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王羲之传范文1

关键词：王羲之 石崇 比较 契合

《晋书》卷80《王羲之传》曰“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世说新语》《企羡第十六》也记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已敌石崇，甚有欣色”。

《晋书》将《金谷诗序》系在潘岳名下，余嘉锡认为是石崇之误，并不存在潘、石两篇序文，所言极是[1]。

王羲之的这一举动一向不被人理解，苏轼就曾有评论 “兰亭之会或以比金谷，而以逸少比季伦，逸少闻之甚喜。金谷之会皆望尘之友也；季伦之于逸少，如鸱鸢之于鸿鹄”[2]。后人对于石崇的印象多与苏轼印象相类，清王夫之更认为是“寡廉鲜耻贪冒骄奢之鄙夫”[3]，而同清王鸣盛甚至由石崇进而认为“晋少贞臣”[4]，连以百炼钢自比的刘琨，也皆附贾谧如石崇之流，在二十四友之数。那么，羲之听说别人将他的序文比于石崇序文，尤其是将自己比于石崇，“闻而甚喜”的原因是什么呢？

史籍中凡涉及谈论石崇，以两方面为显：一为富，二为谄。富如《晋书》 卷28 《五行志中》所言“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俪人主矣”；谄如《晋书》卷55《潘岳传》所言“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这样的人，怎么能与后人心目中的书圣王羲之相提并论，而羲之竟“闻而甚喜”，很难被后人理解。

但我们细析关于石崇的史料，会发现与王羲之相契合石崇的真性情被他的恶名所掩，失轶在历史的深处。我认为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石崇的性情深为王羲之认同。

从早年的经历看，据《晋书》本传载，石崇“字季伦，生于青州，故小名齐奴。少敏惠，勇而有谋”。其父石苞临终，“分财物与诸子，独不及崇。其母以为言，苞曰：‘此儿虽小，后自能得’”。

石苞起自寒微，先为小吏，后又贩铁，但凭自身材力，官至大司马、司徒，石崇做为功臣子，又能凭自身材力，官至封疆大吏，致巨富。实际上，青年时代，石崇就表现出这种气局，据《晋书》本传载，“尝与王敦入太学，见颜回、原宪之象，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敦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瓮牖哉！’”，《晋书》评价石崇言行时说“其立意类此”。

相较起来，王羲之虽出身望族，然其父早卒，从父王导虽器重羲之，但青年前没有父亲教导的人生总是会留下难以磨灭的遗憾，这方面王羲之对石崇的自立自强事迹当深有认同，而那个时代象石崇这样家世而又自强如此的人并不多见。

从个性看，《晋书》本传载石崇“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行检”，史籍所载各事都显出他这方面的个性，甚至皇权也不能令他屈服，其兄“统忤扶风王骏，有司承旨奏统，将加重罚，既而见原。以崇不诣阙谢恩，有司欲复加统罪”[5]。崇不按惯例“诣阙谢恩”原因不明，但这种行为方式确是其性情。而我们知道王羲之恰恰也是这样的人，青年时代东床袒腹而成为郗太尉快婿就是明证。

在学识修养方面，我们很难想象，被苏轼比为鸱鸢的石崇而《晋书》本传说其“好学不倦”，实际上他的诗文都不错，为当时文坛“二十四友”之一，清朱彝尊《日下旧闻卷87曾引说“古人游戏翰墨，书券每作韵语，如王褒僮约，石崇奴券，皆然”，连“奴券”也作韵语，这种文人的雅事没有好学的精神是装不出来的。《旧唐书》 曾载石崇教其妓绿珠曲，“汉人怜其远嫁，为作此歌。晋石崇妓绿珠善舞，以此曲教之，而自制新歌曰：‘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昔为匣中玉，今为粪土英’[6]，这个“教”和“自制新歌”的举动可以看出石崇在曲辞方面的修养。

济人于危难的义气又是石崇可贵品质。《晋书》卷33载“刘舆兄弟少时为王恺所嫉，恺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与舆等善，闻当有变，夜驰诣恺，问二刘所在，恺迫卒不得隐。崇径进于后斋索出，同车而去。语曰：‘年少何以轻就人宿！舆深德之’。此外，对于有品行的人，石崇也很尊重，《晋书》 卷89载嵇绍为崇同事，“时石崇为都督，性虽骄暴，而绍将之以道，崇甚亲敬之”；对于“躬亲侍养，足不出户者十有三年”的孝子，石崇则“重含淳行，赠以甘旨”[7]。

所以“遍索绿珠围内第”而未得逞的孙秀，在害死石崇后，《晋书》卷59坦言，“前卫尉石崇、黄门郎潘岳皆与秀有嫌，并见诛。于是京邑君子不乐其生矣。”，显然，除却政治因素外，这个冤案就引起当时人的不满，京邑君子的反映也可看见出石崇当时的名声不坏。

实际上即使是导致后人不屑的富、谄、这两个方面，我们也可以从石崇的时代背景去理解。“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是其任侠无行检的表现，这样行不由径的做为，有时反为当时人欣赏；石崇与王恺等人斗富，石崇表现也是不拘于物质，对于珍贵之物，随手毁之，令人瞠目。这种不拘于物恰是魏晋时人的情性所在，但反观王恺则不然。

《晋书》卷98《王敦》传载“时王恺、石崇以豪侈相尚，恺尝置酒，敦与导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声韵，恺便驱杀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恺，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酒至敦、导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视。导素不能饮，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强尽觞”。

王恺对于女伎生命的无视在石崇身上则没有，这两种富的表现有本质上的不同。有意思的是石崇之富可敌国，但他的侍人绿珠所作的仅存一曲《丝布涩难缝》却是为劳动人所歌，曲的开头几句就可见一斑：“丝布涩难缝，今侬十指穿。黄牛细犊车，游戏出孟津”[8]。

对于石崇与潘岳“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9]的事，我们或许可以看做名士的举动，类如米癫拜石之类，远非世俗可以理解，或许二人在相拜之余，眼神偶尔相碰，会发出会心一笑！

与王羲之晚年誓墓不官留下名作《誓墓文》相类，半个世纪前的石崇也曾有类似举动，其《思归引序》曰：“崇少有大志，晚节更乐放逸。因览乐篇有《思归引》，古曲有弦无歌，乃作乐辞。”但思归河阳别业，与琴操异也”。辞曰：

思归引，归河阳。假余翼，鸿鹤高飞翔。经芒阜，济河梁，望我旧馆心悦康。清渠激，鱼彷徨，雁惊溯波群相将，终日周览乐无方。登云阁，列姬姜，拊丝竹，叩宫商，宴华池，酌玉觞。

综上所述，石崇、王羲之二人在行为上颇有类似，个性中多相契合，加之东晋人对于中朝名士时代的倾慕，羲之被比于石崇，“闻而甚喜”也就可以理解了。

《晋书》卷80《王羲之传》曰“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世说新语》《企羡第十六》也记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已敌石崇，甚有欣色”。

《晋书》将《金谷诗序》系在潘岳名下，余嘉锡认为是石崇之误，并不存在潘、石两篇序文，所言极是[1]。

王羲之的这一举动一向不被人理解，苏轼就曾有评论 “兰亭之会或以比金谷，而以逸少比季伦，逸少闻之甚喜。金谷之会皆望尘之友也；季伦之于逸少，如鸱鸢之于鸿鹄”[2]。后人对于石崇的印象多与苏轼印象相类，清王夫之更认为是“寡廉鲜耻贪冒骄奢之鄙夫”[3]，而同清王鸣盛甚至由石崇进而认为“晋少贞臣”[4]，连以百炼钢自比的刘琨，也皆附贾谧如石崇之流，在二十四友之数。那么，羲之听说别人将他的序文比于石崇序文，尤其是将自己比于石崇，“闻而甚喜”的原因是什么呢？

史籍中凡涉及谈论石崇，以两方面为显：一为富，二为谄。富如《晋书》 卷28 《五行志中》所言“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俪人主矣”；谄如《晋书》卷55《潘岳传》所言“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这样的人，怎么能与后人心目中的书圣王羲之相提并论，而羲之竟“闻而甚喜”，很难被后人理解。

但我们细析关于石崇的史料，会发现与王羲之相契合石崇的真性情被他的恶名所掩，失轶在历史的深处。我认为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石崇的性情深为王羲之认同。

从早年的经历看，据《晋书》本传载，石崇“字季伦，生于青州，故小名齐奴。少敏惠，勇而有谋”。其父石苞临终，“分财物与诸子，独不及崇。其母以为言，苞曰：‘此儿虽小，后自能得’”。

石苞起自寒微，先为小吏，后又贩铁，但凭自身材力，官至大司马、司徒，石崇做为功臣子，又能凭自身材力，官至封疆大吏，致巨富。实际上，青年时代，石崇就表现出这种气局，据《晋书》本传载，“尝与王敦入太学，见颜回、原宪之象，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敦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瓮牖哉！’”，《晋书》评价石崇言行时说“其立意类此”。

相较起来，王羲之虽出身望族，然其父早卒，从父王导虽器重羲之，但青年前没有父亲教导的人生总是会留下难以磨灭的遗憾，这方面王羲之对石崇的自立自强事迹当深有认同，而那个时代象石崇这样家世而又自强如此的人并不多见。

从个性看，《晋书》本传载石崇“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行检”，史籍所载各事都显出他这方面的个性，甚至皇权也不能令他屈服，其兄“统忤扶风王骏，有司承旨奏统，将加重罚，既而见原。以崇不诣阙谢恩，有司欲复加统罪”[5]。崇不按惯例“诣阙谢恩”原因不明，但这种行为方式确是其性情。而我们知道王羲之恰恰也是这样的人，青年时代东床袒腹而成为郗太尉快婿就是明证。

在学识修养方面，我们很难想象，被苏轼比为鸱鸢的石崇而《晋书》本传说其“好学不倦”，实际上他的诗文都不错，为当时文坛“二十四友”之一，清朱彝尊《日下旧闻卷87曾引说“古人游戏翰墨，书券每作韵语，如王褒僮约，石崇奴券，皆然”，连“奴券”也作韵语，这种文人的雅事没有好学的精神是装不出来的。《旧唐书》 曾载石崇教其妓绿珠曲，“汉人怜其远嫁，为作此歌。晋石崇妓绿珠善舞，以此曲教之，而自制新歌曰：‘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昔为匣中玉，今为粪土英’[6]，这个“教”和“自制新歌”的举动可以看出石崇在曲辞方面的修养。

济人于危难的义气又是石崇可贵品质。《晋书》卷33载“刘舆兄弟少时为王恺所嫉，恺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与舆等善，闻当有变，夜驰诣恺，问二刘所在，恺迫卒不得隐。崇径进于后斋索出，同车而去。语曰：‘年少何以轻就人宿！舆深德之’。此外，对于有品行的人，石崇也很尊重，《晋书》 卷89载嵇绍为崇同事，“时石崇为都督，性虽骄暴，而绍将之以道，崇甚亲敬之”；对于“躬亲侍养，足不出户者十有三年”的孝子，石崇则“重含淳行，赠以甘旨”[7]。

所以“遍索绿珠围内第”而未得逞的孙秀，在害死石崇后，《晋书》卷59坦言，“前卫尉石崇、黄门郎潘岳皆与秀有嫌，并见诛。于是京邑君子不乐其生矣。”，显然，除却政治因素外，这个冤案就引起当时人的不满，京邑君子的反映也可看见出石崇当时的名声不坏。

实际上即使是导致后人不屑的富、谄、这两个方面，我们也可以从石崇的时代背景去理解。“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是其任侠无行检的表现，这样行不由径的做为，有时反为当时人欣赏；石崇与王恺等人斗富，石崇表现也是不拘于物质，对于珍贵之物，随手毁之，令人瞠目。这种不拘于物恰是魏晋时人的情性所在，但反观王恺则不然。

《晋书》卷98《王敦》传载“时王恺、石崇以豪侈相尚，恺尝置酒，敦与导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声韵，恺便驱杀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恺，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酒至敦、导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视。导素不能饮，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强尽觞”。

王恺对于女伎生命的无视在石崇身上则没有，这两种富的表现有本质上的不同。有意思的是石崇之富可敌国，但他的侍人绿珠所作的仅存一曲《丝布涩难缝》却是为劳动人所歌，曲的开头几句就可见一斑：“丝布涩难缝，今侬十指穿。黄牛细犊车，游戏出孟津”[8]。

对于石崇与潘岳“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9]的事，我们或许可以看做名士的举动，类如米癫拜石之类，远非世俗可以理解，或许二人在相拜之余，眼神偶尔相碰，会发出会心一笑！

与王羲之晚年誓墓不官留下名作《誓墓文》相类，半个世纪前的石崇也曾有类似举动，其《思归引序》曰：“崇少有大志，晚节更乐放逸。因览乐篇有《思归引》，古曲有弦无歌，乃作乐辞。”但思归河阳别业，与琴操异也”。辞曰：

思归引，归河阳。假余翼，鸿鹤高飞翔。经芒阜，济河梁，望我旧馆心悦康。清渠激，鱼彷徨，雁惊溯波群相将，终日周览乐无方。登云阁，列姬姜，拊丝竹，叩宫商，宴华池，酌玉觞。

综上所述，石崇、王羲之二人在行为上颇有类似，个性中多相契合，加之东晋人对于中朝名士时代的倾慕，羲之被比于石崇，“闻而甚喜”也就可以理解了。

注释：

[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

[2]《东坡题跋右军斫脍图》

[3]《读通鉴论》 卷11

[4]《十七史商榷》卷49 《晋书》7

[5]《晋书》卷33《石崇传》.

[6]《旧唐书》 卷29 《音乐志》

[7]《晋书》卷88《孝友传》

[8]《通志二十略》 乐略第一

晋书王羲之传范文2

幼观书史，知卫夫人，但总觉得语焉不详，说卫夫人者。大多是希望说明王羲之跟卫夫人学过书法，而且是在启蒙阶段。因王羲之书名盖世，且为自创，卫夫人能沾上王羲之，似乎已经荣幸，或者，有意将卫夫人神秘之，以抬高王羲之学书的神奇性。

及长，因爱好书法，接触书法史和书学理论渐多，才渐渐认识卫夫人。

卫夫人者，名铄，祖籍为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生卒年间正是三国归晋至东晋建立时期，是大动乱、小动乱不断的社会。政治形势险恶多变的环境，形成了当时不同的思想方式和多元化发展的人文历史局面。在文化多元化的创造中，作为艺术类的书法出现了一股倡导自然的顺情适性的放达创作高潮，一大批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书家相继出现，比如东汉以来的蔡邕、张芝、刘德升、钟繇、韦诞、卫夫人等直至王羲之、王献之等等，形成了一个书法创新的高峰期。在这个高峰期中，蔡邕首倡师法自然的理论，张芝成为“草圣”，刘德升创行书字体，钟繇在隶书基础上变体为略带隶意的真书和章草书，而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更将钟繇的章草书加以发展、创新为“情驰神纵，超逸优越，临事制宜，从意适便”(唐张怀璀《书议》)的飘逸书风。使书法达到了一个很难逾越的相对高峰期，在一系列的须眉俊杰中，卫夫人作为一个贵族女书法家，也光彩照人地出现在魏晋书法的峰颠之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魏晋时期混乱的政治环境中出现的卫夫人，是迎受着人生的惊涛骇浪而作着书法的追求的。

(二)

卫铄成为夫人前，出生于以书法传承的官宦大家庭中。父亲卫恒是三国魏晋时的大书法家，官职为太子庶子黄门侍郎，著有《四体书势》一书，《淳化阁帖》、《大观帖》，收有其书法《一日有恨》帖。卫铄的祖父卫璀，是魏时的镇东将军，晋朝为太子少傅，其评论自己和儿子卫恒的书法云：“我得伯英(张芝)之筋，恒得其骨。”《淳化阁帖》、《大观帖》收有其《顿首州民帖》。卫铄的太祖父是卫觊，魏国时为尚书之职。卫氏一门数代皆善书，卫铄就是在这样的书法世家中成长起来的。其间的耳染目濡和勤奋学习，使卫铄打下了书学的扎实基础。

魏晋时代是一个多灾多难而又充满神奇的时代，多灾多难是王朝的转折，充满神奇是人才辈出。人才的辈出还表现在女性人才的出现。一个是蔡邕之女蔡文姬，精于音律和诗赋、书法，跟着又是卫恒之女卫铄。两位才女都是出身文学与书法世家，且都多灾多难，蔡文姬在父亲蔡邕被王允下狱死后，被掳匈奴十二年，而卫铄之父卫恒、祖父卫在魏末晋初动乱中为贾皇后所杀，其父、祖死时，卫铄19岁。19岁，作为在封建时代的女性，应该是比较懂事的成人年龄段了。这种家庭的大变故，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心灵创伤。也正因为有此等的磨难，也许就使卫铄对于政治的厌恶十分地强烈，只有一头扎进书法这个高雅的艺术殿堂之中去静修，让压抑着的情感和喜怒哀乐都寄情于翰墨之中去排解和消遣。

卫铄成人后，嫁给了汝阳太守李矩为妻，贾皇后在公元300年时为赵王司马伦所杀，卫铄之父卫恒才被朝廷追谥为陵贞世子，其祖卫被追谥为成公。丈夫李矩作为一名领兵将领，为晋元帝司马睿建立的东晋王朝东征西讨，建立了功业，得以追随司马睿的东晋王朝南迁，成为东晋贵族阶层中的一员。卫铄跟随丈夫南迁后，相对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

东晋王朝南迁后暂时偏安，使南方保持了相对的平静，也保证了贵族阶层的生活得以暂时的安定，而中原大批贵族文人的南迁，也造就了东晋时期书法创作能继续保持魏晋以来的风骨，并绵延发展成一个历史性的高峰期。

(三)

这个书法高峰期形成的一个奇峰就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二王”书艺。而这二王书艺的启蒙者就是已被称为“卫夫人”的卫铄。

作为贵族子弟的王羲之出生时，卫夫人已经49岁，在长期沉浸于书法艺术殿堂中的漫长岁月中，卫夫人形成了自己一手秀丽凝重的楷书。宋代的《淳化阁帖》中收有卫夫人的小楷书迹《急就帖》，共八行，96个字，唐张怀《书断》中评其书法云：“碎玉之冰，烂瑶台之月，婉然芳树，穆若清风。”更有唐人称其书：“如插花，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海浮霞。”这种在现代人看来，评价书法较缥缈的词语，虽然文词优美，但不易真实地理解。但从这些优美的词语中，我们仍然可用现代语言去理解，那就是“静穆与妍美两个部分，静穆是指书法的高雅古致，妍美是指其绚丽而漂亮。”这样的书法看上去很舒服，给人一种美的享受，这样也就很够了。

(四)

就因为卫夫人在书法造诣上的出色和有名，所以作为贵族公子哥儿的王羲之也就拜在了贵夫人身份的卫夫人处学习起楷书来。卫夫人的书法从三国时大书家钟繇处学得，所以王羲之受卫夫人之教，宗源可上溯至钟繇之书。

卫夫人如何造就王羲之的呢?史书记之不详。但从书法史上传为卫夫人所著之《笔阵图》中，可以想见卫夫人教学之严谨。对于《笔阵图》的作者，后世众说纷纭，但未有定论前，我仍取沿袭之说为卫夫人著。

《笔阵图》从内容上看，基本是作为教材用的讲义之类的教学方法。系统性比较松散，可能是根据魏晋时的学书心得和口授记录等整理而成，也可能掺杂有历代编辑作者的语言和思想。但作为出身历代书法世家的卫夫人，能在课徒授艺中形成自己的教学方法和书学理论是完全可能的，何况这些书学理论的形成同样的融汇了当时大书家如钟繇、卫、卫恒等的理论，这是无疑的，因为卫夫人就是这些大书法家的继承者。

《笔阵图》列举的七种笔法要求，是课徒十分实用的指导理论。其指导性的学书理论在传授笔法的过程中是较多的，这种拿书法美学来教导子弟的方法，在当时是十分独特和出色的。如讲点画美与丑的区别：“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从其消息而用之。”这一段书学理论，史料认为钟繇也说过，依我之见，究竟是钟繇或是卫夫人所说。这都不重要，因卫夫人所师即钟繇，而钟繇生活的魏国距晋朝也不太远。应该说，这个理论出自魏晋时期是不会错的，而从这些流传至今仍然十分到位的书学理论中，可见书学理论在魏晋时期已是十分丰富了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些丰富理论的指导，魏晋书法高峰期的形成才成为有根基之源。

卫夫人的课徒，以一个女性的温雅细心，以长期磨砺成的书艺去指导，这是她自我天性的一面。重要的一方面是，她继承了源远流长的家学理论，还有作为大师级的老师钟繇的书学理论，这使她成为了时代最优秀书学理论的继承者，再加上她本身的灵性、感悟、体会而更加完善发展了当时的书学理论，可见，卫夫人在当时代应是一个十分权威的书法教授者。王羲之的出现，亦正可证明卫夫人教学方法的正确性。

对于一个顽童来说，启蒙阶段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王羲之的成功，当然不能将功劳完全归于卫夫

人，但成功之中掺入了卫夫人淳谆善诱的教育心血是绝对不能抹杀的。

王羲之是以行书出名，卫夫人教导的应是以楷书为主，但楷行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王羲之的聪明天资与刻苦使他在学习中突飞猛进，而他所处的家境和当时的好书之风，又使他自小就能历览各个朝代的名家书法，而扎实的基础和聪颖的悟性使他能集众长而创自家面目。

卫夫人的眼光当然不会看不出弟子王羲之的天赋和以后的造化。相传，王羲之跟随卫夫人学习书法后，进步相当快，有一段时间，卫夫人因有事外出，王羲之自己在家按照卫夫人所教方法勤奋用功，一个月后，卫夫人外出回来了，王羲之就拿上自己写的字给卫夫人看。卫夫人拿过学生的字一看，心中十分惊奇，称赞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对王羲之褒扬了一番。过后，卫夫人高兴地写信向爱好书法的朋友称誉王羲之：“卫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学卫真书，咄咄逼人，笔势洞达，字体道媚。”兹不管这是否是卫夫人的原话，但称赞弟子之言是不会错的。称赞之余，卫夫人也有了一点失落感：“此子必蔽吾名。”这种失落是一种高兴的失落，预见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必然。卫夫人自己毕竟老矣，岁月无多，再不能在书法的追求上有大的进展，在艺术上不可能再有大的创新和提高。但年轻的弟子王羲之却可能会成为一代创新的大书家。这也是一种有成就感的失落，失落的成份是看到了成就在即，虽然成就不是自己的，但那是自己嫡传下来的，后继者正以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气势披靡向前、锐不可挡。

(五)

当年的卫夫人的书房中飘着麝兰熏香，她就坐在书桌前，凝视着缭绕而上的麝兰熏香的淡淡轻烟。有了鱼尾纹的丹凤眼有一股幸福的热泪涌上，热泪盈眶时，晶莹的泪珠慢慢地滚动着越过布满皱纹的杏脸，啪地滴在书桌面的蚕茧纸上，泪珠化开，在纸面上形成了一朵漂亮的泪花，美丽如腊梅花瓣一样的泪花。

卫夫人启蒙过王羲之，这是值得骄傲的，在书艺上弟子超过老师，这很正常，因为王羲之只有一个，书圣也只有一个，书圣的启蒙老师，是多么好的一个称谓，后世绝不会忘记这位漂亮优雅从容的女书法家。卫夫人的书学理论和书法美学的论述，在古今书史中被宝爱着、传诵着、击掌不止地喝彩着。

“结构圆备如篆法，飘逸洒落如章草，凶险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飞白，耿介特立如鹤头，郁拔纵横如古隶。”

晋书王羲之传范文3

关键词：王羲之；兰亭序；书法创作；禅意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051-01

王羲之书《兰亭序》，以其风格飘逸，空灵，变幻莫测，极具淡雅之气而享誉于世，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前人对《兰亭序》的艺术风格已经分析的非常透彻，此文将从另一个角度来解析《兰亭序》独特的美感，即禅意。

王羲之书法蕴含禅意，这与他的处事交友是密切相关的。王羲之是佛教的居士，与佛教界人士过从甚密，互为影响。他非常热衷于佛教事业，既舍宅建寺，舍宅为西天达摩多罗建归宗寺。王羲之佛教交往最密切的莫过于佛僧释支遁。支遁，字道林，书法驰名与当世，佛学理论精深。主张“即色是空”。

王羲之与支遁的交游，在《世说新语·文学》以及《高僧传》中均有记载。《世说新语》记载支盾曾养马养鹤，据文献记载《神骏图》，有人送给高僧支遁五十两黄金和一匹骏马。他处理这两件事物的方法与众不同，把黄金送了人，却把马留下来饲养，而且时时前往观看。以世俗的观点长看，黄金可以生利息，而马却要吃草料，何不把黄金留卜而把马匹遣发？怪不得世俗之人都说支遁不善处理事物。支遁却笑着说：“他们哪里知道？贫道爱其神骏之性耳！”这是支遁以一个艺术欣赏的角度爱马赏马的超人之处。王羲之也曾养鹤，他的思想无不受好朋友佛学的影响，崇尚淡雅之气。王羲之因与释支遁交往过密，他的思想也受到使支遁般若学，般若学情调不落两边，不沾不滞，而忘用笔的收放相济，结体的随机应变，给人的感觉就是胸无粘滞的创作心态。因此王羲之行草书作品表现出的空灵静逸之韵致，与禅宗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

王羲之虽出身于儒门，却又学道教服食，崇奉佛教三宝，三教的影响在他身上都有所体现。他行书所体现的空灵静逸之“韵”，得益于儒家，道家的造化，还有佛教尤其是禅学精神。所以说，王羲之本身就是一个佛道儒的“集合体”，因而在他的书法作品中自然会流露出禅意。

下面着重来探讨下王羲之书法创作中体现的禅意。我们说“晋人尚韵”而，王羲之的书法风格最能代表晋人书风，主要体现在一个“韵”字。所谓韵，即是指气韵，韵味。通俗点说，“魏晋风度”就是指魏晋士人洒脱，飘逸，无羁，风流的精神风貌。而王羲之则能够将自己的风度才情注入自己的书法作品之中，并且得到的肯定。我们可以从王羲之的传世作品，诸如《十七帖》《频有哀祸帖》等感受到他的潇洒飘逸，他的倜傥不羁，他的“飘若游云，矫若蛟龙。”

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当然对于禅意的阐述也是恰如其分的。《兰亭序》讲述了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这一天，王羲之邀同好友在会稽山阴之兰亭游玩，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优美山水中尽情地宴饮、赋诗，何其畅快，然而在歌宴毕了后，王无端生出无限感慨，其感慨可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迹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王羲之遂顺手写出《兰亭序》以志其志，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此书法的创作心态上，王羲之持有一种超功利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创作的书法作品，更淳朴，更具禅意。

当然，禅意的体现从《兰亭序》的书法风格上可见一斑。因《兰亭序》是即兴之作，又是鸿篇巨制，其首四行布白较疏，后数行行气较密；用笔不拘正侧，随机变化，比例遒劲，其妙处犹在用笔的起收，可谓笔从空中来，又回空中去；结字欹侧反正，顾盼多姿，变化莫测，加之“向之”及最后一“文”字等的涂改，更显的妙趣天成，绝无半点雕饰。

纵观《兰亭序》全书无不飘逸灵动、思逸神超。用笔无不运用自如。用孙过庭《书谱》中的论述：“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 道之则泉注, 顿之则山安, 纤纤乎如初月之出天崖，落 落乎犹众星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远之能成。”可将其风格概述的淋漓尽致。《兰亭序》这种整体遒媚飘逸的整体风格, 加之纵横变化的字势，无不体现了创作者和作品本身对自由的那种神往和追求,这当然和魏晋风度有关。但是更与书法艺术本身是一种表现艺术,追求生命本身的自由灵动有关，这也正与禅宗所追求的舍弃一切外缘，追求无欲，离相，无漏的自然，质朴的精神一致。

行云流水般的行书可展现创作者自身在有意和无意之 间流露出来地对生命自由的追求。禅宗非常喜欢讲大自然，喜欢喝大自然打交道，它所追求的那种淡远心境和瞬刻永恒，经常假借大自然来使人感受或领悟。这种感悟接近于一种审美愉快。王羲之《兰亭序》，把某种宁静淡远的情感、意绪、心境引向去融合、触及宇宙目的，时间意义，永恒之迷，从而几乎直接接近了禅追求的意蕴。

参考文献：

[1]于曙光.天下第一行书[M].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晋书王羲之传范文4

关键词:书法、世家、异同

    在我国的书法史上，晋代可以说是一座高峰。在这一时期，不但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书法家，而且出现了许多以书法出名的世家。这里笔者主要以东晋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为例，谈谈晋代的门阀士族的书法世家的异同，以期找出它们的共性和个性。

    王氏和谢氏两个书法世家，其兴起和盛衰，其成就和局限，都是具体的、复杂的，都有自己的个性。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相比，琅邪王氏兴起比陈郡谢氏要早一些，但这两族作为书法世家在东晋时期都一直相当兴旺，并且在东晋之后依然薪火相传。在这两个书法世家，都是人才济济，甚至可以这样说晋代门阀士族内部最有影响的书法家，多是出自这两族。如王氏家族中的王廙、王羲之、王献之，谢氏家族中的谢安、谢鲲等。

    琅邪王氏是两晋时期最大的文化世家，正如齐梁时期的文学家、史学家沈约所说：“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王氏自汉代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就日益壮大；特别是自西晋开始兴盛，历东晋，经十数代，风流不衰、冠冕不绝，真不愧为中古第一豪门。王氏为何兴盛若此？这除了当时的门阀政治诸多制度保障之外，其家族人才辈出、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其独特的家族风尚和文化。两晋时期战乱频繁，而王氏子弟大多怀抱入世之心，积极进取，并且能够随时顺命，善于机变，从而避免了卷入战争，使王氏家族少受摧残。由此看来，王氏世家之所以长盛如此，关键在于王氏传统的家风与应世态度：与时推进。所谓与时推进，就是根据形势，不断调整心态，以保全家族的整体利益。

    琅邪王氏自汉代兴起，儒学背景深厚，可谓礼法世家。王氏成员的思想中，儒家的成分、现实的内容占主导地位。他们关注现实，积极入世，比较重视实务和事功，且由于他们长期处于权利的中枢位置，比较熟悉朝廷的典章制度和礼仪，因此，王氏家族可以称之为礼法世家。在家族中，他们讲求伦理道德、提倡孝道，以维持家族的亲善和睦，从而形成长盛不衰的局面。在国家，王氏家族的成员则研习朝廷典制仪理，重视实务。无论谁建立王朝，他们都不敢不看重王氏的门第，而且还要借重他们的学识和特长，这样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往往能够成为旧朝之重臣、新朝之佐命。礼仪已经成为王氏人物维系门第的重要工具之一。

    作为两晋长盛不衰的世族，琅邪王氏在文化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除以儒学为立身之本外，对玄、释、道也兼容并蓄。这使王氏家族文化更加多姿多彩，这更利于王氏子弟的与时推迁。在当时，玄学可谓名士的文化标志，由儒入玄也是一个家族地位上升的必具条件。王氏一门自王戎、王衍始，子弟多善清言，尤其是王导作为东晋权相，亲自参与、组织谈玄，对东晋玄风的盛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总的说来，王氏家族是玄儒兼修。王氏子孙从王祥、王览那里继承了儒学伦理的因子，从王戎、王衍那里因袭了玄化的细胞，以儒学持家、治国，以玄学博取名誉、地位。正因为儒玄双修，故王氏子弟鲜有过于放浪颓废者。

    两晋以降，佛教对士族思想、生活影响日益显著。如王导与高僧交往甚是频繁，与他们谈论义理，为其子孙接受佛理打开了方便之门。王羲之与名僧支道林等交往甚密，支道林是一位玄化很深的高僧，他以佛理释《庄子·逍遥游》，新义迭出，对王羲之颇有启益：“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①]。王羲之的《兰亭序》很明显受到了佛理的影响。此后王氏子孙多有信佛法者，如王珉、王珣皆信佛，《晋书》有这样的记载：

    时有外国沙门，名提婆，妙解法理，为珣兄弟讲《毗昙经》。珉时尚幼，讲未半，便云已解，即于别室与沙门法纲等数人自讲。法纲叹曰：“大义皆是，但小未精耳”[②]。

    这说明东晋时王氏与佛教已有不解之缘。

    另外，琅邪王氏还世代崇信道教。《晋书·王羲之传》记载：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③]

    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所害。[④]

    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王羲之在浙东隐居期间，就与许迈等道士往来甚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对道教更是痴迷，以至因此被害。这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氏家族的宗教信仰。据陈寅恪先生研究，我国东部滨海地区为天师道之发祥地，而琅邪王氏正生活在这一区域，自然也会接受这一普遍的地域性宗教文化的影响。即使王氏家族后来逐渐崇尚儒学，但在宗族内部仍然信仰天师道。陈寅恪先生曾说：

    天师道以王吉为得仙，此实一确证，故吾人虽不敢谓琅琊王氏之祖宗在西汉时即与后来之天师道直接有关，但地域风习影响于思想信仰者至深且锯。若王吉贡禹甘忠可等者，可谓上承齐学有渊源，下启天师之道术。而后来琅琊王氏子孙为五斗米教徒，必其地域熏习，家世遗传，由来已久。此蓋以前读史之人所未曾注意者也[⑤]

    不仅王氏如此，本地域其他家族也多是这样。这一宗教信仰是王氏家族文化的一个传统。王氏子弟名字多有一“之”字，父、子皆如此，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便如此，这明显有违当时宗族内避讳的原则，但这是天师道信仰的符号，故照常流行。

    天师道信仰对王氏家族的文化、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史籍中的许多记载都显现了天师道影响的痕迹。但在诸多影响方面，对中国文化意义最大的，莫过于促进王氏之好书法。书法艺术在东汉后期日渐摆脱一味实用的束缚，不断雅化、艺术化，受到士人的重视，名家辈出。但在晋代，尤其是东晋，书艺最盛、贡献最大、成就最高者无疑是琅邪王氏，家族中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这样的大师。王氏家族之所以成为典型的书法世家，除了一般的社会文化原因外，也与其重视实用和笃信天师道有着很深的渊源。在古代，宗教与文学艺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艺术的发展往往受到宗教的影响，不断从宗教思想与信仰中获取资源，而宗教的传播和发扬广大则多以艺术为媒介。这不但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一个普遍的规律。基于这种通识，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关系》一文中专门讨论天师道与书法之关系这一问题说“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其书法亦往往为家世相传之艺[⑥]陈先生此文发前人所未发，在他看来在普遍好书法的两晋南朝，王氏等尤精于此，其主要原因在于天师道信仰要求写经文，而写经文正与功德相关联，故道教信徒皆致力于书，以至薪火相传，成为家族传统，终于从中孕育出了最杰出的书法艺术家。

总之，王氏书法世家，在崇儒之外，对当时主要的文化思潮及诸“才艺”，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这使王氏之家族文化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弹性，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这也是王氏书法世家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郡谢氏是东晋时期与琅邪王氏齐名的侨姓世族的杰出代表，后人合称此二家为“王谢”。不过与王氏相比，谢氏名流在数量上不如王氏密集，更重要的是在人物性格上，谢氏子弟与王氏也有所不同，谢氏似较“率性、自然”，而王氏则“务实、隐忍”。而谢家子弟这种性格直接影响到了谢氏在政治上的消长，权势上的得失。谢氏人物这一普遍的性格特征，显然与其独特的家风有着必然的联系。

    唐代李延寿曾用“雅道相传”[⑦]来概括谢氏的家风，它是维系谢氏门第的精神力量。在魏晋南北朝之际，老庄思想盛行，士人以高蹈出尘、任情背礼为高雅，而以世务经心、拘于礼法为卑俗。这固然是极而言之，但这一时期一流的世族大都徘徊于这两种人生取向之间，而并非非俗即雅、非雅即俗。不过，要做到完全的平衡与中庸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同的士族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或倾斜，相较之下，王氏略偏向“俗”一点，而谢氏则“雅”的成分多一些。晋代陈郡谢氏几代，皆不同程度的表现出尚自然、轻礼法的风格，这可谓谢氏家风中最突出的特征。此诚如有研究者所说的那样，谢氏文化传统的殊相是名士家风，这种家风的精神底蕴是老庄心态，这种心态的结构是轻礼重情。陈郡谢氏家族乃“新出门户”，是一个晚起的家族，与显名于汉代的儒学世族相比，其家族“资本”比较薄弱，可谓起自寒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家族中旧观念的积淀也较少，儒家礼法传统的制约也轻，由儒入玄的转变也较容易和彻底，在玄风的熏染下，谢氏很快便形成了重情轻礼的新门风。

    作为一个传承

数代的世家大族，陈郡谢氏虽然表现出了鲜明的名士风采，并以此形成了其家风的显著特征，但在宗族内部，谢氏与其他家族一样，仍然有着坚实的儒家礼法传统。

    总的看来，谢氏的门风是以玄为表，以儒为里，这与琅邪王氏有相同之处。但谢氏的玄化更重些，礼法则更自然些；王氏更注重事功，又信天师道，故门风显得较为刻板。另外作为一个一流书法世家，谢氏子弟具有多方面的才艺修养。在书法、围棋、音乐等方面，皆代有人才，留下了许多令人称道的风流雅事，尤其是谢氏“雅道相传”与江南风光相交融，孕育出的精美山水文学，更是令人称道。

    以上以王氏和谢氏书法世家为例，简单地介绍了两个书法世家的家风和文化的一些个性。通过对王、谢两家个性的考察，对以此两家为代表的晋代书法世家的共性作一个简单的概括：

    第一，每个士族书法世家都是一个群体，带有不同程度的集体性。在同一代人中，一般有多人爱好书法。他们彼此影响，互相促进，在共时性阶段创作了许多重要的书法作品。从历时性来看，都是几代人上下承接，连绵不断，每一代都有人在书法上取得杰出成就。书法世家中的书法家，既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同时也离不开其家族而具有完全独立的意义。晋代士族书法世家都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相结合而构成的书法创作力极强的群体。

    第二，书法世家之间关系盘根错节，联系密切。两晋书法世家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师承和婚姻两个方面。两晋的书法世家大族出于种种原因，互相联姻的很多，如被称之为“中古第一豪门”的王氏书法世家，曾与同是书法世家的谢氏、郗氏都有通婚。因为师承和婚姻，书法世家之间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原来相对封闭的家族内部的传授扩展为家族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正是导致两晋书法世家之间书法风格相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书法世家之间彼此取长补短，差异逐渐缩小，共同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第三，每个士族书法世家，在书法方面都有几个核心人物，如王氏家族中的王导、王羲之、王献之；郗氏家族中的郗鉴、郗愔；庾氏家族中的庾翼、庾亮；谢氏家族中的谢鲲、谢安等等。这些核心人物在家族中有相当大的权威，在书法上都有贡献。他们有感召力，重视对家族子弟的教育和培养。核心人物的多少，书法水平的高低，影响的大小，寿命的长短，是决定和影响士族书法世家的地位和演变的重要因素，当然这些核心人物也离不开书法世家。法国艺术家丹纳说过：

    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⑧]

    丹纳讲的是艺术家与“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息息相关，其实从历时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就晋代的士族书法世家来说，如果没有书法世家内几代积累的集体性文化环境，书法世家中的核心人物恐怕也难以出现。

    第四，晋代的士族书法世家的书家除了书法之外，大多还长于文学和兼善其他门类的艺术，如绘画、音乐等。如王氏书法世家中擅长文学的书法家就有王导、王廙、王濛、王羲之、王献之、王珣、王珉等，同时王廙、王濛、王羲之、王献之、还擅长绘画，另外在音乐方面王羲之、王献之均有较高的造诣。

    第五，在书法世家中，最流行的字体是行草书，其中书家最擅长的书体主要是行书。如在东晋长于行书的书法家当中，影响大、生命力强的也多是出自门阀士族书法世家。北宋《宣和书谱》卷七收有东晋著名行书家九人，其中有七人是门阀士族子弟。赵宋御府所藏行书十五帖中，有十三帖是出自门阀士族书家之手。从上面的品评和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到，爱好书法，热心于书法创作，且成就卓著，确是晋代门阀士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在晋代书坛上，占据峰颠的是门阀士族中的书法家。

    第六，书法世家书法风格的相似性。在中国书法史上，晋代是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美学思潮、政治经济状况等因素，以及字体演变的完成、书法世家之间的交流等具体条件，使两晋的书法世家在书法风格上具有大致相同的时代风格。即如后人所说的晋代书风尚韵。

    通过对以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个书法世家的比较，可以发现在两晋的这些书法世家中，一方面都有自己的个性，有着不同于其它世家的独特的地方；另一方面，这些书法世家又有着共同性和相似性。总之，两晋的书法世家既“和而不同”，又“不同而和”，其中“不同而和”尤为突出。

主要参考文献和书目：

1、王永平《六朝江东——士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2、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3、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4、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5、许辉、李天石《六朝文化概论》，南京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6、《晋书》 （唐）房玄龄等 吴则虞点校 中华书局 1974年。

7、《世说新语》 （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光绪十七年思贤讲舍刻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

8、《魏晋南北朝史拾遗》 唐长儒   中华书局 1983年。

晋书王羲之传范文5

东床快婿：指为人豁达，才能出众的女婿。是女婿的美称。

心慕手追：心头羡慕，手上模仿。形容竭力模仿。

意在笔先：指写字画画，先构思成熟，然后下笔。

行行蛇蚓：形容字体如蛇蚓盘绕，难以辨认。

家鸡野雉：原意是晋庚翼把自己的书法喻为家鸡，把王羲之的书法喻为野鸡，以示贱近与贵远。也比喻风格迥异的书法绘画等。

右军习气：右军是指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比喻一味摹拟古人，不能自创一格。

晋书王羲之传范文6

关键词:汉字书法;实用书写;王羲之;书写科学;艺术

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不仅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性标志,论文更是汉字实现今体化、走向书写科学的重要里程碑。本文拟通过中国书法的产生、汉字书写发展的历史认识王羲之的书法成就,评价其书写科学价值。

一、中国书法的产生及汉字迈向今体书写的历史

1.汉字书法形成的基本条件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史表明,汉字的最初形象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字的最初形象一致,同属图画文字。但由于后来的文字革命,使西方的图画文字变成了以抽象符号拼写的表音文字,不再有与客观事物形象有关的表现特征了[1]。然而,中国的汉字则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发展成了具有人类文字书写最高水平的书法:其一是中国人在促使图画文字实现它简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从来没有背离象形、表意的基本属性,其二就是创造汉字书写美的工具毛笔的特殊作用。

2.汉字今体书写的萌芽表现

中国汉字真正走向书写的自觉时代是汉代以后开始的,毕业论文作为语言记录的汉字与体现汉字书写的书体,以及作为书写艺术的书法,三者分别有了各自的内涵。由于此前的篆体文字,虽然相比图画文字简化了许多,但在实用书写上仍然不能适应社会需求,急需要通过革新书写技术去满足实用书写的需要[2]。时至今天我们仍能通过汉代帛、简、牍上的书写墨迹,看到这一进步的突出成就。如“马王堆帛书”、“湖北张家山汉简”、“居延简牍”、“玉门花海汉简”、“大通木简”、“武威王杖诏令简册”。这些作品大都是汉代人们社会交流的手写笔墨实物,一一都突出着书家的真性情。其中最优秀的是建武三年的《居延误死马驹册》(图1),人称“有张芝之狂,索靖之峻,开拓草书长河的源头”[3],是最早反映汉字草写的高水平作品。另外,还有同时期的“居延建武纪年简”(图2)[3],风格不同于章草,当代人称为草隶。奔逸放纵,激情洋溢。两简共14字,其中两“建”、两“武”、两“年”、两“三”等字用笔结字变化极其巧妙。篇末一个“年”字,末笔的一竖占去了大半行,既大气磅礴又妙趣横生,通篇气韵生动,简直就像今人的书写。凡此种种正是我们了解此后的张芝、索靖书法形成的珍贵史料。这些洋溢着书写快乐的作品,其实本是民间或边塞驿站日常事务者的杂记,它们不仅有着卓越的今体书写表现,更要比我们以往用来标识汉代书写形象的汉隶碑铭的《乙瑛》、《礼器》、《袁博》等作品在时间上还要早120至180余年。如上述事实可知,汉代碑铭之外的民间的日用杂写等许多书写现象,已从实用的今体书写这一主流表现上走在了汉隶碑铭书写的前面,不仅为后来的张芝、索靖以至于两晋以来的今体楷书、行书、草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更为其树立了榜样。

3.三国两晋汉字今体书写自觉发展的历史

三国两晋时期,由于在西汉不久已出现了章草,晚汉又出现了行书和今草,使篆、隶、楷、行、草多枝开花的书写表现局面得以迅速形成。社会的发展与科技进步,历史在这一页里汉字书写在造纸术与毛笔制造两大技术的影响下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这个被史学家称作“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4],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们已清楚地认识到通过追求纸与毛笔质量来提高书写水平的作用。驾驭毛笔尖、齐、圆、健的属性,把握好书写用纸的品质,不仅对于保证书写质量十分重要,同时对于通过书写技巧表达书家精神世界,彰显书家个性与情感,更是有着其他艺术不可替代的表现魅力。这不仅是学习书写的技术,更是探究书法艺术的科学。

有关书法的种种问题一时间成了上层文人或民间书写爱好者交流的话题,以至于清谈、著书立说中有关书法论述之多前所未有。我们通过读史发现,从汉末的蔡邕以至魏钟繇、晋卫铄以及后来的诸多大家和那些不知名的书佐人才的研究与实践,使得以马毫、兔毫表现篆、隶文字形式美的书写,渐被羊毫、狼毫、兼毫等蓄控墨能力强的优质毛笔书写所代替。

汉字书写从此走向了自由快乐的时代,甚至还有人制作了鼠须笔用于书写。硕士论文曹魏后期更由于钟繇等先锋书家的影响,之后由晋武帝司马炎设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书法博士教习。钟繇作为政权的上层人物,他俯拾众长,继前人曹喜、蔡邕、刘德升及民间优秀书写为基础的书法创举,以他与当时社会书写迥别的今体楷书面貌,为后来的卫铄、王羲之给予了启示。在这一时期的民间,在王羲之出现之前的许多简册、信札、记事等日用书写中,汉字书写已以极其活泼的面目步入了今体书写的实践历史了。无论是出于上奏应急的黄象《急就章》或是已显现章草走向今草面目的黄象《文武帖》及楼兰魏晋草书简札、楼兰行楷《三月一日帖》、楼兰草书《为世主残纸》、楼兰行楷《五月十四日帖》、晋《泰始九年木简》、索靖《月仪本》、《出师颂》、陆机草书《平复帖》、楼兰草书《济白帖》都以与当时的碑铭正书殊极的面目表现着书家的书写情绪,体现着这一时期书家们尝试今体书写的不同风格。

二、王羲之书法的产生与发展

1.王羲之所在社会的书法面貌

王羲之(303-361)生于西晋之末太安二年,他的主要书法活动在东晋升平五年(361)以前上至永和四年(348)的十三年的岁月里。在世时前后有其父王导、叔父王廙、姨母卫铄、其弟王洽、王荟,其子徽之、献之等著名书家以及众多的朝野书佐人才构成了一个今体书写的社会群体,他们无论于理论与实践都为王羲之书法的形成乃至光大给予了支持。其传世作品可从王荟的草书《疖肿》,王徽之的行书《新月》,王献之的楷书《洛神赋》、行草书《鸭头丸》、《廿九日》、《十二月》及草书《中秋》、《送梨》、《鹅群》,王的行草书《伯远》及不知名书家的行草书纸本的《王念卖驼券》等优秀作品和大量不知名书人的正书砖铭墓志等作品可了然其水平与精神。他们以其今体书写的强大阵容树立了晋书发展的主流形象。

2.王羲之书法形成的社会原因

王羲之是一位楷、行、草书全面发展的书家,其楷书作品有见继承钟繇书风的《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等。行书有见于他的代表作品《兰亭》、《姨母》、《平安》、《何如》、《奉橘》、《快雪》等;行草书有见其《行穰》、《丧乱》、《孔侍中》等;草书有见其《大道》、《此事》、《游目》、《长风》、《上虞》、《远宦》、《十七日》等代表作品,王羲之以其崭新的时代面目及远超前人的书法成就树立了自己的形象。

我们在认识王羲之今体楷、行、草书的实用价值及其艺术形象时应当通过其社会原因认识和评价他的意义。这是因为王羲之在东晋不仅有着一个以门阀政治集团需要所形成的强大的王氏家族,其父王导是晋高祖丞相。王羲之本人更是王氏家族一致推荐的集团利益的代表人物且至晋右将军的显贵地位。这对于实现他书法的最高地位无疑是一个有利的条件。晋政权偏安一方的经营环境更为王羲之从事文学艺术的专门研究提供了极其宽松的条件。在这个可以广开思想交流的社会中,探究玄学是文人们相互竞高的交际手段。王羲之本人及其家族均是世代相继的天师道徒。信道食丹盼望长生不死是当时人们高价追求的享受。为此所形成的文化在上层文人心灵深处竟是那样的蒙昧与玄妙,可求又不可至。人们受其意识支配为其相关所付出的努力可至于剔精抉微,且屡遭挫败而毫不叹悔。以此所形成的行为观念是王羲之这位持有道徒修养的高级知识分子之突出本领。王羲之从事汉字书写的创新追求是其少年时期早有的夙愿。术好专攻、业成所长。因长期受成、康二帝之不重,他直将仕途难解国家“倒悬之急”[5]的政治抱负,转变成了以“弃官”[5]为汉字书法而奋斗的热衷追求。他便游前人书法名迹,以可歌可泣的作为给中国书法史树立了一位前所未有的“书圣”形象。

三、王羲之的成就表明:今体是汉字书写科学的必由之路

王羲之书法的历史成就,既体现在他为汉字实用书写的卓绝实践中,更体现在他为汉字用笔科学作出的前无古人的实践上。他还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为汉字今体书写确立了内涵中国文化精神的完美形象。这里我们可从以下议题认识其价值。

1.实用书写的领军人物

汉字实用书写是以易识、易写、准确、美观为客观标准向前发展的。我们今天看来这是现代书家于右任先生为他的标准草书所订立的原则。其实王羲之早在他的楷书、行书、草书中已实践了这一原则。

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中对“字形大小、平直、偃仰、振动”,“筋脉相连”,甚至“一波、一磔、一横、一戈、一牵、一放纵……”都从书写科学出发追求审美的标准[6]。以往我们在评价王羲之书法时,只注意了他的艺术追求而淡化了他的实用标准。我们今天仍能很容易地从他的楷书、行书、草书的字例与此前的张芝、索靖、钟繇及后来的王献之取得比较,其书写规律所体现的简易与可供他人教习的师范特点,实是无人可比的。在王羲之看来,“结构者谋略也”[6],他不满足汉代隶变字体结构形象和汉隶书体的书写技巧,积极探索今体书写科学,从造字原则出发追求汉字的今体结构。以其假借、通假、改易、省简的书写建树,在楷、行、草各体中,为同时代的书家树立了追求汉字实用书写的榜样。其行书作品《兰亭序》(图3)中“领”、“固”、“俛”、“怏”等字的假借、通假运用,“揽”、“临”、“亦”、“迹”、“世”、“骸”、“将”、“於”、“既”、“所”、“取”、“抱”、“以”、“或”等占全文百分之八十以上字的改易、省简写法既方便了实用书写又暗合造字规律的创新,在今天仍是我们实用书写所追求的典范。笔者曾经从于右任先生所著的《标准草书千字文》的字例中统计得知,其中直接选取王羲之的多达229字,其余的771个字例,则分散在100多位书家或书法研究的群体中,最多的一人也未超过120个字。此中相当多的成分也是间接取王羲之的。由此,我们在评价“标准草书”的研究成就时,与其说是于右任等民国先驱的创造成就,不如说是他们在王羲之的书写科学的历史成就上的总结、归纳和完善。对于书写科学王羲之不仅自己努力实践,更以自己的理论教诲儿子徽之、献之及他人。王羲之生前所著的《题卫夫人笔阵图》、《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等论著,均是用来教诲儿子献之及后学者的,并常叹自己年事近晚“恐子孙不记”[7]。

2.用笔科学与结字规律研究的典范

在王羲之看来,“用笔者刀矟也”[6]。汉字书写用笔由王羲之通过实用追求已走向了最高点。他以无白的笔法实现了中锋用笔、侧锋取势;精于使转、严于提按;有藏有露、藏露结合;有方有圆、方圆兼备;悬针垂露、“万岁古藤”[6];折剑、折钗以及顿、提、波转、应接等,既严守规范,准确把握结字规律,服务于写实记事,又追求“意在笔前”,彰显书家情怀[6],努力实践深涵表意的书写艺术理念。王羲之在其所著的《题卫夫人笔阵图》、《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用笔赋》等书法著作中对其思想与科学理念均有论述。其中对于楷书、行书、草书、八分结构的认识,对章草与隶书关系的分析,对实现结字平正与偃仰、欹侧的对立统一关系,对字形大小与笔画长短的取舍,更以“创临”、“启心”、“视形”、“说点”、“处戈”、“健壮”等诸多篇幅作了专论。这些重要论述一一都是指导我们今天认识、学习和研究汉字书写的科学方法。

3.汉字书写的科学与书法艺术的里程碑

在王羲之前的汉字书写发展,由于与社会、科技及书家专研水平等诸多因素限制,使其走过了极漫长的发展岁月。距创造这一科学体系的华夏智者的书写自觉目标,虽近在咫尺,却远如天涯。是王羲之这一领军人物的不懈奋斗与同时代书家的共同努力,使之最终走向了峰巅。字体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为汉字今体楷书、行书形象的定立及实用记录奠定了基础。是王羲之的历史召唤着人们快步走入书写技术大开发、大发展的时代。汉字从文字表达为主的历史走进了以充分彰显书写功能、又积极实践艺术审美表达的历程。在这个汉字书写的自觉时代里,特别是今体草书的历史性突破,使其以完美的书法艺术形象走上了中国艺术殿堂的最高位置。书法家为追求汉字书写所表现的执著与狂热,是汉字对自身遵循书写规律所创造的语言载体与神奇的意象表现的讴歌和赞美;以其对汉字实用书写的有限表达与审美感受的无限拥有,带给创作者与接受者以精神享受;以创造者的快乐书写与接受者的心灵享受共同创造了一个惟有通过汉字才能领悟、而又不可能穷尽领悟的奥秘世界。

纵观汉字书写走过的历程,我们还发现,在王羲之身后300余年,医学论文又由唐人将其用之于实用书写创新与艺术开发的实践之中,并使其更有了光大。我们应该知道这是汉字书写科学发展必然的结果。此后而有的汉字书写速度远不在西方文字书写之下,这在王羲之时代已成了定势。且汉字的表意功能却更在西方文字之上。这正是汉字实用与审美并存之所在。它不仅富有中国道家的哲学理念,蕴存中国儒家的中庸之美,更内涵着佛家的彻悟追求。欲求其有当善其无,欲通其妙当会其玄,欲谙彻悟当安空寂。所谓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无色更俱图画之美丽。中国汉字书是一门只有博学才能成就的大艺术,更是一份令人向往的事业。所谓“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会通,会通之际”,方有“人书俱老”[7]之境界。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广艺舟双辑[A].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2]杨仁恺.试论魏晋书风及王氏父子的风貌[A].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3]魏天池.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Z].北京:大地出版社,1989.

[4]宗白华.论《世语》与晋人之美[M].上海:上海出版社,1996.

[5]房玄龄.晋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