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观范文1

关键词：价值 核心价值体系

价值及其特征

（一）价值

1.价值。哲学的价值范畴是表示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概念，是指客观事物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即对人的有用性。主体是现实的人，客体是指进入实践活动领域并和主体产生联系的客观事物。客体自身的属性构成价值的客观基础，人的需要构成价值的主观条件。在主客体相互关系中，客体是否按照主体的尺度满足主体的需要，是否对主体的发展具有肯定的作用，这种关系的表现就成为价值。价值是客体及其属性在主体实践和认识活动中所形成的为主体服务的效果。价值的实现，一方面要有客观条件，一方面要有主观需要，二者缺一不可。价值评价是主体对客观现实所持的态度，或者肯定或者否定，即表明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在什么意义上满足主体的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主体的需要。价值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联系之中，是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是主体需要与客体自身属性的统一，这是价值的本质。价值是以主体需要的满足和主体尺度的体现为实质的，所以，价值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人的问题。

2.价值观。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思想理论，是人们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在内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人的认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客观世界各种事物的属性与本质运动规律的认识，形成科学理论。一类是关于客观世界各种事物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即价值的认识，形成价值理论。前者是追求真理，解决是什么事物的问题；后者是创造价值，解决做什么用的问题。在价值理论中，价值观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形成一定的价值目标、价值理想。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成为人们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和行为规范。

3.核心价值体系。人们关于价值的理论，在思维中形成的主次、轻重、高低的排列次序，就是价值体系。在价值体系中，处于最基础、最根本地位上的就是核心价值体系。任何社会里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因社会制度、历史时代、人们需要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价值体系。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建设，全体社会成员的福祉，形成了多方面、多层次的价值取向，构成了复杂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处于最根本的地位，决定着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基本方向和前途，规定和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与价值行为。

（二）价值的特征

1.社会性：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人的价值是在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人生就是人的社会生活过程，就是人们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人生价值观就是人对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态度和认识。

2.能动性：人生的价值就在于人们利用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动的创造力。人们以自己有目的的劳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同时也改造着人类自身。人类社会中的一切物质形态价值和精神形态价值，都是人们能动创造的结果，是人的价值的体现。

3.历史性：人们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在不断改变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时，同时改变自己的思想方式。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人们会形成不同的价值理念、价值观点和价值评判，表现出不同的价值行为和价值实践，使价值具有历史的时代感。

4.双重性：人一方面进行创造活动，生产社会需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另一方面，人们又是自己生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消费者和享受者。人既是价值物的创造者，又是价值物的消费者，人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始终是手段和目的统一。

5.差别性：由于人们生存的历史条件、自然环境、社会地位的不同，在体力、智力、意志、兴趣和主观努力程度上的不同，人们的能动创造作用也不同，所创造价值物的多寡、优劣、有无也不同，人生价值的实际差别也就很大，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选择。

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

（一） 人的社会价值

人的价值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与社会关系问题。如果以社会为主体，人的价值就是人对满足社会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所做的贡献，这是人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的高低，关键在于个人对社会所做贡献的多少。人的社会价值的大小和人们所从事的职业、担负的职务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们为社会、为他人努力工作，多做贡献，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思想和行为。

（二）人的个人价值

1.人的个人价值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社会给予社会成员个人一定程度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满足。如果以个人为主体，在现实生活里，人也需要人，有获得别人帮助和支持的需要。人们还有生产物质和精神财富的需要，实现思想文化创造的需要，实现个人理想和追求的需要等。这些需要都是人们在交际互动的实践中互相提供的。因此，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主体间的关系中，人同样也可以成为满足他人或社会需要的价值客体。从他人或社会的需要出发，我们每个人都是价值客体。

2.人在本质上属于社会。一个人只有在对社会、对他人做出贡献之后，才能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这是人生的价值所在。人生价值一方面是个人对社会所尽责任和所做出的贡献，一方面是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在这两者中，个人对社会尽责任、做贡献是前提，社会对个人的尊重、认可和满足是结果。人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价值的两种表现方式。社会提倡自己的成员积极工作，对社会多负责任、多做贡献，同时，社会要尽可能满足每个成员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为个人价值的实现创造必要条件。

3.个人价值是对自身生命及劳动的肯定，也是对个人内在素质的肯定。人的生命价值在于能够劳动和创造，对劳动和创造的肯定也是对人自身的肯定。人内在素质的高低是个人价值大小的重要标志，包括人的创造能力、实践能力、发展能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人的潜在价值有时难以实现，对这些现实的矛盾和问题应该正确对待，采取切实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三） 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辩证关系

1.价值存在于主客体的统一中，表明主客体的关系。人的价值体现在贡献和满足的辩证统一。人作为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的统一，是一种特殊的价值类型，从价值客体上说，其价值与其他客体的价值具有某些相同点，这就是以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为标志。但是，人又有与其他价值物不同的地方，物是以它的属性或功能直接供人们消费的，从而表明物对人的有用性。而人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体现和实现价值，人的实践活动对人和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对社会有益，对他人有用，而且这种贡献越大越有价值，也会越加得到社会的赞赏和褒奖。

2.强调人的价值主要在于对他人和社会的贡献，并不否定社会满足人的正当需要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决定了人的价值必须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才是科学的。一方面是人对社会的贡献，一方面是社会对人的正当需求的满足，对人的肯定也要同时从这两个方面加以明确或评价。从人对社会的意义来说，人的价值必然体现为人对社会有用、有贡献，为社会所需要。从社会对人的角度来说，社会只有尊重人的劳动和创造，合理满足人的需要，人的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肯定和正确评价。因此，只有做到贡献与满足的辩证统一，才能客观地实现人们的价值。

3.人的价值的实现，体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合理整合。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这种整合的理论成果，是全社会的公共价值，代表了全社会的最高价值理念。把握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合理界限，实现人的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辩证统一，意味着人们由现实人格向理想人格的升华。理想人格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共同认同的具有榜样性的人的形象。理想人格的追求则是个人把自身的价值融于人类社会的整体价值之中，实现真善美的现实统一。在理想人格的追求中，把人的社会价值放在首位，积极奉献社会，体现更大的社会价值。而社会价值也内在地包含个人价值，是社会价值的必要组成部分，离开了个人价值的社会价值，客观上是难以成立的。个人价值是通过社会价值得以体现、得以实现的，个人价值不能脱离社会孤立存在。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辩证关系说明，人的社会价值处于基础的和根本的地位，这完全是由人的本质即人的社会性所决定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必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处于统领地位，是价值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科学化的最新成果，在当代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而不是别的什么旗帜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凝聚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别的什么道路能够指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要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当代中国人共同的价值理想。价值理想是解决走什么道路，实现什么样目标的问题，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共同价值理想的高度概括。富强才能振兴，富强以综合国力强大为基础，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特征。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文明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要坚持先进文化方向，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概念，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两个精神，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核，是中国人民的价值品格，是应有的精神状态和精神风貌。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人民对自己祖国最深厚、最神圣的情感。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核心，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表现为突破陈规、大胆探索、勇于创造的思想观念；不甘落后、奋勇争先、追求进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韧不拔、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爱国是起码的道德规范，要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脱离人民为耻，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热爱祖国、服务人民是根本价值准则。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要树立科学思想，提倡科学方法，提高科学素养，倡导科学的生产生活方式。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热爱劳动是美德，要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崇尚科学、辛勤劳动是基本价值取向。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行己有耻”，要反对以私利为中心。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人无信不立，诚实是根，信誉是本。团结互助、诚实守信是起码价值品位。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要懂法、守法、用法，建设法治国家。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和我们党优良作风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价值观是科学的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基础。以此为指导，在全社会确立正确的价值理念，引导全体公民的价值选择，形成文明向上的价值取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形成全社会共同的价值理想，增强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增强人民的向心力、凝聚力，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企业文化，形成符合企业特点的多种形式的企业精神，发挥其在企业中的导向作用、激励作用，是激发职工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企业健康发展的活力源泉。总之，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国家建设，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和企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现代化，这种作用会日益明显和突出。

参考文献：

社会价值观范文2

马克思?韦伯在他的《新教育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在迈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必须有一种“核心精神”（价值取向），作为经济发展的动源，也作为一种利益驱动的节制和平衡。”他所说的这种“核心精神”就是核心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对于增强社会的整合力、凝集力，为社会建设提供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任何一个社会，都应该有一种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用来凝聚社会、指导社会发展。

一、我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简单的对统领中国社会的社会核心价值观进行历史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核心精神，帝王用仁义礼智信的思想来教化臣民，维系社会稳定。这种思想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社会价值观的重要部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观念的不断更新，这种思想已经没有办法完全适合现实的社会。随后在辛亥革命中由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精神。而在五四运动之中，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之下，中国一批仁人志士呼喊着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浮出水面。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当下，我们适应当下的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思想，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精神。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正在面临着变成一个地球村，在国家频繁交往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的时候，我们应该适应当下塑造一种包容多种价值观的“社会精神”，让这种包容的精神成为社会交往的动力和友好基础。并且对主流精神进行重塑，使人们在混杂的社会现实之中有枝可依，不至于在纷繁的社会中迷失，从而丢失了民族自觉性，所以建立一种普适性、民族性、崇高性、时代性的社会精神迫在眉睫。

那我们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由哪些内容构成呢？首先，民族文化和价值观体系是构成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前提。社会作为一种传承，它流淌着历史的血液，这也是我们之所以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原因。传统价值观在当下的社会价值中不可忽视，但是我们又不能完全照搬，因此要完成对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化，去除其中狭隘愚昧的部分，保留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精髓。其次，我们要吸收普世的理念并且对其进行补充，来增强我们社会价值观的普世价值。再次，我们的价值观要有崇高的精神格调，不能过分的看重眼前利益，而是要抱着一种对世界和民族的大爱，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做判断，而不能短视狭隘。最后，我们要与时俱进，创造一种时新的，可以适应和引领社会大潮的价值观。“民主、平等、公正、自主”的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索的一个范例。

社会核心价值观在社会民族的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核心，在其引领之下，我们的文化就有了统领的精神，而不会呈现出文明碎片的状态。其次，它可以帮组社会体系建立，在社会中形成共同约束，维系社会稳定，有力的应对当下的信仰、道德危机。那么公民的社会价值观从哪里获得呢？除了历史的沿袭之外，政府制定、文明公约、文化经营的构建、民间团体的自发形成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本文相就当下电视剧这一文化艺术形式中所呈现的价值观进行简单梳理，总结出其中价值观的利弊得失。

二、电视剧和日常生活

电视剧是一种叙事，狭义的叙事即指“故事”，广义的叙事是指“一种符号现象、行为现象和文化现象”。“叙事是叙事者运用符号获取意义、表达意义及建构意义的一种文化行为”。而正是通过对叙事，潜移默化的传递了创作者的价值观。根据CSM的调查数据从总体观众的收视量上看，2013年观众的平均到达率由2010年的72%下降至66.5%，但是近四年来每个实际电视观众的收看时长却呈不断增长的趋势。2013年电视剧依然是收视中的重头戏，占据了31.5%的比重，远超其他栏目形式，这就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从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出电视的巨大覆盖面和对观众影响长时间的影响。毋庸置疑，互联网的使用抢占了大批的电视用户，造成了这种下降，但是不可否认，大批的电视观众转向网络依然在收看电视节目（尤其是电视剧），他们的阅读形式转变了，但其实阅读内容没有变。

电视剧作为一种特殊的大众媒介影视产品和电影有着明显的不同。电影大多是走向社会空间的。它的选材面宽、表现手法追求创新、叙事方式新颖奇幻、对社会的抨击和揭露力度要远远大于电视剧。西方的电视剧中也有很多公共空间的展现（医院、国会），而中国电视剧的题材大多走向家庭空间，借力家庭来表现社会和历史问题，形成了家国一体或者家国同构模式。电视剧利用这种伴随式的阅读方式使屏幕上家庭与屏幕下家庭有了心理互动。电视剧的真实性（即时传真性），让我们忘了现实生活和电视剧的界限，从而达成最大限度的对个体价值观的影响。

电视剧中的价值观有哪些特点呢？首先，它的价值观念是从上向下兼容的，也就是说它一定是满足社会最大众的、最底层的价值观的。其次，在伦理上一定是正统性，而不会试图挑战任何的伦理底线。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化，充斥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家庭主义、英雄主义的思想。再次，它在题材、风格、语言、故事结构上一定是稳定的，而不会做任何新奇的尝试，电视剧的“先锋性”尝试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最后，它是与时俱进的，是适应社会发展而存在的。早期的中国电视剧，在解放思想的背景下，往往是幼者本位的，也就是孩子通过努力战胜了封建落后的父辈最终取得胜利，90年代之后，随着政治对道德重建的重新认识电视剧的创作趋于传统。近代市场经济大潮之下，为了保证社会稳定，电视剧不断强调的家庭稳定的重要性。

三、具体文本研究

为了研究当下电视剧的社会价值构建，本文抽选到达率最高的2010作为年度研究样本。选取了全国样本市（县）电视剧收视排名前十名。而后选取了北京地区收视前五名，长沙地区收视前五名，作为南北方城市的代表，并选择了最具网络影响力的十大电视剧，共计两年共计30部来做分析研究。对其中的题材（现实、谍战、历史、励志、古装），故事背景，关注的问题、冲突根源（失业、企业改革、婚姻、家庭、治安、军队），主要人物（形象、性别），人物关系（权利主导、颂扬对象），结局（善有善报、开放式）进行分析。着重对卡利斯马型人物（有神助的超常人）分析，这些人物大都承载历史的意识和价值情怀，是作者的美好愿望核心价值的体现。例如《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正是一个符号，来传达不抛弃不放弃的思想内涵。

样本包括现实题材的电视剧8部，其余为历史题材，其中抗战题材11部，民国戏9部，清装戏1部，神话故事1部。现实题材电视剧中故事背景7部为城市1部为农村。以上30部电视剧中，只有《毛岸英》《江姐》《为了新中国前进》《潜伏》《我的兄弟叫顺溜》《走西口》等6部剧没有采用大团圆的结局，这些剧几乎全部为历史题材电视剧，且大多为人物传记类。其余24部电视剧都采用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情人终成眷属，生活回归正轨（多是原来的轨道），心灵得到救赎，革命取得胜利，事业获得成功的方式结尾。

现实题材电视剧中的女性自主性较高，跟男性的分量基本持平，但是依然存在被符号化，道具化的倾向。抗战题材电视剧中几乎全部是男性主导，除了《洪湖赤卫队》和《江姐》之外女性角色容易被忽视。在民国剧中女性基本都占据了主要叙事地位，但是这些女人的自主性差，往往是牺牲者和奉献者的角色，并且较少有个人的自主追求。在这些剧中，女人大多是生殖的代表，女人地位突然提升的原因几乎全部因为生育，这种观点在现实题材电视剧中依然多见。子嗣是整个家族的核心和命脉，大团圆结局中亲子团聚，新生儿降生成了必不可少的因素。

长辈形象在剧中喜忧参半，电视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青年一代对父辈的反抗，但是会用祖辈（姥姥）进行权衡或者父辈内部权衡（只有一个是落后的）。此时的长辈因为这种喜忧参半而具有了和晚辈的心理上的平等性，实现了自我抉择自由发展的可能性。还有一部分长辈是经验和淳朴的代名词，他们不受现实社会的污浊之气的影响，眼观大局，运筹帷幄。晚辈表现的是对父辈的绝对遵从，无论开始如何，结尾晚辈都会认同长辈的抉择。这一方面表现出青年一代与父辈的平等对话的可能性，是平等自由思想的体现，另一方面，又警醒青年对父辈的尊重和光荣传统的继承，体现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光辉，表现出夯实家庭伦理制度的倾向。

家庭情感方面，非现实题材的电视剧中的情感选择先对自由，现实题材电视剧着重强调原配夫妻的感情，很多离散的家庭都以破镜重圆的方式结尾。由于近年来离婚率问题的普遍上升，电视剧似乎都有意识的展开了新的社会引导，它们支持原配，维护现有家庭的稳定制度，捍卫原配夫妻的利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的牵强刻意。我想这和电视剧的家庭收看方式，以及当下“小三”盛行的现状是相互辉映的，因此电视剧给社会敲警钟成了必然。

身份偏见问题在历史和现代剧中几乎都存在，但是现代题材的身份偏见的解决难度要远远小于历史题材剧，因为历史题材的身份偏见还包含着阶级冲突的因素。历史剧中身份偏见的承担着几乎全部为女性，而且几乎全部是因为嫁入豪门，他们无一例外受到歧视甚至毒打，最终都以自己的善良拯救家园从而真正被家族接纳。这些从一个侧面肯定了历史的进步，但是不难发现城乡差距以及身份差距在现实题材电视剧中依然存在。除了《乡村爱情》，几乎所有涉及农村、小城市、小人物的电视剧无一将这些差距的下层者视为善良、诚实、本分的代名词，并且最终战胜了上层者取得胜利。善良诚信的性格，坚韧的个性是消除阶层隔阂的有力法宝。

剧中大都表现出领导的英明性、前瞻性，而服从领导意味着胜利，这种情节在战争题材电影中很多。追逐仕途者很少，除了名人传记几乎没有仕途成功的案例（只有一个靠学习的踏实人仕途成功），其余要么自己放弃，要么身败名裂。小人物企图为官几乎不可能，而且这些剧几乎无一例外的将追逐仕途者塑造成了唯利是图鬼迷心窍之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权利关系辅佐于家庭伦理成为社会治理的另一种方式，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但是创作者又几乎全部关掉了仕途追逐的路径，让现实生活中的人自觉打消这种倾向，从一定程度上讲它是限制人的自由思想的表现。

我们很少在剧目中看到创业成功的例子，对金钱追随者大多理想破灭或身败名裂。追逐利益者不再是歌颂对象，而成为了负面形象的代名词，对利益的追逐也和仕途追逐者一样被嘲讽。表现出了对现代都市的唯金钱观念和虚荣的批判。现代拜金主义横行的社会，人成了金钱的奴隶，唯有看淡看开才可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电视剧大多采用结果震慑，或者道德约束的方式来实现的。

几乎每一部剧都表现出了对于善良，无私奉献精神的颂扬。实践中的正面主人公无一例外的具有这些优良品质，并凭借这种精神克服了困难，获得了成功。家庭命运紧紧依附国家命运发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对家庭的捍卫故事中我们也读到了民族大义，奉献祖国的精神。一些涉及国家安危的问题无一例外的选择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甚至在国家利益和亲情对立时候，可以为了国家利益骨肉相残。

四、结语

社会价值观范文3

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理论上的逻辑论证不能限制现实生活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这样，怎样认识、处理社会主义价值与它的实现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成了每一位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回避、绕开的问题。列宁从社会主义实践固有的规律性出发，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极富创造性的求解，从而大大充实、丰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一、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应该说，列宁和俄共（布）在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上是有一个探索过程的。列宁不是民粹主义者，他明确表示过在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主要方面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初期，他还提出过“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发展为社会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的设想。但总的说来，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的认识是不足的，在他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或者说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倾向。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中，他都提出要废除军队、警察、官吏，一切公职人员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土地、银行收归国有，实行工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等等，并把这些说成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在这里，急于过渡的倾向是显见的。十月革命后，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现实层面上是作为列宁和党克服眼前困难的应急措施实行的，同时，这些措施也反映了列宁和党内许多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反映了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种设想后来逐渐成了党的主导思想。从时间上看，从1919年3月俄共（布）起，列宁和全党就已不再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看作应急措施，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应采取的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完整经济体制。用列宁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是出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不但没有终止实行，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强化，这就导致了苏维埃俄国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工人**、农民暴动普遍出现。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暴露出了旧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对此，列宁指出：“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列宁全集》第4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原因何在？他敏锐地指出，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造成当时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在大生产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70页）。“现实生活说明我

们错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同上书，第720页）在列宁看来，这种危险不仅来自苏维埃政权将丧失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来自工农联盟的即将瓦解。这样，实行“退却”，“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同上书，第660页）

那么，如何“退却”？新的途径又在哪里？1921年3月，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数额大大低于余粮收集制的征购数；发展商业，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制定新的工资条例，废除平均主义的实物供给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企业中推行经济核算制；等等。从价值观意义上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扬弃了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开始正视在一个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在此之前，列宁虽也说过落后国家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比较容易，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则比较困难，但这主要是作为理论上的完整性而提出的，他的着眼点在于论述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列宁真正从现实意义上认识到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困难”，是实践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

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的经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同上书，第662页），“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同上书，第664页）

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慢得不可估量”，乃是出于非常现实的强制，而列宁接受这一慢速度，表明他对现实的正视。

同样，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出于现实国情而提出的思想。列宁说：“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全集》第41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列宁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1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相比于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退却”。但是列宁并不把新经济政策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应急的权宜之计。他说：“决定下来的这一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列宁全集》第41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意味着，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在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这里深刻地体现了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重视。

但是，实行新经济政策，重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建设，是否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将走向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它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是推远了，还是拉近了？当时俄共（布）党内有过激烈的争论，一些同志，包括参加共产国际的一些外国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目标的推远甚至失落。时至今日，一些学者还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加剧了”“列宁主义政治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目标之间的不一致”，它“仅仅保证了一个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持审慎的看法。一方面，从形式上看，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推远了。但是，坚持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是否带来社会主义价值的真正实现，实践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停止执行，正是实践固有的规律性作用的结果，此后的社会主义运

动史上，这一规律性一再得到体现。因而，上述的批评是欠妥的。另一方面，上述批评中也暗含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落后国家漫长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保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不致淡化、丢弃？说这一问题重要，是因为确实存在着把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的危险性，以及在这种发展的祭坛上牺牲社会主义的各种价值的危险性。

列宁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任务，是与他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终极关怀分不开的。他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只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并没有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因而不是什么“蜕化”。他多次提出在苏维埃国家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谁会最终胜利的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资本主义受到严格的限制和规定，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是必定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提醒全党：“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67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就是要防止它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在这里，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同的是，列宁显然是把农民与无产阶级一起当作社会主义价值的主体来看待的，这体现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体现了俄国的具体国情。同时，为了确保这一价值主体的先进性，列宁提出要“引导”农民。为此他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了完整的关于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可见，列宁既不像机械决定论者那样，认为经济发展尚未使大多数居民无产阶级化的时候，应该等候，而是提出了联合、团结农民的主张；也不像民粹派那样，认为未经资本主义“污染”的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价值主体，而是提出了引导、改造农民的任务。这其中，无疑同时蕴含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

总起来说，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反映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向俄国社会现实基础落实的过程。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全集》第43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生动体现了他对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性的自觉。

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实践的产物，它的实施，使苏维埃政权迅速摆脱了危机，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在列宁的晚年思想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发。

列宁的晚年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922年底到1923年初口授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5篇文章中。在这些被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中，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一探索，主要是通过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经验，来求解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如果能，何以能？道路何在？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孟什维克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评和攻击。他们据以立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客观经济前提，而俄国目前还缺乏这一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考茨基曾把十月革命比作一个“早产儿”，并说它是“活不成的”。（《考茨基言论》第295页，三联书店1966年版）普列汉诺夫也说十月革命的发生使他“痛心”，认为它会造成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62、464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应该指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在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中蕴含着一个合理前提：社会主义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水平的。对此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列宁是予以肯定的。他早年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为了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十月革命后，对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列宁也是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了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迂回道路的提出，都表明了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绝对优势这一基本国情的正视。在晚年著作中，他同样说道：“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选集》第4卷第79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不同的是，列宁绝无他们身上的“学究气”，他从不对马克

思主义原理作机械的、僵死的理解。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他指出：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同上书，第777页）

列宁还特意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这样，他就既回应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孟什维克的批评，又指明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下，首先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民粹主义，又不同于经济主义，甚至也有别于马恩当年的设想，它的提出，表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列宁的以上论述主要解决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即怎样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此，列宁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同样是他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俄国这样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将农民的小私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系统论述了关于合作社的思想。他指出，改造小农的最好组织形式就是合作社。因为合作社能将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并使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同时，合作社还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这样，建立合作社，不仅仅把小农经济逐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而陷于帝国主义包围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拆开”（同上书，第783页）。因此，列宁断言：“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上书，第773页），它在实践中解决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同上书，第768页）。

同时，为了确保在俄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列宁还把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称为“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同上书，第773页）。由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改变的旧机关，列宁认为，如果不把这些沙皇及资本主义官僚制度的旧痕迹铲除掉，国家机关就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同上书，第785页），更不可能取得工人阶级、***以及全体人民的信任。他主张吸收更多的工农群众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实行广大工农群众对国家机关和干部的检查监督制度，在选拔人才时须注意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等等，还提出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改革原则，以便使政权更好地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更好地体现工农民主的本质。

社会价值观范文4

【关键词】核心价值体系 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普世价值”观

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决定因素。十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出新部署提出新要求，强调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及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背景、新形势及新情况下，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自提出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成为学界、思想界及相关政策机构的研究热点和探讨焦点。与此同时，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制、人权等为代表的“普世价值”观是目前在我国蔓延范围较广、影响程度较深的一种西方政治社会思潮，在我国已引起学界、思想界及相关政策研究机构的广泛关注。因此，有必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进行细致比较、梳理及厘清。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内涵性质不同

核心价值观的“核心”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在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情况下，与其他价值观相互依存、互相联系，主导、引领其他价值观且处于核心地位的一种价值观，但这种主导性并不否定价值观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二是，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对各种不同甚至相互矛盾、冲突的基本价值观进行整合甚至融合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历史性、具体性及现实性：首先，其历史性表现在，它不仅是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历史浓缩的智慧结晶和思想宝库，而且是中华民族在漫长演进的历史进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辉煌文明的缩影。其次，其内容具有具体性，主要表现在它的意识形态性、制度性、社会性、民族性以及文化习俗、精神实质、价值判断标准的具体性。最后，其具有现实性，主要是指它旨在解决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文化价值观缺乏认同、道德迷失与滑坡、思想价值观失衡以及理想失落等问题。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同，“普世价值”观的内容具有抽象性、虚幻性甚至殖民性、侵略性，而“普世价值”更是一个抽象虚幻、虚假的概念。普世价值一般涵盖两层涵义：一是“普世价值”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价值，即其适用于任何国家、社会、族群、组织中的成员，是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的价值，而非仅仅局限于某个人、某些人；二是“普世价值”是具有普遍永恒性的价值，即其适合于任何时间、地点，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受国家、社会、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条件所限制。显然，能满足以上两个条件的“普世价值”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这是因为：一是价值自始至终皆呈现出具体性，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即便同一个人对不同的事物也具有不同的观点和认识；二是价值自始至终都表现出非常强的历史性和动态性。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会逐渐发生变化，甚至有时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宣传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制、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已经被西方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扭曲和篡改，在外延和内涵上逐渐发生变化，变得抽象和虚幻，以作为“强权文化”、“侵略文化”、“殖民文化”以及侵蚀、蚕食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中小发达国家文化的思想工具，从而分化、裂化、殖民化这些国家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个性，并最终达到同化、统化、通化这些国家的民族文化、民族思想、民族理念的目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的阶级性不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是两种不同体系的价值观，前者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后者属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般而言，价值体系尤其是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非常鲜明的阶级性和具体明确的价值指向，任何统治阶级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维持本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都需利用其统治地位大力倡导和宣扬代表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首要前提便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因此“社会主义”四个字放在核心价值观前面并非多余，恰恰相反，而是“画龙点睛”。自从社会主义理论诞生起，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目标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服务，就是要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来消除阶级、消灭剥削以及两极分化现象，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目标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而这正是以资产私有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所极力反对的，故两者在原则立场方面是截然对立的。

“普世价值”观的颂扬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企图用抽象的“共同人性”和“人类本性”作为价值判断的准绳，把否定阶级分析的所谓“放弃意识形态”和“抛弃意识形态”的“自由”、“民主”、“人权”等奉作“普世价值”。实际上，“普世价值”具有非常强的意识形态性和阶级性。这便是“全心全意”地服务于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首先从人类共同追求的文明习俗、价值观念、精神信仰以及理想道德上抽象地鼓吹自由、民主、人权等，然后对其进行符合自身“文化传统”、“价值色彩”以及“道德韵味”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解释，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传统、价值信仰、精神憧憬以及经济政治模式“转换”成为人类共同的理性追求和价值向往，利用其经济、文化影响力和辐射力，吸引其他国家和人民“效仿”甚至“复制”，进而使之积极、主动、自觉地成为西方的“信仰者”、“依附者”以及“跟随者”。其这样做的最终目的便是：用“美式”、“西式”、“欧式”等民主模式冒充“普世民主”、用人权“高于一切”的精神理念和价值信仰“打压”国权，以追求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在全世界的霸权和利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宣扬价值内容的不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宣扬“社会本位”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所谓“社会本位”是指以国家、社会、集体的价值满足为衡量价值和判断道德的准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隐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及爱国主义思想，其认为个人价值的满足必须以社会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这要求任何公民均要以国家、民族、集体利益为重，而国家、民族、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便是为了个人的发展和幸福，因为个人，无论能力多强，总要以国家、民族、社会作为生存、生活及发展的空间，若国家落后、民族贫弱及社会发展停滞不前，那么个人的利益也将无法保证。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本质中“共同富裕”的典型体现和基本特征，正是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热切召唤和深情激励，才促使无数仁人志士、炎黄子孙不畏牺牲，排除重重万难，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终身奋斗，才促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互帮互助、团结协作、攻克艰难，不断地创造奇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产主义的目标而奋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基石，是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而不倒的精神基石。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发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增强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

“普世价值”观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宣扬“个人本位”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体现极端个人主义、专制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思想。所谓“个人本位”是指以个人的价值满足为衡量价值和判断道德的准绳。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大肆鼓吹所谓的“个人权利”，进而以此为基础限制公共权利和集体价值，攻击、贬低甚至否定集体主义，把个人与群体、社会孤立甚至对立起来，认为个人不仅在时间上先于社会而存在，而且在价值上也高于社会的价值，将更高的价值归于个人而非社会、集体、组织以及团体；认为所有价值皆围绕个人而运作，且必须通过“个体”来获得展现。“个体”便是“目的”，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最崇高的价值，而社会、国家、集体及其他“个体”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典型的、不折不扣的“附属物”和“衬托品”，国家、集体、社会利益是不可靠的、虚无缥缈的，仅为建构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的总和。

社会价值观范文5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具有划时代得意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落实“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和谐社会就是真正从法的意义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和谐共进。“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社会阶段的灵魂。和谐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互动共进的历史进程。“以人为本”是衡量和谐社会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价值标准。

关 键 词： 和谐社会阶段 以人为本 核心价值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新论断。它的提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开创了我党彻底摆脱教条主义、独立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战略任务，顺利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转移。胡**同志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表明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能力已日趋成熟，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进入了和谐社会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在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进程中，我们党只有始终围绕着“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对支撑构建和谐社会阶段价值理念进行理论创新，对和谐社会阶段的制度体系进行创新，才能真正从法的意义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和谐共进。本文重点探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社会阶段的核心价值理念塑造问题。

一、“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阶段的灵魂

“以人为本”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一脉相承、互为因果、自成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阶段的灵魂。它既克服了我们党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机械的教条式的理解，又科学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与世界普世价值理念有机的结合起来，并根植于中国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开辟了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社会阶段。把“以人为本”作为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社会阶段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因为“以人为本”具有里程碑式的本质内涵，要把握其精神实质，必须深刻理解两个最基本概念。

其一，“人”这个概念。“人”包括: 类存在意义上的一切人；社会群体意义上的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人”在哲学上有三个对应物，一个是神，一个是物，一个是国家社会。无论是物、神，还是国家与社会都是因有了独立人格的个人而具有存在价值，可见，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具有本原性的决定意义。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作为哪一种类的人都没有因其具有独立人格，从根本上摆脱对于物、神和国家与社会的依附。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一是人之所以依附于物。由于人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不同，由于人们在知识、技能、生理等方面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人们对物的依附程度就会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这就使弱者对物的依附逐步演化为对人——强者的依附。在某种意义上，人与物依附关系的实质即人对人，人对于社会的的依附。二是人之所以依附于神。历史上，人曾长期作为神的奴仆。在宗教改革之前，人与上帝的勾通须经教会的中介，个人不允许有自己的思考，只能接受教会强加给人们的信条。新教确立了内心自由法则，使信仰者与上帝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个体的解放与觉醒，使人摆脱对神的过度依附。人对“神”的依附从本质上讲就是人对人的精神依附。由于不同形式的精神依附都来源于人的征服本性，具有极强的继承性和历史惯性，所以，人为的制造精神依附成为上帝之后的精神**，精神征服者在征服别人时并没有获得精神自由，反而成为精神的附庸。可见精神依附是个性发展道路上最难以克服的、来与人性自身的精神障碍。三是人之所以依附于国家社会。洛克指出：“国家是由人们组成的一个社会，人们组成这个社会仅仅是为了谋求、维护和增进公民们自己的利益。”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个人，个人在组成社会、建立国家时，并没有将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基本权利交给国家，因而国家也无权剥夺这些权利。但是，国家社会通过神的力量或独立个体的权利自愿委托掌握公共权力后，就成为一种超越自我的支配性力量，独立个体因成为国家与社会的成员获得了庇护，但也因此逐步演变为类存在意义上的、社会群体性的、无个性的个体。

其二，“本”这个概念。“本”在哲学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世界的“本原”，世界的“本”是物质，人的世界的“本”就只能是人——人本。一种是事物的“根本”。“以人为本”的本，既是“本原”的本，又是“根本”的本；它既回答了人是国家与社会的本源和载体，又回答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值得人类关注的问题。“本”就是始原、发源，是其他一切的根据和标准，是规定性的力量。“人本永恒”从根本上解决了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的问题。“以人为本”就是把人视为本原和目的，赋予人独立和自主的地位。人如果不能独立，就不能彻底摆脱工具地位，就不能真正把人作为目的。因此，讲以人为本，不能忽视人的独立和个性解放问题。没有个性的充分发展，社会是不会进步的，这已为人类历史发展所证明。自从形成社会和国家以来，人不但要面对人与物的关系，还要面对人与神、人与人、人与国家和社会等各种关系，在诸种关系中的人并不总是主动、自由和独立的，包括哪些能利用公共权力的阶层也一样没有摆脱对权力的依赖成为权利的仆从。马克思早就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它揭示了独立个体与国家社会的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关系，肯定了独立个体对国家社会的决定性作用。“以人为本”既是指人民群众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又指独立个体特有权利本原。人作为本原和终极目的既不应屈从于国家和社会，又应自觉依法摆正自身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人的自由和自主既应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取向的本原和依据，又应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动力源泉。

“以人为本”，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它既区别于西方早期的人本思想所主张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用人民主权反对专制，强调把人的价值放到首位，又区别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本思想所强调人贵于物，“天地万物，唯人为贵”；中国古代有十分丰富的“民本”思想，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但是，这种“民本”思想是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统治、麻痹被统治阶级的幌子，其真正目的在于更好地“役民”、更顺利地实现其统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这种“民本”思想的样板，它实质上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君本”思想。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学说反对神本主义，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捍卫人的自由和权利。这种人本主义思想是建立在虚构的、无差别的、抽象的 “共同人性”的理论预设基础之上的。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它既是对传统的、教条的，近乎于圣明教义的反思，又是对过去只追求经济增长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的超越。 “以人为本”是建立在群众史观基础上的、以保障人民社会主人翁地位为前提的、以维护人民权利为根本的价值观。它不仅从法律的角度确立了人民的国家主权地位，而且成为支配全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的道德力量，成为我们进行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的根据和出发点。“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要求我们把增进全社会利益，保障每个人权利作为评价和衡量我们制度的创建，规范制定，政策的实施的终极标准，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全部工作的最终归宿。

二、以人为本就是要在构建和谐社会阶段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阶段推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随后，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为未来的社会奠定现实的基础，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人总是按照人的尺度来评判历史进步的；社会历史是人的依赖走向物的依赖再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这样的社会历史就是不断解放人的历史，也不断表现着对人的终极关怀。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实质主要在于：一是确立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二是确立自己的价值，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三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是和谐一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与自然与社会与国家和谐，这些执政理念的改变，首先表现在具有支配能力群体自觉摆脱权力依附后的感悟，主动挣脱对“物”的膜拜后独立意识。其次表现在个体独立自主意识的觉醒和本原权利的回归。第三表现在普世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阶段，“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彻底摆脱“本本”依赖、阶级依赖、权力依赖和政绩依赖，真正围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的执政理念的开始。 由此可见，在构建和谐社会阶段，只有围绕“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发展，才能真正产生法的规范和制度的力量，才能真正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手段。把“ 以人为本”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就是要在现实性上，通过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在这两个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中，人的发展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最现实的，所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都必须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所有的发展必须把人的全面发展作动力和目标。只有坚持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能给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最可靠的保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党由于缺乏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曾经把战争时期行之有效的阶级斗争的方法运用于经济建设上，把肃反的手段运用到思想建设上，把服从作为组织手段运用到各类管理上，把政策作为法条运用的党的领导方式上，把人民群众的个体利益统统融化为集体和国家利益，这一切本末倒置，把人民当作工具的做法严重违背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胡**提出的“以人为本”发展观，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的手段问题。

“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把“ 以人为本”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落脚点，就是要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结合起来，让人民真正享受到改革开反放的成果。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确定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目标，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才会有明确的方向和正确的发展战略，才能从根本上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保障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的制度体系，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把实现“以人为本”纳入法治轨道，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片面强调局部利益或以整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施政倾向。在建国初期，由于历史的局限，加上我们党对教条机械式的信仰，精神依赖导致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创新勇气的丧失，依赖精神凝固了全党的个性思维，对“物”的严重依赖和控制，泯灭了个体的所有个性后，整个民族的创造活力也荡然无存。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际上就是要从思想上自觉地摆脱这种“精神依赖”

三、构建和谐社会阶段与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互动共进的历史进程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历史的、具体的。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决不意味着人们可以超越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游离于社会及群体之外、随心所欲地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作为处在生产力和社会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如何发展时强调提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人只能在特定的历史与现实所形成的制度范围内发展自己，依靠这一制度确保人们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完善、不健全的政治经济文化依然在影响,甚至左右人们的思想，“以人为本”的目标价值理念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阶段也不可避免带有初级阶段的痕迹，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本原”性价值观将逐步渗透于人们的思想深处，反映在经济政治体制之中，体现于法的理念之上。“以人为本”在建设和谐社会阶段中处于支配地位，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超越和谐社会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的，独立于国家于社会之外，而是在现实的基础上逐步完善“以人为本”的制度条件和发展环境。                            

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是互动的。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互动是人的“本原”地位决定的，也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两者相互促进、逐步提高，统一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之中。事实上，“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从本质上讲也就是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人的全面发展要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通过实施“以人为本”的政策和措施，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在不断协调中实现。然而，在处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互动关系上，由于受历史的、现实的和人性自身的局限，往往以人的社会性掩盖了人作为个体和主体的“本原”意义，以阶级性取代了个性，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代替、侵害或牺牲主体权利。反过来说，当个体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性被替代后，阶级、国家和社会仅仅是从受制于每一个个体转变为某个个体或某个阶层的附庸。人依附于物、神和国家与社会是因为人作为个体力量的孱弱，物、神和国家与社会控制人和依附于人，从本质上讲依然是人的本性使然。

协调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途径。建设和谐社会必须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和谐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的不断发展所形成和表现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而人在本质上是社会的人，人的不断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和谐发展。历史发展是新陈代谢的不息过程，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也是一个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前进的过程。正因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都要受到生产力水准与交往程度的限制，人们的发展就不可能是孤立的行为，它必须与社会和群体的发展紧紧结合在一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方面的制度还不完善、不成熟，构建和谐社会不能因历史的局限，而忽视用民主的手段保障人的权利，用法治手段保证社会的公平与公正的实现，促进社会和谐，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们难以摆脱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现实，面临着资源被进一步掠夺、环境被进一步破坏的严峻局面。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阶段的价值标准

“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原则，确立了人本原性和主体地位。把“以人为本”作为构建和谐社会思想体系、制度框架、行为规范的原发点和生长点，意味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阶段的诞生，它从根本上走出了“本本社会主义”和“理想社会主义”的盲区，使社会主义第一次真正的从理论走向现实，从天堂走向人间，从世界回到了中国。“以人为本”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独立个体权益作为发展的根本，把最高纲领中的“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立足于和谐社会阶段，以此衡量和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这样既保证和谐社会建设现阶段方向的正确性，同时保证和谐社会建设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相符。

“以人为本”是衡量和谐社会阶段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价值标准。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阶段，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不同的是把实现阶级利益的终极目标转变为“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把轻视个体利益，集中体现制度优越转变为创新体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把检验发展的标准从以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转变为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同意不同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既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又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既要保障人民群众宪法权利，又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真正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真正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主人。

“以人为本”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主体权益的有机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标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不是一种空洞的、抽象的政治口号，它是由各利益主体的具体权益构成的，每个个体的权益必须具体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设计上，反映在政策和实际工作之中，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个体主体权益的集中表现，个体主体权益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和前提。没有个体权益的法律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会在国家和社会的框架内演化为蚕食、侵吞主体权益的载体。事实上，国家和社会被俘获的过程，就是个体权益被侵害的过程，这一过程本质上是由人自身权利的扩张性引起的，用法的力量保障个体权利不受伤害，既约束了个人权利的扩张本性，又从根本上避免了国家与社会公共权力的异化。

社会价值观范文6

让我们来看一组有意思的数据，“2010年度搜狗输入法企业热词”，排名前三的网络热企业是富士康，总输入次数达到9145万，腾讯为9045万，中国铁路8067万，接下来分别是中国移动、中国石油、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淘宝、苹果和中国石化。这组数据是搜狗公司抽取了400万个用户参与到用户体验计划中，根据输入次数进行排序，并还原到高达3亿的用户，最终得到的统计数据进行降序排列，确立了前十名的名单。

由此，我个人以为，这一组数据折射出来的经济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非常有参考价值，它在基本的层面，大致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态势和生活态势。一方面，这意味着企业或者说是公司，已经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意与生活，如果说过去影响我们生活的，更多是与国家、民族有关的意识形态秩序，那么今天，公司已然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生活场域，绝大多数的人们，其生活主要与公司有关：另一方面，每个被人们关注的热企业的背后，其实都隐含着一个清晰的价值观维度，一个时代之中人们内心的梦想，正在通过企业、公司的走向辐射到更宽阔的地方。

首先提到的企业，当然是富士康。之所以它成为网络热企业之首，原因正在于这个时代，人们正在将生活的重心转移到个人权利这个重大的关键词上。中国的市场经济在经过30多年的发展之后，今天已经毫无悬念地推进到了呼唤自由、坚守个人权利的时代。没有个人权利，就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公司的发展，任何对劳工权利漠视的企业，都将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面临发展的陷阱，一个企业的健康发展，一定是资本力量与劳工权利的合作与共赢。

腾讯公司竟然排在第二名，这是很多人事先没有想到的。我想，这应该与竞争、理性的竞争有关。去年的后半段，腾讯公司与360公司的恶性竞争闹得满城风雨，双方几乎是大打出手，但从结局来看，其实没有赢家，只是让诸多互联网个人用户看了一场闹剧，并对中国互联网公司的缺少理性的竞争大跌眼镜。市场经济框架之内的公司竞争，应该是基于核心技术、客户服务和公司治理制度的技术性竞争，绝不是江湖上缺少规则底线的恶意打斗。这再次提醒人们，诸如腾讯这种市场化的私人企业，在公司技术的层面，其实刚刚起步，未来的道路，还十分遥远。

中国铁路名列第三，也是一个意外。不是说它的排名太高，而是太低，以每年春节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奔波在回家路上的宏大风景来看，中国铁路应该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热火企业。这家全世界最大的铁路公司，背后的商业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寻租行为。当下的局面作证，凡是的企业，总是好戏连台，丑闻不断。所谓话音未落，高潮就迭起。，铁道部的部长，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当家人，了。在他之前，他的胞弟也因为铁路生意被判死缓，要不是当年四处求情，想来他的弟弟早就成了鬼魂。

这样的故事其实是触目惊心的。这个体制给予他巨大权力，却不给他合适的监督机制、这是对官员的不负责任。把谁放在那个位置，都会贪腐。胞弟被判死缓，如今自己也锒铛入狱，兄弟两个同为体制的牺牲品，他们的父母该有多难过?

这一切的麻烦，其实都来自于语焉不详的官商结合体制。中国铁路毫无疑问是这个世界上涉及人数最多的官商结合载体，铁道部和铁路总公司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每到春节来临，就带给我们无穷的怨恨与叹息。而这样的企业制度，纵使将天使放在这个平台上，她也会迅速成为一个巨大的蛀虫。

从整体的企业态势来看，我们面前的这个数据，它透射出来的最大的信息，可能还不在单个公司的价值谱系，而在于一种更加有意义的企业产权制度的比较，以及这种比较意义上的经济走向。中国移动、中国石油、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石化、中国铁路，十大热企业，国有大型中央企业占据了6个位置，这再一次强有力的证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醒目的国进民退的时代，国有企业以一种垄断的、强权的方式，占领了我们的生意和生活，中国的私人经济正在且战且退，一部分正在被国有企业收编，我们的权利、我们的法治、我们的自由、包括我们每个人的发展，正在岌岌可危。

这是一个可以展开细节的话题。比如强势的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从来都是把公司的经营与世界石油产业的大趋势割裂开来，在超级垄断的中国石油产业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根本不把消费者放在眼里。有意思的是，即使这样，他们的石油提炼技术却多年来进步不大，以至于很多汽车厂商一旦遇到产品质量纠纷，统统拿汽油油品不好来搪塞。一个没有竞争的产业，是不会有任何技术创新的，这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