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型艺术的审美特征

造型艺术的审美特征范文第1篇

1、直观具象性，是指造型艺术具有运用物质媒介在空间展示具体艺术形象的特性。造型艺术运用物质媒介创造出的具体的艺术形象，直接诉诸人们的视觉感官。这种直接具体的形象蕴含着丰富的艺术意蕴，把具体可视或可触的形象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引起观众直观的美感。造型艺术也可以把现实生活中某些难以显现的无形事物，转化为可以直观的具体视觉形象。

2、瞬间永恒性，是指造型艺术具有选取特定瞬间以表现永恒意义的特性。造型艺术是静态艺术，难以再现事物的运动发展过程，但它却可以捕捉、选择、提炼、固定事物发展过程中最具表现力和富于意蕴的瞬间， 寓动于静，以瞬间表现永恒。比如摄影艺术，摄影画面瞬间的表达，往往抓住即将抵达高潮之前的瞬间，给人的想象留下无穷延伸空间。

3、空间表现的差异性，是指造型艺术各门类内部在空间表现上具有彼此不同特性。如中西绘画运用不同的透视方法在二维平面上营造虚幻的三维立体空间，在西方油画中是用焦点透视，中国画则运用散点透视。

4、凝聚的形式美，是指造型艺术具有在艺术形象中凝结和聚合形式美的特性。形式美法则对于造型艺术各门类都具普遍性，因而运用形式美法则对物质媒介进行加工，便可以整合出凝聚着形式美的艺术符号。形式美多种多样的法则（如对称、均衡、节奏、韵律、对比、比例、主从、尺度、明暗、虚实、多样统一等）在各门类艺术的具体运用中，又凝聚成美的千姿百态。比如比例的匀称、变化的节奏韵律、明暗对比、多样统一、虚实相生等，都是形式美法则在各种门类艺术中的集中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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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艺术的审美特征范文第2篇

具体而言，美术的审美特征，可以分为以下三大层面行解读。“美术”一词，又称为“造型艺术”，可见造型性是美术的最基本的审美特征。所谓“造型性”，是指艺术家运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塑造出欣赏者通过感官直接感受到的艺术形象。”例如绘画，就用线条、色彩等艺术语言，在二维空间（平面）里塑造形象：书法也是在二维空间（平面）运用笔墨、布白、结构、章法等艺术语言，塑造文字形象，表现神采、气韵;摄影也用影调、色调、构图等艺术语言，同样在二维（平面）空间塑造艺术形象;雕塑则用泥、石、木、金属等材料，在三维（立体）空间塑造形象。所有的造型艺术，无不通过具体形象的造型来塑造艺术形象的基本手段和基本审美特征。

美术的造型审美特征，要求美术家要注意观察生活，善于捕捉生动感人的人物或事物的外部特征，在此基础上，以表现人物或事物的外形为自己的特长，并做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成功的典范：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油画《蒙娜丽莎》。又如我国清末画家任颐，就有惊人的形象观察力、记忆力、表现力，在他年仅10岁时，一次他单独在家，适逢父亲的一个朋友来访，因见不到任颐父亲，便很快告辞，任颐就用纸笔把来客的模样画下来，他父亲归家看到画后，立刻认出了来访者是谁。造型性作为美术的审美特征，至关重要。

美术的另一大审美特征，是它的永固性。

美术必须采用物质材料与艺术语言，将事物发展变化的瞬间固定下来，可以供人们多次、永久性欣赏，甚至流传百年千年。这些美术品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瑰宝。例如西班牙、法国等西方国家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史前时代的雕塑品《奥林多夫的裸女》、《持兽角杯的妇女》等，距今有上万年的历史。我国内蒙阴山地区发现的岩画，距今也有上万年的历史。

当然，世间的万物都是一分为二、辩证统一的整体。美术的永固性审美特征，是与它的瞬间性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美术作品是选取人物或事物的瞬间形态而被固定下来的，这就要求美术家以静显动、以不变显万变，善于寻找恰当的表现方式，在动静的交叉点上，抓住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某种瞬间形象，然后再将其固定下来。例如古希腊阿格桑德罗斯、波利多罗斯、阿塔诺多罗斯联合创作的雕塑作品《拉奥孔》，取材于古希腊诗歌《荷马史诗》中的故事。雕塑《拉奥孔》选择的恰恰是拉奥孔父子三人濒临死亡痛苦挣扎的最后一瞬的形象，表现出入物激情的顶点，达到了“寓动于静”、“寓瞬间于永固”的至高境地。又如我国画家罗中立创作的《父亲》，也选取了勤奋、慈祥的父亲的瞬间形象，创造出震撼人心的永恒的艺术形象。可见，永固性作为美术的审美特征，既是重要的，又是辩证的。

美术的基本特征是再现空间（平面或立体）形象，因此再现性自然也是美术的重要审美特征之一。美术家都十分注重再现生活中的形象，并以写生、速写作为素材的积累，这无疑都是正确的。

许多成功的美术作品，也的确以再现性为基本审美特征。例如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就再现了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庄严神圣的历史瞬间，成为史诗性作品。又如摄影作品中《二次大战时的邱吉尔》、《》等，更凸显出美术作品再现性的审美特征。

当然，这种再现性也是与表现性辩证统一的，即通过再现性体现表现性内涵一表现美术家主观的思想、情感、意愿。正如德国美学家黑格尔所说：“艺术作品比起任何未经心灵渗透的自然产品要高一层。例如一幅风景画是根据艺术家的情感和识见描绘出来的，因此，这样出自心灵的作品就是要高于本来的自然风景。”例如我国国画中的梅、兰、竹、菊“四君子”，就分别寄托了画家的情感、情操、志向、志趣，达到了客观与主观，再现与表现的完美结合。

造型艺术的审美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工艺美术 审美特征 工艺形象

工艺美术往往受到它的实用性和制作条件、所使用的材料的制约，认识工艺美术的审美特征，首先要抓住这一实质。

一、适用性与审美性的有机结合是工艺美术的首要特征

工艺美术与人们的衣食住行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它同建筑一样，具有两种基本的社会职能，即同时满足人们生活上的实际需要和思想上美感上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工艺品首先是适用的，然后才是美的。不能照明的台灯，不能书写的钢笔，无论其外形装饰多么精美，也是没有审美价值的。正因为这样，许多陈设工艺在设计上也就适用的方向发展，如装饰用大型插屏可兼作挡风和分隔大型厅堂的屏风就是一例。但这并不否认单纯装饰用的工艺美术品的存在与发展。从广义上说，装饰用的陈设工艺其装饰功能的发挥，即是它的适用性的一种体现。由此看来，日用工艺品的审美价值主要是通过适用性的发挥才得以完美体现的。而对陈设工艺品来说，它的适用性正是通过审美价值显示出来的。在这里，“适用”是具体的，“美”是抽象的，这种“具体”和“抽象”的对立与统一，使得许多工艺美术品能历经世事沧桑而永葆其环境的、历史的、

社会的各种美的形态，适用与审美相结合，是工艺美术本质的、首要的特征。工艺美术品的审美性还同时受到工艺种类特性的制约。各类工艺品的审美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就看这类工艺品的特征是否得到完美的发挥。如雕刻是刀锉的艺术，必须根据不同的材料，采取不同的运刀方式，选用合适的工具，运用多样的刻镂技巧来完成雕刻制作。中国明代的“核舟”就充分发挥了这类工艺的特点。明末魏学曾有详实记载，在一枚长而窄的桃核上，当时的艺人王叔远，刻上了五个人、八扇窗，还刻出了一张船篷、一支船桨、一个火炉、一把壶、一卷书、一副念珠。更为奇特的是上面还刻有对联，题名篆文共34个字。人物神态各异，刀痕细如蚊足，雕刻工艺如此精湛的发挥为古今作品中所罕见。因此，当我们在鉴赏工艺美术作品时，必须看其自身工艺特征在制作过程中受材料、工具、制作水平的限制的发挥程度，发挥程度越高，其工艺美学价值就越大。工艺美的效果不在于所用材料的贵贱。一粒金刚石、一块纯金、一支象牙就其经济价值而言实属很高，但在工艺美学的范畴中如果它们没有被用来进行工艺创作，它们的美学价值也就同一粒核桃、一块胶泥、一支竹子那样等于零。因此，工艺美术鉴赏不能也不允许就工艺材料的贵贱来区分其艺术价值的高低，而是要视其材料是否合理、充分地利用、改造的水平来鉴别优劣。如石料的颜色不纯，是原材料的严重缺点，有时可以使一件即将完成的雕刻工艺品毁于一旦。然而，我国玉雕艺人处理原材料斑痕的优良传统就是所谓的“巧做”。换句话说就是审时度势、因材施技。

因此，对原材料运用改造的合理与充分的程度，直接影响着作品的审美效果。工艺制品的协调感体现于色彩和谐、大小适度、布局合理，以及与环境搭配的恰当等方面，这是工艺美的高级境界，即通常强调的一个“宜”字。当工艺品与其存放的环境也达到协调一致时，工艺品的协调美又能得到更充分的展现。如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内的湘绣大插屏的布置，就极富湖南的乡土情调。特别是双面绣上那双双戏水的鸭子和朵朵出水的芙蓉，一下子就把人带到了烟波浩渺的洞庭水乡，引出许多美的联想，情趣盎然，一派生机，收到了很好的审美效果。

二、工艺形象的象征性特征及有关因素

“工艺品主要以色彩、结构和形体造型来表现一定时代民族的宽泛而朦胧的情感气氛。”它一般不是再现、摹拟客观对象，即使以现实对象造型，也是把对象当作情感的外在形式而已，所以说，工艺美术品是人的本质感情对象化的产物。因此，我们只有透过工艺形象的外在形式去理解作品的内在情感，才能找到领悟象征意蕴的基本途径。工艺形象的象征性与艺术类型的变化发展有关，而这种变化和发展又使工艺形象的崇高美有了展现的依据与可能。

造型艺术的审美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民间;造型;审美;人伦;寓意

继原始美术之后，延续最长，涉及面最广，为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所享用的就是民间美术。社会整体文化研究和艺术理论研究不断发展，使现代文化观念趋向多维发展，而民间美术作为传统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备受关注。我国的民间美术创造不可能摆脱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人文格局的制约。传统的中国民间审美意识与整个民间社会背景、文化观念长期保持了一种交融渗透、浑然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归根结底在于对“善”的追求。“善”的转换隐身含义又有吉祥、幸福、美满，这类含义在古代观念中又是合道理、惬于意的，故“美”和“善”有互训关系。善还被承载了社会伦理道德的意义，特别在孔子那里，美与善是统一的，善是更根本的东西，并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自始就注重对人生生命价值的关注，强调合于意的幸福感受，这都是合于人的生命功利目的的善的内容。中国民间美术十分注重物品的人伦性和社会意义，并将此作为美与丑的标准之一。这种审美标准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人伦道德的一种推崇。民间美术创造则主要表现在对题材的选择和对情感的表达方面。例如，民间美术经常表现祥瑞题材，表现人们对理想和愿望的追求，大部分内容都是吉祥、富贵、求生、辟邪等，这关系到人生的现实。用一种寓意性的物来表现这种理想。

这种寓意、象征、符号性的表现手法当然是中国民间文化特有的产物。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当时的社会结构，人口比例自然经济以及“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中国民间美术的性质与特点。我们从民间作品中，可以领悟到广大劳动者的审美心态，感受到朴素的劳动感情，乐观的精神生活，美好的理想追求以及除恶扬善，辟邪扶正，全和圆满，祈求丰收，人丁兴旺，吉祥如意等民间美术中永和不变的主题。它来源于生活有服务于生活，自始至终完整地保持着以往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取得的丰硕成果。民间美术的审美性，功利性，实际上多是生活对民间美术的规定，生产、生活的目的和要求是民间美术创作在文化上和艺术风格上的主导力量，必然地给民间美术的创造深深地打上功利性的烙印。

民间美术风格、语言的质朴，率真是民间美术独特的审美品格和永恒的魅力。这不仅表现在民间美术的内容形式上，同时更重要地表现在内在的精神方面，及创造主体内在人格的朴实无华。从民间美术品的材料选择来看，多是低廉朴素的自然物质，外表看来粗糙不精，但在创制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包含了民众对材料的认识和开发利用。使主观创作意图与材料自然的形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遵照自然规律的态度也是民间哲学观念和思维模式使然。民间美术的加工制作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而这种随意性就是民间美术的纯真、自然、稚拙的品格，是民间美术创造主、客两忘的境界，是心与物的自然和谐。民众质朴、纯真的心灵是民间美术风格形式质朴特征的决定因素和内在根源。民间美术这种质朴率真的淳风之美，张道一先生将其总结为八个字，内容形式上的“真、全、艳、健”和风格特色上的“粗、俗、野、土”。这种总结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民间美术的审美品格。它反映的是作品内外的和谐统一，形式的单纯，感情的真诚，因而才具有永恒的魅力。

民间美术的造型是意象性的造型，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最具典型性的象征性艺术民间美术造型的题材、图案纹样，以及色彩都与人们的观念相关联，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社会的某种关系，具有超出感性形象本来意义之外的内涵。民间美术造型作为视觉性质的符号常借助语言利用谐音来寓意。如:三阳(羊)开泰、喜(喜鹊)上眉(梅)梢，都是取谐音吉意为了讨个“口采”，取个“眉眼”，“说法”、“讲究”也正是民间美术中象征寓意的共用词汇。作为自然界变幻无穷的物理性，视觉的色彩也同样具有寓意吉祥的象征意义。黑、白、赤、黄、青五色被视为“正色”，并与五常(仁、义、礼、智、信)，五行(水、木、金、火、土)等相对，也可以反映出人与客观现实的实践关系，以及从中蕴含的现实功利内涵。寓意象征、缘物寄情是民间美术选材、造型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国传统民间美术对戏曲的滑稽审美特性吸收转化为民间美术上的夸张之皆，表现为人物脸谱化，动物造型稚拙天真，同民间审美心理相和谐;矛盾之趣，表现在造型的不合情理、近于荒唐、令人发笑的滑稽感中;虚拟寓意之美表现为民间美术造型上的图案式构成和借物寓意。在民间美术创作中，民间文化观念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角度同时作用于审美创造主体。历史的角度来自集体意识铸就的传统文化的继承或者说是一种先在的规限，现实的情境是传统民间文化观念在个体那里所具有的个人倾向。民间艺人依据自己的主观要求在创作过程中会重新组合、经营文化历史符号。在民间美术造型中，符号化、程式化的造型是通过象征寓意手段，隐喻性的加以表现。用谐音代表某些吉利祥瑞的含义，如“六(鹿)合(鹤)同春”、“三阳(羊)开泰”之类皆是谐音寓意手法。巧妙的寓意象征既说明了历史的积淀和传统，表现了民间的聪明智慧和艺术才能，也体现了人民群众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造型艺术的审美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夏代玉器；线刻；浮雕；象征表意；凝重神秘

Abstract: The primitive jade craft in Xia dynasty begins to appear jade-carving technology， such as: enchased， bass-relief and round relief and so on， which make modeling and decorative design in jade utensil towards the formula and the complication possible. The shape of geometry straight and square， detail modeling of dentations and handle， and also the picture of line and side composition， and even three-dimensional decorative design of bass-relief in utensil， which all strengthen artistic form and esthetic meaning of the Xia dynasty’s jade. They formed the artistic style that is symmetrical and neat， combining persity into unification， symbolizing its meaning and the dignified mystical， which has effectively realized the transition of the Chinese jade carving esthetic main idea from New Stone Age “adorned jade” to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ritual jade”.

Key words: The Xia dynasty’s jade; line carving; relief; symbolizing meaning; dignified and mystical

根据《史记》、《竹书纪年》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和碳十四技术的年代测定，夏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其年代可基本框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囊括了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中国早期文明。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中心，并波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夏县东下冯，内蒙古的夏家店，山东的岳石地区，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以及内蒙古亦峰夏家店遗址的夏代文明，出土了丰富的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骨蚌器、木漆器等原始器物，其中尤其是玉器，以其独特的玉料、精湛的工艺、多样的造型、别样的纹饰以及极富时代特征的艺术审美风格，充分展现了夏代先民的形式感、想象力和社会风尚，这些无疑构成了夏代玉器的基本审美特征。

一 玉料和工艺特征

与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北方玉器玉料以及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玉器玉料相比，夏代玉器所用玉料无论在外在色泽还是内在质地上，都表现出中原玉料独特的审美风貌。据考证，“古代中原地区用玉多为软玉，其结构一般为交织的纤维显微结构的闪透石－阳起石系列矿物集合体。玉的质料致密坚硬，外表又显示出柔润，体胎半透明而又具有光泽”[1]。夏代文化的典型代表——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玉器就鲜明地体现了中原软玉的审美特征。二里头玉器玉料的来源有新密的“密玉”，属白玉；南阳独山的“独玉”，属青玉；还有淅川的绿松石等。因而制成的玉器有的呈乳白色，如二里头遗址四号坑出土的玉柄形器；有的呈淡青色、嫩绿色以及灰褐色等，如二里头遗址三号坑出土的绿色夹白斑的玉戈。这种五彩斑斓的玉料色泽正好满足了夏代先民多种玉器品种的制造。同时，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代，基本处于黄土高原地区，玉石作为山地的精英，自然有别于随手抟来的一捧泥土，故而成为某种神秘灵物的表象，承担着原始礼制统治的功能。夏代玉器也正是首先凭借这一玉料的外在特征和内在质地而一跃成为国家重器，承载着礼仪的功能，成为专制社会的代言。因此，夏代玉料以其纯美的色泽、温润的质地，以及神秘灵物的表象，体现了愉悦的艺术审美形式和神秘的宗教礼仪内涵的融合。

极具中原地方特色的二里头玉料同时也促进了夏代琢玉工艺的审美化进程。夏代玉器的制作工艺，由于青铜工具的引入，在新石器时代玉器打磨、刻纹、镂空、抛光的基础上，开始向着更加精细的方向发展，这主要表现在镶嵌、勾彻、浅浮雕、圆雕等工艺及其所形成的审美效果上。

虽然镶嵌工艺在新石器时代早已出现，如红山文化女神塑像中的嵌陶工艺，使得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自然、古朴。但真正能体现镶嵌工艺的高难度的嵌玉和嵌铜技术却是从夏代才开始的。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片圆铜器、铜牌饰以及绿松石片、云母片镶嵌漆器等镶嵌工艺不但均属首创，而且制作精良，尤其是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其凸面为二三百块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成饕餮形兽面纹，极具形式美感，且营造出庄严神秘的氛围。与女神塑像的眼珠相比，它不仅在镶嵌物的数量上体现出优势，而且还开始讲究镶嵌中纹饰的构图。这不仅是夏代先民对不同质料器物驾驭能力的体现，也是他们对装饰的形式构图的审美追求，故而代表了夏代镶嵌工艺的最高水平，开启了后代青铜器镶嵌绿松石工艺的先河。

勾彻法的运用，主要体现为夏代玉器上的阴阳线刻纹。至二里头文化三期，夏代已出现被称作“砣子”的青铜质料的圆形琢玉工具，它一方面可以在玉器表面刻画出条条细阴线，另一方面在阴线沟槽的一个立面，向外扩展，形成较宽的斜坡面，形成阳刻凸纹。这种阴凹线和阳凸线的形成过程即玉器制作工艺中的勾彻法。夏代玉圭上精致的琢刻菱形雷纹带花纹以及玉柄形饰表面复杂的兽面纹、花瓣纹等纹样图案即为其见证，丰富了纹样的形式，且其精致性有效地提升了玉器的审美品格。

浅浮雕与圆雕工艺在夏代玉器的琢制中一般是搭配使用的。浅浮雕是在阴线刻纹的基础上凸出阳纹而使其具有立体的表现效果，一般用于纹饰的构图；而圆雕则多是为造型美观而使用的雕刻技巧，是整体形象的立体雕刻。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即可构成玉器纹饰和造型相搭配的整体审美艺术风格，如夏代玉柄形饰的制作工艺虽然综合了研磨削切、勾线阴刻、阳刻浮雕、钻孔、抛光等琢磨工艺，但最能体现其艺术风格的却只是两种：在柄形饰的四面用浅浮雕琢出繁复的纹饰，粗节用单线或双线雕成兽面纹，中节及顶部琢成花瓣纹，细节则有二至三周阳刻凸线纹；在柄形饰的四楞用圆雕技术琢出立体的造型，玉柄的四楞处为鼻梁，两侧为半张兽面，相邻柄面结合为一张完整的兽面。这样，浅浮雕与圆雕工艺形成了多样的纹饰图案和独特的立体三维造型，使得整个玉柄形饰柄面上的勾线饕餮花纹中点与直线结合得自然、流畅、舒展，造型和纹饰搭配得圆润、细腻，相得益彰。

总之，夏代先民在玉器制作工具和制作方法上的提高，尤其是双线浮雕纹样和兽面铜牌饰上的绿松石镶嵌工艺，有效地促成了夏代先民审美理想的物化，使他们的审美意识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现。具体到玉器纹饰的雕琢过程而言，大致经历了由“勾彻法”向“浮雕法”演变，由平面线条向立体浮雕演变的过程。其实这正好体现了夏代纹饰雕琢工艺的审美特征，它一方面体现了夏代玉器雕琢工艺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充分地表达了夏代先民日益细腻的内心情感和审美理想。

二 造型与纹饰特征

极富中原特色的软玉材料和琢玉工艺，使夏代玉器的器形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许多造型都还是模仿当时某些动物、植物、人物等现成实物而成形的，如红山文化玉龙、崧泽文化鱼鸟形玉璜等。到了夏代，玉器的创造则基本上走出了对自然物象的直观模仿，更多的是依据人们生活的审美风尚而进行其造型及细部处理的。夏代玉器在造型上趋于程式化，器形大而薄，以几何直方形为主，流行在玉器边缘装齿扉或安柄，并镶嵌异物，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特征。

据后代史书记载，夏王朝是在战争基础上形成的，这也可以从出土的夏代玉器的器形得到验证。夏代玉器造型表现为:少祥和平静的模仿性装饰玉器，而多抽象的直方形兵器。玉钺为长方形或近圆形，玉圭为平首形，玉刀为长条梯形，尤其是多孔玉刀较以前更薄，更为长大、平滑。这些造型肖似兵器，至少与当时的“尚兵”习俗联系紧密，社会化的审美创造体现了其满足自身功能需要的理性化和观念化。夏代玉器的形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的直觉体验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的抽象想象能力。除此之外，夏代玉器形制还有出齿，即在玉器两侧雕出繁复的齿扉，如玉璋滋乳而成的牙璋，其扉棱显得华美异常。程式化的造型使得玉器在既有质料美的基础上充分流露了夏代先民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感，体现了先民的理性创造精神和感性生活情趣。

夏代玉器的审美发展主要体现在纹饰上。由于玉材的创新以及几何直方形的平面化造型，尤其是青铜轮工具的引进和勾彻、浮雕、圆雕等工艺的运用，使夏代玉器的刻饰纹饰向多样化、复杂化方向发展成为可能，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也获得了新的突破。

夏代玉器大多局部饰以平行或交叉的阴刻细线，并以此构成简略而精炼的纹饰构图。夏代玉器纹饰主要有直线纹、斜格纹、云雷纹和兽面纹，仅有少量的动物纹和植物纹。其中云雷纹见于玉圭，兽面纹见于兽面纹柄形饰、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而直线纹、斜格纹见于玉刀、玉戈、玉圭等，这些简约的刻纹装饰，实际上是夏代先民承载和表达其观念和信仰的痕迹，不同的纹样和构图，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审美心理。

细劲的直线纹、斜格纹是夏代玉器中最常见的装饰纹样，以平行的阴刻细线为其典型特征。斜格纹是由直线纹成组交叉刻成菱形状，整体上使图案更加紧密，强化了渲染的效果。如多孔玉刀两端，以及玉牙璋的内与援相接处就有成组的阴刻直线，线形细劲有力，深而直，使得玉器形象的美观化和礼仪性均得到了强化。

云雷纹在各种纹饰中尤为突出，用柔和的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回旋线条是雷纹，二者配合，形成一种磅礴的气势和神秘的审美效果。该纹饰多饰于玉器两端的穿孔之间，两边再饰以阴线刻纹将其框住。如二里头遗址三区二号墓出土的玉圭，其二圆穿间有以细阴线刻划的菱形四方连续式云雷纹，琢刻精致，立体感强。夏代的玉圭一般用于社祭，礼云神。因土地需山川之气而致时雨，云行雷响方能有雨，故可是云雷纹以象征之。尽管要借助于“神物”，但其控制自然，驾驭天地的朴素人本意识和人的主体精神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显现。再如七孔玉刀，其近两端处也常琢竖直阴线纹与菱形云雷纹，风云雷电听其号令。

兽面纹为橄榄形眼眶，圆眼珠，宽鼻翼，阔口，这在龙山文化石锛上可找到源头，而且与新寨陶器盖上的饕餮纹饰极为相似，更是夏代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头部的简化或抽象表现。兽面纹以象征手法夸大其头部，强调五官，尤其擅长抓住其眼部特征局部放大，作“臣”字形眼，钻圆圈眼瞳。该纹饰“主要突出它们的头、目、齿等主要器官的特征，省略不重要的细部或对其只作象征性的表现，重要细部圆润婉转的阳线”[2]，其中装饰趣味与象征趣味相得益彰，使礼的威严和审美的情感融为一体，后来更多地见诸商周时期的青铜容器。同时，这一脉相承的兽面纹饰的演变也彰显了夏代先民的宗教信仰和对龙崇拜的社会风尚。龙纹图案起源于远古的族徽，最早出现的是红山文化玉龙，而到了夏代，龙形兽面纹饰的手法和主题，经过长期的酝酿，已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并且为帝王专用。

总之，夏代玉器的纹饰呈现为两种主要形式：一种主要以线条为主，采用线面结合的方法，构成整个玉器的平面纹饰图案，如细劲的直线纹、斜格纹，回旋的云雷纹；另一种就是浅浮雕式的立体纹饰图案，如立体感极强的兽面纹。纹饰上的线刻和浅浮雕更进一步突出了以上各种纹样的装饰功能和文化意蕴，对商周的玉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艺术与审美风格

关于夏代玉器的整体艺术风格问题，杨伯达先生曾谈到：“从其前后玉器工艺美术的发展情况来看，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可以窥其一斑”[3]。对此说法我表示赞同。一方面，夏代玉器的艺术风格承袭了新石器时代的审美风尚。就造型而言，玉圭的方形结构和钻孔的审美处理是龙山文化玉圭的延续，玉牙璋则是龙山文化铲形器的进一步完善化和复杂化，玉琮的方圆构形更是受到了良渚文化的深远影响。就纹饰而言，浅浮雕式的兽面纹，其橄榄形眼眶与石家河文化玉器相似，其宽鼻翼和阔嘴巴又直接脱胎于龙山文化石锛；另一方面，夏代玉器在继承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基础上形成的抽象直方的独特造型和神秘威严的兽面纹饰，又均系商周玉器制作的根据，对后代玉器的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代玉器的过渡性风格十分突出。但我们若仅仅把夏代玉器的艺术与审美风格定性为一种过渡性，无疑是忽略了其特有的审美文化特征。至少，夏代玉器还体现了以下极具鲜明时代性的艺术与审美风格。

一是匀称规整性。对称、均衡、规范、平整，是玉器造型艺术具有审美价值的重要因素。夏代玉器的这些形式美感不仅体现在整体的结构造型设计上，而且也显现于局部的细微纹饰图案雕饰中。夏代玉器在整体构形时，为补充直方形在美观上的相对不足，常在两端装以繁复的齿扉以及饰以细线纹饰，它们均成对出现，且左右对称。最典型的是玉七孔刀，就造型而言，玉刀扁长呈梯形，上部背端相对厚而窄，下部刃端相对薄而宽，而且近刀背处镂有平行、等距的圆孔七个，使得上背下刃重量均匀得体。同时刀的左右两端又装有齿扉六对，显得极其对称；就纹饰而言，玉刀近两端处表面琢了竖直阴线纹与菱形纹，其下有两条平行阴线与刃相隔。整个玉刀在造型和纹饰的搭配上将夏代先民的审美形式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二里头遗址五号坑出土的创新形玉钺，呈圆弧背，两侧逐渐外侈呈宽刃，每侧有扉牙两组，每组为三齿，呈对称状，刃呈莲弧形，分四段，左右均衡对称。另外，更多的玉戈、玉圭，以及装饰类玉器，其造型和纹饰也常显示出对称规整的韵律美和整体和谐的审美风格。

二是多样统一性。夏代处于中国国家形成的初始阶段。首先夏代诸方国的玉器受各地区文化生活的影响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风格。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夏代玉器多为装饰类的臂环、玉管等，而少礼仪器，呈现出祥和的氏族审美风味；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夏代玉器则多璧、牙璋、钺和多孔刀等，形制和风格倾向于庄重和威严，使灵物与政权统治、等级礼仪紧密相连，巫术性与人文性相交织。同时，受特定时代和地区间相互交流的影响，夏代玉器又形成了统一的艺术审美风格。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玉器在吸收陶寺遗址文化玉器祥和优美风格和石峁遗址玉器庄重威严风格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自身的王权等级色彩，形成了既庄严肃穆又装饰美观的大一统风格。与此相应地，中原二里头的主体审美风格又借助国家的统治王权向四周传播和辐射，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代表社会等级象征的牙璋、圭、钺等玉礼器，这类玉器的传播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夏王朝礼制观念和审美风尚的传播过程。

正如杨伯达先生所说，“到了夏代，出现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之后，玉文化的形式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遂而出现了统一的玉文化，或与地方玉文化暂时并存、对峙”[4] 。夏代玉器糅合了史前各地文化的诸多因素，其文化也必然是多元性和统一性并存的文化，其艺术风格也必然呈现出多样统一的审美特征。这种由多样趋向统一的玉器审美风格展现了夏代王朝的宏大审美情怀、独特审美趣味以及鲜明时代特色。如玉器器形一般大而薄，流行的齿扉装饰也由简而繁，且有了细劲的阴刻直线纹；异物镶嵌工艺开始应用于青铜器制造，十字纹青铜方钺上镶有多块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中的兽面纹由200多小块绿松石镶嵌而成，均代表了夏代这一独特时代的审美艺术风格。

三是象征表意性。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5]，这句话精要地揭示了古代器皿的象征性特征，夏代玉器也体现了这样一种象征表意性的艺术风格。首先，夏代玉器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玉兵形器增多，这类玉器只是形制似兵器，而非真正的兵器。如数量众多的玉戚、多孔玉刀，以硬而脆的玉石为原材料，一般宽大体薄，也无使用痕迹，结合其特殊的纹饰以及两边的扉齿考虑，它们应为仿兵器形的非实用玉器，是一种象征权力和威武的礼仪玉器。另外，玉刀穿孔均为奇数，从一个到三个、七个不等，这可能与当时偏于阳刚之数的审美风尚有关。再如玉戈、玉钺等，也在这种特定的时代传达着等级礼仪的精神特质，并上升成为一种 “有意味的形式”。这些玉器的形式中积淀了社会的价值和内容，远非简单的实用器具所能比拟，是对外在自然的升华，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审美价值。这一点，尤仁德先生在《古代玉器通论》中揭示得尤其精到：“二里头所出玉戈、玉钺和玉刀，都是作为‘兵杖’形式出现的，它们象征夏朝君王的军权及其在战事中的胜利与凯旋…….夏王朝是经过血雨腥风的长期战争才得以建国和巩固政权；它们所反映的是战争与征服的特殊文化形态，是促使王权强化的主要精神力量”[6]。一言以蔽之，在夏代，礼玉的形制已成为个体身份的标识码，也是社会地位尊卑的具体体现，它同社会意识形态有着明显的联系，充分展现了夏代玉器的象征表意性风格。

四是凝重神秘性。夏代的许多礼仪玉器，造型相对规整，它们凭借自身的高贵地位进入夏代先民生活之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社会观念；同时，后者又反过来促进了前者的发展，使玉器向着礼仪化和程式化的方向发展。夏代社会浓重的礼制风尚和等级观念，造成了其玉器所突现的人文意识之中始终笼罩着一层浓厚的庄重感和神秘感。“三代时，玉质礼器是贵族们的‘权杖’，朝享会盟，用以表征其身份地位；又是通神的礼器，用以祭拜神灵祖先”[7]。夏代玉器就兼有礼玉和瑞玉的双重身份，既带有朴素的原始崇拜的巫术色彩，同时又孕育着夏王朝等级身份的人文色彩。这尽管只是一种扭曲的人本意识观，但毕竟代表着其觉醒，人本意识打从娘胎里出来就带上了一种礼的枷锁，显得凝重而庄严。以夏代玉器的纹饰为例，由光素无纹向直线斜格纹再向云雷纹和兽面纹的发展，尤其是变形的兽面纹，两眼圆瞪，有一种狰狞的庄严美。这就使夏代玉器逐渐转为沟通天地的宗教法器和社会生活中的仪仗礼器，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夏代先民审美心理由朴素的自然观向极具抽象化的礼制观念的转变，从而形成了夏代玉器神秘化、庄重化的人文风格。

“形而下者谓之器”，夏代玉器集合了中原地区的玉材，开启了青铜工具雕琢玉器的工艺，形成了直方、规整的审美造型和独特而多样的纹饰图案，构成了玉器审美艺术中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形式；“形而上者谓之道”，夏代玉器同时又与先民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与他们的时代审美风尚相合拍，并且玉器的造型和纹饰本身就是这些精神内涵的物质载体，构成了玉器审美艺术想得到悟得出的内在意蕴。总之，考古发掘的夏代玉器既是具体的形而下的器物艺术形式，同时又反映了抽象的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内涵，充分展现了夏代先民的审美形式感、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将夏代玉器独特的时代审美特征再现于4000多年后的今天。 参考文献

[1]郑杰祥.新石器文化与夏代文明[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377.

[2]杨伯达.中国玉器的发展历程[A].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玉器，文物出版社，1986:8.

[3]杨伯达.中国玉器的发展历程[A].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玉器，文物出版社，1986:6.

[4]杨伯达.中国和田玉玉文化叙要[J].中国历史文物，2002(6):70.

[5]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