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诗三行范文1

关键词：古诗 欣赏教学 策略 审美教育

中国是诗的国度，古诗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宝贵遗产。古诗是初中语文教学的重点内容，也是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特别是审美教育的重要途径。但在当前的初中古诗欣赏教学中，却依然存在以教师精讲为主、学生感悟为辅的现象，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学生是不能有效地感知古诗的语言美、意境美、情感美的。那么如何优化初中古诗欣赏教学呢？

一.在诵读中体会古诗语言美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朗读是学生学习语文的主要方式，只有学生对文本进行朗读才能充分感受到文本语言的魅力及文本语言的情感。因此，在初中古诗欣赏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通过诵读的方式品味古诗语言优美。

例如，在教学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时，里面有这样精彩的几句诗：“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在教学时，我并没有对这几句诗的意思对学生进行讲解，而是通过以下几步引导学生进行诵读。

第一步，创设情境，引导感知。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这首古诗的主要内容，我利用多媒体给学生呈现了“钱塘湖春行”情境图，学生在这优美的图画下，初步知道了这首古诗描绘的美丽景色，这样，学生就在头脑中对这首古诗的意象形成了初步的印象。接着，我给学生播放了优美的音乐，并进行了范读，要求学生在听教师范读的过程中体验这一首古诗的节奏。

第二步，配乐朗读，感受韵律。在教师范读的基础上，学生对这一首古诗的节奏有了初步的掌握以后，接着，我组织学生对这首古诗进行配乐朗读，让学生在配乐朗读的过程中感受这一首古诗的韵律美。

第三步，反复诵读，整体感知。在前面二步的基础上，学生对这一首古诗的节奏、韵律有了初步感知以后，接着，我组织学生对这一首古诗进行反复诵读，这样，学生就在反复诵读的过程中，对这一首古诗的语言就有了整体感知，对这一首古诗的内容也就有了整体的理解。

以上案例中，正是因为教师引导学生对古诗进行诵读，有效地激发了学生欣赏这首古诗的兴趣，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通过诵读古诗对其语言有了充分的了解，并感受了古诗语言的节奏美、韵律美。

二.在比较中体会古诗意境美

在初中古诗欣赏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把一些意境相同的古诗同时呈现给学生，引导学生对这一些古诗进行比较，在比较中深入体验古诗的意境美，这样，就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例如，在一次古诗欣赏课中，我给学生呈现了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苏轼的《赠刘景文》、刘禹锡的《秋词》这三首古诗。这三首古诗都是描写秋天的意境的，但每一首古诗的切入点却都不同。课堂上，学生们对这三首古诗进行了对比研究，学生通过各种方式发现了三者的不同。在这三位大师面前，对于“秋”的描写学生大开眼界了，他们被这三位诗人的优美诗句所感动，很快地进入了秋的意境中去了，一个个当起诗人写起自己的“秋赋”来。有的学生写道：“秋风、秋雨、秋思，一切忧愁在秋中。”有的学生写道：“秋色给人以一种无尽的遐想，秋思给人以一种无尽的思念。”

以上教学案例中，教师三首古诗为切入点，引导学生进行对比，学生在对比的过程中，不但发现了这三首古诗的不同，而且深刻领会了古诗描绘意境，并且激发学生的写作欲望，这样，学生也就真正入诗了，教学效果可谓一箭双雕。

三.在品评中感悟古诗情感美

古诗中往往蕴含着诗人深刻的情感，而这一种情感是不容易被学生一下子就挖掘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对古诗语言进行品评，这样学生就能够体验到古诗蕴涵的情感美。

例如，《石壕吏》这一首古诗，主要对“有吏夜捉人”这一情景进行了描写，虽然是一首叙事诗，却蕴含了作者深刻的情感。教学中，我通过引导学生对诗中的形象描写“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进行品读，学生在品读的过程中体验到了“吏”与“妇”之间的尖锐矛盾。接着，我再引导学生对诗中的一“呼”、一“啼”、一“怒”、一“苦”这一些具有强烈对比的语言进行品评，学生就在品评的过程中深刻体验到了作者的思想情感。这样，学生就在品评诗句的过程中，与诗歌文本进行了深入对话，与诗人的思想情感进行了深入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充分体验到了这一首古诗蕴含的情感美，并深切地在这个过程中深入体会到杜诗的“诗史”风格。

情诗三行范文2

急剧变幻的数字化使人们更多了一些生命漂泊之感和向往安顿之情，更易引发对恬美精神家园的怀想，对大自然古朴、清新和粗犷境界的渴望及对田园牧歌般古典情味和悠远诗韵的共鸣。“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歌谣是最早的初民文学体式，由语言、音乐、动作三者构成。诗是用文学写成的歌谣，为产生歌谣般的效果，要求诗歌意美、形美、音美。故诗人都自觉讲究韵律，产生轻重缓急、抑扬顿挫之效，在功能上起到传情达意的作用。

一、英国民族自古有爱好抒情诗歌的传统。

远在中世纪，一些民间诗人把诺曼人的《贝奥武甫》故事改编成英语古典长诗。该诗约三千行，每行有头韵，但无尾韵。还有一些较短的英国民间歌谣保存下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些诗歌朴实感人，且形成了自己的格律。

杰费里 乔叟（Geoffery Chamcer 1340―1400）是古英国诗歌的继承者和近代诗歌的开拓者。他不仅用法语、拉丁语、英语翻译和创作许多著名诗篇，而且还为英国诗坛草创了三节联韵等诗体，为英诗的音律、韵律体裁、题材等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十四行诗的发展与影响。

十四行诗源于欧洲意大利，到文艺复兴时期已有一套完整的格律，其中又以意大利人彼特拉克（Petrach 1304―1374）创作的十四行诗最为有名。此后英人托马斯 怀特（Thomas Watty 1503―1542）和享利 霍华德 萨里伯爵（Henry Howard Earl of Surry 1517―1547）合作，将十四行诗引进英国，并根据英语特点作了改进和推广。此后，十四行诗成为英国诗人和读者喜爱的诗体，许多著名诗人都有十四行诗作问世，其中埃德蒙 斯宾塞（Edmun Spenser 1552―1599）、威廉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约翰 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乔 诺 戈登 拜伦（G N Gorden Byron 1788―1824）、波 比 雪莱（P B Shelly 1792―1822）等，十四行诗和其他英国诗体一样，在女皇伊丽莎白王朝达到鼎盛时代，有“诗的王国”的美称。十四行诗体传遍世界各国，成为世界性诗体。十四行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度在我国兴起。也曾出现过许多名家名篇。

三、英文十四行诗的特征。

1.诗行。顾名思义，每首只能写十四行，如斯宾塞1595年发表的《爱情小诗》由八十九首十四行诗组成。莎士比亚于1608年将其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合成一集出版。布朗宁所著《葡萄牙十四行诗》由四十四首构成。也有将十四行诗与其他诗体的诗合集出版的，如拜伦将其所著十四行诗收集在《锡庸囚徒》的集子里等。

彼特拉克体分十四行诗为两部份，前八行称otve，由两节四行诗组成，后六行称Sestet由两节三行诗组成。十四行诗移植到英国后，有些人仍按彼体，多数作家改全诗由三节四行诗和一节二行诗组成。每行的词数有多有少，最少五个词，最多十个词，如斯宾塞《爱情小诗》第三十四首《如同一只船驶在茫茫的海面》的第一节：

Lyke as a ship that through the Ocean Wyde,

如同一只船驶在茫茫的海面,

By conduct of some star doth make her way，

全凭着一颗星辰来为它导航,

Whenas a storme hath dimd her frusty Guyde，

一旦风暴把可靠的向导遮暗,

Out of her course doth wander far astray.

它就会远离自己的航道飘荡。

由此可知，英语在成词之前只是一个纯粹的表音符号。英词有一词一音，也有一词多音，语句中的谓语须随主语的人称、数量、动作、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语句中须借助于介词、助词、连接词和代名词等，难于硬性规定每句诗的词数，只能以行为单位。

2.诗韵（rhyme）。诗韵是诗体格律的基本要素之一。诗人有自觉要求诗歌押韵的传统，其目的是使诗歌便于吟诵，使听众悦耳，往复回还，便于记忆和歌唱，给人以音乐的美感。英国早期民间行吟诗人把民间故事编写成诗的形式，当众吟诵或歌唱。英诗用韵的进程是早期有无韵诗、头韵诗、尾韵诗、兼有头和尾韵的诗，到后来只有尾韵诗了。其严谨格律表现在每行诗都安排了不同的尾韵，几位名家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体例，以不同拉丁字母表示每行韵脚的种类、排列顺序，表示各种诗体尾韵的组合形式。⑴．Petrach （彼特拉克体）abba，abba，cdc，dcd又称抱韵，每首ab韵脚重复出现四次，c、d重复三次。⑵．Spenser （斯宾塞体），abab bcbc cdcd ee又称套韵，每首bc韵脚重复四次，a、d、e重复两次。⑶．Shakespeare（莎士比亚体）abab，cdcd efef gg各韵脚均重复两次。⑷．Shelly（雪莱）由四组三行诗和一组双行诗组成，aba bcb cdc ded ff。b、c、d韵脚重复三次，a、f重复两次，e重复一次。又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五十五首《白石或者帝王们镀金的纪念碑》中的第二节。

When wasteful war shall status overturn,

毁灭的战争是会把铜像推倒，

And broils root out the work of masonry.

火也会把巨厦连根儿烧光。

Nor Mars his sword nor wars quick firshall brun，

但是战神的利剑或烈火烧不掉，

The Living record of your memory.

你刻在人们心头的鲜明印象。

本诗第二节体裁为cdcd韵脚有两个元音两个辅音，整首诗中韵脚有元音四个，辅音十个，前录莎氏《爱情小诗》第三十四首第一节中韵脚四个全是元音，整首诗中有元音八个，辅音六个。十四行诗每行都有韵脚，彼体、莎体有两种韵脚重复出现四次，余句分别重复出现三次或二次，增加了写作难度，莎体以后，减少了重复出现的次数。为了使韵脚和轻重音节搭配符合诗体格律，诗人在写作中，采用许多变通手法：（1）利用某些拼写形式与今不同的词，如wyde 代wide，guyde 代guide；（2）颠倒顺序，把形容词放在动词或名词前面，动词放在名词前面等，wide ocean 改为ocean wide，overturn statues改为 statues overturn；（3）颠倒句型或把一句拆为两句，如莎氏第五十五首十四行诗第一节首句the gilded monuments“of princes”，把后二词拆到第二行，同样把第三行more blight in these contents“then unswept store”后第三词拆到第四行。

3.轻重音节奏。十四行诗是在群众中演唱的歌谣，为了得到大众喜爱，不仅重视诗歌内容，而且讲究声韵、节奏的抑扬顿挫，后人写十四行诗，仍继承这一优良传统，形成严谨的格律，彼特拉克体就规定每行要有十一个音节，传入英国后，大多规定每行五个音步（foot），每步轻重两个音节，共十个音节。如弥尔顿十四行诗《梦亡妻》第三、四节。（cdc dcd）。

Came vested all in white pure as her mind ，

她穿着和她心灵一样纯洁的白袍走来

Her face was veiled; yet to my faced slight.

脸上蒙着面纱，我真切地看到了

Love, sweetness, goodness,in her person shined，

爱恋、温柔、善良，在她身上闪耀

So clear as in no face with more delight,

任何人都不及她脸上显出的喜悦

But, oh as to embrace me she inclined,

唉，正当她俯身要和我拥抱时，

I waked, she fled, and day brought back my night.

我醒了她却逃了，虽在白天我重回到黑夜。

弥尔顿在《梦亡妻》这两节诗中，在描述相会与分离的场景中缠绵悱恻，荡气回肠，与本文摘录的前两节诗相互辉映，达到了的无与伦比的艺术高度。

总之，英文十四行诗依靠自身魅力，适应形势变化，得到人民喜爱，并延续了四百余年。英国诗歌自文艺复兴至现代，形成多种诗歌风格共存，没有因某一诗歌流派的崛起而产生对传统风格的否定，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同时，每一流派也在改革扬弃自身的不足，这种优良的民主精神，使英国诗坛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

情诗三行范文3

一、元代诗法论著盎行

古代论诗著作可分为两大系统，一为诗话系统。一为诗法系统。唐代以诗法较为盛行。如皎然《诗式》、齐己《风骚旨格》，署王昌龄《诗格》、自居易《金针诗格》及贾岛《二南密旨》等，皆为其代表。宋代自欧阳修《六一诗话>出．而诗话风行一时。至元复归于唐，诗话类著作极少，仅有吴师道《吴礼部诗话》、韦居安《梅碉诗话》、陈秀民《东坡诗话录《技类似诗话的，诗法则再度流行。

元代诗法著作。较为重要的霄传为杨载撰《诗法家数》、《诗解》(或《诗格》，范柠撰《木天禁语》、《诗学禁脔》，范柠门人所述《诗法正论》(亦作《诗法源流》、《吟法玄微》、《总论》，虞集撰t虞侍书诗法》(与《诗家一指》略同)，揭侯斯撰《诗法正宗》(亦题作《虞侍书金陵诗讲》)、《诗宗正法眼藏》，佚名的《名公雅论》、《编类》，陈绎曾、石梧的《诗谱》，范柠的《杜诗批选》、《李诗批选》等。这些著作的作者，绝大部分已难确知。其中一部分，前人曾有质疑。如许学夷《诗源辩体》就以《木天禁语》、《诗学禁脔为伪托，并指出：“当时虞、杨、范、揭俱有盛名，故浅陋者托之耳。”《四库全书总目》录元代诗法著作三种(即《木天禁语》、《诗学禁脔》、《诗法家数》》，也都一一指为坊贾伪撰。

上述著作是否出于伪作，尚难遽下结论。虞、杨、范、揭是元代最享盛名的诗人，称为“元诗四大家”，他们都对诗法有相当的兴趣。据《元史·儒学记》载，杨载“于诗尤有法；尝语学者日：《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又《蜀中诗话》云：“虞伯生先生、杨仲弘先生同在京日，杨每言伯生不能作诗。虞载酒请问作诗之法，杨酒既酣，尽为倾倒，虞遂超悟其理。”娜于诗有法”、“问作诗之法”是当时的时尚}自然以四人最为当行本色。诗法著作中还载有一些过来人的甘苦之言，如《诗法家数》说：“予于诗之一事，用工凡二十余年，乃能会诸法而得其一二，然于盛唐大家数，抑亦未敢望其有所似焉。”(亦见《诗解》这也足以证明，上述著作当出于有一定创作经验的作家之手。可能的情况是，有四人之作，有四人的门生弟子辑录之作，也有假托之作。尽管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这些作品反映了元人的诗学观念。

二、诗法著作中的诗史观

要了解元人诗法著作中的唐诗史观，先得了解其诗史观。即从其对历代诗歌的认识、评价来看对唐诗的定位。元人诗法著作甚多，观点颇有歧异，粗略归纳起来，有“三段论”、“四体论”和“通论”几种。

“三段论”将整个诗歌流程分为三个阶段。《诗法家数>云：“诗体，《三百篇》流为《楚词》，为乐府。为《古诗十九首》，为苏、李五吉，为建安、黄初。此诗之祖也。《文选》刘琨、阮籍、潘、陆、左、郭、鲍、谢诸诗，渊明全集，此诗之宗也．老杜全集，诗之大成也。”从历史时段上，将周秦汉魏视为诗之。祖”，以两晋南北朝为诗之“宗”，而以老杜(唐诗》为“诗之大成”。

“四体论”可视作三段论”的扩展，其说法也见于《诗法家数》，“体者，如作一题，须自斟酌，或骚，或选，或唐，或江西。骚不可杂以选，选不可杂以唐，唐不可杂以江西，须要首尾浑全，不可一句似骚，一句似选。”将诗分为“四体”，即骚、选、唐、江西。实际是在“三段”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时段——宋代，并以江西诗作为“宋体”的代表。

《诗法正论》则历数先秦以至元代的诗歌创作，一一加以褒贬评说，具有一定的“通论”性质。作者认为：“《诗》亡而《离骚》作”，由骚变而为赋，再变而为李陵、苏武五言诗，“当时去古未远，故犹有《三百篇》之遗意”，具有显明的“宗经”意味。对六朝诗歌的看法，则与上述各家不同，认为：“魏晋以来，则世降而诗随之。故载于《文选》者，词浮靡而气卑弱。要以天下分裂，三光五岳之气不全，而诗声遂不复振尔。”贬抑六朝，指称“载于《文选》者”词藻浮靡，气格卑弱，并认为“天下分裂”是诗道不振的原因，显然是“以世论音”思想的反映。“以世论音”，自然会对唐诗特别是盛唐之诗大加肯定。作者说：“唐海宇一而文运兴，于是李、杜出焉。太白日：《大雅久不作《，子美日：《恐与齐梁作后尘《，其感慨之意深矣。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诗自为一体；子美学优才赡，故其诗兼备众体，而述纲常、系风教之作为多。《三百篇》以后之诗，子美又其大成也。”又遍举盛唐、中唐诗人十余家，予以赞赏。

循此继论宋诗，以唐宋诗相较而言，认为“宋诗比唐，气象复别”，究其实，“盖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子达性情，故于《三百篇》为近；宋诗主子立议论，故于《三百篇》为远。然达性情者，国风之余；立议论者，国风之变，固未易以优劣也。”关于唐宋诗之优劣，在宋就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这里从“性情”、“议论”加以分别，并主张“未易优劣”，不失为平情之论。

至言及“本朝”，则云：“大德中，有临江德机范先生，独能以清拔之才，卓异之识，始专师李、杜，以上溯《三百篇》。其在京师也，与伯生虞公、仲弘杨公、曼硕揭公诸先生，倡明雅道，以追古人。”通过表彰“元四家”，再次明确作者的观点，即以“倡雅道”、“追古人”为宗归。其所倡之“雅道”为<三百篇》，所追之“古人”则为李、杜。作者还说：“法度既立，须熟读《三百篇》，而变化以李、杜，然后旁及诸家，而诗学成矣。”明确以李、杜上接《三百篇》。

“三段”、“四体”以及“通论”，观点和表述方式或有不同，但有两点基本一致。一是以《三百篇》为诗歌之源、诗法之源、雅道所在。再就是以唐诗为“大成”、为嫡派、为楷法，特别是李、杜，被视作通往“三代性情风雅”的津渡。对唐诗不同发展阶段的认识，或者尚有一定分歧(如晚唐诗》，但对整个唐诗尤其是盛唐诗在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则并无异议。唐诗与“三代”或《三百篇》之关系，己如上说。唐诗与“选诗”、宋诗的关系，在诗法著作中亦有讨论，从中尤能见唐诗在元人心目中的地位。

唐诗与“选诗”之别，是从诗歌的体裁之变，也即由古体向近体的演进这一角度论及的。《吟法玄微》说：“问：《古诗径叙情实，于《三百篇》为近；律诗则牵于对偶，去《三百篇》为远。其亦有优劣乎?《先生日：《世有谓此诗体之正变也。自《选》以上，皆纯乎正者，唐陈子昂、李太白、韦应物，犹正者多而变者少。子美、退之，则正变相半。变体虽不如正体之自然，而音律乃人声之所同，对偶亦文势之必有，如子美近体，佳处前无古人，亦何恶于声律哉!但人之才情，各有所近，随意所欲，自可成家，并行而不相悖也。此殆未然。夫正变之说本子《三百篇》，自有正有变，何必古诗为正、律诗为变耶?立意命辞，近于古人，则去《三百篇》为近，远于古人，则去《三百篇》为远，何待拘于声律，然后为远?自《选=》，以上纯乎正，吾亦未之信也。自《选》以下，或正多而变少，与正变相半，恐亦未然。以“正变”论诗，伸正黜变，这是汉儒以来论诗的一大法门，后人多有沿用。有人用此法来区分选诗与唐诗、古体与近体，但遭到了范柠反对。虽然持此说者也表示不必“恶乎声律”，古体、近体可“随意所欲”，“并行不悖”．然而在范柠看来，以“正变”立论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从所谓“选诗纯正”、“正多变少”、“正变相半”的说法看，势必会导出古诗高于唐诗、古体优于近体的结论。范柠提出，音律对偶并非是辨别“正变”的依据，要区分与<三百篇》的远近，只能从“立意命辞”上去找根据。这显然是要廓清一种似是而非的批评观念，这种观念是不符合当时“宗唐”的趋势和潮流的。

言及唐宋诗之别，“扬唐抑宋”差不多是元人一致的倾向。《诗法正论》以“国风之余”和“国风之变”论唐宋诗，实际也是从“正变”的角度立论。虽说“未易优劣”，但“一正一变”，实际已有高下之分。再以范柠“立意命辞”的标准看，唐诗“主于达性情”，宋诗“主于立议论”，与《三百篇》恰好是一近一远。这与前面所引杨载宋人诗尚意而不理会句法，故而“不足观”的说法，立场一致。

这就是说，以“正变说”施之于古诗、唐诗之别，则不可：施之于唐诗、宋诗之别，则未为不可。从总体上说，在元人心目中，唐诗上承《三百篇》，地位要在古诗和宋诗之上。

三、元人诗法宗唐的基本内容

元人诗法著作中之宗唐，就其主导倾向看，可以《吟法玄微》的说法为代表：“诗至唐而盛，而莫盛于盛唐，李、杜则又其盛也。”宗唐、宗盛唐、宗李、杜，在诗法著作中可谓是一以贯之。元人诗法著作中的宗唐，提法不一，内容颇多，如认为唐代“海字一而文运兴”；唐诗主性情，其“风雅性情”于《三百篇》最近，等等，但最为重视的，仍在唐诗的法度方面。《诗宗正法眼藏》说：“学诗宜以唐人为宗，而其法寓诸律。”又说：“然诗至唐方可学，欲学诗，且须宗唐诸名家，诸名家又当以杜为正宗。”按照这种表述，宗唐、宗盛唐，宗杜，实为三位一体。诗至唐方有法度可寻，李、杜等大家的法度最为典正。尤其是杜诗，“铺叙正、波澜阔、用意深、琢句雅、使事当、下字切”(《诗宗正法眼藏》)，故在盛唐诸名家中又最有典型性。

《诗宗正法眼藏》是从五七言律的角度立论，故举杜甫。而元人诗法同样重视古诗，论古诗，自然要标举李白。陈绎曾、石栖《诗谱》论“古体”就以李白为“诗家之圣”，杜甫为“诗家之贤”，这是在“古体”方面，以李白在杜甫之上。但杜甫的古体创作也有人所不可及处，因而又有人将二人相提并论。《名公雅论》引杨载论李、杜说：“李诗，七言歌行自是好，至于五言古诗又更好。作出来皆无迹，此是他天资超逸处。”认为李、杜在五七言古诗方面，各擅胜场。一般而言，李白在古体方面最为卓出，杜甫在近体方面无出其右，而二人于古近体又都造诣甚高，所以在《诗谱》中，李白、杜甫同被列为五七言古、五七言律各体的“模范”。范柠既作《杜诗批选》，又作《李诗批选》，无所轩轾。

相形之下，元人对晚唐诗歌的态度，分歧较大。《吟法玄微》论晚唐说：“皆纤巧浮薄，而不足观矣。”这颇能代表元人对晚唐诗的看法，但也有例外，有对晚唐情有独钟的。《诗学禁脔》论七言律十五格，所举十五首诗例大多是晚唐之作。晚唐诗虽在气格上不及盛唐和中唐，但七律至晚唐最为发达，并能在艺术上臻于“精纯”之境，确有超迈前人之处。可知元人的宗唐，虽以初、盛唐为主，但不废中唐：批评晚唐虽多，而对晚唐诗歌的特色和成就也并非全然视而不见。

元诗法讨论诗歌作法，品目繁多，内容丰富。如《木天禁语》有“六关”，日：篇法、句法、字法、气象、家数、音节；《虞侍书诗法》有：三造、十科、四则、二十四品、道统、诗遇；《诗法正宗》有：诗本、诗资、诗体、诗味、诗妙，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作诗之法，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而且大多是结合唐诗批评进行的。

元诗法讨论唐诗艺术的其它方面，也时有卓异之见。《诗谱》论唐人古诗，将其分为三节，认为：“盛唐主辞情，中唐主辞意，晚唐主辞律。”从辞情到辞意，再到辞律，不仅反映了唐人古诗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实际也代表着整个唐诗演进的大势。对具体诗人创作风格的评价，也不乏妥贴之论，如说高适“尚质主理”，岑参“尚秀主景”，贾岛则“炼景清真，太拘声病”，都是要言不烦，一语中的。

诗法中结合唐诗论创作中的“情景”关系，尤具新意。《总论》拈出“景中写意”与“意中言景”，一方面认为：“善诗者，就景中写意，不善诗者，去意中寻景。如杜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疏灯自照孤帆宿，新月犹悬双杵鸣。《《殊方日落玄猿哭，故国霜前白雁来。《即景物之中含蓄多少愁恨意思，并不消言愁恨字眼，但写愁中之景，便自有愁恨之意，若说出《愁恨《二字，便意思短浅。”

另一方面，又意识到：“然亦有就意中言景，而意思深远者，不可以一概论也。如：《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李频诗：《远树依依如送客，平田漠漠独伤春。《韦应物诗：《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点点独成眠。《亦何尝意思不渊永!大抵善诗者或道情思，或言景物，皆欲意味深长，不至窒塞，不流腐弱，斯为得体矣。”就“景中写意”而不是“去意中寻景”，已成为一般言诗者的共识。这里偏能翻进一层，认为虽“意中言景”，只要“不至窒塞，不流腐弱”，同样可以做到“意味深长”。这是关于“抒情”与“写景”，也是关于“含蓄”和。直露”的艺术辩证法。这种认识对后世影响甚大，这里的“景中写意”，实相当于后人所说之“景语”，“意中言景”则相当于后人所说之“情语”，二者与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也颇有相通之处。

元人诗法在唐诗的鉴赏方面亦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范柠《杜诗批选》、《李诗批选》中的话，就有多处为《唐诗品汇》所收录。他们既着力于体会创造者之用心，其于前人作品就有不少会心之论，试举《诗宗正法眼藏》解析杜甫《收东京三首》其二之一例，以见其实。其云：“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衰白之时，生意自少，故下一《甘《字，他字便不可代。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圣明之朝，岂有哀痛之诏?纵使有之，一已甚，可又下乎?《忽闻《、《又下《四字，多少惊且疑意。盖是玄宗播迁，已有诏罪己矣，肃宗即位，又一诏焉。羽翼怀商老，文思忆帝尧。此十字浑涵多少意思。《抚军监国天子事，何乃促取大物为《，山谷用十四字，太露，如何有此十字之高。叨逢罪己日，沾洒望青霄。”掘出“甘”字，再说“忽闻《、《又下《四字，多少惊且疑意”，又以此十字比较山谷十四字，如诉自家衷肠。如果未曾下过一番功夫，怎能对诗人的情感脉络体察得如此准确到位。元人如何从立意、谋篇、炼字等角度，揣摩、推寻唐人诗中的法度，于此可略见一斑。

元人诗法著作偏重于从辞章、声律的角度论唐诗，而对唐诗其它方面的美学质素则相对忽略，不能不说是其一个严重的缺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唐诗美学质素的其它方面毫无感知。《诗法家数》在论及“荣遇之诗”时说：“如王维、贾至诸公《早朝》之作，气格雄深，句意严整，如宫商迭奏，音韵铿锵，真鳞游灵沼，风鸣朝阳也。学者熟之，可以一洗寒陋。

后来诸公应诏之作，多用此体，然多志骄气盈，处富贵而不失其正者几希矣。”盛唐王维、贾至诸公的“荣遇之诗”，不像后世作者，言及“荣遇”，则流露出“志骄气盈”之态，故可令人“一洗寒陋之气”。这实际上已触及了盛唐诗歌内含的特有的时代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唐诗的“气格雄深，句意严整”，正是这种内在精神的外现。可见作者由推尊唐诗的格调，已进到了唐诗的总体美学风貌。

情诗三行范文4

一、元代诗法论著盎行

古代论诗著作可分为两大系统，一为诗话系统。一为诗法系统。唐代以诗法较为盛行。如皎然《诗式》、齐己《风骚旨格》，署王昌龄《诗格》、自居易《金针诗格》及贾岛《二南密旨》等，皆为其代表。宋代自欧阳修《六一诗话>出．而诗话风行一时。至元复归于唐，诗话类著作极少，仅有吴师道《吴礼部诗话》、韦居安《梅碉诗话》、陈秀民《东坡诗话录《技类似诗话的，诗法则再度流行。

元代诗法著作。较为重要的霄传为杨载撰《诗法家数》、《诗解》(或《诗格》，范柠撰《木天禁语》、《诗学禁脔》，范柠门人所述《诗法正论》(亦作《诗法源流》、《吟法玄微》、《总论》，虞集撰t虞侍书诗法》(与《诗家一指》略同)，揭侯斯撰《诗法正宗》(亦题作《虞侍书金陵诗讲》)、《诗宗正法眼藏》，佚名的《名公雅论》、《编类》，陈绎曾、石梧的《诗谱》，范柠的《杜诗批选》、《李诗批选》等。这些著作的作者，绝大部分已难确知。其中一部分，前人曾有质疑。如许学夷《诗源辩体》就以《木天禁语》、《诗学禁脔为伪托，并指出：“当时虞、杨、范、揭俱有盛名，故浅陋者托之耳。”《四库全书总目》录元代诗法著作三种(即《木天禁语》、《诗学禁脔》、《诗法家数》》，也都一一指为坊贾伪撰。

上述著作是否出于伪作，尚难遽下结论。虞、杨、范、揭是元代最享盛名的诗人，称为“元诗四大家”，他们都对诗法有相当的兴趣。据《元史·儒学记》载，杨载“于诗尤有法；尝语学者日：《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又《蜀中诗话》云：“虞伯生先生、杨仲弘先生同在京日，杨每言伯生不能作诗。虞载酒请问作诗之法，杨酒既酣，尽为倾倒，虞遂超悟其理。”娜于诗有法”、“问作诗之法”是当时的时尚}自然以四人最为当行本色。诗法著作中还载有一些过来人的甘苦之言，如《诗法家数》说：“予于诗之一事，用工凡二十余年，乃能会诸法而得其一二，然于盛唐大家数，抑亦未敢望其有所似焉。”(亦见《诗解》这也足以证明，上述著作当出于有一定创作经验的作家之手。可能的情况是，有四人之作，有四人的门生弟子辑录之作，也有假托之作。尽管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这些作品反映了元人的诗学观念。

二、诗法著作中的诗史观

要了解元人诗法著作中的唐诗史观，先得了解其诗史观。即从其对历代诗歌的认识、评价来看对唐诗的定位。元人诗法著作甚多，观点颇有歧异，粗略归纳起来，有“三段论”、“四体论”和“通论”几种。

“三段论”将整个诗歌流程分为三个阶段。《诗法家数>云：“诗体，《三百篇》流为《楚词》，为乐府。为《古诗十九首》，为苏、李五吉，为建安、黄初。此诗之祖也。《文选》刘琨、阮籍、潘、陆、左、郭、鲍、谢诸诗，渊明全集，此诗之宗也．老杜全集，诗之大成也。”从历史时段上，将周秦汉魏视为诗之。祖”，以两晋南北朝为诗之“宗”，而以老杜(唐诗》为“诗之大成”。

“四体论”可视作三段论”的扩展，其说法也见于《诗法家数》，“体者，如作一题，须自斟酌，或骚，或选，或唐，或江西。骚不可杂以选，选不可杂以唐，唐不可杂以江西，须要首尾浑全，不可一句似骚，一句似选。”将诗分为“四体”，即骚、选、唐、江西。实际是在“三段”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时段——宋代，并以江西诗作为“宋体”的代表。

《诗法正论》则历数先秦以至元代的诗歌创作，一一加以褒贬评说，具有一定的“通论”性质。作者认为：“《诗》亡而《离骚》作”，由骚变而为赋，再变而为李陵、苏武五言诗，“当时去古未远，故犹有《三百篇》之遗意”，具有显明的“宗经”意味。对六朝诗歌的看法，则与上述各家不同，认为：“魏晋以来，则世降而诗随之。故载于《文选》者，词浮靡而气卑弱。要以天下分裂，三光五岳之气不全，而诗声遂不复振尔。”贬抑六朝，指称“载于《文选》者”词藻浮靡，气格卑弱，并认为“天下分裂”是诗道不振的原因，显然是“以世论音”思想的反映。“以世论音”，自然会对唐诗特别是盛唐之诗大加肯定。作者说：“唐海宇一而文运兴，于是李、杜出焉。太白日：《大雅久不作《，子美日：《恐与齐梁作后尘《，其感慨之意深矣。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诗自为一体；子美学优才赡，故其诗兼备众体，而述纲常、系风教之作为多。《三百篇》以后之诗，子美又其大成也。”又遍举盛唐、中唐诗人十余家，予以赞赏。

循此继论宋诗，以唐宋诗相较而言，认为“宋诗比唐，气象复别”，究其实，“盖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子达性情，故于《三百篇》为近；宋诗主子立议论，故于《三百篇》为远。然达性情者，国风之余；立议论者，国风之变，固未易以优劣也。”关于唐宋诗之优劣，在宋就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这里从“性情”、“议论”加以分别，并主张“未易优劣”，不失为平情之论。

至言及“本朝”，则云：“大德中，有临江德机范先生，独能以清拔之才，卓异之识，始专师李、杜，以上溯《三百篇》。其在京师也，与伯生虞公、仲弘杨公、曼硕揭公诸先生，倡明雅道，以追古人。”通过表彰“元四家”，再次明确作者的观点，即以“倡雅道”、“追古人”为宗归。其所倡之“雅道”为

“三段”、“四体”以及“通论”，观点和表述方式或有不同，但有两点基本一致。一是以《三百篇》为诗歌之源、诗法之源、雅道所在。再就是以唐诗为“大成”、为嫡派、为楷法，特别是李、杜，被视作通往“三代性情风雅”的津渡。对唐诗不同发展阶段的认识，或者尚有一定分歧(如晚唐诗》，但对整个唐诗尤其是盛唐诗在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则并无异议。唐诗与“三代”或《三百篇》之关系，己如上说。唐诗与“选诗”、宋诗的关系，在诗法著作中亦有讨论，从中尤能见唐诗在元人心目中的地位。

唐诗与“选诗”之别，是从诗歌的体裁之变，也即由古体向近体的演进这一角度论及的。《吟法玄微》说：“问：《古诗径叙情实，于《三百篇》为近；律诗则牵于对偶，去《三百篇》为远。其亦有优劣乎?《先生日：《世有谓此诗体之正变也。自《选》以上，皆纯乎正者，唐陈子昂、李太白、韦应物，犹正者多而变者少。子美、退之，则正变相半。变体虽不如正体之自然，而音律乃人声之所同，对偶亦文势之必有，如子美近体，佳处前无古人，亦何恶于声律哉!但人之才情，各有所近，随意所欲，自可成家，并行而不相悖也。此殆未然。夫正变之说本子《三百篇》，自有正有变，何必古诗为正、律诗为变耶?立意命辞，近于古人，则去《三百篇》为近，远于古人，则去《三百篇》为远，何待拘于声律，然后为远?自《选=》，以上纯乎正，吾亦未之信也。自《选》以下，或正多而变少，与正变相半，恐亦未然。以“正变”论诗，伸正黜变，这是汉儒以来论诗的一大法门，后人多有沿用。有人用此法来区分选诗与唐诗、古体与近体，但遭到了范柠反对。虽然持此说者也表示不必“恶乎声律”，古体、近体可“随意所欲”，“并行不悖”．然而在范柠看来，以“正变”立论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从所谓“选诗纯正”、“正多变少”、“正变相半”的说法看，势必会导出古诗高于唐诗、古体优于近体的结论。范柠提出，音律对偶并非是辨别“正变”的依据，要区分与

言及唐宋诗之别，“扬唐抑宋”差不多是元人一致的倾向。《诗法正论》以“国风之余”和“国风之变”论唐宋诗，实际也是从“正变”的角度立论。虽说“未易优劣”，但“一正一变”，实际已有高下之分。再以范柠“立意命辞”的标准看，唐诗“主于达性情”，宋诗“主于立议论”，与《三百篇》恰好是一近一远。这与前面所引杨载宋人诗尚意而不理会句法，故而“不足观”的说法，立场一致。

这就是说，以“正变说”施之于古诗、唐诗之别，则不可：施之于唐诗、宋诗之别，则未为不可。从总体上说，在元人心目中，唐诗上承《三百篇》，地位要在古诗和宋诗之上。

三、元人诗法宗唐的基本内容

元人诗法著作中之宗唐，就其主导倾向看，可以《吟法玄微》的说法为代表：“诗至唐而盛，而莫盛于盛唐，李、杜则又其盛也。”宗唐、宗盛唐、宗李、杜，在诗法著作中可谓是一以贯之。元人诗法著作中的宗唐，提法不一，内容颇多，如认为唐代“海字一而文运兴”；唐诗主性情，其“风雅性情”于《三百篇》最近，等等，但最为重视的，仍在唐诗的法度方面。《诗宗正法眼藏》说：“学诗宜以唐人为宗，而其法寓诸律。”又说：“然诗至唐方可学，欲学诗，且须宗唐诸名家，诸名家又当以杜为正宗。”按照这种表述，宗唐、宗盛唐，宗杜，实为三位一体。诗至唐方有法度可寻，李、杜等大家的法度最为典正。尤其是杜诗，“铺叙正、波澜阔、用意深、琢句雅、使事当、下字切”(《诗宗正法眼藏》)，故在盛唐诸名家中又最有典型性。

《诗宗正法眼藏》是从五七言律的角度立论，故举杜甫。而元人诗法同样重视古诗，论古诗，自然要标举李白。陈绎曾、石栖《诗谱》论“古体”就以李白为“诗家之圣”，杜甫为“诗家之贤”，这是在“古体”方面，以李白在杜甫之上。但杜甫的古体创作也有人所不可及处，因而又有人将二人相提并论。《名公雅论》引杨载论李、杜说：“李诗，七言歌行自是好，至于五言古诗又更好。作出来皆无迹，此是他天资超逸处。”认为李、杜在五七言古诗方面，各擅胜场。一般而言，李白在古体方面最为卓出，杜甫在近体方面无出其右，而二人于古近体又都造诣甚高，所以在《诗谱》中，李白、杜甫同被列为五七言古、五七言律各体的“模范”。范柠既作《杜诗批选》，又作《李诗批选》，无所轩轾。

相形之下，元人对晚唐诗歌的态度，分歧较大。《吟法玄微》论晚唐说：“皆纤巧浮薄，而不足观矣。”这颇能代表元人对晚唐诗的看法，但也有例外，有对晚唐情有独钟的。《诗学禁脔》论七言律十五格，所举十五首诗例大多是晚唐之作。晚唐诗虽在气格上不及盛唐和中唐，但七律至晚唐最为发达，并能在艺术上臻于“精纯”之境，确有超迈前人之处。可知元人的宗唐，虽以初、盛唐为主，但不废中唐：批评晚唐虽多，而对晚唐诗歌的特色和成就也并非全然视而不见。

元诗法讨论诗歌作法，品目繁多，内容丰富。如《木天禁语》有“六关”，日：篇法、句法、字法、气象、家数、音节；《虞侍书诗法》有：三造、十科、四则、二十四品、道统、诗遇；《诗法正宗》有：诗本、诗资、诗体、诗味、诗妙，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作诗之法，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而且大多是结合唐诗批评进行的。

元诗法讨论唐诗艺术的其它方面，也时有卓异之见。《诗谱》论唐人古诗，将其分为三节，认为：“盛唐主辞情，中唐主辞意，晚唐主辞律。”从辞情到辞意，再到辞律，不仅反映了唐人古诗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实际也代表着整个唐诗演进的大势。对具体诗人创作风格的评价，也不乏妥贴之论，如说高适“尚质主理”，岑参“尚秀主景”，贾岛则“炼景清真，太拘声病”，都是要言不烦，一语中的。

诗法中结合唐诗论创作中的“情景”关系，尤具新意。《总论》拈出“景中写意”与“意中言景”，一方面认为：“善诗者，就景中写意，不善诗者，去意中寻景。如杜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疏灯自照孤帆宿，新月犹悬双杵鸣。《《殊方日落玄猿哭，故国霜前白雁来。《即景物之中含蓄多少愁恨意思，并不消言愁恨字眼，但写愁中之景，便自有愁恨之意，若说出《愁恨《二字，便意思短浅。”

另一方面，又意识到：“然亦有就意中言景，而意思深远者，不可以一概论也。如：《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李频诗：《远树依依如送客，平田漠漠独伤春。《韦应物诗：《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点点独成眠。《亦何尝意思不渊永!大抵善诗者或道情思，或言景物，皆欲意味深长，不至窒塞，不流腐弱，斯为得体矣。”就“景中写意”而不是“去意中寻景”，已成为一般言诗者的共识。这里偏能翻进一层，认为虽“意中言景”，只要“不至窒塞，不流腐弱”，同样可以做到“意味深长”。这是关于“抒情”与“写景”，也是关于“含蓄”和。直露”的艺术辩证法。这种认识对后世影响甚大，这里的“景中写意”，实相当于后人所说之“景语”，“意中言景”则相当于后人所说之“情语”，二者与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也颇有相通之处。

元人诗法在唐诗的鉴赏方面亦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范柠《杜诗批选》、《李诗批选》中的话，就有多处为《唐诗品汇》所收录。他们既着力于体会创造者之用心，其于前人作品就有不少会心之论，试举《诗宗正法眼藏》解析杜甫《收东京三首》其二之一例，以见其实。其云：“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衰白之时，生意自少，故下一《甘《字，他字便不可代。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圣明之朝，岂有哀痛之诏?纵使有之，一已甚，可又下乎?《忽闻《、《又下《四字，多少惊且疑意。盖是玄宗播迁，已有诏罪己矣，肃宗即位，又一诏焉。羽翼怀商老，文思忆帝尧。此十字浑涵多少意思。《抚军监国天子事，何乃促取大物为《，山谷用十四字，太露，如何有此十字之高。叨逢罪己日，沾洒望青霄。”掘出“甘”字，再说“忽闻《、《又下《四字，多少惊且疑意”，又以此十字比较山谷十四字，如诉自家衷肠。如果未曾下过一番功夫，怎能对诗人的情感脉络体察得如此准确到位。元人如何从立意、谋篇、炼字等角度，揣摩、推寻唐人诗中的法度，于此可略见一斑。

元人诗法著作偏重于从辞章、声律的角度论唐诗，而对唐诗其它方面的美学质素则相对忽略，不能不说是其一个严重的缺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唐诗美学质素的其它方面毫无感知。《诗法家数》在论及“荣遇之诗”时说：“如王维、贾至诸公《早朝》之作，气格雄深，句意严整，如宫商迭奏，音韵铿锵，真鳞游灵沼，风鸣朝阳也。学者熟之，可以一洗寒陋。

后来诸公应诏之作，多用此体，然多志骄气盈，处富贵而不失其正者几希矣。”盛唐王维、贾至诸公的“荣遇之诗”，不像后世作者，言及“荣遇”，则流露出“志骄气盈”之态，故可令人“一洗寒陋之气”。这实际上已触及了盛唐诗歌内含的特有的时代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唐诗的“气格雄深，句意严整”，正是这种内在精神的外现。可见作者由推尊唐诗的格调，已进到了唐诗的总体美学风貌。

情诗三行范文5

关键词:传统;现代;新诗;意境;沈尹默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1―7740(2009)07―0081―04

1918年1月《新青年》四卷一期发表了沈尹默、胡适、刘半农三人九首白话新诗,其中沈尹默著有:《鸽子》、《人力车夫》、《月夜》,自此而后到1920年,沈尹默在《新青年》上又陆续发表新诗《落叶》、《除夕》、《月》、《公园里的二月蓝》、《三弦》、《生机》等共18篇。在沈尹默的新诗中,我们发现被新文学革命一开始就否定了的古典诗歌传统,又在新的时代内容中焕发出生机,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努力地对话而不是对抗,融古发新的艺术追求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亲密接触。

一

在沈尹默的十八首新诗里,我们总能感受到强烈的意境感染力,渺小的人事物景背后,散发出的是充沛的真情实感,使得诗歌充满了审美张力。特别是这些诗歌产生在新文学革命的文化背景下,以一种新颖的语言形式,传达着新时代的生活诉求,更加反衬出沈尹默新诗融古发新的美学特点。周作人较早看出了这一点,在为刘半农的《扬鞭集》作序言时,他以直感式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看法:“那时做新诗的人实在不少,但据我看来,容我不客气地说,只有两个人具有诗人的天分,一个是尹默,一个是刘半农……尹默觉得新兴的口语与散文格调不能很亲密地与他的情调相合,于是转了方向去用文言……他的诗词还是现代的新诗,它的外表之所以与普遍的新诗稍有不同者,我想实在只是由于内含的气氛略有差异的缘故。”[1]周作人所谓的“内涵的气氛”只得到底是什么?在这里,我们选取沈尹默两首被称为新诗初创时期的杰作《月夜》和《三弦》来分析之。

月夜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新青年》四卷一期1918年1月15日)

三弦

中午时候,火一样的太阳,没法遮拦,让他直晒在长街上。静悄悄少人行路,只有悠悠风来,吹动路旁杨树。

谁家破门大院里,半院子绿茸茸细草,都浮着闪闪的金光。旁边有一段低低的土墙,挡住了个弹三弦的人,却不能隔断那三弦鼓荡的声浪。

门外坐着一个穿破衣裳的老年人,双手抱着头,他不声不响。

《新青年》五卷二期1918年8月15日)

《月夜》是一首即景小诗,短短四句却在新诗坛上引起莫大的反响。1919年被收入《新诗年选》,编选人康白情评价说《月夜》“在中国新诗史上算是第一首散文诗”,认为“第一首散文诗而具新诗的美德的是沈尹默的《月夜》”,“其妙处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2]。胡适说《月夜》“几百年来哪有这样的好诗![3]而朱自清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时,却又未收录《月夜》,其在“选诗杂记”里所做解释是认为该诗妙在“我吟味不出,第三行也许说自己的渺小,第四行就不明白。若说是遗世独立之概,未免不充分――况且只有四行诗,要表达两个主要意思也难。因此,这回没有选这首诗。”[4] 是诗陆续有周作人、胡先、孙玉石等多人评价。

在上述众多评价中,笔者发现了其中不同而同之处,即无论是康白情的“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还是朱自清的“我吟味不出”,其实都把握到了《月夜》在新形式下难以洗掉的古典诗歌传统的印记。尽管孙玉石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中刻意强调《月夜》“透露了萌芽形态的象征主义新诗诞生的信息”[5],但是他也承认“作者体味传统诗的精髓,以物隐兴,以物寄情。”[5]古诗讲意在言外,讲兴托比喻,讲意境,是数千年来中国古典诗歌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比、兴也好 ,意在言外也好,立意取境也好,都让中国古典诗歌富于象征主义的多义和朦胧。由该《月夜》让人想起了杜甫笔下的《月夜》,苏轼的《前赤壁赋》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的月夜,想起李商隐无题诗“来是空言去绝踪”中的月夜。……无疑“月夜”这个意象本身就极富古典诗意,其独有的抒情写意氛围被古典诗词发挥到极致。沈尹默的《月夜》毕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月夜”,有他的新质,那就是月夜中的“我”再也不是一个在旧封建统治意识中丧失自我人格独立价值的人,而是一个与“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的具有个性觉醒意识的新文化“人”。这一点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主题,无疑沈尹默的《月夜》把握到了时代的命脉。但是,从传达这一思想内容新质的艺术手法与表现出的艺术特点来看,该诗具有古典诗歌的传统样貌。“从写作技巧上看,诗人用象征的手法写出了人格独立的要求,避免直白浅露,追求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象征意境,情感和思绪蕴藏的很深。这就是说《月夜》继承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让读者看到了唐诗的影子。”[6] 其实何止唐诗,“我”和“树”的若即若离所造成的审美意境,让人很容易想到了《诗经・蒹葭》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以及《古诗・迢迢牵牛星》中的“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涵咏不尽的意境。抛开思想内容的区别,仅从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一意境特征而言,三首诗歌是极相类似的。该诗前二句用了肤觉、视觉、听觉,用了动感和静感,诗人自己的情感意识消融在那个霜风吹动着树叶的月夜里,情景相融、借景传情,这些都是对古典诗词优秀的艺术技巧的成功继承。“每句都有韵脚,押‘歌戈O’韵(《中原音韵》韵脚),就像古典绝句一样。”[6] 确是对该诗艺术特征的准确体认。

时隔半年后的1918年8月,在《新青年》五卷第二期上,沈尹默又发表了《三弦》。这是一首被时人传诵的名篇新诗,对《月夜》颇有微词的朱自清在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时强调,“像《三弦》等诗,是不该遗漏的。”[4] 而胡适则在其《谈新诗》中具体分析了该诗的音节和意境,并称赞“新体诗中也有用旧体诗词的方法来做的,最有功效的例是沈尹默的《三弦》……,这首诗从见解意境上和音节上看来,都可算是新诗中的一首最完美的诗。”[7] 随后胡适对该诗的音韵进行了具体地分析,确实让读者感受到了《三弦》诗声色俱佳,声情并茂的艺术特征。

周作人在《扬鞭集序》中的评价(参见引文1)直观地道出了沈尹默新诗的古典气质,而胡适所着重赞赏的意境和音节,恰恰是新诗所短而旧诗所长。如果将“三弦”与白居易的《琵琶行》略做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在白描,映衬等技巧上的相似性,而于情境上二诗都于结束处用“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手法来创意写境。在音韵方面,胡适指出了《三弦》多用双声,且有十一个字是端透定(D,T,D)的字,模写三弦声响,形容毕肖。实际上这种情形在宋词中就不乏其人,北宋女词人李清照在其《声声慢・寻寻觅觅》中,全词九十余字中,起句连用十四个叠字,五十七个舌齿两声字,故意用啮齿丁宁的声吻来表现自己刻骨铭心的家国之痛(字字如钉子钉在心上),可以推想谙熟古典诗词的沈尹默必定对此也很为了解。而《三弦》在情调上所表现出来的颓唐、破败、无望之情,作者并未直言说出,而是让它们全部压抑下来,潜伏在闷人的炎阳,死一样静寂的长街,寂风中了无生机的杨树和那所破败的房子中,那个可能在军阀混战,饿殍遍野,民生凋敝中失去了一切的抒情主人公――门外坐着、双手抱头,一声不响的破衫老年人,他的痛苦与不幸,愤怒与不平,失望亦或绝望之情,全都静默,一切都让那断续的三弦去诉说。在这里《琵琶行》中那熟悉的手法和情景浮现在我们面前,古诗中诗人白居易的失意和琵琶女的不幸都沉浸在悬泉幽咽的琵琶声中,在《三弦》里则转化为诗人的悲凉、三弦客的激愤和破衫老人的麻木完全消融在鼓荡的三弦声里。在此,古典诗歌的意境传统在沈尹默的新诗中得到了现代回应,周作人所谓的沈尹默的诗略有差异的“内涵的气氛”,正是诗歌的意境所体现的艺术特质。

二

把沈尹默的新诗与同期胡适和刘半农的新诗放在一起,尹默的诗所具有的特点就显得更为特出了。在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1号上,胡沈二人写了同题诗《鸽子》和《人力车夫》。胡适的两首同题诗,语言直白、思想浅切、不留余意。《鸽子》一诗“胡适致力于描写形象,体现他的‘具体的写法’”[8],笔触几乎全部停留在对鸽子形象本身的描绘上,而他的《人力车夫》用对话体来写,虽然近于口语,但车夫与乘客心灵隔膜,该诗显得呆板而冷漠,缺乏感人的情怀,诗体实验的意味明显。著名诗人朱湘评价胡适的早期新诗“‘内容粗浅,艺术幼稚’这是我加在《尝试集》上的八个大字。”[9]这大体符合新诗初创时期的实际的。而沈尹默的同题诗,情感含蓄,余味悠长。“‘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胡适之的新抒情诗模式,在这里不复存在。”[5] 如沈诗《人力车夫》,先写景“日光淡淡, /白云悠悠,/风吹薄冰,/河水不流。”接着叙事“出门去,/雇人力车”,然后继续写乘车所见“街上行人,往来很多;/车马纷纷,/不知干些什么。/人力车上人, /个个穿棉衣, /个个袖手坐, /还觉风吹来, /身上冷不过。”最后才点出诗歌描写的主人公“车夫单衣已破, /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坠。”该诗名叫《人力车夫》,但描写车夫的篇幅仅短短的两句,作者把自己对为富者不仁,出力者受苦的悲凉之情没有透露半个字,诗歌本身不露褒贬,而是在天上和地上、行人和车马、乘客和车夫的对比中,让我们感受到诗人视觉背后那意味深长的悲情。这里诗人和车夫没有言谈,但一路的静默,留给读者无穷的“空白”。旧时代愚弱国民的不幸,作者人道主义同情的无奈,大众在强大压迫下的麻木,都在这空白中回环往复。和胡适的同题诗相比,沈诗除了语言形式的新颖外,更具含蓄蕴藉的诗美,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美。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总结沈尹默新诗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情景相融。无论《月夜》、《三弦》还是《人力车夫》等,作者本人要表达的情感总是含而不露,而那些描写的景物却总是情思充盈,形成的艺术张力让读者涵咏不尽。又如《生机》,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完全消失在各样景物的背后,“生机”在哪里,看一下春风下的残雪、满枝的桃花和那最后全换了颜色的细柳条,处处都是生机,看似写景实则写情。王夫之所言“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王国维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在沈尹默的新诗里我们体会到了古诗情景论的现代回应。

二是虚实相生。司空图《诗品》中言“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就是说诗歌不能拘泥于具体描写的“实”象的部分,而是要充分抒发“虚”情,只有虚实相生才有诗境产生。在沈尹默的诗中,看似是写景的实的,在直觉体会的瞬间立即转化为表情的虚的;感觉情感是飘忽不定的虚的可直觉里分明满眼锦绣是实的。以《月夜》为例,呼呼的霜风,明明的月光,树和我只是并排站着,要说是写实全为实,可是突出我和树的距离,就不断诱使读者回味,此时实者已虚,虚者又实。

三是余味不尽。也就是诗看似“行于闲易简淡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10],从上述所引之诗我们不难看出沈尹默新诗颇具余味。

三

新诗作为“五四”新文学革命的产儿,着力于背叛中国诗歌艺术传统。毋庸置疑,“五四”先驱们为了变革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诗教传统,便采用了对古诗全盘否定的简单化处理。胡适的“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单独追求白话形式的新诗模式,将几千年积累下来的诗艺资源弃之不论。如此猝然实现的新诗,斩断了与中国古诗的脐带联系,仿佛一个断奶的婴儿,要独立成长,其最初的稚嫩是不可避免的。所谓“内容粗浅,艺术幼稚”,所谓“很飘忽的句子一点也不令我觉得飘忽”[11],所谓“专说大白话,诗意匮乏”[12],原因就在于此。问题在于中国诗歌所特有的接受习惯已经形成了接受惯性,可以改变但不可以斩断,胡适等新诗作者生硬的遏制这种惯性,必然造成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对抗而不是对话。

在沈尹默的新诗里,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对话的可能,语言可以新颖,诗味却不会损失;革新可以实现,意境同样能够存在。因为诗语与诗味不矛盾,诗的革新与诗的意境不矛盾。胡适等人为了立新,就完全破旧,而沈尹默则是融古发新,即进行新诗革新的同时又合理的吸收旧诗艺术优点。我们还不能说这在沈尹默是一种艺术自觉,但我们却完全可以理解为这是他的艺术直觉。在新文学理论建设上,胡适、周作人、刘半农、鲁迅等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文学主张,旗帜鲜明的与旧文学划清界限,可同为新文化最早发起人的沈尹默却没有用理论、口号表明自己的立场,而是在自己为数不多的新诗中显示出传统与革新融合的努力,透露出新诗发展完全可以走一条在革新的同时吸收古诗优秀之处的道路。后来新诗向古典的回归肯定了沈尹默在新诗创作上的这种努力和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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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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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朱湘.中书集[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4:192.

[10][宋]范温.潜溪诗眼[G]//转引自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1362-1363.

情诗三行范文6

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E3；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也指出：“曹植的诗中，这一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风华流美，到《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铸《风》、《雅》、《楚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终于锻炼出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壮美品格而“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牟愿相《小潞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Es]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难怪杜甫要“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镕《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左思、鲍照、庾信、陈子昂以及盛唐诗的“雄赡”，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品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确立。

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l、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情感单纯，不外乎男女情愁和士子失意两种，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伉俪。曹操诗气雄力坚，情悲意壮，但所抒之情也大多局限于悲壮粗豪一类，并且不少诗作，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仍然受汉乐府“缘事而发”影响，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曹丕“工于言情”，但也偏于男女之情，其反映政治、军事题材的诗，如《煌煌京洛行》、《秋胡行》、《令诗》、《黎阳作》等，也多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曹植诗不仅感情丰富、强烈，而且抒情手法多样、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或以景托情、或引类譬喻、或直抒胸臆、或旁敲侧击、或反面衬托、或侧面渲染，各种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发，将一腔生离死别、骨肉情深、忧谗畏讥、含冤负屈、报国恋君、忧生患死等种种复杂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深沉感人。

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对酒当歌》，抒思贤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和直陈手法；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写离别之情，主要用了以景传情和直抒胸臆的手法，相比之下，皆显得感彩单一，表现手法也单一。所以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比一变也。”正是因为这“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一变”，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徘徊游移状态，确立了抒情诗在诗坛的正宗地位，从此，诗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论诗，当然要“祖述子建”了。曹植诗长于五言古体，并以众多的数量、广泛的题材、上乘的质量，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牢固地位。

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诗》、《骚》无标准的五言诗；西汉文人诗坛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作；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但毕竟以杂言为主；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然题材狭窄，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经“三曹七子一蔡”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总论》，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之一主要体式。而整个建安，只有曹植才是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现存建安五言诗162首，而曹植一人就有65首，占了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第二名是曹丕，五言诗23首；第三名是王粲，五言诗16首，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操五言诗“治国平天下”，多言政治、军事、民情等国家大事；曹丕五言诗“恩怨相汝尔”，多限于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七子”中唯王粲、刘桢五言诗稍多，其余不足言，虽题材较广泛，但毕竟数量太少。而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小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飞龙，俗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后世诗人，阮籍的《咏怀》诗，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与曹植后期诗的忧生患死，比兴含蓄，一脉相承；左思的《咏史》，与曹植的《三良诗》、《虾鳝篇》、《豫章行》直接相通；陶渊明的咏史、咏怀诗，也是继承了曹植、阮籍、左思的路子，其田园诗也受曹植《芙蓉池作》、《公宴》等“怜风月、狎池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作的启发，陶渊明的《还旧居》与曹植的《送应氏》也形神兼似；郭璞的《游仙诗》与曹植的游仙诗更是一体相传；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钟嵘《诗品》卷上)，其山水诗受到曹植山水景物描写的影响；鲍照乐府及边塞诗，也显然与曹植相关联；鲍照的“白马驿角弓”便源于曹植的“白马饰金羁”。所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谓“《虾鳝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陈子昂的五古《感遇》诗，与曹植五古“不逾分寸”(施朴华《岘俯说诗》)，李白的“古风”、杜甫的“五古”，“其源出于子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由此可见，曹植五古的题材、体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难怪后世言五古要“祖述子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必首思王”(张炎《曹子建集七卷本序》)。

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下)，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诗法篇》)，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卷三)，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此皆曹丕、王粲所不及，曹操更是无此“文心”，无意“雕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