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研究方法范文1

关键词：城市；大比例尺地形数据；动态更新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随着城市发展速度的加快，城市基础地理信息必须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地进行更新，城市大比例尺地形图作为城市基本地形图，是现代化城市建设、城市规划和国土利用保护等各行各业进行各种空间应用的基础，是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的核心数据，需要对其进行动态更新，以保证基础地理信息的现实性。因此制定一套科学的更新机制，形成一套合理的更新体系，采用科学合理的更新方法，提高工作效率，缩短生产周期，降低生产成本，促进信息化测绘成果在“数字城市”建设中的应用和推广，提高测绘部门信息化服务水平。

1 数据更新的原则和标准

由于城市大比例尺地形数据对城市的规划和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城市大比例尺地形数据的更新必须有一定的原则和标准。

1.1 数据更新的原则

1.1.1 现势性原则

对于城市大比例尺地形数据一定要准确及时地进行更新，以保证基础数据的现势性，才能充分发挥出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作用。

1.1.2 精度匹配原则

对于城市大比例尺地形数据更新应保证其精度要求，在更新过程中要注意更新部分和未更新部分的精度匹配问题，可采用精度较高的空间数据来纠正精度较低的空间数据，保证新、旧地形数据之间的精度匹配。一般可通过一定数量的公共点来实现整个图面的精度匹配。

1.1.3 一致性原则

在大比例尺地形数据更新时，要保证不同来源数据之间的一致性，同时还涉及坐标系统的一致性等问题。因此，必须采取严格的措施进行控制，也包括数据质量的控制等内容。

1.1.4 空间信息与属性信息同步更新原则

由于大比例尺地形数据更新得内容较多，更新时不仅要对图形数据进行更新，而且要同步地对属性数据进行更新，保证图、属数据同步更新。

1.2 统一标准

国家虽对基础地形数据的更新及表达等出台的了多项规范和标准，但各级地方政府会在不违背部级或上级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和基础地理信息化建设的特点，制定出符合地方特色的相应的系列技术规定，以加强地方基础测绘成果资料的管理和应用的适应性，规范基础地形数据的组织结构和表达形式。无论是何种标准或规定，作为指导数据生产的主要技术依据和标准，均须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对其加以修订和完善。

2 源数据分析和整理

对源数据的分析是整个动态更新过程的基础，全面仔细地分析和检查源数据，充分了解源数据的现势性、图形质量、数据几何精度和属性精度，是保证基础地形数据动态更新的现势性、准确性和适应性的重要手段。

城市大比例尺地形数据动态更新的源数据，主要为不同时期、不同单位生产的标准分幅图，根据统一的作业标准，对其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成图时间、外业采集方式、成图方法、分层分色、线型表达、文字表达、几何精度、代码属性等要素。并根据分析和检查的记录，对源数据进行修改，将其符合统一标准的数据，作为大比例尺地形数据动态更新的基础用图。

3 发现机制的建立

为保证基础地形数据的现势性和准确性，动态更新变化区域的发现，在去除委托竣工地块的基础上，采用内业对比和外业巡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内业对比主要是将更新范围内的标准分幅图拼接起来，收集该区域内现势性较高的其他数据资料，如影响数据，进行叠加对比，将变化的区域圈出来，并做好编号。该方法的局限性就在于，如果更新范围内收集不到现势性较高的参考资料，对比工作就无法实现。因此，内业对比的发展是作为发现方法的补充，主要的还是依据外业巡查。

对于外业巡查的发现方式，经实践对比，将更新范围依据重要的明显的自然边界进行划分，如主要的道路、河流等。将其划分成若干子区域，以专人专员分区包干，实行网格化管理。各分区负责人对各自包干的区域负责，将发现的区域已图标的形式记录下来，并汇交到指定的人员手中。各分区人员之间还可以做到相互监督。该方法可以保证数据的现势性、发现的及时性，提高发现效率，便于管理，保证发现机制的科学性。

4 更新内容

对更新范围内变化的基础地理信息要素进行更新，主要包括定位基础、水系、居民地与建（构）筑物、交通、管线、境界与政区、地貌、植被土质等类要素。各类要素包含的主要要素及分层分色如表1所示。

表1 基础地形要素分类及分层分色表

5 更新流程

按照更新步骤，具体的更新流程如图1所示。

图11：500大比例尺地形数据动态更新流程图

6 数据质量控制

整个数据生产的全过程中，共包括6步各个环节的数据检查，严格控制数据生产的质量。

质检组外业数据检查：质检组对外业采集数据的数学精度、图面表示等方面进行检查；

内业数据检查：内业负责人对质检组检查后上交的数据，做进一步的检查，主要包括各要素的图面表示方面、是否绘制范围线、是否生成更新数据等；

质检组过程检查：质检组对内业进行CAD分幅图编辑后的分幅图进行过程检查，主要包括图面的表示、数据接边等；

对象化数据检查：内业数据处理员之间互检对象化后的数据，主要包括是否构面、扩展属性是否正确、代码是否配赋正确等；

对象化数据ARCGIS转换检查：通过ARCGIS下面的工具，对对象化检查后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检查，主要包括拓扑检查；

数据入库检查：对更新到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检查，主要包括数据的完整性、接边检查。

另外根据测绘产品检查验收规定，整个项目实施所检查、院检查及省质检站验收“二级检查、一级验收”制度，从而进一步控制数据质量。

城市更新研究方法范文2

摘要：

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以来资源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在文献调研的的基础上，对国内外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研究阶段和研究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其中，国外资源型城市研究经历了3个阶段，各个阶段研究内容、理论基础和研究重点各有侧重；国内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研究经历了资源型城市研究萌芽阶段、学术讨论起步阶段、转型及可持续发展全面研究和转型集中实践研究4个阶段，第三阶段是国内研究的“黄金期”，包括9个方面重点研究内容。研究认为，建立和完善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指导体系，创立和引入更加有效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创新和总结转型模式与模型，是后续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

资源型城市；转型；可持续发展；研究综述

资源型城市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全国共有262个资源型城市，成熟型资源型城市占总数的54％、衰退型占27％［1］。很多城市出现了资源依赖严重、地质灾害频发、失业人员安置困难、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接替产业发展艰难和新老矛盾交织汇集等问题，可持续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资源型城市相关研究成为热点和难点问题。我国多位研究者对大量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从国内外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发展的概念、理论、方法、经验、模式和对策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综述［2－10］。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剧烈波动的背景下，资源型城市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相关研究也更加深入而广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成果进一步系统总结和分析，梳理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外研究阶段，阐明各阶段研究内容，探讨存在的问题与今后研究重点及方向，从而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1国外研究概述

西方国家对资源型城市问题的讨论比较早，20世纪30～50年代为初步讨论阶段，加拿大学者InnisHA等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多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讨论资源型地区社会发展及稳定问题；20世纪50～80年代为第二阶段，国外资源型城市出现衰退，研究集中在单一资源型城市或区域中的多个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结构转型、城镇人口与社会发展、矿区发展生命周期等内容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理论基础包括资本积累与国际化理论、依附理论和苏联时期的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资源型城市的研究多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相结合，讨论经济、市场、就业等问题较多，理论基础包括经济结构调整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等［5，8，11］。有研究对国外资源型城市研究阶段提出不同的认识［12］。国外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研究相关文章大多发表于2000年以前，原因在于国外对资源的大规模开发较早，资源型城市的衰退或出现结构性问题多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这一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由于资源枯竭或低价替代品的竞争，开始寻求转型以实现经济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而2000年以后，国外老牌资源型城市已完成转型或者彻底衰退，专项研究逐渐减少。国外研究中讨论较多的成功范例包括德国鲁尔区、美国休斯敦、法国洛林和日本北九州等，这些地区主要通过产业成立协调机构、制定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再布局实现产业多元化，从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转型失败的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俄罗斯的巴库和委内瑞拉的波力瓦尔，二者均因油而兴，又因油而衰，主要是由于资源过度依赖和发展前瞻性不强导致的［13－17］。这些对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和发展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2国内研究概述

国内学者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可持续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看法，有研究者认为始于20世纪80年代，还有认为始于20世纪50年代（图1～2）［3，5，9］。本文在总结前人阶段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将资源型城市的研究进一步细化为4个阶段。

2．1研究萌芽阶段1949—1980年前后，建国初期我国推行重工业优先战略，资源作为工业发展基础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同时受到苏联时期“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影响，所以这一阶段更多的是围绕资源型城市的选址与布局、规模与时序等国家宏观生产力布局实践，理论研究和公开发表的文章著作较少［3，5，9］；以李文彦为代表的经济地理学界对资源型城市发展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18］。

2．2学术讨论起步阶段1981—1996年，这一时期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单纯的资源生产基地建设实践逐渐转向资源型城市发展研究。1983年，“全国工矿城镇建设学术座谈会”就我国工矿城镇建设和发展的相关问题展开学术讨论；1987年，煤炭部牵头召开“全国煤炭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讨会”，对资源型城市发展进行了初步探讨；1990年，中国矿业协会成立，对矿业为主的资源型城市研究进一步加强；1993年，中国市长协会在金昌召开了有关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研讨会；1994年、1995年、1996年，中国市长协会和石油城市专业委员会分别在阜新、大庆、东营，组织召开了发展替代产业、促进石油城市持续发展的专题研讨会。多位研究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开展了针对性研究［19－21］。综合看来，这一阶段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作为工业粮食的矿产资源需求量剧增，资源型城市的开发强度进一步强化，各种问题凸显，国内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资源型城市的概念、现状、成因、存在问题等方面的初步分析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初步探讨。

2．3转型及可持续发展全面研究阶段1997—2013年，1996年我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条重要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入到包括资源型城市开发建设的各个领域，专项课题也相继出现，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及其他基金均对资源型城市的相关研究予以资助［17，22－25］。这一阶段，众多专家学者开展了资源型城市全面研究，发表了大量文章著作，重点对以下问题进行了研究。

2．3．1概念界定研究资源型城市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较多研究认为广义的资源型城市是指以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为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资源型产业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作用的城市［10，11，26－27］。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提出产值和从业人员等指标用于界定资源型城市。狭义的资源型城市是指以矿产资源的开采和初加工为主，矿产资源产业在当地经济结构中占有较重地位的城市。有研究认为矿产资源的初加工包括钢铁工业、有色冶金工业和石油工业等［28］。统计看来，我国大多数是针对狭义资源型城市的研究，相似的概念有工矿城市、矿业城市等［13，29］。

2．3．2问题成因及发展阶段研究资源型城市产生问题的成因分析多运用生命周期理论，认为资源开发利用具有生命周期性。有研究认为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符合诺瑟姆S型曲线模式，必然经历勘探开采高产稳产衰退枯竭的过程［30］。要结合其周期性规律，适时调整思路和目标，推进产业转型和完善城市功能［31］。总结看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资源消费具有初步利用、快速增长、稳定消耗和需求下降的过程。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的可耗竭性，是资源型城市产生各种各样问题的根源。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一般要经历形成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或转化期，资源型城市因此可以划分为成长型、成熟型、转型或衰退型。处于不同阶段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模式及可持续发展策略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2．3．3国外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发展对比研究对国外资源型城市的研究进行系统认识可追溯到21世纪初，焦华富等归纳和总结了西方资源型城市主要研究内容和理论进展［11］。随后多位研究者对美、加、澳、日、欧盟等国际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进行了比较，主要形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①改变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障、重视改善投资环境、加快产学研结合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等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发挥是资源型城市成功转型的关键［13］；②合理选择主导产业、支柱产业、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科学制定转型与发展规划和成立专门机构保障规划高效执行是成功转型的保障［32］；③财税政策、产业调整政策、环境保护政策、投融资政策、人才利用政策和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等引导和扶持是成功转型的支撑［33］；④资源型企业在政策引导及效益驱动下，充分发挥其盈利创收、自主创新、吸纳就业和改善环境等方面的作用是成功转型的核心［14］；⑤职业培训与个人创业是成功转型的重要补充。我国的资源型城市有其自身的特色与特点，人口是国外资源型城市的几十倍甚至上万倍，所以要在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重点结合地方实际考虑转型及可持续发展问题。

2．3．4转型模式研究根据产业转型特点，可以划分为3种资源型城市转型模式：①产业链延伸模式，即对原优势资源产业进行改造升级，不断发展上下游产业，延伸产业链，增加工业附加值，例如美国休斯敦延伸石油产业链和德国鲁尔区延长其煤炭开采产业链；②产业替代模式，以日本北九州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由于资源逐渐耗竭，完全放弃原有资源型产业，重新选择替代产业，植入新的产业，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③产业多元化模式，结合前两种模式，即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延伸产业链，又根据地方特点，因地制宜发展替代产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14－15，17，23］。总体看来，第一种方式仅为城市发展的“权宜之计”，可以有效缓解资源型城市在短时间内衰退，但不是根本解决途径；第二种模式多为“无奈之举”，资源型城市已经进入衰竭期，只有通过政府的大力投入来改变现状，植入和培育新型产业，保持城市生机；第三种模式较前两种模式更为全面，在城市转型初期采用第一种模式，中后期在产业链延伸的基础上发展替代产业，并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以实现资源型城市的持续繁荣。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如何结合中国资源型城市实际，定量化的选择切实可行的转型模式必将成为热点问题。根据主导主体不同，转型模式划分为政府主导型模式和市场主导型模式，前者可进一步划分为专门委员会负责模式和产业政策引导模式［16］。根据对待转型的态度不同将转型模式划分为主动模式和被动模式，前者转型成本低、难度小、效果好，后者成本高、难度大、效果差［34］。

2．3．5可持续发展研究2000年以后，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与观念对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研究增多，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认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演变具有时序性、突变性和可控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应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把握矿业生命周期、适时发展优势产业、培育替代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完善资源市场体系，实施资源保护与节约战略、再定位城市职能、发展城市区际联系、增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29，35，36］。2006年以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多与城市转型结合起来，且数量较多，与这一时期我国大部分资源型城市步入成熟期并部分出现衰退和国家更加注重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有关。

2．3．6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自2000年以来，资源型城市实证研究剧增，多针对单一城市或区域内若干个城市，2010—2012年研究数量达到顶峰。经统计，研究类型多为成熟型向衰退型发展的资源型城市，如大庆、焦作、白银、阜新、大同、攀枝花、克拉玛依等资源开发较早的城市和内蒙古的包头、鄂尔多斯、乌海等新兴资源型城市，这一特点与我国资源型城市发展阶段主体处于成熟型后期是紧密联系的；研究地区多集中在西北地区的甘肃、陕西，东北地区的黑吉辽三省，华北地区的山西、河北、内蒙古，华东地区的山东、安徽，华中地区的河南，西南地区的四川等地，这与我国矿产资源分布特征是息息相关的；研究的热点多集中在具体某个资源型城市存在的问题与成因、转型模式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基本上都针对性地提出了转型和发展的策略与思路，包括主导产业、接续产业、替代产业等的选择及转型方向问题，在探讨其他类似城市时可以借鉴和参考［37－38］。

2．3．7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政策研究多集中在财政、税收政策方面，就业政策和政府行为等研究较少。财税政策方面，多项研究认为，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应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并建立长效机制，主要方式包括专项补贴、财政贴息、税收返还、设立发展基金、以政府信用为基础建立财政投融资体系等；并大幅度提高所得税等税费的地方分成比例，为政企转型资金大量投入奠定基础；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试点，降低资源型城市中企业的实际税负，以鼓励各企业参与资源型城市转型；实行税费合一，适当增加资源税，并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以鼓励矿山企业提高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效率［39－41］。总之，财政政策应大力扶持产业升级和转型、鼓励多元化的企业发展、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增强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支持和投入、推动科技水平提升和人才引进工作和适时推进资源税费改革，以促进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42］。就业政策方面，资源型城市转型应确立就业优先的长期发展战略、构建符合市场规律的劳动就业服务体系、调整利于扩大就业的产业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加强再就业培训等［43］。政府行为则多体现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法规等宏观调控方面，研究认为，推动和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需要政府的大力介入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才能得以实现［44－45］。同时应建立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指标的政府行为综合评判体系，对政府行为及时考评并适时调整［46］。而杜辉等则对传统上采纳的以政府政策为中心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思路提出了质疑，认为政策性保障路径带来的沉淀成本不可估量，应转变为以法律为主导的法制化路径［24］。新形势下，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应在政府政策调整的基础上，逐渐走向法制化轨道。

2．3．8研究方法探讨资源型城市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定量研究中多进行定量模型构建，很多研究者尝试了以模型构建为基础的“SWOT”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研究方法。（1）数学模型构建法。通过构建和应用动态SSA模型等，分析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演化特征和生命周期规律，研究转型必要性［47－48］；结合多目标优化理论等，建立转型**时机数学模型，研究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时效性［49－50］；通过构建转型主体定位、内部产业优势、替代产业选择、生态足迹变化的数学模型，建立博弈、协调性弹性和生命周期优化调控等理论模型等，研究转型的方向性［47，49－54］；建立回归方程、结构方程评价模型等，对转型政策效果、经济指标效果等产业转型效果进行评价，研究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绩效性［55－56］。（2）“SWOT”分析法。通过分析资源型城市的优势（S）、劣势（W）、机会（O）和威胁（T），建立相应的矩阵或模型，来研究其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抉择，分析产业发展模式合理性与可行性，讨论人才、资源和环境等面临的机遇与挑战［57－58］。（3）层次分析法。通过建立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社会实力、转型绩效、接续替代产业选择、生命周期优化调控等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分别定性和定量的研究资源型城市转型方向及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对策、转型效果、接续替代产业选择方向和生命周期优化调控潜力的提升机制等［47，59－62］。（4）模糊综合评价法。主要通过将模糊的、难以量化的政府行为和经济综合发展状况等进行量化处理，运用综合模糊评判法进行有效分析［46，63］。（5）其他方法。很多研究还尝试了结合运用其他方法，包括变异系数法、德尔菲法、能值分析法、相关分析方法及区位熵分析法等，均取得较好效果［47，51，61，63－64］。以上研究方法中以单一应用某种方法为主，少数研究将多种方法结合用于研究和分析。

2．3．9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焦华富等较早的对西方资源型城镇研究的理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指出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研究应结合社会学和统计学，注重理论性的规范研究及构造模型［11］。沈镭从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演进、城市功能发展与完善、城市空间扩张3个角度阐述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理论［30］。樊杰等将矿业城市持续发展理论归纳为哈特威克－索洛法则、矿城发育规律理论和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阶段理论［22］；于光系统阐述了矿业城市转型的传统理论和现论，前者包括基于城市发展规律、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经济发展的传统理论，后者包括基于循环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和谐发展的现论；结合科学发展观，创造性的提出区域和谐发展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理论［65］。王开盛总结了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的理论基础包括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理论、产业结构演进理论、产业结构优化理论［56］。还有研究者结合协同学理论、城市经营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系统论等对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模式、政策建议进行研究［66－68］。总体看来，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与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需求，新理论缺乏大量验证，传统理论很难因地制宜的良好运用，需要结合中国特色不断加强理论研究和创新［69］。2．4转型集中实践研究阶段从2014年起到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制定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未来141个成熟型资源城市将面临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于具体城市某个城市根据成熟的理论方法，因地制宜地选择产业转型方向的研究将更多地应用于实践。

3讨论与结论

城市更新研究方法范文3

关键词：城市管理 意义 研究

一、国内城市管理概况

1900年，全世界10%的人生活在城市；2000年，全世界50%的人生活在城市；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发生了巨大变化，设市的城市数从1981年的233个增至2004年的661个；2007年底，全国设市城市有655个，建制镇20000个，城镇人口达到5.9亿。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ry0提高到2007年的44.9%。据世界银行经济顾问　shahidYusuf估计，今后10一15年，中国城市化率预期将超过50%，全国将增加1亿一1.5亿城市人口。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日益明显的经济全球化、急剧的市场竞争、资本的快速流动，刺激着人们对当代城市的思考；不断分化的利益群体、紧张的公共财政、市民社会的崛起也推动着政府自身作用的变革和创新，展现出了一个崭新的、更不平衡的、空间差异明显的城市形态。可是，城市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与城市的服务水平相比，其管理服务水平明显滞后，出现了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

联合国“人居二”秘书长沃利.恩道先生曾经指出，“城市化既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不祥之兆。所以，未来会怎么样就取决于我们当今的所作所为”。

二、现代城市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现代城市的管理，为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吴良镛教授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每天都向城市提出许多问题”，“大量新的问题更是层出不穷，亟待解决”　。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管理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着难以应对的严峻挑战。21世纪的世界已进入后工业化的新经济时代，这是以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为核心的时代。中国当代的各类城市发展，面临着工业化、信息化的双重任务和压力，能否成功避免重蹈西方以往城市化的复辙，有效解决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各种管理不善的问题，能动驾驭这个庞大复杂而多参数多变量的巨系统，可以说这不仅在实践中是极为困难的，在所有科学理论和技术领域中也是极为困难的。以科学的态度，以进取的勇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锐意创新，积极探索中等城市管理的新理念、新体制和新机制，准确把握研究的方向、重点与方法，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不惧幼稚、偏颇与错误，勇于走出我们现实视野中的认知盲点和误区，也是本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现代中等城市的发展，关键在于管理创新，根本动力也在于管理创新。要创新现代中等城市的管理，必须确立新的城市管理理念，深入研究现代城市管理新的模式，实现中等城市管理制度、体制和科技手段的现代化，用发展的办法去解决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将中等城市建设和管理纳入新世纪的科学轨道。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将会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中等城市作为中国城市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将会更快，问题也将会更多。一大批小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也将发展成为中等城市。这些中小城市的城市管理者多数是从管治农村、管治乡镇、管治县城到管治中等城市演变过来的。他们对农村、农民有着丰富的“管治”经验，而缺乏现代城市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经验。研究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将会有助于现代中等城市的管理者运用现代城市管理理念，提升中等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使得这一研究领域的所有探索与尝试更显示出有其积极的意义。

三、城市管理研究的新方法及意义所在

随着世界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城市管理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公共管理在城市管理中的广泛应用，相应促进了城市管理相关理论的发展。无论是从城市的管理实践还是从理论研究来看，有关城市管理的研究领域都尚存大片可供挖掘和探索的领地。在对各种有关城市长效管理的资料梳理过程中，可以发现多数论著所着眼的角度在于广义的城市管理的层次，涵盖了城市政府对整个城市的人口、物质、信息、生态环境等要素进行有效地规划、建设、协调和监督等一系列的管理活动。主要的成果集中在对世界各地城市管理模式的比较研究的论述中。例如，单对美国城市管理模式的研究的理论著作就有很多。美国学者理查德·D·宾厄姆在《美国地方政府的管理》一书中，对城市政府管理体制的类型、特征进行了详尽的描述；美国学者盖尔·彼得斯将城市政府管理体制分为四种类型：市场模式、参与模式、灵活政府模式和非管制政府模式。法国学者皮埃尔根据城市管理参与者、目标、手段和结果的不同将城市管理模式划分为四种——管理模式、社团模式、支持增长模式和福利模式。国内学者章仁彪提出了“全球——本土化”的城市管理模式，该模式强调一种超越传统“非此即彼”式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踪家峰等从城市管理（治理）的内涵出发，结合城市治理的实践，将城市管理（治理）模式分为企业家化城市治理模式、改革政府模式和公私共同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狭义的城市管理即市政管理角度进行的解读，中国学者做出的努力相对零散，较多地体现为单一地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研究、暴力抗法治理研究，以及近年来兴起的数字化城管信息系统研究。全方面研究长效管理机制建立的内在合理性和发展过程中的策略选择还并不多见。

本文整合了现在学界的研究成果，发挥多年从事城市管理的工作便利，并结合各地城管部门工作规划或报告中颇为丰富的实际描述和经验总结，分析我国当前城市管理方面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和现实考验，提出了从加快体制机制创新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推进“以人为本”的法制建设、推进我国公众参与城市管理、塑造科学城市管理文化、加强执法人员队伍建设、促进非营利组织健康发展和借鉴西方国家城市管理的成功经验七个方面着首解决我国城市管理难点问题，具有充分的可操作性，在指导城市管理的具体实践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城市长效、常态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意见。

参考文献：

[1]张创新，赵蕾.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研究[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

城市更新研究方法范文4

董昊昱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100071

摘要：本论文通过对相关理论的研究，总结经验方法及教训，分析我国以铁西工业区为代表的老工业基地宜居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弊端，为了能够更好的保护具有特殊意义的铁西工业遗存，改善老工业区生态环境，从长远战略的角度对老工业基地更新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进行生态安全评价方法的研究，为提出可行的建设策略提供基础。

关键词铁西区；生态安全； 城市更新；

中图分类号： B845 文献标识码： A

一、研究背景

1.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与发展

在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中，我国陆续建立了一批的老工业基地，正是这些老工业基地的建立，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为我国工业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在这样长期的工业化发展中，随着产业经济衰退，更大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人居环境问题。对于老工业区这一特殊资源，我国在土地空间规划、宜居建设等方面都缺乏系统和有针对性的技术支撑体系，更没有形成统一的建设标准。结合当前形式需求，急需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这对于促进特大工业城市功能完善和生态建设，保障老工业区居民健康，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何更新城市旧工业区，使其可持续发展？初期的城市旧工业区的更新往往只注重眼前的利益，多会采用大拆大建的方式，没有意识到工业遗产、遗迹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以及使用价值，造成了城市旧工业区历史记忆和城市文脉的割裂。沈阳的铁西区作为老工业基地，对于中国的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里不仅聚集了具有高度文化价值的工业遗产，也记载着沈阳工业与建筑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历史，并充分的体现了具有丰富特色的沈阳工业文明。将铁西区老工业基地放在城市生态安全问题的大背景下，进行有机更新，使其既能保证文脉的延续性，又能满足生态安全的要求。

2. 铁西工业区价值分析

（1）铁西工业区承载的历史价值

铁西区不断创造着中国工业的奇迹，无论从物质角度还是精神的层面，铁西的工业文化都是我国无价的人类遗产。尽管这个充满历史痕迹的老城区、废弃的老工厂终将跨入全新的时代，但是作为中国工业的代名词，铁西区给人们留下的是永恒深邃的记忆。铁西区作为城市文脉的情感延续，具有着巨大的历史价值。

（2）铁西工业区更新创造新价值

铁西区旧工业厂区区位往往较好，基础设施较完整，工业建筑大都结构坚固，具有大跨度、大空间、高净空等特点，其建筑内部空间具有使用灵活、结构坚固等特点，通过更新可以减少拆迁和建设费用，注入新的产业功能，满足不同需求，如商业、办公、展览、物流、居住等，创造新的经济价值。利用工业文化背景这一优势，旧工业区可以开发相关业态，例如创意产业，工业旅游，旅游纪念品出售等，不但延续了工业历史文化，还创造了新的文化价值，同时也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带来新的社会价值。

3 .研究基础

（1）城市生态安全

城市生态安全具有广义及狭义之分。广义的城市生态安全是指城市既不会发生生态风险也不受任何潜在生态风险威胁的状态，即城市实现生态和谐或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化状态。目前比较有研究的现实意义的是狭义城市生态安全，指城市基本不发生人为导致的生态风险事故、在面对无法避免的生态风险事故（如危险品误漏、台风等）时具有较强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的状态。狭义城市生态安全承认在现代社会中存在不可避免的生态风险事故和威胁，现代人类的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冲击也是不可避免的，从而重点关注制约城市生存和发展安全的重大生态风险上，从而勾画城市发展和建设的生态底线。狭义城市生态安全在现实社会中具有重大意义。

（2）景观格局优化

景观格局优化是在景观生态规划、土地科学和计算机技术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景观尺度层面上，现有研究成果很难定量化反映格局和过程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格局对功能的影响，使得景观格局优化研究一直是景观生态学的难题。

通过对原有的景观要素进行重新的组合优化或者引入新的元素，进行土地利用格局的优化，这就是景观格局优化。通过景观格局优化可以进行景观的规划设计及管理。通过景观格局优化，可以调整并优化景观的组成、斑块的空间分布布局及数量，达到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整齐与和谐，从而改善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提高景观的稳定性，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3）城市更新

城市更新是一个持续、不间断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城市布局、产业结构、功能、土地利用等方面进行调整及优化。同时，城市更新也包含了对旧城区的保护及改建，对于文化遗产、古建筑的保护等方面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4 .研究方法

（1）老工业区区域空间规划技术研究

根据不同尺度用地结构和交通系统的情况，完善人工绿色廊道，研究城区空间扩展的廊道效应分析与廊道规划；优化整合绿地（广场），实现绿地的均匀分布；研究城市建设用地容量与空间承载的动态关系；以大型公共建筑、住宅园区和工业园区等为对象，制定老工业搬迁区的绿色建筑发展规划和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方案。

（2）城区生态安全网络构建技术研究

以城区生态安全和人居环境的安全、健康、适宜为目标，采用生态足迹法、主成分分析法等多种方法对城区的生态安全进行综合评价，在一定时间尺度上评价城区生态安全状况，明晰影响城区生态安全的关键要素；基于生态安全的综合评价，明确微观（搬迁区）、中观（相关社区）和宏观（城区）等不同尺度上的生态安全节点与生态廊道，构建城区的生态安全网络，制定城区的生态安全战略。

5 .结论

在进行城市宜居建设的过程中，应有针对性的进行策略分析，对于铁西区这种典型的老工业基地，由于其已经在城市更新的道路上发展多年，一些重要的问题已经得到良好的解决，因此在宜居建设方面应针对尚未完全解决或较为严重的问题提出一些有效的策略。

参考文献

[1]吴国庆.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及其评价探析[J].生态经济，2001（8）：22～25

城市更新研究方法范文5

1.西方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范式演进

2.面向规划学科需求的城市社会学教学研究

3.城市化、公共政策与城市认同——市民创造城市:城市社会学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探索

4.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的一种视角

5.城市空间结构分化的社会学解析:经典与启示

6.城市社会空间分化如何可能——西方城市社会学空间理论的中国意义

7.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主要理论述评

8.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9.试论城市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

10.城市社会学的兴起与困境——兼议城市在当代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地位

11.浅谈城市规划层面的城市社会学研究

12.城市社会学研究前沿:场景理论述评

13.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城市社会学

14.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

15.新城市社会学:197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社会学的范式转变

16.城市社会学教材建设中的问题和思考

17.恩格斯早期城市社会学思想及其当代回响

18.城市社会学的产生与理论发展

19.农民工居住形态的城市社会学解读

20.城市文化研究与城市社会学的想象力

21.群体性“冷漠行为”的社会结构成因分析:一种城市社会学的视角

22.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

23.何谓“空间”——一种来自城市社会学学科的思考

24.社区、空间与城市社会学——再议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25.城市人的社会特性——源自城市社会学的理解和认识

26.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27.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生态学视角

28.反思性延续:认知视角下的城市社会学思想流派

29.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30.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城市研究——以《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为例

31.关于城市社会学界定的辨析与整合

32.城市社会学视阈下城市规划理论的演进

33.世纪之交的城市社会学新前沿

34.试析人类生态学范式与新城市社会学范式之不同

35.论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的空间拓展

36.新城市社会学视域下我国当代城市空间生产的特征

37.在社会学和城市学双重视野中发展城市社会学——兼论在新的城市社会学框架中的城市社会发展与预测研究

38.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对我国地域政策的启示

39.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形态与城市融入——基于城市社会学视角

40.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41.新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

42.日本城市社会学的历史发展

43.关于城市社会学界定的辨析与整合

44.城市社会学实践教学环节的创新性探讨

45.城市社会学视角下的传统建筑文化保护与开发——以闽侯县南屿镇为例

46.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47.新移民浪潮中的城市社会学浅析

48.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

49.当代大学《城市社会学》课程组织与教学改革探讨

50.城市商业步行街区建设的社会学研究

51.城市社会学主导下的旧城更新之路

52.西方城市社会学的早期发展

53.城市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城市社会学原理》简介

54.有关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探究

55.城市社会学的领域及理论流派

56.社会学渗透下的城市规划泛论——兼论现阶段的中国城市规划

57.城市道路交通环境的社会学分析

58.基于城市社会学角度重构旧城改造的和谐对策探析

59.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城市生态系统的特点、结构和功能(一)

60.从城市社会学视角看我国城市传统古建筑现状——以南昌老城区传统古建筑为例

61.对照教学法进行城市社会学教学的模式研究

62."社会空间视角":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新视角

63.教育与城市互动关系新探——《教育与城市空间生产——基于对城市社会学空间研究的拓展》评析

64.城市社会学带有倾向性的理论问题——介绍《城市社会学》一书

65.从城市社会学角度重构旧城改造的和谐对策

66.新城市社会学

67.我国城市白领群体生活方式的社会学研究

68.集体消费理论对城市社会学经验的再认识

69.新的城市社会学

70.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化

71.城市空间社会学:溯源与拓展

72.新城市社会学下我国当代艺术社区的逻辑探寻

73.城市社会学

74.北京学——从城市文化生态学到城市社会学

75.社会主义城市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

76.足智多谋的城市:梦想与忧思——国际城市社会学与区域发展协会2013年学术会议纪要

77.解读《新周刊》的城市社会学

78.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与相邻学科关系

79.论城市规划的社会学转向

80.近年我国城市社会学研究概述

81.西方城市社会学研究概况

82.必须重视城市社会学的研究

83.要重视社会学在城市建设上的作用——《新城市社会学》读后感

84.城市的形式与内涵——关于《城市社会学》的课程教学研究

85.对城市旅游景点无障碍环境问题的社会学思考——以成都市为例

86.社会学视角下的国内外城市空间研究述评

87.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解构”与“结构”——新城市社会学的视角

88.城市研究中的空间分析

89.阅读城市的社会学视角——评《巴黎社会学》

90.评《城市社会学》

91.芝加哥城市社会学与实证研究的发展

92.当代日本城市社会学探析

93.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化

94.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暨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筹)成立大会综述

95.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

96.唐长安文明成就的城市社会学分析

97.研究城市社会 让城市生活更美好——介绍郑也夫的《城市社会学》

98.城市社会学视角下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初探——以沈阳为例

城市更新研究方法范文6

关键词 城市环境史 人工环境 城市生态学 城市环卫体系 环境正义运动

马丁·麦乐西是美国休士顿大学杰出历史学教授，公共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环境史、公共史、能源史和外交史，是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扛鼎人物，曾经担任“美国环境史学会”（1993—1995）、“公共史全国委员会”（1992—1993）和“公共工程历史学会”（1988-1989）的主席，是城市污染和技术变迁史研究的国际权威。出版了九部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分别是：《公共政策和环境》（2004年），《排放的美国：城市、工业、能源和环境》（2001年），《环卫城市：从殖民地时期至今的美国城市基础设施》（2000年），《城市公共政策：历史模式与方法》（1993年），《托马斯·A·爱迪生与美国现代化》（1990年），《应对富裕：美国工业化时期的能源与环境》（1985年），《城市垃圾：1880—1980年的垃圾、改革和环境》（1981年），《1870—1930年美国城市的污染与改革》（1980年）和《珍珠港的阴影：1941—1946年关于突袭的政治争论》（1977年）。马丁的论著多次获得重要奖励，1972年初出茅庐就以“眼不见、心不想：1860—1920年美国的环境与都市垃圾处理”一文荣获全国研究生优秀论文“乔治·P·哈梦德奖”。《环卫城市》一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先后荣获“美国环境史学会”2000年优秀著作“乔治·伯金斯·马什奖”、“公共工程历史学会”2001年优秀著作“亚伯·沃尔曼奖”和“美国城市史学会”2001年优秀著作“城市史学会奖”。马丁教授曾经担任赫尔辛基大学和巴黎第学的访问教授，积极参与欧洲环境史学会和城市史学会的学术活动，在欧美城市环境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这一领域的发展方向。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试图总结马丁教授对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主要贡献；第二部分是作者对马丁教授的访谈，马丁教授就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申论，这对我们深入理解美国环境史的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朱尔·A·塔尔教授[1]也对相关问题做了简短而又独特的回答，本文将以注释的形式列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推进而日新月异，但对城市史的研究仍以“城市郊区化”和“回归城市的新都市主义”的争论为主线，忽视了对城市环境史的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这至少是不全面的，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来看是不适应形势的。相信马丁教授的研究会对我国的城市史研究和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有所启示和借鉴。

[1] 朱尔·A·塔尔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是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开拓者和代表学者之一。马丁·麦乐西曾赞誉他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此，认为他的能量和聪明才智对城市环境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编辑了多本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专集，组织了多次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专题讨论会，培养了多位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博士和青年历史学家。Martin Melosi, “Foreword”, in Joel A. Tarr, The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Sink: Urban Pol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1996, P.XXI.

一 马丁·麦乐西的城市环境史研究

马丁教授从事城市环境史研究是从1971年在德克萨斯大学读研究生时开始的。当时美国的环境运动风起云涌，这是环境史研究兴起的时代大背景。但是与唐纳德·沃斯特等人的环境史概念不同，马丁认为环境史并非象社会史、政治史或城市史一样是一个特殊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从更广阔的、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视野来研究历史的工具，是观察我们社会的引人入胜的基本视窗。与一般的历史学研究不同，环境史从时间、空间和与文字资料具有同样史料价值的景观三个方面来研究历史现象。它虽然不能完全改变传统历史学研究以人为中心的走向，但自然环境从此成为形成和认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因素。 环境史在兴起初期注重道德和政治呼唤，但在走向成熟时，环境史已经成为理解当前政策和和塑造今后的政策的强大武器。[1]所以环境史首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事物的新视野，其次才是提供了新观点。马丁认为，只有这样认识环境史研究，才能给它以合适的定位并消除一系列由于定义不当而引起的复杂问题。[2]

在这个大概念之下，马丁经过艰苦的研究和论争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城市环境史概念。城市环境史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唐纳德·沃斯特的农业生态史模式影响非常大。他认为，环境史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这里的自然指的是非人的自然，所以环境史研究的焦点应该是农村而非城市，城市是作为文化建构的人造环境，建筑史、技术史和城市史早已进行了很好的研究，新兴的环境史不必重复这个老题目，城市被他排除在环境史的研究主题之外。[3]但是，马丁教授并没有盲目崇拜权威，而是为了给城市环境史正名毅然进行探索创新。他的勇气首先来源于他对城市的热爱。马丁生在城市、长在城市，日后还游历了欧美许多国家的城市，亲属中也有人从事环卫工作，所以从小就对城市的诸多问题感兴趣。但促使他走上城市环境史研究道路的主要或直接原因还是H·韦恩·摩尔根教授开设的关于镀金时代和环境史的研讨课。摩尔根教授鼓励并引导马丁研究城市环境问题，也帮助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这篇习作为他赢得了第一个全国性奖励，这种认可、褒奖坚定了他开拓城市环境史这一新领域的决心，即使被别人嘲笑为“垃圾史学家(Garbage historian)”也在所不惜。他坚信，城市环境史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具有很强的挑战性。环境史象关注荒野和自然保护一样关注所谓“人工环境”的时代很快就将到来。[4]

马丁教授勇敢地向沃斯特的主导环境史模式发起了挑战。马丁认为，沃斯特的主张是不合乎逻辑的，与其说他的定义是精心思考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一个修辞的技巧性说法。他呼吁城市环境史学家要在前辈社会科学家开拓的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对城市成长和城市体系扩展进行生态分析的新概念，既要研究城市人工环境也要研究它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马丁在检视城市环境研究的发展历程后认为其中存在三类问题：一是城市在环境史中的地位仍然没能得到很好的定位和解释，城市环境的研究只是环境史的附庸而非有效整合，其中大部分仍然没有脱出城市史和技术史的窠臼；二是城市环境史虽然拓宽了我们对城市的认识，少数研究也吸收了城市生态学的有限知识，但其理论基础依然薄弱。三是现有研究多专注于狭碍的内在论和经验研究，多注重城市如何发挥功能，而忽视对城市如何对周围更大的自然环境发挥作用的研究。综合来看，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从理论上廓清城市的环境史特点。

马丁梳理了美国与城市环境有关的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对城市环境的新认识。他认为，在此之前，诸如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已经研究城市环境，但缺乏历史视野。城市史学家更多地研究城市的成长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并没有认真关注环境问题。环境史学家虽然注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但实际上忽略了人作为城市居民的属性。所以，虽然出版了一些研究城市水污染、大气污染、噪音、废弃物、环卫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但没有从整体上研究美国城市环境史的著作，也没有对城市环境史的理论进行探讨的文章。不过，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领域都对城市史和环境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启示，认为：“在人类历史中，现在是一个环境和城市问题爆炸的时代。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城市的需求、功能和扩张导致了环境病。反过来，健康的城市生活要求我们理解和善待城市及其周围复杂的自然环境”。[5]也就是说，城市环境问题是一个急需研究的历史课题。新城市史的代表人物赫斯伯格顺应时代要求，呼吁城市史研究不能停留在把城市仅仅看作是一个地方的旧思维上，而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过程，其动力模式是三大因素（环境、行为、和团体经历）在更大的城市系统中的相互作用。[6]此后的城市史研究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一是研究城市的成长和扩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与城市化的关系，并据此对城市发展进行分期。二是研究影响市民生活的城市形态和结构，引入了城市形象的概念。三是研究城市生活质量，从而把城市环境与人的反应直接联系在一起。[7]尽管城市史在研究环境方面有一定进展，但是它并未与环境史有机结合，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城市？它是一个文化建构还是一个自然环境呢？马丁教授详细分析了城市生态学的发展历程，从有机论、调节论、生态论、和系统论中吸收了有用的因素[8]，提出了自己对于城市的观点。他认为，城市不但与生态系统有隐喻关系，而且至少还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或派生物。城市还是自然界的主要调节者，城市的成长模式和社会秩序都具有生态意义。另外城市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9]应该说，对城市的这种生态学解释不但给批驳沃斯特把城市排除在环境史研究之外提供了理论基础，也给城市史与环境史的融合、城市环境史自身的发展奠定了内在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城市环境史不但有了学科归属，其发展也名正言顺。

在此基础上，马丁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宽泛的城市环境史概念。在此之前，塔尔已经提出了一个城市环境史定义，他认为，城市环境史“主要研究人造或以人为中心的结构（“人工环境”）和技术如何塑造和改变城市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这些改变对城市及其人口随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反作用”。[10]显然这个定义忽视了自然环境对城市的塑造作用。马丁认为，除了塔儿提到的研究内容之外，还应该包括城市地区的自然特点和资源与自然力、城市成长、空间变化和发展、以及人类活动的相互形塑。正由于此，城市环境史把城市自然史的研究和城市建设史以及它们之间可能的关联这三部分整合在一起。[11]城市既是自然的生态系统（这一思想早在18世纪末就已出现），具有象有机物一样的新陈代谢的功能；也是文化的建构，在某些方面区别于自然环境而与社会以及周边更广泛的自然系统紧密相连。因此城市环境史既与技术史、规划史、建筑史和政治史有关，也与它们有所区别，主要是利用城市生态学的理论研究城市的成长、基础设施、污染以及与城市相关的自然环境的历史演变。唐纳德·沃斯特认为城市只是文化的建构从而把它排除出环境史是没有道理的，同样认为城市就是一个有机体的说法也是片面的。[12]应该说把“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进行僵化的区分是不合适的，自然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自然，它也是人类的文化建构之一，农业本身就是一个非自然的事业，[13]城市也不例外。所以城市史学家关注城市本身，城市环境史学家研究城市的环境，即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然肯定不是沃斯特环境史概念中的那个自然。具体说来，城市环境史主要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城市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对城市的影响；社会对这些影响的反应以及减轻环境问题的努力；人工环境的发展及其在作为自然环境一部分的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

[1] Martin V. Melosi, “Environmental history as a mode of thinking”, in Shannon K. McClendon and Martin Melosi (eds.), Comparativ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the Americas: Social, Cultur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 Houston: Institute for Public History,1993, P.88, P.93.

[2] Martin Melosi, “Public History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15, No.4( Fall 1993), P.18.

[3]参看 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与美国环境史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4] Martin V. Melosi, “Urban Pollut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eded”, Environmental Review, 3(Spring 1979), Pp.37-45. “The Urban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Historian: Prospects for Research, Teaching,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3(Fall 1980),Pp526-40.

[5] Thomas R. Detwyler, Melvin G. Marcus (eds.), Urb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Belmont, 1972, P.VII.

[6] Theodore Hershberg, “The New Urban History: Toward an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of the City”,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5(Nov.,1978), P.33.

[7] Martin V. Melosi, “The Urban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Historian: Prospects for Research, Teaching,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3(Fall 1980),Pp528-532.

[8] 有机论认为，城市可以比做人体，是一个自然系统、一个转型的资源联合体，也是“第二自然”。调节论认为，城市是废弃物生产者，也是个“热岛”，还对水循环和大气都产生了影响。生态论比较复杂，把城市放在“生态复合体”中分析其空间模式、组织结构、生态扩张和组成部分的成长。系统论认为，城市是城市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这个系统不但是活动的，也是开放的，而且其中的技术系统既有内部影响也有外部影响。

[9] Martin Melosi,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of Urban Ecology: Frameworks and Concepts”, in Alan R. Berkowitz, Charles H. Nilon, Karen S. Hollweg (eds.), Understanding Urban Ecosystems: A New Frontier for Science and Education, Springer, 2003, P.197.

[10] Joer A. Tarr, The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Sink: Urban Pol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1996, P.xxii.

[11] Martin Melosi, “The Place of the City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Effluent America: Cities, Industry,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1, P.126.

[12] Graeme Davison, “The city as a natural system: Theories of urban society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in Derek Fraser & Anthony Sutcliffe (eds.), The Pursuit of Urban history, London, 1983, P.366. Spenser W. Havlick, The Urban Organism, New York,1974, P.12.

[13] William Cronon (ed.), Uncommon Ground: Rethinking the Human place in nature,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P.25, 80-81.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orton, 1991.

以此理论为指导，马丁教授对美国城市环境史进行了深入研究，重点是19和20世纪美国的城市——工业社会。研究这些问题无疑对接受外交史训练的马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认真补习了市政府如何运作、技术如何发展、城市服务体系的扩展、城市财政政策的特点、垃圾处理和能源供应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开始探索城市成长、城市污染和工业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的研究显然已经超越了城市史、技术史和一般环境史的范围，开拓出了具象的城市环境史的雏形。1980年出版的《美国城市的污染和改革》全面考察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工业化对城市成长的环境影响（污染和环境危机的范围，城市环境意识的出现，改革者在大规模的污染出现时为改善城市生活质量作出的努力。），并以其范围的全国性和时间的历史性以及对将来该领域发展方向的正确预言而被公认为城市环境史的拓荒之作。[1]综观其学术活动，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城市垃圾史；城市环境改革史；城市服务史；城市能源史；和城市环境正义运动史等。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马丁教授也深刻思考了美国城市环境史的功能问题。

垃圾自古以来就存在，因为人类要生产生活就必然会排放和处理废弃物。但是垃圾问题却不是一直存在的，垃圾只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城市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垃圾问题是由工业革命以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人口集中造成的。工业革命对城市生活的影响虽然并非都是负面的，但确实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城市环境退化。与欧洲不同，美国的城市垃圾问题表现出不同特点：一是美国虽然自然资源丰富、空间广大，人口少，但是这些条件并没有让城市免受垃圾和流行病的困扰。二是美国工业的急速增长与城市化同步，出现许多工业城市集中的、深受拥挤、污染、噪音、垃圾和有毒废弃物困扰的城市带，形成了大范围的环境危机。人口迅速流入城市加重了环境危机，死亡率上升。三是解决环境危机的努力是零星的。在1870年代以前，美国主要解决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污水问题，而煤烟却被看成是物质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象征。水问题解决后，美国开始关注垃圾问题，承认它是工业时期的一个重要污染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固体垃圾排放量急速增长，超出了传统的收集和处理能力。但当时人们并不认为垃圾是一种环境危害，而是把它看成是给人造成暂时不方便的讨厌事，因此只要把它移出人们的视线范围就算解决了问题。到1970年代，美国人逐渐意识到了垃圾问题与美国的物质消费和资源保护的联系，告别了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虽然这种意识没有成为环境保护思想的主流，但是超越仅仅处理垃圾转而探讨垃圾的起源确实是一大进步。垃圾被认为是城市过程的一部分，是与人口增减、地理位置、气候波动、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纠结在一起的。解决垃圾问题的关键在于关注垃圾问题的“前端”即垃圾生成问题，要减少废弃物的生产而不是设法收集和处理垃圾。从此以后，主流的美国环境主义运动开始关注城市生活，探讨与荒野和农村不同的另一种环境模式。

成功处理垃圾问题不仅需要对污染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技术发生改变，更需要城市环卫制度的改革。把垃圾问题看成是对整个城市社会的威胁的新认识促使城市居民把垃圾处理看成是市政公共责任，必须透过市政府的机制转换来解决，因为城市化规模的迅速扩大致使私人在垃圾处理方面无能为力。市政府要组织受过专门教育的环卫工程师形成垃圾处理的工作程序和计划，还要鼓励市民大众遵守环卫条例，促进公众参与清洁活动，说服他们采用更好的垃圾收集与处理方法。城市环境改革不但开创了美国历史上垃圾管理制度化的先例，而且对城市居民参与20世纪初的功利性保护运动和1960年代的生态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这次改革也有局限性，它虽然注意到了物质进步只有在注重自然环境的质量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但是它确实没有反思并改革环境污染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更没有质疑造成严重的废弃物的经济体系和社会。显然仅仅研究城市环境改革并不能完全揭示出治理垃圾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马丁教授的《城市的垃圾》一书超越了从政治改革探讨城市环境问题的做法，转而从“决策”的视角来观察污染政治和城市服务体系的发展，如工程师、卫生学家、市民领袖和市政官僚如何互动、私有企业如何承担公共职责、环卫技术的内在价值、政府的作用等。[2]尽管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马丁教授认为，城市垃圾与环境改革史的研究尚需继续努力，对诸如核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不同的运输形式造成的污染、公共环卫工程的发展、污染对特定城市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加强。[3]

从城市垃圾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能源在城市污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加上当时出现了能源危机，马丁教授逐渐深入到能源史研究领域。这里所说的能源主要指化学能、热能、机械能和电能。能源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有密切联系。薪材、煤炭、石油、电力和核能的开发对美国的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能源被过度商品化导致了对其环境影响的忽视，在做出剥削能源的决定时几乎没有考虑能源的环境影响。另外由于美国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美国也就成了世界上能源最浪费的国家之一。从能源史的视角可以把美国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20年到1914年、美国实现工业化的时期。在美国工业革命中，薪材和煤是基本的能源，石油是主要的照明来源，电力系统得到了发展。煤的开采和燃烧既破坏土地也污染了城市的大气。第二阶段是从1914年到1945年，石油成为最重要的能源，电力的生产和使用量急剧上升。石油开采造成的污染主要表现为油管泄漏，石油使用产生的问题主要是汽车尾气。第三阶段是从1945年到1970年，美国进入后工业时代，对能源的需求超出了自己的生产能力，开始从全球组织能源供应。重化工业的污染弥漫全国。第四阶段是1970年代以后，能源危机严重冲击美国的经济和价值体系，核能得以大力发展。[4]能源生产和利用的环境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保护主义、效率运动和各种反污染运动都是某种对由浪费性或破坏性的能源实践造成的特殊威胁的直接反应。到1960年代末，现代环境运动和正在出现的能源危机的结合促使人类对能源利用的环境代价从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进行反思。“大气质量法”、“清洁空气法修正案”、阿拉斯加输油管问题、三里岛事件等都与城市能源使用问题有直接关系。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服务系统作为城市的循环系统和表达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发展相关的当代环境思想的重要载体，在城市的功能和成长中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不但形成了城市的基础设施，还规定了城市的生活质量。马丁教授从全国范围研究了从殖民时代到2000年的美国城市的水供应、废水、固体废弃物处理等环卫服务的发展、评估了它对城市成长和环境的影响。马丁分析城市环卫史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三部分：第一是生态理论，它把环卫服务置于更大的有机环境范围内、评估它对城市及其环境的影响，据此可以把美国城市环卫史分为瘴气（臭气引起疾病的环卫思想）时代（从殖民时代到1880年）、细菌学革命时代（1880-1945）和新生态学时代（1945-2000）。第二是系统理论，认为环卫服务不光是一个有机体，还是一个特殊的技术体系。这个体系与城市的其它部分相互作用，形成相互依赖的更大系统。据此可以鉴别和解释环卫服务本身的功能、动力、结构和发展。第三是路径依赖理论。它源于经济理论，认为第一代的选择毁掉了后一代进行其它可用的选择的可能。也就是说过去的选择对现在的可能性形成重要制约。新技术使用时还会出现闭锁现象，先使用者会把后使用者边缘化，并闭锁了其它技术的使用，产生对次好技术的途径依赖。[5]在这些理论基础上，马丁教授主要探讨了三方面的问题：大众健康和生态理论对环卫服务实践的影响；主要决策者在决定提供何种服务中的作用——环卫人士、工程师、医生和政治领袖；这些选择的环境意涵。从这些具体研究中，马丁教授揭示了技术系统、城市成长和环境影响之间的紧密而又复杂的联系。

环境正义运动因为主要关注城市有毒废弃物的问题自然就成为马丁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问题。与环境正义相关的还有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平等。环境种族主义是传统的种族主义之有意或无意的扩展，主要指在政策制订、法律执行和把某个社区选定为污染工业和废弃物处理的地方等方面存在歧视。环境平等指在有关条例、法规和实践指导下平等地对待和保护所有民族，不偏坦多数民族。环境正义在外延上比前两者都要广泛，强调所有人都有权享有安全和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空间。这里的环境不但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等内容。现在的分析家、决策者、媒体和政治倡导者更乐意用环境正义这个概念。[6]环境正义运动并不是从主流环境主义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其根源是1950—60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催化剂是1979年的瓦伦**运动。从此以后，美国公众对有毒废弃物的关注就象对三里岛事件后对核问题的担心一样强烈，环境正义运动很快从“不在我后院主义(NIMBYism)”发展成“不在任何人后院主义(NIABYism，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在许多学者看来，这是一种激进的环境民众主义(Radical environmental populism)。[7]它的迅速发展推动联邦环保局成立了环境正义办公室，国会虽然至今没有通过环境正义法，但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2月了第12898号总统命令，要求“联邦政府为了达到环境正义的目标，必须关注少数民族和低收入阶层所在社区的环境和人类健康状况。”由此可以看出，环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种族和阶级问题。从环境史的视野来看，环境正义运动提出了许多新研究议题，如环境正义与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确切相互关系，是先有贫穷后环境恶化还是先环境恶化然后少数民族迁入？环境是一个文化建构还是一个自然存在？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的环境感知有何不同？环境正义运动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取向与现代环境主义运动中的生态中心主义之间的冲突；直接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城市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环境主义运动本身的目标和性质问题等。[8]

环境史学毫无疑问也是长线的基础研究，它有什么用呢？它比传统的历史学在就业市场上有什么优势呢？马丁教授在这一方面也做了有益的探索。尽管初期的许多环境史学家被认为是环境倡导者，但环境史研究并没有得到公众的强烈响应。政策制定者、商业领袖和环境主义者也不会自觉吸取“历史教训”。当时还出现了严重的史学危机，年轻的史学家在历史学圈子内寻找工作的成功率极低，即使得到了职位，不但薪水低而且升迁机会少。马丁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呼吁城市环境史与公共政策史和工程史结合。他认为，城市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性质及其研究当前问题的历史根源的学术旨趣都会帮助年轻的历史学家跳出传统的束缚，超越狭隘的职业目标，积极向历史学圈外发展。1977年，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美国专业历史学家成立了“促进历史学发展全国协调委员会”，鼓励历史学家积极向公共政策领域发展，还提供许多可能需要专业史学家的新领域的信息，包括政府的环境项目和规划，政府中需要以历史分析为管理工具的办公室和项目等。也就是说要把学生培养成面向社会、贴近市场的而不是学究的公共历史学家(Public Historian)。其中一个广阔领域就是公共工程史，主要项目是历史自然和文化遗产。在这个领域，历史学家可以和公共工程专家结合起来，把历史分析应用于处理当前的公共服务和环境问题。城市环境史学家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作用：在准备“环境政策法”委托的环境影响研究时提供历史分析（有说服力的资料和适当的分析框架）；研究申请专利时被忽略或拒绝的项目是否在当前可用；就城市规划进行咨询；为环境项目或为设立新项目提供专业证据（历史学家能鉴定历史证据的准确性和确定其适用范围）。到1980年代，公共史学也已走出为史学家寻找学术研究以外的工作的初期目标，转向了用历史学的通用方法技巧（研究、分析、解释、和交流）影响大众。实际上，城市环境史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非常强调交流和重视受众。公共史学与城市环境史在环境问题上的融合与互动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9]城市环境史研究为专业历史学家和大众开启了互动的大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把历史模式和方法应用于对当前环境问题的处理；二是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把环境问题展示给大众。例如文化资源管理（濒危物种保护区、国家公园、文化生态旅行等），诉讼支持和环境补偿（专家见证和补偿认定），博物馆（环境展览）、媒体（传播环境文化的绿色荧屏）、和历史学会（环境历史旅行），政策分析（用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影响联邦环境政策和大众的选择）等。[10]城市环境史研究者还可以成立历史咨询公司，通过向委托人提供历史资料和合理分析来帮助他建立信心。例如阿兰·奈韦尔的“历史研究同人有限公司”不但做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和历史资源概览，也写自然资源管理史，还寻找有毒废弃物所在地的潜在负责方，还帮助诉讼方就水权、历史上的土地利用、河流的航行权等打赢官司或减免罪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公司的工作首先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有关规定，其次必须保守委托人的秘密，在与委托人的协议之下展开工作。某些国家机构也雇佣环境史学家来写历史、筹备展览、组织编写文集、或从事资源评估的工作。但必须注意不要成为“御用历史学家”（一味吹捧或为其辩护），也必须协调历史学家的兴趣和单位的特殊性与保密性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机构史学家和专业史学家以及咨询员这三个角色之间要达成协调平衡。另外，无论是专业史学家、咨询员、机构史学家和咨询公司都应该设法普及自己的环境史研究：把自己学术化的成果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读本、儿童读物等；制成资料片或其它影视作品；与本专业圈子之外的专业团体讨论自己的环境史研究成果；举办更多的丰富多样的环境史展览；积极参与广泛的文化资源管理项目。一句话，就是要利用多种形式和渠道，把学术成果变成大众知识。

总之，马丁教授在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中不但进行了大量理论建设，还做出了深入细致的具体研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指出了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今后需要着力发展的方向。一是进行世界性的比较研究。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环境问题的具体表现肯定不相同，但城市成长、污染、服务处理等肯定有相同之处。美国的经验是进行比较的一个有用的参照系。二是社会史研究与环境史的相互交叉。在过去三十多年，社会史大发展，影响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社会学家安德鲁·萨兹(Andrew Szasz)的“生态民众主义”对我们认识种族、阶级和性别在环境运动的演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非常有益。三是深化城市环境史与公共史的相互渗透。今年3月召开的美国环境史学会的年会就是与公共史学会合作，就两者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马丁把自己的下一个研究计划确定为撰写《环卫城市》的姊妹篇《网络化城市》，探讨网络城市的交通、运输和能源系统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最终回答他开始研究城市环境史时所提出的基本问题。[11]

[1] Martin V. Melosi, Effluent America: Cities, Industry,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1, P.7.

[2] Martin Melosi, Garbage in the Cities: Refuse, Reform, and the Environment 1880—1980,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81.

[3] Martin V. Melosi (ed.), Pollution and Reform in American Cities 1870—1930,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0, P.207.

[4] Martin Melosi, Coping with Abundanc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in Industrial Americ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8.

[5] Martin Melosi, The Sanitary City: Urban Infrastructure i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14.

[6] Martin Melosi and Philip Scarpino (eds.), Public history and the environment,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P.227.

[7] Andrew Szasz, Ecopopulism: Toxic waste and the movement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Minneapolis, 1994, P.6.

[8] Martin Melosi, “Equity, Eco-racism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Vol.19, No.3( Fall 1995), P.11.

[9] Martin Reuss, Shelley Booksp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public historians”, ASEH News 2(September, 1991), P.1.

[10] Martin Melosi and Philip Scarpino (eds.), op cit, P.VIII.

[11] 马丁的城市环境史研究是从对两个基本问题发问开始的，一是城市如何适应自然界？二是蚁冢和城市有何区别？

二 马丁·麦乐西访谈

问：城市史和环境史都是相对较新的分支学科，这两个不同研究领域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

答：要回答这个问题既简单也复杂。环境史由于具有宽泛的关注点和多学科的视野而很有包容性。虽然环境史领域最初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但是把人放在一系列环境（包括城市）中来考虑似乎也是很合适的。城市环境史领域的大多数最初的研究要么研究城市内部的自然发展及其环境含义（例如污染的发生），要么区分“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在许多情况下，“人工环境”被认为外在于自然，是人重塑自然或毁坏自然的产物。这种观点的主要内在假设是：城市建筑在本质上是非自然的，因此它外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至少与它相反。如此一来，城市就被认为是人对自然的入侵。这一视角的问题在于：它假定人类的建筑物或耕种物在本质上都是非自然的、或者假定耕种的不同形式之间存在根本差异，换言之，就是把农业与城市建筑对立起来。通过这些假定，这个视角把人远远排除在自然界之外。它还假定非人的生命体形成的巨变——例如海狸形成的海狸坝——也必须用与看待城市建筑不同的眼光来关照。对我来说，这似乎与从历史角度研究环境所需要的基本前提是互相矛盾的。其实，城市史与环境史有合乎情理的交集。研究城市的内在发展和城市与周边地区的联系的城市生态学就需要也应该有一个历史基础。如果把城市看成是人为了不同目的而开拓的对象，那就肯定能把城市史和环境史协调起来。

问：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存在着城市环境史与农业生态史之争，您如何评价农业生态史模式？如何整和这两种观点？[1]

答：在某一段时间，您提到的这两种观点之间可能存在鸿沟，也肯定有观察环境和环境史的不同方式，但这更象是多元的视角而不是某种两极的冲突。我认为，由于学者们经常试图区分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这就形成了某种类型的知识鸿沟。其实，那些把知识资本全部投入农业生态观点的学者通常不探讨城市问题，同样那些研究城市的学者也很少跃出城市的范围。但我并不认为这会形成某种知识冲突。进而言之，必须在比诸如城市与乡村、城市与自然等更广阔的背景中考虑它们的“位置”。我坚信，大多数学术研究领域，这种类型划分现在不再会流行。这种类型划分流行的领域是那些以特定的环境为研究对象的领域，主导这种环境的是一种或另一种人类耕作方式、自然扩张性、经济发展等。令人有点吃惊的是，研究欧洲环境的许多学者比澳大利亚或美国学者在城市发展中投入的注意力要比研究自然多。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观察也存在粗率的简单化的问题，与20世纪的欧洲相比，10世纪的欧洲是非常不同的，因此对城市的关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局限的。最近出版的大部分环境史论著对问题的分析都很复杂深刻，都否定了简单的城市与农村、城市与自然的两极区分。学者们正在探讨超越了这两极的广泛问题。在许多方面，环境史的研究热点正在从旧时对“自然是什么”的冥思变成对新问题的探讨，这些新问题是从不同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新思维提出来的。对语言、感知、文化态度等的关注都要求我们超越诸如认为城市与自然必然发生冲突的静态建构。

问：您心目中的城市环境史是什么？它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是什么？[2]

答：我认为，城市环境史就是城市及其所在地区的自然特点和自然资源既影响了自然力、城市成长、空间变化、发展和人类活动，又被这些因素塑造的历史。因此城市环境史就是城市自然史和城市建筑史研究的结合以及他们可能的相互作用。这种复杂化也许没有必要，但是它包含了人的构造物和城市以外的世界之间的互惠关系。我并没有把感知、思想和形象包括进这个定义，但城市环境史实际上也研究这些领域。如前所述，重要的是不把城市排除出我们对环境、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的理解之外。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城市处于经济发展、政治、文化等大多数人类活动的舞台的中心。城市至少具有这样的优势，它提供了一个在全世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观察研究的对象和平台。所以，城市环境史的局限并不在于它的研究视野具有和地域限制一样多的局限性，相反，“城市历史”还包含了大量地域、位置、文化和环境的不同。城市环境研究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它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无限多样性。我不认为城市环境研究有明确的方法论，但我认为城市环境研究主要应集中于城市成长、基础设施和污染健康问题。大部分研究采用“内在论”的观点，也就是从内部看城市成长和发展的方式。威廉·克罗农和少数其他学者更多地采用了“外在论”的观点，把研究焦点对准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相互影响。这两种研究各有优点，但肯定需要用整体的理论视野来更好地整和。我也欣赏这样的观点，即从把城市与环境史中的关键主题相联系的生态观点来考察城市。但这需要更为谨慎的扎实研究。

问：从城市环境史的角度看，您怎么评价克罗农教授研究芝加哥的著作？它是通向城市环境史的桥梁还是其它什么？[3]

答：威廉·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会》在许多方面都是开拓性著作。他通过对物质流动和关键物资的商品化的研究把城市与周边地区联系起来，这在弄清楚理解城市环境所必须的更大背景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尽管这一研究赢得了广泛赞誉，但是很少有学者尝试在他的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其他城市、或者深入分析《自然的大都会》曾经想展示给我们的问题。在更广泛的自然界中考察城市、认同城市与周边地区的一系列联系、探索更多的关于城市如何对商品、人和思想来说都象正在转型的机体一样发挥作用等都是非常有必要研究的问题。可以肯定，这些问题中的许多已经得到解释，但很少是在环境史的语境中解释的。我对这本书的主要意见是它没有深入理解芝加哥本身。研究物质流入流出城市并不能说明城市本身是怎么转型的。城市的哪些特点受到了克罗农已经清楚解释的、正在发生变化的经济和环境冲击的影响？总之，《自然的大都会》是一部非常杰出的“外在论”的城市环境史，而不是一部“内在论”的城市环境史。

问：美国环境史学家正在重新建构“自然”概念，它的知识基础是什么？“第二自然”或“人工环境”的含义是什么？[4]

答：我多少知道一点后现代主义知识争论对环境史学家更深入地思考文化、语言和感知问题的影响。长期以来，“自然”已经具有相当固定的内涵，但仍有关于什么是自然、什么是荒野等诸如此类问题的争论。环境史学家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上研究这种关系的变化也是绝对必要的。把自然看成是文化建构的概念似乎也是一个合适的研究切入点。“第二自然”这个概念已经从许多方面得到了解释，但最常见的是用它来刻画人类活动对自然的修正进而产生与原始状态非常不同的状态。我感到这个概念比较混乱模糊，因为“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关系似乎并不清楚。这似乎是在玩用不同术语就可以更好表现自然的文字游戏。“人工环境”过去常常被用于描述人类建构的自然特征，这些特征可能是从自然界中的自然资源中抽象出来的，但被人类的行动改变了。不过，这个概念并没有考虑除人之外的其它动物的活动。海狸坝或蚁冢是不是人工环境的一部分？如果它们不是，那就意味着我们把人类活动明显地置于自然界之外，也就是说，蚂蚁和海狸完全可以在自然的节律中做自己的事，但人类行动是非常不同的，常常不但自外于自然而且诅咒甚至加害自然。这样思考会提出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关于人类活动的问题，也会让人与自然冲突起来。如果不把人类活动看得如此复杂，可能会比较有利，但是必须把它重新整和进对在自然界活动的生命体的讨论中。如果我们想把人类活动看成是对自然的入侵，那么我们必须从把它看成是研究人在自然界发挥作用的大话语的一部分的角度来研究。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把人类活动看成是对自然的必然毁灭，因为这似乎否定了人的生物本质。

问：您怎么从城市环境史的角度考虑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正义运动？由于它的核心是人类中心主义，那么这意味着环境主义运动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5]

答：环境正义运动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权运动底色的政治运动开始的，它后来就变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对环境正义的呼吁来自学术界、政界和草根民众。最初的许多论著是论战性质的，但是历史学家开始研究一系列涉及环境种族主义的个案，就为研究环境正义问题提供了许多必须的经验事实。由于这个运动是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开始的，因此环境种族主义的诉求并没有建立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上。另外部分整和起来的行动团体也想把自己与传统的环境主义者分开。他们认为，传统环境主义者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问题，不重视城市环境问题。他们没有研究历史上的城市环境改革，但这些改革实际上弥补和加强了保护运动和荒野保护行动。环境正义运动确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研究的更多的是穷人、有色人和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的悲惨命运而不是自然环境。虽然环境正义只是在环境史的范围内提出对种族和阶级的重要探索，但是它确实已经做出了巨大贡献。历史学家现在必须直面这些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不过，认为废弃物的处理设施或有毒废弃物的排放点是被有意识的安排在有色人的居住点周围这个论点并没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其实，环境种族主义的事例自古以来就存在，但在研究环境不平等时很难把种族和阶级分开。这些不平等经常影响穷人，也影响有色人。虽然环境种族主义的所有诉求不能得到全面证明，但是环境正义运动确实开启了讨论环境不平等问题的大门。从这一点来看，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探讨。对城市环境史学家来说，它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这些研究必须包括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内容。

问：请您谈谈技术在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的作用。[6]

答：与一般的环境史领域不同，技术在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大多数早期的著作都研究城市的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环境代价，尤其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这些问题。果真如此，各种技术确实在从制造设备到交通网络中都发挥着核心作用。能源利用和相关技术的变化就象各种城市服务的发展一样都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尽管技术在早期的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要比在荒野研究中的作用大得多，但是把技术理解成是对自然的入侵、是与自然力冲突的力量、最终会毁灭环境的认知仍然在城市研究文献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管他们研究城市、乡村还是荒野，许多环境史学家在把技术看成是有点外在于自然力或与自然力相对这一点上是十分相似的。最近，城市环境史学家正在慢慢地改变给技术贴上邪恶或毁灭性力量的标签的做法，把注意力转向研究对技术应用的选择及其对城市成长和发展的复杂影响这些方面。这种变化与技术史研究领域的转向完全是同步的。在技术史研究中，技术的文化建构在近几年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城市环境史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已经超越了仅仅关注技术问题的狭隘思路，转而研究一系列与其相关的问题，包括由非人类活动引起的景观变迁的问题，气候问题，围绕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往的环境史学家并不是有意回避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确实在其他学科中得到了更多的研究。总之，在研究人工环境时，技术和技术变化仍是研究的核心。希望能有更多的把环境史与技术史交叉融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尝试。

问：“9·11事件”对环境史研究有什么影响？环境史研究在未来会怎么发展？[7]

答：很难回答“9·11事件”对环境史研究以及诸如此类的恶性事件对人民生活产生了什么具体影响。泰得·斯泰因伯格、麦克·戴维斯和其他学者已经对“自然”灾害做了一些研究，但没有直接涉及诸如“9·11事件”这样的问题。对战争和环境的研究兴趣是最近才出现的，但它最终会把恐怖主义与诸如它的环境影响这样的相关问题整和在一起。有关“9·11事件”对纽约城造成空气污染的最新报道肯定会引起现在的环境史研究者的重视。两年前，我参加了“美国民用建筑工程师协会”就“9·11事件”举行的一次研讨会，我们讨论了“9·11事件”，也讨论了其它许多民用建筑问题。我知道，“9·11事件”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进入许多研究领域的文献中，但是可能是以很微妙的方式而不是成为研究的中心。象我这样的历史学家并不太适合预测未来。不过，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点是，环境史被越来越频繁地与“主流”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例如，种族、阶级和性别是大部分历史分支学科研究的重心，现在也成了环境史学家越来越感兴趣的领域。对大的历史趋势的解释也以环境史的论题为基础，例如泰得·斯泰因伯格新近出版的美国环境史著作。对环境观点和视野的文化建构的兴趣肯定也会把环境史与某些后现代主义趋势联系在一起。大体上看，环境史可能会改变孤立的状态。我希望它的核心是在全球规模上研究广泛的历史问题，这种全球视野能把环境关注与许多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

Martin Melosi and his Studies of the U.S. Urb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Bao Maohong

Prof. Martin Melosi is a leading environmental historia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was once the Presidents of “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1993-1995), of “National Committee of Public History”(1992-1993), of “Public Works Historical Societies”(1988-1989). This paper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first is to introduce his main achievements from the theoretical base,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of urb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o the concrete researchs, such as garbage history, energy history, history of urban infrastructure,etc. The second is an interview with Prof. Martin Melosi. He put forward his own interpretation on some key subjects, namely the relation of urb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Agroec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relation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built environment, the role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played by technology, the natur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 Addtionally, the very concise ,but valuable response to the similar questions by Prof. Joel A. Tarr is attached in the footnotes.

[1] 朱尔认为，沃斯特的农业生态范式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们还必须研究城市和工业环境。在历史上，城市与它的农业地区和周边地区是相互作用的。城市既剥削城市所在地的环境，也剥削周边地区的环境。周边地区的物质流向了城市经济，反过来城市的物质也流向了周边地区，例如粪肥、废弃物等。

[2] 朱尔认为，城市环境史主要是这样的历史，即人造的、以人为中心的结构（人工环境）和技术如何塑造和改变了城市所在地的自然环境，这种改变的结果反过来又如何改变了城市本身和它的人口。城市环境史有许多仍在扩展的维度，其中的大部分可以包括在我所说的“城市新陈代谢”主题之内。还有一些涉及城市景观的重塑和环境平等与正义的重要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必须强调的是城市不是树，即不是有机体。

[3] 朱尔认为，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会》是研究城市周边地区的物质和自然资源开发、加工及其流进和流出城市的经典著作。不过，它并没有研究城市对其所在地的剥削和利用以及城市废弃物向周边地区的转移问题。

[4] 朱尔认为，如果出于描述的目的，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概念就是有用的，但并不必然会被当成语言时尚来使用。人工环境是一个城市概念。根据我的理解，它涉及人类对城市基础设施及以此为基础的结构的建设问题。它不但包括基础设施的地上部分，也包括它的地下部分。

[5] 朱尔认为，环境正义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城市环境史研究中应该得到全面的探讨，但是这并不是说要把当前的标准强加给历史。我们应该清楚，我们理解的是过去发生的变化。它确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不过许多其它的城市环境问题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