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忠报国范文1

岳飞，字鹏举，河南洛阳人，是我国着名的军事家、战略家和民族英雄，抗金名将。自幼得到父母恩师的教养，忠厚坦诚，一身正气。喜欢阅读《孙子兵法》，并练就了一身精湛武艺。岳飞一直都怀有忧虑天下之心和兴国安邦之志。

歌颂岳飞的英雄事迹在民间一直都是广为流传的，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岳母刺字”。但是关于岳母刺字一事，历史上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应该说是查无依据的。宋人笔记和野史也都均无记载，其中包括岳飞的孙子岳珂所着的《金陀粹编》中也没有关于岳母刺字的记载。

岳母刺字最早见于元人所编的《宋史本传》，书中说道：“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可以清楚地知道，在岳飞背上的确刺有四个大字，但书中并未注明此四字是出自岳母之手。岳飞背上刺字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据历史记载，岳飞背上的四个大字并非“精忠报国”，而是 “尽忠报国”。

据《宋史·岳飞传》记载，当岳飞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是当时的大理寺官员何铸审理他的案子。面对他们的欲加之罪，岳飞十分气愤，撕开自己的衣襟，露出了刺在他后背上的四个大字“尽忠报国”，何铸见其字早已深深嵌入肌肤，十分醒目。由此我们可以更加肯定，岳飞背上的字是“尽忠”而不是“精忠”。再者，为什么又说这几个字不是岳飞之母所刺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游彪认为，岳飞出身普通的农民之家，他的母亲姚氏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在宋代，普通的家庭妇女是没有受教育机会的，所以他的母亲肯定是不会刺字的。有些学者认为，纹身刺字是一门很专业的特技，是有严格的操作程序和技巧的，绝非一般常人所能。岳母乃家庭妇女，不可能具有这种技艺，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这“尽忠报国”四个字绝非是岳飞的母亲姚氏所刺，而是另有其人。

那么岳飞背上的字到底是何人所刺呢？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熊大本的《武穆精忠传》中记载，岳飞见汤阴的乡亲父老被生活所迫，聚啸山林，他为了自勉和勉人，于是请工匠在自己的背上深刺“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明末，由李梅草创和冯梦龙改编的《精忠旗传奇》中又称：“史言飞背有‘精忠报国’四大字，系飞令张宪所刺。”文中说“精忠报国”四字是岳飞成为大将后，命令部下将领张宪刺的。所以说，那些认为字是出于岳飞母亲之手的人也只是根据历代岳飞传记中记载的岳飞背上刺字的记叙而加以想象得来的吧！关于岳飞背上的字出于何人之手，在史学界可谓是众说纷纭，应该说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

尽忠报国范文2

关键词：《赵氏孤儿》；《忠臣藏》；忠；比较

元杂剧《赵氏孤儿》讲述忠臣协助孤儿的血亲复仇故事，《忠臣藏》讲述四十七忠臣义士为主报仇之后集体切腹的歌舞伎，历经两百年盛演不衰。虽然二者都是忠臣或直接或间接的复仇故事，两者都表达了“忠”的思想。《赵氏孤儿》《忠臣藏》同为东方戏剧的代表之作，所表现出来的“忠”的文化，既有相似性，又有很大的差异，我们试着从“忠”的内容以及“忠”的对象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一文化现象背后反映出来怎么的差异。

“忠”是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传统伦理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中国居于很重要的地位，它反应了中国古代的仁者爱人的思想，表现了中华民族美好的伦理精神。在儒家思想的推导下，“忠”的观念影响了日本的伦理观念。我们试图从忠的动机，忠的表现以及忠的对象三个方面，来阐释两部戏剧作品“忠”的表面内核下的文化差异。

一、忠的动机

在《赵氏孤儿》的楔子，就渲染了屠岸贾的专横霸道，残害忠良。派鉏麑刺杀赵盾，鉏麑触槐而死；养神獒诬陷赵盾；将赵家三百口满门良贱诛尽杀绝，赐予驸马三般朝典，囚禁公主。在程婴救出孤儿后，屠岸贾要把晋国内半岁之下，一月之上的婴儿抓去，见一个剁三剑。由此可见，屠岸贾是个无恶不作，不得人心的恶贼。程婴忍痛杀子，保存孤儿的忠义之举显示了为了正义为了仁义道德而勇于牺牲的精神。

《忠臣藏》中，四十七义士在浅野被判剖腹以后，成为了流浪武士，完全没有了生活来源。他们抛妻别子，忍辱负重，终于在一年之后为浅野报仇。他们如此的忠心于故主，忠诚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日本封建社会等级极其森严，“忠”是上级对下级的规定，下级对上级的“忠”是下级的绝对义务，没有任何附带条件，换一种说法即下级的本性是忠于自己的上级。但是浅野已故，义士们可以不再尽忠。况且，浅野被判剖腹，说明浅野的行为是不合理的。儒家学者荻生徂徕等人从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称赤穗武士的行为是“不义之举”，是以私怨破坏公法的行为。而为什么会有这种不义之举呢，浅野之死，使三百名武士蒙羞，为了洗刷耻辱，只有杀了浅野的仇人吉良，包括他的家人。这种残忍、野蛮的复仇方式，是不被人所称道的。

在忠的动机方面，《赵氏孤儿》与《忠臣藏》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忠是处于正义，出于仁义道德，与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息息相关，而后者的忠是出于一种森严的等级制度，是一种机械的执行忠诚，不带有任何的仁义道德，而从其中的残忍的抱负方式，可以看出这种貌似是“忠”的忠，其实是不被人赞誉的。

二、忠的表现

《赵氏孤儿》和《忠臣藏》，从表面看来，都是食客或家臣对故主的忠诚。中国自古以前就强调“忠义”，日本文化中，强调武士对主君的绝对的忠诚和绝对的奉献精神。同样的忠文化，深层次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中国的《赵氏孤儿》之所以影响深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品中所反映的正义主题和民间所倡导的道德伦理的契合。晋灵公无道，屠岸贾横行无忌，残害忠良。赵家三百余口惨遭灭门，公主将孤儿托付给程婴，韩厥为了一个“义”字放走了孤儿，公孙杵臼为保护程婴与孤儿，触壁而死，程婴为了救孤儿，忍辱负重，舍弃了自己的孩子，含辛茹苦地抚养孤儿，直到孤儿长大之后，向他讲明事情的真相。韩厥、公孙杵臼以及程英，为了保护赵氏孤儿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都可谓是忠臣义士。

《忠臣藏》中，四十七名的武士的忠，是因为赤穗藩主浅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判切腹，他们处于下级对于上级的绝对忠诚，决心为主报仇。为了报仇，迷惑对方，他们选择了抛弃妻子，等待机会准备报仇。最终在一年后为主报仇，杀死了吉良。

从两部剧来看，同样是复仇，同样是对主的忠诚，但忠臣在复仇中发挥的作用不一样。在《赵氏孤儿》中，像韩厥、公孙杵臼还有程婴这些忠义之士，他们要么是在忍耐、等待，要么是身先死，他们只是复仇的参与者，甚至可以说是复仇的协助者，却不是执行者，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父仇子报”的封建思想。对于父亲的冤死，是要由儿子来报仇的。而在《忠臣藏》中，四十七名义士是复仇行动的直接策划者和执行者。他们为了故有的主从关系、为了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等级观念而复仇，却全然没有顾忌自己的生存处境、名誉地位和家庭成员。这反映出了中日两国家族观念的差异。

日本东京大学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沟口雄三教授指出：“比较日本和中国的‘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式血统主义的，相对于此，日本则是家督主义。”就是说日本的家族一般都有超血缘关系，而中国主要是血亲关系，是出生的血脉起主导地位。

三、忠的对象

《赵氏孤儿》中，程婴、韩厥、公孙忤臼忠的对象是赵武，是赵家惟一的血脉。而《忠臣藏》的对象是被判切腹的浅野。

《赵氏孤儿》忠的对象是赵武，他不仅仅是孤儿，是赵家的血脉，是赵家振兴的希望所在，也是对抗屠岸贾的中坚力量。只有除掉了屠岸贾，才能保家卫国，尽职尽忠。赵家是正义力量的代表，对于赵武的忠诚，不仅是对故主的忠诚，也是对于国家的忠诚。《忠臣藏》中，浅野因为吉良的故意误导，在众人面前丢了丑，于是在将军府拿佩刀把吉良的额头砍伤。在将军幕府这样的环境中，是不允许拔刀相向的，所以将军命令浅野剖腹谢罪。浅野在幕府拔刀，这本身是不对的。但是四十七义士还是要为其尽忠，为其复仇。四十七名武士的忠，完全是服从，是等级制度的作用力。

日本社会是“纵向社会”，即以下级对于上级的绝对服从为轴心而构成的社会。“武士道”的中心是“忠”，要竭尽所能甚至牺牲生命来对有恩于己的主君尽忠。在以“仁”为价值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中，“忠”是最高伦理规范，它有仁者爱人的理性和保家卫国的大义在里面，又与中国古代传统的伦理规范“孝”相辅相成，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和人文情怀。在中国，人们在把在家尽孝、在职尽忠视为崇高美德，主张尽忠为先、走私为公、舍家报国。与中国的“忠”相比，日本的“忠”具有极端性，他们以牺牲生命为“忠”的最高标准，缺少人文情怀，同时具有盲目性以及非人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赵氏孤儿》与《忠臣藏》两部作品虽然都是食客或家臣对故主的忠诚，但反应的却是中国两国不同的文化内涵。通过作品分析出来这一差异，使我们更清楚的看到中日两国相似的东方文化的表象下，掩藏着迥异的民族文化特色。对于这些差异，我们不仅要从自身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框架来看待，更要考虑到对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框架，同时运用综合性和具体性的分析方法，以达到加深彼此间的了解、促进文化交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宋元戏曲考[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2]王季思.元杂剧选注[M].北京出版社， 1980.

[3]吉原健一郎.元禄忠臣藏[M]李中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4]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2007.

[5]周萍萍 .试论中日传统复仇文化——以《赵氏孤儿》与《忠臣藏》的比较分析为例[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1.

[6]朱健华. “忠”在中、日传统伦理中的地位[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1999：3.

尽忠报国范文3

大家好！我今天所演讲的题目叫做：“忠诚就是一种责任！”

忠诚胜于能力，忠诚不仅仅是一种品德，更是一种责任。在《汉语词海》中，对于忠诚一次有着这样的解释：忠诚是从心，中声，诚心尽力的意思，用以动词，竭尽心力。指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以对上级等真心诚意、尽心尽力，没有二心。而我认为“忠诚”就是要用心工作，用心去承担责任。恪守自己的岗位职责，坚定自己的忠诚信仰。

忠诚是自我中华民族具有悠久历史记载以来就广为提倡，加以传递的一种高尚品德。自我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就有许许多多的仁人义士，用实际甚至是生命诠释着忠诚的意义，例如：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同志，、中国石油工人的光辉典范，呈现铁人精神的王进喜同志、铁骨柔情铸忠诚的王瑛同志等，他们都在我中华发展历史进程中彰显着的重要历史作用。为人民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与邪气弃恶痛恨，威武不屈，是一种精神；为人民现象所系，立足本职，廉洁自律为民谋利，是一种态度；为人民忠于职守，淡泊名利，不畏艰辛争做勇士是一种职责；将这种精神，这种态度，这种职责归集成为最简单的两个字，那就是“忠诚。”

曾对优秀干部提出过这样的定位:“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忠诚可靠是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最高政治品质，它更是对纪检监察队伍履职尽责的首要要求。而纪检监察机关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主力军，纪检监察干部是维护党的纪律的忠诚卫士，更是我中国***事业工作的守护者。因此忠诚对于纪检监察工作，坚守纪检监察岗位不仅仅是一种品质，一种精神，更是一种事业。而严格打造反腐铁军，培育“十型”干部，坚持呈现清正廉洁、从严管理、公道执纪的良好形象，打造人民的忠诚铁军。则更是“培树十型干部、打造反腐铁军”行动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我中国党政事业的重要基础。

尽忠报国范文4

“王八蛋！奸臣！朕屡屡告之：适可而止，就是不听！”这回秦桧听清楚了，高宗气的又道：“迎二圣？连自己身家都保不住，能保大宋？这样的皇帝回来，能有我大宋？别说北宋、南宋的，恐怕只有东送西送了！再说，二圣回来，朕的龙椅在哪？！”秦桧可是真真切切地知道皇上的意思了。“哎！”高宗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咋办哩？朕以驱鞑虏、迎二圣收人心的，难那······君子动口不动手，朕现在是口也不能动呀！秦爱卿，你去把奸臣岳飞办了吧，这段时间里，朕东巡。你我君臣，心腹一般，朕知你是忠臣！只怕你百年后要受委屈了！岳飞的罪？莫须有吧。”

这“莫须有”可不是也许有也许没有之意。真要是这个意思，皇帝治国也太小儿科了。真正的意思是：（罪名嘛）等等看，会有的！——十分相似与现今的话：正在调查核实，会给答复的——拖了个一段时间，鸡蛋里也就有骨头了······

宋高宗一席话说得秦桧心里热乎乎的：是呀，士为知己者死。何况是为了皇上！只要是为了皇上，就是“忠”。“干！”秦桧牙缝里蹦出这个字。他也顾不得“精忠”与“尽忠”了。再说，皇命难违呀！于是，十二道金牌发下······

宋高宗还是不放心：岳飞手握重兵，岳飞好办，万一部下造反就麻烦了。不行，朕还要诛心！“岳飞，尔奸臣，服不服？”高宗和颜悦色道。“臣不服。臣精忠报国，为了皇上，为了二圣，何来奸臣之说？”岳飞回道。高宗嘿嘿冷笑着：“岳飞，你精忠了吗？朕问你，精字何解？你是谁的臣子？”岳飞虽是武将，与文字也颇精通。顿时低下了头。精者择也，他是知道的。于是，高宗把对秦桧说的话又说了一遍。最后，高宗十分诚恳地说：“你死后，朕给你修庙、树碑，千秋万代忠臣的楷模！秦桧夫妇给你永世跪着！”说的岳飞是心服口服：是呀，我是高宗的臣子，二圣回来，现在的皇上咋办？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臣心迹，岳飞说：“皇上，臣愿意去死，臣再修书把儿子，部将都找来听候皇命！”

宋高宗脸上荷花了，心里说：“小子，老子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嘴上却说：“好！好！好······”转过脸对着太监道：“走密道，飞燕诗诗处！”——宋高宗突觉小腹热呼呼的，有点龙抬头的意思了······

再后来，岳飞享了一千多年的香火，秦桧夫妇也就跪了一千多年，只是“精”忠报国变为“尽”忠报国了······

宋高宗在地宫仍然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这正是：“精忠”命丧风波亭 ，“尽忠”身后跪“精忠”；后人唏嘘皆惆怅，祸首实乃小宋皇！

注 1：二圣是指被金国俘虏到北方的宋钦宗和宋徽宗2位皇帝

2：精者，说文解字说：择也。

3：尽者，说文解字说：器中空也。

尽忠报国范文5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想当年，站在灯火阑珊处的你，为了报效国家、抗御外敌，洒泪告别亲人，远离故土，率军镇守边关。一条银枪出神入化，威名远扬。只要边陲有你的身影，又有谁敢越雷池半步?你是一位系大宋半壁江山安危于一身的文武双全的英雄，是一个只图报效国家而将个人利益甚至生命置之度外的爱国爱民的好汉。谁料路途多舛，奸臣当道，老天不辨良莠，满朝文武百官又有几人把国事放在心上，无奈，你的报国之志被十二道金牌无情地送上了九霄云天。

“昨夜西风凋闭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怀着忧虑的心情登上风波亭的你，可有高处不胜寒之感?我不禁要问，此时此刻你的忠君思想是否动摇?你对眼前将要发生而事先早已预料到的这种结果是否有悔?你为忠君而付出的生命之代价是否值得?可惜又可怜的是，望着天涯路的你，直至步入黄泉的那一刻，心里想的还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信条。真可谓效忠天子，至死不渝。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忠君报国是你一生的夙愿，为此，你又何止是憔悴?既然报国无门，那么只能为君而死。面对“莫须有”的罪名，你只能仰天长叹；面对皇帝的“恩赐”你只能无怨无悔；面对死亡，你别无选择。生不逢时的人，到头来还是青山收留了你。然而，你的老对头秦桧之流，却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

谈到这里，我无法再做片刻停留，立刻驾舟逆流而上，离开了这个驿站。回到出发点，我遐思如鸿。历史之潮涌退，留给后人的只是一段历史，一个故事，一种回忆。不可否认，岳飞的愚忠在现代人看来并不可取，他的戎马一生也是历经磨难，饱经沧桑。然而，他的功绩和爱国爱民的思想却闪烁着不灭的火花。岳飞的悲剧，上演了一幕亘古不变的真实传奇。他沐雨而立，一站就是千年。

尽忠报国范文6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反映封建社会现实生活的优秀长篇小说，书中所涉及的“义”是相当复杂的，从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起，一直到“全忠义士心何烈，守节王孙志可哀” ，“义”在全书是贯彻始终的。在小说的许多章节里，也多次以“义”为题，如“勤王室马腾举义”（第10回）、“会古城主臣聚义”（第28回）、“关云长义释曹操”（第50回）“关云长义释黄汉升”（第53回）、“张翼德义释严颜”（第63回）、“诸葛诞义讨司马昭”（第111回）等等。而通过人物的口说，或诗赞，或论赞宣扬“义”的更是不胜枚举。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个“义”是属于封建社会的范畴，因为无论是作者或他笔下所写的人物都生活在封建社会里，它只能是封建私有制这种经济关系所产生的道德观念，所以我们在论其“义”时，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而应用一种历史的眼光去加以辨证地分析。

“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这篇誓文成了后世结义者仿效的经典之作。有人认为誓言里的“上报国家”是“忠”，“下安黎庶”为“义”，所以桃园结义的道德内容是“忠”“义”的统一。但结合作品的全部内容看，其所强调的更是“义”，是一种涵盖了“忠”的“义”。因此宣扬“忠义”并不是其主旨，而讴歌“侠义”才是其真正目的。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人物的思想、行动染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才使人物往往成为忠与义的矛盾统一体。在《三国演义》中，正是由于刘备集团一开始就提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口号，为恢复汉家的一统天下而不屈奋斗，不懈努力，被宋元以来具有民族思想的广大群众所追慕，“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顺应了广大民众的意愿，蜀汉集团的人物也就成为了忠义的化身，作品正是通过对理想人物（悲剧主角）的人格塑造，使“义”达到了理想的高度。

二、“义绝”关羽的悲剧性

“义绝”关羽是全书在表现“义”的主旨的核心人物，作者塑造这一英雄性格的基调是忠义思想。在《三国演义》中，成功地塑造了张飞、赵云、马超、许褚等勇武超人的豪杰，关羽之所以超于众人之上，而独有深远的影响，主要在于作者把他写成了一个忠义的“完人”，特别把他作为“义”的化身来塑造的。

关羽的“义”绝不是一般的义气，而是披肝沥胆，义无返顾、比泰山还重，比生命还贵的“义”。作者宣扬关羽的“义”，贯穿了刘备、关羽、张飞从结义到殉义的整个过程。刘蜀集团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集团，而悲剧的主角———刘、关、张三人都出身于平民阶层，或织席贩履，或卖酒屠猪，或浪迹江湖，在风雨飘摇的时局里，虽然素昧平生，却一见如故。“桃园三结义”包含了结拜兄弟义不容辞的职责，所以关羽追随刘备，效死勿去，并非知恩图报，而是在当时的处境下，一种真正的患难相扶，祸福同当，这就体现了人民所理想的义气，符合人民群众的道德观念。“屯土山约三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 可睹其心志，还有一约是“降汉不降曹”更反映了他的忠中有义，义中有忠。他和刘备始终维系着“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君臣”的关系，这也是人民所向往的忠义观。他在降曹后，受到一次次的考验，曹操为了收买关羽而厚恩待之，“封侯赐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然而都没能让关羽有丝毫动摇，他一思一念，一举一动都不能忘记“誓同生死”的结义兄弟。曹操赠袍，关羽却把旧袍罩在新袍之上，并谓之曰：“……旧袍乃刘皇叔所赐，我穿之如见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袍而忘兄长之旧赐……”。又曹操赠赤兔马，关羽谢曰：“吾知此马行千里……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这是何等的光明磊落！也难怪曹操听了不禁愕然而悔，便命张辽去问关羽何以常怀去心，却引出了关羽的一番肺腑之言：

公曰：“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到刘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此。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辽曰：“倘玄德已弃世，公何所以归乎？”公曰：“愿从于地下。”

关羽的这段话肝胆照人，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连“奸绝”曹操听了也不得不叹服：“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义士也！”。正因如此，当关羽一知刘备的消息，便毅然决然封金挂印，斩关杀将，千里独行，来去明白，往奔刘备，在他身上，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财贿不足以动其心，爵禄不足以移其志”，不管在任何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都不改变他的初衷，即至死忠于蜀汉，义于刘备。当他兵败麦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军，吴侯派诸葛瑾来劝降时，关羽义正辞严地说：“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殒，名可垂于竹帛也。”终于在麦城殉难，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铸造了他忠义壮烈的性格，在关羽身上体现的“富贵不能淫，贫穷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的精华，它是属于人民的，曹操在华容道曾说：“将军深明春秋”，就是推崇关羽所发扬的“春秋大义”。

然而，关羽的性格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关羽出身底层，养成了他的侠义气质，这也正是关羽的悲剧性所在。下邳兵败，张辽劝降时，关羽当即严词拒绝：“某仗忠义而死，安得为天下笑！”但当他听到降曹可以保全刘备妻小，并可伺机寻兄，不负前盟时，这位视死如归，世称万人敌的虎将竟低头降了曹操。同样，对于曹操的“厚遇”，关羽表面上虽未动其心志，然而，市井细民“知恩图报”的义气却深深埋伏于他的心灵中，他为了报恩而主动请缨，诛颜良，斩文丑，解了白马之围；又为了报恩，在赤壁之战中义释曹操，正如小说所写：“关羽是一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年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于是，他竟冒军令之险，弃盖世之功，置刘备统一大业于不顾，面对凄惶垂泪的曹操，动了恻隐之心而放虎归山，这就突出地表现了他为情为义而动摇忠，而牺牲自我的悲剧精神。关羽的这些行为，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对刘蜀事业的背叛，是不“忠”，但作者却把它作为重“义”的美德和高尚而纯粹的义举来大加颂扬和渲染。这种所谓“义”的行为，本来同刘备“兴复汉室”的政治原则是完全对立的，然而，作品却在关羽的悲剧性中把它们统一了起来。对于读者而言，也往往被作品笼罩的悲剧气氛所感染，而对关羽的这种“背叛”就觉得情有可宥了。

由关羽悲剧性性格所造成的另一严重后果则是蜀吴的破裂。关羽把本来可以结为盟友、共同抗曹的东吴集团视之为鼠辈，不重视执行联吴抗曹的既定国策，导致吴蜀矛盾的激化，给刘蜀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这显然也同忠义是相矛盾的。然而，在关羽的悲剧性格中，却得到了统一。关羽之死写得十分悲壮感人，至此他的重“义”品质得到了冶炼和净化，也最终使他的性格理想化，升华到了可歌可泣的境界。

三、忠义诸葛亮的悲剧性

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臣对君是绝对“从一而终”的，而且“君君臣臣”的关系中，诸葛亮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忠贞无二地为刘蜀事业奋斗终生，则是《三国演义》中“义”的又一重要体现。

诸葛亮最初居隆中，虽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与诸侯”，但已明察天下大势。出山后，运筹帷幄，创造了鼎立之势，表现出经天纬地的才能。白帝城托孤后，“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又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更有六出祁山，屡建奇功。他从没有个人的野心，却有统一天下的壮志。对比之下，司马氏父子真是相形见绌。诸葛亮的“忠”不仅是为报先帝的“知遇只恩”，主要是忠于他所追求的目标，但他的“忠”仍然是以“义”为基础的。正是这种对事业的无比执着和忠贞人格，使诸葛亮成为了历史上“忠臣至公”的典范。

然而也正是这种“忠义”，注定了诸葛亮必然是一个悲剧人物。罗贯中在塑造这一形象时，一开始便把他置于“天时”与“人事”的矛盾之中，并且一开始便暗示了诸葛亮出山是一出悲剧。尽管这样，作者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又自始至终都在肯定和歌颂诸葛亮的悲剧精神。诸葛亮悲剧性格的光辉之点在于，他尽管已经清醒得意识到“成败利钝，非臣之所能睹也”，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面对蜀汉的种种劣势和困境，乃至不可避免的失败的趋势，他始终把尽忠奉献当作生命的终极目的。为了蜀汉事业，他抱病南征北伐，临阵督战，甚至“亲校簿书，自理细事”“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不过数升”。临终前还遍观各营，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这种悲剧情怀激起了后代多少人为之同声一哭，“卧龙虽得其主，未得其时，惜哉！”真是“无志决身歼，不计利钱之孔明，则谁传扶汉之心于千古”。作者大力推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义精神，与作者的美学理想和思想倾向是大有关系的。这种“忠义”观，是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封建社会人民的理想的。

四、仁义刘备的悲剧性

在《三国演义》中，就英雄典型而言，较之关羽、诸葛亮，刘备的形象并非刻画得十分成功，但从“义”上分析，他的悲剧性格的刻画和渲染却是鲜明的。作者是把这个人物作为包含“忠义”理想的明主和仁君形象来塑造的。

刘备的一生从始至终都把“义”作为个人行动的准则。君主之“义”在于爱民，在那个战乱频仍，人欲横流，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封建社会里，能“爱民”是很难得的，尽管“爱民”的目的在于治民，但也还是人们所欢迎的。在小说中，刘备以宽仁待民和曹操以残暴害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备深知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他初作喜安县尉，就“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在新野时，老百姓又歌颂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当阳撤退时，十几万百姓跟随他渡江，而追兵在即，尽管情势万分危急，他决不弃民先行，常说：“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若为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不忍也。”这与董卓所鼓吹的“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是截然相反的。由此，刘备“仁德”之主的名声传遍天下，对于他收罗群才，创一代基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刘备当了皇帝之后，刘、关、张三人之间，还保持着“桃园结义”的初衷，所谓“义为君臣，恩犹父子”， 这对于封建君王而言是极其难得的。而小说中曹操其奸诈、残酷的性格恰与刘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曹操以“宁教我负天下，休教天下人负我”为人生哲学，他为报父仇进攻徐州，“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他讨袁术，却因缺粮耍诡计而枉杀了粮官王卮；而曹操称王之后，则大杀功臣，如陈琳、杨修等功臣劳士，一个个成了他的刀下之鬼，这是封建帝王常实行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残酷政策……从这些对比描写中，可以看出小说中“拥刘反曹”的观念，也充分表现了封建时代人民拥护“明君”，憎恶“暴君”的愿望。

刘备重义，不仅表现在忠于汉室，“欲申大义于天下”，而且表现在其重个人义气，重兄弟之义上，后者使“义”的理想化达到了悲剧性的高峰。刘备把兄弟之义超于国家、社稷之上，以个人感情代替政策，一反常态拒不采纳一切忠谏，一意孤行。在这里，其兄弟之“义”与恢复汉室的“忠”是相对立的，但也是符合这位以“义”著称的明君的性格的发展的，否则，刘备就不能成其为刘备了。“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这就是贵在于“义”。这种高度地美化刘备宁可不做皇帝，不为个人独享富贵而决意赴“义”的那种悲切执着，坚贞不拔的凛然义气，使他的性格更加净化。作品歌颂刘、关、张三人为忠义而生而死的一生，正体现了典型人物悲剧性的完整性，并且也暗示了蜀汉事业将以悲剧而告结束的必然性。

五、结语

通过悲剧主角的性格塑造，可见 “义” 在小说中的复杂性。

就进步性而言，小说所赞美的与“忠”矛盾甚至对立的“义”，已冲破封建的等级秩序和尊卑观念，他以感情认同为纽带，发展了“侠以武犯禁”的传统，其中的朦胧的平等色彩，以及对至情的憧憬，又反映出人民群众冲破旧传统，打破礼教的约束，对新的生存方式的寻求。为替结义兄弟报仇，刘备、张飞以“桃园盟誓”为重，置创业于不顾，决意兴兵伐吴，赵云等谏曰：“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刘备却答曰：“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张飞更是怒曰：“是何言也！昔我三人桃园结义，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兄中途而逝，吾得独享富贵耶……。”我们姑不记这在政治上是否明智，即以其感情之真挚，信念之忠贞，以身殉义而言，足以摧人肺腑。有人批判刘备的行为是“殉小义而不顾大义”，然而，若从作品的的思想倾向和作者的美学理想来考察，就不难发现，作品的主人公从结义、尽义到殉义，都贯穿着“君臣而有兄弟”的政治、道德和美学理想。刘、张痛不欲生的感情和坚决为兄弟报仇的信念，正是这种理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刘备、关羽、张飞的一生可谓“为忠义而生，为忠义而死”的一生。这又恰与刘综、袁谭、曹丕的兄弟相煎，同室操戈适成鲜明对照，愈加显示了这种“义”之崇高，这种“义”是高于一切，超于五伦之上的，它已经超越了拜交结盟的狭笼，而被人民群众看作是我们民族所共有的一种精神财富，一种优良品质。由于它吻合了群众心态，并在实际的生活中起到了扶危济困的作用，因之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以至人们可以为之赴汤蹈火，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因此，人们往往仿效小说中的结义方式组成各种秘密或公开的社会组织，从事政治，经济的或维护生存权利的斗争，甚至变而为起义造反，直接打击封建统治，在改朝换代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