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范文1

逃亡日本：赴秦乞师梦想的破灭

失败后的1898年9月26日，在日本人帮助下，从北京逃亡天津的梁启超在大沽口外登上日本军舰“大岛号”。数日后，“大岛号”接到伊藤博文的命令起航。10月16日，梁启超终于平安抵达日本吴港并前往东京。

对于营救梁启超一事，日本政界表现出相当的热情。伊藤博文对当时日本驻中国临时公使林权助表示，援救梁启超是一件好事。“救他，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一切由我来照顾，梁君是中国珍贵的国魂啊!”然而后来伊藤博文发现，梁启超并不是能够和日本合作相托的人，日方对他的态度开始转变。

尤其是对于，伊藤博文似乎代表了相当多日本高层的态度，他认为，中国以数千年所继承之文物制度、土风民俗，一旦革故鼎新，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

作为亲身参与日本革新时代进程的政界高层，伊藤博文对于国家改革之艰难显然比梁启超有丰富得多的经验，对此，梁启超要经历此后数年的游历观察方能有切身体验。然而在当时于日本遭遇热情接待后又突遇挫折，梁启超发现，有类似观点的在日本，绝不止伊藤博文一人。

当康有为和梁启超前往拜访日本海军创始人胜海舟时，后者告诫康有为，不要为世界强国的文明所诱惑，急于进行疾风暴雨式的改革。据说康有为听完大怒，甚至踢翻了座椅，带着梁启超拂袖而去。

一直以来，康、梁二人试图以日本为师，迅速改变中国这个东亚弱国在世界的不利地位，复制日本摆脱为列强宰割、崛起于亚洲的奇迹，自然觉得时不我待。更关键的是，不但迫使二人亡命海外，他们改革所寄的光绪皇帝，至今还被禁锢在***瀛台那狭小的一方水池内，命悬一线。

变法失败后的侥幸逃亡，让两位饱读史书，谙熟中国历史的儒生试图通过日本的力量来鼓动西方国家，以阻止慈禧太后囚禁光绪、阻止变法革新的行动。在大沽口登船的第二天，梁启超就曾致信伊藤博文，希望他和西方各国公使商议，揭露慈禧试图弑君的阴谋。

虽然二人早已睁眼看世界，认识到当今世界不再是只有“华夷”之分的“天下”，但此时康、梁的政治智慧依旧停留在申包胥赴秦乞师光复楚国的幻想中。既然谭嗣同慨然“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两位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革新领袖则“欲做秦庭七日哭”。

胜海舟送客至大门时依旧劝诫二人“望公等再仔细玩味予今日之言”，可康、梁二人内心心急如焚，一时间哪里听得进去。祸不单行。此时意图借助康、梁二人之力影响中国政治的日本大隈内阁意外下台，康有为、梁启超希望借助国外力量对慈禧施加压力的目标随之破灭。

原因自然是多重，但从日方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的认识观来看，似乎已经存在完全不同的观点。康、梁二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违背了孔子的先圣之道。中国自汉朝之后的学问都要不得，是时人对孔子思想的背叛和篡改。而在大隈为代表的日本方面看来，东方和西方的学问并不存在对立，所以同样信奉孔子的日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而吸取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知识。

申包胥赴秦乞师的大门关闭了，一个新的世界却出现在梁启超面前。

认识康有为：接受西学的开始

与19世纪末广袤的中国相比，国土狭小的日本在知识和视野上却是一个宽容开阔得多的世界。

一个小小的插曲可一窥当时中国的鄙陋。1898年7月3日，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按清朝惯例，举人被皇帝召见通常会被赐予翰林。以当时梁启超的声望，却只被赐了个六品官，原因今天看来，应该是梁启超不会说官话，而年轻的皇帝基本上听不懂梁启超的粤语白话。既然君臣对话形同鸡同鸭讲，纵然君王满腔诚意，臣子满腹经纶，也只能相顾茫然。

这就是中国落后封闭现实的一个苦涩现实。与中国古代许多能臣名将一样，梁启超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村。那是1873年2月23日，地点是广州西南新会县的偏移小村。虽然距离广州不过百余公里，在当时乘船却要3天时间。新会附近的崖山是当年南宋水师全军覆没的战场，也是南宋彻底覆亡的纪念地。梁家是宋末的移民，虽然南迁已经数百年之久，但在这样一个具有忧患警醒之地出生，又适逢国内战乱刚平、外患日增的年代，自小被授以圣人书的梁启超一直将自己的命运和中国的未来结合起来也不足为怪。

后人曾说康有为自大，证据虽然确凿，但或许在那个年代，与绝大多数顽固闭塞，精神麻木的国人相比，这些极少数最先睁眼看世界的文人士大夫将自身命运与家国命运视作等同，也可算是颇具抱负的常态。梁启超回忆自己出生日时就这样写道：“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中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实为1861年3月17日)。”

岭南自古文化落后，清末西学东渐时却奇人辈出，究其原因，似乎还是开埠最早，得以较早接触西方，视野开阔，加上所谓“蛮夷之地”也较少羁绊。至于梁启超，其为人见贤思齐，求知若渴而不惜屈尊的态度，是他一生最终得以不断突破自我，超越老师康有为和同时代绝大多数人的根本。

试想当年孙中山在日本想和康有为见面，后者要求前者以师尊之，竟然导致两位中国巨人因此一生未能谋面。康有为不过比梁启超大7岁，家道也平平。以科举仕途而言，康有为18年才考中举人。相反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号称“神童”而名动桑梓，就连两位主考官也因青睐他的才华而争相提亲。他却在中举的第二年，拜仅有秀才身份的康有为为师。在当时的中国，这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礼贤下士了，而动因则是康有为当时对西学的见识。

1881年，康有为读了《西学近事汇编》、李圭《环游地球新录》等西方书籍，又重新阅读了《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奠定了西学基础。而走出内地则是他认识世界的开始。

1881年首次前往香港时，康有为“览西人宫室之环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粤港不过咫尺之遥，这种对比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西方在建设和管理上的能力绝非传统意义上落后的“蛮夷”。进而“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第二年从顺天乡试回广东途经上海，中国对外的差距则更加鲜明。“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

为了解西方治术之本，康有为开始对西学发生兴趣。他广泛购买西方书籍和地图，从一个传统的儒生开始“大讲西学”，“尽释故见”。

梁启超对西方的最初了解正是从康有为那里间接开始的。中举后的梁启超曾自称“不知天地间，于括贴、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到1890年会试下第，从北京返回广州途经上海时，偶然在书坊见到一部《瀛寰志略》，才知道天下有五大洲和海外各国。

在万木草堂读书时，对梁启超影响最大的著作，正是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记》和《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对他的影响有多大?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描述了他初次见到康有为时的情景，那震撼不亚于康有为初到香港、上海时的雾散云开：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廓清之。自展入见，及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从日本开始求西学

今日看来，梁启超虽然从康有为那里初次接触西学，但康本人长处却不在西学。这自然和康有为本人不通外语，国内典籍的翻译又极为有限有关。

西学东渐和甲午败亡，一时间激发了中国知识界对西学的饥渴――到甲午战争失败后，震惊于大清帝国数十年的奋斗，竟然败给了从未放在眼里的东夷小国。

于是，明治维新的价值开始迅速被中国知识界和政界所重视。效法日本更合乎中国国情的一时舆情，让中国年轻人开始迅速赴海外求学，尤其以去日本为最多。当时国内定期出版的杂志达几十种之多，翻译外国书籍也极为流行。尤其是日本方面每出版一本新书，常常出现好几家翻译的局面。

即便如此，和日本相比，中国对于西方知识的引进依旧远远不如。梁启超本人对于西方知识体系和西方世界的深入认识，正是得益于在日本的流亡。尤其对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及其他学问的了解，正如他所言，完全得益于他能够直接阅读日文书籍。

在第一次去日本前，梁启超本人对这个曾经打败中国、勒索中国巨额白银的国家并没有太多恶感。在读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后，他反倒认为日本曾有和中国一样的外患。一旦决心变革，30年间便由弱变强，竟然能夺取中国的琉球，击败北洋，割据台湾。于是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在他心中，不再只是侵略者，也是“今之雄国”。

梁启超一生好学不倦，并以获悉新学为乐。他一生多次学习西方语言，虽然效果不佳，并无大成，但唯独对于日文似乎别有灵感。这其中对日本的向往和佩服，或许是他能迅速掌握日文的内因。

初到日本箱根不过几个月，梁启超自称创造了一种“和文汉读法”的阅读方法，声称在很短时间内就能读懂大部分日文书籍，日常会话也能传达思想。文字语言壁垒的破除，开始让他对于日文书籍的博览“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而其中的兴奋和快乐，则如“枯腹得酒”。

从过去在国内无书可读，突然变成目不暇接。这次头脑风暴的结果，就是他的思想“为之一变”。“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这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转变，便是对中国独裁政体的深刻反思。

此时的梁启超开始认为，他一直以来试图依赖以进行自上而下改革的君权政体，在当今世界已经是一种野蛮的政体。过去中国以华夷区分中外世界，但华夷并非一成不变。凡是行夷狄之事的国家，即便称为“中国”，也会成为“夷狄”，反之亦然。当下清朝虽然自称“中国”，但实际则属于“夷狄”。

康有为梁启超范文2

关键词：书法 书法艺术 梁启超

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康有为擅书法，且写过一本轰动一时的书法理论著作《广艺舟双楫》，这有许多人都知道。但梁启超也擅书法，且艺术水准不低于康氏，这一点可能有许多人不清楚。

清代中晚期是中国书法的一个复兴时期，大量金石碑版的出土发现，给以馆阁体僵化着的书法吹进一股强劲的新鲜空气。阮元、包世臣、张裕钊、陶浚宣、保绍基、康有为等人都起来身体力行，提倡学习碑刻中的书法艺术，张扬雄浑魄力，贬斥靡弱颓唐的馆阁体书法。一时社会上扬碑贬贴成为一种风气。梁启超就生于这一时代，早在他十二三岁时就对写魏碑出名的陶浚宣的书法异常崇拜，一次在粤秀山三君祠看到陶写的一副对联，顿时被它所深深吸引，于是萌发了研习书法的念头。但那时他的书法功力尚浅，故而对隶书、魏碑虽有接触终难深入，另为求功名起见，在欧阳询、王羲之一路的书法上花了很多的功夫，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形成其俊爽秀逸的书法风貌。18岁时梁启超通过同学陈千秋介绍，得识南海康有为先生，并入其门为弟子，学问见识于此大进。不过，当时国家形势风云变幻，他们一班知识分子正为变法图强而奔走运动，对书法这一“余事”自是不太关心。

1898年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康、梁等人流亡日本。梁启超在日本一住十多年，期间常抽余暇“驰情柔翰，遍临群碑”，对北魏碑刻如《张猛龙》等进行系统研习，书艺为之大进。当时黄遵宪等人就非常喜欢梁的书法，认为“高秀渊雅”，非常人能及。梁启超曾为黄遵宪书写《人境庐诗序》，黄觉得“平生所宝墨妙，以此为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梁启超在日本坐不住了。11月上旬返国前夕，梁想到“世务方殷，度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小技”，①于是特意抽时间临写了一通《张猛龙碑》让女儿令娴好好保存。末尾四纸还是临行前一天晚上酒醋耳热之后写就的。于此可见梁启超此时对书法艺术之热情。

梁启超归国后，立即卷入当时纷繁复杂的政治活动中，先后出任共和党党魁，又组织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并任司法总长。其间除了1913年4月初，梁启超邀集一时名士四十余人修禊于北京西郊万牲园来吟诗作画之外，很少有暇游艺作乐。1915年，袁世凯称帝，试图求梁赞同帝制，梁启超多次上书，婉词力谏，劝阻袁放弃这一违背民意的念头。袁一意孤行称帝后，梁启超即积极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并居住沪上作暗中联络筹划。这一时期，梁以治事之外，又颇以作书自课，并题跋碑帖很多。该年年末，他还写信给朋友黄溯初，代购汉魏碑帖，有《史晨碑》、《乙瑛碑》、《东海庙残碑》、《嵩高灵庙碑》、《郑文公碑》、晋、唐小楷、《兰亭序》等十几种。也正是在这时，梁启超开始学习隶书，以《礼器碑》作为学隶的第一本范本。这段时间梁的心境非常好，每天三四小时见客做事，三四小时写文章，其他时间就用来学习书法。整天认认真真，没有丝毫疲劳的样子。用他的话说，“斯亦忧患之赐也。”②

但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1916年的夏天，梁在政治上举棋不定，欲罢不能，“悲悯于时局”，“怆念于死生”。因而“心绪殊不宁”，一向下笔千言的他竟至写文章也无精神。这个时候，写字作书成了他宁定心神的妙法，且比以前更加勤奋，一天常尽二十纸。

随着书艺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上其丰赡的历史素养，梁启超对古代碑贴的鉴赏眼光也与日俱增。搜罗珍希碑版拓本成了他日常余暇的一大爱好。1915年5月，梁启超游镇江焦山，得到焦山寺僧鹤洲老人精心拓成的零拓本《瘗鹤铭》。梁启超为此兴奋不已，情不自禁在上面大加品题。1916年秋天在广州，梁启超又罗致到汉魏碑帖十多种，其中有清初拓《魏公卿上尊号奏》、黄小松旧藏《裴岑纪功碑》、明拓《石鼓文》、清初旧拓《晋吕太公表》等珍贵拓本。在短短的1917年底与1918年初，梁启超题跋金石碑版拓本三四十件，字字玑珠，有史料考证，有书风源流，有版别鉴赏，可谓洋洋大观。

那几年梁启超与著名书法家兼出版活动家陈淑通先生过从甚密。陈针对梁写字不悬臂的缺撼而劝其悬臂作书，认为“每日宜悬臂作大篆，且暂不为酬应之作，颤久必可定，不足虚也。”③梁启超接受了没有，我们不太清楚，从其传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约略看出，梁不擅悬臂作书应无疑问。他的大字作品似乎没有。1917年前后，梁启超得到一部《宋拓游相本淳化阁帖》，当时误以为是明刻佳本。梁对此本喜爱有加，请陈淑通帮忙在上海书坊影印出版，以图广为流传。后来梁似乎有点后悔，觉得不应该广为流布。

20年代以后，梁任公先生不谈政治，专心学术。书法艺术也日臻化境。1923年，梁先生闲居翠微山期间，曾写有《稷山论书序》一文，针对晚清以来尊碑绌帖的风会，认为见仁见智还是兼收并蓄为妙，撇开碑帖之争，而以提高线条美为书法的准则。“字为心画，美术之表见作者性格，绝无假借者，惟书为最。然则书道之不能磨灭于天地间，又岂俟论哉。”④对中国书法艺术予以极高的评价。

第二年由梁启超等社会名流发起，在北海筹备成立蔡松坡图书馆，以纪念护国军将领蔡锷。由于经费短缺，梁先生于是有卖字筹款之举，一时各届人士争相购买，非常踊跃，为图书馆解决图书经费作出了很大努力。

1925年正月前后，梁启超品题碑帖之兴大发，洋洋洒洒地对150多件汉魏碑拓题跋一番，内容涉及金石鉴定、历史考证、艺术品评、风格渊源等各个方面。这些题跋内容成为研究中国书法史的一项重要材料，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

1927年，在北京清华大学教职员书法研究会上，梁启超作了题为《书法指导》的讲演。他指出中国写字之美是独特的民族之美，并总结出写字有线的美、光的美、力的美、个性的表现等诸要素。同时还点到了计白当黑、协调统一、书法的不可重复性等内容，并提出“各种美术之中，以写字为最高”的观点。⑤在书法理论领域的上述观点，可谓独树一帜，且有世界性眼光。

梁启超书法作为其人格性情的一个映射，随着岁月的推移，并未损失一丝光眩的魅力。他的书法虽无康有为之魄大雄伟，但质实清俊，神采奕奕。如见其平易近人学问淹贯之丰采。文学家沈从文先生说得好：“南海先生个人用笔结体，虽努力在点画间求苍莽雄奇效果，无如笔不从心，手不逮意，终不免给人一芜杂印象。……反不如梁任公、胡展堂同样是广东人，却能谨守一家法度，不失古人步骤，转而耐看。”⑥

注释：

①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页.

②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版，第187页.

③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页.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

康有为梁启超范文3

解密20世纪时局细节

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近千件，是梁启超研究资料的新发现。其中287通信札，涵括梁启超致其胞弟梁启勋信札240余通、康有为致梁启勋信札22通等，涉及民国政坛风云人物袁世凯、冯国璋、孙传芳等，时间横跨1904至1928年，对民国初年的诸多历史细节作出全面解码。

《梁启超手书退出进步党通告》是梁启超退出立宪派为主体的民族政党“进步党”的声明。彼时梁启超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组成“第一流人才内阁”。进步党在拥袁的前提下，改良政治，力图将袁引上轨道。然1915年，袁世凯以为民智未开积极复辟帝制，进步党人与袁世凯决裂，吹响了讨袁护国的号角。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游历欧洲的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旁听巴黎和会，维护中国权益，及时将巴黎和会割让胶东半岛损害中国的消息传到国内，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信札中《声援电报》表明声援全国上下，本着热诚交让之精神，快刀断麻，迅谋统一的决心。

1920年，梁启超组织的共学社、讲学社先后成立，《讲学社简章》也在此时颁布，在它的号召下，一场“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的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国内外著名学者杜威、罗素、泰戈尔、蒋百里、蔡元培、张元济等人都成为梁启超的座上宾。

这批信札为我们揭密了关于保皇会、立宪运动、护国战争、等诸多历史往事的隐秘细节，其《与大总统书变更国体之论》，梁思成、林徽因文定礼细节，以及涉及梁启超与清华大学、中国银行、司法储才馆、京师图书馆等单位的诸多渊源，与20世纪时局重大事件息息相关。而康有为的信札则是保皇会在海外的两桩公案：芝加哥“琼彩楼”案和广西振华案的有力佐证。

手稿方面，梁启超《清代学术讲稿》《袁世凯之解剖》、梁启勋《曼殊室随笔》等10件重要学术著作的手稿原件均系首次现世。《白香山诗集》《稼轩词》等68种637册梁氏兄弟批阅古籍、自用书对于梁启超知识世界的还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梁启超手书康有为《讣告》铜版原件，梁启超自用书桌、拐杖、地毯等相关家具器物则为我们再现了与梁启超密切相关的生活与时代。

南长街54号梁氏行营

这批珍贵的档案一直保存在北京南长街54号，梁启超及其弟弟梁启勋曾经长期在此院居住。所有档案藏品均由梁启勋整理珍藏，并由梁启勋后人保存至今。1912年梁启超流亡海外回国后，开始了在北京的政治活动，梁氏兄弟共同营建三进的54号院，在这里打开了人物关系网络，完成了影响中国近百年的大事件。

梁氏两个大家庭在南长街54号度过了十余年相濡以沫的光阴。辛亥革命以后，梁启超、梁启勋兄弟海外归来。1912年5月，进步党成立；9月，梁启超被任命为司法总长，梁启勋任中国银行监理、币制局参事，亲手制定袁大头金、银、铜比例。在北京忙碌的工作中，他们陆续租住于北海等处，最后几经辗转，觅得一处蔽身之所，即是“南长街54号”（现改名南长街大宴乐胡同26号）。

1917年，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和盐务署督办时；1919年梁启超旅欧回来后成为公共财政、律法、图书馆和讲学的启蒙师与先行者时；1926年梁启超担任司法储才馆馆长，聘梁启勋为总务长时；以及梁启超在京师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筹划开馆和主持馆务，并于清华讲学时，梁氏兄弟常常在南长街54号聚会，梁启勋倾其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所学弼辅其兄梁启超的左右。

有意思的是，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姻缘也与这座宅邸有着奇妙的联系：二人结婚的文定大礼在南长街54号院中举行。父亲梁启超悉数吩咐，仲父梁启勋亲自操办，与新人在加拿大举行的婚礼比肩而重，缔结一桩世纪婚恋传奇。

即使在1929年梁启超过世以后，南长街54号也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在战争时期帮助转移了大量进步知识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又受到中央领导和民主人士频频造访，1982年前后，彭真夫人的姐姐与齐白石的女儿也曾在此居住过。

封存百年首度现世

南长街54号在“”时未能逃过抄家的厄运，梁家人蒙受了财物上的巨大损失，其收藏的许多珍贵文物、信札、照片、股票等被红卫兵抄走，移送至国有文博机构。还有大量从未公开的，融合近代政治、文化、金融和家族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资料被烬毁。目前仅剩梁启勋长女梁思明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这批珍贵文物。

有关梁启超的文物绝大部分已经捐给了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而这宗来自南长街54号旧藏的梁启超信札、手稿、书籍、家具，是市场上仅存的规模最大、题材最全面、内容最丰富的梁启超档案，其中大部分资料从未公开露面。

这批档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司法等方方面面，不仅是研究梁启超、梁启勋、康有为等重要历史人物的最新发现，也填补了近现代政治史、经济史、学术史等研究的空白，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同时，书信和手稿用精美信笺书写，书法俊逸清秀，亦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

“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系列纪念活动启动

南长街54号梁氏重要档案的首次发现，亦引起了清华大学的密切关注。为追思梁启超先生在近代政治、新闻、学术、文学、教育等方面的突出成就，特别是“四大导师”之首梁启超对于早期清**学院的重大贡献，清华大学国学院携手北京匡时于10月24日隆重举办了“梁启超与现代中国”国际研讨会。国内外梁启超研究专家齐聚清华大学，就新发现的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以及梁启超的现代意义畅所欲言。次日上午，清华大学校领导与北京匡时的领导一起为“南长街54号梁氏重要档案特展”举办揭幕仪式，其后，举行梁启超与现代中国：讲演周。

康有为梁启超范文4

关键词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尚武；新民；进化论；学校体育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5）02-0063-05

《饮冰室合集》是由中国著名政治家、学者梁启超的书斋命名，它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的重要研究史料，由后人集中把梁启超的著述集中编排而成，分《文集》、《专集》两部分，是当前内容最全面、最系统、最丰富的的梁启超著述集。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他自幼便得到良好的教育机会，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属于少年得志的一类。1890年，赴京会试的失败，改变了他的整个命运。在回乡途中，阅读了《瀛环志略》在内的大量西文书籍，使其大开眼界。后又结识了康有为并拜其为师，在万木草堂学习的4年时间里全面接受了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梁启超一生当中，提倡强兵、强民，强烈批判了中国主静克动的传统思想观念，主张培养文武两备的军事人才。为其维新变法。在《饮冰室合集》中，梁启超的这种“尚武”思想内容较为丰富，主要是积极主张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尤其强调培养“具有国家思想品德、毅力，有尚武精神的国民”。本研究意在通过对《饮冰室合集》中梁启超“尚武”思想产生背景与内涵的分析，探讨梁启超“尚武”思想对中国学校体育的当代价值，为我国学校体育的良性运行与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1 《饮冰室合集》中“尚武”思想的形成背景

什么是“尚武”，按其字面理解就是“崇尚勇猛”之意，翻开世界史，我们可以发现“尚武精神”无不为各个民族的强盛发达提供了巨大的推力。回顾中国的发展历史，早在汉代就体现了卫青、霍去病等精英从军报国、建功立业的尚武精神，但到了宋朝尚武之风开始逐步泯灭了，到了明朝，程朱“理学”的高度发展进一步导致了尚武精神的丧失，老百姓们都成了顺民，清明时代因满清的防汉、恐汉心理，则大兴“文字狱”用来迫害汉族的尚武反抗精神。

十九世纪中期**流毒中华大地，清政府不但不禁止，上层阶级反而带头吸食，致使民众体质越加羸弱，从而激起了不少有志之士忧国忧民的情绪。北洋水师战败的事实证明，军人精神的塑造远比强大的军事装备更加重要。由此，“尚武”意识在此社会背景下再一次兴起。

其次，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日本武士道精神对他影响很深，他认为，中国人若要强盛，就应该摈弃“贱武右文”思想，树立日本的武士精神。

梁启超受康有为恩师的影响很深，他同样十分重视学校教育的价值与意义：“调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他分析了当时中国人的性格，是“我责人，人亦责我；我望人，人亦望我”，互相观望，推卸责任，人人对社会、对国家都不负责任。他认为要抵御外寇，只有培养新的国民。

综上，梁启超“尚武”思想形成的主要条件是“列强入侵”，其次是“西学东渐”、“欧风美雨”的思潮影响，同时也因为维新变法斗争，需要一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去改良社会。因此，从历史角度看，康、梁的“尚武”思想是伴随着维新变法斗争而形成和发展的。虽然他们的维新变法未能成功，但是经他们吸取、融化和发展了的“尚武”思想，与他们的变法思想一起，给教育界和整个社会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对我国近代体育的兴起与发展也起了启蒙作用。

2 《饮冰室合集》中梁启超“尚武”思想的内涵

2.1尚武精神源自“进化论”与“周易”思想

“进化论”是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中表述的一种认为事物不断地从简单向复杂、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演变的学说。在甲午战争之后，达尔文进化论由于严复的积极传播开始广泛影响中国，自严复译著《天演论》出版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广泛流传。之后梁启超将其糅进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形成了他的进化论观。

梁启超认为，“淘汰复有二种：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对于“人事淘汰”，他认为，斯巴达人因强武而获得竞争力的原因就是运用人事淘汰方法丢弃或者杀戮出生婴儿羸弱者；对于“天然淘汰”，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同类竞争，其激烈程度超过了物种之间的竞争。因此，如果一个国家要在残酷竞争的人类社会中生存，就必须使得国民具有超强竞争力的尚武精神。

另一方面，梁启超尚武精神来源于《周易》的“唯变所适”，它不仅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哲学依据，同时也为其尚武精神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他运用了《周易》卦象的变化，通过阴阳、刚柔循环转变，阐明了事物运动不息、变化不止的规律。

2.2“尚武”精神是衡量民族强盛的重要标志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授徒的学校课程中就有了“射、御”的尚武内容，但为后继者所抛弃，导致民族体质的逐渐羸弱，还沦落为“东亚病夫”。

梁启超很敬佩古斯巴达尚武历史，他说：“斯巴达一个弹丸小国，全国人口加在一起不到一万，竟然对内统治数十万的异族，对外挫败十余万的波斯军队，雄霸希腊，与雅典狎主齐盟！――就因为尚武。”

同时，梁启超也很欣赏德意志的尚武精神，他说：“德国一个新成立的国家，到今天仅仅二十年，竟然能够打败奥地利、法兰西，雄视欧洲！――就因为尚武。”

尚武精神并不是只有欧洲的国家才有，东邻我们中国的日本，人口只相当于我们十分之一，然而他们剽疾好死，将他们所谓的武士道、大和魂发扬光大。因此，他对日本人的尚武精神也很佩服，他说：“在他们刚开始实行征兵制的时候，还有哭泣逃亡、乞求避免的人，到现在却是：争相入伍，争上战场。尚武雄风，举国一致。最近日本人力发展体育事业，定将让国民都具备军人的本领，都具有军人的精神。总之，日本区区三岛，维新成功仅二十年，竟然能够战胜我们中国，虎视眈眈，屹然称继于东洋！――就因为尚武。”

而对于中国，他大声疾呼：“我们中国却以文弱在世界上考第一名，逆来顺受，窝囊透顶，东亚病夫，病入膏盲！”特别是清代满人人住中原后，清政府为了更好地统治汉人国家，拼命推行良民政策，限制人民练武，导致整个社会尚武之风殆尽，懦弱成为当时社会的严重问题。

对于这种中**民羸弱现象，梁启超认为这是历代统治者的杰作：“秦始皇赢政收缴天下兵器铸成铜人，汉景帝刘启扑灭游侠，汉高帝刘邦及明太祖朱元璋诛杀功臣，都属于采取了‘锄’的办法。然而前者刚被除掉，后者就又涌现，锄不胜锄”，于是统治者发明了第二个办法――“柔”。“拿律令制策柔化人才，拿诗赋词章柔化人才，拿帖括楷法柔化人才，拿簿书期会柔化人才，柔化他们的才力，柔化他们的筋骨，柔化他们的言论，柔化他们的思想，柔化他们的精神。――这样一来，不用动刀动枪，天下英雄就被圈养起来，不再有丝毫叱咤慷慨的豪气。一个霸者上台，用这些办法摧荡国民；再有霸者上台，也用这些办法摧荡国民；经过历朝历代不断摧荡，国民自然成绵羊。”

综上，梁启超认为，无论是地处欧洲的各国，还是东邻的日本，其尚武精神可嘉，同时也体现了他们民族的强大，但中国因其历代统治者实行的弱民政策，导致了近代“东亚病夫”的耻辱，要使得国家民族强盛，必须重塑尚武精神。

2.3身体强健是优秀的“新民”必备素质之一

由于梁启超对当时国民身体羸弱的这一惨状痛恨不已，因此，如何培育优秀的“新民”以强大国家是梁启超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他认为，具有特色的“新民”要具有公德、国家思想、合群、毅力、尚武等品质，他在其专著《新民说》中专设一章“论尚武”用以讨论“新民”所需的尚武精神，他主张“发扬其尚武之魄，鼓舞其自尊之念”，他积极推崇古希腊的斯巴达人尚武之精神，并号召国人“凡我同胞，各厉乃志，各竭乃力，急君父之难，待他日之用，扶国家之敝，杜强敌之谋”。

但考虑到德国、日本等都是中国的侵略者，因此，基于不损害中国人的自尊心，他借“古已有之”之名，再次向国民推荐与倡导他的尚武精神。并认为应从“心力”、“胆力”、“体力”三方面培养国民的尚武精神。

对于“心力”的重要性，他解释说：“心力涣散，勇者也会胆怯；心力专凝，弱者也会变强。”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弱妇保护自己的孩子时为啥就能摇身一变为强母呢？就因为她的精神爱恋都专注于孩子的身上，孩子遇到了危险，她当然挺身相救。出于这种母亲保护孩子的心理，即便她当时面对的是人生中极为艰险可怖的局面――连壮夫健男都直往后退――她也奋勇向前，完全没有了平时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破头的柔弱相。”

对于“胆力”，他说：“项羽破釜沉舟战胜秦军，韩信背水一战击败楚国，战前双方人马相差悬殊，项羽、韩信面对的难道不是一般人认为的危境？然而他们凭借胆力，最终成功。”

对于“体力”，他认为，“体魄跟精神有密切关系，有健康强固的体魄，才能保证坚忍不屈的精神。所以古代的伟人能担负重任，开创伟业，大都具备超人的体质，能承受非常的艰苦。”他对欧洲各国积极发展体育运动非常赞赏。他说，“除了体操以外，凡是击剑、赛马、足球、摔跤、射击、游泳、赛艇等运动，无不通过奖励提倡，力求使全国人都具备军国民的资格。过去只是一个斯巴达，现在全欧洲都成了斯巴达。”

2.4“尚武”的精髓在于发展身体并维持和助长其人格精神

首先，梁启超认为，国家要大动，动到天翻地覆才好；个人也要动，因为动可以强身，强身有保国之功效。因为“动”对人的身体气血运行，脑筋灵魂都有很大益处。他在《说动》一文中提倡“动力”：“至于人身，而血，而脑筋，而灵魂，其机械之妙，至不可思议，否则为聋Z，为麻木痿痹，而体魄之弱随之。”

其次，“尚武”的精神并不仅仅在于发展身体，把人们培养成为“武士、侠客、刺客”等中国武士道，而是培养一种“内在的精神”，一种积极向上、勇敢果断、昂扬坚持、认真顽强的生活态度，国家和民族振兴需要的正是这种人内在的精神。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一文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70多个春秋、战国时期著名人物的中国武士道精神，在梁启超眼中，增强体质、提高健康水平只是“尚武精神”初期功效，终极综合目标是增强人的机体能力、思想素质、毅力、勇气、集体精神、斗争精神，而其中培养人格精神与群体协作精神为核心内容。因此，他认为体育锻炼的价值首先在于筋骨强健，其次是因强健身体而产生的自信、自立、自尊。

2.5体育教育是培养“新民”尚武精神的途径与方法

梁启超在较早时期就提出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并提倡培养“新民”。那么，应如何提高“新民”素质呢？梁启超认为当然应该是教育。他认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梁启超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他认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在其安排的教育内容中包括：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其中的养心、治身、摄生等均含有体育教育的内容。例如在养心中，梁启超说：“养心之功课有二：一静坐之养心；二阅历之养心。”关于治身，梁启超说：“治身之功课，当每月于就寝时，用曾子三省之法，默思一日之言论行事，失检者几何，而自记之。”关于摄生，梁启超的解释是：“起居饮食皆有定时，勿使过劳。”特别强调“体操之学，采习一二”。

康、梁维新变法，主张说服皇帝宣布改制，要求兴办教育以开民智。因此主张“奋励新学，思洗前耻矣”。梁启超十分推崇康有为“若体不备，谓之不成人”的体育观。把“其为教，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作为教育学生的指导思想。由此可见，他对体育是何等的重视。梁启超就是这样崇其师说，在教育实践中，注意体育对培养资产阶级全面发展的人才所起的作用，曾提出“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今用之，起居饮食，皆有定时，勿使过劳，体操之学，采用一二”的教育方针。

为了适应抵御外侮的需要，梁启超十分倡导“尚武”教育。梁启超在《新民说・尚武篇》中，极力主张效法斯巴达、俄罗斯、日本帝国主义的尚武教育。他尖锐地抨击中国“重文轻武”的传统教育，认为这种教育招致了“武事废堕，民气柔靡”的严重后果，因而主张力纠时弊，发展学校的体育活动，注意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准备为国效力。

3 《饮冰室合集》中梁启超“尚武”思想的当代启示

3.1强化青少年学生的体质关乎国力的强盛

纵观中国发展史，自宋朝以来，尚武之风开始逐步泯灭，而明朝由于盛行程朱“理学”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文弱之风，进一步丧失了尚武精神，到了清明时代，恐怖的“文字狱”更深层次地迫害了汉族的尚武反抗精神。梁启超总结了中华民族丧失尚武精神的根源：一是国势之一统；二是儒教之流失；三是霸者之催荡；四是习俗之濡染。由于国民尚武精神的丧失，从而导致了国民体质衰弱，无法抵御外寇的侵略，二次**战争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举证，这些惨痛的民族教训告诫我们必须要重塑民族的尚武思想，这关乎民族的兴衰。

当下社会，我国国民体质不容乐观，特别是关乎民族的未来与希望的青少年一代，其体质状况更是令人担忧。近年来国民体质监测情况表明，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不断下滑，特别近视眼率、肥胖率不断攀升，这些因素甚至影响了军队的征兵工作，这是一件关乎民族存亡的大事，因此，国务院、教育部非常重视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作，历经数年的努力，中小学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下滑的趋势基本受到遏制，但大学生的体质健康仍然显示下降的趋势。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很多，其中“重文轻武”的传统观念在当下国民的意识中依然根深蒂固。具体表现为应试教育曾改革多时，却依然盛行。在这种观念与做法的强压下，学生不得不持续不断地埋头在书堆里，无法主动休息，甚至被动休息的睡眠时间也被严重挤压，这种做法远甚于程朱“理学”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至少“理学”做法还有“半日静坐”的休息。

综上，笔者认为，梁启超的尚武精神在当代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它不仅仅是国民个人的事，更是关乎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的大事，而青少年学生关乎中国民族的未来，因此，倡导与传播青少年学生的“尚武精神”，关注青少年学生的体质健康问题，有效促进他们的身体健康水平在当下与未来都是特等重要的任务与目标。

3.2有助于重新审视学校体育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纵观近代中国学校体育发展史，“增强学生体质”历来都是学校体育的主要目标之一，其次掌握运动技能也是重点目标，即通过运动技术教学实现学生增强体质的目标，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是体育学科的本质特征之一，但学校体育除了学习运动技术、增强体质之外，就没有其它方面的价值了吗？而这直接涉及了学校体育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正如梁启超认为的那样，体育的核心价值更在于因强健体魄带来的自信、自立、自尊等。这是把学校体育上升为学校教育层面的论断，这个论断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学校体育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首先，学校教育承载着“教书育人”的功能，然而学校教育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一个实体概念，它的功能必须依赖各个具体学科发挥作用，因此，学校教育的功能自然要落实到组成学校教育的各个学科，因此，学校体育也要承担“教书育人”的任务，其中学校体育中的“教书”就是传授运动技术，使得学生学会运动技能，而学校体育中的“育人”指的是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育体，即增强体质；二是，育心，即梁启超所指的体育锻炼所获的勇敢、顽强、战胜自我的意志品质。同时，梁启超认为这不仅是关乎个人之事，而且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强盛的大事，这是一种大视角、大境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综上，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开拓视野，不能仅仅把学校体育活动的出发点局限于运动技术传习、增强学生体质上，而要把它拓展到培养学生意志力、勇敢顽强的斗志、群体协作能力等方面，并把它作为终极评价指标考察学生身心发展的全面性，这同时又是学校体育的归宿点。

3.3提倡学校体育中的“三力”教育

梁启超认为，“身子坏了，人便活不成，或活得无趣，所以要给他种种体育。”而且他根据日本的教育制度，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特点，把教育分为四个时期：幼儿期、儿童期、少年期、成人期，并指出教育要顺应身心发展规律，要循序渐进。

康有为梁启超范文5

然而，1915年，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支持自己一圆皇帝梦，准备接受的“二十一条”。梁启超在获知“二十一条”的内容之后，义愤填膺，接连发表了8篇文章，对袁政府发出严厉警告，并痛斥日本的侵华罪行，尖锐指出，日本此举是企图趁欧美因战争而无暇东顾之机，“谋蹙我于死地”，这是典型的侵略！并强调日本如欲寻求中日“合邦”，同化与，只能是痴心妄想。中国几千年来素有反侵略的传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本必须撤回那些“伤害我为我所不能堪”的条款！

梁启超的行动让日本一些人感到了恐慌和不解。诚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日本文化非常强调“报恩”。在他们看来，“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难以报恩于万一”是日本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日本当局在派人对梁启超进行“种种运动”遭到严词拒绝之后，不由得恼羞成怒，通过其报纸污蔑梁启超接受了德国的贿赂?穴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属于“协约国”，德国属于“同盟国”。中国在战争后期加入了“协约国”，对德宣战?雪，很多日本报纸也指责他“忘恩负义”。梁启超则对此进行了坦荡的反驳。他指出：维护国家民族的权益是我的权利和义务。我难道因为曾受日本保护十余年，就可以放弃对国家的责任吗？难道要我“日思引外人以扰乱祖国而始为报恩”吗？他正告那些日本军国主义者：“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

作为“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响。“二十一条”最终未能付诸实施，梁启超是有很大功劳的。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召开的“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又重演了这一幕。作为中国的文化名人，他受到了东道主法国方面的热情礼遇，在法国政要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梁启超就《凡尔赛和约》中关于中国山东的不平等条款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严正指出：“若有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的侵略主义遗产，就是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国家便是和平公敌！”梁启超的演说赢得了在场各界人士的热烈掌声，对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起到了一定作用。

梁启超还在会场内外积极活动，并与国内的“不签字运动”相呼应。《晨报》发表了根据他的巴黎来电撰写的新闻《山东亡矣》，如实介绍了和会的情况，惊呼“国亡无日”，呼吁“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这篇新闻立即引爆了北京各大学学生的****活动，“”就此爆发！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却是“”的间接推动者。

梁启超强烈的民族情感，使他超越了个人恩怨。和梁启超同时代的那些经常“往来于中国与他国之间”的知识分子，比如康有为、陈天华、杨度等等，其实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但到了当下，那些口口声声“世界公民”、有条件“往来于中国与他国之间”的知识分子，却有不少人不认同梁启超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有一点却很清楚：那就是尽管都能自由往来于国家之间，尽管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普世情怀”，但从前的梁、康、陈、杨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是理想主义者，所以，他们往往能够将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而前面提到的那部分当代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恐怕是如何能够在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康有为梁启超范文6

关键词：维新派；档案；思考

一、康有为的档案鉴辨成就

康有为“二十七岁而尽读汉、魏、六朝、唐、宋、明及国朝人传注考据义理之学”。所以，康有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有研究。他的成果主要有：

（一）《新学伪经考》

1、《周礼》辨伪。康有为认为，该书是刘歆伪撰，以欲“附成莽业”，因为书中“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就是证明。康有为有简述《周礼》行世后，历代学者尊、黜不一的情况。指出在刘歆伪作诸经中，《周礼》之伪，“最易见”，“早为人窥破”。此外，他还指正《周礼》“原出于《管子》及《戴记》”的几条证据，并指出刘歆“多见故书雅记”，所以作伪详密、“证据深通”，这也是后儒因此“惑溺”的症结。

2、《汉书》辨伪。康有为认为：“《汉书》实出于歆，故皆为古学之伪说，听其颠倒杜撰，无之不可，其第一事则伪造河间得书、共王坏壁也”他以为，刘歆伪窜《汉书》，可姑且不论，但是《史记》中不见有“古文经”的记载，就极遭人质疑。《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明言，司马迁曾向孔安国“问故”，又《史记・儒林传》中说：“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这是针对孔壁发现《古文尚书》而言。又《仲尼弟子列传》中有：“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此外，《史记》中也不止一处引述古文经说。对此，康有为都避而不谈。

（二）《孔子改制考》

《孔子改制考》的序言长达千余言，其中集中表达了康有为作书的目的，用大同社会代替封建专制统治，向封建社会提出了挑战。在书中，康有为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表现了民主自立的思想。康有为认为，人类大同理想要到遥远的太平盛世才能实现，“方今椤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然而，康有为并不是消极地等待大同之世，而是主张积极争取。实际上就是用维新变法的“孔子”打到因循守旧的“孔子”，从而为期维新变法打好基础。

二、梁启超档案鉴辨成就

一是提出了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和原则。梁启超认为，文献学各个领域“各门有各门的特别资料和特别的研究法”。具体说来，文献学的研究有五大原则：第一，用怀疑精神去发生问题；第二，用耐烦功夫去搜集资料；第三，用冷静头脑去鉴别资料；第四，用细密技术去整理资料；第五，用谦谨的态度去判断问题。据此五条原则，文献学的研究才可客观、科学。

二是提出“史学革命”，提倡新史学。梁启超对封建传统的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痛斥传统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和“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的四大弊病和“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量大弊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难读、难别择和无感触的三大恶果。他还介绍了西方史学，提出“史学革命”的主张。

三是分析伪书出现的原因和鉴辨方法。梁启超分析了伪书出现的原因，主要分为“有意的”和“非有意的”两种。有时辗转流传、散乱或误解等也会造成古籍文献的失真。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归纳了鉴辨档案史料的12条公例。这12条公例，是历史上最具体和周密的鉴辨方。

四是总结了校勘史料的四种方法。梁启超对历代学者的校勘做了总结，、提出四种校勘方法：第一、那两本对照，或根据前人征引，记其一同，择善而从。第二、根据本书或他书的旁证反证。第三、发现著书人原定体例，根据它刊正讹误。第四、根据别的资料校正原著者之错或遗漏。

五是归纳了清代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与步骤。梁启超对考据学家的学风和方法进行了概括归纳，如孤证不立，多方求证；广搜证据，相互比较；喜好窄而深的研究，提倡朴实简洁的文风等。梁启超还总结了清代考据学者的治学步骤：一、必先留心观察事物，看出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二、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三、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四、根据此意见，从各方面博求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