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范文1

[论文摘要]乡村旅游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的重要实践。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灵魂和核心，乡村旅游能够加速乡村文化体系的形成，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

发展乡村旅游目前已经成为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途径。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可以在增加农村经济收益的同时加速乡村文化体系的形成；而通过挖掘、塑造独特的乡村文化可以增强乡村旅游的吸引力，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提升。二者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发展乡村旅游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成功探索

乡村旅游是利用农业和农村资源开发的一种综合性旅游产品，是第一产业的资源和第三产业的服务结合创造高附加值的探索，目前已经成为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成功探索。

(一)乡村旅游有效促进了农业增产。

乡村旅游是旅游业和农业相融合的产物，从乡村旅游的流向来看，呈现出明显的“城市客源——乡村资源”单向度流动的特征，旅游活动主要是以城市居民到乡村休闲、体验、消费为主，发展乡村旅游直接实现了以城带乡和城乡统筹发展。旅游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发展乡村旅游不仅带动了城市旅游者在乡村地区的多元消费，而且加速了设施、信息、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向农村地区的流动和共享，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农业增产的重要推动力。

同时，将传统农业资源与旅游业发展相结合，发展乡村旅游，可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复合型循环经济项目的建设，提升产业规模和经济效益。调整农业布局，大力发展标准农业、生态农业和创汇农业，增强乡村地区的旅游吸引力，并延伸产业链条，进而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农产品附加值已经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主旨。发展乡村旅游不仅可以发挥旅游业在整个第三产业中的综合、关联和拉动作用，还可以使传统农业焕发新活力，强化农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基础产业的地位。

(二)乡村旅游丰富了农民增收的途径。

乡村旅游能够增加农民收入，主要体现在：

1资源性收入。农民是农业生产资源的最大所有者。发展乡村旅游，农民可以通过出租土地以及土地上拥有的资源，如林果业资源、花卉苗木、建筑设施等获得直接的经济收入，这部分收入主要以租金的形式兑现。同时。当前各地正在实践的农民旅游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型的乡村经济合作组织，引入了股份合作的理念，将农民转化为持股人，实现股票分红收益，成为农民增收的新渠道。

2服务性收入。广大农民是发展乡村旅游、提供旅游服务的主力军，他们通过开办农村餐馆、农家旅馆、旅游土特产品商店等旅游接待设施，为旅游者提供服务，这部分收人主要以旅游经营收入或工资的形式实现。

3农产品收入。目前，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将农产品消费融入到游、吃、购、娱、住的整个过程。并充分发挥品牌效应，可以大大提高农产品的旅游附加值。

4转移性收入。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直接推动了餐饮、包装、运输等第三产业的繁荣，也推动了地方财政的增长，这更有利于一系列惠农政策的落实，使农民的转移性收入直线增加。

随着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现代农村金融制度以及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农民的增收渠道也将日益多元化、丰富化。

(三)乡村旅游加速了农村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了旅游资金的多渠道筹集，实现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实现了贫困农村地区的脱贫致富，实现了城乡统筹发展，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并推动了农村生产力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使农村环境和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善，农民的文明程度逐渐提高，在保存农村传统风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同时，提升了乡村形象，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创新方式。二、乡村旅游与乡村文化建设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灵魂和核心，是塑造乡村旅游吸引力的源泉。乡村旅游以旅游者了解乡村历史、感受乡村文化、体验乡村生活为主要目的，没有乡村文化内涵支撑，乡村旅游就缺少生命力和竞争力，农村中原有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文化精髓，也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乡村旅游是乡村文化传承、保护和传播的有效载体。我国的历史文化之根在农村，农村深厚的文化积淀彰显了我国乡村发展的悠久历史。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挖掘、整理乡村文化遗存，理顺乡村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关系，是积极保护乡村文化，实现文化长远利益的重要手段。我国的文化具有多样性特征，乡村文化更是多姿多彩，独具特色。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发当地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从保护整个乡村文化空间的高度实现乡村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同时，通过旅游者的亲身感受和体验，可以拓宽乡村优秀文化对外传播的领域和渠道，扩大先进文化的影响。增强优良文化的实力和渗透作用。

乡村文化是维系乡村全面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提高旅游吸引力的关键性要素，乡村文化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也是我国整体文化体系建设的具体内容。乡村旅游的提升发展离不开乡村文化建设的支撑，乡村文化建设通过乡村旅游发展得以完善、深化，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三、以乡村旅游发展为核心的乡村文化三级体系建设

结合我国目前乡村文化建设现状、乡村旅游发展特征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以乡村旅游发展为核心的乡村文化建设共包含三级体系：

(一)社区文化体系。

乡村社会学家杨懋春指出，乡村社区是以家庭为单位。以村为中坚，以集镇为范围的开放空间。乡村社区能够代表一个地理范围内的文化特征(包括传统、风尚、特色等)，也能够体现乡村的群体合作，而群体合作是文化精神的重要表现。乡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发展离不开整个社区的参与。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是指在开展乡村旅游的地区，社区群众全面而有效地参与到旅游开发中来，不仅参与旅游决策和规划，还参与旅游地环境保护、旅游地社会文化维护等多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恢复或重建乡村历史文化遗迹和乡村文化传统突出历史特色和文化特色，通过生活环境和村容村貌改善、展现乡村特色，通过塑造社区居民的整体形象和举办社区文化活动形成社区核心价值体系，并最终发挥社区文化的凝聚作用。

(二)庭院文化体系。

乡村文化庭院。是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根据乡镇自然村庄的布局结构选择的、能够代表乡村典型文化的农户及其庭院，目的在于通过其示范辐射作用带动整个村庄的文化建设。这既有利于对具有特殊价值的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性保护，又能够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民族民间文化传承机制。庭院文化建设要求充分挖掘乡村价值观、特色产业及生产生活民俗等，并结合旅游文化氛围营造，在赓续、保护乡村传统的同时加快乡村旅游发展，主要模式有主题院落、寄宿农庄和家庭旅馆等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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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文化自信

乡村文化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源泉。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①，并将它列为决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坚定贯彻实施的战略之一。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②乡村文化振兴贯穿于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各个方面，为更好解决“三农”问题，推动中国农民农业农村“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是全面促进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良好的乡村文化、文明的乡风不仅能够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消解农民的精神贫困，而且能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明风尚、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因此，将文化建设纳入新时代乡村建设蓝图之中，把握乡村振兴视阈下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客观分析我国目前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的现实困境，积极探求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事关如何消解城乡发展二元结构、满足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课题。

一、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的时代意义

(一)乡村文化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内生动力

党的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方位的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总体战略的关键一环，是乡村振兴之魂，起着精神保障和价值引领的作用。一方面，乡村文化建设能够有效地促进乡风文明，优化乡村文化生态，消解农民的精神贫困。在精准扶贫的政策推动下，即便广大贫困农村地区实现了经济上的脱贫，但精神上的贫困只能以精神文明建设为切入点来消解。另一方面，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能够优化乡村单一的产业结构，利用乡村特色农耕文化、非遗文化传承等优秀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改变乡村传统以养殖、种植经济为支柱产业的发展模式，注重发展文旅融合的第三产业，通过“互联网+文化+产业”模式，能够将广大乡村地区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

(二)乡村文化建设为文化自信提供精神引领

城乡二元结构的客观存在，导致了强势城市文化与弱势乡村文化的“文化势差”，乡村文化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与城市文化的差距越来越大。乡村文化建设能够促进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未来趋势中留存文脉，得以传承和弘扬。首先，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能够聚集多元的文化参与主体，留住新鲜血液，让更多青年人才投入到乡村的建设发展过程中，认识到乡村文化的优势，在乡村物质和文化建设中，培育文化自信。其次，大力推进乡村文化建设，能够实现文化软实力向物质硬实力转变。结合地方资源特色，因地制宜建设乡村文化阵地，兴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发展文化产业，从而夯实乡村文化振兴的经济基础，能够实现文化惠民，实际的激发村民文化自觉，由文化自觉达成文化自信。

二、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

(一)主体困境: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队伍缺失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下，大多数村民涌入城市谋求发展，这直接导致了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缺失。一方面，乡村社会空心化严重。生长于农村的青壮年群体选择进城务工，逐渐向城市迁移，为村庄考量的公共意识有所下降。此外，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人才不愿意回农村，倾向于留在城市生活、学习，加剧了乡村社会空巢化、空心化的趋势。乡村留守的妇幼、老弱群体因为受自身的教育程度、年龄、能力、价值观念等影响，难以担当乡村文化振兴的大任，这造成了乡村文化自我建设的主体缺失。另一方面，乡村文化建设的人才缺口较大。难以逆转的人口外流趋势不仅造成了人口结构的空心化，更造成了乡村精神文化的空心化，随之大量人才资源流向城市，导致乡村地区人才供应短缺，传统乡村文化、非遗传承队伍后继乏人，传统乡村文化的传承面临着断层的困境。

(二)载体困境:乡村文化建设的承载资源退化

乡村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需要通过各种文化载体来具象化。乡村文化建设的载体普遍存在利用率低、建设失衡、缺乏乡土特色等问题。首先，在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载体层面，乡村建设重经济、轻文化的价值取向，极大的忽视了乡村地区农民群众的文化需要。乡村文化基础设施、乡村文化活动场所也存在着场所设施陈旧、管理缺失和利用率低等问题，许多公共文化设施成为摆设。另外，村民们对承载乡村传统文化的文物古迹保护意识淡薄，而且对民间技艺的传承重视程度不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乡村文化的物质承载资源。其次，在乡村文化建设的意识载体层面，表现在村民对文化建设重视不足，重经济而轻文化，乡村文化发展欠缺活力，且由于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构成的冲击，物质上的差距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化上的认同，村民普遍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三)价值困境:传统乡村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念弱化

城市文化、市场经济趋利的价值导向、经济理性对乡村社会的强势介入，导致乡村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念在交流碰撞中处于弱势地位。首先，随着大众媒体在乡村社会的普及，外来文化和城市文化给乡村传统价值观念带来一定冲击，造成村民普遍出现价值困惑和信仰迷失。一是价值观念泛化，传统优秀美德、乡规民约受到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侵蚀，一些地方普遍出现诚信缺失、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现象。二是价值取向功利化，受到市场经济趋利导向的影响，村民出现片面追求物质功利主义思想和工具化价值思想，对原有的乡村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怀疑，理想信念模糊和信仰迷失。其次，村民缺乏乡村文化自信。乡村教育引导学生以“走出农村”为学习目标，学校教育日常给学生灌输的城市价值取向，造成乡村学生对城市生活更加向往而对乡村文化更加漠视的价值逆差。

三、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

(一)主体培育: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多元主体的参与

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是“人”，加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参与，鼓励农民、乡贤、它社会力量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之中，凝聚不同主体的作用，搭建多元主体参与文化建设的格局，形成乡村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首先，基层政府和机关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扶持，完善相关政策，发展文化产业与乡村支柱产业融合的新型产业，在乡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吸引农民返乡就业。此外，要完善用人机制，借助“选调生“、”三支一扶“等国家政策吸引人才回流，补充乡村文化建设的人才缺口。其次，发挥乡贤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乡贤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精英力量，是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故土的有效载体，能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应发挥乡贤的强大号召力和凝聚力带领村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动力。最后，鼓励其它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社会各界都应该支持乡村公共文化的建设，建立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结对帮扶机制，加强城乡互动，形成以城带乡、以强扶弱的局面。鼓励高校、企业、社会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引进企业的资金、技术、人才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充分利用高校的教育、智力、文化资源，对接学生课外社会实践、科研等活动，将先进文化观念、教育理念引入乡村之中，促进乡村文化建设人才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

(二)守正创新:坚持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并举

我国乡村社会历经几千年的积淀，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创造了发达的农耕文明，蕴含着丰富的乡村文化资源。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和利用乡村文化资源，对于乡村文化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要加强对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对于承载乡村记忆的物质文化遗产，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重视摸底和普查工作，将承载传统文化的农业遗迹和文物古迹纳入保护名单，划好历史文化保护红线，对于民间零散的的多种文化资源进行系统的梳理，制定科学化的保护措施。对于承载着着核心技艺和文化底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抓好传承人的培养，同时积极探索其经济价值，以达到村民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双重满足。其次，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和利用乡村文化资源，实现乡村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结合当地特色，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平台打造文化品牌，打造一批特色鲜明、人文底蕴浓厚的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此外，要盘活农村文化资源，发展文旅融合的新型文化产业，将艺术设计、资金、技术融入文化产业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之中，实现文化产品的“生产及消费”，以达到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的良性互动。

(三)思想引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文明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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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饭稻羹鱼，鱼米之乡的饮食风习。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明确了早在几千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以稻米为主食，以鱼虾为副食品的饮食特色，这里的“楚越之地”就包括了现在的南京地区。由于湿润温暖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使得南京地区一直以来就有种植稻米的生产习俗，南京地区稻作文化的繁荣不仅影响了人民日常的劳作活动，同时也深深影响了人民饮食风俗的形成，充足的稻米供应也为南京丰富多彩的糕团工艺创造了条件。河湖交错的水文特点形成了吴越地区独特的“渔文化”，极富地方特色。南京地区以渔耕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太湖地区物产丰饶、生产鱼虾的地域特点也为南京乡民养鸭食鸭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南京的鸭肴种类繁多，是南京乡村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笔。（2）因地取材，讲究时令的饮食生态。乡村饮食与都市显著的其选料的新鲜度和生态性，即南京的饮食对大都运用本地的食材制作而成，保证了材料的新鲜和健康。南京的低山丘陵和岗地约占总面积的67%，平原、洼地和河流约占了39.2%，平原地区肥沃的土壤、星罗棋布的水域以及丘陵岗地的林业资源，使南京乡村拥有丰富的原材料，家禽、河鲜、野菜都在南京传统乡村饮食中占有一席之地。南京乡间嗜食野菜，“南京人不识宝，一口野菜一口草”以及“南京人一大怪，不爱荤菜爱野菜”等至今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民谚都证明了食野菜的风俗在南京地区的普及。相比于城市，乡村地区的食材更具有时令季节的特征，人们掌握原料的生长规律，讲究适时而食，如“春有刀鲚夏有鲥，秋有肥鹅冬有蔬“等都反映了南京农村注重时令的朴素自然观，成为了人们宝贵的生产生活经验。（3）咸鲜润甜、醇和酥嫩的原汁本味。质朴无华的乡村饮食采用的是最简单的加工制作方式，传统的制作过程和不经雕琢的加工工艺使得农家菜更能保留食物的原始风味，配合鲜活的食材给人带来独特的体验。南京乡村的饮食风味保留了江南乡村地区鲜嫩清淡的饮食风格共性，同时也更注重地域的适应性，使得南京乡村饮食兼具了南北饮食的风格特色，如金陵名菜芦蒿炒香干，就是在芦蒿、香干两种基本食材的基础上进行素炒，除油、盐之外几乎不加别的佐料，最大幅度地保存了芦蒿和香干的清香；颇具盛名的南京水八鲜旱八鲜也进采用了凉拌、清蒸等最简单的烹调技艺，保留了其鲜脆爽口的本真味道，受到了许多食客的推崇。（4）典史结合、淳厚朴实的人文背景。江南地区自古人文荟萃，关于饮食的诗文典故也为广为流传，为南京的饮食菜品增加了浪漫气息。如诗圣杜甫的《赠李白》：“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其中的“青精饭”就是现在仍盛行在江浙一带的乌米饭；坡脍炙人口的《惠崇江上晚景》中：“蒌蒿满地芦牙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使芦蒿和河豚名声大噪，还有宋嫂鱼羹、炸响铃等名菜名典广为人知。而在南京不得不提的《随园食单》和《红楼梦》给南京饮食打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除此之外，乾隆与如意卤干、与“皮冻甲鱼盅”的故事等都为普通的菜品增添了文化和人文气息。

二、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swot分析

尽管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使南京乡村饮食文化开发得到初步的成效，但其开发依旧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所以本文采用swot的分析方法对南京乡村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条件进行分析，进一步增加南京乡村的旅游吸引力，同时为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提供参考。

1、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优势

（1）饮食文化资源丰富，种类多样。南京地区被称作“鱼米之乡”，食材丰富、选料新鲜、形成自然质朴的的乡村饮食风味，如种类繁盛的鸭肴、野意野趣的早春四野、旱八鲜和水八鲜，肉质鲜美的各色河鲜、高淳的螃蟹与六合的猪头肉都是地道的乡土风味。除去饮食选材的乡土性和地域性，还有伴随着饮食菜品而不断传颂的传说典故、逸闻趣事，代代相承的传统加工工艺，朗朗上口的民谚和歌谣都是在饮食文化旅游开发中不可忽略的元素。例如，南京地区传承600多年的板鸭制作工艺、状元豆的故事、寒食节食赤豆元宵的传统和历史背景等等都将为游客带来不同的旅游体验。（2）南京地区乡村游发展迅速，示范效应明显。南京一直走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沿。近年来，南京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示范点，根据南京旅游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12年，南京地区一共拥有12家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江宁区“五朵金花”、六合区“六朵茉莉”，还有高淳等地均已成功打造出了乡村旅游品牌。作为乡村旅游体验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使乡村饮食也得以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许多传统饮食也借助旅游体验的进行而广为人知。如南京地区以茶文化为主打旅游品牌的黄龙岘茶文化村就利用现有的资源，打造融茶道、茶艺、茶俗、茶浴体验、茶叶展销研发生产、茶宴调理、特色茶制品购买为一体乡村茶文化旅游点，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在2013年国庆节期间，仅10月1日一天，该村已投入经营的茶餐厅的收入就达到18万元。（3）代表性的美食节庆产生强有力的经济社会效应。美食节庆活动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对相应的饮食文化进行全面而集中的展示，并迅速吸引公众关注度，提高资源影响力，实现经济、文化、社会的综合效应。以六合区龙袍镇为例，其蟹黄汤包节自2001年起已经开办了13届，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前来龙袍镇品尝美食、观光旅游的游客达到20万人，整个蟹黄汤包产业链所产生的收入约为2亿元。“汤包经济”的繁荣不仅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同时对于汤包制作技艺的传承和汤包文化的保护产生积极带动作用。除此之外，在南京桂花鸭节和南京美食节同样产生了巨大的综合效应。

2、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劣势

（1）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处于初级阶段，缺乏深度文化内涵和参与体验性的挖掘。通过在江心洲等地的实地调研，发现在大部分的乡村餐饮经营点，游客对饮食的体验大都集中在品尝成品的部分，也有部分数量的农家乐推出了采摘和垂钓为代表的传统基础体验项目，对于历史传说、制作工艺、饮食习俗等方面很少有涉猎，缺乏趣味性和必要的创新，而与此同时有相当大比例的游客在饮食文化深度体验方面存在需求，实地调查显示深度体验产品在供与求方面的脱节。现阶段，农家乐在饮食文化开发方面雷同普遍而特色不足，对饮食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延伸不足。总体来说，南京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面临深度不够、体系不全、特色不明的问题。（3）南京乡村饮食文化的宣传普及营销力度不足。目前，对于乡村饮食文化的推广大多依托于乡村旅游点进行，缺乏独立的宣传和推广平台。同时，在相关的乡村旅游网络推广平台上，饮食文化信息的和传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和缺失，这将为游客的信息掌握造成困扰。以“五朵金花”之一的石塘人家景区网站为例，其对于当地特色饮食文化资源的介绍就仅停留在名称和图片的阶段，缺乏更深入的介绍。宣传营销工作的不足给南京传统乡村饮食品牌的树立和吸引力的提升造成了障碍。我们曾在江心洲、前石塘村等农家乐经营较集中的地方就饮食文化资源宣传推广的途径媒介向游客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除了通过网络进行信息采集外，通过亲朋好友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相关产品的宣传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而这种方式在宣传范围和宣传效率的缺陷说明了目前宣传旅游资源宣传营销上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3、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机遇

（1）国家鼓励乡村游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乡村旅游和饮食文化体验提供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会议在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原则等方面做出安排，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开拓了空间。另外，针对之前南京众多乡村旅游点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影响游客的出行选择的问题，南京在2013年开通了市区直达江宁石塘人家、世凹桃源、汤山七坊、溧水傅家边、高淳桠溪国际慢城、六合竹镇大泉村等6个著名乡村旅游景点景区的美丽乡村旅游直通车，大大提高了各大乡村旅游点的可进入性。（2）饮食文化的公众关注度提升。传统饮食本身以及其独特的制作手法、加工方式、历史典故等都具有重要的传承和保护价值。2012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国，将博大精深的中华美食与蕴藏其中的文化内涵和人文背景一一展现，引发了大众对饮食文化新一轮的关注与思考；而近期武汉热干面的申遗更是引发了对饮食文化保护的热烈讨论。日前，以盐水鸭领衔的南京饮食文化代表——“三菜一茶”（南京盐水鸭、绿柳居素食、马祥兴清真菜和雨花茶）也加入申请非遗的行列。虽然有许多声音对将传统饮食文化进行申遗的举动存在质疑，但将有价值的饮食文化资源用遗产名录的形式进行保护，对饮食资源的宣传推广和进一步的旅游体验开发的确起到助推作用。（3）青奥会等大型赛会在南京的举行为南京饮食形象的推广和普及提供平台。即将举办的2014年南京青奥会将吸引大量的国际国内客流汇集南京。这对于南京地区的旅游接待能力的提升和旅游形象的推广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南京传统饮食文化也可以借助这一契机扩大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纵观世界奥运史，东京奥运会让寿司广为人知，汉城奥运会让大家记住了泡菜，北京奥运会使北京烤鸭大受欢迎，南京的青奥会举办也必将为南京的传统饮食文化发展提供新的平台。

4、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挑战

（1）周边城市乡村饮食旅游产品竞争激烈。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气候等自然条件的相似使得南京与周边城市和浙江、安徽等地的饮食习惯存在共同之处：南京乡村善制河鲜，而周边的镇江则以“长江三鲜”备受关注；南京的糕点工艺与苏州的糕团文化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竞争；另外还有“竹笋之争”、“茶叶之争”等。如以南京地区颇为热衷的吃活珠子的风俗为例，就在江苏的高邮、淮安等地同样流行。由此，如何在各个竞争对手中打造自己的特色饮食文化形象，是南京在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的重要问题。（2）其他地区的饮食文化对南京本土饮食文化的冲击。从国内范围来看，随着各地文化交流的频繁和加深，川菜、湘菜、粤菜等其他的地域饮食文化在南京站稳脚跟，并迅速了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市场份额，对南京本地的饮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从国际范围看，KFC、麦当劳等国际连锁快餐品牌在中国的持续风靡和大量外来饮食种类的进驻也对中国本土饮食文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朴实自然的乡村饮食文化如何在国内国外各种饮食文化的夹击中突围而出，继续传承和发扬，增加资源吸引力，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三、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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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文化危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

一、乡村文化离散并失去自我整合能力

乡村文化离散意味着传统社会特质的破坏，农村社会处于多变的、不稳定、不完整状态。

（一）乡村社会边缘化与乡村文化的虚化

乡村文化因其自然、淳朴而独到的文化品格而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但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完全处于劣势和被动的地位。据调查，当今乡村娱乐呈现出一种光怪陆离的色彩。许多地方村民娱乐时间趋于标准化，以往民间艺术、传统节日形成的狂欢逐渐逝去，国家法定节日和一些“洋节”成了乡村娱乐的借口；在娱乐方式上，传统与现代并存，但现代娱乐方式逐渐占据主动。许多民间艺术要么后继无人，要么缺少市场，逐渐被城市强势文化所淹没。

在一切以金钱为价值标准压力下，乡村本土文化秩序也解体了。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言的以年长者为主导的前喻文化迅速向以年轻人为主导的后喻文化过渡，年长者在乡村文化秩序中迅速边缘化。……而那些经济上的成功者恰恰又远离乡村生活，对于当下的乡村文化生活秩序而言，他们处于一种不在场的状态，不足以积极介入乡村文化秩序的积极建设之中，乡村本土文化秩序瓦解也在意料之中了。更为关键的是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利益的驱动几乎淹没一切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价值，而成为乡村社会的最高主宰。乡村生活已逐渐失去了自己独到的文化精神的内涵。

（二）乡村价值空心化

由于城市化进程，乡村出现人才资源的空心化，并由此带来价值空心化。大量统计数据表明农村大部分青壮劳力都常年或不定期脱离了农村生产实践。因为人才的大量流失，土地粗放经营、粮食种植单一化、乡村基层组织涣散、乡村人际关系疏离、传统文化和手艺后继无人、老无所养、少无所教等后果已经日渐显现出来。因此，黄波断言，乡村不再是一个让人心灵安妥的地方，在精神层面，当下的乡村还有没有独具的价值已成疑问，当然更无法输出价值，无法成为社会中重要的一极了。

（三）乡村伦理危机

传统的乡村伦理对维系农村的社会秩序、传承中华文化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城市化、市场化进程中，城市的“文明”和“非文明”会同时影响或侵蚀农村原有的文化根基，乡村价值取向前所未有的混乱、多元、模糊。

随着现代性的因素的影响，传统社会的伦理价值逐渐被抛弃。家庭失和、邻里失信、古道热肠的善举日少，图名逐利日多，乡村吸引力减弱、公德操守缺乏、恣意破坏生态增多等，相当一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对传统价值观已不大认同或存在认同困难。但现代化的思想和观念并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说没有成为当代农村主流的价值观。

二、乡村文化危机的原因分析

第一，从历史上看，乡村文化危机实际是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缩影。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在历次劫难或追捧中变得模糊了。基于现代性的追求，“城市”就会被当做是富裕、文明的象征、文化的中心，而农村则是贫穷的、野蛮的，是文化的沙漠。本来，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遗留给乡村文化的并不都是田园牧歌式的温馨与浪漫，对乡村文化中的封建、愚昧、涣散、狭隘、偏执等落后思想和观念进行清理也是必然的。但是，鉴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非线性的，前现代因素、现代因素、后现代因素同时存在，三者交合在一起大大增加了文化转换的难度。一方面是文化发展中前现代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紧张；另一方面是后现代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紧张，后现代因素是对现代的消解和解构，使得现代性扑朔迷离，很难予以准确把握，而现代因素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现代化往往意味着标准化、同质化、产业化和规模化，而乡村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差异性，而且受方言、风俗习惯、等影响，具有一定的封闭性，无形中加大了传承的难度。

第二，从文化生长的环境看，当乡土中国变成离土中国，乡村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遭到破坏后，故乡只是一种形而上的仰望。费孝通先生说过，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离开了土地就没法生存。乡村文化的解体，其核心正在于传统乡村生活方式的土崩瓦解。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由原来的集体经济转向农村分散经营机制，村民观念中的集体意识逐渐淡化。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农民离土又离乡，农村人际关系离散，传统伦理约束力下降。农民的流动改变了乡土社会的基本构成，也改变了乡村文化和风俗习惯，转型中的乡村出现文化断层。三是乡村工业化对乡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乡村文化赖以存在的那种和谐与宁静不复存在。四是现代农业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现代技术的运用和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力，但同时也淡化了人们对自然的崇拜意识和对动植物的禁忌保护，这种建构人与环境关系的文化观念与宗教意识在现代社会日渐式微。失去敬畏的乡村文化自然也就没有约束力了。

第三，从文化传播方面看，伴随着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现代传播手段的普及，乡村文化消费已经越来越和城市同步，都市强势文化之下，乡村文化日渐萎缩。首先，从娱乐方式上看，村民过去群众性和组织性的文娱方式被自主的休闲方式所代替，一些群众性的文娱活动诸如耍狮子、唱大戏等娱乐活动难以开展。其次，从传播内容上看，媒体的目光始终紧盯在城市受众上，对于消费能力较低的农村受众，则普遍采取放弃的做法。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要么太少，要么虚假。农民只能被动地接受来自“文化高地”的信息。而真正的都市文化、现代文化并没有或未能真正走近农民，消费主义文化伴随着各种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几乎所毫无悬念地占领了农村市场，乡民在这些貌似先进的强势文化面前必然会惶恐、焦虑，对自己固守的价值观产生怀疑、鄙视甚至完全放弃。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乡村文化建设

（一）乡村文化的整合与构建意义重大

首先，有利于重建农民的生活价值，解决过渡时期农民，特别是80、90后年轻农民的归宿（重要的是精神归宿）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一般都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考虑到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完成城市化的时间可能还要长。其实，即便是城市化率达到了现代化水平，农民的市民化程度也不会同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看，重视乡村文化建设不仅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更具有社会意义。正如贺雪峰所看到的那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50年，农村人口只能十分缓慢地转移进入城市，农村人口将长期保持一个相当庞大的数量。农村目前‘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也将长期延续。”这就意味着农村依然是多数农民最终的归宿。

其次，有利于激发起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农民的主体意识和现代意识，增强村庄的文明程度和凝聚力。党的***报告指出，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农民是农村社会实践的主体，缺少农民参与的新农村建设是没有根基的，没有对亿万农民进行精神洗礼的新农村建设也是有缺陷的。但在各地乡村建设中，我们看到农民却在这场关切自身利益的建设中作为一个整体失语了。据中国网的一项调查表明，80%的农民听说过新农村建设，但80%的人又对其内容知之甚少，还有24.8%的农民表现淡漠怀疑和悲观。对新农村建设主要靠谁，只有14.4%的受访者认为靠农民。这种现象的出现既和政府的动员机制不到位有关，更和常年在外的农民对农村建设缺少热情和支持有关。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乡村文化建设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与一般价值体系相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时代的先进性、超越各种局部利益的超脱性、以及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决定了其能在乡村离散文化的整合中发挥其他文化所难以发挥的作用。

第一，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整合乡村文化建设。从理论上看，核心价值体系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趋势，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规范着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和稳定秩序。因此，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对于每个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施加着深刻的影响。从现实看，首先，中国正在向文化大国方向迈进，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建设的关键，没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统领，中国难成真正的文化大国，充其量只是世界强势文化的殖民地或市场。其次，我国是个农民人数占多数的国家，乡村建设成败既关系整个国家建设成败，也关系到广大乡村自身特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当前，乡村文化内生乏力，各种外来文化又良莠不齐令乡村无所适从，当代中国的乡村文化建设既不可能简单回到过去，以传统文化统领，也不可能照搬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建设只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精神导向。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丰富农民的精神世界，重建乡村文化尊严。贺雪峰在他的《乡村的前途》一书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我希望重建田园牧歌的生活，……劳作是有的，却不需要透支体力；消费是有的，却不追求奢华；闲暇是有的，却不空虚无聊。总之，农民的生活是幸福的，却不是依靠高消费来获得的，因为农民没有可以高消费的收入条件。”大量的研究和事例表明，当今乡村的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相对贫困，而是到处可见触目惊心的精神贫困，这种精神贫困不仅存在于物质生活水平贫穷的地去，同样也存在于物质生活比较甚至非常富裕的地区消费主义文化成为许多地方农村生活的主宰意识形态，农民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完全趋于利益化，钱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重建农村的价值系统，目的是为了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摆脱消费主义和享受主义的腐蚀性影响，从而拥有一种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而要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首先是要建构一种农民能够认同、接受的文化价值系统。当然，在城市作为一个参照系存在时，如何说服农民不去攀比是困难的。因此，乡村价值重建实际应该是一场全民的文艺复兴运动。只有在全社会形成一套正向的、积极的价值系统，乡村价值重建才能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陈锦晓.我国农村离散状况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8(31).

2、王华.视像主导与乡村生活――有关大众娱乐的一次文化研究[J].天涯,2010(2).

3、黄波.富人治村的背后是乡村价值空心化[EB/OL].省略/commerce/2009-11-11/465795.shtml,2009-11-11.

4、贺雪峰.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5、国情报告: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DB/OL].中国网.

6、倪伟.精神生活的贫困[J].天涯,2006(5).

乡村文化范文5

盘龙山位于泰安市西南部的乡村，距离城区40余公里，是当地一座海拔不高的小山。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因为有一条龙卧在那里，所以山没有长高”。在那个村庄，泰山文化已经渗透到每家每户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当地人被要求谈谈当地的文化时，更多人提到的是由泰山而引发的一系列零零碎碎的习俗和观念，尤以“碧霞元君”“泰山石敢当”的信仰为深刻久远。对于盘龙山上“龙”的传说，人们似乎淡忘了许多，若试图要求当地人讲述这一段传说，只有几位老人能够大致道出整个故事的原委，而对于当地的年轻人来说，传说的细节几乎为空白。他们只知道“西山上盘着一条龙”，须心怀敬畏，不得亵渎。景区开发前，盘龙山是无异于其他地方的荒山野岭，杂草丛生，大石暴露；山腰之上仅保留的少量植被，常常会由于牧羊老汉有心无心的大意而遭到羊群啃食，山上随意丢掉的烟头儿也常常会引起火灾，山上植被由此愈加稀少。虽如此，每每谈及盘龙山时，当地的人们总是充满了内心的自豪。盘龙山文化的影响覆盖周边，在他们眼中，“盘龙山文化不止一处”，还有“石龟”“古槐”“碧霞元君行宫”，以及不远处的凤凰山、龙凤水库等。山的脚下就是村庄。每逢年节，人们都会到山上结伴而游，多年在外的人回到家乡来也必会到山上寻找那个“龙身”，搜寻潜藏在草虫土石中的鲜活传说。

二、盘龙山景区的开发路径分析

（一）文化生态学理念下历史文化的复活

以“文化旅游”为导向的资源开发，常常被理解为在深入挖掘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对散点化的旅游资源进行提炼、升华和整合，以实现对当地文化的有效保护与明确呈现。随着社会的发展，越发成为一个特定地域及其群体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的复活是在一定历史周期内，面对生态环境变迁的客观现实，在本地区文化系统内部通过一系列解构、重构、验证、更新的人工技术活动内容的设置与执行，有效促成区域文化、自然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体所形成的抗外界干扰的自适应体系。开发之初，盘龙山景区确立了“盘龙”为中心的文化主题，根据对“盘龙”传说所特有的共同记忆与归属感，将分布在4个村落里的散点化的文化载体纳入到统一的主题当中，以助于实现区域文化更加集中的呈现。景区相继对覆盖范围内的“石龙”“石龟”“千年古槐”“碧霞元君行宫”“龙凤水库”以及“十里长廊”“凤凰山”等十余处景观进行了相关的设计与修建，其具体形式包括对传说的场景虚拟、历史遗迹的复原以及主题公园的附会等物化形式，实现了资源文化内涵向产品文化外显的转化。作为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盘龙山文化被赋予新的内涵，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与新农村建设的有机对接

新农村建设不能理解为狭隘的“新村”建设，新农村建设甚至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如果没有文化与伦理价值系统的引导，只会变成纯粹的物质利益冲动，新农村建设如果没有一种文化精神为动力，同样不会得到持久的发展。盘龙山乡土文化的重构，使当地民众的文化世界变得丰富，迎合了新时代农民对文化内容的要求，并加快了农村新社区的建设步伐。盘龙山文化旅游开发对当地新社区建设的有效助推主要表现在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反向吸引上。景区范围覆盖4个行政村，总面积达17平方公里，自2007年左右便开始着手新农村建设工程，然而，传统村落复杂的内部因素致使整体工程进度缓慢，困难重重。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整个区域内户籍人口数为2500余人，而现实生活中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导致了实际常住人口只是以上数字的60％，许多“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滞留乡村。景区开发前，村内只是初步完成了整修街道、修筑中心马路的工作，少数住户依规划格局建起新宅，却存在着大量的空房旧房亟待解决。盘龙山文化旅游景区开发所提供的大量就业岗位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吸引了大量返乡人员，为新一轮的家乡建设注入了活力。此外，新农业技术培训使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红薯获得了更高的品质和产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在这个“农村”安家、生活。

（三）对区域范围内新型产业链的有效利用

红薯是泰安市西南地区常见的农产品之一，而盘龙山脚下的几个村庄更是以独特的土壤条件获得了明显的先天优势。在景区开发之前，每年从盘龙山脚下输出的优质红薯接近80万公斤，甚至许多外地的客户不惜路途遥远前来收购。在对此物产资源的深入开发方面，景区确立了建立食品产业园区的发展路径。在这个园区内，对红薯的加工形成了具有生态学意义的加工链条，一系列的环节涉及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价值增值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产业链条。在政府、企业以及相关专业机构的共同开发中，盘龙山逐渐打造出品质优良并深受周边居民喜爱的特色食材“粉皮儿”，树立了具有优势地位的地方品牌。围绕丰富的红薯资源，并结合盘龙山以文化为主导的旅游开发，景区发展起了丰富的副食品、旅游产品、特色餐饮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薯文化”美食系列。相较于“旅游文化”，“文化旅游”的研究似乎刚刚起步，“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文化旅游’还没有给出统一的定义，而国内对‘文化旅游’的研究则还处于起步阶段”，不少研究仍会将两者的事实相混淆。对于两个概念的区分，“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人类学透视”似乎让两者的界限明确了许多。在这样一种学科视野中，“文化旅游”被界定为以参与和感受地方文化为主的旅游，而这迥异于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商业目的而迎合游客的“旅游文化”，前者更多地是在关注旅游者知识的追求和一种文化的经历。

乡村文化范文6

2018年4月，视察湖北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着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将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作为推动乡村振兴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为更好地贯彻指示精神，二组全体学员经过认真研究，选取乡村文化建设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对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一、乡村文化建设的成效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文化自觉不断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文化阵地进一步巩固。经统计，目前全省共有文化站1264个（其中乡镇、街道文化站1238个，农场、开发区、管委会等文化站26个），实际使用总建筑面积67.15万平方米，平均每站实际使用建筑面积531.25平方米，与2013年的实际使用总面积54.28万平方米、平均每站面积430.78平方米相比，分别增加了23.7%和23.3%。其中，部分文化站公共服务面积大、各种配套设施完善。如：当阳市育溪镇文化站实际使用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除具备“三室一厅”基本服务功能外，还建有图书馆、民俗博物馆、美术馆、电影院等设施。同时，加大配套设施建设，基本上每个乡镇（街道）都有1至2个面积不等的文体广场、每个行政村（社区）都有1个文体广场，有的文体广场面积达到1万多平方米，大部分文体广场配有文化宣传栏和体育设施，少数文体广场建有“百姓舞台”。这些文体广场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成为群众使用率最高的文体设施。

二是文化队伍进一步稳定。加大改革力度，省两办出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鄂办发〔2015〕62号），在实行“以钱养事”机制基础上，提出通过“县聘乡用”、“派出制”等形式加强乡镇文化工作力量的政策，目前有13个县（市、区）行了“县聘乡用”机制。同时指导各地结合实际，积极采取其他形式充实和加强文化站工作人员队伍。如：镇委宣传委员兼任文化站站长、参照事业单位待遇配备文化站工作人员、聘用临时人员弥补工作人员不足、发展志愿者参与服务等等。目前，全省文化站工作人员身份共有公务员编制、事业编制、享受事业编制待遇、“以钱养事”、临时聘用、志愿者6类，共2769人，平均每站人员配备达到2人以上，人员待遇有明显改善，**、**事件明显减少。

三是群众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各地文化站在做好免费开放的基础上，结合当地资源和群众需求，积极开展各种文化活动。调查统计，平均每个文化站每年组织举办4次以上超千人参加的大型综合文化活动，12次以上数百人参加的单项小型文化活动，开展6次以上农技科技、党员教育、文化艺术、卫生健康等培训。在各地举办的活动中，有大部分乡镇的大型综合文化活动，是多年来连续举办的、具有一定特色的、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品牌活动。如：利川市建南镇针对外来避暑人群举办的“候鸟文化节”、恩施市龙凤镇举办的“山民歌比赛”、郧西县上津镇举办的“火龙灯会”、竹溪县蒋家堰镇举办的“农民读书节”、孝昌县季店乡举办的“留守儿童阅读比赛”、蕲春县漕河镇举办的“蕲艾文化节”、麻城市福田河镇举办的“映山红节”等，具有浓厚的乡土气和地方特色，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四是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加强政策引导，省两办转发《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各地探索出一些利用社会力量开展基层文化建设的好做法，如：竹溪县敖家坝镇与企业共建的文化大院；利川市白鹊山村引进企业投资建设的白鹊山书舍和灯歌口述博物馆等等。社会力量的参与，弥补了基层文化建设投入不足，拓展了基层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渠道。大力引导基层群众参与，目前平均每个文化站指导社会文艺团队10余支，并为他们免费提供文化器材和活动、排练场地等服务；每个行政村（社区）一般都建立了2至3支有一定规模的社会文艺团队，他们经常自发开展活动，积极参与文化站组织的活动，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问题

与党和国家对基层文化工作的要求、与广大基层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乡村文化建设仍然是文化发展中的最大“短板”。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部分党委政府的文化自觉不够。文化发展受经济发展的影响，但经济对文化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调研中发现，湖北部分贫困地区的文化发展指标，比非贫困地区的文化发展指标还要高。部分地区党委政府文化自觉不够，主要体现在政策落实力度不够和改革推进力度不够。

二是经费投入保障机制不完善。在现有的体制下，财政对乡村文化建设的经费投入，主要有专项资金和活动经费两个方面，但均没有形成稳定的保障机制。如：2007年，省两办印发《关于巩固完善农村公益***“以钱养事”新机制的若干意见》（鄂办发〔2007〕17号）规定，“省财政从2007年起按农村人口人平10元的标准安排‘以钱养事’补助资金，其中10%用于文化体育和广播电视”；“县（市区）财政按照文化体育每人不低于0.5元，落实本级‘以钱养事’经费预算”。2008年，省财政将“按农村人口人平10元的标准”提升到15元，以后再也没有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行动态调整。

三是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与利用率不高并存。近年来通过新建、改建、扩建、合建、租赁、划拨等方式，解决了一部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场地的问题，但仍然还有部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场地面积不达标，不能满足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的基本要求。同时，现有设施利用率不高，部分文化站没有很好地利用现有场地开展阵地服务，图书室、电子阅览室基本处于闲置状态，富余的场地也没有利用起来开展其他的新的服务项目。

四是供需关系不平衡。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加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点,对公共文化服务提出了亲民化、优质化、个性化的新要求。但目前向基层群众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不够丰富、手段不够新颖，主要还是读书、看报、上网等传统服务项目，像广场舞这样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服务项目还不多，供给侧和需求侧，都需要深入改革创新。

三、推动乡村文化建设的建议

一是切实增强文化自觉。要从党的宗旨上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识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求是践行党的宗旨的重要内容。要从国家战略上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识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要从法律法规上提高思想认识，认真贯彻落实《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二是切实加强建设力度。要按照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实现基层文化设施“三个全覆盖”，即文化站建设全覆盖，尽快消灭“空白点”；文化室建设全覆盖，覆盖全省所有的行政村和社区；文体广场建设全覆盖，覆盖全省所有乡镇（街道）和村（社区）。

三是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县聘乡用”机制更能够调动基层文化工作队伍的积极性、更能够巩固基层文化阵地、更能够提升基层文化服务效能。要在“以钱养事”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基层文化管理机制改革，大力推进“县聘乡用”机制在本地实施。同时，要进一步增加“三区”文化工作者数量，完善文化志愿者工作机制。力争通过多种形式，使每个文化站公益***岗位工作人员都达到2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