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回扣范文1

其实，类似引发世人关注的案件早在8年前就已经发生过。那时，四川开江县人民医院就被查出了医疗群腐窝案，前后两届院长、副院长、药剂科科长、会计科科长5人落马。联合调查组根据药商的口供，顺藤摸瓜，查出9个地级市医院均有染医药回扣，随后10多个院长被立案调查。

如今，药品回扣依然是医疗行业的潜规则，成为医疗腐败的标志，正是因为它的“顽强”存在，让药价居高不下，似顽疾般难以治愈。尽管国家对虚高药价的治理一直没有停下脚步，国家发改委甚至20多次宣布对药品降价。但百姓进入医院，仍然感觉药价高企。

回扣为何难以退出“医药江湖”

2004年底，以实名举报揭开了开江人民医院医疗腐败盖子的该院原外科医生肖启伟就曾经透露：在当时的开江县医院，有一种门诊用量很大的抗菌素针剂，在外面药店每瓶售价仅10元，但在医院里却卖到72元一瓶，医药公司给医生的回扣多达20元。而漳州医疗购销腐败窝案中曝出惊人消息，每一种药品的回扣都是“明码标价”，药价的50%都是“公关费”，患者支付的药价，至少是成本价的10倍以上。

虚高药价使得药厂派出的医药代表能底气十足地对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医生等进行层层“公关”给回扣。那么虚高药价是怎么出来的呢？

“这是因为药品定价机制出现了问题。”四川省人民医院纪委副书记陈海鸥指出：“长期以来，大多数药品的成本价由药品生产企业自定，然后报国家有关部门审定销售价格。而全国的药品生产企业有数千家，竞争对手很多，要想在市场上有所斩获，能够生存下去，一些药品企业就使用不正常的竞争手段比如商业贿赂，药品回扣是主要形式。这笔钱从哪里出呢？自然是从药价里出，所以药品生产企业制定成本价时就考虑了今后的行贿成本，预留了价格空间，把成本价定得很高。”

专门对药价专门进行了调研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李先国，赞同此观点，他认为：“在生产环节，目前我国的药品定价仍采取国际上早已淘汰的成本加成定价法 ，在这种定价法下，为追求最大生产利润，制造企业申报出厂价格时有虚报生产成本的动机（将各种不应计入生产成本的费用统统计入生产成本）——名义成本脱离实际成本成为药品价格虚高的来源之一。”而国际上目前通行的药品定价方式是从市场角度出发，在竞争的环境下评估药品对消费者的价值。

“政府价格管理部门监管职责履行不到位也为药价虚高开了绿灯。”李先国指出，当前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科学、严密的药品监管体制，由于制药行业专业技术性强、企业布局分散、质量管理情况不同等原因，药价管理部门难以准确核定真实的成本。在药品生产流通企业虚高报价的情况下，审核不严、随意性大，甚至纵容放行，导致药价虚高成为现实。

以药品回扣为标志的医疗腐败行为长期大面积存在，引发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和深层次思考。四川省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吴琦说：“这些现象在医疗行业普遍存在，就不能说是个人的问题，应该思考医疗体制和政策是否出了问题。”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法研究专家卓小勤教授将产生医疗腐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数十年来一直实行的“以药养医”政策：让医院按比例从药品加价上获利，从而维持医院的运转和发展。“这使得医院、医生有了提高用药量的冲动，为医务人员接受药品回扣打开了方便之门。”

面对药价虚高的窘境，从2006年起，四川省率先实行对药品集中上网限价采购，实行最高限价，试图去除药价“虚火”，挤压医药代表的行贿空间。后来国家将这一模式在全国推广至今。这一模式将药品价格虚高的利润空间压缩了一部分，但还是没有把药价里的“水分”挤干净，因为单靠几个部门要准确测试药品的成本价格非常困难。后来四川省又允许医院对已经中标的药品进行二次议价，试图再挤药价“水分”。

“四川邛崃市人民医院就对中标的药品价格再拦腰砍一半，而药品经销商居然也能接受。你看，药价虚高得多离谱，医药代表才敢于出手大方行贿医院方。”成都一名县级医院院长说。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全面推行药品集中上网限价采购后，很快就出现低价中标药“一中就死”的现象。

“药价降低，医药代表不能或者少给医生回扣了，医生就不开或者少开这种药。于是，有的药厂就对药品换包装、换剂型，重新以高价上市，回扣就卷土重来。这在主政国家药监局时最为突出。”一家三甲医院的药剂科长如是说。

断根去虚火

如何管好药价，挤出虚高药价中的商业贿赂脓包？本刊记者就此话题进行了采访。

记者：“怎样才能在源头上去掉药价虚高成分，从而制定出合理的药价，让医药代表不能对医务人员行贿呢？”

陈海鸥（四川省人民医院纪委副书记）：“如果国家有关部门在核定药价时能准确地测算出药品的成本，制定出合理的药价。去除了虚高药价中的“水分”，即便药厂想对医务人员给回扣行贿，可能性也就不大了；就算还要给医生回扣，但微薄的回扣数和被查处的风险相比，医生或许会放弃回扣。”

记者：“全国有数千家药品生产企业，药价主管部门人手少，而且不全是专业人士，怎样把才能那么多药品的生产成本搞清楚，从而进行有效的监管呢？”

李先国（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政府的价格主管部门应该通过扎实的市场调查研究，获取第一手客观、真实的资料和信息，搞清生产药品的真实成本，制定合理的定价规则；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广参与定价，充分发挥学术机构和专家学者在政府定价决策中的作用，建立‘专家库’参与定价工作，对重大决策实行‘听证会’和专家论证制度，制定出科学的定价办法和严谨的定价程序，对药品实行阳光定价。”

卓小勤（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法研究专家、教授）：“有必要从调整医药产业结构入手，进一步花大力气调整制药产业结构，对大量的药厂进行整治、兼并，将全国的制药企业整合至30～60家。扩大企业规模，减少企业数量。这样做的好处是对于这些药厂不论从定价、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等都能够很好地进行规范和监管。现在的监管之所以非常困难，就是因为有大量的药厂存在，很难全部监管到。如果出现有类似贿赂、药品质量不合格等问题，就进行停业整顿，这样做会使得药厂损失非常大，提高了其违法成本。一次惩戒后，他们不敢再轻易违法。”

李学林（四川省大邑县人民医院院长）：“国家应该主要管住基本治疗等药物的零售价，对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目录中的药品、预防用药等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保证这部分药品的价格不虚高，管住了这些常用药品的价格，那么大部分老百姓常用药品的价格就管住了。而其它药品价格由生产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作价办法自主定价。”

药品回扣范文2

案情:某国有医院药房工作人员及相关负责人涉嫌按药品的价款2%、12%收受有关药品商支付的回扣(所谓统方费),医院各临床用药科室医生则按药品销售价款的20%收受有关药品回扣(所谓处方费),由医药人根据各临床医生各自开药情况给予相应回扣。药房收受回扣数额较大的相关工作人员被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 而临床医生则没有被立案。

分歧意见:本案中,对各临床用药科室医生收受有关药品销售价款的20%回扣(所谓处方费)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犯罪问题,办案人员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该行为不构成行贿犯罪。理由是:临床医生开处方是医生本身业务技术、服务活动的体现,不具有权力性和管理性,不是属于从事公务活动,也就不存在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的问题,故临床医生不符合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不具备受贿罪的主体资格,其收受回扣行为不构成受贿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该行为构成受贿犯罪。理由是国有医院的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是一种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他人钱财的行为,构成受贿犯罪。

评析:由此可以看出,本案的焦点在于临床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犯罪。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是国有医院的医生,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特征。因为国有医院是国家投资建设、国家财政拔款的全民事业单位,其国有医院在编医生符合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主体身份,是受贿犯罪的主体。在全国,对医生开处方收回扣构成受贿罪,也有一定数量的判例。

二医生开处方是其公务活动。医生拥有的处方权,既是对临床治疗动中的技术处置权,同时也是对药品行使“实质意义上”的管理、使用、销售权,是医院药品管理权的延伸。国有医院对药品的管理包括采购、保管、销售等环节,其中销售环节包括处方开药、药房配药、病人用药。而药房是根据处方销售药品,因此对药品销售起决定作用的是医生的处方。处方行为虽是一种技术性活动,但同时也具有管理性。医生诊断病情后,根据处方权本文由收集整理,他有权决定、使用同类药品中的何种药品、何厂家药品,有权决定用药量的多少。在这个层面上讲,医生就是医院的药品销售人员。正是由于医生的职业特点,使得医生的处方权与药品的销售权产生了有机结合,为了不正当的加大药品的销量,才会出现药品供应商根据医生开处方的药品实际销售量,送给医生回扣的情况。由于药品回扣的存在,势必导致回扣比例大的药品开的多,进而影响医院药品的正常销售和管理,因此具有一定的管理性。

另外,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生的处方行为越来越趋向社会性,但是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公务”的含义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在发生变化。随着政府权力的下放,很多社会组织承担起了一定的社会管理职能,公务行为逐渐分化为政府行政管理、市场经济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三部分。很多社会管理组织的工作人员的行为与现在的公务员行为相距甚远,其已不再具有完全的“行政性”,而更突出的是其“服务性”。因此在判断医生的处方行为时,不应生搬硬套简单的将其看

成是一种技术性、服务性或者劳务性的行为,而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后进行认定。国有医院作为公益性的国有事业单位,其医生代表医院开具处方,医院对医生的处方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医生的处方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职务行为,具有公务活动所要求的职能性,既是医生的专业技术活动,也是一种职务行为,因此属于“从事公务”。

药品回扣范文3

【关键词】 处方药品回扣；看病药费贵；原研药

近年来，医院药品的价格通过重新定价或者集中招标等形式来降低药品价格，但是“看病贵”一直没改善甚至还更贵了，老百姓对此意见较大，是构建和谐社会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当前，老百姓抱怨看病药费贵产生对医生不信任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社会负面影响［1]，社会各界给以了广泛关注，也做了大量研究，取得一定的进展。本文从药品回扣的视角展开来，综述看病药费贵成因如下：

1 医生收受处方药回扣

我国自古就有“医药不分家”的传统。几千年的祖国传统医学史就是一部医学、药学同步发展史。在这种历史的渊源之下，医生对药品的使用自然形成一种垄断。在医生和患者的关系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药品价格刚性，患者仅有极少的选择权和议价能力，在惩罚力度不足的情况下，医生拥有极强的供给诱导需求能力［2]，换句话说，医生开什么药，患者就拿什么药。

正是医生的处方权，决定着医生根据病人病情来开药价较高的药品，目的是一为自己拿药品回扣二也为医院经营收益（因大部分药品在医院实行加成销售）着想，对患者的切身利益往往于不顾，所以大处方、贵处方就层出不穷，患者自然非常不满，抱怨看病药费太贵。其实，使用价廉质优的普通药品就可以将很多疾病治疗好，根本用不着很贵的药。

市场经济体制冲击下，医生行医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药商的回扣、吃喝玩乐、出国旅游、帮发论文等多种利益的驱使下，药品的疗效、安全性、顺应性、药物经济学等药品本身的价值不断弱化，为回扣、好处是图的思想占据主要地位，加上医院临床执业药师的功能没有很好发挥，医生用有回扣或者有利可图的药明显占处方总额很大的比例。然而，给医生药品回扣是包含在药价里面转嫁给患者自付了。这样的结果是大大使患者利益受损，医患矛盾也就凸陷出来，甚至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3]。

医生收入与之付出的劳动并不成比例。很多医生一个上午需要看几十个病人，平均五分钟看一个，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累的要死，但是每个月的薪水却并不多，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导致医生心理失衡，通过拿药品回扣来补偿收入的不合理性。况且，培养一名医生，要从医科大学、硕士、博士一路续下来，医生个人的投入产出比例低，当医生有药品回扣这个额外收入满足其自身的更多需求时，开贵药、大处方、过度治疗、重复治疗的情况就累见不鲜，患者的健康权益和自身利益相对就受损严重。

2 药商给予医院与药有关的人回扣或者好处

回扣药品进入医院销售往往需要理顺三个主要障碍方能有销量产出：

第一：入药批准 回扣药进入医院销售必须打通药事委员会主要成员：院长、分管药品的副院长、药剂科主任、临床科室主任等几个环节，每个环节均大量金钱打点，然后开药事会并获得一致同意才可以允许采购。

第二：药剂科流通 药品批准可以入院了，还需要药剂科采购（不给好处不采购）、库管（不给好处不发药到药房）、药房主管（不给好处不安排人去仓库领药）各个环节采取金钱或者其他好处打点。

第三：临床上量 药房有药了，需要医生处方给病人才能有销售量，否则前面所有的工作都白做了。这时候药商就使出浑身解数，首先是公关科室临床主任要求其允许在其科室推广，然后主任默许后再通过投其所好的方法做好科室里每一个有处方权的医生的工作以期望他们不断处方你的药品，并且按月统计总量给予回扣作回报，有些药品回扣占了药品价格的30%，如此按月循环式不断激励医生多使用你的药品。

综上所述，药品从入院到上量需要经过繁琐环节且必须花费金钱，然而“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花费还是要算在药价里面摊给了每一位购药的患者，试想想，对患者来说是多么不公平的［4]。同时，患者通过各种渠道如新闻媒体知道自己“被宰”之后，医患矛盾就及容易激化，往往医生是最大受害者，医院成了医患矛盾发生的场所，故说中国医生的职业面临险境［5]。

3 药品定价体制落后致药价虚高为回扣提供空间

国家药品管理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市场调节价三种形式。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具有垄断性生产、经营特征的药品，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其它药品实行市场调节价。

国家药监局2011年提供的数据显示：国产药品有187796个，进口药品7501个，中药保护品种1541个，药品生产企业7166家。药品品规过多与国家发放药品批文管制欠严有关，并且国产化学药品中仿制药品占90%以上，低水平重复生产现象极其严重，而药品的定价却是有国家发改委和各地方物价部门来决定，往往仿制药参考原研药来定价，显然不合实际，导致价格定制非常混乱，大部分药品都虚高定价，老百姓难承担药费之贵。

药品定价需要符合两种基本经济学评价―全面经济学评价（Full Economics Evaluations,FEEs）和预算影响分析（Buget Impact,BI）,前者旨在研究成本效果问题；后者则是为预测一个新药对医疗保健预算产生何种影响［6]。如果脱离两者结合，定价结果缺乏科学性，也脱离更好为广大患者提供价廉药品的存在性。

综合以上所述，生产企业虚列成本或虚列价格和药品定价缺失科学规范性［7]，虽然国家发改委多次降价药品，各个地方也实行集中招标降低大部分药品价格，但是药价依然虚高，为药品回扣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医生拿药品回扣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4 公立医院运行机制滞后为药品回扣创造环境

公立医院运行模式孕育了药品回扣的“温床”。绝大部分的回扣药品是在公立医院进行销售，但公立医院结构性、体制性等深层次的问题凸现，其行为偏离公益目标，阻碍了公立医院的健康发展，同时为药品回扣提供了存在的环境。医生拿药品回扣是为了弥补收入的不足，这已经是潜规则，临床科室主任和医院相关的领导都知道这么回事，但是仅开会等时候说说不能拿药品等的回扣，实际落实时有单次金额少、隐蔽性强、取证难等实际问题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其自然［8]。而且很多医院领导和科室主任也是从基层做起的，当年他们也拿过或者现在也还拿药品回扣，而且很多医生都同单位共事多年，怎么样也拉不下情面来管理这事！

公立医院政府投入少，“以药养医”局面没有完全好转。医院在政府投入少的情况下基本实行自负盈亏的经营管理模式，导致医院的趋利性增强，忽视公立医院公益性，而且“以药养医”的局面虽比往年有所改善但其所占比例依然高，造成医生开贵药既为医院生存发展考虑也为自己拿回扣提高收入着想的一种不适合降低药费多为广大患者利益服务的怪现象存在，必然就激化医患矛盾，随之而来的“医闹”、打骂医护人员的事件就多，据丁香园在2010年10月抽查14577名医生的调查中，66%医生说他们所在医院每月平均发生1-3起医患纠纷，故最后医患都两败俱伤。

公立医院社会公益性淡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体现在以非营利方式向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保健、治疗、预防和医学教育等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向贫困人口提供免费或低收费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公立医院公益性的特殊属性和社会要求，决定公立医院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同于一般企业或者其他社会组织，其要比企业或者其他社会组织更加重视社会责任［9]。

5 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而未能遏制药品回扣现象泛滥

首先，参保人员覆盖面未及全民。中国目前特殊的国情决定乡村与城镇的人均收入、经济水平、文化素质等方面有较大的区别，但“人人享有健康权利”是平等的。国家在农民的大病保障方面做了一些实绩，但是普通病种门诊方面是做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是远远不够。但是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基本方针，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题，其他多种形式补充医疗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坚持“三从三到”方针。优先解决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从无到有的问题，尽快实现全民医保的目标；进而解决覆盖范围从窄到宽的问题，加快扩大覆盖面，从重点保大病起步，逐步向门诊小病延伸；逐步解决保障水平从低到高的问题，提高并均衡医疗保障待遇水平，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医疗。

再者，医疗报销比例不高。2010年7月统计数字显示，我国参加社保的人数达到12.5亿，即约占总人口数的90%，这说明参保覆盖面是广的。因为各种复杂因素，医生开低廉的医保甲类（报销90-100%）药品不多，开价格较高医保乙类（50-70%）的药品占多数，有时还会开部分自费药，如此一来，病人看病自己掏腰包的钱却不少。

6 卫生政策未适应改革药品回扣有机可乘

国际卫生领域的改革与发展已经或正在经历从“基本人权保障”到“人人参与并受益”，再到“人人健康全面发展”的重大理念转变，通过提升卫生与健康在社会发展中优先权，以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国际社会把“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作为保障人的权利，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甚至作为化解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的风险，提高社会核心竞争力，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10]。但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保障人民基本医疗的政策却出现了许多不适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6.1 卫生政策导向医院市场化 80年代末期我国实行医院自主经营管理以来，医院趋利行为不断加强，医生为了医院效益，为了医院发展，过度医疗行为时时在发生着，过度市场化倾向,淡化了机构理应承担的社会职责,阻碍着它的改革，出现“看病贵”现象日益严重。“看病贵”与卫生政策导向医院市场化有着很大的关系，显现出来的公立医院公益性偏低［11]。

6.2 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 2010年11月1日全国内地人口统计数达13.4亿，城乡总人口数基本持平，但是卫生资源的配置却是城市占80%，农村占20%。然而随着体制转型和分税制的改革，农村卫生资源配置开始了市场化进程，乡镇卫生院和城市医院一起走入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和自我创收的发展道路。由于农村卫生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市场配置又无法摆脱“市场失灵”的弊端，农村卫生资源配置陷入地方政府缺乏资金财政投入总量不足、结构失衡设备落后和技术水平低下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低下农村居民健康状况恶化病患流向城市经营萎靡缺乏资金的死循环，农村卫生事业发展也陷入困境［12]。这种不平衡的配置导致大量的人往大医院看病，挂号难、排队难、看医生难，即是看病难。

6.3 政府投入不足 财政卫生投入多少与资源配置不仅依托于特定的社会机制与运行机制，而且，也依赖于一个健全、公正的卫生供给体系与医疗保健制度，其目标是改善与促进居民的健康状况。但是，财政卫生投入及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调整和变化着，并受到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因素等，是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3]。基于我国目前医改情况，卫生投入比例约占GDP的2%，相比西方发达国家占10%来说实在太低。

政府给医院投入不足，“以药养医”的机制就固然存在。医院需发展，医生要效益，多开贵药或者有回扣的药品就顺理成章，从而助力看病药费贵。因此，在卫生服务供给能力尚不能够满足居民健康需求时，财政卫生投入的重点是强化卫生服务的供给。政府主要支持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医疗设备和建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旨在提高卫生服务的供给能力；随着卫生服务供给能力不断改善，政府支持的目标、重点开始转向卫生服务机构调整，即医疗服务质量改进、人力资源发展、医学技术评估、卫生信息体系建设等卫生服务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上，以提高卫生系统的反应性和提供具有综合性和连续性的卫生保健服务［14]。

7 结束语

处方药品回扣形成具有历史的原因，其实施也有主体―药商和客体―医院共同作用，同时有内环境（卫生服务体制、卫生政策等）和外环境（政府卫生财政投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际卫生领域状况等）合力为之［15]，甚至还有如上所述诸多影响因素。但是，不管怎样，因处方药回扣导致看病药费成本升高是必须控制好的，使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是社会价值正确取向，对卫生服务绩效的改善和卫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的作用都非常大。

处方药品回扣涉及的人员多并具有层面广、单次金额较少、隐蔽性强等特点，杜绝其发生的基本对策是只要关系到药品回扣的环节皆需要制定措施来控制和约束，或者制定相关法规进行规范和制约，降低看病药费成本，充分保障人人享有公平的健康权利是构建和谐社会基本要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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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回扣范文4

2005年3月，四川省达州市检察院反贪局在开江县查处了县卫生局局长刘登友(原县医院院长)收受回扣8万元，现任医院院长罗俊生收受回扣7万余元等5件药品回扣案件。几件并不大的案件引起了省市领导的关注，要求检察机关通过办案“揭开医药购销中腐败问题的盖子”。

5月至11月下旬，全省检察机关共查处涉案人员129名，其中，6名县处级干部，36名科级院长、副院长和设备处、科长纷纷折戟沉沙，涉案金额1000万余元……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特大受贿窝案是此次行动中查出的最大的一起医疗腐败案，四川省检察院的大要案简报记载：该案涉案16人，涉案金额超过500万元，犯罪嫌疑人包括原院长邓龙琪，原副院长张开诚、吕平海、戴光伟，原药剂科科长黄太富，原总务处处长刘波以及功能检查科等有关负责人。

四川省检察机关对这次长达半年之久的专项行动所涉案件的规律及案件的情况作了如下分析：医疗腐败案件大幅攀升，案犯作案时间长，金额大，连续作案多。

以资阳市雁汇区为例，该区检察院2005年查办医疗腐败案件大要案6件9人，立案件数、人数分别系前3年同类案件的200％、300％，在查办的案件中，50％以上的涉案人员任领导职务，其中包括卫生局长，副局长、医院院长、副院长等。查办的案件中，涉案人员有的作案时间长达8年，有的作案近百次，有的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元。邱军不过是资阳市卫生局疾病控制中心副主任科员，检察机关却从其家中查获存单104张，总额达235万元。邱军对其中的196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群体化，串案窝案突出是这次专项行动查处案件的另一大特点。有的医院院长和药械科长、采购员合伙作案，有的领导班子成员相互勾结作案；有的内外勾结、共同得利，突破一案往往能带出一大串。在开江县医院的医药回扣案件中。因“医药代表”多年来一直在开江、达州、成都等地活动，开江的案件一破，案件便“串”到了达州、成都等地……

“医药代表”同医院日渐密切

达州市中心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四川省第十届人大代表李祖伦曾在当地媒体上借用唐代名医孙思邈的话对自己及医院的医德标准作了极为精要的论述：

凡大医治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若有疾厄来求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普同一等，皆若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身惜命，匆避险恶，昼夜寒暑，饥饿疲劳，一心赴救……

就是曾按着这一医德准则治理医院，并获得普遍好评的李祖伦，2005年12月27日，却作为被告押上法庭。

前些年，到达州市中心医院看病的病人大多都是奔这里的技术、医德和辉煌而去。渐渐地，这些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经济条件的病人们有了相同的感受；中心医院的医生使用仪器看病的频率太高，药价太贵，所开的抗生素药太多。同样是照CT，中心医院每照一个部位总要比其他医院贵30元以上，同样是治伤风感冒的常用药，中心医院的价格总要比其他医院高出几元。特别是那些所谓的招标的“新特药”更贵得出奇，往往是出厂价十几二十元，中心医院的售价却要数倍甚至十多倍。这样的药价对那些采自农村，以卖谷子、牲畜治病的病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无法接受的“天价”。

2005年初，万源市官渡乡农民张某因患直肠癌到达州市中心医院治病时卖掉了家中的猪，并四处借贷才凑足了一万元钱，但住院不到一个月医院便又催他交费。已“弹尽粮绝”的张某再也无法支付药费，只好回到家中等待死神的召唤……不但张某这样的农村病人，对中心医院的很多费用，工薪阶层也望而生畏。连该院的职工买药几乎都会去外面的药房而不在本院。

2005年5月初，达州市纪委、物价、工商等部门在电台通过电话提问方式现场了解行风，人们纷纷针对中心医院的药价、医德等问题提出了尖锐批评。6月，院长李祖伦同该院的药械科长等人被逮捕。12月27日，达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达州市检察院指控李祖伦在1997年至2005年春节期间，收受11人25笔贿赂计124万元，其中23笔总额122万元出自“医药代表”和医疗仪器推销者之手。

2000年9月，成都某公司罗某通过李祖伦向达州市中心医院销售一套美国HP4500型彩色超声成像系统，三个月后，罗某以丈夫廖某的名义在成都办理了一张10万元的储蓄卡送给李“了结”了这一次交易。而四川省某药业公司、成都某贸易公司、重庆某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们同李祖伦的交易则是长期和多次的，2000年至2004年的5年间，每逢年底，这几家的“医药代表”都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在达州市。李祖伦“笑纳”着代表们塞给他的“交易款”，意味着达州市中心医院治病的病人们将会承受更大的药价虚高之痛。

李祖伦说：“1997年至2000年前，我还十分注重医德和职业道德，坚决拒绝“医药代表”，坚持合理合法的药品价格，让老百姓看得起病，住得起院。但我发现，我拒绝‘医药代表，其他医院却并不拒绝，我把药价压低，其他医院却并不压价。于是，我认为，自己这种拒绝和压价在目前这种以药养医的体制下显然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对医院的发展也极其不利。2000年之后，随着‘医药代表’同我关系日渐密切，我想，这是商品社会，就卖他们一个人情吧……”

资阳市第一医院药械科长王建国在退休前也想用自己的权力、医德去换取一些“实惠”，7年时间里，他以职权95次在一个姓李的“医药代表”处“买”来16万余元。“买”得了金钱，却“卖”掉了自由，10年的刑期成了他兜售权力和出售医德的代价。

“双重垄断”下的回扣“潜规则”

应该说，医疗系统腐败产生与这一系统的垄断地位不无关系。一方面，医院对于药品企业来说是买方市场，另一方面，医院对于病人来说又是卖方市场，医生拥有处方权，用什么药、用多少都由医生说了算。这样，医疗机构就拥有了“双重垄断”，这种垄断必然导致医生在药品销售过程中出现腐败现象，买卖双方地位上的不平等，也演绎出医疗机构中吃回扣的“潜规则”。

由于在购买药品、药械过程中受贿，少数医生受药品回扣利益的驱动，不是对症下药而是以多开药，开高价药为己任。

据悉，开江县医院1993年就存在药品回扣现象，那时候叫“优扣”，即医药公司将收入的一部分返还医院。当年，全院共进中西药255万元，发票开的“优扣”，计2．71万元，占1．2％。到1996年，“优扣”所占比例达到312，最高达到35％。1998年，活跃在市场上的药贩子开始进入医院，直接与医生搭上线，他们向医生许诺多开推销药品

将多得回扣，即“开单提成”。然后，药贩子每个月按时到药房去统计医生所开的回扣药，直接将回扣返还给医生。除此之外，得回扣的还有院领导、药房人员、会计，甚至包括库房保管员。

总之，回扣药进医院必须打通“院长、分管药品的副院长和药剂科科长”三个环节，每一个环节均用金钱打点。比如，药贩子若想从药房领取医药收入，必须经过院长签字，他首先得给院长“入院费”。

陕西省咸阳一名药商在该院投放了一台CT，他自行定价、收费，并返还20％的回扣给医院。医生每开一张CT单即得回扣40元，全院每月CT回扣大概在1．2万元左右，全年回扣14万多元，CT投放5年来，发放CT回扣总额达70万元。

开单医生中，“三合一”者得回扣最多，他们平时既当科主任，又当一线的开单医生，还当药贩子，每人得回扣至少在20万元以上。回扣使一些医生所开处方90％是回扣药。明明是二三十元可以治好的病，他们偏要开出三四百元的处方单。凡常见病用药均有回扣药，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新品种，几年下来不少于100种。

药厂的人说，如此加价，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每一种药的定价，他们都必须留出非常大的空间用来打点医院里的“各路神仙”。不然，医院就会拒绝买你的药，医生就会拒绝开你的药。更有甚者，有的医院拒绝进降价药，这里自有“猫腻”。据一位药厂厂长透露，药品从出厂到患者手中，药厂、药品推销员、医院三者的获利比例分别占到虚高价部分的25％，20％―30％、50％－60％。如果进了降价药，医院的回扣也因此打了折扣。

体制积弊：医生成为牟利工具

我国是一个医疗卫生资源短缺的人口大国。据统计，目前我国卫生资源只占世界总量的2％，却要为占世界20％的人口提供医疗服务。为了解决卫生资源与人口严重不对称的矛盾，国家把医院分成赢利性和非赢利性两种，以“平民医院”为宗旨的非赢利性医疗机构本应由国家全部投资，可现在投入却严重不足。目前的国家投入，只限于购买医疗器械、医师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等，而医护人员的工资则需要医院自己解决。

目前，全国医院的一个基本现状是利润的60%来自药品。在这种体制积弊下，医院、医生管理高度行政化，医生实际上是依附于医院和行政权力的，不仅如此，医生职称的管理、专家资格的评聘等，全都依附于这个医院。由此，医生“被迫”成为医院牟取暴利的工具。

在四川检察机关查处的医药腐败案中，每个涉案人员都不同程度为医院“赚”了一把。开江县医院医药腐败案侦破后，通过对有关账目核算后发现：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60％以上。2000年至2005年，在开江县医院的收入中，药品回扣就占了200多万元。

在成都郫县检察院侦办的案件中，典沙是医生开得最多的一种“回扣药”，此药每支的出厂价13元，中标价每支33元，每支的利润高达20元，医院在此基础上再加价10元才是零售价，除去其中医生的回扣等开支，落到医院账上的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

为了这些不菲的“数目”，在四川省检察机关所查的药品腐败案中，几乎所有的医院都直接或间接地给科室下达了“任务”，以种种措施鼓励医生多开药，将医生的奖金和其“业务量”挂钩。这种“挂钩”促使医生开“大处方”、“大检查”、滥用抗生药的积极性十分高涨。自贡市一医药腐败案件的案犯交代说：一般医生每月都有几百上千元的“处方费”，从这些“处方”中，医院获得的是更大的大头。

医院、医生在高价药品上都各有所获，受害的唯有患者。据统计，20年来，工资上扬了10至20倍，而医药费用上涨的幅度却在100倍到200倍！20年前在医院生一个孩子收费只不过十几块钱，现在已达到五六千元，剖腹产竟达

好处均沾：各种利益纠缠交织

人们曾把遏制药价虚高等医疗腐败现象寄望于医院的主管部门卫生局和医院内部一把手的监督，但在目前体制下，主管医院的卫生局实际上就是一个县或一个市、区所有医院的总院长，既是管理者，又是参与者，医院的人事安排，经济指标、基础建设等等事宜无不在卫生局的操纵之下，使其与医院之间的各种利益纠缠交织在一起，动了医院的利益就等于动了卫生主管部门的利益，卫生部门因此缺乏“自我改革”的动力机制。

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的卫生局长从来就是把管辖的医院当作自己为所欲为的“自留地”。

利益上的“好处均沾”必定形成政治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引发四川医疗系统反贪风暴的开江县医院，1996年就有人举报该院有医药腐败问题，某执纪单位曾成立调查组声势浩大地进驻该院进行了清查，查出了时任院长的刘登友的很多问题，但刘通过关系“摆平”了此事，有关方面下令不准再查此事，还得出“县医院领导经济上无问题，业务上干得不错”的结论。后来，“干得不错”的刘登友荣升为县卫生局局长。刘的继任者罗俊生任院长后，在药品回扣方面更加胆大妄为，刘登友也常在县医院干些自己想干的事，这更引起了群众不满，举报不断寄到县、市、省和中央有关部门。但那些举报信“旅行”一圈转到卫生局后，都被刘登友“包涵”了，直到2005年3月，刘登友、罗俊生等5人才进入了检察机关的侦查视线……

从所查案件看，一些医院的内部管理更是缺乏监督制约。达州市中心医院院长李祖伦长期以“家长式”的方式对本院进行管理，大事小事都个人说了算，在干了不少见不得人的事后，对院内的监督管理也就不敢认真动硬，导致医院的一些干部、职工不断“落水”。

查处医药腐败能否进行下去……

我国早就有执业医师法，其中明确规定，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务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给予警告或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川省卫生厅下发的《四川省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收受回扣、红包责任追究办法》也对医生吃回扣等问题作了明确，严厉的规定。

但开江县医院吃回扣的医生们似乎并不惧怕那些能约束他们的法律和规定，据《凤凰周刊》报道，2005年4月底，开江县纪委和达州市检察院曾在该医院召开了一次中层干部会议，督促医生上交回扣，但医生拒交并抱成团。有人说：“回扣药是领导进的，我们是合理用药，既然院长敢进，我们就敢开，检察院总不能把全院的医生都拷起来。会后，一些中层干部还在全院进行“刘登友、罗俊生是好院长”的集体签字活动，5月12日，三名中层干部将签名的**书交到了达州市检察院反贪局，要求放出两任院长。

对于开江县医院医生们的行为，四川省纪委驻省卫生厅纪检组长马某说：对于吃回扣的医生，我们可以吊销他的行医执照，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权限。但眼下，开江县是一个贫困县，收受红包回扣的医生可能医术较高，如果省卫生厅将这些医生的行医执照全部吊销，整个医院就垮掉了，那么，直接受害者还是病人。

药品回扣范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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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药品回扣范文6

一个“穷二代”成功脱贫，这原本应该是一个励志故事。可主人公太急于享受富贵、回报家人，最终沦为了金钱的奴隶……

一个著名的肿瘤外科主刀医生，却非要跳槽当内科医生，为此费尽心思。为何？为钱！因为手术的那点红包远远赶不上药品回扣！

他抢得了医生拿药品回扣的黄金时期，赚得盆满钵满。这些回扣，成就了豪宅名车、女儿的贵族教育，还有父母在农村的小洋楼……而这一切，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妻子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极度恐惧……

主刀医生坚决跳槽，

只因药品回扣让人眼热

原本，许克一直以自己是肿瘤外科主刀医生而自豪。这个从偏远贫困山区考出来的大学生，靠着自我奋斗，成为有名的许一刀，是北方某城市肿瘤医院的“名刀”。那时，他和妻子工资都不高，而红包却让他的家庭成为小康之家。每次手术，患者家属都会送上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不等的红包。妻子韦娅是个安静知足的女人，她在一家区医院当放射科医生。她以丈夫为荣，虽说收红包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可她认为那是人之常情，她给丈夫定下规矩：不向患者家属伸手索要红包，绝不收贫困患者家属的红包。

可是，许克手术刀的光芒在渐渐黯淡。原本在医院，内科医生是最穷的，可是，慢慢的，内科医生开始有外快可捞了，就是医药代表送来的红包，而且数额高得吓人。许克非常痛苦，因为他认为这太不公平了。自己做手术经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累死累活又风险极大。可做一个手术的红包还不如内科医生大笔一挥给患者开个处方捞的回扣多。

2005年底，42岁的许克算是彻底看清了，在肿瘤医院，最挣钱的医生是内科医生，许多肿瘤内科的医生们开上了名车住上了豪宅。看着他们风光无限的笑脸，他做出了重大决定：跳槽去当肿瘤内科医生！

许克爱钱从不隐晦，因为他有爱钱的道理。当初，父母和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全力供他一个人读书，当他考上医科大学时，全家人捧着录取通知书笑了哭、哭了笑。那一刻，他想起了太多太多，想起了比自己小两岁的妹妹早早辍学帮助父母种地，父母连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给她买，因为家里全部的钱都不够供许克读书。两个哥哥为供他读书跑到建筑工地打工，比自己大6岁的大哥还没娶媳妇，因为家里没钱给他盖房子……想到这儿，他哽咽着说：“小妹，等我大学毕业，给你买穿不完的新衣服；大哥，将来我一定给你盖个独楼！”他拼命读书就是为了报答亲人。

大学毕业后，他真的做到了让妹妹有穿不完的新衣服，可至今也没能给哥哥盖个独楼。他欠大哥的太多，因为供他读书太久，大哥耽误了娶媳妇的黄金年龄，年过四十才娶了患有小儿***女子为妻。许克是个孝子，他懂得报恩，他是好丈夫好父亲，他想让每个亲人因他而过上幸福的生活。

现在就有好机会摆在面前，去当更挣钱的肿瘤内科医生。在综合医院，医生是很难转科的，可是肿瘤医院有些特殊，外科手术医生是可以转内科的。但以往都是老弱病的外科手术医生转到内科当医生，年富力强的外科手术医生是不可能转内科的，因为做手术有红包是公开的秘密。现在，他想转内科，有理由吗？总不能告诉领导自己是想挣令人眼红的药品回扣吧？

经过几次向领导试探后，许克明白了，领导是不可能让他转科的，因为他年富力强又技艺精湛。想了很久，终于有了好主意。

一个周末，许克和同事们玩篮球的时候出了事故，伤到了右脚跟腱，休息了一周。虽然能一瘸一拐地来上班，因为他的腿不能长时间站立，康复之前都不能做手术了。

祸不单行，4个月后，许克再次在运动中摔伤右脚，这次是右脚跟腱断裂。两个月后才勉强能拖着伤脚来上班，直到7月底，许克才再次拿起手术刀。可是，第一台手术，做了3个小时，他满头大汗，表情非常痛苦，他告诉副手：“你接着做吧，我的脚站不住了。”

此后半个月内，此类事故连续发生。2006年8月底，经骨科医院确诊，许克的右脚跟腱损伤严重，不宜长时间站立。他非常痛苦地向院领导说：“我完了，再不能做手术了。不甘心呀，我才43岁，可我得为医院的名声着想呀，中途我停了手术，患者家属都急了。我去内科吧，坐着看病还是行的……”

领导答应要求时，许克表面非常痛苦可内心却乐开了花。他的苦肉计终于成功了，这时，他仿佛看到大把大把的钞票飞进了他的口袋里……

一张张处方就是一摞摞钱，

亲人欢笑却有爱妻在哭泣

许克无法抑制内心的狂喜，将自己精心策划的一切告诉了妻子韦娅。韦娅一听就急了：“这么说你的脚是装的？为什么，就为挣药品回扣？咱们也不缺钱啊！”

韦娅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可她却爱上了这个穷学长，爱他刻苦、上进、孝顺、有担当。结婚后，丈夫挣的钱近一半给了他的父母兄妹，她并不生气，反倒鼓励丈夫，因为他们确实为丈夫付出得太多。

在她心里，医生收红包是不对，可那没坑人，是患者家属为表示感谢的一点心意。药品回扣就不同了，那是要转嫁到患者身上的。她也在医院上班，太清楚那些黑心医生是如何挖空心思诱导患者买回扣高的药品的。她所在的医院半年前就发生过一起丑闻，两个医生为了回扣分配不均竟当着患者面争吵起来，患者用手机录了下来交给记者，可此事曝光后医生拿回扣的现象仍旧无法杜绝。现在，她的丈夫为了挣这昧心钱竟出此下策。

看着妻子不快又不屑的神情，许克解释道：“我知道这样耍手段不好，所以半年来不敢告诉你真相。可凭什么我做手术做得那么辛苦，却不如他们轻轻松松开一张处方赚钱多？”

“我不要那么多的钱，也不要那么好的生活条件，现在就很好了！”

“可我需要钱，我想让女儿出国念高中，我还欠大哥一幢独楼。妹妹本来学习比我好，就为了供我读书，她成了山沟里的农妇，我欠她的……”

说着说着许克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韦娅轻轻地拭去他脸上的泪，她理解丈夫，心疼他，“我不再干涉你，不过，你要小心，拿回扣是犯法的！”

2006年9月下旬，在内科工作半个月后，许克就看准了拿回扣的门道，竞价就是简单实用的方法。比如，药效相近的癌症术后药，这个厂家给的回扣是一盒15.3元，另一个给15.6元，他会毫不犹豫地向患者推荐回扣多3角钱的药。区区3角钱，一个患者一个疗程下来就是一大笔钱。他手里的处方，不是一张张纸，而是一摞摞钞票！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拿到的药品回扣比例已相当高。而这只是他一个人的回扣，还不算科主任、药品管理科和院领导拿的回扣，当然也不算药品流通环节和医药代表拿的钱。

2006年10月初，当内科医生满一个月，许克共拿到药品回扣4.6万元，这可是他当肿瘤外科医生工资的几倍。他站在提款机前，一遍一遍地查看卡里的钱，心花怒放。他把卡里一半的钱转进妻子的卡，另一半他要攒起来，有大用途。

韦娅看到丈夫打进卡里的钱，非常吃惊，她小心地问：“这么多？还只是一半！太吓人了，会进监狱的！”

许克怪妻子太胆小了：“除了你们放射科医生，医院哪个医生不拿回扣，谁进监狱了？法不责众！再说，钱都是现金打到我卡里，在他们单位的账面上，那些钱是被他们拿走的，跟我没有关系。”

韦娅不敢再责怪丈夫了，因为她明白丈夫的心思。只是，她非常害怕，夜里常被噩梦惊醒，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气定神闲和无忧无虑。她变得心事重重，有时会莫名的心悸烦躁，冥冥中似乎有一双无形的黑手把丈夫拖入无底深渊。然而，她却无力抗拒，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接下来，许克每个月都能拿到药品回扣5万元以上，他认定这笔收入非常稳定，开始筹划着自己的几件大事。

2007年5月，许克贷款70万买了198平方米的花园豪宅，光首付和装修就花了47万。韦娅仍是非常担心，她拉着丈夫的手：“停下来吧，别再干了，我害怕……”

但许克认为妻子的担心纯属多余。5个月后，许克在老家盖起了两幢三层独楼，大哥和妹妹住一幢楼，二哥和父母住一幢楼。搬家的那一天，来了几百名乡亲们。拔地而起的两幢独楼在全乡是独一份，空调暖气电话一应俱全，总共花了60多万元。其实，许克手头并没有这么多钱，他向朋友借了40万元，就是想让亲人们早点住进独楼。

站在独楼前，大哥紧紧地抱着许克：“没想到呀，我真住上了独楼，这辈子值了！”嫂子拖着瘸腿乐得嘴都合不上了。更夸张的是妹妹，她把哥嫂在城里给她买的衣服到处展览，自豪地告诉乡亲们：“我哥说了，城里有钱女人穿啥我就穿啥……”父母都乐哭了。乡亲们都说，得供孩子读大学，将来好住独楼。

许克看着妻子说：“我满足了！”韦娅不敢说话，她更担心了。但她知道，说也没用，丈夫是不会罢手的。她只能在梦里偷偷地哭，担心丈夫有一天会出大事。

惊闻恶讯精神几乎崩溃，

煞费苦心策划跳回外科

聪明绝顶的许克，又掌握了医药代表的一个死穴，一个医药代表如果连续3个月完不成售药指标，就得下岗。所以，为确保完成售药任务，他们常常会让利到自己一分不挣。当然，他们是看人下菜碟，比较好说话的医院和医生就自己多捞点。许克是开药大户，又算计到骨头里，医药代表只能让利，等于给许克白打工，只是为了完成单位售药任务。这样一来，许克常常一个月多挣好几万元。

许克不宰穷人专宰富人。许多药效差不多的药品价格却差数倍，许克就根据病人家属的经济实力和亲密程度来推荐不同价格的药物。最顺利时一天就宰了10多个舍财救亲的家属，多赚了6000元。那一个月，他拿到的药品回扣高达10.7万元。

丈夫这样疯狂地挣黑钱，韦娅担心得夜夜不眠，她与丈夫谈过多次，都被丈夫严词拒绝。她很难过，担心丈夫早晚会出事。

2007年底，四川省郫县人民医院医生王志军因收受药品回扣两万余元，被判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看到这一消息，韦娅的心一阵痉挛，区区两万元，和丈夫收的回扣比起来简直九牛一毛。她不敢想下去了，将报纸拿给丈夫看。

许克更不耐烦了，不过，他想彻底解除妻子的思想顾虑。他企图拿数据说服妻子，四川省因拿药品回扣入狱的仅王志军一人，而同年四川省出车祸的就有上万人。也就是说，出车祸的几率比医生拿药品回扣入狱的几率高成千上万倍。“拿回扣出事的几率少于我出车祸的几率，你为什么不担心我被车撞死，却偏偏担心我进监狱？”

韦娅终于明白金钱的魔力有多么巨大，许克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

2008年4月，许克花30多万元买了奥迪车，他想让女儿出国前享受到豪华车。他接送女儿上下学，女儿坐在他身旁：“爸爸，你真了不起……”那一刻，他特别骄傲。

可此时恐惧已经深深占据了韦娅的心，丈夫不听自己的，总该听家人的吧？她把丈夫收回扣的事告诉了公婆。

公婆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听说拿回扣要判刑，吓得直哆嗦。许克的两个哥哥和妹妹听说后也吓得六神无主，纷纷说：“就是不住独楼吃苦受罪，也不能让许克坐牢。”

听完父母兄妹的一番苦劝，许克终于明白妻子去告了密。“你揭我的底，让我在家人面前没面子，我绝不接受！“许克表面答应亲人们的要求，送走他们后，他平静地说：“我一个深山沟里老农民的儿子，人格卑下，爱钱如命，没有品位，配不上你这样尊贵高雅、品德高尚的女人……咱们离婚吧！”

不管韦娅怎么解释，许克执意离婚。2009年3月初，两人拿到了离婚证。

离婚后的许克并不轻松，因为全国上下都在声讨药价过高，医药分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2009年9月底，卫生部公布了部分国家基本药物的指导价格，许克明白了，挣药品回扣的日子快到头了。果然，在指导价格实施后，许多患者家属开始要求开国家基本药物规定的药品。开这样的药，一分钱回扣也拿不着。这让他非常着急，权宜之计只有再回外科做手术，每月还会有几千元的红包。所以，他又开始在公开场合和同事们打篮球打羽毛球，并主动找领导要求回外科做手术。

领导这才明白了他的心思，总不能便宜都让他一个人占了，断然拒绝。被拒绝后，许克的恐惧感更加深了，夜夜做噩梦，严重失眠又心力交瘁，白天工作起来也常常出差错。

屋漏偏逢连夜雨，11月中旬，许克的父亲突患尿毒症住院。这可是需要一大笔钱呀！他每天下班就得往父亲住的医院跑，精神紧张又劳累。一天深夜，从父亲住院的地方开车回家，心烦意乱，在转弯处忘记转弯，轿车快速冲向一面墙，他被撞得血肉模糊。所幸大脑和内脏都没有问题，只是撞断了右手臂，面部被破碎的车窗玻璃和破裂的金属扎伤。

而躺在病床上的许克得知，有人将他拿药品回扣的事情举报给了医院领导和检察机关，相关部门已经开始调查他了。他绝望地吃了大量的安眠药企图自杀，所幸被发现及时抢救了过来。母亲和妹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朋友的帮助下，许克被送到精神卫生中心并确诊为严重的抑郁症，只好离职治疗休养。

面对心理专家，许克讲述了自己这几年的经历，他一直觉得自己欠父母的、欠兄妹的，想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最后，因为他挣药品回扣的路走到了尽头，感觉无力挣够供亲人消费的钱，“那感觉就像我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大厦，就要在面前崩塌一样，令人难以承受、恐惧、心疼。”心理专家认为正是这种压力无法排解，诱发了抑郁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