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心得体会范文1

近期，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之际，院里组织召开了第一次警示教育大会，随后组织观看了违纪违法干警忏悔录警示片，组织全体人员参加了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观后深受教育和启示，特别是XXX市人民法院原主任科员XXX的案例，使我深刻认识到在机关深入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的必要性。从案例来看，贪污受贿人员平时放松了思想认识、放松了法纪法规的学习、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才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犯罪的道路。所以，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要做到：

一始终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员，只有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才能确保高质量地完成好党交给的工作任务，才能更好地保证自身的廉洁清正。因此自己将坚持经常性的深入学习和钻研，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在学习中，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将反面案例与正面教育相结合，注重学习效果，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同时，自己要按照党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防微杜渐，确保不出任何违法违纪问题。

二是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完成好党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最根本的就是要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利益的关联，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要时刻注意树立警醒意识，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正确立场和态度，自觉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进一步加强世界观的改造，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决定、检验是非功过。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心系组织重托，心系群众冷暖。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教育，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端正思想作风，提升思想境界，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三是始终坚持执行党的各项廉政建设规章制度。XXXX的案例警示我们：在社会主义中国，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党纪面前没有特殊党员。一个党员干部，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只要违法乱纪，终究逃不脱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以身试法者必亡。透过警示教育，我深刻地认识到反腐倡廉的任务艰巨性，认识到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处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紧迫性。因此，作为一名普通干警，务必用心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既用宪法和法律约束自己，用**和党的纪律规范自己，以实际行动带动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耐得住艰苦，管得住小节，挡得住诱惑，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

最后，我要以案为鉴，做到举一反三，警钟长鸣，牢记党的宗旨，做好本职工作，恪尽职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光辉形象靠党员的共同发奋来增彩，党的利益需要我们大家来共同维护。我将以此警示自己，防微杜渐，警钟长鸣，牢牢树立勤政为民、廉政为民的思想观念。

忏悔录心得体会范文2

在心理学中，“认知”和“认识”是两个概念。谈到“认识自我”更多的是较为浅的层次，认识自己也称为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优缺点。而“认知自我”却不一样，它在包含了认识的份上，又添加自省的成分，甚至还囊括对未来自己道路的预想。读卢梭的《忏悔录》可以了解优秀文学家的生活及思想也是提升自我的捷径，从而达到反省自己的目的。

2内容概要

《忏悔录》是由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让-雅克·卢梭在其晚年写成的。与其说《忏悔录》是一本思想启蒙教育书籍，不如说这是卢梭对自己的“辩证稿”。本书从1766年一直写到1770年，他已54岁的时候开始写作，是在饱受颠沛流离的生活后，将自己的思想公之于众，将自己的委屈尽情抒发，让大众来评判对错。前后4年方告完成，但由于续写传记完结时受限，直到1782年才出版上卷，1789年出版下卷。

《忏悔录》全篇以第一人称撰写，用回忆的方式贯通全文。按时间顺序记载了卢梭从出生到1766年被迫离开圣皮埃尔岛之间50多年的生活经历。全书共12章，分上下两卷。前6章为上卷，后6章为下卷【1】。对于内容而言，《忏悔录》全文展示出悲剧的色彩，并且用“回忆录”方式引发人的深思。表面上是在忏悔自己的过错，忏悔自己的一生，事实却是引发对人性的思考，让读者思想上得到提升;对于意义而言，其社会价值、文学价值以及教育启发都是不可估量，不愧为卢梭一生中的“经典”。

3将卢梭《忏悔录》中各要素对个人的影响深入解析

3.1社会是改变个人的重要因素

在卢梭《忏悔录》全册中，第一个让读者感触最深的就是当时所处的社会。也是卢梭一开始选择写这本书的重要因素。在文中，作者初步进入社会，刚开始并不懂得别人之所以阿谀奉承的原因，加上从小寄居人下，没有人告诉他应该如何去做，懵懂中吃了很多亏，为此他拼命的逃离教堂。接着又游走在贵族之间，慢慢的懂的一些“规律”。但是作者对这些戳之以鼻，可是在社会环境下不得不照做，这也是作者在《忏悔录》中忏悔自己的部分。下卷中，作者已经有了名气，贵族对待他的态度变的不一样，这让他感触很深，接着社会弱肉强食的事情层出不断，作者在这些“悲情”中，正直的心要替他们抒发，所以写下了《爱弥儿》等著作，由此引发了贵族对其的不满。

在文中，作者用幽默讽刺的语言，写出社会可以培养出“卢梭”，但是同时也可以毁掉“卢梭”，他一生都在用自己的笔与社会上邪恶力量斗争，希望借此美化自己的社会，但是结果被遗弃。在文中结尾处，作者用直接的言语向社会宣泄自己的苦闷，表达自己委屈。同时引发读者对社会的思考，很明显的揭示社会是改变个人的重要因素，即便像卢梭的人很多，决定权却在腐朽的手中，社会也不会发展，这是相互制约的。

3.2经济对个人的影响

经济对人的影响也是在文中体现较多的一方面。追根究底，社会的发展也就是经济的发展。在文中，经济的重要性不单单在一方面。由于需要谋生，他学习钟表技术，虽然不感兴趣，却为了谋生，不得不这样做。由于没有金钱，放弃自己原本的宗教，加入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教派，由于没有经济来源，最终被教会抛弃，而自己所鄙视的那群人却当上了传教士等到，这些使卢梭明白经济的重要性。在文中他游走在贵族中，有了经济支持，他尽情创作，那段时期文笔也很活泼，没有过多的煽情片段，可是等过了这段时期，他决定回归“自我”，断了经济来源的他，被人们所厌恶。而那些经济好的贵族，做的再令人失望还是有人游走在身边等等，看出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但是这种现象却是一种变态扭曲的现象，这是在古老的封建继承制的演变下而来，完全杜绝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种陋习下，平民的怨恨与不满在生活中表达，也是卢梭著作中故事的来源。

文中描写“经济”的意义在于更加贴切形容“人性”。也许环境的影响是改变一个人，而经济的作用却是考验一个人。可以说卢梭经受住了考验，目的除了肯定自己更重要的是间接引起读者对自己道德素质的思考。

3.3文化是影响素质的基础

一個国家的潜力离不开人民，一个人民的辩证离不开自身的素质。文中用大量的文笔都在描述一个词“素质”。在孩童时期，被人诬陷偷了女主人的梳子，人们理所应当的认为是作者偷得，因为除了他并没有人接近这把梳子，这让作者第一次看清文化的重要性。也许就是这件事，卢梭往往对周围人都保持一种“礼貌”。在文中有个精彩的故事：他在不到二十岁的时候为了生活离开放弃原本的宗教重新加入教堂，在传教士进行洗脑式的传教士，他将问题抛给传教士，却没有一个人能辩论过他，这也是为什么觉得自己教派“混乱”的原因，而后面接触到真正有思想的人士时，他的感受态度完全不同，他愿意去分享去交往，而哪些人说的话做的事也让他信服。

文中运用了大量对比的方式，让读者知道文化的重要性。一个有文化的人走到哪里都有人接待，人们愿意与他交往。而不懂文化的往往做的事让人厌恶。而卢梭之所以成为“卢梭”最根本的就是他的文化涵养，有了文化有了知识才有他后面的辉煌，才有揭示腐朽的动力。所以“文化”也是全书的主干线，连接着因果。

3.4生活环境是成长变化的推动力

《忏悔录》是按时间顺序编写，但这些时间的改变恰好是作者环境的改变，也就是生活变迁。开篇，他处在一个和谐温馨的环境，所以整个人也是温柔的，有着良好的习性。而到了后面由于生计，他当着钟表学徒，他也因生活环境变得圆滑。接着他改当家庭教师，他在文中描写的环境也是优美恬静的。后来到了人文发展的集中地巴黎，那的生活让作者充满了激情。最后颠沛流离的生活的时候，环境脏乱不堪，也充满着污浊。不同环境对人的影响由此看出。

　这跟中国“孟母三迁”的故事有相似之处，直到现在还依旧保持着这种习惯。父母们为了自己的孩子成长将住房安排在学校旁边，希望孩子从小受到良好的熏陶。归根究底也就是环境影响个人成长。

3.5思想是个人发展改变的直接因素

在美术中有这样一个说法“画如其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绘画方式，这种绘画方式也可以显示出个人的性格、心情等等。换用到文学中也可以用同样的词语形容，《忏悔录》本来就是思想家卢梭撰著，所以启蒙性、思想性就应该是这本书的特色，而在全文中，每个故事都体现启发性的特征，充分表现作者的用心。如果看到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落寞也许会感到可惜，但是我们体会不到他的真正心境，但是在看过他从小到大的经历以及心理发展的历程时，就感同身受了，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想要揭示社会恶习。也许是到了巴黎，在思想上得到升华后，才有动力去向暗黑势力斗争，在之前虽然有众多不满，但是只是心中的旁白，到了后面却是用实际行动抨击，用生活中真实现象揭秘，这是卢梭生命中的转折点，也是思想中的转折点，可以看出一个成熟的文学家就此产生。

全文突出“思想性”的意义在于编写目的，希望人们用正确的价值观去评判自己，同时怎么才能培养正确的价值观，这就需要一系列的铺垫，也就是《忏悔录》的上卷，刚开头用强硬的语气说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将全部的自己展示在公众面前，从思想上给读者一个打压，引起兴趣，最后首尾呼应，让人渐渐理解自己，思想上随之变化，达到目的。而文中故事的连串性也是有意安排，让读者慢慢从思想上靠近自己，当作者反省自己的同时读者也在反省自我，达到与读者交流的目的。有了较多的“互动”，后面抒发自己的苦闷、委屈，有些不被读者看好的被渐渐遗忘，记住的只是对卢梭的惋惜，同时警醒读者，达到启发的目的。

4学习卢梭《忏悔录》中的表现的优良品质以及积极思想

4.1自信是获得成功的本钱

卢梭敢于写这本书的目的第一就是他的自信。这种自信不是比較出来的，而是自己赋予自己的。他有自信将自己的全部剖析给大众，这是对自我的肯定，而我们就需要这种自我肯定。

在当今社会中，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从他的“表面”就可以看出，因为自信的人在哪都是焦点。在发展阶段的我们，习惯性会制定一个目标，而制定目标的同时就是对自己的肯定，有信心能达到目的，而没有自信的人，就会一直停留在原地，所以差距会越拉越大，《忏悔录》中，卢梭和表哥在一个环境中长大，但卢梭成为文学家，而表哥却是普通工人，这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卢梭在时刻提醒自己“是不一样的”，这份源于内心的自信是表哥所没有的。所以自信是获得成功的本钱，肯定自我永远是实施计划第一步。

4.2坚强是打败挫折的力量

“挫折”，每个人都会遇到。在成长阶段，无论是学习中还是生活中，我们都会受到打击，而度过这个阶段的就是坚强。卢梭的打击很大，他从另人敬仰的著名作家变成流浪者，可以说这个打击是巨大的，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化成动力，坚定了向腐败斗争的决心，可以说这一过程体现了作者的坚强。在我们所处的生活中也是这样，坚强一直支持着我们。

4.3坦诚是提升自我的保障

读了这本书学到的最大一点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坦诚。一个伟人，在群众的心目中可以说高高在上，而编写了《忏悔录》可以说是卢梭的突破。他将全部的自己剖析给大众，好的不好的，留给他人判断，单单从这点是很多人所不能比的。所以我更佩服敬仰的是卢梭的坦诚。

对自己而言，坦诚也是相当重要。因为每个人都不是优秀的，而是在不断取长补短之中变得优秀。对自己坦诚也就是真正的认清自己，知道自己有什么优势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还欠缺什么。在研究生阶段的我们更要坦诚。我们只是初始阶段，并没有将自己的领域深入，把心静下来，深入研究，才能有所突破，这是对自己的坦诚。

4.4学习是取得胜利不变的基石

《忏悔录》中，卢梭也多方面表现了一个词“学习”。明确的表示学习是自己的兴趣，在工作的时候，任何打工都没有兴趣，唯有阅读能坚持到底。在下卷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也在不断学习，从而有了著作产生。并且当今社会是个改陈换新速度极快的社会，如果没有学习现状，很快就被别人淘汰，所以学习也是跟上时代的脚步，知道自己研究领域现状，从而更好的确定自己的位置，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5阅读感想

读《忏悔录》，学习卢梭的思想，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吸取好的一面，重新认知自我，反省自我。就像卢梭，没有后悔和暗黑势力斗争，因为他在做正确的事情，做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哪怕一再打压，总有人会为他辨明。在我们身上也一样，与其浑浑噩噩度过每一天，回过头来会为自己也会后悔，那不如充实自我，一步一个脚印，哪怕在艰难，目标在那里，总有一天能实现，而“自信”、“坚强”、“坦诚”会成为我们的垫脚石，在学习的路上也会勇往直前，那时候，我们也会敢于在公众面前说出：“我就是我，我有自己的选择，没有遗憾没有后悔！”

忏悔录心得体会范文3

马加爵“忏悔录”的发表使我看到了一种转机。

这份“忏悔录”最早刊载于《中国青年报》，后来被全国多家媒体刊载。在这份“忏悔录”里，马加爵向世人展现了他鲜为人知的心理世界，也表现出一定的文字功底，说这份“忏悔录”具有发表价值，不仅因其本人身份特殊、“忏悔录”涉及的内容为社会所关注，还因为他的文笔。

既然有发表价值，且已在多家媒体公开发表，那么这篇稿子能不能获得正常发表作品都应有的稿费？马加爵的家人能不能凭此获得一笔钱，哪怕稍微改变一下无力支付赔款的窘境？

尽管“忏悔录”是马加爵身亡后被外界发表出来的，但其依然有获得稿费的权利(其身亡后，稿费所有权归其家人所有)。

事实上，罪犯通过写作获得稿费理所当然。笔者手头有这样一份材料：广东省英德监狱规定“罪犯其他零花钱收入(包括劳动超产奖金、稿费等)可以现金或转账形式上交生活卫生科。以上各种罪犯零花钱收入，必须有罪犯本人签名，并电脑输入罪犯个人零花钱账。”

另有一例：20__年10月，军山监狱正在服刑的罪犯钟文达参加武汉人民广播电台的征文活动，荣获二等奖，电台专门奔赴军山为钟文达举行了一次特殊的颁奖仪式。这说明，罪犯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获得社会的认可和荣誉。

现在的问题是，马加爵被，而剥夺政治权利是指剥夺公民以下权利：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权利等。

显然，对其言论、出版等方面的限制，是其能否获得稿费的一大悬疑。但是，马加爵并没有在政治权利上越位，言论、出版的事实是媒体造成并借此获得影响的，在这种情况下的原著作人该否获得稿费？法律上似乎还存在空白点，而空白点的存在就意味着允许探索。

忏悔录心得体会范文4

忏悔总是和遗忘连在一起的。

近日读到何方口述的他在落难时落井下石的文章，李华写的其在年轻时批斗的“反动军官”实为抗日军人的事，以及记述北京外国语大学几个曾经的红卫兵向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的老师道歉的文章，很是感慨。何方曾是的秘书，李华当年是一名农村青年，后来成为河北省美术协会会员，而那几个扇老师耳光的当年都是学生。这几篇文章让人震撼的其实并不是那个疯狂年代所发生的出卖与背叛、无知与暴力――这种事在很多“”亲历者的回忆中都有――而是他们对此种出卖与背叛、无知与暴力的深深的忏悔和赎罪。尽管对受害者来说，加害者的这些忏悔和赎罪来得太迟，但依然不失为弥足珍贵。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过许多黑暗的时期。太遥远的就不去说它，与我们这几代人――活着或逝去的――有关的，是10年“”。无论在党的历史还是国家的历史上，“”都已被定性为一场浩劫。但从国家层面来说，官方公布的史料一般缺乏对历史细节的描写，后人在官方史料中，很难找到那种身临其境之感，从而产生只有历史亲历者才有的那种情愫，这使人们记住的也许只是一些抽象的结论。这种结论在时间的流逝下，如果不是对历史特别有兴趣，怕也只留下一点模糊的印象。

这个缺陷，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民间或私人的写史来加以弥补。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家，民间有修史的传统，所以我们看到，民间和私人这些年来对“”的描述和回忆，还是非常之多。不过，同样遗憾的是，从很多亲历者对“”的描述中，我们多半见到，要么是受害者对直接加害者和运动发动者的控诉――虽然从个人和国家的角度看，这种控诉有其必要，但控诉太多也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似乎“”的灾难，只是发动者和加害者的错，自己则很清白；要么是把苦难作为一种资本来宣扬，似乎那是个值得记忆的美好年代，所谓青春无悔，这在一些曾经的红卫兵和上山下乡的知青写的回忆录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上述两种对“”的私人回忆和叙述，虽然价值取向不同，但在剖析自我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选择性还原历史，不敢或不愿触及自己灵魂的阴暗面。

对此，很多人可能会辩解，当初投身这场运动，是出于对领袖的崇拜和迷信，以及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向往和狂热，用领袖的思想来代替自己的思考，或者纯粹出于一个年轻人的无知和叛逆。这种辩解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假如把责任全部推到受骗、无知、叛逆上，则在笔者看来，至少不诚实。从绝对的意义说，当一个人决定做某件事时，不可能只听“主义”的摆布而无利益的考量。即使确实是内心真诚地听从领袖的召唤，在那种狂热的环境中，也很难保证不会在随大溜时无形中伤害到另一个无辜之人，而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加害者。倘若当初因为认识之故而认为自己的举动乃是革命的表现，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做错事，尚可理解，也情有可原，那么，今天还以当初的理由为自己的加害举措辩护，或者以大家都彼此彼此为自己寻求开脱，则是说不过去的。

人不是神仙，任何人都会犯错，甚至严重错误。何况在那个是非混淆的年代，自己在受害的同时加害别人完全是可能的。从许多人的回忆来看，或多或少都做过错事，伤害过别人。所以，问题不在于曾经的错误，而在于，事后尤其是在“”过去那么多年后，是否能够诚实地面对历史，认识到自己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并为自己曾经做过的蠢事、或被自己伤害过的人真诚道歉和悔过？遗憾的是，除了巴金等不多的人外，多数“”亲历者写的回忆文章，对自己在“”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或迫害念念不忘，而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加害行为避而不谈，或者虽然也承认做过错事，但并不肯对自己的错误举动认错，向受害者道歉，反把原因归结为外部环境所为。

对此，要坦率承认。缺少悔过和忏悔正是我们的一个致命缺陷。即使那些被誉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回忆录中，也鲜少听到忏悔的声音。

“乐感文化”缺少敬畏精神

什么原因促使多数“”亲历者在面对历史时，不敢承认过错，为自己的灵魂忏悔？笔者认为，可能出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文化看，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里，缺少忏悔和赎罪的传统。中国的文化被学者李泽厚称为“乐感文化”，以区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和东邻日本的“耻感文化”。如果说，“罪感文化”依靠启发人的良知，并通过忏悔和赎罪来减轻人的内心的犯罪感；那么，“乐感文化”正如这个名称所显示的，它更重视现世的快乐，企图通过在人的伦常日用的人生快乐中实现超越，这也就不可能给忏悔以位置。因为忏悔的前提是正视罪的存在。

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根源在于性善论，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乏对人性中最深的黑暗―罪的认识与反省。我们的文化有懊悔、悔恨、悔过、悔悟，追悔莫及，悔不当初等，但就是没有悔改，没有对生命的忏悔，充其量，我们只能做到“认识错误并加以改正”，但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罪为何物。用学术的语言说，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是无欠缺的存在，并未犯有不完善罪，因而无需忏悔。

除此外，中国文化在主流上是不设定一个超越的、终极的、无限的存在为人的信仰对象的，而忏悔恰恰需要这样一个无限的信仰对象存在，如基督教中的上帝一样。另一方面，根据学者王晓华的观点，中国人虽然缺乏同一的超越的信仰对象，但又必须有所信仰，所以中国文化采取了将某些特殊人物神化的信仰策略，也就是把那些曾经存在过或正存在着的政治、军事、文化领袖，作为神化、信仰的对象，他们被认为是以国为家的精神家长。对于这些被神化的人物，人们的主导意识是服从。这说明，中国人精神上尚未普遍地成为个体，缺乏在内心法庭中审判自己的能力，他们可能会向“家长”认错或控诉，但不会向无限者忏悔。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乐感文化”实际与日本的“耻感文化”是一致的，而迥异于西方的“罪感文化”。所以，面对纳粹德国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德国总理勃兰特可以向波兰人民下跪谢罪，日本则做不到这点。中国出现的则更多是控诉。每当社会灾难过后，我们的民族中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向世界倾诉自己的委屈和哀怨。控诉意识发达而忏悔意识近乎于无，是中国人的集体特征之一。

二是从生存环境看，生存艰难造就的“灾民理性”，也使得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灾民理性”是学者任不寐在其《灾变论》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他把“灾民理性”概括为：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与狡猾崇拜。笔者觉得用来解释中国人的生存法则很贴切。

所谓“灾民理性”，意指在灾民社会里，由于物质极度匮乏和生活极端不稳定，于是一切为了生存就上升为人生理想，为了生存，可以蛮不讲理，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接受任何的任务，干任何**的营生。总之，“活着”是人生的最高目标，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等皆是生存手段，是为更好地“活着”服务的。

从上述解释来看，虽然千百年来，灾民并不是经常出现的，但由于人口的膨胀、资源的有限，贫穷和生存环境的恶劣却一直是中国人生活的常态，这就使得中国人的“灾民理性”十分发达，并集中体现在所谓的生存智慧上。这些年来，各种形式的“厚黑学”、“潜规则”以及“官场文学”的盛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承平时候也许表现得隐晦一些，一旦重大突发灾难和危机降临，蛰伏于人们心中的“灾民理性”便暴露无遗。因此，当一个民族被“灾民理性”所支配，忏悔意识就只能是一种稀缺品。

看了上面的分析，或许有人会问，“灾民理性”是不是与“乐感文化”相冲突？表面看有些冲突，其实两者恰好互补。正因为中国人深知生存之艰难，所以才更重视现世的享受，也就缺少敬畏精神。只不过一个侧重于物质层面，一个侧重于文化领域，但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元素。

宽恕须以悔罪为前提

“乐感文化”也好，“灾民理性”也罢，事实都离不开权力的因素。因而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的第三个因素，要从权力对社会的主宰中寻找。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弱肉强食都是存在的，只不过社会进化到现在，对强者有一系列规则和制度约束，尽管如此，也并不能完全消灭强者对资源和权力的占有这一现象。

就中国来说，几千年来，我们是一个权力主宰的社会，掌握社会公权力的人是社会的强者，他们实际决定着社会资源的分配。这导致社会向权力看齐，从而培养了人们的权力崇拜。在这种社会中，掌权者如果能够成为社会的道德表率，还好说。问题恰恰在于，他们的道德规范并不高于普通人。从过往的历史看，权力占有者每每在历史关键时刻表现出的行为，与他们对权力和资源的占有是不相称的。当权力占有者――也包括垄断知识和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没有表现出对历史应有的担当，不愿对自己的错误反省、忏悔甚至有意遮蔽历史真相时，想要作为跟随者的普通人去认识错误，自我惩罚，也不可能。后者的策略是，既然首恶者都不认错，我也就不必认错，以此躲避良心的谴责，并在时间的长河中自我麻醉。

忏悔录心得体会范文5

自1762年卢梭于蒙莫朗西写了致马尔泽布的四封信，试图对自己的性格、为人作出解　释起，他的写作活动就开始从理论性著作和小说转向自传性的作品，先后完成了《忏悔　录》，《对话录》和《漫步遐想录》(注：此书法文原名为《Les  R@①veries  dupromeneur  solitaire》，徐继曾先生译为《漫步遐想录》，这是一个公认的优秀的中　文译本。但卢梭在“r@①verie”一词中灌注了颇为深重的内涵，译为“遐想”似乎显　得轻松了些。考虑到“r@①verie”一词在法文中与“梦”(r@①ve)同源，故似译为“　梦思”更为妥当。)(下文简称为《漫步录》)。差不多可以说，卢梭晚年几乎把全部精　力用于塑造自我形象，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些作品(尤其《忏悔录》)因其截　然不同于前人的风格和极大的开创性，被推举为现代自传文学的鼻祖。

关于那些自传性作品中，卢梭首先而且格外强调的是它的真实性。在这方面他实在是　说得太多，这里只消引《忏悔录》题记的开头和全书结束时的一节，想必便足以代表：

这是世上绝无仅有、也许永远不会再有的像一幅完全依照本来面目和全部事实描绘出　来的人像。[1]

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有人知道有些事情和我刚才所叙述的相反，哪怕那些事情经过　了一千次证明，他所知道的也只是谎言和欺骗……我高声地、无畏地表明：将来任何人　，即使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但能用他自己的眼睛考查一下我的天性、性格、操守、志趣　、爱好、习惯以后，如果还相信我是个坏人，那么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掐死的坏人。[2　]

要把不相信他的人“掐死”，当然是不太文雅，不过，也可以算是提出了最为坚决的　保证。

但自传有可能是完全真实的吗?卢梭自传作品真实性的限度在哪里?如果说，即使他努　力去追求也不能达到他所向往的真实，又是由于什么原因?这些都是饶有趣味的问题。　当然，对卢梭的表白表示充分信赖的人也是有的；在中国，由于卢梭研究的缺乏，这种　信赖是延续到久远的——前些年巴金在《随想录》中力倡“说真话”，便屡屡提及卢梭　的榜样。但这种信赖大抵出于不那么靠得住的感觉。

二

毫无疑问，卢梭的自传在许多地方表现了极大的坦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写自己　好的地方还有所保留，写自己不好的地方却是和盘托出。[3]确实，我们通过卢梭的自　传了解到他的某些奇特的癖性，如性意识的早熟和性受虐倾向，了解到他曾染上的各种　恶习：说谎、偷窃、**……等等。他无所忌讳地描述这一切，这在他的时代，尤其在　他已经跨入的上流社会中简直是惊世骇俗。在通常的社会心理习惯上，一个肯说自己坏　话的人总是被认为较为可信；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卢梭理直气壮地要求读者给予无保留　的信任。

但是，卢梭的这种坦诚，不能简单地看作仅是对其曾有过的生活经历的如实记述，这　里面包含着多重意义。正视自身的弱点乃至“堕落”，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骄傲；在　卢梭那里，它同时对贵族社会的以虚饰的雅致为特征的文化规范，显示出强有力的挑战　姿态。本来，在卢梭的时代，写一本书来谈论自己，给世人留下自己的画像，是地位显　赫之士才可以做的事情，而卢梭去做了；高贵的人们谈论自己，惯例是矜持的、优雅的　，体现着贵族文化的趣味，而卢梭却在这里谈什么调情、**、偷窃。他闯进了他不应　该去的地方，搅乱了这里的传统与规矩，也毫不客气地羞辱了这里的贵人雅士。卢梭一　面津津乐道，甚至不无炫耀地谈论自己的带着下层社会无赖气的故事，一面嘲弄蒙田：　“谁知道他挡起来的那一边的脸上会不会有条刀伤或者有只瞎眼，把他的容貌完全改变　了呢?[4]——这对贵族和他们的精雅而程式化的文化，是多么尖刻的责问!

当卢梭把“坦诚”变成一种炫耀、一种骄傲时，“坦诚”已经标志了一种道德姿态。　那么，它所揭示的内容不能够超出一定的界限——一个被揭示为极其丑恶的人，哪怕他　再“坦诚”，人们也无法接受他。换言之，卢梭在“坦诚”地写出自己的“坏处”时，　他对自己的德性已经有了根本的自信；或者，他只在某种预定的德性范围内表现他的“　坦诚”。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卢梭对自己的人格有非常崇高的评价。《忏悔录》一开　始就宣布，他将完全如实地写出自己的“卑鄙龌龊”和“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两面　；他说，即使让世上所有人都在上帝面前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也没有人敢说：　“我比这个人好!”这其实意味着卢梭认为自己才是世界上心灵最高尚的人。

那么，卢梭的德性和他坦诚揭示的自身的丑陋，如何才能维持必需的协调呢?这一点在　他的自传里，表现得十分微妙。

首先，卢梭确信自己有一种高尚的“天性”，足以保证他即使发生堕落，也不可能导　致十分严重的后果。我们在卢梭的自传性作品里经常读到这一类表述：“我对人类生来　就这么亲切，又这么热爱伟大、真、美与正义……”[5]；“让·雅克是自然造就的人　，教育对他改变极少，自出生始，各种各样的能力与力量就已经发展起来了……”[6]　；“我看出我永恒的本性跟这世界的结构以及主宰这世界的自然秩序是契合的，虚妄的　论断决不能加以破坏……”[7]，等等。

当然，堕落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在《忏悔录》所写作者少年时代的故事里有颇　为详尽的描述。笔者在这里不再转述那些很多人已经熟悉的故事，但是，有两个要点需　要加以强调：

其一，卢梭通过自己的故事，描述了一个天性高贵而善良的少年怎样在恶劣的社会环　境中变坏的经历，这恰当地印证了卢梭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人并没有基督教所声称的先　天的罪恶——所谓“原罪”；人从自然那里获得的东西原本是好的，由于社会的原因人　才变坏。我们从这类故事中看到很明显的象征意义。

其二，卢梭述及的他的堕落行为，用抽象化的概念——诸如“偷窃”、“撒谎”之类　——来指称，似乎是严重的不道德行为，但书中具体描写的相应的故事，却远不会给读　者留下过于恶劣的印象——有些故事，甚至还让人觉得不失为可爱。因为那些“堕落行　为”，既非出于害人之心，亦不对人造成显著的危害。

关于上述这一点，《忏悔录》中所写陷害玛丽永姑娘的故事具有很高的分析价值：卢　梭十六岁时在维尔塞里斯夫人家中当仆人，夫人死后，家中难免有些混乱。卢梭由于小　偷小摸的坏习惯，偷了一条他所喜爱的已经被主人用旧了的小丝带子。事情被发觉了，　卢梭一时慌张，便推说这是另一个女仆、诚实可爱的玛丽永姑娘送给他的；又由于害怕　丢脸，在两人对质时仍一口咬定是对方所为。主人无法辨明真相，把二人同时辞退了。　这一事件中，卢梭的行为牵涉偷窃、撒谎、陷害他人等罪名，但就事件本身而言，恐怕　只能说是少年人一时的不检点而已；那位玛丽永姑娘负着不能确定也说不上严重的污点　，生活会受到多大影响也实在难说。总之，人们不能够在这件事上怎样严厉地指责卢梭　。但有意思的是，这事在卢梭的自传中再三被提起；事件可能导致的最终结果被设想得　十分严重，由此卢梭表述了与事件本身不相称的沉重的负罪心情。“我在童年撒的那个　恶劣的谎，这一回忆使我终生为之不安，直到晚年还一直使我那早已饱受创痛的心为之　凄然。这个谎言本身就是一桩大罪，它究竟产生什么后果，我一直都不知道，但悔恨之　情使我把它想象得非常严重，这样罪过也就更大了。”[8]他人无权否定卢梭对这一事　件的痛悔之心是出于真诚；但我们说卢梭自传中关于此事件的文字具有很高的分析价值　，乃是指它被卢梭宣称为是其一生中最大的和最后的(或者说是唯一的)的罪过。“这件　事甚至对我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这唯一的罪行给我留下的可怕的印象，使我以后永　不会做出任何一种可以导致犯罪的行为。”[9]类似的表白在卢梭自传作品中反反复复　地出现，它揭示读者：卢梭以最坦诚的态度揭示的自己所有的丑恶，其严重程度均在这　一事件之下。耶稣说过：你们谁在心中认定自己是没有罪的，就可以用石块砸她。那么　，谁又能确认，自己一生所犯的过错，没有一件其严重程度超过了卢梭所承认的?真的　，谁敢说：“我比这个人好!”

承认自己的罪过，是超越此罪过的途径；揭示自己最大的罪过，也就设定了自己一切　罪过的边界。我们指卢梭就“玛丽永事件”所作忏悔别有用意或许未免尖刻，但他确实　由此为自己的德性提出了担保——然而正像后面将要说到的，当时人就德性问题对卢梭　提出的指控，实有远远过于此者。

三

卢梭在再三宣称他的自传完全出于真实的同时，也没有否认，由于记忆的不完整，他　运用了一些想象的细节加以补充，或者“在真实情况之外添上一点妩媚”。只是，他认　为这样做完全无碍于他要求达到的坦诚与真实。[10]在卢梭的自传中，我们能够证实某　些内容确是出于想象、增添、虚饰。此类情形是否像卢俊所说的那样无关紧要?它对自　传面貌的形成起着何种作用?这些都是有趣的问题，我们不妨从具体的例子来进行分析　。首先说童年部分：

(一)《忏悔录》一开始就说及：“我母亲是贝纳尔牧师的女儿。”但研究者证明，他　母亲其实是那位牧师的侄女，卢梭的外祖父同其祖父一样，是位钟表匠；只是当卢梭的　母亲九岁时，她的父亲去世了，是那位牧师收养了她。[11]这个错误可谓无足轻重。卢　梭刚出生母亲就去世了，他对母亲家庭的情况恐怕知之甚少。但我们读到卢梭特意作的　一条注文，赞美其母亲才华“绚烂多采”，能绘画、懂音乐、会写诗，说这是因为“她　的父亲是一个牧师”，十分注重对她的教育，[12]我们能够意识到卢梭那样说虽然无法　指为“谎言”，却是有意回避了他的亲外祖父的存在。当卢梭在描写自己的家庭和童年　生活时，一个身为牧师之女，富于教养、气质高雅的母亲显然很合乎他的需要，她能够　为卢梭用文字所描写的生长环境提供一种优雅的气氛。

(二)在《致马尔译布先生》中，卢梭提到“我六岁就开始读普鲁塔克的书(指《名人传　》)，八岁就能背诵”，而据《忏悔录》的记载，他接触《名人传》最早也是他七岁那　年的事[13]。《对话录》则说：“《名人传》是我的第一个读物。”[14]卢梭开始读普　鲁塔克究竟是六岁抑或七岁，这里面的错误当然不必过分计较。但值得注意的是，卢梭　十分强调他开始读《名人传》非常之早，并且这种阅读对他的一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没有根据来否认卢梭早在六或七岁就知道乃至翻过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但若　要说在这种年龄上接触《名人传》会产生深刻的印象，实在像是神话；卢梭也许并非有　意夸张，但却很可能把稍晚的阅读经验在回忆中向前推移了。其实，重要的是，“《名　人传》是我的第一个读物”之类的话，在卢梭那里已成为寓言：一个热爱英雄的孩子最　终也成了英雄。

(三)卢梭十岁以后因父亲逃奔异乡，数年中由舅父充当监护人，在那里他和贝纳尔表　兄成为一对伙伴。《忏悔录》中描述这一时期的生活快乐而又充满了亲情，但偶尔也有　这样的话：“如果说，由于管教我们的长者的偏爱，我的表兄在他们眼里好像比我高一　等，可是当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又比他高一等，这样我俩就算扯平了。”一个　寄居在亲戚家中的孩子，如果经常在计算着谁比谁“高一等”，这里面总是有心灵受伤　害的影子；而在致马尔泽布的信中涉及少年时的生活，卢梭更明白说是“得到的快乐太　少，而且还掺杂有苦味”。[15]这使得其他纯是赞美的文字显得可疑。

上面举出的都是细琐的例子，但在将回忆内容诗意化方面具有共同的趋向。这正是卢　梭记述其童年生活的文字的基本特点。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卢梭的家庭，会发现它的情况相当糟糕：母亲早逝；哥哥不受家中　人喜爱，放荡不羁，十六岁离家出走，杳无音讯；父亲在卢梭十岁时因一场诉讼而逃奔　异乡，卢梭因而只得寄居在舅父家中；也是在十六岁，卢梭步哥哥的后尘，成为流浪儿　。这种环境中的生活究竟能有多少温馨是可疑的。卢梭在《忏悔录》中提到父亲去世时　的年龄，竟然整整错了十四岁[16]。这虽然是后来的事情，却也足以证明他和父亲长久　以来就是隔膜生疏的。但卢梭在《忏悔录》里，却把自己的童年、少年描写得像是生活　在伊甸园里，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想到，卢梭写作自传是经历了复杂的生活变化之后的自我确认，是为了把一　个合意的形象永留人世。童年在他的自传里被赋予了特殊意义，这不仅仅被理解为生命　在时间上的初始阶段，它也被理解为一个生命意义、一种完整的人格的起点。正是因为　卢梭的一生充满变化，也曾经堕落，他的某些行为在很多人看来不可原谅，这种富于诗　意的、体现出英雄精神和正义感的人格起点就显得格外重要，它象征着卢梭所坚信的某　种高尚“天性”的存在。由于卢梭所描写的他的童年和少年经历极富于故事性，引起许　多研究者浓厚的兴趣。菲利普·勒热纳提出：卢梭在这里描述了一种关于自身怎样失落　、获救、回归的“个人神话”，[17]也是对《忏悔录》相关部分作出的有趣的阐释。

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性质的例子来作分析。

《忏悔录》第二章记叙年少的卢梭流落到都灵时，进了一家商店做伙计，对年轻美貌　的女店主巴西勒太太心生爱慕。有一天，卢梭来到她的房间，看见她正背对着门在窗前　绣花：

我端详了她一会儿，她的整个面容都有一种迷人的魅力，简直使我不能自持了。我一　进门就跪下了，以激动的心情向她伸出手臂……但是壁炉上的那面镜子把我出卖了。我　不知道我这种激情的动作在她身上起了什么效果。她一点也没有看我，也没跟我说一句　话，只是转过半个脸来，用她的手简单地一指，要我坐在她跟前的垫子上。……(我)在　她跟前尝到了不可言喻的甜密。在占有女人时所能感到的一切，都抵不上我在她脚前所　度过的那两分钟，虽然我连她的衣裙都没碰一下。[18]

关于这一故事的文字相当长，无法全引。总结起来说，卢梭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浪漫而　纯洁的爱情故事，这故事的重要特点，是既非纯精神的，又排除了肉体接触的狂热，是　把欲望抑制在情感的界限内，给人以美好的感受。——是卢梭所格外赞赏的一种情感状　态。但是，我们在残存的《忏悔录》草稿中，可以看到对同一事件的不尽相同的描述：

……她此时也在镜子里看我。她转过身来，正撞见我因激动万分而喘息着朝她伸出双　臂，没有什么人能想象得出我处在这种状态被人抓个正着时所感到的恐惧：我的脸色煞　白，全身战栗，几乎晕了过去。可是她，却用十分温柔的目光看着我，用手指着她脚边　的凳子。……尽管我有几次大着胆子把手放在她的膝盖上，那也是放得那么轻，她似乎　根本就没有感觉到。[19]

按照常情判断，草稿的描述无疑更符合实际情况；由于情绪突然爆发，在短时间中心　情慌张、手足无措，也是人之常情。而到了修改稿中，却取消了那种慌张的表现，也抹　去了曾发生过的身体接触，变成“我连她的衣裙都没碰一下”。当然我们不能说卢梭对　事实作了多么重大的改动，草稿所写到的那种身体接触，实在也不能说就是玷污了两人　之间情感的纯洁性。但若是从“诗意”这个角度来看，两者的区别却是非常之大：前一　种场景的优美动人，后一种场景的世俗气氛，真是不可相提并论。卢梭说他有时会在“　真实情况之外增添一点妩媚”，但这一点增添的效果却是不可轻视的。

关于与乌德托夫人的恋爱故事的描述，也有与此十分相似的情况。我们先来看《忏悔　录》草稿中的一段：

我认为，她似乎是把我看作是一件属于她所有的东西，把我占为己有。

她不再对我说“请”字，她做什么，竟直截了当地下命令了。

她要我念书，我就念书。我念得不好，她就要我念两次或三次，然后就硬要我停止。　我很受感动，我要求她允许我继续念下去。她答应了，我才敢继续念。在我这一生中，　我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念过书。[20]

这一细节，在卢梭的记忆中无疑十分深刻，他才会将之写入简要的草稿。尽管卢梭接　着又说，在其一生中仅有一回，“我的嘴接触到了她的嘴”，[21]但上述细节表明，在　他们两人之间，已经有了十分亲昵的关系。

但这一细节到了《忏悔录》定稿中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与乌　德托夫人的关系，被卢梭说成是其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真正的爱情；但由于那位夫人是卢　梭好友圣朗拜尔的情人，并且他们仍在相爱中，因此卢梭与她之间的爱情，只能处在理　性的克制之下，它成了一种内在的激情——一种既难以分离又无法走近的爱情。在卢梭　看来，这种感情既高尚又优雅，远胜于世人的“粗俗的**”。而草稿所描写的那种亲　昵的情形，尤其是乌德托夫人所表现出的那种只是在最亲密的男人面前才会有的娇嗔与　任性，却会令人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怀疑；即使不考虑这一点，上述细节在“文学”　上也过于拉近了双方之间的距离，无法与卢梭最终想要表现的诗化的情感谐调，于是它　就被排除出去了。

我在上面所举的例子都很细琐；而且，由于资料的限制，就是这样的例证也不能找到　很多。但我们由此确实能够看出卢梭怎样对他需要描述的事件进行诗化的改造。我们也　可以推断，这一种改造在卢梭的自传中普遍存在。卢梭或许会争辩：这不就只是在细节　上“添上一点妩媚”吗?但这种点点滴滴的细节上的改造，却足以改变整部作品的氛围　。

四

我们所说的“诗化”，不只牵涉到各种细节，它还表现为对一些重大事件的记述。

在卢梭的一生中，与华伦夫人的交往是特别重要的经历。他于十六岁逃离日内瓦开始　流浪生活不久就认识了华伦夫人，之后直到三十岁时才彻底离开她；除去中间外出学习　、谋生的时光，他和华伦夫人共同生活的日子也有十年之久[22]——可以说，他的整个　青年时代的生活是以她为中心的。华伦夫人是他背离新教改宗天主教的引路人(背教在　当时乃是重大的人生选择)，是他的第一个情人、第一个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对象，是他　的主人和保护人，是他的“妈妈”。卢梭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他的丰富的知识(包括　在上流社会活动所必需的礼仪知识)主要是在生活于华伦夫人家中时学得的。总而言之　，用卢梭自己的话说，他可以算是华伦夫人的一个作品。

但卢梭与华伦夫人相处的生活绝不是可以简单地用是否“幸福”一类词汇来描述，这　里面充满了混乱的东西。根据卢梭在其自传中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的痕迹，根据其他学者　对华伦夫人情况的研究，我们能够分析卢梭这段生活中所存在的混乱和由此带来的精神　压力。

华伦夫人本人的早年生活恰与卢梭相似。她一岁失母，十岁丧父，生长在残破的家庭　；十四岁出嫁，这场婚姻也令她感到不满。为了摆脱困境，她离开丈夫和祖国，成为撒　丁王庇护下的一名改宗者。据说她临走时带走了可以带走的一切财物，据说她毫无根据　地让人称她为“男爵夫人”[23]。也许研究者对她不无偏见，但这些材料多少能够反映　出她的个性。华伦夫人被人称为“女冒险家”，应该是有道理的——《忏悔录》中也提　及她经常被些江湖术士所包围，她的钱被用来做各种希奇古怪的投资。研究者又指出她　喜欢扮演男性角色，以保护他人、支配他人为乐，这也是可以从卢梭的描述中体会到的　。

还有，这位华伦夫人对两性间关系的看法显然与常人不同。据卢梭说，是华伦夫人的　第一位情人达维尔先生“向她证明她所遵守的妇道完全是教理问答中的胡说八道”，“　使她相信不忠行为的本身实在算不了什么”。[24]不管怎么解释，总之这种道理成了华　伦夫人的生活态度。卢梭这样说过：“她可以坦然地一天和二十个男人睡觉，这样做既　不是为了情欲，也不因此而感到有任何顾忌。”[25]同样，不管卢梭在何种意义上说这　句话，它总是和一定的事实相关联的。

根据《忏悔录》，我们知道在卢梭与华伦夫人相处的那些年中，她至少有过三个固定　的情人。第一位是管家阿奈，他和女主人建立特别的关系，是在他二十岁前后；第二位　是卢梭本人，他是在1733年二十一岁时被华伦夫人正式收纳为情人的，当时阿奈并未失　宠，所以卢梭担当的是次席情人；第三位是个名叫温赞里德的理发师，在卢梭于1737年　出门旅行时被华伦夫人召为管家兼情人，当时也是二十一岁。那时阿奈已死，卢梭回来　后华伦夫人希望他和温赞里德做和平相处的“合伙人”(卢梭选用了这个味道很坏的词　儿)，被卢梭拒绝了。从上述事实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华伦夫人的一种个人趣味：她喜欢　拿年纪轻而地位低于她的男子充当情人，并且通常不以一个为满足。

忏悔录心得体会范文6

“悔过”的各种腔调

官员的悔过书，一般指官员被“”或立案调查乃至在狱中后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反思和反省，从而希望组织宽恕的文字材料，在纪检部门卷宗中并不鲜见。

“贪官一族似乎成了当今中国最具‘忏悔意识’的一个群体。”《远离贪腐――2000年以来落马官员忏悔录的警示》一书中写道。

作者徐苏林说：“不得不说，一些官员的忏悔存在套路化、模式化的问题。一种常见的是‘功劳论’，以求‘将功折罪’;另一种可以概括为‘出身论’，以出身苦来博取人们的怜悯和同情。”

至少“14人以‘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有媒体在统计中，亦注意到官员悔过书的此点出身“共性”。而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除了套路化、模式化以外，一些落马官员连悔过书都要抄袭别人的“作品”。比如2007年7月，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正厅级）张绍仓因涉嫌贪污受贿案受审时，曾声泪俱下地当庭朗读悔过书，恳求法庭给一次改过机会。但旋即，就有媒体发现此篇悔过书与当年5月《检察日报》刊发的原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的悔过书多处雷同，甚至一字不差。

有多年反贪案件查办工作经验的湖北检察官许俊，把他看到的贪腐官员悔过书则分为三大类。

许俊曾办理武汉铁路局一名官员涉嫌贪污案，“该官员到审讯室后，主动要求纸笔书写悔过书，满纸写着对平时违纪行为的悔过，希望交到检察院领导和其分管领导手中，可以承认完错误放他回去”。“这属于避实就虚，只承认违纪不承认违法。”第二种悔过书是“避虚就实型，痛痛快快承认罪行，真真切切忏悔”;第三类是虚实并行型，凡认为纪检机关所掌控的罪行，“勇于担当，踊跃悔过”;凡认为纪检机关未知晓蛛丝马迹的，绝口不提。

悔过书里的腐败路径

“剖析落马官员忏悔录，价值之一在于启迪同侪，教育来者。”徐苏林称。

江苏省昆山市检察院，即曾对2008年至2012年84份职务犯罪人员悔过书进行梳理，发现他们贪腐路径大致相同：曾很优秀，帮助别人赚了钱，觉得得到回报是应该的。

张某便是一个典型。2000年，37岁的张某担任湖北某地级市团市委书记。之后，不停包装自己、推介自己，彰显个人才能。当了三年团委书记后，顺利当上了这个市一个区的区委副书记、区长。2006年，张某当上区委书记，并在2010年获得“抗击金融危机优秀县市委书记”称号。

起初有人给张某送钱，被他拒绝。“过年过节，有些老板、下级送钱，我还推辞，有时还比较坚决，后来就半推半就，有的直接放进抽屉或者公文包里;开始只在办公室收钱，后来在酒店、车上也收红包和信封，在家里也接待一些亲密的老板和熟悉的下级。”

就这样，张某们一步一步堕落。

昆山市检察院的分析还发现：行贿人与受贿人不再是“一手交钱，一手办事”，而是行贿人向受贿人进行长期的感情投资，以“水到渠成”的方式交易。

湖北某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罗某在悔过书中将此称作“期权腐败”，“我伙同民营企业主，以不法手段为民营企业承接开发区基建工程项目，并从中收受好处费，我将送给自己的好处费存放在私营老板处，为日后退休经商、做生意积累本钱。”

许俊介绍，过去官员们的悔过书，一般不会提及婚外情，最近有越来越多官员会交代这一问题，尤其是存在权色交易的。

罗某还在悔过书中详细讲述出轨的后果，“我和前妻婚后长期不和谐，对家庭和她本人很少投入精力和关爱，而且我婚后有不正当男女关系，道德上总觉得对她有些亏欠，想经济上更多地补偿她。”他为前妻创造条件，“让其参与高利贷、收受现金和装修款、红木家具等违法犯罪活动。”

除了商人、熟人、下级，在悔过中，亲人也是官员们落马的“引路者”。

去年1月被的湖北省某省级单位原副主任鲁某，在悔过书中称，“有些错误，是在我想办又不想办的时候，家人推波助澜后办的。为了给儿子在北京买结婚用房，妻子背着我向我的关系单位和个人借钱，但又没有按借钱的规矩办，客观上构成了受贿事实。另外还背着我，找我的关系单位报销了一些购物发票。我没及时纠正，而是迁就默认，以为能侥幸过关。”

悔过就能轻判吗

许俊分析称，落马官员“热衷”于写悔过书，是因为他们被物理强制隔离（被采取“”措施或刑事立案）后，害怕将来的刑事处罚，对组织有所乞求、对法律有所敬畏，希望能对其网开一面、从宽处理。

“办案人员也乐于见到被查官员写含有悔过内容的自书材料。”许俊说，“悔过书中往往带有对犯罪行为构成的主客观供述，这种悔过性质的罪行自书材料往往可以成为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证据之一，杜绝其翻供或使其不能翻供。写了悔过书的官员，一般不会翻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