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文化治理范文1

关键词：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十以来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成果，是党在社会主义治理道路上长期探索的经验总结，标志着中国进入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表明我们党治国理政视野的开阔、治理能力的提升。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必经之路，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的构建必然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一、界定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的内涵

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是基层治理法治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理解其内涵首先得理清基层治理法治化内涵及制度机制运行的内在机理。

（一）基层治理法治化内涵

对于基层治理法治化内涵，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各抒己见，有的认为基层治理法治化是一种权力依法运行的过程，有的认为是一种建构基层的方式与手段，或者认为是一种民主发展形式，或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从总体上看，这些观点都涵盖了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核，即将基层的一切活动纳入法律的话语体系中。笔者认为，基层治理法治化就是指坚持在法治型党组织的领导下，推进基层政府依法行政，引导基层自治组织依法治理，内化法治理念，规范政府与社会、市场、个体之间的关系，逐步实现基层政府、社区和农村自治组织法治化建设的过程。

（二）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内涵

在社会学中，机制是指事物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事物在有规律性的运动中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长效机制就是能保证事物各组成因素的结构、功能实现**效果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简单的说就是“带规律性的**模式”。[1]因此，所谓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就是指在基层治理过程中，把法治化建设纳入基层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一切事务中，以“良治”为目标，促进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方式、治理环体、治理路径等实现最大效用的运行体系和作用原理，它是贯穿于基层治理法治化全过程中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各种因素的本质联系。

（三）基层治理法治化与长效机制之间的关系

构建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就是要体现制度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特性，使基层治理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有据可依、有章可循，推动基层治理工作深入有序地开展。没有好的制度，达不到“制度化”，没有好的制度执行力，达不到执行的“规范化”。唯有更加自觉并善于运用法治这个集中体现现代化治理本质要求的思维和方式，才能保证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概括地讲，基层治理法治化为长效机制构建指明了方向，长效机制为基层治理法治化提供了保障，二者耦合于基层治理范式的现代化转型。

二、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构建的必要性

基层治理法治化自身的特性、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发展要求对长效机制构建提出了必要性：

（一）基层治理法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这就意味着此工程链条上的各个环节都要相互协调推进，从横向来看，基层治理涉及到的各个方面都要纳入法治轨道，从纵向来看，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是一个将国家政策内化为基层群众行动指向的过程，任重而道远。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系统性、长期性就决定了完备、稳定、规范化的长效机制构建的必要性。

（二）构建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是解决基层治理困境的重要抓手

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基层文化基因隐含的潜在困境；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带来的附加困境；基层治理法治化过程中面临的新困境。新旧困境交织的复杂社会环境在运作过程中产生了以下问题：治理理念“表面化”、治理主体“模糊化”、治理民主“形式化”、治理路径“口号化”、治理方式“即兴化”等，这些困境和问题既为基层治理向法治化转型提供了必然选择，也为长效机制的构建提出了现实要求。

（三）构建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是提升基层法治建设的主要引擎

基层治理法治化目标的提出既是对当下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面临的挑战和压力的回应，也是对全面建设法治国家的一种路径探索。制度是政策实施的保障，将国家战略部署落实为基层治理法治化的一整套体制机制，并且是相应的长效运作机制才能有效地整合基层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规范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重塑社会秩序，形成基层社会共同推进治理法治化的良好局面，从而推动我国依法治国的总体进程。

三、目前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构建存在的问题

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的构建是当下一个热点也是重点话题，不少学者针对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的瓶颈问题提出相应的路径或机制构想，进行了有益探索，与此同时，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构建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具体表现在：

（一）对长效机制认知程度尚浅

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是当前国家从上至下达成的共识，尤其在基层法治化建设的实践相当活跃，但如何从整体上落实基层法治化建设的目标，如何为此目标的实现构建长效机制，是当前基层面对的挑战。由于基层各治理主体的局限性，基层法治建设中出现的****工程或突发性建设等现象不在少数，一时的成效不能代表整体的成效，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目标，除了提升法律意识，还需要胸怀格局意识。

（二）制度规范让位于“即兴式”举措

根据国家法治目标的指示，基层治理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法治实践，营造了基层法治建设的氛围，其中不乏一些具有前瞻性、创新性的举措，激活了基层法治建设的活力，但也不能忽视其潜在的“碎片化”特点。在实践的基础上要遵循“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升华理论”的原则，将科学性举措提炼成完善的制度规范，避免“人存政举，人走政息”的后果，从长远角度系统性规划基层法治建设的持久力。

（三）长效机制构建内容带有模糊性

制度机制是解决基层治理法治化工作失衡的强力支撑，因而制度的构建首先应基于对基层现实社会问题的准确评估，根据基层人民群众的需求来寻求基层治理法治化实现的问题意识。但在实践中制度的构建内容往往带有盲目性，缺乏实地调研的精准性、全面性，这不但削弱了制度的功能属性，也制约了基层治理法治化实施的整体效能。因而，完善长效机制的构建内容迫在眉睫，具体应从构成治理法治化体系的每一个要素入手。

四、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完善策略探析

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是一个层次分明、内容丰富的系统，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完善：

（一）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传播机制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和精神实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传播机制的建构要从传播主体、传播过程和外在环境三个方面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传播是以人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在传播主体定位机制方面，按照其各自功能与职责的不同，将其分为三重功能维度的主体：“决策―导向”主体、“阐释―深化”主体、“传播―普及”主体[2]；在传播过程方面，要注重传播认同机制的构建，目的是培养积极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是一种关心公共事务，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设，以营造适宜人生存与发展条件的政治理念、伦理追求和人生哲学”[3]。从传播外在环境看，还需从政策、人才队伍、财政等方面构建保障机制。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传播机制，旨在营造法治文化氛围，使基层干部到基层群众都能将法治理念内化于心。

（二）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监督机制

基层治理主体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整合基层多元主体资源，调动社会力量协同参与基层法治化治理是充分发挥基层群众主人翁作用的重要基础。首先，要在制度上明确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基层群众、社会组织等各治理主体的责任与权力范围；其次要完善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机制，尤其要畅通公众参与渠道，提升各个组织间的协同合作能力；最后，要落实基层监督机制，形成有效的监督态势，解决社会监督、行政监督乏力的问题。

（三）构建法律法规建设与运行机制

提升基层各治理主体的法治意识和治理能力，除了普及法律知识外，完善法律法规是关键。由于当前基层法律法规存在空白、不规范、滞后性等缺陷，不仅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也引发了基层社会的矛盾、冲突，因而地方人大、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加快完善基层法律法规、乡规民约等的建设与运行机制，确保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四）构建法治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机制

法治指标体系是指用以反映法律制度本体及其相关各类要素运行状况的结构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有机统一为表征，用以判断评价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法治化进程的一种计量、评价逻辑结构系统。[4]科学构建法治评估考核机制是衡量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进程中制度制定、实施、成效等科学性的重要参考标准，能够及时修复不完善的体制机制及治理工作的具体内容、合理配置基层资源、及时回应群众的生活期待，从而保证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制度化、程序化、科学化、常态化。

（五）构建吸收借鉴机制

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目前已取得一些成功案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恩施市“沐抚”经验，将“层级调处”和“法律援助”相结合，阿鲁科尔沁旗村务契约化管理模式，“党建+宁波模式”等，虽然地域的特殊性决定了治理方式的特殊性，但成功经验会提供新的切入点或示范意义。因而，基层在突出地域特色，用底蕴彰显内涵的同时，还应借鉴其他区域的丰硕成果，这就为吸收借鉴机制提供了必要性。

参考文献：

[1] 林建成，安娜.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构建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探析[J].理论学刊，2015（3）.

[2] 张雁.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机制[D].东北师范大学，2015.

基层文化治理范文2

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困境;治理能力;善治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2-0029-04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半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快速转变期，在这特殊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潜伏的矛盾更易爆发，治理难度俞益加大，基层政府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整合资源，建立科学开放、多元协同的善治模式。

一、当前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的治理困境

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就认识到基层治理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所谓“安邦之难，难在固本;治国之难，难在强基”。基层政府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是底层百姓诉求的保障者，也是群众怨气的直接发泄对象，在治理过程中，极易引发社会冲突。

1.治理观念陈旧落后。我国政府体制是金字塔形结构，政府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构成，政府实行单一的“干部委任制”。基层政府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以严格的管控为手段的治理思维，尤其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初步发展期，基层政府执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职能主要依靠对公众、社会和企业进行控制和管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政府因而故步自封，“因循守旧”，按照既有的“章程”理政，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流动”，不能适应新的实际变化，忽略公共管理中涉及的多元主体的利益表达和诉求，甚至侵害某一主体的利益。如前些年，由于无视民族文化的特色，许多民族地区的城镇建设失去了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出现了“千城一面”的现象，[1]由此带来公众对基层政府的愤懑与不满，对其治理理念的排斥，抑制了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

2.治理机制刚性僵化。治理机制刚性僵化，是指基层政府在治理公共事务中，不能根据公共问题的具体实际培育起一种“情景”思维能力以调整固有的治理体制，而是硬性地沿用原有治理机制的状况。基层政府治理机制刚性僵化表现为：一是治理主体间关系刚性僵化。在治理公共事务的认知上，存在着治理是政府的事，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公民是泾渭分明的不同主体，其他组织和社会公民是看客和路人的观念。即使把社会组织和公民纳入治理主体范畴，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它们的合作往往也是流于形式，没有形成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合作治理体制。2014年昆明近郊普宁县在土地征用中，基层政府忽视与民间力量、社会公众的沟通而导致的暴力冲突事件，就是一个例证。二是治理手段刚性僵化。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政府习惯于使用公权力手段。公权力手段作为政府治理社会的手段，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特征，但基层政府公职人员往往将公权力视为社会治理的最有效手段，忽略了其他如市场化、社会化、自治等手段的合力运用。公权力手段体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非平等的治理工具，必须遵循预先设定的固有程序，显得刚硬僵化。三是治理过程刚性僵化。当社会公共问题出现时，尤其是出现重大公共问题时，基层政府是治理的主要组织者、实施者，基层政府必须严格依照程序逐级上报，往往是重大问题等待上级的决策，不会轻易采取灵活的方式，这样容易错失解决问题的**时期，给公共治理带来损害。四是治理机制动力不足。基层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积极治理活动需要构筑长效的动力源泉，才能使公共问题的治理成为一项持久高效的活动。目前，基层政府治理活动的运行更大程度上依赖的是权力的强制性。当权力的强制力较弱时，政府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活动难以开展或进展缓慢;当权力的强制力过强时，往往表现出一个强势政府，引发社会群体的心理抵触，治理效果同样会大打折扣。

3.府际组织协同困难。府际协同困难表现为：一是权力本位严重导致府际协作艰难。在治理公共问题中，政府间的合作主要依靠“权力”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在上下级政府间的合作相对顺畅，但同样存在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博弈，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合作行为。在基层一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当一些复杂性的公共问题出现时，尤其是涉及到需要多部门协同解决问题时，政府之间就会出现对部门有利时都去管、无利时都推诿的状况。在运作中出现执法力量分散，执法依据不一，降低了治理效率，无法形成政府间治理的充分协调统一。如同为市场管理机构的工商、物价、卫生、技术监督部门，它们往往根据自身职能划分的差异而各自盘算，各自为政。二是信息碎片化使府际沟通不畅。沟通不畅是政府间在治理公共问题中的症结之一。面对公共问题的出现，垂直管理系统中的政府部门会及时把信息上传下达，但横向管理系统的部门就很少主动地沟通、传递信息或传递信息不全，唯恐自身丧失信息优势，进而在合作中丧失话语优先权。在相对落后的西部农村地区，基层政府缺乏更多的现代技术设备，缺少更多操作信息高速传递技术的专门人才，致使组织协同更加困难。三是政治晋升博弈使府际协同受阻。政府各级及基层同级不同部门间的官员都存在政治晋升博弈现象，在这场政治博弈中，官员们看重的是政治收益，因为晋升的名额是额定的，某一官员的晋升意味着另一官员的落榜，而现行官员政绩以GDP为主要的考核标准的方式，使担心他人利用合作提升政绩的官员而采取不合作或浅合作行为。

二、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多年来，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在治理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一些地方特色的治理机制和治理习俗，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还普遍较低，亟待提高，其根源主要在于受特定的区域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的影响。

1.官僚文化意识影响深远。受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思想和新中国初期计划经济的影响，官僚文化意识在公职人员中仍占主导地位，直接影响了基层政府治理模式。一是官本位现象依然突出。随着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虽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有较大改善，但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盛行官本位思想。中国长期存在的臣民文化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弥散更甚，体现在公务员身上即自认为是父母官、拥有驭民的权力，以权位的高低作为理政的指南，而一些汉族干部粗暴的官本位行为往往被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曲解为民族压迫，进而产生民族对立情绪，加大了基层干部掌控、治理公共问题的难度。二是的形成。西部民族地区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推动了经济的繁荣，但在一些地区形成了。所谓，指权力与资本合谋，排挤非权贵（尤其是中小企业）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及智慧创造获得财富的出路为手段，形成固化的利益集团。常常凭血缘、姻缘关系及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领导人的信任、提拔以及重大经济项目上的支持、合作。使其他中低收入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降低，将自己视为社会的局外人，公共事务高高挂起。三是庸政懒政现象依旧普遍。一些基层官员工作推诿、办事拖拉、在岗不谋事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基层干部本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态度混日子，将“等靠要”视为工作重点;一些基层干部对基层需求不闻不问，对群众疾苦熟视无睹，工作左躲右闪，大打“太极拳”，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影响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集结群众的感召力。

2.学习型政府构建不力。“置身于治理环境中的政府必须学习一种适宜的、和往昔那种等级制度思想模式相反的运作规范。”[2]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普遍还停留在推崇等级权威的传统型政府阶段，组织学习能力不强。一是沿用传统学习理论。传统学习理论把独立的个体作为学习的出发点，将个体行为能力的改善视为学习能力提升的标准，但这种“单线式”“片面式”学习理念只能造就个别人的优秀，难以达到整个组织能力的提升。因此，树立“复线式”“全面式”学习理念是解决基层政府能力的基础工程。二是难以整合共同愿景。学习型政府以共同愿景为粘和剂，“如果没有共同愿景，就不会有学习型组织”。[3]没有共同愿景的政府，充其量只是被动型学习或者适应型学习，只有当政府公职人员致力于实现某种来自内心深处极度关切的事务时，才能形成创造型学习。西部地区基层政府结构复杂，组织文化庞杂，价值观念差异巨大，要把基层政府整合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同愿景组织面临较大障碍。三是难以根除局限思考的学习智障。彼得・圣吉论述了学习智障中的局限思考问题。所谓局限思考，是一种狭隘的“固守本职”观念，人们在处理事务中不愿意或不能以系统整体的方式思考问题。政府组织之间局限思考使得公共治理碎片化，政府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甚至出现“地方保护主义”情形。

3.公民社会发育不良。公民社会是相对于于政府、企业之外的独立的民间组织，它是通过自愿集结成社、自主参与公共事务活动、自由讨论公共问题而形成的民间公共领域。它既不属于政府部门，也不属于企业性质，是介于政府和企业间的“第三部门”。在现代化过程中，西部民族地区公民社会发展存在营养不良、发育不全的状况，影响了政府治理的效率。一是政府主控明显。西部民族地区公民社会虽然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但从总体上看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控制型组织。在关西南民族地区政府管理的调研报告显示，35.5%的调查对象认为居委会和村委会是基层政府，25.8%的调查对象不知道，只有38.7%的调查对象了解其属于居民自治组织。[4]大多民间组织是政府创建并受其管控，尤其是经过合法登记程序的社会组织，它们对政府的依赖性特别高，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不敢挑战政府决策，无法体现社会治理中的合力优化决策的作用。二是公民社会组织面临财力危机。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公民社会组织可持续资金明显不足，主要资金来源要么依靠政府，要么依靠外来资金，大大消减了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和风险性，在公共事务治理问题上，很大程度上可能出现附和或对抗现象，不利于公共事务治理的合作与优化。三是公民社会组织成员整体素质不高。西部民族地区公民社会组织存在缺乏专业人才、组织内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公民社会要求组织成员具有理能力、与他人的良好沟通能力、参政议政和捍卫自身利益能力等基本素质。但在现实中，公民参与组织的热情不高，缺乏参与组织的归属感，一些人在个人诉求没有得到满足之后出现“政治参与冷漠症”现象，严重影响了公共问题治理的效果。

三、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变革的实践路径

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应结合地区实际，利用后发优势，构建上下左右协调、法治完备健全、责任明确长效、教育有的放矢的治理格局。

1.坚持以人为本，强化社会善治理念。西部民族地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断总结治理经验，以善治治理理念引领社会治理新常态。善治是政府的良好治理行为，是政府在管理活动中以最少的社会资本耗费获取最大的公共利益，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公共需求的管理活动。善治非人治，是用法治做保障，形成政府负责、企业协同、公民参与的治理体系。一是基层政府公职人员要树立以人为本思想。基层政府公职人员是决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要有强烈的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意识，“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每届政府、每届领导人的终极关怀。”[5]在公共问题治理中，坚持以人为本，才能保障公共事务的“公平正义”。二是基层政府在施政策略上，要改变传统的以管控型为主、以命令―服从为代表性的治理模式，走向现代服务型为主、以协商―共治为代表的治理模式。当然以现代服务型为主的社会治理，不是要摒弃管控职能，而是注重转移基层政府的主要职能，以善治为主，以控制为辅助。云南临沧基层政府实施的“一体二会”（党群致富联合体、新农村建设理事会、产业协会）治理模式，以实现公共服务最大化为目的，调动了民族地区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的积极性。三是基层政府在治理路径上，要实现从封闭向开放转向。基层政府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因素，常以决策主体的利益综合代替社会整体利益，忽视了公众的利益表达，影响了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和公正性。因此，基层政府应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透明治理机制，激发社会组织、公众的参与热情，将公共权力置于阳光之下，提升公共事务治理的智力平台，实现公共治理的最优化。

2.建立多元互动协同治理网络。实现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调、互动与合作的网络治理机制。一是要厘清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的边界。在经济治理中，要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规则运行，政府是市场规则体系的制定者，其主要在于提供一个公平竞争、高效有序的市场环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社会治理中，政府要减少对基层社会的直接管控，要培育公民社会的发展，健全民间社会组织。浴火重生的贵州瓮安县探索基层治理民生的“三议三公开制度”，群众的事群众议、群众定，群众干、群众管，激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的管理，基层社会自组织不断成长，在治理事务中同政府磋商，弥补政府失效和市场失灵的现象，优化了社会治理。二是要形成多元互动的社会治理网络。基层政府从传统的无所不管的管制型治理模式中解脱出来，形成政府、社会、民众各负其责、各履其职、共享其果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的控制型管理向多元协同型治理转变。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拉萨市城关区政府实施的社区网格化管理，确立“1+5+X”（1个社区，分住户、企事业单位、宗教场所、综合等5种类型，多个网格员对应负责制）的网格力量模式，推行“网格全覆盖，工作无缝隙”的策略，实现网格中的所有工作都在基层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中，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提高了群众对政府执政的满意度。[6]三是要创新多元主体互动协同治理的平台。信息化时代，借助网络平台，重视社会、公民参与渠道的便捷化、多样化和立体化特征，建立透明、高效、迅捷的公共服务网络平台，就公共问题的治理，拓展政府与企业、公民的平等对话的时空，完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治理的方式。新疆库尔勒市“智慧社区”管理平台，推行“单位化管理、网格化覆盖、社会化服务”，利用现代科技和网络手段，增强了社会治理活力，实现了服务居民的目的。

3.构建现代法治型基层政府。“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只有通过制度构建，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结构，才能规制或缓解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克服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悖论，将人类行为导入财富创造性活动，而避免其从事诸如寻租、腐败等非生产性和分利性活动。”[7]现代法治政府建设是基层政府变革的必然趋势。一是弘扬法治精神。法治体现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观念和政治道德信念，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求政府、个人和社会机构都必须遵循，具有权威性和高效性特征。基层政府带头弘扬法治理念，以法治规范治理行为，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社会治理就会有章可循，使决策更加民主、科学和高效。二是注重法治程序的合法性。法治型基层政府是讲规则、守规矩的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注重程序正义，杜绝治理行为中的任意性、随意性和越权行为。同时，基层政府要向社会公众宣传公众参与政府治理过程的程序，建立激励公众参与的机制，保障公众的有序参与和有效参与。三是强化行政监督的常态化。基层政府要强化自身的法律责任机制，自觉接受行政执法监察，接受权力机关――人大的监督和质询。行政执法监察及廉政监察要对基层政府所有成员实施全方位、零死角监督。在监察过程中，特别注重投诉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如广西河池建立的“网络问政”“河池民声”专区，积极回应公众对政府公职人员的行政不作为甚至职务腐败问题的查处，强化了问责效力。

4.健全治理评价追责机制。“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机制的核心要素是地方分权、财政分成、政治锦标赛和晋升竞争。”[8]政府治理先治官，建立科学的治理评价制度，实施每一治理环节都有人负责任的制度。一是健全干部政绩考核制度。改变传统的以经济锦标赛为主、以GDP为标尺的干部提拔任用制度，修正主要由政府部门和上级管理部门对干部政绩的考核方式，加大社会公众对干部的意见和评价权重，注重干部施政的善治理念和方式，把具有善治思维，敢于创新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营造激发人才活力的政治生态环境。二是形成全面追责机制。基层政府公职人员要做到在其位，谋其职，推行“民主政府”“透明政府”的施政环节和程序，既向人民负责，又向上级负责，接受人民和上级政府的问责。同时还要养成自我问责的习惯，做到“吾日三省吾身”，接受自身良心的拷问，甚至引咎辞职以表失职的愧疚之情。三是强化公民异体问责机制。公民异体问责克服了行政同体问责和立法司法机关“准同体问责”中存在的“官官相护”“不打自己脸”的问责弊端，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提升政府履职效能。要营造公民问责文化氛围，培育公民社会，支持激励公民参与问责行为，以法制保障公民的问责活动，使异体问责成为公民的份内事，促进基层政府的善治行为。

5.加强行政伦理常态化教育。良好的行政伦理是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善治的内蕴要素，是良好治理的重要前提。行政伦理体现了政府的道德责任，展示了政府的“组织良心”，它主要涉及“政府行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亦即领导、决策和执行等行政活动的合法性问题，包括公务人员个体在行政管理实践中的道德观念、道德活动与道德规范，也包括行政主体作为群体及组织机构在行政活动中所应遵循的价值规范”。[9]一是开展网络化行政伦理教育培训。在基层公务员中开展常设性教育，上级政府中的“政治精英”和高校中的专家学者进行学理性和职前基本从业培训，行业机构开展纵向业务培训，党校（行政学院）开展政治方向性教育培训，让他们明白公权力的来源，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权利义务观和是非善恶观。二是更新行政伦理教育方式。行政伦理教育要从“说教式补课类培训”为主的教育方式向“思辨式应用类培训”的教育方式转化。思辨式应用类培训主要展现出“‘价值思辨’和‘综合应用’”这两种特质。[10]在培训中，运用情景模拟和案例分享的互动式教学模式，针对基层治理的伦理困境，运用多学科知识，锻炼学员的思维能力，让基层公务员对公共事务进行价值层面的思考与辨别，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既解决公共问题的治理难题，又避免工具理性的泛滥。三是营造创新型行政伦理文化。行政伦理文化作为特定的文化现象，是在行政环境、行政体制及其运转过程中，通过特定的心理定势、文化积淀和潜移默化而铸就的道德意识、道德习惯和伦理传统。在不断变化创新的时代条件下，基层政府要营造一种创新的伦理文化氛围，汲取中外优秀的伦理文化因子，如广西河池通过推广群众喜爱的刘三姐对歌、白裤瑶铜鼓表演等形式，宣传政府执政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以善治之道应对公共事务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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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文化治理范文3

关键词:基层民主;政治文化;基层群众自治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7-0197-0

党的***报告指出:“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做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在当前发展基层民主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之上,进一步探索实现中国基层民主的途径,有助于推进基层民主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一、促进经济发展,为发展基层民主奠定物质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社会变迁既为基层民主提供了需求和动力,也提供了能力和空间。市场经济的特性决定了它对自由、平等、契约、权利意识的张扬,使民主发展获得更为深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一个社会中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会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而不断深入。因此,必须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前提下,坚持多种经济方式并存,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丰厚的物质财富,以落实***报告提出的“注重解决基层组织经费和活动场所等问题”,奠定发展基层民主的物质基础。各级政府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因地制宜,努力实现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同时,针对农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基层组织各自的实际,探索建立保证基层民主正常运行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使基层民主实现网络化、信息化、科技化的发展,提高基层民主的发展质量。众所周知,当前三农问题仍然比较严峻,农村的经济水平较低,也是制约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瓶颈,是今后农村基层民主发展必须解决的重点难点。国家在政策上要“大力调整农业结构,积极拓宽农民增收领域,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基层政府要倾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扶持,培育农村市场体系,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水平,立足地区发展特色经济,扩大招商引资,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发展乡镇民营经济、发展农村的第二、第三产业等等。

二、推进政治文化,为发展基层民主建立价值支撑

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的观念依托,支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模式,影响着现实的政治制度。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政治文化趋于多样化,发展基层民主就必须推进社会主义主流政治文化,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保证社会主义价值导向,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化是发展基层民主的核心价值,应本着提倡民主、法治、平等、权利、竞争等意识观念,以其传播和发展来引导人民群众参与民主实践,激发参政议政的热情。具体而言,首先,要推进法治文化。民主的实行要求有完善的法治环境和健全的法律制度,从人治到法治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政治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法治文化体现着与人文精神和人类终极关怀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要求,是现代社会最先进最文明的政治文化类型,是基层民主建设的应有之义。其次,要推进人民主体文化。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理应具有主体意识,对自己的政治责任、义务和权利有明确的认识。特别要重构问责文化,强调人民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和尊严,强调权利意识和参与问责意识,这正是“主体文化”的本质所在。当问责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体现在人民的日常行为中,使社会公众的诉求能够迅速得到回应,才是人民真正参与的民主,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得以充分展现。

三、优化主体行为,为发展基层民主培育生机活力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享有者。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力量,是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尽管在近年基层民主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不断凸显,主体地位不断巩固,但是主体错位等现象依然比较普遍。只有坚持以人为本,以群众满意作为价值取向,把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作为基本出发点,优化主体行为,才能为发展基层民主培育生机活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成为发展基层民主的动力源泉。为此,首先,要培育人民群众成熟的民主政治心理。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让群众认识到自己是基层民主的主角,增强参与基层民主的信心。虽然当前基层民主在某种程度上使群众感到自身处在弱势地位,难以直接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并对涉及自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实际上人民群众依法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环节直接参与政治实践,行使了主体的权利和责任。今后,党和政府应该继续加强人民群众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培养人民自信、自制和表达思想的能力。其次,要扩大人民参与民主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资源,使群众充分掌握政治信息、畅通参政渠道、提高参政能力,在民主过程中切实发挥“话语权”,并能够科学地对基层民主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四、加强基层群众自治,为发展基层民主开辟新天地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基层民主的主要载体。党的***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开辟了发展基层民主新的天地,为其提供了有效的模式参考与路径选择。从形式上看,中国已经建立了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自治体系,人民群众对基层组织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民主自治。继续拓展基层群众自治的广度和深度,着力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新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发展基层民主的必经之路。

1.完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首先,在村民自治中,健全村民自治的功能和民主机制,促进农村地区走向善治。规范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工作关系,乡镇政府要发挥指导者、决策者、协调者、服务者的角色和作用。加强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协调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进一步提高农民素质,强化村民自治意识,用先进文化塑造农民,用文明风尚熏陶农民,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推动和引导农民自主地、有效地参与民主,继续加强民主恳谈、扩大民主恳谈主题内容,以及进行参与式预算改革,通过各种论坛、会议等平台,扩大村民在资源分配、社会政策制定以及公共支出监督等方面的参与。重点加强村民代表会议、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民主理财小组“三个组织”建设等等。其次,在社区居民自治中,应淡化行政色彩,规范基层政府和社区的关系。完善社区法制建设,保证社区居委会依法有效行使权力。建立健全与社区居民自治相适应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特别加强居民委员会的经济保障,包括工资待遇、工作条件、活动经费等等。重点要形成一种全体社区成员和居民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使社区成员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比如社区居民自治章程、礼规民约、社区具体事物管理规则等。最后,完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要有前瞻性。随着城乡统筹发展,村委会也将变成居委会,村民身份变成城镇居民身份,村民自治将更多地依赖社区居民自治。因此,要实现村民自治与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互相促进,加强进城农民的城市文明意识、社区理念,借鉴村民自治“公推直选”等好的经验,利用社区居民自治良好的物质文化条件等,通过城乡优势互补,共同打造城乡和谐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

2.提升基层群众自治法律地位。当前,基层群众自治已经被提升到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层面,还应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写入宪法,将基层群众自治提升到宪法和法律的高度。把依法治国的方略深入贯彻落实到基层群众自治建设中,为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更多更切实的民利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同时,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在基层群众自治实践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上升为政策,把成熟的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不断提高基层群众自治建设的水平。

参考文献:

[1]王凤青.尊重和保障群众主体地位,扎实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5):104-105.

[2]刘春雷.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09,(9):134-135.

[3]张周.基层民主: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路径的有效选择[J].唯实:党建工程,2008,(12):13-15.

[4]唐震.新时期农民政治参与问题透视[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40-41.

Explore the Way of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in China

WU Da-bing1,HUALing2

(1.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hilosophy and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Chongqing 400020, China;

2.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Chongqing electronic engineering Training college, Chongqing 401331, China)

基层文化治理范文4

［论文摘 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来，石油企业面临着各种新的矛盾和挑战，隐藏的深层次问题日益凸显，石油企业的基层思想政治管理工作也面临着许多新的考验和挑战。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石油企业的基层思想政治管理工作，从而有效确保石油企业的安全高效运行，是我国石油企业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当前，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的发展步伐，我国石油企业也加快了改革的进程，企业体制改革、减员增效和撤并机构等措施的实施，必然涉及石油企业基层的体制改革和企业基层员工的利益调整，也必然对石油企业基层思想政治管理工作产生新的冲击，企业基层员工的思想、生活和诉求越来越多元化，企业基层的思想政治管理工作面临着很多新问题和新情况。

一、新形势下石油企业基层思想政治管理工作面临的新问题

第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催生石油企业基层员工思维的多元化。步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加强。这也致使部分石油企业基层员工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道德标准缺失，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滋生，造成石油企业基层人员思想的退化。并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各种资源在市场配置中的作用也更加明显。石油企业基层员工的思维也更加活跃，其对经济利益的需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知识人才、专业人才和技术人员等不再安于现状，而是更多地去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石油企业基层的思想政治管理工作者面对的职工牢骚越来越多，工作量亦成倍增加，疲于应付，导致石油企业基层管理工作的效率低下，成果也并不显著。

第二，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越来越呈现多样化发展的趋势，石油企业基层员工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他们对民主的诉求越来越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石油企业基层职工的群体意识正在淡化，而个体意识却普遍增强，**意识也得到明显加强，他们对话语权的诉求也越来越高，更加重视自我设计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其中，石油企业基层员工的最大愿望是石油企业尊重自己的知情权，增加自己在企业决策中的发言权，以达到影响企业决策方向和力度的目标，从而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也给石油企业基层思想政治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难题，需要更好地认识基层员工高度关注的突发性利益撞碰事件，有效缓解企业内部矛盾，解决大量实际工作中的思想认识问题，转变企业基层员工的思想政治观念。

二、加强新形势下石油企业基层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措施

新形势下，如何搞活石油企业的思想政治管理工作，是我们所面临的重要课题。要做好新形势下石油企业基层思想政治管理工作，就必须做好传承工作，并与时俱进，进行创新，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石油企业基层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运行机制，探索新时期石油企业基层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新路子。目前，加强新形势下石油企业基层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做好石油企业基层思想政治管理与企业基层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树立人本思想，加强与企业基层员工的互动和沟通。企业基层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产物，能够有效组织企业基层职工开展各种形式的自我教育活动，激发企业基层干部和职工民主、平等地参与企业决策的意识，成为推动石油企业基层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有力因素，开创企业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生动活泼的局面，增强企业基层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渗透力，开拓企业基层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新领域，同时实现思想政治管理工作在企业基层文化建设中的渗透，使二者合二为一，形成石油企业独具特色的企业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形成个性鲜明的企业精神，增强石油企业基层职工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促进石油企业更好更快发展。

第二，做好石油企业基层思想政治管理与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的有机结合。关心基层员工的生活是我们党、我们石油企业的优良传统。石油企业基层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基层员工的生活问题和思想问题。在现代化企业改制的大背景下，企业基层职工的思想问题往往与生活问题相伴而生，要想做好新形势下企业基层的思想政治管理工作，就要将帮助基层职工解决工作生活困难作为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内容之一，关心基层职工生活，善于将思想政治管理工作贯穿于解决企业基层职工生活困难的全过程，因势利导，以此增强企业基层职工的向心力。

第三，做好石油企业基层思想政治管理组织机构的组建。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石油企业基层思想政治管理工作要应对多方面的不适应。建立健全基层思想政治管理组织机构，形成交叉管理的合力，提高相关管理人员在岗积极性，增强其对新问题新情况的有效预见性，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与时俱进，应对新形势下的突发情况，实现石油企业基层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连续性，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增强基层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调动企业基层员工的积极性，形成企业的凝聚力，充分发挥企业基层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有效性，最终全面提升石油企业的工作质量和效益。

三、结束语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我们党的传家宝，也是我国各大企业实现长远发展的生命线。我国石油企业历来重视基层的思想政治管理工作。我国石油企业改革建设的实践证明，越重视和加强石油企业基层思想政治管理工作，越能有效促进石油企业的长远发展。新形势下，只有顺应形势发展，不断提高石油企业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水平，才能确保石油企业顺利实现其改革和发展的长远目标。

主要参考文献

［1］ 覃章梅，吕绍杰．对石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J］． 经济师，2010（1）．

基层文化治理范文5

一、总体要求

坚持“一反两讲”，坚持“基层重要、基层优先和普治并举”原则，按照“法治约束极端化”的要求，把基层普法作为“七五”普法的重中之重，紧紧抓住基层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通过深入开展基层法治宣传教育，强化基层依法治理措施，实现基层干部群众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进一步增强，群众表达诉求的方式进一步理性，基层法治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宗教极端、打击“”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用法治权威压住宗教极端思想渗透，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建设法治打牢基层基础。

二、活动范围

在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内组织开展。

三、主要内容和措施

（一）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1.明确法治宣传重点内容。突出抓好《宪法》、《刑法》、《反恐怖主义法》、《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自治区关于进一步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工作的若干意见》、《自治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伊斯兰教工作的意见》以及婚姻、教育、计划生育等领域有关法律政策的宣传。

责任单位：法规科负责干部职工的宣传教育；私个协负责组织安排私个协会员的宣传教育。

2.开展针对性法治宣传教育。

对我局“访惠聚”工作组进驻的白碱滩区上游社区，在信教群众中举办法治和宗教礼仪知识学习班，引导信教群众认清宗教极端思想和非法宗教活动的危害，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

责任单位：市工商局“访惠聚”工作组

3.开展集中法治宣讲活动。

积极参与市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的以案释法宣讲活动。

责任单位：相关科室（队）

（二）加强法律服务

1.开展“**服务下基层”活动。结合消费**大联动、消费**站点和消费教育基地建设的要求，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及时高效的**服务和帮助。

责任单位：消保合同科

2.开展“行政调解促和谐”活动。发挥工商部门在消费争议、企业名称争议、商标侵权赔偿等方面的行政调解职能，及时发现、调处影响和谐稳定的纠纷和问题。

责任单位：消保合同科、注册登记科、商标广告科。

（三）加强法治文化建设

将法治文化建设纳入全市工商文化体系建设和服务中。

1.加强法治文化设施建设。市局要有1面法治文化墙、1个法治文化园地、1个固定的法治宣传栏。

责任单位：办公室

2.加强法治文化作品创作。开展一次法治建设（廉政建设）书画作品展活动。

责任单位：纪检监察室

3.开展法治文化活动。组织开展1次两级工商系统羽毛球、排球、乒乓球等体育比赛活动。悬挂“基层法制建设年”、“法治工商建设”、“廉政文化建设”活动条幅。

责任单位：市工商局工会

（四）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推进依法治理工作

各业务科室队要根据市委市政府和自治区工商局的统一安排，结合我局实际，认真组织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活动，同时，围绕我局系统在依法治理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和现实风险，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活动。

责任单位：各业务科室队

四、活动步骤

（一）安排部署（2016年4月）。根据市“基层法治建设年”实施方案的总体要求，结合我局实际，制定《市工商局开展“基层法治建设年”活动工作方案》，细化目标任务，明确职责，进行全面安排部署。

（二）组织实施（2016年4月—11月）。各科室队及工会组织按照方案内容，认真组织开展“基层法治建设年”各项活动，有计划、有步骤地抓好各项任务落实。

（三）总结上报（2016年12月）。各科室队按照《市工商局开展“基层法治建设年”活动工作方案》，总结工作情况，12月5日前报送市局法规科汇总。

（四）考核评价（2016年12月）。由法规科向市工商局党组汇报全局基层法制建设年活动，并对各科室工作情况作出评价，作为年终考核定等的依据之一。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市局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科室队要将“基层法治建设年”和“法治工商建设”活动作为年度工作重点，作为依法行政和提高干部队伍素质能力的基础工作抓好、抓实。

基层文化治理范文6

【关键词】基层民主 政治参与 积极性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我国在全面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逐步加强了对“三农”问题的专注力度，一方面大力推进农村深化改革，把“三农”问题作为农村建设的重心，不断寻找新方法来解决农村基础问题；另一方面加快了农村地区民主政治建设工作步伐，争取在激发农村活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过程中，农民的参与热情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对影响农民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积极性的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民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

保障自身政治权益，拓展农民群体利益表达渠道。中国***代表着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党和政府还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农民作为我国最大的第一产业从事者，在国家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和政府在进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时候，应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尊重人民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权益，引导民众积极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农民群众提供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农民参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可推进农村基础民主工作的透明化、公开化。农民在参与农村民主政治的过程中，能通过参政效能表达农村基础资源分配的诉求，通过上诉或者建议的方式影响农村决策内容和方式，维护农民权益。①可以说，通过基层民主建设，农民群体可充分享受政治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有利于他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农业生产和新农村建设。

促进农村政治文明，提高基层民主决策的合理性。农民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不但有利于各级政府团结人民群众，而且还能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宪法就农民的政治权利在宪法中做了明文标注和明确规定，但是，农民政治权利的实现，需要各级行政部门的科学规划、大力支持，更离不开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农民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对宪法中自我权利的履行。农民群众只有真正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才能有效提高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决策的合理性，确保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及新农村建设的相关决策都要在群众公民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施行。农民理性参与民主选举、管理和监督，不但有助于农民自我公共合作精神和民主意识的提高，还有助于农民积累民主政治参与经验，提高个人觉悟，强化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施行效率，推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

影响农民参与农村基础民主建设积极性的因素

影响农民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积极性的个体因素。首先是个体年龄和性别因素。中国农村长期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封闭的自然环境，导致农村生产生活中，“男主外女主内”现象十分普遍。在此情况下，农村男性参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意愿要强于女性，男性参与农村民主基层建设的热情也更高。调查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农村教育水平也随之迈上了新的发展台阶。新一代农民，尤其是农村年轻群体普遍比老一辈有着更高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有着比老一辈更强的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欲望。如在农村民主政治选举中，年轻群体的表现往往比父辈们更加突出。农村老龄化群体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受传统思想影响更深，许多人都对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持观望和怀疑态度。与年青一代相比，他们更认同传统的宗族管理、家长式管理方法。②结合现状可知，不同年龄、性别的农村群体的思想分歧以及他们对待基层民主政治的态度，受客观环境和教育影响。鉴于此，在今后的农村管理和基层民主建设中，各级政府要适当加大农村教育设施和教育投入，通过知识教育和民主理念教育，提高农民群体的民主意识。

其次是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受教育水平因素。在农村，与已婚群体相比，未婚和离异人群生活负担较轻，生活方式更加自由，因此这两大群体对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着更高的热情。已婚人群因为家庭缘故，生活负担较重，也缺少更多的活动自由。因此，很多人都渴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家庭经济收入，他们对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热情远低于生活条件较为优越的未婚和离婚人群。家族形式群落村居式居住是中国农村家庭生活的一大特色。一般的农村家庭都有成员多、小家庭数量多、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差距大等特点。即使是在家庭规模相近的情况下，因为年龄、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农村家庭、家庭成员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热情也有所不同。那些能为家族创造最多财富的人，往往是家庭对外交往和基层民主参与的代言人。③此外，部分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农民，往往也会有强烈的基层民主政治参与热情。

影响农民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积极性的社会因素。一是民主政治制度和民主参与渠道因素。民主制度是否完善，民主决策是否能够落实到位，直接影响民众参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积极性。当前，我国基层民主选举制度、民主理财制度、民主监督制度已大致完善。许多农村村委会都根据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规定，在干部选举时依照规定召开选举大会，并尽力追求选举的公平、公正、公开，由此选举出了许多优秀的农民干部。不过，从整体范围来看，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虽然有了可靠的制度和法律保障，但是一些具体的、针对性的制度和法律规定还不够规范和完善。如许多农村的村民会议形同虚设，部分地方的村民会议根本没有常设机构和专职人员，村民会议完全成为村干部个人专制的幌子，财务公开浮于形式，村委会过度自治的现象非常严重。在民主规定操作过程中，由于村委会干部权力过大，阻碍了农民参与民主政治的渠道，使得农民参与热情受到打击，民主决策也因一些人的干涉而流于形式。

二是基层干部素质因素。基层干部尤其是村干部的个人能力、个人素质，也是影响农民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积极性的主要因素。一般来说，作为农村的领头人，村干部必须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觉悟，还要有高度的全局意识和民主意识。更主要的是，村干部要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够就基层民主建设问题，与村民坦诚交流、公开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发挥农村民主政治的作用，才能激发农民参与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热情。但是，在农村工作中，部分村干部不但能力低下，而且缺乏民主意识和创新精神，部分村干部群众意识淡薄，脱离了人民群众，不了解群众所需所求。一些村干部甚至还利用手中的权力。④这些都违背了我党的群众路线和基层民主政治精神，也会影响村民对基层民主政治的信任。

三是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同样是影响农民参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因素。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可以为基层民主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也可提高民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参与民主政治的积极性。长期以来，我国农民虽然缺乏参与政治建设的传统，但是，农民的经济收入与其政治参与需求成正比却是不争的事实。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旧社会，农民群体最大的愿望就是解决温饱问题。如今，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民众精神追求也随之提高，民众参与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但是，整体来看，经济发达、生活富裕地区的农民，比经济条件落后地区的农民有着更高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参与热情。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农民最关心的仍旧是生计问题，许多农民既没有兴趣参与基层民主政治活动，也没有时间参与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四是公共服务水平因素。建设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的新农村，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是衡量新农村建设成效的重要尺度。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为村委和村民面对面交流提供条件，还可以增强双方信任感。同样，在道路、水暖、卫生、教育等公共设施完善、公用服务周到的环境中，农民也会提高自我存在感，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⑤这就要求政府要积极开辟多种渠道，采取各种措施，开展农村教育、医疗、养老、卫生设施建设，为农民提供有效的农业技术培训服务、农业信息服务，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发展乡村经济，提高农民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性。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既要重视农民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加快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培养新型农民，唤醒农民自我权利的捍卫意识，促使其积极的参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工作。同时，还要做好农村普法教育和民主宣传，积极推进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妥善处理农村社会矛盾，真正让农民享受到当家做主的好处，构建富裕、文明的农村居住环境。

促进农民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建议

发展农村经济，夯实农村民主政治基础。发展农村经济，促进集体经济快速发展，加大基础组织投入力度，是提高农民政治素质的关键，也是强化农村民主政治的前提条件。就目前来看，基层政府要想在农村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走集体经济发展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良好的干群关系。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结合农村发展情况，对土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加大农业投入，通过农村经济指导和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农村市场体系；立足于完善的户籍制度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建设，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农工结合，统筹城乡发展；⑥构建成熟的社保制度与运行制度，为困难户、独生子女家庭、孤寡老人提供低保和社保，重视农村社会救助保障制度的合理化建设，缩小农民与城镇居民在医保、社保、经济方面的差距，缓解农民压力；因地制宜，发展农村果林经济和农村养殖业，深化“公司+农户+村集体”的合作经济制度，扩充集体资金，鼓励农民参与市场竞争；加大税费法制建设，落实财税返还到村等制度，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实现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完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构建成熟的民主环境。建立健全基层民主政治制度，是维护村民切身利益的重要保障。受基层政治环境影响，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相对滞后，许多民主政治制度都停留在形式上。由于缺少法律法规支持，农民政治专门机构建设也过于随意，导致农村政治管理成效不足，力量分散，农村民主管理工作难以落实。鉴于此，在农民基层民主建设中，基层党组织一定要贯彻党的民主管理精神，进一步完善村民选举、财务公开、村民自治、村民议事和监督制度，提高农民公用事务管理、自我管理意识，为民主制度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同时，要依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加强村民交流与沟通，规范基层行政权力，在村民自治机构和组织建设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办事，构建成熟的基层政治工作制度、基层干部竞选制度、联席会议制度，谨防村干部或其他外在因素对干部选举、两委关系的干扰，净化农村民主制度环境。⑦

提高农村民主政治主体的政治素质。农民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新农群亿万农民群众作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民主政治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民主政治建设的成败。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要加大民众政治素质教育，提高民众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以强化民众民主意识。⑧具体来说，政府要重视农民政治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切实发挥远程教育中心、党校、党员教育基地的作用，开展民主与法律素质教育、政治培训和道德教育。通过培训，让农民群体认识民主政治的实质以及民主政治的重要性，提高他们对民主政治关注的热情。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基层干部培训和管理机制，突出干部能力培训、作风教育，引导基层干部认清当下形势，树立远大的理想，严格遵守党的方针路线，妥善处理个人、国家与集体的关系，鼓励带领农民群体参与到基层民主活动中去，巩固基层民主建设的群众基础。

创新农村民主政治宣传教育方法和载体。加强民主政治知识宣传教育，是提高农民群体民主意识的有效途径。在农村劳动力纷纷外移、农村民主政治宣传教育难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农村党组织要善于通过广播、宣传栏、板报等载体，广泛宣传村民自治条例，进行村务公开展示，带头实践党的惠民利民政治主张。基层政府应创新农村民主政治宣传教育方法和载体，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手段、移动设备公布农村政治信息，或者在农民工聚集地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坚持党的领导，是农村基层民主教育的根本原则，因此，在基层民主宣传教育过程中，乡镇党组织要切实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通过自身说法和典型宣传，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其次，基层政府还要善于寻找政治教育新的突破点，利用乡村文化教育、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进行民主政治宣传教育，开展多渠道的村民理财小组、档案记录和管理人员培训，提高农村干部的业务能力。农村党组织也要加强党性纲领和政治知识学习，提高自身民主素质和法制观念，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综上所述，“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工作的重心。我国政府一直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村基层政治建设，当做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在新形势下，通过增强农民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积极性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生产力发展教育体制完善，农民物质和精神文化携头并进才能达成其目标。因此，我国政府在今后的建设中，应继续坚持“三农”问题为主的工作重心，积极开拓新思想，大力推进农村和谐社会改革，提高农村的生产力，提高广大农民的人均收入和思想觉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农民参与农村基层政治民主建设的热情，才能扎实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目标。

（作者分别为荆楚理工学院硕士研究生，荆楚理工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②于建波：“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问题研究”，《沈阳农业大学》，2012年。

①④⑥⑦王学艳：“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长春理工大学》，2012年。

⑤⑧陈小强：“我国农村基层自治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中共重庆市委党校》，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