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未央范文1

关于秦邦宪（博古）在中共中央负责时的职务，一般著作都说1931年在“临时”政治局“负总责”，如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传》说：“1931年夏，四中全会选举中央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这时在上海的只有正式委员、王明、卢福坦与候补委员***一人，远不足半数。六月份向忠发叛变后，、王明不得不隐藏起来，不便工作。这时中央决定，赴中央苏区，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于是中共中央根据远东局的提议（这时米夫已离开中国）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博古负总责。随后报经共产国际批准，九月下旬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

但是，在1943年9月开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秦邦宪作检讨后说明了十个问题。其中在说明第五个“篡党问题”时，他说：“上海党中央问题：是王（王明）、周（）决定组织临时政治局（为真理起见，我不得不声明，‘临时’二字在上海时未听见过，‘遇中央委员多的地方交出来’，亦未听见过）。在我家通知我组织新政治局，因他们要走，后来酒店开会，因卢福坦要做总书记，主要谈无总书记问题。在‘授’‘受’双方，组织上均是不合的。我完全接受和承认。”这里秦邦宪说的中央政治局不是“临时”的，而是与、王明商量后决定成立的新中央，并提出名单报共产国际批准。1943年在同一个会议上，也提及此事，说法与秦邦宪完全相同，但无人理会。

秦邦宪与都说博古负责的中共中央不是“临时”的，但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与中共七大上仍说是“临时”的。从此，秦邦宪与都未再提此事。

二

2009年9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中有许多新说法，其中记载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时给中央的电报，都写“中央政治局”，不知为什么也不写“临时”。

这时，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也没有“临时”的字样。共产国际研究中国问题，也只写中共中央。甚至1932年5月3日、王稼祥、任弼时和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只写中央，而没有“临时”字样。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192（B）号记录（摘录）”（1931年11月3日于莫斯科）中记载：（1）批准中共关于临时中央局组成的提议（文件没有找到）；（2）批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任命为苏区（中央局）的书记。一次会议决定中国党的两件事：一件说临时中央，一件说中共中央。我想在共产国际心目中中共是它的一个分部，临时中央也就是中共中央，其任务和权力是一样的。

2007年6月24日是秦邦宪百年诞辰，吴葆朴与李志英撰写《秦邦宪（博古）传》，出版社不同意写秦邦宪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上当选为总书记，因为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文件不见了。《秦邦宪（博古）传》作者复印来中央苏区报道博古总书记活动的报纸证明博古是总书记，出版社说报纸不是文件，不足为凭。争论不休，请示某上级，他们不管此事。争论到6月，作者没办法，只好按出版社的意见写秦邦宪当选的是“负总责”。因为再争论，这本传记在秦邦宪6月24日百年诞辰时就出不来了；作者不能不同意出版社的意见。写博古当选的是“负总责”，可谓令人啼笑皆非，谁见过哪个党的中央委员会选举过党的“负总责”的人呢？

由于上述原因，在一系列文章中我没有写秦邦宪当总书记的中央政治局不是临时的。但没想到，不久有朋友送我一小张“博古纪念邮票”，上边印着博古头像，有文字说明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没有“临时”二字，邮票面值为八角。

邮局怎么敢这样做呢？经打听，原来中央安全部为写保卫工作历史与办展览要写博古的任职，中央有关部门批准这样写。于是邮局出版纪念邮票，也这么写了。可是，中央的批示没有下达，一般媒体也不知道，我暂时还不能这么写。

三

六月未央范文2

新华网北京10月19日电（记者张宿堂孙承斌邹声文）为什么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怎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改革发展关键时期，中国***和中国人民必须回答的新的时代课题。

2006年10月11日下午3时05分。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国***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经过充分讨论、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和谐凝聚力量，和谐成就伟业。《决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是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中国***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要议题。《决定》起草工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进行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四，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新进展……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与压力同在——

放眼全球：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

环顾国内：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空前的社会变革既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使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艰巨而繁重，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在这个发展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相互交织的关键阶段，能不能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为改革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大力促进社会和谐，是对中国***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向全党全国发出号召。

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以先进的思想上下求索，为远大的理想矢志追求，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和实践在不断深化——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明确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要求。

两年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

2004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指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标志着中国***开始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的高度思考和谐社会建设问题。

2005年的早春，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省部级主要负责同志研讨班，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重要原则、深刻内涵和主要任务，强调要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此后，等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各地调研，多次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明确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论断。

在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党中央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针对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和政策举措，既在实践上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破题”，又在理论上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积累新鲜经验。

深入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作出全面部署，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

2006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要议题。这一决定，顺应了时代潮流，把握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负责《决定》的起草工作。

半个多月后，来自有关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工作人员齐聚北京，《决定》起草组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任副组长。

系统的理论学习，是起草工作的基础。起草组首先系统学习***理论和“****”重要思想以及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起草工作进行理论准备。

从新年伊始到春暖花开，从炎炎夏日到9月金秋，起草组成员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地投入紧张的起草工作，起草组驻地常常灯火彻夜长明。

讨论、研究、起草、修改……近8个月的时间里，起草组共召开11次全体会议、36次工作班子会议，连同小组会议在内，各类会议总计100多场，对《决定》稿反复修改，先后正式改稿50多次。

一次次讨论、一次次推敲、一次次修改……《决定》稿在反复研讨中不断完善。

贯彻群众路线，凝聚各方智慧。党中央对起草工作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决定》的起草过程，是一次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决定》的起草工作始终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的。《决定》形成的每一稿，都认真审阅，提出重要指导意见。历时近8个月的起草过程中，先后主持4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3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起草工作汇报和进行研究，并作出重要指示。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

——在建党85周年之际强调，以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发展社会事业、维护社会稳定等为着力点，努力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以促进社会和谐的成效体现党的先进性；

——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从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5个方面，深刻阐述统一战线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优势、作用和任务；

——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统筹城乡、区域教育，统筹各级各类教育，统筹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努力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

今年以来，多次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为《决定》起草提供了重要指导。

福建、云南、上海、青海、河北、新疆……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带着对各族人民的深情厚意，带着对发展大计的深刻思索，他们深入城市社区、企业车间、民族村寨、田间地头，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总书记强调，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

作为起草组组长，***多次主持召开起草组会议，讨论研究《决定》稿，并对起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黄菊、***、***、罗干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高度重视《决定》的起草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

我们党领导人民促进社会和谐的生动实践和丰富经验，是文件起草工作坚持的实践基础。

在文件起草工作中，起草组根据中央要求，重视打开历史视野，努力总结党长期以来促进社会和谐的历史经验；重视打开实践视野，努力从各地区各部门工作实际和人民群众创造性实践中汲取营养和智慧；重视打开未来视野，努力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需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来勾画蓝图和前景。

为了起草好《决定》，今年3月，起草组组成6个调研组，分赴全国12个省区，就和谐社会建设问题进行调研，共召开各类座谈会33个，与440多位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基层群众进行交流，并到农村、企业、社区实地调研。在基层的所见所闻所感，极大地丰富了起草组成员的思想认识。

起草组还邀请20个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围绕一系列重大问题组织了28个专题研究。针对一些重要问题，起草组还进行了集体研究、联合攻关。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全党智慧，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是文件起草工作的智慧源泉。

2月22日，中央专门下发通知，就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研究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征求各地区各部门意见。中央还委托中央统战部征求了各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

各地区各部门按照要求，认真组织讨论，向中央报送了124份书面报告，结合各自实际，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任务、重要举措等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7月31日，中央将《决定》稿下发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各地区各部门、党内老同志和部分党外人士对《决定》稿深入研究，共返回了156份书面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2594条。

8月14日，***怀仁堂高朋满座。在这里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决定》稿当面听取各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大家各抒己见，踊跃发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献计献策。

起草组对每一份报告、每一条意见都进行了反复研究，共吸收687条意见和建议，作了559处修改，吸收各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46条。

一稿、两稿、三稿……《决定》稿在一次次的修改中逐步完善、成熟。

9月2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决定》稿起草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决定》稿提请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随后，文件起草组根据会议精神，对《决定》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10月8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就《决定》稿的内容向全会作了说明。为期4天的全会，安排了5个半天讨论、审议《决定》稿。与会同志本着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就修改、完善《决定》稿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

六月未央范文3

曾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陈云，多年来非常注重守政治纪律，讲政治规矩。曾特别赞赏他“党性坚强”，还引用过陈云说过的话：“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组织之最高责任。”

但是，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并非意味着不能直截了当地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和问题，同样是***员应尽的义务。鲜为人知的是，人们印象中沉默内敛的陈云，一生中曾多次大胆直言，并做到了直言不讳与遵守规矩的统一。

执行中央规定，怒斥王明“横行霸道”

1938年，陈云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被任命为中组部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注意守纪律、讲规矩，曾两次“呛声”当时炙手可热的王明，批评了他的错误主张。

王明到延安之后，很快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而则提出了党在抗日战争中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并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当时中央开高级干部会，王明常与争论。由于王明有共产国际的背景，很多人不敢公开支持，也不敢当面否定王明。

陈云则不然。当王明找到他寻求支持时，他第一次“呛声”王明，并公开表示，自己拥护中央和的正确主张。

1941年，中央确定了直辖各校学生的使用原则，规定女子大学留50%学生从事妇运、青运工作，其余从事党的各方面工作。担任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的王明却拒不执行，要求女大自行分配75%的毕业生。为此，陈云给他写了信，指出“女大全部学生都应在中央总的意图之下，留一半学生做妇运工作已考虑到妇女工作的特殊性”。

由于王明仍不遵守党的纪律，中组部不再介绍新来的学生到女大学习。王明发现后，到中组部“兴师问罪”，陈云坚持原则，毫不让步，王明碰了个钉子，灰溜溜地走了。事后，陈云气愤地说：“党内谁都不能横行霸道。”

“提意见也守纪律”未遭错误批判

陈云不光反对个别高级干部不守党纪的行为，自己向中央直陈重大问题时，也同样注意遵守纪律和规矩。

1962年春夏之交，我国农业生产仍然很困难，陈云在外地休养时听到安徽搞了“责任田”，认为这与他在农村所见、所设想的办法类似。他说，这叫做分田到户也好，叫包产到户也好，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他决定尽快回京，向中央和直陈此事。

不过，当时虽同意对、化等思想和政策进行局部调整，但并未放弃。很多人劝陈云，此事关系重大敏感，是否再慎重一些，中央领导之间也有不同看法。但陈云回答：“我作为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要对党和人民负责，怎能延误时机？”

7月6日，陈云回京后不久就给写信，要求到毛处面谈农业恢复问题。7月9日夜， 陈云按约来到***，与毛谈了1个多小时。听得很认真，但并未明确表态。事后陈云听说，很生气，严厉批评了陈云等人的建议，并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此后，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用半个月时间集中批评了“包产到户”的主张。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未经中央同意，到中央党校等地宣传包产到户思想，更是遭到集中批判。而持有相同观点的陈云，却始终未被点名批判。会后，解开了谜底：“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云是富有远见的，“包产到户”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

在中央会议上抛出六个“炸弹”

根据《》等规定，党员有在党的会议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并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这为党员正确行使自己的批评建议权提供了遵循。1978年11月，时为中央委员的陈云抛出六个“炸弹”――提出中央急需解决的六大问题，就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小组会议上公开提出的。

这六个问题，涉及***等所谓叛徒集团案的，陶铸等人所谓叛徒的，为，在“”中受错误批判人员的等问题。

六月未央范文4

8月下旬央行下发文件，将商业银行三类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这三类存款包括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和保函保证金存款，其中以承兑汇票比重最大。

文件并未给予宽松的过渡期，其中工、农、中、建、交、邮储银行从9月5日上缴首批保证金存款准备金，随后分三个月逐步缴齐；而其他银行从9月15日上缴，六个月内补足。粗略估算，此次存款准备金缴存范围调整，将冻结银行资金约9000亿元，静态看来相当于2次－3次上调存准率的效果。

在通胀高企的时点，出台此项政策，市场迅速将其解读为进一步收紧流动性。但部分投行经济学家则认为，此次央行新规只不过是为了提升流动性管理的有效性，综合其他因素，其结果未必导致流动性的进一步紧缩。

勒紧表外融资

据接近央行人士介绍，央行对于调整存款准备金缴纳范围早有讨论，只不过选择在这个时点推出政策。业内人士猜测，除了与市场流动性有关，银行表外业务膨胀迅速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近几个月来，人民币贷款和M2增速明显放缓，从1月同比增长17.3％降为7月的14.7％。但据瑞银估算，由于表外信贷扩张迅速，更能反映社会流动性供给量的“社会融资总量”却未同比例减少。

今年上半年，银信合作业务受到银监会政策打击总量迅速减少，但是银行理财产品发行异军突起，累积发行量超过7万亿元，其中对传统信贷替代作用最为明显的委托贷款占有重要比重，7月初该类业务受到银监会严厉约束。

根据央行统计，今年银行承兑汇票等票据业务量相比去年不升反降，但是票据在各金融机构间流转，并不能完全反映在资产负债表内，其数据也有可能被低估。一个数据较能反映真实情况：今年1月到7月间，银行存款总额增长了约9.4％，在所有存款中，用作担保多种表外活动的保证金存款自1月末增长了22.2％，而在此类存款中，承兑汇票保证金存款的比重最大，在主要商业银行中，占比超过40％。

另外承兑汇票等业务存在诸多不规范也可能是监管层进行此次调整的一个原因。

据一家股份制银行人士介绍，由于今年信贷额度紧张，既能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又能帮银行贡献存款的承兑汇票业务大受青睐。另外票据业务多为那些不能达到银行放贷条件的客户提供融资渠道，而综合收益率也颇为可观。年初以来，多家银行虚开承兑汇票案件引起监管层警觉。

高华证券中国经济学家宋宇发表报告认为，央行此举对银行承兑汇票等表外业务的约束，可以被看做是银行与货币当局之间持续不断的“猫鼠游戏”的一部分，就像之前商业银行通过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理财产品等工具来避开信贷额度控制，此后受到货币当局整治，但到现在仍有较大规模的非常规信贷存在。

据WIND统计数据显示，银监会规范理财产品的7月新规出台后，理财产品发行量和预期收益率并未大幅下滑。较具可比性的5月－6月，银行发行理财产品总计3913款，其中年化预期收益率3％－5％占64％，5％－8％占14％。新规出炉后的7月－8月，银行共发行3927款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3％－5％以及5％－8％的产品占比分别为62％和22％。

宋宇分析认为，虽然目前不能完全确定这次银行能否像以前一样很快找到新的工具，但以往的经验表明商业银行在这方面的能力不可低估，因此目前判断非常规信贷供应是否会显著放缓，还为时尚早。

信贷额度变量

央行新规下发后，多家银行已经测算存款准备金缴存范围调整对本行的影响。

从已经公布的2011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四大行的保证金存款分别为4718.13亿元、3955.29亿元、3572.70亿元和2479.49亿元。如果按照21.5％的比例上缴，共需补缴约3200亿元。

一直以来在供应链金融等沉淀较多保证金存款类业务上具有优势的银行受影响较大。其中深发展、民生银行，以及在汽车金融方面较为领先的中信银行都在此列。

中信银行副行长曹国强在近期中报业绩会上称，此次调整将总计上缴中信银行约400亿元资金，年内为300亿元，这“对资金面和效益都会产生一定影响”。

银行通过业务结构调整削弱此次新规影响力也较为有限。“虽然占主要部分的承兑汇票一般期限都比较短，但是并不意味着到期后可以缩小规模。”一位股份制银行公司部负责人说，“客户的需求已经培养成熟，结算加融资的模式已成系统，新规会实实在在地对银行资金产生收紧作用。”

宋宇分析，虽然新政影响很大，但应小于两次常规存款准备金率的收紧作用，原因是以往50个基点的幅度调高存准率的常规做法，除了静态吸收流动性之外，还会随着存款基数的逐步增大来进行动态的流动性吸收。当前新增存款以月均近1万亿元速度上升，这意味着还有额外2000亿元资金被抽离。而扩大存准缴存范围更多只产生静态效果。

他同时认为，鉴于目前信贷增长的有效约束是信贷额度，而不是银行放贷能力，因此央行做此调整未必会使银行贷款实际规模受到影响。他判断，央行仍然倾向于保持相对严格的信贷额度。但是通过定向放松机制，最终贷款规模有可能会高于央行希望达到的水平。

瑞银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虽然此次央行新规预计回收接近9000亿元流动性，但在未来的六个月里，共计8130亿元的央票和正回购资金将到期，若央行并不将其展期，则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加上未来几个月外汇流入，则在未来六个月至少产生1.2万亿元的流动性。因此，存款准备金缴存范围变动的负面影响将被大大对冲。

汪涛预计，今年银行贷款仍将维持在15％－16％的增长。

加息预期仍在

“从央行这次的政策来看，可以传达一个讯号，就是货币政策正在延续上半年来的调控思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处长陈道富判断，“短时间内货币政策大幅度放松的可能性不大，控物价抗通胀仍然是货币政策调控的重点。”

今年初以来，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屡攀新高，5月CPI同比涨幅5.5％，6月CPI增长6.4％，7月CPI上涨更是高达6.5％，创37个月新高。国内多家券商对8月数据也不乐观，即使略有回落，普遍估计仍不低于6％。

但是央行对冲流动性的数量型工具颇为有限，效力较大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上调至历史最高的21.5％，再度上调空间有限。而公开市场操作应对来势凶猛的通货膨胀略显无力。

“还有一个考虑就是，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缴纳范围来控制流动性，成本较低，而且效果明显。”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说。

目前央行对商业银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按照1.62％的年利率付息，而近期发行的央票利率则维持在3.5％以上。

央行此次对数量型调控工具的使用出乎市场预期，但是并不排除央行下半年还将使用价格型工具进行调控的可能性，比如，加息一次到两次。陈道富说，究竟政策如何走向，价格将是重要指标，8月CPI将是重要参照。

业界普遍预期，CPI的同比高点将止步于二季度，但环比数据将在三四季度继续上涨，只是涨幅会趋缓。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保良分析，当前物价上涨主要源于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及劳动力成本价格上升等因素，因此，抑制物价仍然是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目标。

而影响货币政策变化的因素恰恰应该是CPI环比因素而非同比因素，陈道富分析， 货币政策整体基调仍会持续稳健，目前还未到大幅放松时机。

事实上，总理在9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刊文指出，目前稳定物价总水平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宏观调控的取向不能变。

8月16日，央行在公开市场发行50亿元一年期央票，收益率明显上涨8.58个基点，达到3.5840％。在随后的8月30日发行的30亿元一年期央票，发行利率持平。

从历史上看，4月加息前，3月15日一年期央票发行利率上升了20.2个BP；7月加息前，6月21日和28日，一年期央票发行利率分两次上升了19.24个BP。目前，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3.5％，那么如果央行再一次提高央票发行利率，使其高于一年定存利率20个BP左右，则再次加息的概率将会大大提高。

此外，8月30日，财政部和央行以利率招标方式进行的2011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七期)招投标，期限六个月，中标利率创年内新高达6.5％。明显高于同期银行贷款6.1％的利率，年内再度加息的迹象呈现。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行长杨子强日前在央行主管的《金融时报》上撰文称，央行应考虑试行非对称加息的手段，更好地对经济进行调控。一方面央行应提高存款利率，以消除目前存在的负利率，改善通胀预期；另一方面应保持贷款利率不动，缩减银行基准利率息差，由此倒逼银行完善风险控制。

在控通胀的同时，增长率下滑的隐忧也一直为业界所关注。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表示，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放慢不容小视，中国经济的主动减速，很有可能就会带来被动减速的后果，因此，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应当成为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目标。

“从我对地方做的调研来看，目前中小企业资金链非常紧张。”何志成坦言。

六月未央范文5

遵义会议前中央与南方老苏区绝非毫无联系

在南方游击战争史研究专著和权威党史军史著作中，很少涉及遵义会议新领导集体“二月系列指示”前，即遵义会议之前，党中央、中革军委与南方主要老苏区的联系。似乎党中央“二月系列指示”前很长一段时间里，留守的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得不到党中央、中革军委任何信息，南方老苏区仿佛是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的权力真空地带。然而，历史的真实情形并非如此。

遵义会议召开前一周，中革军委主席根据此前留守南方老苏区最高军事领导项英1934年12月间多份来电报告请示，1935年1月7日13时以“火急”电报致电中央军区司令员项英，通报“我西方军已渡乌江，现已占领湄潭、遵义及附近地区，准备在此地区打击追敌及进行赤化，敌薛岳兵团集中贵阳、贵定之线筑碉，刘建绪兵团之大部向铜仁、松桃、江口集中并拟筑碉”，桂敌两师、粤敌三师入黔，川敌两旅、黔敌部队“目前部署似不仅在追击我军，并与对我西方军及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新的总围攻计划有关”。同时询问：“中区目前情况及你们行动如何？望速告军委。”

遵义会议结束、红军总司令部撤出遵义城的第一天，即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这一“只发给军委委员及各军团首长妥为保存”的《作战计划》，在分析了嫡系部队、湘军主力及粤桂黔川滇之敌逐渐实行新的围攻部署后，确立了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同时，依据这一规定，下达初步任务、实施计划、战术要点，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协同配合行动，以及总政治部战斗动员、政治训令等。这一重要作战计划，毫无疑义也发给了留守南方老苏区的党中央、中革军委重要领导成员项英。

除了上述两份直接电文外，尚有一些间接文电，说明党中央、中革军委仍然与南方老苏区保持着联系。

遵义会议结束当日，即1935年1月17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博古，汇报博古交待的与上海方面接关系等事宜。电报称“上海电台关系还未找着，此间除德生外，均未到过上海，已派人到汕头、香港找朱老板，是否找到尚不知。除此之外无法与上海接头”。另外请示“政治局决定所指目前敌人对中央苏区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新的‘围剿’是否指五次‘围剿’最后阶段之新的进攻或其他，并请示博古‘以上均盼复’”。

项电至少说明两点：其一，党中央此前曾指示项找上海中央局电台关系，项已派人到汕、港找人接头。其二，党中央通报敌对中央苏区、红四方面军及红二、红六军团新的“围剿”情况。遵义会议结束第五天，中革军委颁布《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的第三天，党中央、中革军委翻越娄山关到九坝地区时，即1935年1月22日，党中央、中革军委曾致电项英，了解中央苏区各省及湘鄂赣、湘赣等苏区情况。

1935年1月8日，项英以个人名义曾致电中央书记处（常务委员会）另外三位书记（常委）博古、、称，自野战军进入湘桂黔边以来，信息很少电告，屡电未与答复，“几与我们断了关系”。当事人这种表述较为准确客观，充分表明党中央、中革军委与南方老苏区之间绝非音讯皆无、没有任何联系。

遵义会议精神是否传达到南方老苏区长期被忽视

遵义会议精神是否传达到南方老苏区，何时传达到南方老苏区，是一个长期被学术界和军战史研究者忽视的话题。人们的目光更多聚焦党中央对南方老苏区游击战争“二月系列指示”，而无L顾及党中央“二月系列指示”的来源――遵义会议主要精神的传达等，这反映了目前遵义会议研究和南方游击战争研究的一个缺失和遗憾。

1935年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等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与此同时，为向未能与会、远在湘鄂川黔苏区领导红二、红六军团的、任弼时，在川陕苏区领导红四方面军的，留守南方老苏区领导中央军区的项英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中央书记处特于2月28日致电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通报遵义会议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中央书记处电报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如下：五次‘围剿’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电报从“敌人在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然而我们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等11个方面，简明扼要、高度浓缩地概括了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电报强调：“决议最后说到目前的环境依然有利于我们创造苏区的。几个苏区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苏革前途表示张皇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就是想暂时停止中国苏革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目前最中心的问题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的以及的部队。加强红军，扩大红军，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瓦解白军，坚持中央苏区、湘赣苏区等游击区域的游击战争。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目前争取胜利的战斗任务。我们相信，这些任务是能够完成的。因此我们必然要胜利。”

倘若说，党中央对南方老苏区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二月系列指示”是具体战略战术原则的部署，遵义会议主要精神的传达则更多体现了中央总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时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项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未能参加遵义会议，向他们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从党的政治生活原则讲这是必须的。

1935年2月16日，中革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王稼祥致电四方面军、、，中央军区项英，红二、红六军团、任弼时、萧克、王震，通报中央红军改变渡过长江的计划，“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现野战军已折向赤水河东、乌江以北活动，并以黔、蒋敌人为主要作战目标”。

1935年3月21日，野战军总司令部向包括中央军区在内的红军各部首长通报野战军5天以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乘胜追击直抵乌江北岸，击溃和歼灭军薛岳部、黔军王家烈部等2个师又8个团，俘敌2000以上，缴枪1000以上，取得长征以来最大胜利的战况。

除了上述电报外，党中央、中革军委还应该有一些传达遵义会议的电报，项英在此前后致电党中央收报人“朱周博”到“朱张”的微妙变化已显露端倪。这方面的深入研究，还有待更多历史文献的发掘披露。

中央“二月系列指示”应予全面准确解读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为了指导南方主要老苏区游击战争，于1935年2月5日、2月13日、2月23日、2月28日连续发出多份指示电，史称党中央对南方老苏区“二月系列指示”。

前三份指示电，以书记处或中央名义单独致电项英转中央分局，或致中央分局各同志。最后一份指示电，前文已述系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以书记处名义致电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我以为，这份指示电，既是遵义会议决议主要精神的高度凝炼概括，又是党中央“二月系列指示”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基本总结，又充满对包括南方老苏区在内全国各地革命战争的全新部署。应当也必须列入党中央“二月系列指示”之中，当与党中央“二月系列指示”其他内容一并研究考察。

党中央“二月系列指示”为何在1935年2月间发出，有其复杂历史背景。

1935年1月下旬以后，南方主要老苏区中央苏区和闽浙赣、闽北、湘赣、湘鄂赣等苏区的局势日趋恶化，其艰难程度超出主力红军长征前党中央、中革军委的预测研判，其复杂程度更超出党中央、中革军委赋予中央分局、中央军区训令任务的范围。为应对南方老苏区日趋艰难复杂的局面，坚持南方老苏区游击战争，项英于1935年1月27日、1月30日、2月1日、2月4日、2月5日、2月19日、2月21日连续致电秦邦宪、、个人或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汇报南方老苏区详细情况及各方部署，请示坚持南方老苏区游击战争的行动方针。

在项英看来，如果变动中央给予保卫苏区的任务，只有得到中央的批准后才能执行，因而“坚决主张报告中央”。项英认为，中央军区的行动必须根据全国形势与中央总方针决定，否则容易发生错误，影响工作。项英对党中央、中革军委长期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很不理解。他认为“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请求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电复指示。

由于战事急迫和领导核心、领导体制变更等因素，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迟至2月5日抵达川滇黔三省交界“鸡鸣三省村”时才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接替博古负总责，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央军区的问题，决定以中央书记处名义以“万万火急”电报致电项英转中央分局。这便是党中央指导南方老苏区游击战争“二月系列指示”的第一个指示。2月13日，中央又向中央分局各同志发出“二月系列指示”的“万万火急”的第二个指示。2月23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二月系列指示”的第三个指示。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二月系列指示”的第四个指示。

“二月系列指示”的第一个指示，明确答复了长期困扰南方老苏区游击战争最关键最紧迫的全局性问题，指明了中央分局、中央军区领导指挥南方游击战争的根本方向，奠定了南方老苏区胜利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保存南方战略支点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坚实基础。这个指示电开宗明义指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是有前途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指示电要求分局“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同时要求“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

笔者之所以详细引用这一指示电，是因为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研究和党史军史苏区史研究中有一个司空见惯的奇特倾向或曰现象，人们有意无意回避或无视党中央指出的“不许可动摇”的基本原则这一最关键最根本性问题，而反反复复渲染、津津乐道强调“改变斗争方式”“转变组织斗争方式”“成立军委分委”等具体内容。研究者的顾虑禁忌让人匪夷所思。中央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被政治局及军委确立为基本原则并作为中央“二月系列指示”的开篇，并非泛泛而论，实属有的放矢，有很强的针对性。中央分局、中央军区领导指挥南方游击战争之初的的确确有所动摇，“经过无数次的讨论而得不到一个具体决定”。

“二月系列指示”的第二个指示，是第一个指示的完善、补充和深化。这个指示电，除重申第一个指示的重要精神外，详尽细致地指出改变组织方式、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环境相适合的七项具体方针策略、方式方法、战略战术原则等。

“二月系列指示”的第三个指示，是中央在前两个指示基础之上，要求项英和中央分局各同志在执行中央指示时应高度重视的八个问题，比此前的第二个指示电更富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二月系列指示”的第四个指示，前文已述。这一指示电虽是向红军各大战略集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但对南方老苏区而言，也有很强的指导性，属“二月系列指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正如遵义会议集中纠正解决“左”倾军事错误和宗派组织错误，而未能纠正“左”倾路线政治错误一样，毋庸讳言，党中央“二月系列指示”也深深打上了时代烙印。“二月系列指示”之一、之二及之四中，依然坚持长征出发前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一些主要精神，存在不切实际的错误指导，譬如严厉指令中央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要求中央分局各同志，“应该坚信如果我们能够坚持群众的游击战争，其效果将使无法顺利统治曾经得到解放的数百万群众，将使许多部队受牵制，最后各地红军胜利，全国群众斗争与中区的斗争配合起来，将必然恢复苏区，粉碎敌人的堡垒主义与‘围剿’”。始终认为，“目前形势是的统治进一步动摇与破产，在五次战争中是削弱了，军阀间的冲突正在发展。全国革命斗争是继续增长，不是低落”，“整个中国苏革正在前进中”。强调“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目前争取胜利的战斗任务”。这些基本原则、远大目标、战斗任务，对主力长征后南方老苏区严峻局势和艰难环境，对全国革命形势，对集团的统治，以及对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状况的分析评估认识方面，或多或少存在“左”的倾向或“左”的错误。

党中央、中革军委1935年2月16日颁布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央1935年3月8日颁布的《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等同期颁布的、涉及南方老苏区的一些文件、指示、电令等也同样存在这种倾向。

以历史唯物主义来审视历史，我们不能奢求“二月系列指示”成为包治南方游击战争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更不能苛求率部艰苦转战跋涉在川、滇、黔崇山峻岭之间的党的领袖。

新的领导核心必然带来对南方老苏区领导方式的全新转变

关于遵义会议本身第一手历史文献，尤其遵义会议组织决定等第一手历史文献少之又少。20世纪80年代公布陈云同志所撰《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弥足珍贵的有关遵义会议组织决定的第一手历史文献。

陈云《传达提纲》对组织决定有如下表述：“（D）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决定：（一）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这个出自中央档案馆所存手稿其实也不很完整，是一个没有标注时间、有“乙”无“甲”的历史文献，以至经过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等权威部门反复考证仍不能确定具体时间。中央文献研究室所撰《陈云年谱》（上）、《陈云传》（上）亦未确定准确时间，只是标注1935年2月或3月撰写。

笔者认为，这个《传达提纲》绝不可能是3月撰写，只可能是2月8日至2月28日之间撰写的。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已致电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传达遵义会议主要精神，开篇即称“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大意如下”。这表明洛甫已起草完毕并经常委审查通过，否则不会轻易致电其领导人未与会的红军另外三大战略集团。另外，《红星报》2月19日用整版篇幅报道在军委纵队正式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红星报》称，“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因此，“或3月”说可完全排除，即2月中下旬撰写。

陈云《传达提纲》凸显了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最高领导核心、最高决策集体全新领导体制诞生。用党中央此前负总责博古的话来说，因有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组织上也做了结论。

在遵义会议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虽然不是党中央“负总责”的，不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甚至也不是新“三人团”的团长，但毕竟进入了红军和党中央最高核心领导层，拥有核心话语权，日益在关乎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此时期的地位和影响力，已恢复达到甚至大大超越1932年“宁都会议”前的情形。无论如何，“宁都会议”前仅仅是一个地方区域红军和党的最高领导人，此时此刻才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领导人”行列，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中央其他领导人所不可比拟。1935年3月初，在中央红军二占遵义期间，党中央负总责的洛甫提议为“前敌总指挥”。3月4日，被任命为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在3月10日、11日于苟坝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上，说服放弃多数与会者赞成的攻打打鼓新场计划，转而《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随后，根据提议，中央决定由、、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本人回顾这段经历时曾经指出，“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

中国工农红军最高军事首长――红军总司令、总政治委员军事指挥权得到重新恢复行使。此前，作为负责筹划决策主力撤离南方老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而成立的博、李、周“三人团”虽是临时性非常设机构，却是党和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三人团”宣告“取消”，意味着博、李对军事的最高领导权被终止。诚如遵义会议正式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1935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汇报时所说的：“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这个全新的“坚强的领导班子”，建立全新的领导体制，产生了全新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包括党中央负总责的洛甫，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新“三人团”团长，中央政治局常委、新“三人团”成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最高军事首长红军总司令，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三人团”成员王稼祥等。洛、周、毛、朱等取代了博、李、周“三人团”。

从历史文献看，当年党和红军领袖们的排名，远非后来那么严格。当年的电报指令有时是“朱毛周张”，有时是“张朱毛周”等;当年政治局会议纪录有时“周王毛洛博”，有时“朱周刘王洛博少奇凯丰”等，和四方面军会师后，芦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还出现了“张陈周朱洛毛王博凯邓李徐刘”的表述方式。

20世纪60年代，接见外宾多次谈到遵义会议。指出，从1921年党成立到1935年遭到了很大损失。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才开始批评王明“左”的错误，改变路线，领导机构才独立思考自己的问题。十分感慨，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中国人不懂得中国情况，这怎么行！这个全新领导体制领导核心，无疑是中国***人独立自主解决革命战争和自身组织最关键问题的伟大开端，真正体现了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高度统一、有机结合的权力运行机制。

全新的领导班子、领导体制、领导核心必然带来全新的领导方式。“三人团”博古、李德的“领导方式”极端恶劣，军委一切被李德个人包办，“把军委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把过去革命战争中许多宝贵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下层指挥员机断专行与创造性被抹煞”，军委内部存在着“极不正常的现象”。通过遵义会议，“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军委的领导方式得以切实改善。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指导南方老苏区游击战争领导方式的转变，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

长征出发前党中央给留守中央分局《训令》中“保卫中央苏区”“准备胜利反攻”“进行反攻”等中心政治口号，中革军委指示中“最基本的地区”和“最后的坚持阵地”不再提及，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和“在边境及敌后有计划地部署游击战争”;空洞原则的“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和“游击战争应该并且必须成为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不再提及，取而代之的是游击战争的具体方针策略，“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加强秘密工作，使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一连人左右游击队，应是基干队的普通方式，这种基干队在中区及其附近，应有数十百支”;“扩大主力红军与独立团营”“组织新的师与新的军团”“重新组织大的军团”不再提及，取而代之的是“把那些多余的独立团营，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短小精干是目前的原则”;咬文嚼字的“坚持而有毅力的继续领导游击战争”和“正确的运用游击战术”不再提及，取而代之的是“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的游击战术基本原则和反对“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及“分兵抵御”“突击运动”等等错误。

最能体现全新领导方式的是前文所述2月5日指示电中关于成立军委分委之事。新的领导集体领导核心完全是以同志式口吻协商，绝非居高临下发号施令。与此前1935年1月17日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之第十三节，以及此后1935年2月28日致中央军区等电之第十节阐述中央政治局与中革军委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处。比如5日指示电中说：“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军委”系中革军委中央军区分委简称）。在人员组成上也给了昔日朝夕相处的战友和同事项英及中央分局各同志以高度自，并未指定所有人选，同对红二、红六军团相应组织机构指定所有人选形成了鲜明对照。项英对新的中央领导核心也非常尊重，表现出了极强的组织观念，议定了军委分会委员后，立即致电新的中央请求批准。

六月未央范文6

论文摘要：新疆作为我国西北边陲的一个重要省份，在中国与俄罗斯的对外交往中一直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本文就以1917—1919年，即民国六年到民国八年期间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与沙俄的交往活动作为分析对象，试图以国际法视角对这一时期新疆与沙俄的交往活动做简单的分析和探讨。 论文关键词：新疆1917—1919年国际法沙俄交往浅析 一、对国家主权的维护 (一) 行使主权国家的独立权、管辖权 主权是国家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包括独立权、管辖权等权利。独立权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权利是从国家主权引申出来的①。国家的管辖权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权利，每个主权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政策和法律行使其根据属地和属人的优越权所具有的管辖②。 新疆是沙俄重点侵犯的对象，包括武力与非武力侵犯都很严重。在这方面，有民国七年六月六日，中央收新疆省长杨增新电:“至于携带枪支之逃兵，应先由边卡竭力阻挡，不准入境，如有绕赴入境者，即令解卸武装。”③民国六年一月十八日，杨增新电呈请与俄使交涉将逃民全数收回其在境滋事者由我国惩办文:“未收回以前如有扰害地方滋生事端之俄民可否由我国自行惩办，以靖地方之处凡赐核示遵办。”④从电文可以看出，新疆在与沙俄交往中，面对俄兵扰边，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角度出发，按照国际法要求维护国家主权，其处理符合国际法的原则。而国家的管辖权明确主权国家有对其国内发生之事的绝对管辖权，包括司法管辖权。而面对逃入疆内俄民的违犯中国法律的行为，依照中国法律对其进行司法管辖处理，是符合国际法原则的。 (二)保持中立，不干涉俄内政 在国际法原则中，不干涉别国内政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而保持中立则明确中立国不介入别国内或国家间的战争或武装冲突，不为交战或冲突双方提供各种作战便利等。 在民国六年—八年间，沙俄中亚境内不仅发生了民族起义，也有共产主义革命军队与沙俄旧军队间的争夺政权的战争。面对这一变化，杨增新在沙俄新旧两党间保持着中立态度，不支持任何一方，尤其是不支持任何一方妄图以新疆为基地对对方进行的攻击，以此来维护国家的主权。从民国七年五月六日，中央收新疆省长杨增新电:“查俄国军械不能由中国派兵越境以运俄国地方，亦不能由中国派兵越境驻扎。”⑤民国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收新疆省长杨增新电:“兹有俄武官派一中国人尚秉胜，并带兵四名，由俄来塔招募华人赴俄当兵。查该俄员来塔招募华人赴俄当兵，未便照准。”⑥从这些电文可以看到，在对待沙俄境内战事态度上，新疆在中央指示下，保持着中立角色，不干涉沙俄境内的战事，不给沙俄境内战事双方提供任何便利，以此来保障新疆稳定和维护国家主权。 二、对在沙俄华民的外交保护 外交保护是国际法上的一个重要制度，泛指一国通过外交途径对在国外的本国国民的合法权益所进行的保护。 1917-1919年间，沙俄中亚境内的战乱也波及到了在该地区的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其中尤以新疆籍贯的华民居多。面对沙俄战乱对在沙俄华民权益的影响，新疆杨增新政府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和重视。对出现在沙俄中亚境内的一系列因战乱而侵害华民的各种权益的现象，也力主中央通过外交途径向沙俄施压，切实做好对在沙俄华民的外交保护工作。如民国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央收新疆省长杨增新电:“现在俄属浩罕等处内乱，战争甚烈。近于托固玛克界大桥上被俄民六人打死中民艾买提等三人，抢去俄帖甚多。现在该处之华商共有二千余人，财产资本以数千万计，若不早恳求设法保护，将来华商生命涂炭，资本财产均为乌有。旅俄华商生命财产均属危险。应由部与俄使交涉，以保民命。”⑦又有，民国七年八月五日，中央收新疆省长杨增新电:“而俄人对待华侨，任其戕害没收，岂得情理之本。除指令许道尹转饬中约，将损失人数财数详细调查呈以上以凭核办外，相应电请钧部备案，以便交涉。”⑧从这些看以看出，沙俄境内战乱，中国侨民生命财产都遭受巨大侵害。因此，新疆恳请中央对沙俄进行交涉，对在沙俄中亚境内华民进行外交保护是符合国际法的正当做法。 三、对于从沙俄来疆难民的安置 1917-1919年间，沙俄中亚的战乱，有成千的基尔吉兹和卡查赫男带着妻儿和牲畜逃亡中国和蒙古⑨。 难民是一个特殊群体，是战争、种族迫害、部族矛盾等原因造成的一个不能或不愿回原籍国的群体。对于难民问题一般采取自愿 遣返、就地安置等，并且应尊重难民个人，给予难民保护和便利。 民国六年到八年，大批沙俄难民涌入新疆。新疆面对这一情况，在自身财政十分吃紧，社会也不发达情况下，对来疆沙俄难民采取了积极安置，收留，并给予物质上帮助的措施，充分履行了国际法上有关难民收留、安置、对待的义务。如民国七年六月五日，中央收新疆省长杨增新电:“俄七河省阿拉木图两党开仗，俄属难民逃来霍河甚多，请示对待等情。查俄境既有战事，此等难民如未携带军械，确系为逃难而来者，势难立时驱回，自应暂准任留，一佚俄境稍平，再行劝其回国。”⑩又民国七年六月六日，中央收新疆省长杨增新电:“此次俄国因两党开战，逃来兵民甚多。而新疆对待应分两层办法，如确系难民，可令其在边境暂行安居。一佚俄境战事稍平，再劝回国，惟暂居时须听地方官约束，不得妄为生事，仍派员稽查将来逃来俄人开具姓名籍贯清册，以便查考。”豘可见新疆对待来疆俄难民采取了安置和管理措施，符合国际法上有关难民对待措施的要求。 综上所述，民国六年至八年间，新疆在与沙俄交往中，充分运用国际法原理，依照国际法习惯，惯例处理各种问题。不仅有利维护了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而且也丰富了民国时期新疆国际法发展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