳动的生产价值提出过几种解决措施，包括将之与一位全日制的仆人的工资相等；列出一位家庭主妇的所有活动，然后在货币经济中找到与每一种活动最接近的专门的职业，进行二者的工资级别的比对；或者使家务劳动的价值与家庭主妇走出家庭从事一份全日制工作所挣的工资相等。但这些做法在理论上和实际操作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无法真实准确地计量家务劳动。

二、家务劳动分配

Cowan指出，在1800年前，男人和女人都要做大量的家务劳动。她写道“如果你是个生活在1800年前的家庭主妇，你要做饭，烘烤足够的食物，你的丈夫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例如劈柴、谷子脱壳、将谷物弄碎；同时，你的孩子还需要照顾”。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期，家庭内外的劳动没有区别，但工业革命使得许多重体力劳动转移出家庭，男人所做的家务劳动减少，在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下，男人主要从事家庭外面的工作，而妇女的活动空间是家庭。

在20世纪后半叶，妇女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有所增加，从事家务劳动的数量和比例有所下降，但关于男性是否正在做越来越多的家务劳动(包括实际的任务和所花费的时间)，家务劳动的分配是否越来越公平，存在很大的争议。部分学者肯定了男性对家务劳动的贡献：在60年代，妇女做的家务劳动是男性的6到7倍多，现在做的家务劳动只是男性的2倍多，男性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家务劳动，尤其是在照看孩子方面。然而，Coverman和Shelley以及Cowan则认为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男性所做的家务劳动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变化的只是和妇女比较而言的男性的相对贡献。妇女比过去做的家务劳动少是因为现代化的家用设备(如洗衣机)和低出生率。男性并没有做到和妇女等同的家务劳动量，家务劳动只是在夫妻间进行了极小量的重新分配，大部分家务

劳动，照看小孩仍然主要由妇女来完成。Oakley指出，妇女每周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是77小时，几乎是男士每周工作40小时的2倍，只有少数丈夫会帮妻子做点家务，但这种帮忙常会被视作对妻子的疼爱，而非丈夫的责任。因此，妇女不得不在家庭和市场中做两份工作。

三、家务劳动分配不均的原因

家务劳动的分配公平就是家务劳动的分配没有性别差异。Gregson和Lowe认为家务劳动的充分分享(除性别中立的劳动外，3／5的有性别隔离的劳动被分享)预示着家务劳动的重新分配。技术发明使得妇女无需主要从事照看家庭的劳动，但妇女要想推掉家务劳动和照看孩子的“责任”，还要克服许多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家务劳动分配不均现象普遍存在，就其原因有以下几种解释：

(一)相对资源的讨价还价能力

这一理论认为家务劳动是根据夫妻双方相对经济资源讨价还价的过程，经济资源相对较多的一方所承担的家务劳动较少。Blood和Wolfe用两种方法来解释已婚夫妇家务劳动的分配：资源依赖和资源议价。两种方式都表明男性家务劳动的参与是源于男性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资源依赖”假说认为妻子提供有价值资源的方式少之又少，虽然妻子提供的家务劳动也是有价值的，然而，能够提供更多可变现资源的一方才拥有家务劳动分配的决定权，而丈夫往往在经济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他们在决定家务劳动分配中也就具有强有力的权力。“资源议价”假说则认为、丈夫和妻子提供了不同的资源，丈夫和妻子的相对贡献是平衡的，目的是家庭利益**和家庭产出的高效率，而非控制或权力。但这仍然会在家庭内产生潜在的控制力和不同的交换价值。家务劳动是枯燥的，提供很少的满意感。那么，不做家务劳动的一方将会在议价时处于优势。

基于这一理论，拥有越多市场资源――教育程度、潜在收入、职业地位等在资源议价时就处于有利地位。经验主义者支持这一理论，研究人员发现，夫妻双方的收入差距越小，家务劳动分配越公平，妻子有高收入的丈夫会做更多的家务。职业地位也是可交换的资源之一，但学者们的发现却不统一：McAllister通过对澳大利亚家庭的研究，发现具有相对较高职业地位的男性所做的家务劳动较少；在美国，Deutsch发现具有较高职业地位的男性所作的家务劳动的比例更高；而另一些学者却发现职业地位对男性所做的家务劳动没有影响。关于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间的关系，大部分学者认为男性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务劳动时间具有正的影响。而关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却没有统一结论。部分学者也对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效率间的关系作出了研究，Gronau认为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效率间呈正相关关系，但Graham和Green却得出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效率间呈负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对家务劳动越不满意，进而家务劳动的效率也不高。

(二)时间的可用性

家务劳动是在做完所有重要任务才去做的事情，并且其分配要根据夫妻双方的空闲时间而定，由工作的“时间约束”，常用职业地位、每一方每周工作小时数、工作进程的灵活性，双方是否有不同的工作时间进度来衡量。关于妻子已就业的男性是否比妻子没有就业的男性做更多的家务，Goldscheider与Waite发现，对妻子就业本身而言，与男性家务劳动的参与没有联系，必须与他们相对工作时间的总量结合。妇女总的工作时间对男性家务劳动参与有正的影响，而男性的工作时间对其所作的“女性的家务劳动”(如做饭)有负的影响。若妻子和丈夫在不同的时间工作，男性会做更多的家务劳动，晚上工作的男性会做更多的家务，但对于女性来讲，却没有这样的特征。

(三)性别意识形态

此观点认为家务劳动是性别信仰的特定象征符号，性别意识形态对家务劳动分工决定会有一定作用：自由主义的性别角色态度会导致平等的家务劳动分工，有较少传统性别角色态度的丈夫会做更多的家务劳动，尤其是“女性特征的家务杂事”。虽然大多数相关文献认为男性对性别角色的态度和信仰对理解家务劳动的分工尤为重要，家务劳动分配不均也体现了性别不平等，但也有学者发现男性对家务劳动是否应在双职工家庭平分的态度与所做的家务劳动量没有联系，有时妇女的态度比男性更具有决定性。

(四)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

Fuwa和Cohen利用Chang对于妇女就业的社会政策的定义，通过在33个国家相关数据的分析，研究社会政策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发现旨在缓减性别不平等和工作家庭冲突的社会政策对夫妻家务劳动平等分配有积极的影响。在不考虑妇女个体特征的情况下，消除性别差别的政策和双亲社会抚养政策，会使家务劳动的分配更公平。传统的研究并没有涉及到社会环境尤其是国家相关政策对家务劳动决定的影响。

四、其他相关研究

(一)家务劳动和工资的关系

关于家务劳动和妇女低工资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哪个是因哪个是果，理论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议。Becker的精力分配理论认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精力又和工作产出进而和工资联系在一起，在家务劳动上花的功夫多，在工作上的努力就会少，进而工资也会低，甚至造成职业上的性别隔离。Bielby对Becker的理论提出了质疑，他在Quality of Employ-ment Surveys(QES)中发现，妇女自己报告花在工作上的精力要多于类似家庭状况的男性。他提出了另一个解释原理：妇女个体期望在家务劳动上花更多的时间，尤其是在每周工作日想获得时间安排灵活的工作，而这种工作时间的灵活安置对雇主来讲就是一种成本，低工资就是对这种成本的补偿。

Hersch and Stratton通过研究说明家务劳动对妇女的工作效率有影响，家务劳动时间和妇女的工资收入呈负相关关系，而与丈夫的收入没有明显的关系。但部分学者认为，妇女做更多的家务并不是妇女低工资的原因，反而，妇女比男性做更多的家务劳动是因为家庭约束和低市场工资。

(二)家务劳动和公平感、婚姻满意度

Robinson和Godbey指出，最不受欢迎的家务劳动是洗熨，接着是每天必做的洗碗、买菜。做饭、洗碗、洗熨、清洁，这些工作是重复的、无聊的、不需要计划的，90％是由妇女完成的，男人更喜欢做一些户外的家务，汽车维修、账户管理。家务劳动的性别隔离使得丈夫认为大多数家务劳动是“妇女的工作”。有研究表明，妻子对家务分工是否公平较丈夫更敏感，男性承担家务劳动特别是承担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女性的劳动”越多，夫妻双方的家务贡献越平衡，女性对家务劳动的公平感就越强。

事实上，夫妻间的家务劳动分配并不用50％作为“公平点”，家务劳动分配的不公平感与事实上的

不均关系很小，而是源于现实中做的家务比预期多。尽管妻子和丈夫对于“公平”的看法有所不同，家务劳动分工主要通过公平感来影响婚姻满意度，男性是否参与日常家务劳动已成为婚姻满意的主要预警器。但Coltrane却认为，不公平感多数来自婚姻的其它冲突，家务劳动分工只是催化剂。

性别意识在很多方面也会影响着劳动分工公平感和婚姻满意度。当丈夫的平等意识更强时，婚姻的不满意较少，但是当妻子比丈夫更具平等主义时，婚姻冲突通常更多。妻子对家务劳动分工的满意度在没有生育前和子女离家后的阶段最高，在养育孩子阶段最低。而丈夫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公平感与满意度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并无多少变化。

(三)家务劳动社会化

恩格斯主张“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事业中”，夫妻通常接受有偿劳动的帮助或从他人(往往是父母)那里得到的无偿帮助。Cohen在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中发现美国6％的家务劳动是花钱的有偿服务，而德国不来梅的相关调查显示有1／8的家庭会使用有偿家务劳动；荷兰的一项研究发现何兰有12％的家庭支付有偿的家务劳动。

中国也有部分学者提倡家政业的发展，认为应积极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柴效武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清晰地分析对比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现代化：家务劳动社会化是用大工业生产和大社会服务的方式，使家务劳动逐渐脱离开家庭，成为社会性劳动；家务劳动现代化则是用现代化处理方式实现家务劳动的机械电器化操作。并从经济学的角度，引用前苏联经济学副博士威廉・阿扎尔《家庭和空闲时间》中的数据，说明前者是“大而专”后者是“小而全”，认为前者要大大优越于后者，提倡在家务劳动现代化的同时更需要大力发展社会化。李秋芳则认为要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须努力发展三个市场：家庭事务劳动力市场、家务劳动设备市场、家务劳动加工市场。

五、简短评述

Beeker认为，家庭实际上是个小型工厂，即使在能够提供各种重要服务的、生产许多昂贵商品的最发达国家里，情况也是如此：抚养儿童、烧茶煮饭、收拾住所，还得照顾病员、护理老人并承担各项辅助任务。因此，日常琐事(洗衣、做饭、清洁等)、照看孩子、老人、病人属于家务劳动都得到的大部分学者的认可，但情感投入是否属于家务劳动还存在很大的争议，笔者认为情感投入并不可以划入家务劳动的范畴内，在一个家庭中，有情感投入的不仅是妻子，丈夫、孩子、老人甚至投入更多，并且这种投入是人类特有的也是人类的本能，情感的投入不会因相对资源多寡、国家政策、社会观念等的不同而进行不同的投入，情感的投入是内在的、不外露的、不易观察的，是维护一个家庭的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并不能将其等同于洗衣做饭，划入家务劳动的范畴。

从技术角度讲，家务劳动的计量存在很大的困难，家务劳动并没有统一的范畴、也没有规范的程序和质量标准，并且因个体家庭状况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实际上，为妻子家务劳动付酬只是停留在理论的争辩中，而要在现实中真正实现为妻子的家务劳动的付酬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不仅因为计量的困难，更是因为观念转变需要漫长的时间。由于科技的发展和家政业的繁荣，使得家务劳动部分的实现了现代化和社会化，夫妻的家务劳动量有了明显的减少，同时也为家务劳动的计量带来统计上的便利。但理论界有关家务劳动的现代化和社会化的研究太少，大多数文献在关注家政业的发展和从事家政业人员的工作状态，很少有人关注雇主(家庭)的状态，家庭使用有偿家务劳动的状况并不明朗，有偿家务劳动对夫妻双方家务劳动状态的影响也并不清晰。因此，家务劳动现代化和社会化对夫妻双方家务劳动状况的影响状况成为以后相关研究的一个方向。

劳动经济研究范文3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实验研究方法;应用

abstract:in the past few decades, 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s showed a steady increase trend in economic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labor economics. compared to other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the major advantages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 are the ability of more strictly controlling the related factors, reliable prediction of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 and the easier research findings validation because of repeatability of the experiment itself.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a number of academic research methods against the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s, such as the selection bias of experimental subjects, the high or low of payment level obtained by subjects ,the number of observations, as well 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validity.

key words:labor economics;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s;application

一、实验研究方法的优势

理论检验在科学进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者可以利用不同数据源实现对理论的检验。这些数据来源大致可按两个维度进行划分(friedman and sunder,1994):一是实际数据(happenstance data)和实验数据(experimental data);二是实地数据(field data)和实验室数据(laboratory data)。实际数据是未加控制的、自然发生的经济活动的副产品,而实验数据是在受控条件下,为了明确的科学目的而人为创造的。实地数据来源于自然环境,而实验室数据来源于实验室环境。这两种维度的数据可构成四种组合数据。

长期以来,经济学被看作是运用实地实际数据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如失业率、工资水平、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等均属于实地实际数据。既然实地实际数据如此丰富,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实验并创造自己的数据呢,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分析实验研究方法在劳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优势。

(一) 实验研究对相关影响因素的严格控制

锦标赛理论得名于体育比赛,是指员工通过竞争以获得某项奖励(如薪酬增加或晋升),胜出者由相对绩效排序决定。在锦标赛理论中,员工的均衡努力水平被定义为边际努力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的努力水平。边际收益取决于奖金数额以及获胜的机率,并与后者呈负相关关系(lazear and rosen,1981),给定均衡努力的选择就可以直接导出最优奖励的水平和结构。现以锦标赛理论的检验阐释实验研究具有可控制性的潜在优势。

若对锦标赛理论进行直接的实证检验,首先要求研究者知道参与竞争的员工数目,奖励的确切大小,员工努力的成本函数,以及生产函数(包括误差项的性质)。同时,为了确定最优奖励水平,还需要了解企业的支付函数与员工的参与约束。所有这些信息在实验室实验中都是确定的,研究者可以清楚地予以设定。通过观察实验被试所选择的努力水平和获奖情况,就有可能对最优报酬作出精确地预测并进行检验,而采用实地实际数据对锦标赛理论进行直接检验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使用实地数据时,研究者很少能确切地知道以上提及的各种因素;而且研究者也很难保证实地环境与理论假设的环境高度相似。例如在锦标赛理论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员工在竞赛中有消极的破坏竞争对手绩效表现的行为,努力与奖励的最优水平同不存在破坏行为情况下的结果将是大相径庭的。

相同的道理,使用实地数据的研究者很少能知道员工与企业之间的互动是一次博弈还是重复博弈,然而重复博弈的理论预测往往明显不同于一次博弈的结论。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如员工彼此之间了解程度如何?员工之间的沟通及同伴压力怎样,有无形成共谋的可能?员工之间的互动方式是公开还是匿名?在实地实验中,以上因素及其他环境细节都会影响研究对象的行为,却不能被有效控制。与之相反,在实验室实验中,这些环境因素能够被严格控制,因此能够进行系统的研究。例如,在实验室实验中,对一次博弈与重复博弈情形进行比较研究,或者对匿名互动与“面对面”互动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将是非常方便的。

当然,这种能对影响因素进行更好地控制的优势不局限于锦标赛理论的研究。例如,在关于不同行业间工资差异的争论中,很难判断所观察到的差异是反映出的真实“租金”,还是不可观察的异方差性 (gibbons and katz,1992)。同样地,几乎不可能依据实地数据来判断失业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即很难判断失业员工在低于现行工资的情况下是否真的愿意继续工作。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中采用实验室实验研究,控制员工的外部选择,则能对上述问题轻易作出回答(fehr and falk,1999)。以上例子极具说服力地表明,实验室研究较之于实地研究,能对相关影响因素实施更好的控制。

(二)实验研究能够推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实验室实验的另一个主要优势在于形成因果关系推论的可靠性。在实地研究中,许多有意义的变量是内生决定的,多数情况下最多也只能确认变量之间是相关的,而很难确认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通过合理的实验设计,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实验研究是确认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最有效手段。

(三) 实验研究的结论易于重复验证

实验研究具有易于复制的特征。传统的经验数据作为检验数据,具有不可重复性的缺陷,即所谓的“历史不能重演”。而对理论的证实或证伪都需要大量的检验。smith(1962)指出,实验研究的可重复性克服了所有观察结论所普遍存在的一次性的缺陷。其他研究者可以很容易地复制实验设计,进行独立验证,从而证实或者证伪专题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实验数据的应用可避免某些理论没有经过一个可重复的严格证明或证伪的过程而被称之为所谓的“传教士的理论”。

二、实验研究方法的反对意见

首先,由于实验中的被试常常为学生,实验研究常被批评存在被试选择偏差,批评者认为学生对所要研究的问题缺乏实践经验。其次,主要针对实验中的支付(payoff)问题,由于一般情况下被试在实验中获得的支付较低?①,他们可能不会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决策。第三种批评主要针对被试数目太少的问题,实验研究结论往往受到置疑。第四种批评主要来自于实验研究结论能否推而广之,对现实是否具有预测和指导作用,即实验研究的外部有效性问题。尽管这些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通过细致周详的实验设计,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克服和解决。

(一) 被试选择偏差

研究者之所以选择学生作为被试,主要是出于方便性的考虑。学生容易招募,能够迅速理解实验规则,而且他们的机会成本相当低。但是,并没有根本的理由来排斥其他对象,而且非学生被试的使用也在逐渐增加。其次,通过细致周详的实验设计和与实施,有可能发现不同被试样本在行为上的有趣差异。list(2003)对市场经验是否能消除禀赋效应问题进行了研究。cooper et al(1999)利用中国学生和中国中层经理作为实验被试,检验了起源于效率工资激励的棘轮效应理论。同样地fehr and list (2003)以企业ceo作为实验被试,研究他们使用显性激励方式的程度以及如何对这种激励作出反应。

list(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缺乏市场经验的经纪人表现出了禀赋效应,而在拥有市场经验的经纪人身上却没有发现这种效应。拥有市场经验的经纪人之所以没有体现出禀赋效应,不是由于选择效应,而是由于市场经验本身。cooper et al (1999)在实验研究中观察到,经理和学生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收敛于混同均衡。因此,被试样本之间的行为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在实验的初期,他们观察到不同样本之间的确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如果实验指导语用一种抽象的、无关经理决策的具体环境的语言来描述,那么学生的行为较之于经理将更快地收敛于均衡点。相反,如果实验指导书中含有大量的与企业计划者和经理间的相互作用相关的内容,那么,经理的行为将更快地收敛于均衡点。fehr and list(2003)发现学生和ceo之间的确存在行为差异,ceo明显比学生更信任他人,而且也更值得他人信任。虽然如此,两个被试样本仍然作出了使用显性激励方式的相同选择,尽管该方式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这些例子均表明,被试样本差异可能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这些研究也显示出了不同的被试样本在行为上并没有表现出根本性的不同。在cooper et al(1999)的研究中,学生和经理们的行为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是高度相似的。同样,在fehr and list(2003)的研究中,根据理论推断,如果假定所有实验的参与者是完全自利的,信任行为则不会存在,但作为被试的学生和经理们都表现出了非常强的信任行为。此外,两类被试样本都显示出大量利他的、互惠式公平的行为。因此,虽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被试样本选择偏差,但是不同样本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说却是非常相似的。

(二) 被试所获支付较低

被试在实验中所获得的支付水平(stake level)较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研究者一致认为更高的支付水平能显著地降低被试行为的方差(camerer and hogarth,1999)。这就表明当被试在实验中能获得更高的利益时,他们会以更加认真的态度参与实验。但是camerer and hogarth(1999)在回顾了大量检验支付大小效应的研究后发现,核心的行为趋势极少因为支付水平的变化而改变。尽管支付(利益)对于实验被试而言是重要的,但是,利益大小的变化往往不会改变核心行为趋势。一个有趣且重要的例外出现在holt and laury(2002)的研究选择实验中,随着平均支付从70美元增加到230美元,实验被试表现出明显增强的风险厌恶型特征。相反,在公平偏好实验中,支付水平的增加很少或者不会影响公平行为反应的发生。

(三) 被试样本量太少

关于实验被试样本数量较实际数据过少的问题也是能够克服的。首先,增加或补充实验的观测数目是可能的;其次,以国家宏观经济中的代表性问题为对象进行大规模的实验研究也已成为可能。近来,harrison ,lau and williams(2002)采用丹麦人口总体的一个典型样本,推导出了贴现率;而bellemare and kr?ger(2003) 则以荷兰为样本,进行了信任博弈的实验。其研究结论显示并不存在被试选择偏差。

(四)外部有效性问题

对实验室实验更为普遍的批评涉及到内、外部有效性问题,内部有效性指从某一实验中获得可靠性的原因和结论的可能性,而外部有效性是指从试验研究的外部环境联系中归纳出可靠结论的可能性。内部有效性涉及到的只是一个合适的实验控制、敏感度设计及正确的数据分析问题,相对而言,外部有效性的问题则更为严重。批评者认为把实验室的研究结论推广到实地中去,其可能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外部有效性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从一般意义上说,当归纳法原理成立时,外部有效性将会是较高的。根据这个原理,只要绝大部分相关的潜在条件保持不变,那么,行为规则在新环境中也会持续不变。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便保持所有条件不变,也难以保证实验结果在现实环境中可以被完全复制。虽然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批评也不是仅仅针对实验研究。事实上,没有任何实证研究能够确保在同样的条件下复制出完全相同的结果。第二,实验研究是否抓住了现实中的主要条件。置疑者认为某些实验因为忽略了现实中的许多关键性特征,从而不具有外部有效性,也就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验研究者的回答往往是尽可能模拟出这些被忽略的条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验研究和经济学模型一样都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它们都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这种抽象也正是一种优点,惟其如此才能够使人们增加对相关变量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理解。由于对现实性的强调实际上取决于实验的目的,在很多情况下实验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检验理论,或者理解理论失灵的原因。因此,实验证据对理论构建非常重要,但是对理解现实却不那么重要。

三、增加实验研究现实性的途径

(一)实地实验

无庸置疑,实验的可控性是其主要优势。然而关于实验室环境和现实生活环境是否一致的问题,可能将备受争议。可以说实验室实验不是对传统的实证经济分析方法的替代,而是对其的有益补充。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方法之一就是进行实地实验,让研究者在自然的环境中研究经济主体的行为。falk and ichino(2003)进行了一个典型的实地实验——将实验控制和现实环境的优点结合起来,研究同伴压力对工作行为的影响。实验是在日常工作环境中进行的,被试被分为处理组和控制组,其产出被分别测量。在处理组中,两个被试在相同的房间中一起工作;而在控制组中,每个被试分别在一个房间内单独工作。从技术上来讲,实验被试所从事的任务彼此完全独立。研究结论之一显示,与被试单独工作情形下的产出相比,随机选择的配对被试工作时的产出有了显著的增加。在另一个实地实验中,fehr and g?tte(2002)研究了一个企业中员工的工作时间和努力的跨期替代问题。在某一段时期内,他们对公司的一半员工按照更高的计件工资给付薪酬,而对公司的另一半员工按照固定的计件工资支付。采用这种方式,他们创造一个控制组和一个处理组,用以测量计件工资的增加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程度。

(二)“真实努力”实验

使实验室实验环境更贴近现实的另一个途径是进行所谓的“真实努力”实验。在一个典型的实验室实验中,工作努力的选择由一个递增的货币函数来表示,被试不是选择真实的努力水平,而是选择一个有经济意义的数字。这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于锦标赛实验中(bull et al.,1987)和效率工资实验中(fehr and falk,1999)。然而在“真实努力”实验中,努力代表的是完成一种真实的任务。例如,在fahr and irlenbusch(2000)的研究中,实验被试的任务是剥胡桃;van dijk,sonnemans and van winden(2001)要求实验被试利用计算机解决难度较大的双变量优化问题;在gneezy(2003)的研究中,实验被试需在计算机上解决“迷宫”难题。“真实努力”确实能够增强实验的现实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以失去可控性为代价的——因为如果实验者不了解员工的努力成本,那么也就不可能得出准确的数量预测。

(三)项目评价实验

实验技术在项目评价领域也具有很高的价值。不幸的是,基本上不能够获得来自随机的大规模社会项目实验的数据,尤其是在欧洲,政策制定者对实施这样的社会实验往往持着犹豫不决的态度。尽管如此,研究者自己收集数据也是可能的。例如,falk et al(2002)提出了一个新颖的项目评价方法,它允许在弱假设条件下确认参加培训项目与被邀请参加面试的可能性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基本思想是通过在较短的时间间隔内对参与项目的同一个体实施前测和后测,以此对项目进行评价。其程序如下:首先,研究者招募一些失业者参与一个特定的培训项目,然后在这些人完成培训课程之前,向外投递求职申请书。当这些人已经成功完成培训课程并获得证书后,又发出第二次求职申请。两次求职申请内容完全一样,只是第二次多了一个课程证书而已。由此可以检验参加培训项目对获邀参加面试的概率是否有影响。相似的方法已经应用于对女性员工的歧视(weichselbaumer,即出)和失业粘性的(oberholzergee,2000)的研究。

四、展望

过去的20多年,经济学领域的实验研究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应用也呈现出稳步增加的态势,这种增加的趋势将持续下去。事实上,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daniel kahneman和vernon smith,可能使实验经济学家们获得更广阔的舞台。实验研究方法在诸多经济学领域都大有用武之地,其中很多领域都与劳动经济学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理论与实验方法不可偏废,二者各有所长,相得益彰。经济理论使我们能够在制度或者参数族(如税率)的框架下对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测,而实验方法能够为不同制度环境的运行效果提供经验证据,从而对经济理论进行检验。此外,在实验过程中对于人类行为的观察,也将促使研究者更严肃地对待个体动机和有限理性问题。从长期来看,这有助于我们对人的本性进行更现实的刻画。实验研究已经成功地应用于公平、互惠、损失规避、过分自信、非指数贴现等现实经济社会现象,通过研究它们对激励和契约的影响,对组织设计的影响,以及对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可以大大增进对企业、家庭与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的理解。

注释:

① 一般而言,研究者为了模拟出真实的市场环境,往往为被试在实验中的绩效表现支付一些数额不大的报酬,以增强所研究问题的现实相关性,提高被试的认真程度,并以此确保实验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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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研究范文4

摘 要：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新疆区域经济差距突出表现在北疆和南疆内部差距过大，这成为制约新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主要障碍。本文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对比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新疆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考虑劳动力流动因素后的模型显著性较不考虑劳动力流动因素的模型显著性得到明显提升，劳动力流动抑制了新疆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趋势，但是新疆劳动力流动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差异，对经济较发达的北疆地区差距缩小有正向效应，而对经济欠发达的南疆地区差距缩小有负向效应。对此，协调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应重视劳动力流动的作用，破除限制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注重对不同区域流动劳动力人口实施差别性治理政策。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区域经济差距;条件收敛;新疆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1-0072-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1.007

收稿日期：2014-06-17;修订日期：2014-09-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区域公平与新疆跨越式发展”（12AZD057）。

作者简介：王淑娟，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笳旭，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李豫新，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A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Labor Mobility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Gap：Evidences from Xinjiang

WANG Shujuan1，WANG Jiaxu2，LI Yuxin1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ihezi University， Urumqi 832000， China;

2.China Rural Research Center，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The effect of labor crossregional mobility on the regional economic gap has been one of the focus of academic debate. The most prominent character of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of Xinjiang is the internal gaps of northern Xinjiang and southern Xinjiang，and this become the key obstacle to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in Xinjiang. This article contrasts and analysis the impact of labor mobility on the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in Xinjiang by introducing the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gnificant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fter taking labor factor model of labor mobility into consideration. The labor mobility suppresses the expending trend of regional economic gap. But the effect of labor mobility on regions economic growth in Xinjiang is different for different part of Xinjiang， it performed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 on the regional gap of northern Xinjiang and southern Xinjiang respectively. So we should attach the importance of labor mobility to coordinat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Break the barriers of restrict the labor mobility and pay attention to make different labor mobility strategy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Xinjiang.

Keywords：labor mobility;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Xinjiang

《人口与经济》2015年第1期

王淑娟，等：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研究

一、引言

劳动力大规模、跨区域流动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空间动态演变的突出特点之一。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改变了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状态，实现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对协调区域间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伴随着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大，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也呈现出持续扩大的态势，劳动力从贫穷地区向富裕地区的流动并没有使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出现理论上预期的缩小结果。劳动力流动真的能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吗？如果能，那又如何解释现实与理论的悖论？

关于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存在以下几种争论：其一，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对区域间经济差距的缩小具有消极作用。周加来、李刚从要素流动的角度分析了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认为前者对后者具有扩大作用，尤其在1991-2006年间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区域差距扩大的作用更加明显[1]。段均、杨俊认为劳动力转移虽然对整体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效应，但是我国劳动力转移的收入分配均等化效应下降，导致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2]。其二，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能够有效地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李实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可以提高外出务工家庭的收入水平，从全国而言有助于抑制农村收入差距扩大[3]。刘强认为区际大规模的劳动力迁移是经济收敛的重要诱因，是解决区域差距扩大的方法[4]。王小鲁、樊纲认为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劳动报酬差距和人均GDP差距[5]。李宾、马九杰将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流动划分为三个阶段，发现三个阶段劳动力流动的综合影响能够缩小区域差距，而我国呈现的区域差距与劳动力流动同时扩大的原因在于工业化、城市偏向的财政政策和对外贸易等因素的影响[6]。其三，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许召元、李善同对劳动力流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观点持怀疑态度，通过构建包含资本外部性、劳动力不完全流动和拥挤效应的两区域模型说明了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不一定能缩小区域差距[7]。洪兴建对我国区域人口流动份额影响经济增长极化效应的分析也显示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并不显著[8]。樊士德、姜德波的研究也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地区增长差距的经济效应存在不确定性[9]。李浴发现东部地区劳动力流入的加快有助于缩小东西部区域间差距，而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入的加快则会导致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加大[10]。

新疆是我国多民族聚居的典型省份，区内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已是学界和社会的共识，高志刚、李建新、付金存等、李江南等均对新疆区域经济差距与协调发展问题做过较为深入的分析[11-14]。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有可能引起社会政治问题，严重不利于新疆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15]。新疆作为我国主要的劳动力流入省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西北民族省份居首。近年来，新疆区域内劳动力流动也日益活跃，庞大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规模会带动资本和技术在区域间的重新配置，势必对新疆各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在以往研究中却对此关注不足，未能从实证角度揭示劳动力流动对新疆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没有明确指出新疆劳动力流动是否有助于新疆区域经济差距的缩小，不利于从流动劳动力的管理层面制定行之有效的促进新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政策措施。

因此，本文借鉴以往相关研究成果，首先运用泰尔指数对新疆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趋势进行了详细分析。继而构建了新疆区域经济差距收敛模型，对比分析劳动力流动对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效果，并深入分析了新疆各区域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地区的不同效应，进而求证劳动力流动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经济协调的重要性，以期能够从劳动力流动层面为促进新疆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提供新的视角和途径。

二、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水平测度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9.07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7505.31亿元，增长了近192倍，人均收入水平也从1978年的317元上涨到33796元，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新疆整体经济增长的背后却存在着不平衡发展的内生后果，即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突出。

1.测度方法与数据选取说明

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方法多种多样，各种方法也各有利弊，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来衡量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这主要是基于泰尔指数具有可加分解的特性[16]。泰尔指数不仅能够衡量新疆整体经济发展的差距水平，而且能够将新疆划分为有限区域，衡量各区域的差距水平和各区域差距对新疆整体差距的贡献水平。

根据新疆的传统划分习惯和地域分布特点，本文将新疆划分为三大区域，分别为北疆地区（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克拉玛依市、伊犁直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博州）、南疆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克州）和东疆地区（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兵团直辖的五家渠市（北疆）、图木舒克市和阿拉尔市（南疆）由于数据限制，暂未列入研究范围，考虑到以上三个市地域相对狭小，故不会影响整体研究结果。，并用TN、TS和TE分别表示北疆地区内部差距、南疆地区内部差距和东疆地区内部差距，TD表示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采用以GDP加权的泰尔指数，因此，新疆整体差距T可表示如下：

T=TD+GDPNGDPTN+GDPSGDPTS+GDPEGDPTE （1）

即总体差距等于区域间差距与区域内差距的加权和，区域间差距和区域内部差距的计算方式分别如下：

TD=∑iGDPiGDPlnGDPi/GDPPi/P（2）

Ti=∑iGDPijGDPilnGDPij/GDPiPij/Pi（3）

其中，GDPiGDP表示各区域GDP占新疆总GDP的比重，GDPijGDPi为各区域内部地州市GDP占该区域GDP的比重，PiP表示各区域人口占总人口比重，PijPi表示各区域内部地州市人口占该区域总人口比重。

本文选取1990-2012年新疆各地州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总量来分析新疆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动情况，相关数据来源于1991-2013年各年份的新疆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各地州市当年的统计公报。

2.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泰尔指数对新疆整体差距、三大区域差距及各地州市差距的分解计算，本文发现，新疆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平衡性较大，这种不平衡性不仅表现在传统上认为的新疆南北疆之间差距过大上，同时更主要的表现在南疆内部和北疆内部差距过大。各区域泰尔指数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泰尔指数分解趋势图

首先，新疆总体经济发展差距在1990-2012年间呈倒“U”型发展趋势，符合威廉姆森经济发展差距先扩大再缩小的发展趋势。1990-1998年新疆区域经济差距变动平稳，1999-2006年新疆经济发展差距出现了较快的扩大态势，而在2006年以后又出现了一个差距迅速缩小的阶段。总体上，1999-2006年新疆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而在2006年以后迅速缩小。2010年以后新疆区域经济差距又出现了扩大的趋势，并且区域经济差距也处于较高的水平。

其次，南北疆内部差距变化趋势较为相似，也呈现了倒“U”型的发展趋势，均是在2006年前后达到区域内部差距最大阶段。2008年之前，北疆地区的内部差距高于南疆地区，而2008年以后南疆地区的内部差距更加突出，在三大区域内部差距中居最高水平。东疆地区的内部差距在三大区域中差距最小，且近年来东疆地区内部差距有不断缩小的趋势。总的来看，从2006年以后三大区域内部差距都出现了趋同的趋势。

再次，新疆三大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化幅度较小，并呈现逐渐收敛趋势。新疆三大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并没有表现出如同区域内部差距一样的高度波动形式，在整个时期内运行比较稳定，大致在0.030左右，在1999年达到最大值0.039，而后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在2007年降到0.025。近年来新疆区域间差距出现小幅的上升趋势，但整体上区域间差距的水平远低于北疆内部差距和南疆内部差距水平。

图2反映了新疆三大区域内部差距和三大区域间差距对整体差距的贡献率。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造成新疆经济发展不平衡，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是北疆区域内部差距和南疆区域内部差距过大，新疆区域间差距对整体差距的贡献率处于不断缩小的态势。随着哈密地区的开发，东疆地区内部差距已近消弭;南疆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为巴州和阿克苏地区，这些地区与经济发展缓慢的和田和克州等地的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北疆发展主要围绕“乌鲁木齐―石河子―克拉玛依”一线，其他地区的发展亦相对缓慢，因此，北疆地区内部差距趋同也存在很大困难。

图2 新疆各区域差距对整体差距的贡献率

三、新疆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1.计量模型的构建与数据处理

新古典增长的收敛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与初始水平产出有关，初始期的人均产出水平越高，则增长速度越慢，初始期的人均产出水平越低，则经济增长越迅速，基于这一思想，新古典理论认为贫穷地区的经济最终会趋同于富裕地区，即经济实现收敛。新古典经济增长的收敛模型如下：

1T-t・lnYi，TYi，t=α-1-e-β0T-tT-t・lnYi，t+βXi，t+μi，t（4）

其中，β0为收敛系数，表示初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向稳态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收敛速度，Yi，t为初始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Yi，T为考察期期末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Tt代表考察期的长度，Xi，t为一组控制变量。在不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模型为绝对收敛模型，如果β0系数为正，则意味着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从而说明存在着绝对收敛，β0值的大小反映了收敛趋势的强弱。

引起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多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投资、对外贸易、制度因素等角度探讨区域经济差距产生的根源[17-19]。新疆区域经济差距出现波动既有地区先天优势方面的原因，也有地区间经济结构差异方面的原因，还包括各地区政策差异等原因。新疆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省份，在政策上国家给予了大量的照顾，优惠性政策的落实也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落户新疆，但投资倾向具有倾斜性，因此，我们将新疆的物质资本积累纳入控制变量组，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当年GDP比重（INV）替代物质资本积累。新疆是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陆路边境口岸和内陆口岸构成了新疆对外开放的重要基地，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也可能是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因此将此指标纳入控制变量组，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OPEN）衡量市场开放度。同时，采用财政支出占GDP比重（FIN）作为评判市场化程度的指标，市场化程度指标是一个逆向指标，即财政支出占比越高说明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性越高，则市场化程度越低。对于模型中的关键变量劳动力流动水平，我们用新疆的劳动力流动率（MIG）来衡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这里用新疆人口的净迁移量占该地区总人口比重进行替代。同时我们加入表示地区差异的虚拟变量Di，t，将劳动力的净流入地区视为发达地区，并将D赋值为1，劳动力的净流出地视为欠发达地区，并将其赋值为0。由此，新疆地区经济增长的条件收敛模型如下式所示：

1T-t・lnyi，Tyi，t=α±α1lnyi，t+β1・MIGi，t+β2・INVi，t+β3・FINi，t+

β4・OPENi，t+Di，t+μit（5）

我们选取新疆15个地州市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横截面数据，对流动人口的数据统计以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为准，劳动力流动率的计算是根据迁入人口与迁出人口的差除以期初与期末人口折算获得。其他指标数据依据当年统计年鉴获得。

2.实证结果分析

利用（5）式对新疆1990-2000年、2000-2010年和1990-2010年的地区经济增长进行条件收敛分析。由于在分析中地区虚拟变量不显著，因而在模型中剔除地区虚拟变量，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模型一为不存在劳动力流动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模型，模型二为加入劳动力流动后的经济增长收敛模型。

从模型一中可以发现，当控制了条件变量的影响后，新疆1990-2000年、2000-2010年和1990-2010年的初期人均产出水平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556、0.012和0.078，这三个时期的人均产出水平收敛系数只有第一个时期通过了10%的假设检验，并且1990-2000年的回归系数表明这阶段新疆地区差距具有条件收敛的特性。虽然后两个阶段的分析中初期产出水平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但是从其符号均为正可知，新疆的地区差距呈扩大的趋势。从各控制变量对新疆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看，在三个阶段的分析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化程度均对地区差距的扩大起到了促进作用。

而加入地区劳动力流动变量后，各阶段模型的拟合效果明显变好，由此可以断定新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从1990-2000年的回归结果看，加入劳动力流动后的初期产出水平的收敛系数为-0.635，较不考虑劳动力流动的-0.556具有更好的收敛效果，说明这时期劳动力流动对新疆地区差距的收敛起到了促进作用，劳动力流动缩小了新疆地区间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从2000-2010年的回归结果看，加入劳动力流动后，初期人均产出的回归系数为-0.034，而不考虑劳动力流动的模型显示其值为正，说明这一阶段的劳动力流动也有助于平衡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并且这一阶段的劳动力流动对于新疆地区间差距的缩小具有显著的效果，劳动力流动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会缩小0.012个百分点。从1990-2010年的整个时期看，劳动力流动有效地降低了新疆地区差距的扩大趋势，由于劳动力流动使得初期人均产出的收敛系数从0.078下降到0.015，从而减缓了新疆地区经济差距的发展速度。对比1990-2000年和2000-2010年劳动力流动对地区差距缩小的作用可以发现，劳动力流动对人均收入差距缩小的作用在增强。另外，我们也能发现，在劳动力流动的同时，物质资本积累的效应扩大了，这可能是因为迁移劳动力携带了大量的物质资本，劳动力流动间接地带动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从上述回归结果我们很难看出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内部经济差距的影响。实际上，从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看，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远高于东疆地区和南疆地区，因此我们这里将北疆地区默认为经济发达地区，而将南疆和东疆地区默认为经济欠发达地区

由于横截面数据模型回归对截面个数的限制，故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南疆地区和东疆地区合并处理。，运用2000-2010年的横截面数据对新疆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效果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表2。

首先，从模型的回归结果看，该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新疆各地州市的经济增长情况，新疆经济发达地区除了开放程度指标外其他指标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模型对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拟合程度达到0.9892的高水平;欠发达地区的物质资本积累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余指标对经济发展的解释度较高，通过了10%以内的假设检验;各个指标对新疆整体经济增长收敛性的拟合程度也比较高，劳动力流动和开放度指标通过了1%的假设检验，物质资本积累和市场化程度指标通过了5%的假设检验，其余指标也通过了10%的假设检验，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达到0.7541。

其次，2000-2010年，新疆初始产出水平的收敛系数都比较显著，较好地契合了新疆整体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特点。北疆发达地区的人均产出增长的收敛系数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南疆和东疆欠发达地区的人均产出增长的收敛系数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全疆各地州市的人均产出水平的收敛系数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初始水平的人均产出与地区经济差距的拟合程度较好。但从系数看，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分别为0.0517和0.0115，系数为正说明仅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各地州市的发展情况看，并不存在经济发展的收敛，反而表现为各自的发散趋势。新疆整体的回归系数为-0.0061，由此算出收敛速度为0.0059，若以此速度发展，新疆将至少需要115年才能消除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差距的一半，这表明新疆经济发展的收敛性较弱。以上实证分析结果与我们对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分解分析中得出的结论较为一致，都反映出了新疆南北疆内部发展的发散性。

再次，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远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化程度等指标的影响，原因可能是忽视了迁移劳动力所携带的资源禀赋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迁移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力量，同时也反映了由于受户籍制度限制，导致人口流动性不足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高。但从分析中还是能够清晰发现，经济发达的北疆地区劳动力流动对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差距具有收敛作用，而经济欠发达的南疆和东疆地区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展差距具有发散作用，但从整体看，劳动力流动对新疆经济发展的收敛仍然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一直是新疆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障碍。本文首先通过泰尔指数测度了新疆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水平。其次，引入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收敛模型，分析了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产生的原因，在考虑和控制劳动力迁移流动两种情况下对比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新疆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通过分析本文得到以下基本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首先，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仅表现为南疆、北疆和东疆三大区域间的差距，而且也存在三大区域内部的差距，并且后者是导致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的最主要原因，区域间差距对新疆整体差距的贡献度逐渐降低。

其次，物质资本投资和市场化程度与新疆地区间经济差距具有正向关系，新疆物质资本投资增加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加剧了新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而劳动力流动和对外开放程度与新疆区域间差距呈负相关，新疆劳动力流动规模扩大和实施更广泛的对外贸易有助于新疆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

再次，劳动力流动能够加速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收敛。考虑劳动力流动因素后，新疆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明显抑制，说明劳动力流动对抑制区域差距扩大具有积极作用，加速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是缩小区域差距的一个有效途径。

最后，新疆劳动力流动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具有不同的经济增长效应。劳动力流动对于发达地区内部差距缩小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而对于欠发达地区差距缩小具有显著负效应，但从新疆整体看劳动力流动对差距缩小的积极效应高于消极效应。

由此可见，劳动力流动在促进新疆经济发展、平衡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加速新疆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新疆区域经济差距。但目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依然存在，长期以来缺乏对流动劳动力的有效引导和管理。对此，新疆在制定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促进劳动力流动政策体制建设，进一步破除户籍制度等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障碍，确保流动劳动力在迁入地的合法权益。针对新疆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的不同区域应制定有差别的人口政策，积极引导高素质劳动力向南疆和东疆较为落后的地区流动，从而带动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加大对经济欠发达的南疆和东疆地区的财政和金融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覆盖流动劳动力人口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统一的劳动力服务市场，协调好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劳动力需求与供给，发挥地区间流动劳动力的协同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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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研究范文5

关键词:劳动使用价值论;快乐经济学;基础理论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3-0003-02

在当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立论的根据。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是,重新建立一个能够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并与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价值观上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就应该是研究快乐的快乐经济学。

一、劳动使用价值论的提出及其内容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他是最先从商品的分析入手的,他揭示了商品的两重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

在分析劳动使用价值论基本内容前,我们必须概括一下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有关论述。

1.有人认为,马克思不重视使用价值,对此,马克思是坚决反对的。他说:“这位瓦格纳还把我列在那些主张‘使用价值’应该完全从‘科学’中‘抛开’的人中间。”“这一切都是‘胡说’”[1]。马克思把使用价值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说:“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2]

2.从商品两重性也可看出,马克思是非常重视使用价值的,他把使用价值列为商品的两重性之一。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两重性是由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的,商品两重性是由劳动力的两重性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

3.在马克思看来,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表现为商品具有的某种效用,这是实现交换价值的前提,“物品要成为商品,从而成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一定要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因而一定要有某种有用属性。”[3]

4.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但同时也认为使用价值具有社会性。“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2],“商品的使用价值,不是对他本人即卖者的使用价值,而是对第三者即买者的使用价值。”[4]

5.马克思看到一种商品在不同角度、不同环境、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使用价值。“至于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情况则不同。按照劳动过程的性质,生产资料首先分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或者更进一步地加以规定,它一方面是原料,另一方面是工具,辅助材料等等。”[3]

6.马克思认为,一定的使用价值只是资本增值的手段,“……资本对采取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形式作为自己一视同仁的化身加以采用或抛弃。”[5]

7.马克思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使用价值,一方面他把使用价值看成是现实的具体物的属性,即“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他把使用价值看成是抽象的、类的存在,即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的范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的研究范围。”[6]

8.马克思看到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所特有使用价值的作用,也正是主要由于这一点,马克思才把使用价值引入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剩余价值本身是从劳动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所以在我看来,使用价值起着一种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作用。”[1]

9.马克思认为,“货币的使用价值就是:货币创造交换价值,创造比他本身所包含的更大的交换价值。”[2] 在这里货币的使用价值实际上作为资本来让渡,它的使用价值就是获得利润。

10.马克思认为,“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但是对买者来说,这些服务只是使用价值,只是他借以消费自己收入的对象。”他还认为,“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1]

11.马克思看到了使用价值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平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应该强调的是,马克思认为,从总体而言使用价值对社会资源的分配起决定作用。“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这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1]

以上我们简略地概述了一下马克思有关使用价值的论述,尽管上述的介绍存在着许多不周全之处,但本人认为,这基本上反映了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主要观点。下面本人就根据马克思有关使用价值的主要观点,对劳动使用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做一下初步的概括和总结:(1)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商品的两重性。(2)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前提,劳动的直接目的是创造使用价值。(3)使用价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属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会性。(4)从整体而言,对使用价值的重视使资源的配置趋于合理化。

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样,马克思主义的使用价值论也必然是劳动使用价值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取向的根本要求。正如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所说:“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7] 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当然也要以劳动和劳动者为本位。

二、确立劳动使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并不是忽视或不看重使用价值的,只是出于革命性的需要,他在构筑其理论体系时,必然选择最能证明其革命性的那部分概念和内容,作为其论述的主线。尽管如此,由于使用价值的特殊重要地位,马克思还是大量地论及了使用价值。从他的大量论述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现在看来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1.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商品的两重性。这说明,从商品两重性构成角度看使用价值与价值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商品两重性的论述必然是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同样也应是劳动使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我们明确这一点,其最根本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对价值的研究,得出的劳动价值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基石;那么我们通过对使用价值的研究,即可得出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基石——劳动使用价值论。

2.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前提,劳动的直接目的是创造使用价值。这说明,从价值实现角度看,使用价值已经成为交换价值和价值的核心,离开了使用价值,也就无所谓交换价值和价值,因此,劳动的直接目的当然是创造使用价值。这一点对我们的启示是,作为企业必须首先注意新产品的开发,不断创造具有新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获得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的创造当然也包括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而且这是使用价值创造的重要内容之一。

3.使用价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属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会性。我们的国家和企业必须明确,为谁创造使用价值,为谁创造价值?可以说,这一条标明了劳动使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的根本取向,从而也证明了劳动使用价值论,能够成为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和逻辑起点。

4.从整体而言,对使用价值的重视使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化。可以说,这一条是政府和企业重视使用价值的必然结果。政府重视使用价值,就必须重视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或过剩的产品,政府都应该在宏观上有所把握,政策的制定就应该以此为据。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即创造使用价值过程中,就应该对市场进行调查和预测,然后才能决定创造哪些使用价值以及创造商品的数量。

三、劳动使用价值论与快乐经济学

一般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价值理论包括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狭义价值理论即指劳动价值论。根据前文的研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应该包括: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使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最终要解决财富的公平、公正分配问题;劳动使用价值论最终要解决生产过程的合目的性问题。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核心和灵魂就是“以人为本”,即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

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快乐经济学,应该研究三大方面问题:一是生产领域的公正问题;二是分配领域的公正问题;三是消费领域的合理化问题。生产领域的公正问题要解决生产什么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如生产粮食还是生产,建楼堂馆所、豪华别墅还是修希望小学等等。分配领域的公正问题要解决利益分配的广泛化,避免利益向少数人集中。如子女上学、医疗保障、社会保险等问题。消费领域的合理化问题要解决如何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明消费。如封建迷信、铺张浪费、跟风消费等等。

快乐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就应该从生产领域开始。我们还是借鉴马克思的分析方式,即从分析“商品”入手。马克思已经发现了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重性。通过对价值分析得出劳动价值论,并以此建立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当代,我们就要通过对使用价值的分析,确立马克思的劳动使用价值论。并以劳动使用价值论为逻辑起点,建立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快乐经济学。

现实在变化,社会在发展,随着现实的变革,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应该大发展。我们要善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寻求新的生长点,使理论更好地为现实服务。编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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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劳动经济研究范文6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 有效转移 经济发展

0 引言

保定市是个农业大市，随着农村劳动力数量的不断增加，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以及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其农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想使我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问题。在当前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保定市的经济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已成为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1 当前保定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多，比重大 农村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数过大，是我市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艰难的直接原因。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仅占总劳动力的6%以下，而我市2005年全市年末人口1092.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838万人，约占76.7%。2008年我市农业人口约900万人，人均耕地面积1.12亩。远远低于全国人均4.2亩的水平，人多地少的矛盾非常突出。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

1.2 未能实现真正的长期性的转移 我市现阶段转入非农产业的劳动力绝大部分不在迁入地永久性居住。这说明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只是暂时性的，进城农民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外出务工只是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一种手段。最终他们依然会回到土地上。因此，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市的农村、农民问题。

1.3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整体素质不高 种种原因导致我市对农村教育投入较少，义务教育的基础比较薄弱。并且，随着教育成本的提高和分配制度的改革，“读书无用论”又有所抬头，农村中小学生流失严重，很多孩子未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

1.4 以青壮年为主。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外出打工者的年龄趋于年轻化。

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保定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2.1 积极影响

2.1.1 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能促进保定市经济增长 大量农民外出打工，可以缓解保定市农村的人地矛盾，促进劳动资源由低效益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益的非农业部门的转移，从而提高劳动力的总体收益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2.1.2 有助于改变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提高劳动者素质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受城市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认识到家庭收入的高低更多地依赖家庭成员的素质，而非数量。因此，更加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和自身的学习。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同时也为未转移的劳动力提供了示范，使整个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得以提高。

2.1.3 提高农民收入，为农村的发展积累资金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增加了农民收入。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增加就业岗位的同时，还缓解了农村资金紧缺的矛盾，为农村经济的发展积累了资金。

2.1.4 提高城市化水平，扩大内需 城市化是落后的农业国走向发达工业国的必由之路，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提高城市化水平，扩大内需及投资需要。

2.2 消极影响 在看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其不利影响。

2.2.1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青壮年为主，造成农村人才流失，阻碍了新农村建设进程。留守人员接受新技术、新的生产方式的难度较大，使得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同时人才的流失使文化素质本来就偏低的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更为低下。

2.2.2 “留守儿童”教育的缺失将会影响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父母外出“打工”，孩子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父母的关爱和良好的教育一般无法获得。有些过早辍学，或打工或游荡，必将影响到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

2.2.3 农村剩余劳动力无序转移对流入地公共事务的管理带来的影响。由于流往城市的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作和居住状况不稳定，使得管理的难度和成本增加。另一方面，也给流入地住房、交通、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等带来了沉重压力。

3 制约保定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因素

3.1 体制和政策的影响 在我国许多制度方面的因素影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如：

3.1.1 土地制度。土地是农民生存、生活的最基本保障。农民不会轻易放弃土地使用权，因此很难彻底迁移到城市。另一方面，现行的土地制度对农民具有一定人身约束，也难以合法转让其代表的相应权益，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3.1.2 户籍制度。现行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仍然具有较强的限制作用，以此为核心的一整套制度如入学、社会保障等，对农户举家长期搬迁具有极大的阻碍作用。

3.1.3 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我国实行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政策，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享有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2008年我市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参保率仅为12.9%，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为10%左右，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为15%左右。社会保险体制也使得农民难于彻底离开土地，实现长期的真正的转移。

3.2 转移的成本过高 在我市经济较为落后的县，所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出自中等以上收入水平的家庭，原因在于低收入家庭没有支付进城务工的路途食宿费用以及由于信息不畅，经常发生的因难以就业而增加的费用等流动成本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寻找工作过程中的种种歧视性冷遇，以及家中无人照料的老人、孩子更是增加了农民工的心理负担成本。

3.3 流入地吸纳能力不足。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的关键产业，目前我市第三产业约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为33.3%，同发达地区相比，我市的第三产业至少要低8个百分点。第三产从业人数不仅低于国内和全省，更大大低于发达国家50-60%的比例，也低于发展中国家30-40%的水平。

3.4 农村剩余劳动力整体素质较低。劳动力素质越低，就业面就越窄，有效转移的难度越大。我市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技能单一，甚至没有什么技能，文化水平低，难以满足用工单位需求。另一方面，劳动力素质低，不善于把握信息，增加了流动的盲目性，使转移的风险加大，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4 对策和建议

4.1 建立和完善促进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措施

4.1.1 改革户籍制度。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形成的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导致许多进城农民无法获得真正的市民身份，也无法享受城市市民的各种社会保障，而这种脱节的现象大大制约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从长远看来，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城乡户籍之分、势在必行。

4.1.2 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随着耕地的不断减少以及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农业生产（特别是我市的平原地区）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原有的按人头平均分配耕地、土地使用权无法流动的土地制度，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市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耕地难以形成经营规模。因此，应考虑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实现土地规模经营。

4.1.3 建立全面覆盖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之所以不能实现真正的长期转移，根本原因在于其年老后对土地和子女的依赖，如果不改变依靠土地和子女养老的现状，农民便无法真正离开土地，不可能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4.2 扩大就业渠道

4.2.1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实施产业化经营，实现以工促农、以企带村，实现农业就地变工业、农民就地变市民，使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融合在一起，既解决了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又避免了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4.2.2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鼓励农民回乡创业。一些农民工在经过几年的打工生活后，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技术和经验，他们回乡后兴办企业，带动了一方农村脱贫致富。对此，政府要加大支持力度。

4.2.3 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实现农村集约化经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推动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是产业的发展，也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重要领域。

4.2.4 加快小城镇发展。以县和中心镇为主体的城镇也是我市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条重要渠道。加快小城镇的建设，可以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提高农村人口的城镇化水平，活跃农村市场，带动农村经济协调发展，为广大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多的岗位。

4.3 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服务工作

4.3.1 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体系 劳动保障部门及时、免费提供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也可在农村地区发展培育多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服务组织，积极开展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调查、登记、培训、职业介绍、管理等，有组织、有计划地将农村剩余劳力输送到城镇、企业和单位。避免农民工流动的盲目性，降低流动成本。

4.3.2 健全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提高劳动者素质，拓宽其就业面并提高其就业竞争能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强其就业竞争能力，是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使更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掌握一至二项专业技能。

5 结语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减少，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是必然。如果这些剩余劳动力不能顺利从农业中转移出去，不仅农民的收入很难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也会严重受阻。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顺利有效地转移出去已不仅仅是农民问题，它已经成为一个综合性社会问题，关系着我市经济发展的全局。可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提高农业产出效率和农民收入水平，实现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社会更加和谐的重要保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因此，当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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