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太炎推崇魏晋学术的原因

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并非仅仅朝着“文明”的方向单向发展，而是存在“进化”与“退化”并存的事实。“上观皇汉，智慧已劣于晚周，比魏晋乃稍复，徒局促于十世以内，以为后必愈前，亦短于视听者也。”[2]以此理论来审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章太炎认为魏晋时代是一个大放异彩的时代，可惜由于时间过于短暂和文学研究者有意、无意的扭解，其成就并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因此自己感到忧虑。“嗟乎,赫赫皇汉，博士黯之，魏晋启明，而唐斩绪。宋始中兴，未壮以夭。来者虽贤，众寡有数矣。不知新圣哲人，持名实以诏士大夫者，将何道也？又不知齐州之学，终一息不复炽邪！”[3]他感慨世乏知音，只有对魏晋时人向往之至“：诸子幸少异说，而我所发明者，又非汉学专门之业，使魏、晋诸贤尚在，可也对谈。今与学子言此，虽复踊跃欢喜，然亦未知其异人者何处也。”[4]这显示了章太炎对魏晋时期学术，特别是文学的特别推崇和喜爱。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章太炎又写了《五朝学》《学变》系统地评价了魏晋时期在各个方面的成就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这种对魏晋文学的崇尚和赞美无疑会对章太炎的思想品格和学术观点产生重要影响。

章太炎之所以推崇魏晋文学，一方面是首肯三曹、建安诸子及两晋文人身逢乱离，感时伤世而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创作风范。另一方面则在于章氏以为魏晋文士皆真诚直率，是受民歌风气影响的结果。《国故论衡•辨诗》曰：“《安世房中歌》，作于唐山夫人，而其辞亦尔雅，独《风》有愤懑而不得舒，其辞从之，无取一通之书，数言之训。及其流风所扇，极乎王粲、曹植、阮籍、左思、刘琨、郭璞诸家，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终之上念国政，下悲小己，与十五国风同流，其时未有雅也。”[5]章氏重“国风”，而轻颂、雅、赋，以“诚”评价魏晋文学的总特征，认为“：凡学术，当辨其诚而已。《世说》虽立虚，犹近形名；其言间杂调戏，要之中‘诚’之所发舒。”[6]这里已经道出其崇尚魏晋文学的主要心理原因。

章氏在《论式》中，更加详细论述了“古人文辞”“以魏、晋为法”的理由，指出：“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代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在章氏看来，魏晋之文除了具有“守己有度，代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等长于说理的优点外，“彼其修辞安雅，则异于唐；持论精审，则异于汉；起止自在，无首尾呼应之式，则异于宋以后之制科策论；而气息调利，意度冲远，又无迫笮蹇气之病。”由此，章太炎对魏晋之文由衷赞美，认为唐宋之文与之相较表现出种种不足：“夫李翱、韩愈，局促儒言之间，未能自遂。权德、吕温及宋司马光辈略能推论成败而已。欧阳修、曾巩，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斯持论最短者也。若苏轼父子，则佞人之戋戋者。凡立论俗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纵横。儒言不胜，而取给予气矜，游怒特，蹂稼践蔬，卒之数篇之中，自为错忤，古之人无有也，……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恨，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7]对于清代之文，章太炎只赞赏“上法东汉，下亦旁皇晋、宋之间”的汪中、李兆洛之流，谓其“文质相扶，辞气异于通俗”“，可谓文质彬彬矣”[8]。而对清代其他文章大家都有批评，近世之文，“以甄名理，则僻违而无类；以议典宪，则支离而不驯。”“清儒之失，在牵于汉学名义，而忘魏晋干蛊之功……故其时有不学者，未有学焉而歧于今文者，以是校汉世之功，则魏晋有卓然矣。”章太炎认为“文有古今，而学无汉晋”，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使得他分析问题十分透彻，他指出清世经说所以未大就的原因，乃是“以牵于汉学之名，蔑魏晋使不得齿列”[9]。这一论断一针见血地暴露了清学的弊端，抬高魏晋文学的地位，其视角之独特，学术眼光之深邃，均超出同辈。

二、章太炎的魏晋学术思想

章太炎非常推崇上自屈原、孙卿，下逮曹、阮、左、郭诸家的文学作品，这是他重治用、重事实的文学观的具体表现。就实际创作而言，章太炎并不排斥“文美”的****，他从文学的审美性能出发，认为文之美是必要的；不过他又强调文美的目的在于“发其事”，这就要求文学切于实用。章氏认为文学作品应该表现重大主题，是文学艺术应该反映的最高境界。因此不难理解章氏为何特重魏晋文学。文学史家大率尊崇的建安风骨，其作品反映大抵是汉末至魏的“政事”之“隆污”；两晋文人如阮籍、嵇康、左思、刘琨、郭璞等在诗中表现的，亦大抵不是对污浊现实的不平之鸣，便是欲在泥沼中奋起抗争的呼号。其时大多数文人的创作，可能就是既有“情性”，又重“政事”，也就是符合章太炎为文的最高标准，章氏对其推崇有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正因为章太炎以重治用、重事实的观点对两汉以来各种作品进行评价，他虽推崇魏、晋文章，但并不认为魏晋文章没有缺陷，他希望新的文学应该各去所短合其所长：“效唐、宋之持论者，利其齿牙；效汉之持论者，多其记诵，斯已给矣。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同上不可御人以口，必先预之以学。”[10]除了对魏晋文学百倍推崇外，章太炎在《案唐》一文中还深入挖掘了魏晋文风、学风的积极意义。章氏在《自述学术次第》中称：“余少已好文辞，本治小学，故慕退之造词之则，为文奥衍不驯。”后来与浙中文章大家谭献交往，方悟己文几近伪体，是“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读三国、两晋文辞，以为至美”，“魏晋之文，仪容穆若，气自卷舒”，而“宋世欧阳、王、苏诸家务为曼衍”。汪容甫，李申耆过于“局促”，只“能作常文”，不能议礼论政，又秦汉虽有高文典册，但“到至玄理则不能言”，因此一意慕效魏晋之风，“中岁所作，既异少年之体，而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11]，章太炎文风的变化固然与其思想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说明章氏文章精神已经与魏晋文风紧密靠拢。

另外，章氏对晚清学风极为不满，在对学校各科教育发表看法时，他指出“今诸科之中，唯文科最为猖披”，而在文科“五弊”中，“尚文辞忽事实”首当其冲[12]。刘师培也指出：“晚近以来风尚顿异，浮云聚沤，不可空搏，后生学子屏遣先哲，不独前儒学说湮没不彰，即近儒之书亦显伏不可见，谓非蔑古之渐哉。”学风如此，文风自然随之推移，“故文学之衰以至近岁而极”，甚至称为“中国文学之厄”[13]。故而章氏更加看重魏晋学风的积极意义，对其他各代学风多持批评。魏末晋初之后，“老、庄、形名之学逮复作，故其言不牵章句，单篇持论亦优汉世。”“夫持论之难，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独持理议礼为剧……自唐以降，缀文者在彼不在此。观其流势，洋洋纚纚，即实不过数语。又其持论，不本名家，外方陷敌，内则亦以自偾。……宋又不及唐。”[14]近世之文，更等而下之。章氏认为魏晋之学有先秦老、庄形名之长，而无汉世陷于章句之短；魏晋之文长于持论，而唐以后之文多风议少玄理。章太炎不遗余力推崇魏晋文学时，尽可能澄清世人对魏晋学风的偏见和错误认识。历代文人认为魏晋学风浮华不实，章太炎明确指出，一种学风的形成，有其逐步形成的漫长的过程。魏晋矫虚浮夸的情形，在汉时即已出现，“言魏、晋俗蔽者，始干宝《晋纪》，葛洪又胪言之。观葛洪《汉过》《刺骄》二篇，汉俗又无愈魏、晋。”其时“沐浴礼化，进退不越，政事堕于上，而民德厚于下，固不以玄言废也。……何也？知名理可以意得，世法人事不可以苟诬也。”[15]所以对魏晋学风不仅不可以贬低，反而应该给予很高的评价。章氏认为世人对魏晋学风的错误看法源于对玄学的错误认识，没有看到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的作用和对士大夫“隐不以求公车征聘，仕不以名势相援为朋党”[16]品行的熏染，尽管他们也有“矜流品”的短处，白璧微瑕不能作为诋毁魏晋学风的口实。

总之，章太炎特别推崇魏晋文学。汉代之文“雅而不核，近于诵数”；唐宋之文“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魏晋之文“其守己有度，代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17]。纵览古今学风以魏晋为高。章氏由推崇魏晋学术兼及魏晋文学的一切体裁，几乎一切作家，并及魏晋文风、学风的阐述和重治用、重事实的文学观有利于人们改变传统的看法，但由于他偏爱魏晋风格，因此在论述中片面夸大其长处，存在贬低其他各代文学成就以抬高魏晋成就之嫌。

本文作者：蔺文龙 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