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发展现状范文1

最近一年，伴随着国际能源和粮食问题出现的价格高涨，受经济、社会、自然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我国结构性通货膨胀产生了向全面通货膨胀转换的压力。宏观经济波动阶段，尤其通货膨胀或紧缩状态下会产生广义上的收入分配效应，宏观调控必然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地方之间、产业之间等方面的利益调整。我国宏观调控定位的变化使利益协调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首先是宏观调控的发生状态产生了变化。中央将运行良好的宏观调控体系列为健全与完善经济体制框架的重要方面，认为其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要作用的发挥。宏观调控逐渐走向常态，由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产物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非常规经济管理方式转变为常规的经济管理方式。宏观调控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宏观调控的发生已经从经济运行的非正常状态逐渐转向经济运行的一般状态，宏观调控已经成为政府管理国民经济运行的常规、持久方式。其次是宏观调控主体发生了变化，宏观调控权逐渐由中央、地方共有转移到中央独有。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强调：“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要维护中央政策的权威。”在提及宏观调控具体运行时，中央也一直在强调宏观调控权力集中到自身的既有事实：如“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和部署”。从中央政府的实际举措看，宏观调控权集中到中央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宏观调控的利益协调关系

(一)动态的国民经济运行状态加大了宏观调控利益协调的难度

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状态变动的内生性决定了宏观调控具有动态性特性，宏观调控依存的国民经济运行状态不同，宏观调控的对象、目标与手段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宏观调控会显现出不同特点。前面已经论述，我国宏观调控的发生状态和权力配置较以前有了很大变动，将宏观调控纳入常规手段、宏观调控权的集中无疑增加了各方面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加之经济起飞阶段国民经济运行状态变动的不确定性，这两方面增加了对其把握、决策、实施的难度。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定位与特征决定了宏观调控的利益协调问题。

宏观调控依存的动态性国民经济运行状态是利益调整的重要时期，同时为宏观调控利益协调提供了外部环境。依存动态性国民经济运行状态出现的宏观调控作为市场机制的有益补充，一旦成为常态出现就会对正常的国民经济运行产生反作用，同时也致使利益协调作为经常性的问题而出现。由于涉及到的资源、权力等要素调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宏观调控时期也是利益各方的活跃时期。在动态性的国民经济运行状态下，中央与地方、宏观部门之间、产业部门之间、区域之间、城镇与乡村之间在处于常态的宏观调整过程中更容易发生各种各样深刻的利益碰撞，包括对人、财、物、位置和政策的争夺。

(二)对宏观调控利益协调起因的探究

有关不同级别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利益协调的起因。目前大多研究成果结论基本类似。如杨秋宝(2003)针对宏观调控利益起因提到：政府作为特殊社会机构和经济主体有自身的利益，在和社会利益相悖的前提下，政府自身特殊利益的追求就会对政府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社会利益取向产生负面影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并不一致，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存在冲突的根本。宏观调控权由中央和地方共享转移到中央独有，地方作为受调节与控制的对象，中央、地方主客体之间可能存在由目标差异引发的利益冲突。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必然要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实施宏观调控的部门作为调控主体的有机组成，有机构、部门的利益取向和单位利益要求，职能部门的政策手段首先需要协调，但不可否认也存在排斥的情况；另一方面，除去政策手段本身之间的矛盾，部门利益也是引起中央宏观调控部门关系平衡的关键。我国宏观调控具有总量和结构调整的双重功能，注定其实施前后要关注各类综合性指数作为宏观调控依据的判断；同时，在做出需要进行宏观调控判断后要找出问题的原因和手段应用的切入点，其间必然涉及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所有权结构等。结构调整涉及到的关键词包括：限制、保护、促进、推动、加强等。结构调整依托的“有保有压”原则，必定是对某些产业、所有权的“保”，而对另一些产业、所有权的“压”，这些调整对象的利益纷争由此而生。目前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有经济、法律和行政三种，其中经济手段包括财政、货币等政策，这些政策出自不同部门，相同手段调控的是不同区域。众所周知，我国的区域发展差异性过大，即使同一区域内部其情况也各不相同。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往往针对国民经济整体情况，这样很容易出现“一刀切”现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导致统一的宏观调控政策在不同地区存在不同实施效果，不同地区在宏观调控中也存在竞争与利益博弈，为了实现自身目标，不同地区都希望宏观调控向本地区情况靠拢，使不同区域间的摩擦加重，中央同地方的关系紧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存在“横”、“纵”交织的局面，横向是地区之间的差距，纵向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同地区在宏观调控中的竞争类似，由于历史原因，农业支持工业、农村哺育城市的格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导致城乡之间差距一再拉大，经济社会状况难以理顺。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宏观调控中不但存在经济上的竞争、博弈关系，而且越来越扩散到社会领域。

依照宏观调控定位、手段、目标分析利益协调问题会发现，对不同层次对象的调控过程中不但发生了各类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而且各类主体之间还具有很强的对抗关系，但鲜见竞争中的合作。由此引申出一个问题：通过比较发现，作为统一的政治体，我国中央与地方、区域、城乡等之间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小于以合约形式结合到一起的欧盟各成员国，这是国民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三)对宏观调控利益关系的描述

通过上面的分析，按照宏观调控的主体、客体、对象、内容进行归纳，依据宏观调控利益协调发生的深层原因，大致可以梳理出我国宏观调控过程中诸多复杂的利益关系。就此，为了能够更直观的给出宏观调控过程中利益协调的发生状态，将其以图的形式加以表达。宏观调控主、客体的利益关系应该包括交织的两层。

从框架体系可知，按照行为主体为标准的宏观调控利益协调对象可以分为五类：中央与地方、各宏观政策部门、相关产业部门、区域(行政区域及经济区域)和城镇与乡村。从宏观调控利益协调的具体内容看，中央针对每一类利益协调对象都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自然资源和环境利益等方面，各利益协调对象之间的博弈实际是针对这些具体内容展开的。上面已经论述，宏观调控参与各方的利益是不完全一致的，不同集团存在目标差异，即使集团内部个人利益目标也不完全一致。宏观调控的主、客

体与对象之间在利益博弈中使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根本无法全面顺利落实，宏观调控既定目标无法完全实现，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

宏观调控是多主体参与的相互博弈过程，宏观调控参与主体(调控主体与被调控主体)分属于不同层次：中央与地方(行政区域、经济区域)由于权力、财力配置差异属于高低不同的上下层次，而且中央对地方拥有可控制的行政权；我国宏观部门行政级别大致相同，宏观政策部门由于掌控权力差异在调控过程中其位置的重要性具有动态特征，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这些强力部门在宏观调控中总是处于强势，而国土、建设等部门其作用在不同时期并不相同；城镇与乡村、区域之间、产业部门之间由于发展水平、在资源与权利配置中的地位不同也存在层次差异，很明显，城镇相对乡村处于优势地位，东部相对中、西部处于优势地位，工业相对农业处于优势地位。宏观调控各类主体在利益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由于权力配置差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区位资源优劣势差异等方面的影响，致使其在博弈过程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实际上在宏观调控利益博弈中已经存在“起步”的先后之分。总体上，我国宏观调控由于涉及到五类对象、两个相互交叉的层次，因而其中的利益协调错综复杂。宏观调控效果的好坏一方面在于其间的利益协调是否顺畅，要想实现宏观调控预期目标首先要理顺中央与地方、各宏观部门之间、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利益关系，减少政策实施的阻力，强化宏观调控的执行力，使各项宏观调控政策能够顺畅落实执行；另一方面，好的宏观调控必然能够如同剂一般调节各方面关系，消除导致经济波动的障碍，增进合作，必定也能使各方面的关系更为融洽。

宏观经济发展现状范文2

核算信息对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贡献作用财富分配状况直接影响要素投入的回报率，当前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各种生产要素分配想结合的政策，分配状况和结构调整直接影响着国民积极性状况。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促进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增长，改善分配结构，提高国民劳动积极性具有重要的贡献作用。首先分配增长分析，需要运用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市场经济主体的收入指标为基本数据材料，并进一步做动态分析。在收入分配增长动态分析的基础上，有利于宏观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进行初次分配，实现收入结构的转移，调整个人可支配收入结构状况。

核算信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贡献作用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用来衡量居民消费支出的指标有很多，例如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可支配收入使用部门综合账户等账户，这三个账户中，涉及到最终消费和总储蓄指标，是进行国民消费支出分析的基本原始数据，居民消费支出分析过程中，必然涉及到物价变动和各类价格变动的指标，通过对各类价格指标的结合，可以分析当前消费变动状况，实现消费的动态考察。在政府消费支出中，运用国民经济核算中部门综合账户，通过价格体系，可以分析政府消费支出在整个国民支出的结构和比例，还可以通过政府消费支出结构特点，分析社会消费支出的主要方面，更有利于进行国际消费支出比较。

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国民储蓄和投资的贡献作用实现我国货币供给和需求平衡，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宏观经济管理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国民储蓄和投资的宏观管理问题。国民经济核算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库存增加、土地购置之和与储蓄总额相比，投资储蓄率等指标，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最需要的指标，通过这些相关指标的衡量，能充分了解当前货币供给和需求状况，当前投资形式，对指定投资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参考意义极大，同时通过时间变量的动态分析，可以了解其变化趋势，为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目标，制定可行的预期政策提供借鉴。

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价值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投入产出分析的贡献作用很大。国民经济核算中，具有专门的投入产出表，1974年，中国有关部门编制了第一张投入产出表——实物型投入产出表。80年代初,国家统计局同有关部门合作开始编制MPS体系的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先后编制出1981年和1983年全国投入产出表。80年代中期,适应改革开放以后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和制定第三产业发展政策的需要,国家统计局开始研究SNA体系的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表有供给表、使用表、产品部门×产品部门表；供给表又称产出表，使用表又称投入表；其主表为产品部门×产品部门表。投入产出表是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一个十分重要的参考表，投入产出表反应了我国各个经济部门生产要素投入的总量状况，投入结构状况，以及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状况。通过投入产出表，可以明确国民经济发展中各部门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形成过程，产品的初次分配方向，分配结构；还可以通过该表了解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情况，这对宏观经济管理中，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强产品分配和再分配提供基本管理信息；另外投入产出表不仅仅详细描述了各个产业之间的发展状况，他还能反映各个产业之间的间接联系，通过直接投入系数组合，可以完善可以明确产业之间的间接联系方式和密切程度；投入产出表还能描述产业部门之间的影响关系，因此，通入投入产出表描述了产业之间的关系，产业之间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关系，以及总产出与中间投入的关系等等，这对我国进行宏观经济调整，制定产业政策，分配政策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民经济核算对经济增长分析的贡献价值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有利于分析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国民经济核算有利于加强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实现。国民经济核算采用平衡表、帐户、矩阵相结合的方法，能够全面地、系统地、结构层次分明地反映从生产、分配到交换、消费的全过程，科学地揭示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和国内外经济往来活动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间的经济技术关系，是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或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计算、测定和描述的宏观经济信息系统，是国家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工具。国民经济核算信息，为实现我国经济的适度和均衡增长提供了有利的分析数据，我国经济增长过程必须以确保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更要实现产品供给和需求实现平衡发展，产业结构相互协调，产品技术实现不断进步和更新换代。我国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就是要求经济发展要按照客观经济发展要求，满足瓶颈部门经济增长速度需求；我国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就是要求积累和投资规模要是均衡发展，积累和消费之间均衡发展，生产和流通之间实现均衡，经济的发展满足生产发展，科技进步，人口发展需要。

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贡献价值宏观经济效益状况反映了产业各个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状况，是各行各业普遍关注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经济效益的追求是行业不断竞争的动力所在，国民经济管理中，宏观经济效益分析十分重要，他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宏观经济效益的衡量是一个复杂的统计过程，最基本的是通过产出量与投入量之间的比值来计算的。宏观经济发展中，社会总产出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一个国家GDP大小代表国家各个部门产品和服务的增加值的大小。投入量一般用社会总投入来衡量，他是只全社会生产要素的总投入，包括劳动、资本等要素的投入量。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可以通过社会劳动生产率、物质消耗系数等来评价。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中，越来越注意到，单独以经济财富来衡量GDP是存在问题的，例如以牺牲资源和环境来换取物质经济财富的行为，再核算GDP时，不能反映经济行为对资源和环境和破坏，因此，这样衡量的GDP实际上是加大了虚假的社会财富总量，而没有折算成本，因此当着很多学者提出，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要增加对环境核算的扩充，在国民收入减去对坏境的损害。当前已经有人提出绿色GDP的计算。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也称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在联合国文献中称为综合环境经济核算。它是在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融入资源和环境因素的结果。它是人们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

宏观经济发展现状范文3

关键词：金融市场；宏观经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6―0118―03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作为金融市场的代表，中国股票市场自从建立以来，经历多次大起大落。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曾经在2007年10月16日迎来历史最高点，随后逐渐震荡下滑且震荡频繁。一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波动较大，这意味着风险较高，而高风险需要高收益来补偿。可以说，中国的股票市场具有波动大、风险高等显著特征。与此同时，中国的宏观经济则以平稳的速度逐渐增长，那么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能否很好地解释股票市场的风险？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是如何相互影响？如果以系统性的角度看待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这个系统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本文以上述几个问题为线索，对中国股票市场风险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

以往，许多国外学者从理论研究到经验论证，或是从实证计量到规范分析，针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相关性展开了多方面研究，这些研究通常将股票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代表，进而研究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相关性问题。Fama（1990）用美国股票市场股票 1953 年～1987 年间月收益率、季度收益率以及年收益率研究了收益率和未来的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高度相关，并且从长期来看股票收益率的波动受未来的经济运行状况影响。Hamilton（1996）则提出了双变量的状态转移模型，从模型角度假设存在一个潜在的单变量（描述经济运行状态的变量），这个单变量可以决定经济增长率与股票波动性，研究结果发现总体的经济变量有助于股票市场波动性的预测。Harris（1997）根据更多数据，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上述关系分别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而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非常弱。

国内学者展开相关研究稍晚，其中赵振全、张宇（2003）基于多元回归和 VAR 模型系统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和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关联性。他们的研究指出，相同时期两者具有较弱的关联，宏观经济波动解释股票市场波动的能力也较弱。与此同时，股票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预测能力弱于宏观经济波动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的预测能力。而丁志卿等（2008）从非政策视角从理论上研究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影响的传导机制，进而分析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关联性，并总结宏观经济向股票市场传导失败的原因。学者李政（2009）经研究认为，中国股票收益率与宏观经济走势之间的关联性较弱，不能通过中国股票市场有效预测宏观经济发展势态。

本文将根据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选取中国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数据，构建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参考以往学者研究方式，描绘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周期关联性和变迁轨迹，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二、MSIH（M）-VAR（p）的模型构建

在此，我们对MSIH（M）-VAR（p）模型进行简要介绍。首先考虑一个最基本的线性k维p阶向量自回归（VAR）模型：

yt=v+A1yt-1+…+Apyt-p+ut（1）

其中，yt=（y1t，…ykt）′代表k维的内生变量向量，t=1，…，T，v代表截距项，ut～ND（0，）误差项，假设误差项ut服从正态分布，则ut～NID（0，）。然而，当向量yt中具有“结构性突变”的非线性特征时，方程（1）所示的线性VAR（p）模型将无法准确刻画时间序列中存在的非线性特征。鉴于此，我们在上述线性VAR（p）模型中考虑非线性的“区制转移”特征。具体而言，假设向量yt潜在数据生成过程的各类参数依赖于不可观测的离散变量st，其中，st∈{1，…，M}，即st代表M种不同的区制。并且，st服从不可约的、遍历M种区制的马尔科夫过程，其转移概率pij=Pr（st+1=j|st=i），Mj=1Pij=1，i，j∈{1，…，M}。

如果在方程（1）所涵括的截距项v以及误差项ut里的异方差中均引入区制变量st，则能够构建MSIH（M）-VAR（p）模型：

yt=v（st）+A1yt-1+…+Apyt-p+ut，ut～NID（0，（st））（2）

其中，V（st）=Vt，t∈（1，…，M），（st）=στ，τ∈{1，…，M}。在本文中，向量yt的维数2，即yt=（sci，gdpt）′，scit和gdpt分别代表股票指数和GDP增长率的时间序列。经过数据处理后，确定了模型的VAR 阶数为 1阶，根据检验选择的模型是MSIH（2）-VAR（1），即“两区制”滞后1阶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最终在该模型基础上构成了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并依据系统总体增长速度划分为“低速增长”状态（regime=1）和“高速增长”状态（regime=2）。

三、实证分析

GDP增长速度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也是各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而经济增长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而股票市场作为金融市场上比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非常具有代表性。长期以来，中国股票市场上并没有编制统一的能反映股市整体运行状况和总体趋势的股票价格指数。但是以往的大量研究表明，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在中国股票市场上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和同步性很高。因此，本文基于中国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上证综合收盘指数季度数据刻画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征，并基于中国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季度数据刻画了宏观经济运行轨迹。并且得到了“股票与经济”系统的区制划分及平滑概率均值、“两区制”马尔科夫区转移概率矩阵以及区制属性和模型各参数的估计结果。

为了深入了解“股票与经济”系统的动态变化特征，我们运用技术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得到了中国股票指数序列与GDP增长率序列的时间变化路径。具体表现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06年第四季度期间，GDP增长率无较大波动，保持在0.15上下至0.05左右的区间内，而2007年～2009年，GDP增长率先快速上涨，在2007年第四季度达到最大值，随后急剧下降，在2009年第一季度达到最低点0.0533。少量上涨后GDP增长率在2010年和2011年保持在较稳定的水平，2012年～2014年则在较低的增长率水平下保持稳定。中国股票市场则在2001年～2007年间处于上下小幅度震荡。其后，在2007年～2009年，先是大幅度上涨，接着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波及，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大受打击，中国股票指数也剧烈下降。2009年后，虽然有小幅爬坡，但整体依旧呈持续走低趋势。统计数据显示，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间内的“股票与经济”系统基本上在“低速增长”状态与“高速增长”状态之间游弋徘徊。具体而言，在2004年第一季度至2008 年第四季度以及2010年第二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的期间，系统处于“高速增长”状态，其他时段则均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此外，我们发现无论是处于“低速增长”状态还是处于“高速增长”状态，描绘“股票与经济”系统增长率高低的平滑概率始终较为稳定并大致保持在1.0 左右，这说明中国金融与经济总体受外部力量冲击时的预警功能相对完善。统计数据显示两个区制均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中“股票与经济”系统维持“低速增长”状态（regime=1）的概率为0.9218， 呈现出较高的稳定性。维持“高速增长”状态（regime=2）的概率为0.9183，略小于低速增长状态的维持概率（0.9218～0.9183）。对比两种状态下的维持概率，显然中国“股票与经济”高速增长状态较为不易维持。系统高速增长区制向低速增长区制转移的概率为0.0817、低速增长区制向高速增长区制转移的概率为0.0782，这说明中国的整个经济金融系统更倾向于由高速增长区制向低速增长区制过渡。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参数回归结果较好。股票指数在系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时的方差（1.895899），显著低于“高速增长”状态的方差（5.016926）。而GDP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系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时GDP的方差（0.026688）显著高于“高速增长状态”的方差（0.009910）。我们可以看出，当股票指数增长率较高时，通常存在较大波动性与较大不确定性，而在股票指数增长率较低时，稳定性更好；GDP增长率较高水平下，波动性与不确定性较小，在GDP增长率较低水平下，则存在波动性较大、不确定性较大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股票市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稳定性有所欠缺，相对而言中国GDP的高增长状态更加稳健。

综合来看，基于“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而得到的平滑概率值计算结果进一步印证出，随着中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及中国宏观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股票指数序列和GDP 增长率序实发生着显著的状态变迁，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整体在“低速增长”状态和“高速增长”状态之间不断转换。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这十余年间，回顾中国金融市场开拓历程、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经历，我们不难发现每次“股票与经济”系统结构突变所处的背景以及其中的缘由。2001年～2003年，中国金融市场政策在由规范发展向规范化、市场化、国际化转变，股票市场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抑制，同时经济增长也产生投资过快、通胀压力加大等系列问题。2004年伊始，伴随着银行信贷制度的逐渐完善，房地产市场以更加充沛的力量崛起，股票与经济系统增长情况好转，爬升至“高速增长状态”。而2009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波及和影响，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泥泞之中，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同时保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中国宏观经济更是面临着严峻挑战，一直到2010年第四季度，“股票与经济”系统一直处于低速增长状态。可见，“股票与经济”系统的区制转变反映了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晴雨变换，证实了两者在同一系统内呈同步变化趋势，我们需从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角度窥见中国金融市场结构变化的关键时点，为金融风险的防范提供有力帮助。

四、结论

本文采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数据，根据非线性的Markov区制转换VAR模型，构成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该系统存在两个区制，区制一为GDP增长率与股票指数低速增长阶段，区制二为GDP增长率和股票指数高速增长阶段，基于以上内容展开了分析金融市场同宏观经济的关联性。总体上讲，“股票与经济”系统的两个增长区制在概率分布、持续期、波动性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具体结果如下：

1.“股票与经济”系统能够较为贴切地描绘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发展动态。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间，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基本上在“低速增长”状态与“高速增长”状态之间游弋徘徊。

2.无论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或是 “高速增长”状态，平滑概率始终较为稳定并大致保持在1.0 左右，这说明中国金融与经济总体受外部力量冲击时预警功能相对完善。

3.风险与波动方面，GDP增长率与股票指数所显示的情况不同，股票指数增长率较高时存在较大波动性，而GDP增长率则相反，在GDP增长率较高水平下存在较小波动性。这说明中国股票市场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稳定性有所欠缺，相对而言中国GDP的高增长状态更加稳健。

4.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低速增区制的维持概率稍高于高速增长区制的维持概率，高速增长区制到低速增长区制的转移概率高于低速增长区制到高速增长区制的转移概率。这说明中国“股票与经济”高速增长状态较为不易维持，并且中国的整个经济金融系统更倾向于由高速增长区制向低速增长区制过渡。

综上，保持股票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对于当今的中国社会非常重要，同时，中国经济环境受到冲击后的恢复能力也有待提高。因此，一方面相关监管机构应审时度势，准确判断中国股市所处的区制状态及其波动性特征，利用经济政策手段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当金融市场显露出较强的下滑趋势时，应该及时积极地采取宏观调控，缓解金融市场的动荡和危机。

[参考文献]

[1]赵振全，张宇.中国股票市场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06）.

[2]张强，赵继鸿.基于MS-VAR模型的金融风险预警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3（03）.

[3]曲春青，王乾乾.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非对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马尔可夫区制转换VAR模型[J].金融发展研究，2013（03）.

宏观经济发展现状范文4

一、财务经济监控与预警：一般原理分析

财务经济监控与预警的一般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财务经济指标的选择

财务经济指标的选择就是从复杂的财务经济过程中，选择能够反映财务经济运行中主要方面的运行特征和各个方面关系特征的财务经济指标，这些指标主要由现行会计系统提供。财务经济景气状态在性质上的差异会表现为数量上的差异。不同景气状态下单一变量和综合数量指标的取值和走势均有所不同，因此，不同景气状态下指标之间的数量关系特征和变动倾向也有所不同。财务经济过程种类繁多，关系复杂，不可能—一进行观察，而且—一观察结果也不会有助于人们对总体运行特征进行把握。所以，监测系统中只包括反映财务经济运行特征的指标。

（二）财务经济变量的预处理

各个特征变量的具体观察值有其产生的客观条件，也存在着观察误差的可能性。财务经济监测所依据的是财务经济变量循环波动相互之间关系的稳定性，财务经济过程受季节性变动的影响也不利于反映变量之间的稳定关系。所以，有必要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如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依据逻辑关系选择的指标进行筛选，经过筛选后的财务经济变量作为特征变量。对特征变量的预处理通常包括两个方面：对极端值的剔除和修正；时间序列的季节调整。

（三）景气状态数量特征的确定

根据历史经验划分各个时期所属的景气状态，确定不同景气状态的数量特征。景气状态的划分是数量分析和经验分析相结合的产物。根据特征变量的历史数据进行聚类分析，把景气状态相同的时期合并为同类，这样处理就是把各个历史时期分为若干个不相同的类别，然后计算每一类各特征变量的取值范围和集中趋势、离散程度，从中找出各类之间差异显著的数量特征，以此作为确定具体时期景气状态归属的依据。

（四）财务经济景气状态的评估

利用建立的预测模型对财务经济运行状态进行估计，并结合状态变量的数值，对其所属的景气状态进行评估。

二、基本构思：对几个问题的讨论

如前所说，宏观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是以指数的形式，从宏观的角度，综合反映财务经济状况的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它是整个经济监控预警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财务经济的一种晴雨表，其主要功能一是监测，二是预警。所谓监测是指通过反映财务经济运行特征的指标对财务经济运行过程进行观察，对观察结果进行识别，判定观察到的财务经济过程特征属于何种景气状态以及预示着何种景气状态；所谓预警是指预报财务经济运行过程将要走向的景气状态。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财务经济监测与预警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财务比率的设计和选择

财务比率的设计和选择是建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的重要前提。预警离不开监测，监测离不开财务比率。财务比率的经济内容就是财务经济过程的数量特征和财务经济过程之间的数量关系特征。因此，建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必须首先在分析系统的环境、目标、结构。功能及其与整个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严格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科学设计、合理地选择宏观财务比率。

财务经济指标的选择应遵循灵敏性、超前性和稳定性原则。灵敏性是指被选择的财务经济指标要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财务经济运行的主要方面；超前性是指被选择的财务经济指标应当有一定的先进性；稳定性是指对被选择的财务经济指标的变化幅度进行不同状态划分后，划分的标准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应特别注意的是，计人财务经济指数的宏观财务比率不在于数量的多寡，关键是要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所谓相关性，是指宏观财务比率与财务经济现实之间内在相关的一种特性，这种内在的相关性是确保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具有科学性的先决条件；所谓可靠性，是指宏观财务比率本身应当是如实的、不偏不倚的、可以验证的，这种自身的可靠性是确保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重要基础。

为了保证宏观财务比率具有科学性和实际应用价值，构成财务经济指数的主体财务比率，应包括有关财务经济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社会贡献能力四个方面，以便于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综合反映财务经济状况。具体地说，评价债权人所关注的资产负债水平和偿债能力，应选择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评价投资者所关注的盈利能力和资产保值增值能力，应选择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和资产保值增值率；评价国家和社会所关注的社会贡献能力，应选择社会贡献率和社会积累率。

（二）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

为了分别反映国民经济整体和各行业的财务经济状况，财务经济指数应包括宏观综合财务经济指数和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两大类。

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应当分制造、商品流通、金融、房地产等行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公司作为“样本”，采用适当的权数，将各个“样本”的财务比率相加，得到行业平均财务比率，再选定一个行业平均财务比率的基期数，将以后各期的行业平均财务比率与基期数相比，计算出百分数，便可得到以后各期按行业的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据以反映各行业的财务经济状况。建立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的方法有加权平均法、几何平均法等等。分类财务经济指数除采用基期数表现形式外，还可采用当期数表现形式。

宏观综合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综合财务经济指数的建立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式：一种是在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的基础上，通过选择合理的权数，将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相加，从而得到综合财务经济指数，据以反映国民经济整体的财务经济状况。另一种是在国民经济整体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公司作为样本，直接建立宏观综合财务经济指数。

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有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1、样本的确定。国民经济中的企业千姿百态，纷繁复杂，决定了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需要从为数众多的企业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作为样本，通过这些企业的财务经济状况来反映国民经济整体的财务经济状况。因此，样本的选取就显得十分重要。

2、权数的选择。无论是建立分类财务经济指数还是综合财务经济指数，都存在着一个权数选择的问题；权数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指数的科学性。可供选择的权数有财务比率的重要性程度（计分确定）、被选取样本的资产规模等等。

3、综合评价。计人财务经济指数的财务比率往往具有不同的量度，这就使财务经济指数的宏观综合评价变得比较复杂，不过，这一计量问题在计量经济学界已经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从我们要建立的这一系统考虑，似乎**的选择是，用多目标规划的原理进行综合评价。其思路是：把各种不同量度的宏观财务比率通过一定的函数关系转化为同度量指标，然后再将这些同度量的指标加权平均，得出一个综合指数，并用这个综合指数去评价综合经济效益和财务能力。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来源于“系统工程”和“多目标规划”。

现实地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的建立应有计划地逐步进行，首先可考虑建立上市公司财务经济指数，这是由于上市公司的财务资料相对比较规范、完整，且容易取得。由于上市公司数量较多，可以先建立“100家上市公司财务经济指数”（简称“财务100指数”），据以反映上市公司整体的财务经济运行态势。当条件成熟时，再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完整的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

（三）系统的运行和调控

1、财务经济指数的主体和时间。分类财务经济指数应由国家统计局、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综合财务经济指数应由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共同，上市公司财务经济指数应由国家统计局、财政部会同中国***共同。的时间应当按月至少按季定时进行。

2、财务经济指数的运行轨迹和合理界限。财务经济指数在长期的运行中客观上会形成一个合理的数量界限，这一界限是判断财务经济状况的重要依据，指数的运行轨迹一旦偏离这一界限，就发出了财务经济的预警信号。

3、财务经济指数的失真、误判及其修正。财务经济指数可能由于某些突发事件或由于“权数垫高指数”的现象而出现失真或者误判，这需要对指数进行必要的修正，以便使指数能够如实地反映财务经济状况。

三、系统有效性的假设与检验途径

财务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决定了选择适当的财务经济指数来反映财务经济运行动态的可能性，因此，建立我国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和技术上的有效性。

（一）财务经济指数能够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

与一般统计信息系统相比，这一特性是十分明显的。用统计信息系统的信息建立的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状态或行为时，存在着一定的“残差”（residualerrors），当引入财务经济指数后，更易于消除随机波动因素，对这一部分残差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因为制作财务经济指数的先行宏观财务比率是在对财务会计信息进行再加工的基础上建立的，信息的再加工过程实际上是消除随机波动因素干扰的过程，从而有利于提高财务经济指数的精确性，增强财务经济指数的解释能力。

（二）财务经济指数不会出现高频波动

财务经济指数的方差发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一般不会出现高频波动的现象。当我们取若干连续季度或月度的财务数据，计算出财务经济指数，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可以对这一假设作出经验检验。

（三）财务比率的宏观“加总”具有经济意义

这是由于我们可以提供前面已经提到的概念上的理论基础，即用多目标规划的原理，把各种不同量度的财务比率通过一定的函数关系转化为同度量指标，然后再将这些同度量的指标加权平均，得出一个综合指数，并用这个综合指数去评价综合经济效益和财务能力。而且，在合理选择宏观财务比率的条件下，我们还可以证明财务经济指数与其说明的财务经济现象之间具有重要的相关性。

财务经济指数的效力可能在于解释长期趋势，因为它不像价格指数那样具有短期的敏感性。

四、对现存理念的挑战

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赖以建立的信息基础主要是财务信息，财务信息的质量直接影响系统功能的发挥。为此，有必要对现存财务理念和会计理念进行更新。

（一）对现存财务理念的挑战

人们一般把财务看成是一个纯粹的微观范畴，这是一种误解。由于这种误解，现有财务理论研究注重研究微观财务问题，忽视宏观财务问题。事实上，财务是具有层次性的，微观财务和宏观财务就是财务的层次性在范围上的一种体现。虽然我们对宏观财务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将其理解为国家对财务的宏观调控与管理，有的将其理解为宏观财务主体的财务问题，但无论如何，宏观财务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客观存在着的。因此，从建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出发，也是从财务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有必要重新审视财务的范围问题，确立“财务不仅具有微观属性，而且具有宏观属性”的观点。确立这样的观点，就是要求我们既要研究微观财务问题又要研究宏观财务问题，这对于拓展财务学的研究领域，促进财务理论和实务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就是宏观财务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问题，是微观财务向宏观领域扩展的一种具体表现。

宏观经济发展现状范文5

论文关键词 中国经济周期 宏观调控 灵活性

经济周期实质上反映的是一国的经济体系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对其均衡状态偏离与调整的过程。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发展方式一直都是不断变化的；经济在沿着其总体发展趋势运行和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经济活动的上下波动，表现出周期性的特点。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有时发展地很繁荣，有时又会出现低迷现象，经济在其总体发展趋势中，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特征。

一、经济周期的简要解释

1825年，英国发生了世界上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此后经济学家们开始注重对经济周期这一问题的研究，他们给经济周期下了此定义：“经济活动水平的一种波动，它形成一种规律性模式，即先是经济活动的扩展，随后是收缩，接着是进一步扩张。这类周期随着产量的长期趋势进程而出现。”从经济学家们的描述中，可以这样简单地理解经济周期：经济活动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出现并不断重复的现象就是经济周期。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运行阶段与历次宏观调控措施回顾

关于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划分存在着争议。一般根据经济增长率的“谷—谷”划分法，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运行的阶段划分为：1978-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2000-2009年、2010-至今。

（一）1978-1981年间的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措施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宏观经济运行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运行速度猛增、财政赤字较为严重、外贸赤字出现及外汇储备接近于零，此即第一轮经济过热。

针对以上问题，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调控措施：搞好整体平衡；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抽紧银根，大力减少货币投放和各项贷款；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

（二）1982-1986年间的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措施

经过1982-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投资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能源、交通、通信和各种原材料的供应出现短缺和价格的快速上涨。因而，1982-1986年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现象。针对这一时期的经济情况，政府采取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措施：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控制银行借贷规模、控制自筹投资、加强对新开工项目的管理等；同时，政府还采取了管理和监督检查物价、对信贷进行全面检查等措施。这一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行使央行职能。

（三）1987-1990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1987年为上个经济周期的恢复期。1988年我国实行的价格改革引起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抢购热潮。伴随抢购风潮的是银行存款挤兑风潮，从1988年9月到1991年年底，我国进行了为时三年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调控主要集中在1988年和1989年，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主要是：加强调控物价；加强控制信贷规模，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缩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

（四）1991-1999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1991年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低谷后，我国经济开始迅速启动起来，步入高速增长时期。从1993年开始，我国经济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现象，金融秩序混乱。

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政府注意到信贷和投资过快扩张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1992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进行宏观调控的通知》，提出了有关调控措施。1993年6月，国务院提出了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央行于1993年5月、7月分两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1993年12月，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分离的金融组织体系。自1994年开始，财政出现赤字后向银行透支不再被允许；1995年1月、7月两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1995年、1996年继续实行双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这次调控的最大特点是政府综合运用各项调控措施有步骤、分阶段地逐步推进，特别是通过充分运用利率政策调控经济取得了很好的调控效果。财政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进一步强化了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控作用，通过发行国债来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这一时期是政府配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阶段。

从1998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之国内供求关系逐渐向买方市场转变，通货紧缩与有效需求不足成为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对此，宏观调控措施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扩大内需、稳健的货币政策。

（五）2000-2009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2001年开始，我国经济周期进入上升阶段。到2003年，随着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我国经济走出了通货紧缩。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局部过热的迹象和一些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为了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较快增长，国家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决策和安排。此次宏观调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货币政策特别是公开市场操作在调控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依然呈现出过快增长的特点，一部分行业出现了投资过剩，经济出现局部过热，通货膨胀日渐加大。针对出现的新问题，政府于2004年年底将宏观调控措施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向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转变，以此避免投资和资产价格的过度攀升。

2006年，全球各类资产大幅度上涨，导致国内资产价格也随之上涨，流动性过剩成为我国经济的首要问题。此外，旺盛的消费需求也为新一轮通货膨胀埋下隐患。另外，由于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和强劲的出口势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2007年和2008年我国经济再次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因此，反通胀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同时，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于次年蔓延至全球范围，形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在世界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我国外部需求显著收缩，国内失业比例增加，加上全球通胀压力开始缓解，通缩风险同步增加，我国经济面临着刚刚“降温”又急需“升温”的境况。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和可能面临的经济下行趋势与通货紧缩，2008年11月，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确定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货币政策由“从紧”到“适度宽松”，显示出在多种的调控目标面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变化更具有灵活性。

到2009年，我国各项经济数据全面下降，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一起下降，并且降至了近十年来的一个相对低点。但在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2009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开始有所起色。而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国经济在其带动下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增长。

三、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分析

“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不可一成不变。”美国20世纪最负盛名的法学家之一罗斯科·庞德的这则名言揭示出了这样一个真理：法律应当并且必须具有稳定性，但其稳定性是一种相对稳定性，而不是绝对的，法律不能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而是应该根据社会政治、经济、人们的价值取向等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唯有这样，法律才是有价值的法，才是“活”法，才是“良法”。笔者将此界定为法律的动态性，即法律的灵活性。经济法的灵活性在一国每轮经济周期发生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经济法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则更能充分体现经济法的这一灵活性。

（一）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界定

如前所述，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即：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市场的变化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此来实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的职能。

（二）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在经济周期中体现的特征

1.变动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次经济周期阶段发生的背景既有“市场失灵”问题，亦有市场虽处于正常状态，但市场经济形势却发生了变化。

就前一种情况而言，在我国市场经济出现缺陷时，国家当然要伸出“国家之手”，调整相关的宏观调控法规和政策，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使市场恢复正常和健康状态，此时，宏观调控法便相应地呈现出了变动的特征。

另外，“市场失灵”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国家针对每次经济周期产生的背景“对症下药”，采取相应的“对策”对其进行干预，使市场恢复正常，这也体现出了宏观调控法的变动性的特征。

此外，即使市场处于正常状态，但这一时期的市场仍然处于运动变化发展之中。此时，国家不需也不应时时刻刻对某种具体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国家的宏观调控法应该以市场经济的需要为前提，若市场经济形势发生了改变，则国家的宏观调控法也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宏观调控法又呈现出变动的特点。

2.扩张性和回复性

一方面，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是国家运用公权对私权的一种干预。政府权力如果不受制约，极易走向专制，从而就成为了破坏市场的“利维坦”。因此，作为经济法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律，其必然也具有潜在的扩张性的特征，这种扩张性会给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市场出现“失灵”现象，经济出现波动时，需要国家公权的扩张，对那些在市场经济形势正常时不应干预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此时宏观调控法律应对经济周期的“扩张”是为弥补市场缺陷而“扩张”，是为了使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和正常化。

对于所述第一方面的宏观调控法律的“扩张”一定要加以控制，使其回复到“原貌”。这时，宏观调控法就呈现出了回复性的特征。而对于上述第二方面的宏观调控法律的“扩张”，其实也并不是没有限制，也需要对其加强控制，这是因为国家干预也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的风险。如果对国家干预不加以控制，任由政府无限制地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就会导致出现新的市场缺陷，使市场再度失灵”。所以，对第二方面的宏观调控法律的“扩张”也同样需要控制，使其回复到干预前的“原状”，因而从这个层面讲，宏观调控法呈现出了回复性的特点。

3.相对稳定性

虽然每一经济周期运行阶段所呈现的特点和暴露的问题不尽相同，与此相对应的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也不相同，但并不能就此否定宏观调控法的稳定性。宏观调控法在具有动态性特点的同时，也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站在长远的角度来看，宏观调控法具有动态性，但从细微处具体来看，正是一个个具体的相对稳定的宏观调控法律才促使宏观调控法持续、稳定地发展。

宏观经济发展现状范文6

本文以山西工商学院《宏观经济学》课程为出发点，总结现阶段《宏观经济学》中的教学现状与问题，并将《宏观经济学》分为七个专题，提出了针对我校课程发展的专题式教学方法和教学建议，从而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宏观经济学》课程。

关键词:

专题式教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学模型；国民收入

一、我校宏观经济学教学的现状及问题

首先，教材的选用。我校多年以来一直选用的是高鸿业版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该版教材是“十二五”规划教材，也是各大高校首选教材，但是为了我校2017年合格评估对教材的使用，我校教材统一换成了（西方经济学）编写组编写的教材，这版教材的结构分明和合理，但是许多知识提出并没有细讲，对于我校的三本学生学习起来就存在一定的难度。其次，教师的构成。我校并没有专业的经济教研室，我校的商学院、会计学院、金融学院等均有教授宏观经济学的老师。教师的分散不利于经济类教师们在日常教学中的相互沟通，教研室活动也不方便开展。对科研的申报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再次，课时的安排。我校的宏观经济学的课时数是48个课时，并且是周三的课时，这样对于宏观经济学整本书的通透讲解在时间上存在着限制，不易于老师详细讲解。最后，对我校宏观经济学期末闭卷摸底考察结果的分析。在随机抽取的115名14级财务管理专业闭卷考察摸底中学生的成绩如下图显示，大多数学生的成绩集中在50-59这一分数段，可以看出我校现阶段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校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方法的改革势在必行。

二、适应我校现阶段宏观经济学教学方式——专题式教学

(一)宏观经济学内容体系分解

宏观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必开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我校宏观经济学开课的时间是大二的上半学期，课时量是48个课时，主要学习的是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经济理论。学习宏观经济学，首先必须在总体上把握宏观经济学的学科框架，然后将框架内的内容分七个专题讲解，七个专题中核心是IS-LM模型。第一个专题是宏观经济学的总体概述。在这个专题中要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发展历史以及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进行讲解；第二个专题是对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说明，并引出第三个专题凯恩斯均衡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即均衡的国民收入是由总需求决定的。第四个专题IS-LM模型，分别说明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并通过该模型教会学生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采用，理解历史上我国以及国外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原因，并会分析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学问题。第五个专题是AD-AS模型。有许多同学在学习过IS-LM模型以后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IS-LM模型已经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宏观经济问题，那么为什么要引入AD-AS模型。因此，在讲解AD-AS模型时，一定要指出IS-LM模型的一个缺陷，即没有考虑价格的变动问题，而今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价格的变动，因此，IS-LM模型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的通货膨胀问题，AD-AS模型的学习可以帮助理解通货膨胀问题。第六个专题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由于这个部分一般排在教材的较后章节，老师们在讲课过程中普遍反映这一部分的内容多，且不好理解，在讲的过程中除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基本理论的讲解外，建议经济增长部分只讲解两个代表性的经济增长模型，一个是凯恩斯主义经典增长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一个是新古典增长模型（索洛模型）。最后，可以用两个课时的时间向学生介绍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动态和前沿问题。

(二)成立专业的经济教研室

针对上述的教学内容的设置，我认为应由16个教师来教授我校各二级学院的宏观经济学，建立专业的经济教研室。一个老师上课，多个老师随堂听课，寻找问题，并让各个老师各学期轮流讲解宏观经济学的各个专题。这样，不但可以加强老师对宏观经济学教学的整体把握，还可以对各个专题有所研究。每学期，给老师预留了充足的时间来备课。

三、结束语

宏观经济学专题教学的方法是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针对我校《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现状以及我校学生的特点所提出的一些设想。针对我校实际情况的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仍需要老师们的不断摸索。

作者：邵倩 单位：山西工商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宝贵.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的几点思考[N].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6,(3):35

[2]张玲.关于高校西方经济学饭学的思考[J].高教论坛.2006(3):81一82

[3]胡乐明.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研究[J].中国大学橄学,2001(1):45一46

[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傲观、宏观):第三版[M].北京:中日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李福华.高等学校研究性教学初探[J].当代教育论坛,2004,(6):6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