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范文1

李鸿章崛起,在上海附近一战。他编练淮军,方开抵上海时,衣装破烂,洋人耻笑不置,人谓之叫化子兵。李鸿章说:“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及战,洋兵数败,华尔率洋枪队弃青浦,走松江。李鸿章率部程学启(原属曾国藩军)战于新桥,乘胜攻泗泾,解松江围。洋鬼子不敢轻视李鸿章带的叫化子兵了,李鸿章声名大噪。从此之后,一帆风顺,直至甲午战前,享受了极高的荣誉。

自清初至同治,文臣封侯,自曾国藩始。打下江宁,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赏双眼花翎。是时的李鸿章,封一等肃毅伯,亦赏双眼花翎,以爵位论,在国藩之下。后来的岁月,鸿章所得优遇,就逐渐凌驾国藩之上了。同治七年,西捻平,鸿章八月入觐,赐紫禁城骑马。这是国藩所未得者。光绪五年,鸿章受命题同治及其皇后神主。以学问、人品都远不及国藩的鸿章,得此当时认为无上光荣的尊崇,可谓极矣。自然,其时国藩已死,即使不死,按诸情势,典主之荣,也落不到他头上了。鸿章一生最高赏赐,在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年甲午战发之前,光绪十九年正月,鸿章年七十,两宫赐寿。光绪二十年,赏戴三眼花翎,这又是乃师生前所未得者。《异辞录》有一段话,谓:“同光以来,每逢庆典,李文忠常得异数。紫缰三眼翎,本朝赐近支八分,今以当古之九锡,人臣所不能有。……德宗三旬庆典,文忠得方龙补服,出于《会典》之外。”

最可看曾李待遇之异者,是死后享受的不同。曾死,“辍朝三日,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李死,“两宫震悼,赐祭葬,赠太傅,受封一等位,谥文忠。入祀贤良祠,安徽、浙江、江苏、上海、江宁、天津各建专祠以祀,并命于京师特建专祠。汉臣祀京师,盖异数也”。(以上分见《清史稿》曾李本传)李鸿章的爵位,在死后和曾国藩拉平了,比国藩高了一级的是,京师建立专祠。国藩地下有知,当重复生前所说:“今上甚从其言也。”其实,重用后半生的李鸿章,初在恭王,后在醇王,因二王而邀慈禧的宠信,鸿章身价日隆矣。

甲午战败以前,鸿章虽亦曾受攻讦,还有人比之为贾似道、严嵩,袁爽秋甚而毁与鸿章子经方的儿女婚约。但攻讦主要来自反对洋务的守旧之士和清议朝政的清流党人,对他来说,是小焉者,不在话下的。反对开放,反对学西法(尽管国藩和鸿章主张学的西法是尚未得其本,毕竟是进了一大步),其时已成不了气候,至于清流党,尽管激昂慷慨,终归是局外人空口说白话容易,无实际之补,亦于鸿章所图之大局无碍。对李鸿章一生最大打击,致命的一击,乃在甲午惨败。

尽管有人批评鸿章历次上疏言海防之固“似嫌过于自满,启上骄志”,又说:“然北洋海陆全军,缓急足恃与否,渤海门户深固不摇与否,公(指鸿章)于事前似未尽知。”(《异辞录》)毕竟,苦心经营数十年,鸿章于我海防及海军实力,还是比较清楚的。鸿章之咎,在于未力争不得以购买机器军火费用移以修建颐和园。《异辞录》作者刘体仁,对此说是“以汉臣而膺宠眷,未便与人家事,此不能为公咎者”。其说荒唐,动用军费怎能说是清室家事?正因为李鸿章于中日海军比较清楚,所以,他才不主战。多年传统观念,至今也还是如此,论战论人,往往概以主张战和判忠奸,主战者皆忠臣、英雄,主和者必奸臣、败类。鸿章在此种朝野议论影响下,没有公开明确表示反对战,然《清史稿》鸿章本传,已道出鸿章之不主战,“至是(指甲午时),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方设谋解纷难”,就是通过外交谈判。张百熙疏劾鸿章“阳作战备,阴实主和”,在朝野压力之下,鸿章自不能不战了。时头脑清醒的大臣无多,只孙家鼐力言衅不可启。私家笔记所载,也证明了鸿章已战而欲中途停战:“中日战事方起,是时当局要人李文忠为海陆军帅,手握全权;直隶提督叶曙青为大将,身当前敌;项城为行人,通使命,合词请班师以待天下公论。”战端已起,自然止不住了。

当时,主战最力的人,是李鸿藻和翁同。袁世凯奔走李鸿藻之门,张季直和文廷式为翁同耳目,袁世凯大言,按他的计划,可以制敌于先,这自然是胡吹。难怪战败以后,李鸿藻用袁世凯小站练兵,鸿章以羞辱之身归自马关,讽刺说:“余败军之将,候袁大少爷成军后可以一战。”

甲午终败了,且败得如是之惨,李鸿章声誉一落千丈,他还得含羞忍辱去日本马关谈判。鸿章本不愿去,“然辞气之间,不无踟躇”,这是他可贵的当大任的精神。李鸿藻怂恿他去,说是“好为之,所不与公祸福与共者,有如天日”。不能说鸿章因此一言而去,毕竟有一位大臣愿与共分担责任,有以促成其去。马关谈判,春帆楼面对伊藤博文咄咄逼人的气势,李鸿章虽败军之将亦足以言勇,当场还能使伊藤下不了台。而李鸿藻口出壮言,徒成空语。这正是做实事和说空话的对照。

回国之后,从此背上了汉奸罪名,“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成了千古名联。名丑杨鸣玉(又名杨赶三)讽刺李鸿章早在平壤之败时,是役李诏夺三眼翎黄马褂,赶三演《丑表功》,去保儿,临场插诨云:“我有汗马功劳,奈何夺我三眼翎,褫我黄马褂。”可以想见剧场的强烈反应。不久杨死,乃有此联出。平心而论,以战败之罪归于一人,是不公平的。李二先生非汉奸,且为近代史上有功之臣,于中国近代化有功之臣。

李鸿章传范文2

关键词 李鸿章 外交思想 原因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李鸿章（1823-1901）字渐甫，安徽合肥人。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长期掌管朝廷外交，他的外交思想影响自然不可小视。“外须和戎，内须自强”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研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并以史为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李鸿章“和戎、自强”外交思想的形成

1840年**战争，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面对国力强盛的西方各国， 怎样尽量避免战争的爆发， 如何增强自身国力，抵抗外来侵略，李鸿章不得不去思考处理这些事情。

1862年，李鸿章创办淮军，时值第二次**战争刚结束，国内人民反抗太平天国运动仍在继续。内忧外患，要求李鸿章审时度势，外理好与各方的关系。在与洋人交往中，李鸿章强化了他的认识。第一，中国的国力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甚大， 尤其在军事装备上， 必须“委曲将就”以求得“明是和局必阴为战备”。第二，洋枪洋炮不仅是西方国家强盛的原因，对维护清王朝统治也至关重要，所以“转危为安， 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第三，洋人在维护王朝统治的问题上可以信义笼络，发挥其长为我所用。李鸿章笼络华尔不仅帮助淮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 而且密切了其与英法列强的关系。上述三点，是李鸿章在办理外交事务中产生并强化的是其外交思想形成的基础。

60年代开始，李鸿章便投身到洋务运动中。成为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这时的李鸿章，一方面已得到清政府的倚重；另一方面，是外国人愿意接触的政府官员，成为清廷处理内政、外交问题不可缺少的人物。自办理天津教案到《辛丑条约》订立， 李鸿章的“和戎、自强”外交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完善。

2李鸿章外交思想产生的原因

第一，“和戎、自强”外交思想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产物。李鸿章出仕为官时，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日衰决定了清政府不可能有平等的外交地位，只能是屈侮外交。李鸿章说：“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 譬如交友，彼比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 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 亦复无济于事。”。国力衰竭，弱国无外交，必要时委屈将就争取自强，这是李鸿章“和戎” 的含义和出发点。

“和戎”是李鸿章外交的第一步，借法自强取得平等的外交地位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李鸿章认识到：“洋人之要挟与否，视我国势之强弱。我当能自强，而使民物殷阜，洋人愈不敢肆要求；我不能自强，则虽民物萧条，洋人亦必隐图其狂逞”。他得出结论，自强是平等外交的基础，有了实力才能掌握外交的主动权。李鸿章自强的手段是变法，即改变现有的统治方法。他认为变法是在不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学习西方长技，在经济、技术领域的变革，是改变中国被动挨打受人欺侮处境的唯一出路。

第二，“和戎、自强”外交思想是李鸿章为人处世，服官治事原则的体现。李鸿章从六岁起就接受严格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教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封建士大夫的人生模式，决定了他为人处世、服官治事的原则，在此原则下，对君王、朝廷的忠贞和赤诚报效成为他一生遵循的最高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身为朝廷命官，他把维护王朝统治作为己任， 执行清政府“和戎” 外交路线。

第三， “和戎、自强”外交思想是对曾国藩“内安外攘”、“师夷智”主张的继承和发展。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他不仅教授其义理之学，而且教授他为官之道。曾国藩主张“内安外攘”，认为“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李鸿章不仅完全承袭了其师的政治主张，在办理对外事务上，李鸿章也得到曾国藩的真传，他出任北洋大臣时，曾国藩嘱托道：“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 小有错误， 即贻害大局”，其中原因是“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的，都是不中用的。”李鸿章时时记住其师的“忠诚笃敬” 的教诲，深感收获甚大，“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指示之力。”

3李鸿章外交思想的评价

“和戎、自强”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两个方面，在李鸿章看来，“和戎”只是权宜之计，“变法自强”才是根本之图。“和戎”的主要意义在于为“自强”争取时间，创造条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对于19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而言， 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也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参考文献

[1] 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M].光绪戌申印行本，1908.

[2] 婧妍，天舒.李鸿章为官艺术[M].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1999.

[3] 舒乡，李小圣.李鸿章处世艺术[M].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1999.

李鸿章传范文3

关键词： 李鸿章 洋务运动 近代化 时代的悲剧

一、李鸿章的发迹

李鸿章（1823—1901）晚清重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1838年，年幼的李鸿章随父李文安入京，拜殿试进士曾国藩为师，九年以后，他殿试高中钦点翰林。1851年，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爆发，他由文臣而至六部拜卿相的仕途被打乱了，历史却另外安排了他的发迹之路。1853年4月同乡刑部侍郎吕贤基上书咸丰帝自请回乡编练团勇，以靖国难，邀李鸿章协办。李鸿章从此走上了从军旅生涯中谋进身之阶的道路。1856年怀才不遇的他改投恩师曾国藩湘军大营，迈出了人生辉煌的第一步。

在曾国藩的精心培育和教诲下，李鸿章稳健持重，老成世故。1861年，为兼顾东南，保有上海这个重要的通商口岸，实现东西夹击江浙太平军的战略意图，曾国藩派李鸿章渡江北上入淮，编练淮军。1862年4月，李鸿章率淮军由安庆乘英国轮船到上海，与外国侵略者华尔组建的洋枪队守上海，不久攻陷苏州、常州。在平息东南太平军中战功显赫，升任江西巡抚。1865年署任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由曾国藩推荐，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外交大权。在汉族官僚势力三大核心人物中，曾国藩无意权柄、离位又早逝；左宗棠经营西北，苦于国难，到处消防救火，湘军被遣散，远戍边疆而势微。唯李鸿章淮军一支独大，成为大清的擎天支柱、国之藩篱。这样，他也走上了自己人生的最高峰。

二、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先觉者和旗手

19世纪40年代，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腐败的清朝的统治者没有付诸实践，直到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下，慈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挽救清朝危机，图谋富强，支持洋务派。洋务运动在中央以奕、文祥为代表。地方大吏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而经营时间最长，兴办洋务事业最多，贡献最大的则是李鸿章。其当时被誉为“中国第一人”。欧洲雕塑家把李鸿章称为中国的格兰斯顿，并列为“世界三大伟人”。

李鸿章是洋务派中最先从行动上向西方学习的人。1862年，他率淮军赴上海与外国侵略者华尔组建的“洋枪队”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叹于洋武器之威力，惊呼“真神技也”，视为“攻城利器”。他认识到中国兵器不如人，必须引进西洋武器。“我能自强则彼族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自此立志自强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兵工厂。

洋务运动初期，以创办军事工业为主。先后创建20多所兵工厂，其中最有示范性和实力的是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除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外，其余三大兵工厂由李鸿章创办或接办。他一声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光觅巧匠，讲求制器及制器之器，击锐催坚”实力最雄厚，能够仿制洋枪、洋炮，制造的无烟火药达到了世界水平，也能造轻吨的轮船或军舰。“西学为用”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器生产完全代替了手工劳动，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根本标志。李鸿章是使中国发生这种转变的第一人。

洋务运动后期，为解决军事工业存在的资金、燃料短缺、交通运输等困难，李鸿章又率先创办民用企业辅助军事工业。他创办的著名企业有上海轮船招商局、平矿务局、上海织布局和漠河金矿。李鸿章创办的民用企业，充实了军费加强了近代国防建设，又一定程度上**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如上海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不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的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白银，美国旗昌行因不堪索赔，被招商局兼并。中国资本挫败洋商，当时被视为“创见之事”。

1874年，清政府讨论海防问题中，李鸿章强调应“中外一心，坚持必办，力排浮议，力久不懈，百折不回”。清廷委任他为北洋大臣筹建海军。1885年他建立海军部，1888年创办北洋海军（近代第一支海军）。中国有海无防的格局被他打破（成为中国海军近代化的创始人）。此外，为辅助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的发展，李鸿章又力主革新，认为科举制度之弊，“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难以培养人才。他积极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翻译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建设了近代教育的新风气。

李鸿章在当时国势衰弱、时政紧张、人才缺乏的困难形势下，坚持兴办洋务，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路先锋。

三、李鸿章身负晚清的重大罪过，是时代悲剧的缩影

李鸿章不能超越他的时代界限和阶级局限，他和中兴诸臣虽然力挽狂澜，挽救清王朝，却无法实现真正中兴。清廷昏庸无能，腐朽衰败；慈禧，势奢极欲，纲纪败坏；而皇帝羸弱，拘谨怯弱；官吏贪赃枉法，醉生梦死的现实条件下，李鸿章只能同流合污，尸任素餐，俯仰之间，惟慈禧马首是瞻，消磨锐气。在列强的之下，李鸿章的治国安邦策略，捉襟见肘，漏洞百出。李鸿章自戏为清朝“糊裱大匠”。

在国事的战与和中，左右摇摆，乞求圆满解决之策。中法战争中，李鸿章奉行妥协。投降路线，不可与欧洲列强轻言战事。这与慈禧害怕战事会危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谋而合。把中国的胜利作为与法国外交求和妥协的资本，“以胜求和”，签订《中法新约》，致使中国不败而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慈禧害怕战事破坏自己的六十大寿，指示李鸿章不可再生事端，以和为主，李鸿章又对日本妥协投降，奉行“避战求和”的政策，寄希望于英、俄“调停”，又命令清军“先定守局，再图进取”。贻误战机，朝鲜战事连连失利，战火延及中国，辽东一役，今昔淮军已成为朽木不堪一击。黄海大战后，李鸿章极力夸大战后损失，采取“保船避战”，命令北洋舰队躲入威海卫军港，不许巡海迎敌，“如违令出战，虽胜亦罪”。日军围攻威海卫，李鸿章下令不准出战，北洋舰队被困港内，坐以待毙，全军覆灭。北洋舰队的灭亡宣告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战争中，李鸿章把北洋舰队视为私产和个人升官发财的资本，再加上慈禧的牵制，没有把北洋舰队作为捍卫国家的利器。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受清廷委派，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事隔七年后，又受清廷支派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和他的主子慈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的进程。李鸿章是公认的清国忠臣，他所从事的一切政治活动均以维护清朝为准绳。同时，他实际上处于“弱国外交”的尴尬境地，被逼出卖国家和国家利益，助纣为虐，罪责难逃。他和他效忠的清廷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受永世唾弃。

四、结语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写道：“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以中国当时的国势，“内治不修，实则外交无可辩之理，虽才干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国不及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李鸿章身处既要忠于朝廷，又不能得罪洋人的夹缝中，推行社会改革，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同时长期的“弱国外交”尴尬境界，使他无法在日本、西方列强面前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抱憾终生。李鸿章的个人悲剧正是清政府的衰败、中国封建制度日趋没落的缩影。至于李鸿章个人无论如何作为都无法改变清朝覆灭的命运。

参考文献：

[1]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2]夏东元.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李鸿章传范文4

关键词：中国铁路；李鸿章

李鸿章宦海沉浮的40多年，正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兴起，世界列强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内燃机的创造发明使交通运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帝国主义国家开始竞相修筑铁路。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之一，李鸿章也逐渐意识修筑铁路的重要性。

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进人新的发展时期。军事工业的发展和民用工业的创办，迫切要求解决交通运输问题，洋务派首先着眼于轮船航运，由是在1872年诞生了轮船招商局。但是轮船运输显然不能满足内陆的运输需求。

1872年10月，李鸿章在致丁日昌的信里，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土若竟改驿为电信，土车为铁路，庶足相持”1的观点。

在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之下，李鸿章日渐认识到铁路在军事上的重要性。1874年春，日本侵略台湾，东南海防顿时紧张，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正式提出了修建铁路的问题。奏折说：“查南北洋滨海七省，自须联为一气，方能呼应灵通。……何况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倘如西国办法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尚不至于误事”。2

李鸿章当时认为只要朝廷主政者能够与自己认识一致，利用中央政府的权威加以强制推行，筑路一事便可成之。因此，翌年（1875）李鸿章便利用进京叩谒同治帝“梓宫”之机，面见恭亲王奕，请后者主持兴造铁路，得到的答复却是“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也遭拒绝，据称“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于是，李鸿章“从此绝口不谈矣”。3

光绪六年（1880），中俄边境吃紧、清廷召来淮军将领刘铭传京师商议军事。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他抵京后上了一个条陈说： “俄地横亘，东、西、北与我壤界交错，尤为心腹之忧。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威开路，以达浑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又称：“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4他还具体提出兴修北京到汉口（武汉）、北京到浦口（南京）的南线，和北京到沈阳、北京到甘肃的北线。当时慈禧将刘铭传之上疏，发给了直隶总督李鸿章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议覆。

李鸿章根据薛福成的意见应谕上奏《妥议铁路事宜折》，这是李鸿章以“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的胆识第一次将自己的铁路建设思想全面地付诸奏章，可以说，这也是李鸿章要求中国建设铁路的宣言书，这份奏折集中回答了两个基本问题，即中国要不要建铁路？ 如何建铁路？ 他明确地提出： “铁路为富强要图，亟宜试办。”5

对于刘铭传、李鸿章的修路倡议，首先提出反对的是内阁学士张家骧与御史洪良品。他们上疏，或言三弊，或言五害，用词，十分激烈，廷臣中附和者日众，慈禧遂罢修路之议。刘铭传的提议失败，但作为让步，清廷同意让李鸿章试办唐胥铁路。

直`、滦州（今滦县）、开平镇（今属唐山市）一带，自明代始，即有人掘土窑采煤。为解决天津机器局、北洋水师军舰、招商局轮船的用煤问题，1875年，李鸿章奏准筹办开平煤矿，因开煤矿需要解决运输问题，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上奏清政府“由矿务局出资，自唐山起至胥各庄止，建一铁路，以便运煤”，本来清廷已同意，正筹备间，却遭到顽固派以“（机车）振动山川，有碍陵寝”加以阻挠，清廷遂又收回成命。无奈之下，李鸿章以退为进，授意开平矿务局再次奏请修建运煤轻便铁路，申明为免于震动东陵，可不行驶机车，以驴马拖曳。经其一再努力，清政府终在“极度不愿意的情况下允许”。6

1881年唐胥铁路开始试办该铁路修成以后，虽然全长只有18里，但却中国铁路史上零的突破。刚开始铁路以骡马拖拽，后因动力太小，中国工人在英国工程师金达的指导下，自制“龙号”机车，这是中国第一台机车，龙号的投入使用使唐胥铁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铁路，但也引来流言蜚语，说火车行驶震动东陵，而且喷出的黑烟有伤庄稼。结果朝廷下令，勒令禁止使用火车头，运煤的车皮再次被骡马替代。后来在李鸿章的反复奏请，又迫于中法战争开战在即，对煤需求增大，清廷才同意改为机车带动。

到了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战斗中由于运输不利，几致败局。次年与法议和，清廷又议整顿防务，李鸿章遂重提召商集股，筹集资金，兴办铁路。此时，大学士左宗棠也加入修路派行列，他所上的七项条陈中，第一条就是兴修铁路，指出：“外国以经商为本，因商造路，因路治兵，转运灵通，无往不利。其未建以前阻挠固甚，一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7这一年冬，李鸿章又倡议修山东陶城至临清间的铁路，但为漕运总督崧骏等上疏所止。

1886 年，经李鸿章奏请，铁路事务统归海军衙门管理，铁路事务有了正式的行政管辖，铁路建设有了主持机构。这表明清政府对铁路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新的飞跃，铁路事务有了正式的行政管辖。

同年因从德国订购“定远”等铁甲舰抵达北洋水师军港，李鸿章奏请朝廷检阅，于是慈禧指派醇亲王奕X和李莲英检阅海军。醇亲王奕X当时已经替代恭亲王奕忻成为摄政王，而且他是光绪皇帝的生父，慈禧的妹丈，是个响当当实力派。醇亲王其间就大力兴办铁路一事与李鸿章进行了深入面谈，回京后又往返函商，李鸿章终于拉拢到有力的支持者。1887年2月醇亲王以海军衙门名义正式奏请修造津沽铁路，将唐胥铁路伸延，经芦台、塘沽直达天津。奏入，经慈禧太后诏准。该线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通车，李鸿章为此致函醇王感谢说：“幸得殿下亲历北洋，决疑定计，奏准兴修津沽铁路，鸿章额手称庆。以为铁路乃举世所疑，而殿下雄心毅力，一闻鄙言，如石投水，诚千载一时，为中国自强之基。”8

修路派随即一鼓作气，李鸿章以代粤商陈承德递禀为名，奏请接造津通铁路，与已成之津唐线连成一气。此议一出，反修路派立即群起而攻之，先后由户部尚书翁同、礼部尚书奎润、内阁学士文治、徐会沣、御史余联沅、洪良品、屠守仁等接连上疏阻谏，提出修铁路有“资敌、扰民、失业”三大弊端，以致“举朝骇然”。9慈禧亦因之犹豫不决。

李鸿章为改变慈禧反复无常的态度，1887年3月，李鸿章进京护慈禧和光绪扫墓，乘着刚刚批准津沽铁路建设的余热，向慈禧和奕X建议建筑铁路等洋务大计，同时他还送了慈禧一件“小玩意”――在慈禧所住的北、中、南海，建一条小小的铁路――西苑铁路。李鸿章真是用心良苦，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对于朝廷决策者的一次铁路交通的启蒙教育。不久，一条长1500米的微型铁路落成了，慈禧太后和大臣坐上了6节车厢的小火车，火车晃晃悠悠地在园内绕了一个大圈，比乘马车坐轿子更稳健快捷。1889年5月，清廷终于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文件。清政府视修筑铁路“为自强要策，必应通筹天下全局”，“即可毅然兴办”10，从此，建筑铁路便正式成为清朝的一项国家政策。

就这样中国铁路事业在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的艰苦奋斗下，艰难前行。甲午战前，中国仅造铁路447公里，而由李鸿章主持的就有200多公里。这其中，有他对铁路利益的深刻体认，有他建言当权的苦口婆心，有他与顽固派的舌战笔斗，有他建设铁路的夙愿宏图，更有他克服重重阻碍的艰难实践。李鸿章为促进我国铁路事业的起步，奠定我国铁路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铁路史的开山师祖曾鲲化由衷地称赞道：“我国路界唯一之元勋，其合肥李文忠公鸿章乎！”。11

注释

1.《朋僚函稿》卷二十，第26。

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2-23页。

3.《朋僚函稿》卷十七，第13页。

4.《刘铭传文集》第43-46页。

5.《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九，第20-28页。

6.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

7.《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九志一百二十四，交通一。

8.《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3，《详陈创修铁路本末》。

9.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60页。

10.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1984年版第一册，中华书局，第171页。

11.曾鲲化：《中国铁路史》，广文书局。

参考文献

[1]程红.从晚清铁路争议看淮系集团的政治运作[J].安徽史学.2004（5），88-91。

[2]魏均.中国近代的开路先锋――李鸿章[J].人文杂志.2002（2），142。

李鸿章传范文5

大清官员在对待外夷方面，态度随着大清武力的一败再败而逐渐发生改变，大致的规律是――前倨后恭!而李鸿章却变化不大，总的来讲，是一直坚持“倨”着。李鸿章当然有倨的资本。他是大清历史上第一个在外交舞台上与“鬼”周旋的人――大清第一个外交家。李鸿章近1米8的个子，堂堂的仪表，站到外夷前面，一点儿也不逊色。李鸿章的外交生涯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他的才情，他在“鬼”面前的不卑不亢甚至略显傲慢的大员风范，居然引起了诸多欧美人士的好感。“鬼眼”之下，李鸿章甚至有半神半仙的气质――濮兰德的《李鸿章》里，记载了74岁的李鸿章在一个英国人眼里的形象：“我从议院出来时，突然与李鸿章打了个照面，他正被人领入听取辩论。他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异乡人。他的蓝色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他看到的每个人投以感激优雅的微笑。从容貌来看，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虽然李鸿章的倨也表现在对内方面，但他的倨更多的表现在对外，也就是对待外夷方面，这一切很有意思。广为流传但未得查证的一个版本是，1896年6月27日李鸿章在德国拜访“铁血宰相”俾斯麦。乍见面时，两个人着实互相客气了一番，可是当俾斯麦说出“我闻阁下有称为‘东方俾斯麦’者”时，我们的鸿章当即脱口而出“噫!我只听说过有位‘西方李鸿章’，可是阁下吗?”果然出口不凡!

有关李鸿章倨傲的版本特别多，虽然有些是野史兼小说家言，不能算作信史，但我觉得这些事情发生在李鸿章的身上，也算是合情合理。特别是他与小日本的较量，其中的细节描写最有意思，且姑妄录之于下：

故事一：1870年，日本使臣柳原前光带着日本外务府的文书，拜见李鸿章，要求两国通商，订立条约。李鸿章认为日本是蕞尔小国，与我通商，是求我们来了，为了显示“礼仪之邦”，大国风范，当然要同意。奈何总理衙门不同意，指示：只许通商不许签约。李鸿章认为不是什么事，赞同签字。1871年，日本大藏伊达宗城与柳原前光又来了：贵国已同意我们通商。我们这次来，是要建立一个友好条约。

李：就来两人?是不是太非礼了?

曰：李中堂大人，大清国人口众多，大大的；我们日本是大清国的孩子，小小的。我们来这里，是小孩找大人，来的人不应该太多的。

李大笑：小小的。伸出小拇指对着他们。

谈判的时候，李鸿章看帖子很细，发现其中一条：日本国可运输货物到中国内地，也可到中国内地购买货物。

李在两个“可”前各加一个字――“不”!

故事二：1874年，日本觊觎台湾，清日战争一触即发。台湾的清兵超过日军三倍，但统帅沈葆桢认为大清没有铁甲舰，恐不是日本对手。侵台日兵人数本就少，又染上了疫病，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也有些怯战。双方都怯的结果，便是李鸿章与柳原前光坐到了谈判桌上。李吸着自己的水烟袋，对坐在自己面前的柳视而不见。中国第一外交家吐烟圈的水平超过了好多小流氓，在鬼子们的面前，他当然不放过任何显示自己烟圈水平的机会――可怜的柳原前光被呛得一阵儿咳嗽!还没有咳嗽完，李鸿章一口痰吐了出来，命中率真高，不偏不倚，正好落到了柳原前光的脚上。李的侍卫们实在憋不住，竟有笑出声儿的。柳原前光受不了了，说：大臣阁下……尚未说完，李鸿章的漱口水又全喷出来了，落到了柳的裤腿上。柳急了，站起来，一番八格牙路，两个侍卫把他摁下去。

李鸿章这才懒洋洋地开口：干什么来了?

柳说了好多，中心意思是：不打了，给俩钱。

李：呸!要钱没有，要打奉陪。送客!

上面两个故事，自然也是野史小说家言。类似的故事还有，虽没有如此极端，但鸿章的傲慢架子还是有的，不是埋头喝汤目中无人，就是大吐烟圈不理人家。一是天朝本身就傲慢，二是鸿章本人也有傲慢的资格，三是小日本在明朝时长期为我贡属国。小日本这时候想在中国争得与西方列强一样的“最惠国待遇”，咱对它的评价是：想得美!综上所述，日本使者在谈判桌上受些闲气也是正常的。受过李鸿章之气的，还有日本名臣伊藤博文，这个倒是真的。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载，中法战争之时，“朝鲜京城又有袭击日本使馆之事，盖华兵韩兵皆预有谋焉。朝鲜之为藩属、为自主，久已**于中日两国间。纠葛未定，日本乘我多事之际，派来津交涉。乃方到而法人和局已就，李鸿章本有一种自大之气，今见虎狼之法，尚且帖耳就范，蕞尔日本，其何能为?故于伊藤之来也，傲然以临之。彼伊藤于张邵议和之时，私语伍廷芳，谓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一句话，鸿章的傲慢居然吓得堂堂的伊藤心有余悸，也不知中堂大人是否向人家鞋上吐痰来着，但是能把人家吓着，估计动作不小……可是时移世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仅仅是十年之后，李鸿章比伊藤还要不堪，亲自跑到日本求和去了，不知一身傲慢的天朝老臣意下如何?只听见梁启超一动情之语――“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

当然酸心，不只是为大清，更多的是为李鸿章。谈判桌上，伊藤博文耍的就是二百五：“为免彼此争论，空耗时日，唯有同意与不同意两句话!”也就是说，老头儿只有点头yes摇头n0的权利。后来就连这点头与摇头都有些难了，老头儿回住处的路上，被日本一愤青小山丰太郎一枪击中左目。当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前来看望时，老头儿在病床上眯着未受伤的一只眼乞求对方：能不能快点开始谈判?

老头儿的傲慢于此荡然无存!

可能正因为这一点，一年之后的李鸿章在见到俾斯麦时才会不耻下问：“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之善?”“然则为政府言，请问何以图治?”没想到俾斯麦给了老头儿一个德国特色的回答：“首在得君专，得君既专，何事而不可为?”德国刚刚统一于铁腕之下，当然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可是中国的老太后还不够专吗?难能可贵的是。那么专的老太后，始终对李鸿章充满了信任。能在老太后手下得以善终，已经够幸运了!

历史也给了李鸿章一扇精彩的窗户，这窗户就是他晚年的游历欧美，可是傲慢的老头，只发现了欧美的器物之美。他发现不了器物之后的东西，所以，他搞了半辈子的洋务，用杨小凯先生的术语来讲，失败的根源还在于“后发劣势”!

李鸿章旅游到英国，对英国的一架缝纫机都能着上迷，并不惜重金，给老太后购回一台!我觉得他忽略了最不应该忽略的一件东西――他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议院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觉得那是一窝蜂似的吵架，说：“无甚可观!”

李鸿章传范文6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夏，李鸿章出任专使，赴俄国庆贺沙皇加冕礼是虚，签署《中俄密约》是实。此后行程便是游历和考察欧美。他访问法兰西期间，恰逢万国运动会（奥运会前身）在巴黎开幕。升旗仪式上，各国皆有国歌奏响，唯独大清帝国连一支国歌都没有，当场惹得洋毛子放肆嘲笑。李鸿章年逾古稀，白发萧疏，原本是应邀观礼的嘉宾，见此窘状，他健步离席，走到黄龙旗下，傲然挺立，大声清唱家乡安徽的民间小调“茉莉花”。那一刻，全场喧嚣归于肃静，旋即掌声雷动。一位东方老人以这种奇特的方式捍卫自己国家的尊严，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梁启超称道李鸿章是“庸众中的杰士”，于近代中国关系极大，关联极广。李鸿章与孙中山从未谋面，但他们离谋面只差很短的一段距离。起初，孙中山的《上李中堂书》石沉大海，李鸿章并未料到这位广东青年是蛰伏的神龙，乘云必能兴雨。后来，孙中山的英名震动全国，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也不得不为自己预留地步，竟冒险暗助革命党3万光洋，还谋求机会与孙中山在海上会晤，若不是孙中山临时改变主意，这场会晤必然会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午（1894年）海战之前，日本人评出当世五大伟人，分别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美国废奴总统林肯、中国大臣李鸿章、意大利统一者加里波第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李鸿章力压伊藤博文两肩，令人惊诧。对此，梁启超给出的合理解释是：“日本像伊藤的人不下百人，而中国只有一个李鸿章。”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曾说：“从体形看李鸿章比绝大多数人都高，从智力看他在众人之上，能越过他们的脑袋看很远的地方。”李鸿章身高约1.85米，这个高度就是与洋人打交道也毫不吃亏，他睥睨对手时，对方必然会感到巨大的压力。若不是弱国无外交，朝廷将李鸿章当成“救火队长”来用，他的成就将不可限量。在青年时期说过一句公平话：“李鸿章是船，清政府是水，舟大而水浅，李鸿章这艘船在水里无法航行，施展不开。”

历史就如同黄河水，许多事很难泾渭分明，其复杂性甚至超过常人想象的边际。私欲、荣名、功业、家族愿景、社会诉求、国家利益等，掺和在一起，最终，你会惊奇而又无奈地发现，历史很会捣糨糊，而且是这方面的顶尖高手。我们不妨回到问题的始端：李鸿章究竟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贼？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历史事实逐渐模糊，有些历史事实则水落石出。李鸿章办洋务，用人多不当，包庇盛宣怀招商局贪污案，最遭诟病。李鸿章办军务，“御人以术不以德”，致使众将不和，属邦朝鲜告急，他重用怯将叶志超和贪将卫汝贵，不仅丧师害事，在日军面前处处吃瘪，而且贻羞天下。这些都是确定不移的事实。但《中俄密约》的内幕交易被揭开屎桶盖子，仍能惊出众人一身冷汗。

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俄国史学家罗曼诺夫的《帝俄侵略满洲史》，作者根据俄国财政部秘档，查出一笔数额高达300万卢布的“李鸿章基金”，这笔钱只有李鸿章能够支取。如此说来，作家高阳认定李鸿章曾“引狼入室，复又为虎作伥”，并非毫无根据，李鸿章被骂为“卖国贼”，也不算完全冤枉他。李氏家族的巨额财富中包括了种植和贩卖**的黑色收入，罪恶的色彩相当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