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战争的作文

有关战争的作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茅盾；战争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5-0003-01

有史以来，人类发展无不伴随着战争；有战争，就会有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战争是文学的主题之一。茅盾是我国二十世纪著名的小说家、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他主要的文学主张是“关注现实”、“写人生”；茅盾又是中国***最早的党员之一，经历了战争频发、社会动荡的年代，因此，战争这一现实因素必然在他的文学活动中有所反映。茅盾撰写过关于战争文学的专论，如《欧洲大战与文学》、《战争小说论》；翻译过外国战争小说，如《战中人》、《火线下》、《战争》等；评论过国内外的战争文学作品，如《最近法兰西的战争文学》、《及其他》等；而在他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无论是早期的《蚀》三部曲、代表作《子夜》，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阶段的故事》，也都可以看到“战争”的影子，甚至茅盾1948年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锻炼》，也是以上海“八·一三”淞沪战争为背景来描写中国抗日时期的社会风貌。那么，茅盾是如何看待战争文学的？即茅盾的战争文学观是什么样的？弄清这个问题,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茅盾的文学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一、茅盾战争文学观的形成

茅盾的文学生涯始于一九一九年，那一年他以《小说月报》为阵地，翻译评述了国外一百多位作家的作品。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直接或间接和此次大战有关系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于是，战争文学自然而然进入茅盾的视野。

一九二一年，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译后注》，第一次使用“战争小说”这一词，并认为“一战”产生的战争小说具有“永久价值”。

一九二四年，茅盾发表《欧洲大战与文学》，将“大战文学”按照叙事时间分为三类：战争文学、战时文学、战后文学，每一类再按文学样式细分为：小说、诗歌、戏曲。这篇论文奠定了茅盾战争文学的理论基础，它不仅从宏观层面论述了外国的战争文学，还对“第一类”中的“几本重要的小说”进行了分析。例如，法国作家巴比塞的长篇小说《火线下》、匈牙利作家拉兹古的短篇小说集《战中人》。茅盾认为，这些小说之所以值得详细讨论，是因为它们能够对于战争作出理性反思，“能够独立地说出战争的罪恶，能够揭破爱国主义的假面具，能够对世界表明那些被逼被诱上战场的无产阶级对于战争是怎样一种心理”。巴比塞、拉兹古亲历了战场的血与火，清楚而深刻地认识了战争的本质，并得出了只有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才能根除战争的正确结论。他们的战争文学观契合了茅盾对于社会主义的探求，并促使茅盾本人的战争文学观日益完善。

二、茅盾战争文学观在抗战时的变化

在抗日战争时期，茅盾从关注“反战”文学转变为呼吁“抗战”文学，也不再囿于早先对于战争文学的三大分类，而是把“战争、战时、战后”融为一体，在文学样式上，则不仅研究“小说、诗歌、戏剧”，更增加了“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茅盾发表大量揭露讽刺不抵抗政策的杂文，比如《血战后一周年》、《玉腿酥胸以外》等。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事变之后，茅盾创作了许多描写上海军民在淞沪战争中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散文，比如《炮火的洗礼》、《不是恐怖手段所能慑服的》等。在社会活动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下，茅盾认为文艺工作的重点就是完成时代的政治任务。他在抗战时期创作的《右第二章》、《第一阶段的故事》等小说，都是试图通过描写社会各阶层人物对抗战的不同态度和表现来反映那个时代的风貌和特征。虽然茅盾以“社会剖析”小说见长，他本人对自己这些“急就章”式的抗战小说并不满意，但从中可见茅盾为使他的战争文学观付诸实践的努力。

三、茅盾战争文学观的特点

在对以“一战”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反思与研究过程中，茅盾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战争文学理论。在否定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与肯定被压迫民族和阶级争取自由民主的解放战争的二重奏下，茅盾一方面从社会政治功利的标准去衡量战争文学的思想倾向，一方面从文学审美的标准去评定战争文学的艺术追求。

战争文学的独特性在于作品所蕴含的战争观念和战争的是非标准。如果说，在茅盾早期从事文学活动的时候，他所追求的“为人生的艺术”更多地停留在五四时期“人的解放”的主题上，那么，随着中国社会阶级矛盾、政治矛盾日益激化，文学的政治功利色彩逐渐为他所关注。在《文学与政治社会》、《现成的希望》等文中，茅盾提倡表现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劳动者的“劳动文学”和“战争文学”。在1924发表的《欧战十年纪念》中，茅盾更是明确提出，鼓吹革命文学的文学者，应鼓吹“无产阶级为自己而战。”

文学是时代和历史的见证，但文学毕竟不是社会学和历史。因此茅盾强调战争文学也应艺术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个体存在。茅盾认为战争小说应“以描写人们在战争所起的心情变幻为主要目的”。他说，写战争文学决不是站在一边，高声吆喝：“看呀，这是战争！”而应该描写“一个人类面对枪弹时的心理变幻，他卧伏在战壕里静听上面枪弹飞过嗤嗤作声时的默想，他瞄准敌人射击，他挺刀陷入敌人胸膛时所起的一种半意识的感觉。”这样，才能真实地再现战争。

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文学应当反映多方面的社会生活，战争文学也不例外。茅盾指出，战争文学“不一定是描写战壕生活”，“那些描写被战云笼罩的后方的文学也是战争文学”。成功的战争文学作品，不在于它的题材大小和素材多少，而在于作者是否从中得到“新的发见，新的启示”。如果没有新发见，那么，这些素材不过是“报章上未披露的新闻而已，不能转化为文艺作品”。

战争文学是文学的一个种类，具备文学的普遍标准，然而，作为表现残酷的战争的文学载体，战争文学具有更为独特的审美品质。茅盾在文学评论中，一方面赞扬那些对战争进行反思的作品，表达自己社会革命的理想诉求和思想态度，另一方面注重战争文学作品本身的内部的艺术审美。1933年，茅盾在《力的表现》一文中提出了“醇酒”说，认为感人至深的文艺作品应该是“上口温醇的酒”，因为“醇酒”虽然喝时不觉得它的力，似乎不如“上口极猛”的酒那样过瘾，但是有后劲，耐人寻味，“真正醉得死人！”茅盾的“醇酒”说虽然是泛指一切文学作品，但显然更适用于战争文学。这一点，我们很快便可以从茅盾1934年4月1日在《文学》杂志上对两篇抗战小说《战烟》、《战线》的评论中看到。《战烟》是表现上海“一二八”战争的中篇小说，茅盾认为作者对战争场景的体验不够，“只是凭了报纸上的记载加上自己的想象”，因此，只不过是“新闻记事”的小说化，是失败的作品。相比之下，《战线》没有很多在火线上“厮杀”的描写，没有任何一个“英雄气概”的人物，文字技巧也不够好，但是茅盾认为作者把军营生活和士兵心理描写得真实，“很够味”，因此是成功的作品。这两篇小说作为正反两个例子，很好地体现了茅盾在文学上的审美主张，即作品是否“够味”，是衡量其“美不美”的主要标准。

四、总结

茅盾是最早把战争文学从文学体系中剥离出来进行理性思考和艺术分析的中国作家，他不仅关注战争文学作为文学的价值，更是期望作品能够对战争进行反思，并表达一种对于否定战争、肯定和平、尊重个体生命价值的思想感情。

茅盾对战争文学的态度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早期站在“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的立场，从国际主义出发，反对一切战争，因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无义战”，人民只是充当了炮灰。二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茅盾站在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上，呼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把战争文学的重点放在了关注中国抗战上面。茅盾从一九四三年开始翻译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如《上尉什哈夫隆科夫》、《母亲》、《作战前的晚上》、《新生命的降生》等等。通过这些译文，茅盾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抗战文艺能够全面反映中华民族为自由解放而战的期待。

总之，茅盾对于战争文学的探求与他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社会变革使命感和对于社会主义的探求有密切关系，他把自己的文学追求纳入了社会革命的轨道，并对战争文学的艺术审美做出了独**献。

参考文献：

[1]晏青.茅盾的战争文学观.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1,(01).

[2]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有关战争的作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美国 战争文学 反战主义

一.美国近代战争文学

战争是人类社会政治利益争斗的产物，文学是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战争文学将战争和文学结合起来，通过人类对于战争历史的回忆，来表达所想阐述的思想主题。一般情况下战争文学的主体是战争中的人，通过文学描述其生活及生存状态，揭露其精神世界和人性善恶，即研究战争对人精神的影响。除此之外，战争文学还需认真探讨战争本质和对战争观的诠释，战争文学中的审美性研究直接关乎文体价值观的基本走向，战争文学作家的审美把握和审美策略直接影响作品的审美价值。但对于战争文学解读战争的真正目的在于关注战争中的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人才是战争文学审美的真正核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文学创作在审美内容、标准和倾向上发生了巨大变化，每一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审美倾向和内涵。二战后的美国战争文学脱离原来的直接质疑战争的正确性，转而描述战争带来的残酷性和军队内部的专制、残忍和践踏民主等事件来表达其审美的倾向和标准的变化。该审美倾向主要是通过描绘军营中的官兵矛盾和冲突来影射当时社会问题。此外，直接的表达反战和厌战的传统主题的战争文学转向通过描绘人性来反思战争。

二.二战后美国战争文学中的反战主义

美国近代战争文学主要通过文学的审美性来表达，通过将战争文学修饰成一种特殊的审美形态来反思战争。这一过程中，战争文学不只是通过简单机械的文字和对战争进行全面的记录来反映战争的惨烈进行，而是以文学艺术的角度透过对战争场景的描述揭示当时人的生存环境和命运，在叙述战争场景的过程中加入自身对战争生活的认识和思考，以创作者自身独特的审美价值去审视和评判战争。

由政治利益冲突带来的极端化的战争形式让美国文学创作界拥有更加独特的视角，具有更加鲜明的文学特性，更使得文学界在战争背景了解生命的弱小和在战争中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文学家们可通过战争静距离观察人们对生与死、爱与恨、怯懦和勇敢以及背叛和忠诚等心理的复杂变化，从更深层次分析人性的变化。战争文学中鲜明的人物性格足以让读者对其产生深厚的感情，为其勇于牺牲的忠诚而感动，为其崇高的思想而崇拜，对人性的异化何扭曲而失望，为道德的沦丧和信仰的丢失而悲观，为美国战争文学中的黑色幽默式的叙事手法而赞赏。高尚与卑鄙的人物性格形成强烈反差，强烈的情感和人性对比成为近代美国战争文学独特的风景。

在此基础上的美国战争文学的主要特征则是通过叙述战争的残酷和惨烈，将读者的审美价值转移到对人性的挣扎和矛盾上。从人性出发，关注朴素的人道主义，深层次挖掘人类个体生命价值，深切关照个体生命意义，在主观上表达出一种深刻的反战思想。

三.海明威及其战争文学―以《太阳照常升起》为例

海明威的文学作品中反映出了深刻的反战厌战思想。他先后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使他对战争有了深刻的认识。战后世界伤痕累累的局面使其开始重新思考战争的意义和价值。一战的残酷和血腥使他对当时美国现存的价值观和理想的幻灭，其文学作品开始呈现出反战思想。在表达反战主义道路上，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最具代表性，文章的主人公在参与战争后受伤内心精神空虚理想幻灭，之后放浪行迹后无所事事的人物事件发展表达了海明威的模糊的反战倾向。

《太阳照常升起》这篇文章含蓄的表达了战争后青年的悲伤痛苦的心境，战争冲击了人们此前接受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战争中身体的创伤和精神的冲击使得那一代青年人走向放浪行迹的道路，想借以无止境的追求享乐来摆脱精神的空虚和苦闷。作者通过放荡不羁的青年表达出内心的迷惘和对现实的失望。血腥和残酷的战争使海明威对战争深恶痛绝，然而对战争模糊不清的本质的认识使得其在战争小说中表达的反战思想依旧是模糊不清的，尽管残忍的战争粉碎了那一代青年们对美国梦的幻想，他对世界战争的起源的原因的认识依旧是模糊陌生的，因此在《太阳照常升起》这篇小说中，海明威并没有直接了当的描述出血腥的战争场面，而是通过对战争后放荡的青年们的生活来侧面表达出战争在当时人们心中带来的伤痛和梦想的幻灭，以此表达出其强烈的反战情绪。

四.结语

有关战争的作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战略联盟 非互补竞争 文化整合

随着竞争环境的变化，自身资源已经不能满足企业竞争以及获得长远成功的战略需要，因此，企业为了防御、追赶等目的开始寻找适当的合作伙伴组建战略联盟（胡江凤等，2008）。所以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建立的以资源或能力共享为基础，以优势互补为特点的长期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可以是契约关系、产权关系甚至是默契关系等。以联盟成员所在的产业是否相同，合作伙伴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竞争关系为依据，可以将战略联盟划分为竞争性战略联盟和非竞争性战略联盟（魏中龙等，2008）。非竞争性战略联盟一般是产业间企业或者同产业上下游企业之间为了延长价值链取得相对竞争优势而组成的长期合作关系，比较典型的是围绕核心企业，供应商、生产商以及销售商之间建立的联盟；竞争性战略联盟一般是产业内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企业以优势互补为特点的合作关系，一般以契约或者股权互换的方式组建。但是如果若干个企业的业务具有同质化的特点，并且各自的优势又不是很突出，如何通过组建战略联盟来取得企业的长远成功呢？这个问题的研究对于我国目前存在的大量同质化恶性竞争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些企业数量庞大，长期依靠恶性价格战来维持企业的发展，导致很多企业既损害了自身利益又损害公共利益的后果，而且企业和企业之间没有互补优势可言。因此，本文从文化整合的视角来研究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的组建策略，为这类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组建的基础

过度竞争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具有国际竞争优势产业的通病，这主要是由于企业大多处于相应产业链的最底层，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单纯的依靠人力资本优势和其他一些自然资源优势的原因。那么我国这样一大批企业的出路在何处？通过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固然可以产生行业的领头企业，但是要想完成这一过程并且取得较好的效果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一方面，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着整个产业被国外竞争者垄断的危险；另一方面，即使形成了较大的企业但是在国际竞争中终究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因此，有必要为我国大量的过度竞争的小企业的发展寻求一条又快又好的发展道路。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的组建在如下几个方面具有坚实的基础。

（一）小企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

我国存在大量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或者依靠当地的自然资源优势参与国际竞争，或者依靠低廉的人力资本为国际跨国公司提供外包服务。当这些企业有了一定的积累想改变自己在产业中的竞争态势时，往往会受到大型领头企业、国际跨国公司的技术围剿和打压，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且大量同质化企业的恶性竞争导致了许多中小企业只有短暂的生命周期。因此，我国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小企业长不大，长大了不强壮”的困境。

（二）无法逾越的国外技术、品牌垄断

在大多数行业，尤其是高新技术行业面临着国外的技术垄断。“以市场换技术”是以前实行的引进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手段，但是往往是丢了市场，技术也没换来。问题就在于在市场换技术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处于技术垄断地位，本土参与企业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研发能力。进一步说，是由于本土企业的恶性竞争以及在和国际企业竞争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导致市场利润不足以支撑巨额的研发投入，从而导致了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缺乏。这样永远无法跨过外国技术的垄断。

跨国公司对我国产业的另一种垄断形式表现为品牌垄断，这些品牌经过几十年、近百年的发展，已经附加了技术、商誉等内容，我国中小企业很难和其进行正面竞争。必须寻找一条新的途径打破跨国公司的品牌垄断，培养自主品牌。

（三）企业家个人价值和理想的实现遇到了阻碍

按照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人最高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的需求，企业家是我国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他们掌握了较多的社会财富。这些财富是他们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商海征战中辛苦得来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企业家四处征战的商业活动并不能实现其人生价值和目标。企业家的理想是将企业做大做强，然后引入职业经理人成为企业的股东。

上述几个方面为我国中小企业通过建立一种新型的战略联盟，参与国际竞争改变其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提供了基础。

文化整合在非互补竞争性联盟中的作用

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就是针对我国中小企业目前的发展困境提出的，但是由于联盟成员之间的不信任可能导致这种联盟形式的实践意义不大（陈洁等，2007）。同其他形式的战略联盟比较起来，这种战略联盟具有自己的特点。

（一）从组织形式上来看不同于其他战略联盟

非竞争性战略联盟，由于不存在直接的竞争领域的重合，通过相应的契约关系可以比较明确地将利益在各个联盟成员之间进行分配。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则可以通过合同或者股权置换的方式实现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至于传统的以大企业为核心或者以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为主线的战略联盟其核心问题就是利益的分配问题，可以通过契约很好的解决。而对于由大量的具有相似产品、相当竞争优势的中小企业组成的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来讲，其早期必然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然后向紧密型的联盟过度。

（二）和其他战略联盟比较而言其利益来源不同

传统的战略联盟是对既有利益在联盟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因此，利益分配是战略联盟的核心问题。而对于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来讲，其利益来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联盟组建后，由于市场影响力的扩大而增加的在交易中的议价能力；二是以联盟为基础的投资收益，即联盟本身积淀而给成员企业带来的收益。这些都是以联盟的不断发展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传统的战略联盟是现有利益而后有联盟，而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是先有联盟而后有利益，即联盟的发展前景是成员企业利益的最大来源。

所以，无论是从组织形式来看，还是从利益来源来看，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冲突的来源不仅仅是利益的分配问题，更多的是来自观念和价值体系的不同。所以，这就要求结盟企业具有协调的文化和目标，因此，文化整合就是这种联盟得以建立的核心问题。

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文化体系的构建原则和整合框架

（一）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文化体系的构建原则

正是由于文化整合在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中的地位，本文首先阐述这种战略联盟文化体系的构建原则：

发展共同愿景。共同愿景是解决联盟冲突的基础，本文在前文所提出的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构建的基础就是我们发展共同愿景的前奏。也就是说共同愿景至少要包含如下几种内涵：一是解决企业的发展问题；二是实现企业竞争态势的转变；三是满足私营企业主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战略联盟的组建具有稳定性，才能保障战略联盟组建成功。

尊重联盟成员文化的多样性、做到求同存异。文化差异会导致联盟成员之间行为不同，导致对立气氛的产生，无法友好相处，最终导致联盟的破产。但是每一个联盟成员都有自己的文化印记，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文化与价值观整合的关键是建立对文化理解与沟通的协调机制。达到求同存异，树立长远的发展理念。

互相学习，坚持开放互动。在这个文化体系中不存在所谓的强势文化或者弱势文化的区分，哪种文化更适合联盟的总体利益和发展，联盟成员就会转向哪种文化，因此保障文化体系的开放性，联盟成员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互动发展是联盟得以生存的文化基础。

采取联席会议制的民主方式。联席会议是指没有隶属关系的多个组织因为某一共同目标，召开会议以解决问题，这种方式的核心就是民主和非主导。这种方法在解决一些跨组织问题时非常有效。因此，可以作为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的组建原则。

（二）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文化整合自组织框架

从文化变革的角度来讲，文化变革有线性推进、互动学习和螺旋上升三种模式（王丽娟，2006）。线性推动实际上是一种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文化变革，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文化变革模式；互动学习模式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化相互碰撞共同发展；螺旋上升模式是指历史地考察一个文化的发展过程。

系统的开放性。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文化系统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自组织理论认为一个系统要想不断的演化，必须和外界有物质能量的交换。对于文化系统也不例外，必须不断地引入负熵流，才能保证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文化系统的不断发展。也就是说联盟必须不断地引入新的成员和淘汰不适合的成员。

远离平衡态。远离平衡态是系统走向宏观有序的一个必要条件，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文化系统只有在不断地引入新的文化，推动原有文化系统远离均衡状态，进入促进文化发展的非线性区，才能不断引导联盟文化系统不断向有序结构演化。

涨落。涨落是指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文化系统整合的触发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很小，但是往往对整个联盟文化的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例如：对于一个销售联盟来讲，其中某一个联盟成员在销售中行为的变化可能改变整个联盟文化的发展方向。

非线性相互作用。非线性相互作用是指联盟成员在文化的学习过程中，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其过程也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更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这就使得联盟文化系统在相互学习中发展，具有了多种演化的可能性。

结论

本文首先从战略联盟的分类出发，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战略联盟形式，即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这种联盟是针对我国同质化恶性竞争的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的，它具有和以前传统战略联盟不同的构建基础和特点，其核心问题是在联盟构建初期的文化整合，而利益分配问题由于只有在联盟发展以后才会出现，因此，居于次要位置（当然不能说不重要，而是在联盟发展以后才涉及到）。接着本文着重论述了这种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的文化体系构建原则及其自组织构建框架，对我国中小企业构建此类战略联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胡江凤，史虹，王博民.战略联盟研究文献的综述与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8.10增刊（上）

2.魏中龙，金益.论企业间的非竞争性战略联盟[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3.陈洁，吕巍.营销渠道战略联盟形成的博弈分析[J].系统管理学报，2007.2

4.王丽娟.企业文化变革的自组织分析框架[J].管理世界，2006.6

有关战争的作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孙子兵法；战争论；政治；战争；比较

中图分类号：D033

《孙子兵法》和《战争论》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战争环境和不同文化土壤下产生的两部经久不衰的军事理论名著。2500多年前，作为东方兵圣的孙武，透过对冷兵器时代战争规律的敏锐观察，以独特的视角思维从用兵之道、追求全胜思想、以情带兵、重间用间等，写下了《孙子兵法》这篇历史光辉巨作。而作为19世纪有西方兵圣之称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则根据从古代到拿破仑战争的历史经验，以及自己亲历战争的体会，写下了《战争论》这部近代西方军事思想的奠基之作。作为不同军事理论体系的代表作，《孙子兵法》与《战争论》都不同程度的提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中西方两位兵圣孙子和克劳塞维茨都也各自在自己军事著作中进行了阐述，两人对政治对战争的影响认识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对战争对政治影响的认识异同竟究表现在什么地方？本文将从多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说明两者在认识政治对战争影响方面的异同，为今后研究与认识、指导战争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孙子和克劳塞维茨都把政治作为影响战争进程的首位因素，认为政治是战争中最为重要的元素

所谓的政治就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极大的影响经济的发展。而在《孙子兵法》里孙子把政治讲成是“道”，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政治，讲的是从政治上使民众与君主的思想一致，这样，民众就能与君主生死共患难，誓死效命，毫无二心，孙子把政治作为影响战争胜负五个方面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来论述，并把它位于影响战争进程几个因素之首。而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则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争战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指出政治决定战争、产生战争、操纵战争，并贯穿于战争始终。同时战争也会反作用于政治。如果政治向战争提出违背其性质的要求，那么一切作战计划和企图都会招致失败。在分析政治对战争的影响时候，孙子始终把所谓的政治“道”贯穿全文，上至全局的安军固国思想，下到将帅带兵之道，把战争中含道（政治）的多少，而决定作战应采取伐谋、伐交、还是伐攻等，从而影响战争的进程。而克劳塞维茨从唯物辩证法入手，文中多次从事物的绝对性谈到相对性，反复阐明为什么战争不能走向绝对战争，归根结底政治是战争的幕后操纵手，影响战争的进程，才有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战争。

二、孙子和克劳塞维茨都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手段的继续”，政治的目的决定了战争的方式

“战争无非是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个观点，虽然克劳塞维茨率先提出了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成为经久不灭的话语。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而已。“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一切战争都可看作是政治行为。”这是克劳塞维茨对“战争无非通过另一手段的继续”意思的表述，政治目的决定了战争的方式。然而在具有几千年的《孙子兵法》经典著作里，对战争无非是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目的决定了战争的方式，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谋攻》篇里经典名句“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说的是最好的用兵策略是以谋略胜敌，其次是以外交手段胜敌，再其次是通过野战交兵胜敌，最下等的是攻城。攻城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取的（办法）。战争的最终取胜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阐明了开明的政治主张、能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会为战争的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作为中西方两部具有较高成就的兵书，中西方两位兵圣在对政治对战争影响的认识时，也表现出两者在这一认识上截然的不同：

一、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对政治影响战争程度认识不一致，前者把政治因素看作战争胜负决定因素，后者把政治看作战争胜负的从属因素

《孙子兵法》中孙子把政治看作战争胜负决定因素，孙子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可以说把“道”（政治）看作举足轻重的地位，老百姓的政治意愿与帝王的意愿是否一致决定国家的安危和战争的民心士气。接着又把“道”（政治）列为五事之首，以及后续篇章里提到“修到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正”，不言而喻指明了平时注重加强政治建设方面对战争胜负均有决定性作用。而克劳塞塞维茨在看待政治对战争影响的认识上，把政治作为战争的从属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认为战争只不过是政治手段表现形式，当政治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才开始了战争。甚至克劳塞维茨在文中提到“在战争中，任何源于慈悲的错误思想都是有害的。在提到民众战争时，克劳塞茨也把民众战争，即使具有较强政治因素的民众战争，也只是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辅助作战手段，没有把民众战争提高到一个较高的程度来认识，把民众进行战争中所包含的政治因素也只是作为影响战争的一个从属因素，没有看到像所说的战争的伟力在于民众之间。

二、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对政治决定战争性质认识不一致，前者通过政治来判断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而后者几乎没有涉及到

在《孙子兵法》和《战争论》中，孙子和克劳塞维茨两者都提到了政治贯穿于战争的始终，但两者考虑的角度不同。在《孙子兵法》中，孙子通篇几乎考虑的是对待战争要慎战、备战、重战，考虑较多是以谋取胜，几乎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认为作战既要符合本国的利益，又要不使敌国生灵涂炭，所以在其作战方式上，考虑的是伐谋、伐交等智慧的运用，最终的结果都要是安国全军（注：安定国家，保全军队），双方百姓都能够正常生活。虽然古代多数战争是为帝王之战，但孙子始终把政治贯穿战争始终，阐明了敌对双方都不要随随便便对一个国家开战，对战争的性质，战争正义性还是非正义性均有个清醒的认识，认为战争要考虑战争的正义性，才会得到民众支持，否则的话只会给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克劳塞维茨在认识政治决定战争性质的过程中，可以说几乎没有提到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虽然他也把政治作为影响战争的结局因素来考虑，但只是认为政治影响战争的局部，考虑最多的是政治对战争的胜负的影响，而没有通过对政治的考察去认识一下战争背后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而考虑最多的是通过政治怎样去为统治阶段服务。观其《战争论》著作，几乎没有提及到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德勤石宝江，细品《孙子》，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6（1）

[2]邱崇丙，《孙子兵法》，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7（1）

[3]薛国安，《孙子兵法》与《战争论》比较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1（1）

有关战争的作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来源于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又反过来促进了党在各方面工作的开展。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可以从党的文化建设上体现出来。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指导下中国***的思想政治工作朝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建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从思想上建党，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把马克思主义向中国工人阶级传播，使中国人民的思想由被动转为主动，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先进文化引领多种思想文化。在这一时期文化纲领的指导下中国***的思想政治工作朝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方向发展。

一、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这一时期，党注意阐发、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并开始尝试用它们来研究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新兴的社会科学，分析宗教、道德、语言文学、民族等各种社会文化问题，论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其次，参与当时的东西文化论争，如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论战等，并成为批评“东方文化派”的主力。而且还开始关注平民教育问题。***人的主要代表瞿秋白等对东方文化派展开论战。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1、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

同国民大革命时期相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又前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本大量增加；第二，涌现出了具有较高质量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著作。以往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大都限于国外有关著作的转述，这一时期时期则出现一批由中国人自己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基础上写成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著作。这首先表现在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述方面，代表作有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

2、社会性质论战

论战中提出的观点主要是资本主义说与半殖民地半封建说之争，前者主要是托派（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观点，后者主要是***领导的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观点。***对其展开激烈的论战，写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论。

***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文章，从总的方向上说，他们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这为中国***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经过论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不但被确切地概括出来，而且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采用。为党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文艺论争

文学艺术，是***领导的整个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阵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进步的文学艺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一样，也是在斗争与争论中前进的，文艺上的论争几乎贯穿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始终。

第一，革命文学的论争

1927年革命失败后，一大批革命的文化宣传工作者，陆陆续续聚集到上海。他们主要汇集于创造社和太阳社两个文学团体内，其中不少是***员。1928年初，文学社、太阳社开始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他们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作家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主张创造为完成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服务的斗争文学。从五四时期提倡文学革命，到这时期提倡革命文学，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两个团体的文学主张，从总的方向和主要方面说，是正确的，积极的。但是，当时正是国际进步文艺界“左”倾思想流行的时候。在中共党内，“左”倾思想情绪严重地存在着，在1927年末到1928年春，“左”倾盲动主义又统治了党中央。而且，两个团体的大多数成员，都正处在从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变的过程中，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尚缺乏深入了解。尤其错误的是，他们把鲁迅以及五四以来其他有声望的作家如矛盾、叶圣陶、郁达夫等，也一概否定。由此引起了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之间关于文学革命的论争。

论争实际上是一次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不少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在论争过程中被翻译介绍过来。经过论争，在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之间增进了理解，这就为文艺革命队伍团结起来，共同反击资产阶级文艺和反动文艺的进攻创造了条件，推动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

第二，批判民族主义文艺

1930年6月，在当局的策划下，一批、特务、反动文人纠集一起，发起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所谓民族主义文艺，只不过是一种挂着“民族主义”招牌的法西斯主义的喧叫。瞿秋白通过对民族主义文艺作品内容的分析，指出：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就是“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就是“屠夫文学”。鲁迅称民族主义文学为“宠犬派文学”、“流尸文学”。革命文艺家号召人们用“滔滔的赤浪”扫除这些文艺上的“白色的妖魔”！民族主义文艺的宣传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宣告破产。***在这场文艺斗争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取得了胜利。

第三，文艺自由论的论争

1932年又发生关于“文艺自由论”的论争。代表胡秋原，向强调文艺要为革命事业服务的左翼文艺发起了攻击。“文艺自由论”者了解马克思、列宁的某些言论，既反对左翼文艺，又反对的“三民主义文艺”和“民族主义文艺”，处处以公允、折中、第三者、自由人的姿态出现。因此，左翼文艺阵营面临的斗争任务，更为艰巨复杂。

瞿秋白、周扬等先后著文，全面批判了胡秋原等人的资产阶级文艺观。论争对文学的阶级性、阶级性与真实性、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以及文学价值观、作家思想改造等无产阶级文艺观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都做了较深刻的说明。但是，从左翼文艺运动开始就有的文学上的机械论、关门主义和宗派情绪，在这次论争中依然存在着。1932年11月，化名歌特在中共中央刊物《斗争》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尖锐地批评了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者在关于文艺性质及文学大众化讨论中存在的错误倾向，要求左翼文艺家正视文艺界“第三种人”和“第三种文学”的存在，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坚持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方向。

三、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抗战思想政治工作

1、关于抗战思想文化的队伍建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阐述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40年，中共中央了关于发展思想文化运动的指示，专门谈到了组建抗日文化队伍的问题。简单的说就是，要建设抗战思想文化，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抗战思想文化，说到底，它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思想文化。如果说，中国***在苏维埃革命时期的文化是一种阶级形态的文化，那么，抗战文化则是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相结合的文化。中国***相继了《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关于积极参加区的小学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关于开展国民教育工作的决定》、《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和《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等一系列指示、文件，规定了开展抗战文化的特殊任务，为这一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做好了准备。

2、关于开展抗战文化运动

为了更有效地从文化领域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中央还就如何开展抗战文化运动提出了具体的方法。

第一，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积极性。能否开展文化活动，发挥文化抗敌的作用，关键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问题。抗战时期，中国***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和文化人。

第二，要把开展抗战文化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不仅对根据地和国统区文化运动的开展给予了指导，而且对部队的文艺工作也专门指示，制定政策。1941年1月，总政治部、中央文委发出《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充分肯定了部队文艺工作的重大意义：“部队文艺工作，是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部门，因其不仅在于能够帮助部队的政治教育与宣传鼓动，调节部队生活，提高部队战斗情绪，而且是密切部队与群众联系及扩大我军影响的有力工具。”从这一认识出发，中共中央一再强调，军队的党组织也应重视文化工作，应很好地掌握并利用这一武器，这对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有重要意义。

第三，抗战文化运动要突出抗日的主题。说：“我们做文章、画图画、演戏、唱歌，都要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闻纸、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

第四，抗战文化运动要体现大众化的特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在抗战文化运动中，文字宣传从形式到内容，都要大众化。说出人民大众能懂的话，提出人民大众可以接受和可以做到的办法，要时刻想到抗战文化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

在整个抗战时期，为了引导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在各根据地，以及国统区、沦陷区，积极开展抗战文化运动。在抗战文化运动中，中国***人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批判妥协投降文化，改造落后文化，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为抗日事业的胜利，作了大量工作，

中国***抗战文化思想，不仅卓有成效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而且为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在以后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四、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体现在文化队伍的建设上面，即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上。进入解放战争之后，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由于形势的巨变，知识分子问题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特点，不得不促使中共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新的看待和对待：

首先，随着战争的胜利发展，人民迅速解放了许多城市，旧社会所遗留下的大批知识分子，突然出现在中国面前，这与抗战时期主动投奔根据地的进步知识分子不同，而同时，正待解放的许多城市的知识分子又正惶惶不安，不知如何自处，因此如何引导、安置和使用一般知识分子，对中共来说，也成为一个陌生而紧迫的任务。

其次，对于中共来说，在迅速夺取大片新解放区和大城市后，急需大批管理城市的干部，而解放区的干部又供不应求。为了应急，此时不能不把眼光投向大城市中较有文化、对城市工作比较熟悉的知识分子身上，而要使用他们，就必须对他们有正确的认知和具体的政策。

当时，在实行较理性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中国还注意结合实际，在工作中采取了不少灵活的措施，除了采用茶话会、座谈会、积极组织并参与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发表各种有针对性的文章，大力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澄清知识分子对中共的误解和偏见。

综上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进行论战，党的文化建设主要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建设革命型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表现为对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的宣传。（作者单位：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刘辉.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再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1

[2] 刘文江.中国***文化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