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科学发展史范文1

[关键词]环境史；荒野；史学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必须重视的基本问题。当今世界，全球生态危机使人类面临极大的威胁，使人们聚焦于环境问题的研究。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在人文社会科学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中也广泛地关注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历史学亦不例外，但其回应略显迟缓，直到20世纪70年代环境史研究才真正兴起。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不仅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也给史学工作者历史观念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思考。

一、环境史的兴起

早在19世纪，美国思想家梭罗就曾说：人类不仅彼此之间进行战争，他们也对自然界进行战争。在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人类傲慢地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一切自然物都只是供人类发展经济之用的资源或潜在资源，于是人为了满足一己贪欲而肆无忌惮地改造世界。可是，自然界在人类诞生之前就早已存在。现代全球性的环境破坏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勃兴密切相关，这种全球现代化的进程势必可能造成地球生态系统的彻底崩溃，因此，历史学家在歌颂现代工业文明的丰功伟绩之时，也应该深刻思考同时代自然环境被破坏的历史，思考人类历史上的环境和环境问题，从而发挥历史学科的借鉴价值。

20世纪人类历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其代价是对全人类和整个世界的破坏。为了唤起人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一些有识之士奋起疾呼，推动了现代环保运动。现代三次环境保护运动促成了环境伦理学的创立和发展。环境伦理学（也称生态伦理学）的兴起，被誉为是伦理学上“哥白尼式的革命”。20世纪初期到中期是环境伦理学的创立阶段。法国学者A.施韦泽和美国生态学家A.利奥波德分别提出了“环境伦理学”的学科概念，从伦理学和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伦理学的发展阶段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今。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P・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对西方环境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R・纳什的经典著作是《荒野与美国人的心灵》（1967）、《美国的环境：资源保护主义史读本》（1976）、《大自然的权利》（1996）。国际著名环境伦理学家H.罗尔斯顿于1975年发表《存在着一种生态伦理吗？》，随后又出版一系列专著：《科学与宗教：一个批评性的反思》（1983）、《哲学走向荒野》（1986）、《环境伦理学》（1988）、《保护自然价值》（1994）等。这些学理探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的实践逐步引起了史学家的关注，由此将环境伦理学作为环境史学研究的基本依据。

环境主义的中心观点是“道德应该包括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观念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潜力，甚至可与17、18世纪民主革命时代的人权和正义理想相媲美。早在1867年，约翰・缪尔就提出要尊重“所有其他创造物的权利”。1915年，A.施韦兹提出要“敬畏生命”。美国哲学家保罗・泰勒发展了施韦兹的生物中心论思想，坚持自我良知的平等主义，认为所有的生命存在物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H.罗尔斯顿提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应该遵循自然，把生态规律转化为道德义务，提出“哲学走向荒野”的著名命题。这些思潮风起云涌，激起了人们的争论和接受，也为一些历史学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课题，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试图抛却人类中心主义历史观，尝试生态中心主义历史观。

另外，其他学科的发展也为环境史的兴起提供了条件。环境考古学的形成大大方便了环境史学家探讨史前史和没有文字资料的历史；20世纪40年代历史地理学的出现，对科学的环境史的形成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生态人类学的出现把文化引入了人与环境关系史的研究；新社会史为环境史中以“草根”方法（Grassroots approach）研究地区史和生物区域主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20世纪历史学科本身有很大发展。历史学吸收了许多新理论和新方法，出现了新的分支，如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妇女史，口述史和心态史等。但这些新领域仍然是“人”的历史，而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并不能够完全用这些“人的历史”来囊括进去。以往历史学中很少涉及自然的历史，所以沃斯特呼吁，“历史学家已为无数名人立传，但是很少书写一个地方的传记。任何一个地方都包含人，但它的内涵并不仅是生活在那里的人。它是人和非人类社会的混合体。”[1]

二、环境史研究现状

什么是环境史？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定义。R.纳什认为环境史是“人类与其居住环境的历史联系，是包括过去与现在的连续统一体”，它“不是人类历史事件的总和，而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环境史研究需要诸多学科的合作”。L.比尔斯基认为，环境史研究过去人类与自然界究竟是如何进行双向而非单向的联系，其内容具有多样性。T.泰特认为，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感知和态度；其次是对环境有影响的技术创新；第三是对生态过程的理解；第四是公众对有关环境问题的辩论、立法、政治规定及对“旧保护史”中大量文献资料的思考。只有把这些主题有序连接起来，才能全面均衡地理解文化与环境的关系。D.沃斯特认为，环境史仍挣扎于出生中，因为在自然研究中几乎没有历史，在历史研究中几乎没有自然。历史研究确实需要生态学观点，因此环境史就是历史与自然相结合的研究领域。如果这样的环境史诞生，人类将拥有两类历史，一是自己国家的历史；二是人类共有的地球之史。尔后他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与地位的历史，应包括三项内容：一是自然在历史上是如何组织和发挥作用的？二是社会经济领域是如何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即生产工具、劳动、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等与环境的关系。三是人类是如何通过感知、神话、法律、伦理以及其他意义上的结构形态与自然界对话的。K.贝利认为，环境史不仅讨论人类本身的问题；还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其研究范围包括四个层次：一是人类对自然评价、态度之变化以及意义之探讨；二是人类经济行为对环境之影响及人类环境价值观对经济之影响；三是森林与水资源保护即资源保护运动和环境运动的历史；四是专业团体的作用――如科学家、工程师的贡献及其与环境思想和环境运动的关系。W.克罗农认为，环境史是个大雨伞，下设三个研究范围：一是探讨某一特定地区的特别的和正在变化的生态系统内人类社会的活动；二是探讨不同文化中有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三是对环境政治与政策的研究。C.麦茜特认为，环境史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审视历史的地球之眼，探讨在时间长河中人类与自然互动的多种方式。[2]

西方的环境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以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环境史在本世纪60年代首先于美国出现，其标志是S.海斯的《保护与效率主义》（1959年）和R.纳什的《荒野和美国思想》（1967年）的出版。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纷纷开始了环境史研究。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密切关注环境问题和环境史的研究，对国外的环境史研究进展情况做出一系列的介绍和评述。侯文蕙教授是我国环境史的拓荒者，不但翻译了多本有关环境问题的经典著作，还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研究外国环境史的专著《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关于环境史研究现状及相关内容还有一些研究性文章可供参阅，笔者不作详述。[3]

在环境史学中，人依然是主体，自然相对于人而言则构成人类环境。人类环境“是指环绕于我们周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综合，是指人类赖以生存、从事生产和生活的外界条件”。人类环境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部分组成。所谓自然环境，“是指由地球表层的大气圈、岩石圈、水圈和生物圈所组成的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庞大、独特、复杂的物质体系”。所谓社会环境，“从人类生态学角度讲，主要是指聚落环境，它以人群聚集和活动作为环境的主要特征和标志。这种环境是以人工因素占优势的，人类有目的有计划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环境以及更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产物和基地”。根据自然受人类影响的程度，人类环境也可以大致分为三种，即荒野、农村和城市。荒野受人类影响相对最小，最接近自然状态；城市受人类影响最大，离自然状态最远；而农村则居于二者之间。不论荒野、农村和城市，都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4]

研究环境史首先要有历史学的基本训练，还必须有环境学科和生态学科的知识，还涉及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所以环境史研究需要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但实际研究中势必存在不同学科不同观念较难融合的问题。

三、环境史研究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者试图消解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他们认为历史的客观性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历史研究者也受到极大的挑战，比如在历史学的定义，史料的选择及批判，历史的解释，历史叙述等等方面都加以批判，试图颠覆既有的历史理论。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史学家们也相应地作出了自省和调整，比如在历史观念上不断更新，历史学科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成果，考察历史的角度也不断扩大，从政治史逐渐扩展到经济、社会、个人、日常生活、小事等等这样的小历史、微观史和日常史。由于过度的强调“人本”，历史学家长期忽视了“人”以外的世界――荒野，如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如高山、河流、湖泊、海洋、冰山以及在此生存的一切生灵。所以说，环境史的兴起是历史学家关注全球、关注自然、关注人类本身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史学的研究视野应更为宽广

马克思说过，任何一种事物如果不进入人类的视野，那么就是“无”。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虽然当时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是十分突出，但他们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其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它们一方面讲人与自然的对立性，另一方面也讲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性。恩格斯说：“自然界中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着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括着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标榜片面的‘斗争’”。由此可见，建立人――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系统，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重要任务，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史学的研究视野不应仅仅局限于“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而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人仅仅是自然界中的一分子，并不凌驾于其他生物和无生物之上，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够真正地写出“整体的历史”（Total History）。人类的历史只有在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才是真实的、有意义的。H・罗尔斯顿曾在1975年呼吁：“如果我们现在把‘人’这一概念普遍化，我们就会发现它的范围是如何慢慢地扩大了……包括外人、陌生人、婴儿、儿童、黑人、犹太人、奴隶、女人、印第安人、犯人、老人、精神病人和畸形人，我们现在甚至已开始考虑胎儿的地位问题。生态伦理学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再一次把‘人’这一概念普遍化，从而承认生态系统的每一个生物构成者的内在价值。”[5]同样，在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中，在从以往的政治史、经济史等传统史学中走出来，进入新史学范围，细致探究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心态史等等，从而让我们看到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是如何慢慢扩大了，那么，环境史学研究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应再一次把“历史”这一概念普遍化，从而承认环境系统中每一个生物构成者的历史。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中，历史学家从未将思考自然或者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视为己任，人始终是历史书写的中心。因而，沃斯特发出呼吁：“历史学的范围和想象都需要再一次的根本性的扩展。”[1]

2、史学应当关注荒野

罗尔斯顿自称是“一个走向荒野的哲学家”，指出“哲学走向荒野”，那么，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史学也应当关注荒野。环境史学家克罗农指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人类历史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前现代是循环史观；在现代是进步和现代化或发展史观；70年代后正在形成一种生态学与发展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史观，其基本思想都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部由英国知名的全球环境政治史专家克莱夫・庞廷所著的《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野，即从“绿色”角度审视整个世界历史，以一种历史语境来论述自然环境在人类自身发展与各文明兴衰过程中的一系列核心问题。2005年在悉尼召开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环境史研究一跃成为国际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但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尚属于介绍和引进国外研究成果阶段，尽管我国的历史地理学底蕴深厚，但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在观念上还是有差别的，而且方法上仍然主要采用历史叙述法，自然科学知识的应用相对缺少。我国有几所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工作者正积极与自然地理学同仁密切合作，以发展我国特色的环境史研究。

人类中心主义历史观根深蒂固，而新兴的环境史学的发展及其带出的新观点给人们以新的启示。环境史是否可以看成是史学的一种新范式，一种新的通史观念？环境史叙事把人类历史放入一个整体的生态体系中，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进而重评人类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以民族国家和欧洲中心论为主线的传统模式，还可以充分发挥历史的警世和借鉴作用，给以正确思考现实问题的智慧和启示。

参考文献：

环境科学发展史范文2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人地关系;地理环境;研究方法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和对全球变化的关注,历史地理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和丰富,研究专题和范围迅速扩展。不仅如此,历史地理学的一些理论方法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也被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其他学科借鉴运用,成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一、对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的争论

历史地理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学科,它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一直存在着争论。虽然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在历史时期主要由于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这就是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课题。至于在人类历史以前的一切变化——或更进一步说,在人类活动还没有能够在大地表面上引起显著的改变,或留下显明的痕迹以前的一切变化,则应当属于‘古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但仍有不同的补充意见。史念海先生在强调“

1932年初,(英国)历史学会与(英国)地

理学会(历史学与地理学教学科研人员的专业

学会)的一个联合会议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

的问题是:“什么是历史地理学?”而会议对该

问题并没有给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答复。此

后为寻求解答这一问题,又尝试了许多努力。

在那次会议上就该问题提交的各种各样的

论文中,e.w.吉尔伯特(e.w.gilbert,1932)寻

求“区分目前包含在历史地理学科范畴内的两

门不同学科,试图为这门已经存在的学科下定

义”。他认为,“历史地理学”至少有五个不同

的含义,但只是其中之一“恰当地”阐述了这门

学科。吉尔伯特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不

再适合的历史地理学的四个较早期概念是:作为

政治疆域沿革史的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发现与

探索史的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学思想与方法史

的历史地理学;以及作为研究地理环境影响历史

过程的历史地理学。吉尔伯特认为,历史地理学

的“实际功能”是“复原往日的区域地理”。“历

史地理学应该限定于历史时期区域地理的研究,

而不应该致力于将历史事件的研究作为学科的

主要目标”,吉尔伯特的这一观点,将地理学与历

史学、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同时作了区别。如同

许多这类定义那样,这种观点是有意识地造成分

裂而不是综合。……

虽然这种将历史地理学视为往日时期(或

往日各个时期)地理研究的观点,被20世纪30

年代的历史学者与地理学者广泛地接受,但不

久(甚至当时)就受到新一代学者的质疑,在英

国尤其引人注目地受到达比的质疑,他们不仅

寻求扩大“历史地理学”的涵义,而且寻求将历

史地理学公认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达比开始

审慎地反思当时视为历史地理学为复原往日地

理的保守观点,逐渐地建立起一个新传统。这个

新传统如同关注景观变化与区域变化那样。关

注重要历史时期内不同地点的断代研究。迭比

促使历史地理学成为一门分支学科:他以传教

般的热情工作,目的就是将历史地理学建立为

一门具有自我意识的显学,既与人文地理学相

区别,又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科。

最后贝克教授强调:

在此我要谈一谈不同的观点。历史地理学

没有必要监管自己的“领域”,研究历史地理也

没有必要逻辑证明。不存在历史地理学独有的

研究专题与研究领域;相反,历史地理学与历史

(及史前)研究共享其探讨的方法,而同时与地

理学研究共享其探讨的问题。因此,对历史地

理学科的任何整理(或甚至讨论)通常应以地

理学的话语作为其后盾。地理学与历史学都是

观察问题的观点;它们是观察世界的不同

方法。

存在这种争论并不奇怪,它实际上反映了历史地理学研究(或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特点,是历史地理学自身不断发展和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的必然体 现。历史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特征极为明显的学科,其研究的内容虽然是地理的,但在时间上却是过去的,资料来源是历史的,历史学的文献处理和解读方法是历史地理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历史地理学因而同时具有地理学和历史学的特征,不同的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主题出发,自然会得出不同的观点。

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与其他学科不完全相同,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方面,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

现在有不少研究者都认为要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最重要的任务是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葛剑雄先生认为:“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 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葛全胜、何凡能等认为:“我们也应该看到,与其他相邻学科相比,我国历史地理学在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由于条件限制,大部分研究成果依然还停滞在定性描述之中,从而造成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因缺乏量化指标,很难与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衔接,不能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凸现其重要的科学价值。因此,积极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提高研究结果的定量化程度与精确性,已成为学科发展当务之急。”这是就历史地理学的地理学属性而言,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如前所述,“复原”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只是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历史地理学研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运用本学科独特的视角和理论,从哲学或文化层面回答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问题。由于人类思想意识和人类社会活动行为的复杂性,计量化未必是最好、最准确、最科学的表达方式,而历史地理学因为其研究时段和研究资料的限制,也几乎没有可能提供一套系统、精确、符合历史实际的量化资料,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强自为之可能会弄巧成拙。因此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前途还在于后者,应着重从文化层面和哲学层面去思考人地关系问题。

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一方面,许多历史地理研究者开始涉足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控制等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对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一些研究主题给予历史地理学的解释;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也纷纷涉足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试图从地理环境和人地关系的角度来阐释相关的研究主题。历史地理学已经不仅是一门学科,同时也已成为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诸问题的方法论。

历史地理学成为分析和认识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法论,受当代科学研究发展潮流的影响,是历史地理学本身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科划分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科学研究越来越综合化、系统化。无论是回答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问题,还是回答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都不能无视相互作用的另一面。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问题,认识问题的角度是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表述问题的方法是人地关系在时空二维上的发展过程。这三点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都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人地关系问题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长期命题,是探讨环境变化和人类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主题,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和对全球变化的关注,目前也是诸多学科争相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人与地的关系由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而产生,通过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制度的演化而不断发展。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地理环境和受社会发展规律制约的人类社会及其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人地关系应从动态角度考察才能深刻认识。历史地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讨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因此在人地关系问题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邹逸麟先生指出:“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大部分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同时自然环境的变迁,又反过来给人类活动带来有利和不利的影响。如何科学地处理好人地关系,则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也可以说历史地理学就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人地关系问题成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历史地理学较早的重视人地关系的研究,对于人地关系的认识也早已走出“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只不过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舞台这样的认识误区,自觉地认识到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并将之运用于具体的问题分析中;同时,历史地理学也因其研究时段的关系,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表述问题的方法,即通过“复原”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环境变化来表达人地关系的过程。这些都是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具优势的认识理论和研究方法,正如阿兰·r.h.贝克教授所说,“历史地理学的长处在于交叉学科的研究项目,对往日的人类、地点与时期给予了大量的独特研究”。

如同当代许多其他学科一样,各学科都有独特的研究领域、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时又在不断借鉴和融合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在研究中重视人地关系,把人地关系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注意人地关系在时空二维上的发展变化,这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认识和基本研究理论,现在也越来越成为相关学科研究问题的认识和方法,成为观察人类社会发展和地理环境变化相互关系的一个方法论。

环境科学发展史范文3

【关键词】环境史 世界当代史 教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1）09－0053－02

【Abstract】Environmental history, a branch of historiography, is the study domain of human interaction with the natural world over time. Steming from present－day global environmental concerns, environmental history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Moreover, it presents new requirements and challenge to the textbook compiling for the contemporary world history. Facing the severe environmental dilemma, the research motivation is activated. It assigns new mission to world history teaching. The mission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which is also their consciously demand.

【Key words】Environmental history Contemporary world history The teaching thinking

环境史的兴起是时代和社会现实的产物与要求，是我们对历史与当下的反思，人类世界自1945年以来经济迅猛发展，加之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影响，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类的危险境地，即生态问题。20世纪下半叶，环境问题受到全世界的关注，现实中各种交织复杂的环境问题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困扰着世界、困扰着中国，使我们愈加重视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渴望能从其中寻求原因，更甚者是找到解决的答案或一条未来可行之路。这种关注在未来还将进一步提升。

一、什么是环境史

美国环境史协会创建人J.唐纳德•休斯给环境史定义为：“它是一门历史，通过研究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与思考，从而推进对人类的理解。”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则为环境史下一个简洁的定义：“环境史是有关自然在人类生活中之角色与地位。”而对中国环境史研究有重要影响力的伊懋可认为：“环境史较精确地定义为透过历史时间来研究特定的人类系统与其他自然系统相会的界面。”不同的研究者对环境史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环境史研究的对象是“人与自然的互动”是毋庸置疑的。

从探索的主题来看，环境史学家们主要关注：在历史进程中，①人类是如何作用于环境的；②环境（尤其是人类所造成的环境变化）是如何影响人类的；③人类的环境意识及其引发的行为。

作为一种文化自觉的环境史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这是历史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从研究对象上看，其“新”是其魅力所在，因为其叙述对象如人、疾病、气候、地形、土壤、水、动植物和微生物等无所不包，人在历史叙述中被赋予了新形象，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描绘着大大小小的各式历史人物；从研究方法上看，其“新”是研究者们努力的方向，也是难点所在，“环境史使历史学成为比从前更为困难的一门学问”。环境史学是跨学科研究的“实验室”，它本身即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体系。研究者除了传统历史训练的相关知识外，还需要学习掌握更广博的知识，以便有系统地结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更加需要考古学、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地理学、微生物学、地球科学等更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进来。

作为一个新领域的环境史在20世纪九十年代传入中国，第一份研究构想是在1990年由伊懋可提出的。虽然过去中国早已有对环境的研究，比如丰富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但出现环境史的自觉仅仅二十年，尚在起步阶段，从现有成果来看，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研究、跨学科方法、国际交流等方面还有待加强，且国内学者相关著作影响力较于境外学者也有待提高。环境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意，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具有众多尚待探讨的问题，已成为历史研究中新的增长点，对世界史教学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环境史在世界当代史中重要性的凸显

在对各类世界史教材的比较和教学中发现，环境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尤其是在1945年以来的世界当代史中。

1．环境问题成为全球焦点问题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对地球的生态影响也更加广泛、更具破坏性，虽然人对自然一直在持续作用，但“今天，由于技术爆炸和人炸的相结合，它们的影响要比以往巨大得多。”我们生活在“有限地球时代”，“现代生活方式”贪婪无节制的需求使得自然的可持续产出被破坏，人类在吞噬自己生存的根本――自然的赠予，随着“现代化”在世界范围的扩散，生态困境、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对生态问题的普遍警醒实际上代表人类已经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必须调整才能生存下去。环境退化是不分国界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本身也是全球问题，正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观点：“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在全球化加速、扩大范围并加大影响力的背景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在隔绝的状态下求得发展，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国家的而且应该是全球的目标，采取的道路将决定我们共同的未来，是晦暗的还是乐观的，这有待于全人类的努力。

2．环境问题与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问题相交织

环境问题并非孤立存在，它影响着我们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选择。例如：从经济方面看，保护环境与发展在现实中普遍不相容，但人类似乎仍然想二者兼得，可持续发展既是各国的目标也是难题，包括可持续性发展原则和代际平衡原则（指当代人和后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谋求生存与发展上权利均等）在内的国际新原则都将经济和环境与后代联系在一起。国际社会关注的南北经济的不平等、贫富的持续分化，其主要原因也被归结为：“全球性的自然资源的短缺以及分配不均”。从政治上看，政治与生态的相互作用愈加明显，人口和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核心议题。“现实主义者将环境问题融入了国家、权力、和均势的理论概念。”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建构主义者都坦然把环境问题看作国际问题，资源短缺成为国际冲突的根源之一，环境恶化深化了国家间的贫富分化，同时又将加强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在21世纪，采取国际行动解决环境问题的时机被认为已经成熟，臭氧破坏和全球变暖成为具有高度争议性的国际谈判主题，同时，各种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也在大增。在社会方面，公众健康和疾病问题影响着全球，流行传染病威胁着世界公共健康，艾滋病尚没有找到阻止病毒感染的疫苗和治愈办法，尤其对非洲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力，近年来，国际公共卫生领域频发危机使人们对自身生存安全质疑。以上几个例子证实了人类在进行各方面选择时都必须重视环境因素，当然，实际环境问题所影响的远不止于此，在未来其影响力在不断增强，在对21世纪的未来趋势预测中，人口、能源、气候等环境史主题皆是人们关注的重点。

3．在世界史教材的编纂中，“人类――环境的关系模式是（20世纪）历史中最重要的方面”的趋势越加明晰。

观近年来的世界史教材，大多以“文明史观”、“全球史观”、“新全球史观”为指导，叙事线索或编排原则都是“发展”、“交流”，环境问题常常被放置在末尾部分，在谈论全球性问题、工业革命的影响和对未来趋势的预测中被提到，进步与困境如孪生始终并存，“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会经历着不断的建设性或破坏性的变化，在解释人类和自然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时，”这些变化使环境史变得必要。阿迈斯托的《世界：一部历史》率先证实了其必要性，作者在每一章集中考察全球性的两个主题：以文化为中心的故事讲述了人类社会内部彼此关系的历史，以环境为中心的故事讲述了人类与自然界其他部分关系的历史，历史包括了自然界和人类发展的过程。以“生态史观”为指导把生态进程作为其主要论题的新叙事方式，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成为世界史流行的编纂方法，这是一种比全球史更加宏大、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叙事，人类事件的背景扩大到了整个自然环境，其视角更加客观，就如阿迈斯托“置身另一个星系，从外太空注视地球”的宇宙视角，“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讽刺是，在消除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之后，我们面对的只有我们自己”。科技的发展使人类占据地球有生命世界和无生命世界的主导地位，这是导致全球忧郁症的根源，“外太空”视角能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自我，严肃考虑人类与自然界其他部分之间未来的关系。

三、学生对环境史的“自觉”求知

现实的困境和研究的激情也让世界史的教学迎来新的变化，被赋予一项新的历史使命：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新的价值观，这也是来自学生的自觉需求。

为了解学生对环境史的认知度和求知度，以已经完成世界通史课程的高校历史专业学生为对象，进行了问卷和专题讨论为主要形式的调查，问卷调查结果（部分）如下：

问 题 肯定（比例）

“环境史”与“世界史”密切相关吗？ 100%

有必要开设“环境史”课程吗？ 85%

有必要在世界史课程中开设环境史专题吗？ 88%

对“环境史”了解吗？ 52%

学习环境史对了解对当今世界有帮助吗？ 97%

环境问题是全球性问题吗？ 100%

环境问题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吗？ 94%

“人－自然”关系已经成为21世纪历史进程的主要线索了吗？ 47%

根据调查结果可知：

第一，环境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地位同样被学生认同，或是认为两者密切相关，或将环境史视作世界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当代史的实践教学中，在讲授和讨论如“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地区冲突的根源”、“第三世界发展困境”、“南北矛盾”、“全球性问题”、“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涉及环境因素的相关内容时，学生皆积极探讨发言，有强烈的参与意识。

第二，学生普遍具有一定的“生态意识”，认为环境问题是全球性问题，是现实问题，是发生在周遭的迫切问题。在本世纪人类社会发展中应重视环境问题，重视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人－自然”关系已成为21世纪历史进程的主要线索了吗？”的问题，另外53%的学生认为“人－自然”关系即将成为本世纪历史进程的主要线索。

第三，大部分学生认为有必要开设环境史专题或课程以了解相关知识和信息，这是因为：①在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下，人们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但是工业的发展使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我们的生存环境才会变得更美好。②环境问题是人类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急待解决的问题。以史为鉴，保护地球。③环境是我们生活的共同家园，与人类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通过学习环境史，能间接了解各个阶段人类社会的社会生产力状况和改造世界的能力。④经济发展是时代的主流，环境因素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没有良好的环境，社会无法健康发展。⑤了解自然环境变迁的过程。⑥当今人类生活环境受到了一系列的挑战，如自然灾害频发、全球变暖等，历史上的恶劣环境再度重演，这危害到了我们的生存，值得关注！⑦随着环境恶化，不同类型的疾病也随之出现，如非典、甲流等，大自然的自我调节作用完全失衡。⑧了解相关知识，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从以上学生陈述的理由中，可以看出学生对环境史的求知是“自觉”的，而非教学的强加。现实中所见所闻所感知都促使他们萌发了“生态意识”，正如一位学生发出的强烈质疑：“人口、土地、水资源、气候变化、疾病、工业发展带来的弊病等一系列问题都是现存的，且在未来仍将持续。人类是否会毁灭？或许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就是错误的？人类是否已经无法挽救这个可爱的地球？环境恶化的根源是什么？目前有了一些已知答案，为什么环境没有得到改变？这些都是我对环境史产生兴趣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美］休 斯著.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05、106

2 ［台］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2）

3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吴象婴等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78、796

4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等译）［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

5 ［美］本特利、齐勒格著.新全球史（魏凤莲等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11

环境科学发展史范文4

一、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理论基础及二者关系探究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宗旨皆以全面反思与试图解决人与自然关系、追求人类社会持续永恒发展为终极目标，然而其各自的理论基础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待深入挖掘与日益完善，这也是当下环境史学界与此次论坛所面临的基本而重要的议题之一。

（一）不同视域情境下环境史基础理论解读

环境史研究是随着环境问题的日渐凸显而逐渐推进的，国内环境史研究专家王利华、梅雪芹、韩茂莉分别基于不同视角对环境史理论加以解读。王利华以“生命中心论”为出发点，以中国古代的“农业史”和“家庭史”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人对土地与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环境的影响，论述了环境史的核心内容、基本范畴和价值功效等，廓清了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基础；梅雪芹以世界近代史为切入点，通过回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的生态反弹和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论述了其对我国环境史研究的影响及可资借鉴之处。此外，她还对当前国外环境史界的多部重要研究论著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实现对包括环境史研究的起源（“富困”问题）、历史研究的视角（上下左右的历史）、研究的方法（跨界别与实践）、评介标准（以自然为镜）、考评、分析与功能（回溯性的环境影响评价）等基本理论的“生态史学”（家园史学）的构建。韩茂莉以历史时期气候波动与人类活动为切入点，对“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与“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证思考，通过对历史时期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对人类生活、历史时期植被地理分布、农业活动与气候变动之间关系分析，厘清了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

（二）不同学科维度下生态文明基础理论解析

学者们立足于各自学科视野与基于不同视角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展开了多学科、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积累并提供了诸多学术文献与研究平台，本次论坛就生态文明理论之界定、生态文明实践与当下中国之建设目标、生态文明建设的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探讨。

首先是关于生态文明理论之界定。贾卫列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适应、利用自然过程中建立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方式，内涉三层含义：其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代；其二是社会进步新的发展观――生态文明观；其三是一场席卷全球的以生态公正为目标、生态安全为基础、以新能源革命为基石的全球性生态现代化运动――生态文明建设。尹绍亭基于人类学视角认为生态文明是不同时代人类认知自然、适应和顺应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维护人类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知识、技术、教育、伦理、道德、信仰、法制的综合文化生态体系。吴兆录基于生态学视角认为生态文明应坚持以科学技术为基础，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文明意识，利用人类的生态智慧促进“环境―生物―人类”的整体协调演进。刘少航立足于生态危机与文明发展关联之视角，认为深生态学提出生态危机源于文化危机，需要生态智慧去解决。李静基于参与者角度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民参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关键作用，社会的合力影响。田挺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采用新思维，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生态文明走向中国政治生活和谐领域的前提是政府、社会、民众之间必要的思维转换。汪庆春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认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需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天人合一”等值得借鉴的生态思想并加以诠释。

其次是生态文明与当下中国之建设目标。张修玉指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与建设包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大指导理念；“两山理论”的两树实践模型；生态优势区、经济优势区、均衡发展区等三种分区管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四大目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条路径；构建与发展科学合理的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等六大体系；组织、制度、机制、资金、技术、人才、舆论等七大系统保障；区域、行业、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台港澳等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数据管理、工程实践、政策战略等任务；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等六大建设体系、科学发展、新常态、中国梦、人类福祉、一带一路、传统哲学、后现代主义之间等十大关系。

最后是生态文明建设及研究的相关事项。生态文明研究成为当下社会各界的关注点，出现了对生态文明滥用、随意使用的情况。鉴于此，周琼对生态文明研究中存在的“泛化”问题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认为在当下生态文明学术研究、具体实践与建设中都存有对生态文明“泛化”使用现象，着重警予在生态文明学术研究中，应注意树立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高度警惕生态文明不同形式的泛化现象，注意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跟踪调查研究，避免生态文明泛化使其成为无所不包的杂容所。

（三）当下情景环境史与生态文明之深层关联解说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层面关系阐释。韩茂莉认为，环境历史研究的关键点在于人类对其所经历过的且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过程进行反思，尤其是对当下全球性生态危机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进行原因追溯与全面反省，她以全球变暖导致绿洲农业发展水源短缺、冻土层解冻等对已修建青藏铁路的破坏性影响为例，深层剖析了环境史研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王利华以中国环境史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互动为阐述基点，认为环境史是一种强烈表达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模式，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面梳理环境发展变迁史与系统反思各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史。梅雪芹指出，环境史研究有助于全面提升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意识自觉，有助于理解生态文明理论理念，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实践建设，是人类探索新文明形态有效途径之一。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标准相关尝试。崔新婷比较了北京市的两种绿化标准，一种是以频繁拔天然草、浇水、修剪、清除落叶等精细管理为主；一种是尊重自然规律要求乡土植物不少于70%且落叶覆盖土壤的粗放管理。认为这两种标准存在相互矛盾。并以单一植物马唐草和天然植物群落为例，指出杂草具有浇水少、消减雾霾、吸收金属污染、修复土壤等生B价值。建议城市绿化应转变观念，回归传统生态文化自信。刘凯运用综合指数计算2014年中国的289个地级以上城市绿色化水平。指出，地级以上城市绿化整体呈现出从东南向西部递减的趋势。当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对城市空间的绿色化予以关注，提升城市生态功能。曾P等通过对贵阳市花溪大学城建设中产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论述。指出，协调这一冲突应建立冲突协调、公众参与、生态补偿与法律保障等机制。如唐山，王瓒玮指出，大地震后的唐山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及凸显的生态危机为切入点。指出，人类面临无法规避的自然灾害，只能用向自然俯拾身躯的姿态来重新整肃社会系统的发展形式。

生态文明建设法制保障相关问题。从生态文明建设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而言，罗艺指出，创建生态城市，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实现途径和具体表现形式。目前，全国各地虽然掀起了生态城市建设的热潮，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从国内外实践来看，生态城市建设亟须法制保障。从构建与生态文明建设与时俱进的环境法律体系、建立专门化的环境执法机构、执法严格、培养公众生态环境意识等开展。王璐以地方民事诉讼案件为视角，对光绪初年吐鲁番地区的多起民事案件加清代地方府州、吐鲁番同知，以及乡约、阿訇、台吉、伯克等在案件处理中的作用、影响等做了分析，这对于民族地区的云南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四、结语

环境科学发展史范文5

【关键词】环境教育；环保意识；人类；自然；和谐

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是一门联络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综合性学科，它的研究领域，不仅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主要方面，也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等自然要素方面。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所设计的问题，历史兼而有之。历史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在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中应该而且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历史课程标准解读》也特别强调“在历史教学的内容上，必须体现时代性，把握现实世界中人类面临的最主要问题，通过历史渊源展现其历程和前途，正视人类与自然界所面临的问题和危险。”所以历史教师责无旁贷。中国历史发展中有着丰富的生态环境教育内容。教师在课程改革中通过教学革新渗透环境意识,使学生能在掌握历史知识的同时把科学发展观化为自觉行动。那么，在历史教学中该如何渗透环保教育呢？

一、充分挖掘教材，寻找可渗透环境教育的内容

教材是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努力挖掘教材中蕴涵的环保教育内容，特别注重挖掘教材中“隐性”的环境教育因素。拨开表象，挖掘实质，做到历史知识教学、环境知识教学和环境保护意识培养的有机统一。充分利用和发挥历史学科的人文教育功能，培养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中学历史教材中关于生态保护的信息是很有限的。这就要求教师以有限的信息作为切入点,适当拓展,开阔学生的视野,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在历史教材中尽管编者已从现代生态的角度重新研究和编写中国历史，并注意到生态环境的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如人教社主编，2002年审查通过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中国古代史》一书中有三处地方已明确提到：《两汉时期的社会经济》一书第38页小字部分“秦汉时期，因森林破坏严重，黄河开始泛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一节，第59页“这一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汉时过度开垦导致的环境破坏状况有所缓解”。《隋唐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一节第79页“……放火烧山，开垦山地的现象也很多，围湖造田和向山要田，对自然生态平衡有所影响”。在学习清朝“摊丁入亩”的影响时,学生讨论发言,教师最后总结:清朝实行“摊丁入亩”后,导致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形成后来我国人口膨胀的庞大基数;为养活更多的人口,政府和民间大规模地开垦土地、围湖造田、造成森林大面积消失,草原退化,水土流失严重,土壤的盐碱化和沙漠化加剧,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二、以环境毁坏的著名史实为训，激发学生的环保意识

人类活动离不开自然环境，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然环境，进而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强化环境就是资源、资本，破环环境就是破环生产力。在学习中国古代史时,教师引导学生观察教科书有关地图上黄河名称的变化情况,学生很容易得出:唐朝以前的黄河叫河水,唐以后开始叫黄河。黄河名称的变化不是偶然的,先秦以前黄河水是清澈的,黄河中上游地区森林茂密、植被完好、水草丰美,黄河中游地区曾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和汉唐中国经济中心的所在地，后来随着人为的过度垦殖，滥伐森林，水土流失加重，土地日趋贫瘠，气候日趋干燥，自然灾害频繁,泥沙日益增多,河水变浑,至隋唐时期改名为黄河。宋元以后黄河中游已完全失去经济中心的地位。中游的黄土地成为贫瘠地区的象征。事实上，生态环境变迁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是十分深远，也是十分明显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除了一些社会因素外，与历史气候变迁和生态环境恶化关系密切。我国北方中纬度地区在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总趋势是日益干冷，这便造成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退缩，干旱区和半干旱区向南扩展，农牧业区线南移，进而使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期退缩，熟制减少，同时还造成自然灾害的频率增高，生态环境恶化，水源减少，水利工程功效衰落，粮食亩产量下降。这些原因连同其他的一些社会原因是造成北方经济衰退，经济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而生态环境变坏伴着战乱不已，社会大动荡，唐代号称“天府”的关中平原要靠东南接济粮食。以后定都北方的王朝，主要仰赖于漕运江浙和四川的粮食来维系北方生计及国家政权，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了。从古到今的环境问题，给予我们深刻的教训，也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再造一个美好山河的艰巨任务。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应充分重视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适当补充古人对环境问题的一些认识和有益的做法，以及留给我们的启迪，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看到古代农业开发的短期时效，也要看到它长远的消极影响；要看到人口增殖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的人口过度膨胀的消极后果；要看到古建筑辉煌的一面，也要看到它是以森林的消耗为代价的。这样既培养了学生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其环保意识，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总之，从某种角度上说，人类历史就是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用科学发展观来推动社会生活，是当今社会的首要任务。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环保教育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实践证明，通过这些活动，培养他们热爱环境、热爱自然的情操，而且也可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历史教师在学生进行环保意识渗透中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世纪大讲堂》第2辑：葛剑雄.历史地理学能为未来做什么[M].辽宁出版社，2002.

[2]蓝为.历史教学应强化生态意识[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2，（12）.

[3]余伟民.历史教育展望[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李永铭编著.百年灾难纪实[M].长江文艺出版，2002.

环境科学发展史范文6

关 键 词:日本;STS;科学技术;文化

STS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国，是在因科学技术空前发展而对社会的正面作用和 负面影响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进行理性思考的产物。正由于它深 刻地反映了时代的需要，所以一经产生便迅速扩展、普及到全世界范围。20世纪80年代初，ST S开始在日本传播，到90年代形成一定规模，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对于日本来说，STS是一门外 生型学科，同历史上吸收、消化外来新事物一样，STS的传播过程也是一个慢慢地融入日本既 有的社会文化土壤的过程。同时，回顾日本的科技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实在STS传入日本之 前，日本社会中已经存在一些便于STS传播的文化因素，为STS的到来和传播作了事先准备。本 文试从社会文化基础、理论准备、理科教育、环境问题等角度对日本STS传播问题进行探讨 。

一、 历史上注重吸收外来科技的文化传统－STS传播的文化基础

STS于20世纪中叶产生不是偶然的，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一方面，科技迅猛发展，并且日益渗 入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人类的物质文明获得空前的提高和发展，科技成为人们讴歌和依赖的力 量;另一方面，在经受了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环境与生态危机之后 ，人们面对日益暴露出来的科技对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开始对科学的价值、技术的作用产生 了疑虑和困惑。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欧美学者所谓的“一种激进而出于理性的当代反科学 现象”或“反科学的文化运动”［1］，让人们越来越关注现代科技可能带来的社会和 文化问题，从而促使人们对科技的反思。

从上述STS产生的背景可以看出，它首先发端于科技发达的西方国家，因为近代以来是以科技 发展为外在特征的西方工业文明主导的时代，科技已经渗透至西方社会生活的内核和基质;西 方社会在深受科技恩惠的同时，也同样关注科技的负面效应。而作为近代东方第一个依靠科 技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日本，虽然近代科技发展起步较晚，但由于其自身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 (包括科学技术)的特点，所以科技对日本社会的影响迅速加大和深入，成为日本社会文化中不 可缺少的因素。正是因为日本具有靠吸收外来科技发展本国国力的历史传统，因此，当科技的 负面影响日益显露时，日本社会自然就产生出引入解决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论－STS[ CD2]的要求。

近代以前，日本是一个在中国大陆文化影响下发展的后进国家，虽然早在绳纹式文化时代就 有了陶器、石器、纺织等原始的生产技术，却不曾拥有自己的科学。但是，日本人深深意识 到，“岛国的命运使日本没有独创文化的能力，只能贪婪地吸取外来文化，经过取舍、选择 ，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文化”［2］。从古至今，“日本民族都在为和异种民族、异质文 明的接触、同化而努力着”［3］，这一点也突出表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中。

日本最早的技术革命，起源于农业技术的变革。但是，日本农业技术的变革主要不是依靠 自身的缓慢积累，而是在先进的汉族大陆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发生的。公元前3世纪末，早已 跨入铁器时代的汉民族，把金属文化和农耕技术传入日本，使日本列岛上的居民得以跨越青 铜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的绳纹式文化直接进入铁器时代。公元6—9世纪，中国古典科学伴 同佛教文化传入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以前，属于汉学体系的中国古典科学在日本科学 史上居统治地位达千年之久。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中国文明在日本历史上所起 的作用，是难以估计的。”［4］依靠输入外来文化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是贯穿在整 个日本文化史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16世纪开始，日本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科学。在“锁国”的背景下，日本以荷兰为渠道来吸 收西方科技文明，成为日本近代科学的胚胎－兰学兴起的契机。兰学家们通过翻译西方科 学书籍、结成学术团体以及进入西方学者在日本开设的学校学习等方式，不仅掌握了近代自 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而且受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成为变革日本社会的一支积极的革 命力量。明治维新后，以兰学家为代表的新知识阶层在国家的引导下，大规模地引进、发展 近代科学技术，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再次飞跃发展。

在近代以来的国家发展历程中，日本政府与国民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立国之本，它不仅影 响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而要 求对之重新审视时，拥有融合外来文化悠久传统的日本社会具备了接受STS的文化基础。

二、 20世纪初期以来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STS传播的理论准备

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在此之前，已经有其他学科从不同角 度把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比如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学史和技术史; 从哲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 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虽然STS与上述学科有着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科的研究为ST S研究作了理论准备。从20世纪初期开始，日本学者就已经从哲学角度来解释科学技术。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日本，其崭新的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为研究科学技术论提 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被称为“日本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唯物全书》(66册)，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发行的。1935年，户坂润发表的《科学论》被认为代表了战前日本 科学论研究的水平。由于他提出了科学是“历史的社会的客观存在”，“是知识在社会上被 普及，在历史上被继承的事实本身”［5］等观点，为日本科学技术论的研究和发展奠 定了基础。

在技术论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展开了关于技术定义的讨论，出现了相川春喜关于技 术是劳动手段的体系的“体系说”和武谷三男关于技术是对客观规律的有意识的应用的手段 的“手段说”。无论是“体系说”还是“手段说”，都只是局限在生产实践的狭隘领域里讨 论问题。随着战后劳动手段的进步促成了社会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日本的技术 论研究也随之深入到技术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技术发展与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关系等 方面。

从历史角度研究科学技术方面，日本学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注重科学史研究，做了许 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41年4月，为了探究科学史的本来面目，以便针砭时弊－**带有 国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通俗科学史宣传，一些进步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者创立 了日本科学史学会，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科学史、技术史研究的发展，并为保卫和发扬健康的 科学精神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此外，自1945年日本深受原子弹危害后，日本学者就开始关 注科学社会学，着重研究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价值。

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日本出现了科学技术与自然之间、与社会之 间的深刻矛盾。一方面社会物质财富空前丰富，另一方面一系列社会公共问题严重威胁着人 类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科学技术的发展向何处去?围绕这一课题，日本学者开始拓展自己的视 野，从自然、人类、社会的广阔背景中对技术作统一的考察，把研究领域推向现代社会中的各 种实际问题，比如未来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等。由此可见，在STS传入日本之前，日 本学者已经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刻的阐述，为STS的到来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 由偏重“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的转变－STS传播的内在驱动

关于STS的学科内容，日本学者起初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教育内容的STS”－STS 教育，另一部分是“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STS”－STS研究［6］，后来又加上了第三 部分，即“作为管理领域的STS”－STS管理。日本学者很重视STS教育和STS研究，尤其重 视STS教育。他们认为，STS教育是指把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成果，向广大市民( 包括科技和教育工作者)进行宣传和普及，使他们形成STS意识和相应的价值观，是具有自我 意志决定力的一种运动［7］。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在初等、中等教育领域中，STS教 育活动在科学教育(在日本指的是理科教育)和社会科学教育中比较明显。而对于日本来说， 在STS传入之前，其理科教育经历了由重视“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的转变， 在一定程度上为STS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迄今为止的100多年间，日本贯彻“教育立国”的方针，通过教育改革努力引进西方科学 技术，并在引进方向上进行过两个选择。一个是重视“科学”，即重视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 西方科学的精神，以培养国民科学的自然观、科学的社会观;另一个选择是重视“技术”， 即把自然科学只看做技术的手段，仅仅学习作为科学成果的技术，并以此作为引进的方向。 在上述的两次选择中，日本曾一度选择了第一种引进方向，主要是因为当时福泽谕吉等有留 学背景的启蒙运动家强烈主张在每个国民的意识中培植西欧式的科学的精神，对初期的明治 政府产生强大的影响。

但随着对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加强，并出于担心科学的精神、合理的思考会批判现行的体制 ，明治政府通过教育制度的变革，把“修身”(即传授国家主义道德科目)作为最重要的学 科，缩短理科的教育时间，其内容由培养科学的精神、科学的自然观转向传授零散性的科学 成果的片断，开始重视实用性的“技术”教育。对“技术”教育的偏重使日本教育重视效率 ，追求效率，讲究实用，而不善于注重知识的积累。二战后，受美国占领军当局的指令，日 本开始了彻底的教育改革，废除了国家对教育的统制，尊重教师和学生的自主性。日本文部 省强调，“培养科学精神，使合理主义、实证主义深入地渗透到国民的生活和心理意识中， 更新国民的教养，提高其水平，打好建设新日本文化的基础”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实施新 教育制度的同时，增加理科教育的授课时间，实现由重视“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 的回归。

STS作为一门跨世纪的新兴学科，对它的研究具有很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主要表 现之一就是它提出了新的教育观，其显著特点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系和整体化，科学 技术和社会的密切结合，其宗旨是培养具有科学技术素养，全面发展的一代新型公民［8 ］。显然，STS教育观要求人们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而日本理科教育对“科学”教育的重 视，一定程度上呼应了STS教育的要求，为更好地理解STS、传播STS打下了一定基础。

四、 20世纪60年代以后环境教育的重视－STS传播的现实需要

二战以后，迅速发展的科技提高和发展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各参战国也依靠科技来实现 国家的复兴。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往往只看到科技的积极作用，因为它的负面影响还没有 大到引起人们重视的程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产生了一些全球性的问题，人们就不能不重 视这个问题了，即科技是把“双刃剑”，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其中，环境污染就是 代表性的事件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后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由局部性的污染扩大到全球性的 环境污染，已经到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这也是STS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同许多国家一 样，日本也开展了环境教育运动，由于环境教育所涉及到的许多环境问题与科技有很密切的 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教育为STS教育作了铺垫。

从历史上看，日本的环境教育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公害教育。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开始 高速发展，与此同时，以污染为代表的公害问题也随之发生。到了60年代后半期，以水俣病事 件、四日市废气事件、爱知糠油事件、富山痛痛病事件四大公害诉讼为标志，公民反对公害 运动达到了高潮，促进了环境行政变革。在政府的规划下，日本学校教育中以公害问 题为契机开始了最初的环境教育。70年代日本环境教育进入环境教育理念导入与实践 的探索时期。1975年，在日本创立了全国中小学环境对策研究会，同年，以大学为中心，成立了 环境教育研究会。在1977年的小学和初中、1978年的高中的教学大纲的修订中，对保护人类 的生存环境、资源和能源、尊重生命等与环境相关的教育内容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20世纪80年代，城市、生活型公害和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趋严峻，日本政府和国民更加深刻 地认识到进行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1993年开始文部省开展了努力推进学校、家庭 、地区一体化的环境教育。1991年、1992年和1995年文部省陆续编辑出版了《环境教育指导 资料》，标志着日本中小学环境教育的基本理念已经确立。同时，日本大学的环境学科数量大 大增加，基本覆盖了人与环境关系的各个领域。

由此可见，日本在STS传入之前，就进行了长期的、广泛的环境教育。通过这种环境教育，日本 民众较之以前对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与STS所提倡的重视科学 素养的教育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显然，在教育层面，日本的环境教育已经为STS做好了准备 。

以上从日本吸收外来科技的文化传统、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重视“科学”教育的理科教 育、因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而兴起的环境教育着手，简单分析了STS在日本传播的有利文化 背景。但是，STS毕竟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如何与具有民族特征的 日本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是一个需要长期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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