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范文1

关键词：王阳明 良知 致良知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致良知”思想提出的社会历史背景

社会经济背景。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明代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农业与手工业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以雇佣关系为基础的生产方式逐步走向成熟，从而加速了传统以“自给自足”为主的自然经济到雇佣劳动关系的转变。在雇佣关系中，传统的“三纲五常”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已经不能正常运作，取而代之更多地是人们对经济关系中利益的追逐，关于这一点，王阳明敏锐地注意到，“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如何让世人更好地处理伦理纲常与功名利禄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破除世人的“功利”之心，王阳明便阐述了“致良知”思想，为世人解开答案。

社会政治背景。王阳明时期，明朝正值内忧外患，土地兼并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农民揭竿起义。这不仅动摇了明王朝的根基，对理学也产生了极大的撼动；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叛乱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作为理学的极大推崇者，内心却不是对理学的极大信奉者，不受外在天理的约束，这是对封建伦理的违背。

因而这二者暴露了理学当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尴尬处境。当时的社会状况使得当时的思想家意识到：想要维持封建统治思想，深入人心，挽救当时的社会状况，依靠天理的外在强制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开辟新的道路。王阳明的一生就是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度过的，并深感人们与外在天理的冲突。他认为，社会危机产生的根源是天理与人们行为的相互脱离，因而只有把普遍真理与吾心融合在一起，用内在的自觉替代外在的强制转化，从人的内心进行规范才能更好的规范主体， 在王阳明看来，作为外在天理与吾心相融合的良知，既内在于主体之中，又构成了普遍的规范。①因此，把良知作为行为规范的准则，世人的一切言行也就会按规范进行，自然符合传统正统纲常的伦理规范。

理论背景。现实问题愈演愈烈，社会危机不断加剧，理学的作用大不如前，王阳明开始把目光投到理论问题上，对思想意识形态的问题开始重新思考。首先，王阳明质疑理学的“析心与理为二”，指出朱熹认为人之所以为学者，只是心与理而已，但难免会导致学者析心与理为二之弊，使后世产生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而不知心就是理。其次，王阳明对理学的批判指向对“知”与“行”的分离。在他看来，理学的特点是将穷理仅仅限于知的阶段，而不付诸于行，使之与行相分离了，导致世人多知而不行，空讲仁义，却无实际的道德践履。最后，王阳明十分强调去人欲，王阳明把它看作是“致良知”的前提。他认为，减得一份人欲，便复得一分天理。对理学的批评思考，对陆九渊思想的继承，为王阳明心学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为王阳明思想建立心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对阐述“致良知”思想提供了理论前提。

二、“良知”的内涵

从思想渊源来说，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是从孟子和陆九渊那里继承来的。但他对于人的“心”、“本心”或“良心”的解释，内容更加丰富。

首先，他认为“良知”是一种人人都有的道德本能，是与生俱来的。“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传习录》下），强调了“良知”是上天赐予的，是不能而学，不虑而知的。

其次，“良知”又被看作是封建社会的道德准则，是人人应当遵守的天理。王阳明继承陆九渊“心即理”的思想，认为“良知”就是天理。他认为，仁义道德这些“天理”都在人们的心中，所以“良知”就是道德准则。同时他强调，“良知”就是“尔自家的准则”，是人们须遵守的在道德规范。

再次，王阳明认为“良知”具有道德上判嗌贫竦哪芰Α6这种判断善恶的能力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能判断他人的言行善恶，做出客观的道德评价，促使社会风气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二是“良知”能对自己的言谈举止进行自我认识和正确评价。并且这种判断是非的能力，是一切人所共有的，是圣人贤人和愚夫愚妇所共有的。因而，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善恶，自己就能做出正确判断，“知善知恶是良知”正是突出了“良知”的这种作用。

最后，王阳明认为，既然“良知”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从而“良知”也就具有了促使人们从善去恶、改恶从善的能力。在王阳明看来，人们在道德选择上，又会有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因而他特别强调发挥作为道德意志“良知”的作用，认为只要人们的“良知”能够“发用流行”，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就没有任何事物能阻碍人们弃恶从善。在行为选择之前，“良知”有知善知恶的能力，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到善恶；人们在多种境遇的道德选择中，“良知”有择善去恶的作用，特别在两难之中，促使人们选择“善”作为行动目标；在行动之后，“良知”能追悔过失，从而促成人们走向“改恶从善”的目的。②

三、“致良知”的内涵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与生俱来的，能使人“知善知恶”，能使人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正确评价，指导人们的行为选择，促使人们弃恶从善。但，现实社会中不少人不能知善知恶，不能做出正确评价，不能改恶从善。“致良知”学说，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最难回答的问题而作的。

首先，“致良知”就是通过对人的“良知”的自我认识，使人们能“体察”到“物欲”、“私利”是使自己“良知”昏蔽的主要原因，从而培养出一种道德上的自觉的能动性，以时时保持或恢复“吾心之良心”的“廓然大公、寂然不动”的本性。

其次，为了达到“致良知”的目的，必须强调“致”的功夫，只有正确运用了“致”的功夫，才能使“良知”的自觉的能动作用得到真正的发挥。以往，理学家们喜欢引用“致知在于格物”，认为要达到致知的目的，必须要从格物开始。而王阳明另辟蹊径，将“物”看作是人的某种道德行为或者是关于某种道德行为的“意念”；王阳明将“格”总结为“正也”。因此，“格物”就是要在人们对道德行为的反思中，清除邪欲、恶念，使昏蔽的“良知”恢复，把已经放走了的“心”再找回来，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天理；“致知”就是要使吾心能恢复本然的“良知”；而“良知”就是封建社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天理”。所以，“格物”和“致知”是把“心”和“理”合二为一了，这也是“致良知”的最终目的。

最后，王阳明特别强调在自我认识中的“省察克治”之功，认为它是自我认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道德修养的一种最重要的方法。在“省察克治”中，一个人与天俱来的、能知善知恶的良知，必须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去廓清任何已经萌动了的私心邪念。就实际意义来说，这已经是一种很重要的修养功夫了。在王阳明看来，不论什么人，也不论其有多少知识，只要能将私欲克除，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

四、“致良知”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种内在的道德拷问机制。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弱化了对自身良心的拷问。对利益的追求固然是好的，但只为自己谋求利益不考虑别人的做法，不仅仅对个人的发展没有益处，而且增加了社会发展的成本。所以，个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如何和谐共生的发展，人是群居生物，世人应多考虑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谋求共生，这就需要人们接受内心的拷问，接受内心“良心”的拷问。亏心之事必受良心的折磨，只有让“良知”指引世人的言行，社会才能和谐、融洽，人与人之间才能共生共赢。

一种转化成个人内在自觉的过程。知行合一的落脚点知之必行，是王阳明在实践中得出的思想精华，它要求我们知道、懂得便努力去践行。现如今，我国大力倡导对思想道德的培养，加强了道德对各行各业的规范作用，学校亦是如此，学生懂得诚实守信、勤劳勇敢、热爱祖国等优秀的传统美德，就要把这种“知”落实到“行”中，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仅仅是停留在课本上对道德品质的学习与了解，更多的是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才是“知行合一”的真正初衷，切莫阻碍“良知”本性的呈现，以免造成“恶”的产生。所以，世人在学习思想理论的基础之上，加强在日常的生活中进行思想道德实践，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在将道德理论进行内化时，需要做到：内在的良知不是生拉硬拽，而是源于自身，使其真心自然流露出来。注意区分主观态度，不能因怕违背道德规范而损失自身利益才去遵守，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使内心真正意识到加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主动按照“良知”的要求行动。一旦正确的道德^念在心中树立起来，道德规范就会自然而然变成分内之事，正如“良知”只是“自家的准则”。通过教化教育，使具有“正能量”标志的道德观念潜移默化到每个人的内心，成为内在的良知，这也正是将道德教育真正落实到实践中。这不仅仅有利于个人成为品德高尚的人，还有利于实现国家的发展，保障国家根本利益的实现，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

注释

① 孙兆宸.探析王阳明致良知的内涵[D].辽宁大学，2012.

② 罗国杰.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参考文献

[1] 罗国杰.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 李海岭.王阳明“致良知”哲学思想研究[D].南昌大学，2013.

[3] 温寒露.王阳明“致良知”哲学思想研究[D].安徽大学，2010.

[4] 刘翠.王阳明致良知思想探析[D].河北大学，2010.

致良知范文2

【关键词】王阳明；良知；致良知；道德

一、“良知”说

要理解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首先有必要考察一下“良知”这个范畴。

（一）良知思想探微

“良知”这个范畴最早见于《孟子》，是孟子“性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在《尽心上》中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也就是说，良知是指人的不依赖于环境、教育而自然具有的道德意识与道德情感。“不学”表示其先验性，“不虑”表示其直觉性，“良”即兼此二者而言。[2]孟子的良知说是他性善论的核心。良知也就是人人生来都具有的一种善性。那良知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孟子把良知的内涵具体化为“四心”。他在《告子上》中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二）王阳明所理解的良知

王阳明在《传习录上》中说：“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3]“自然”表示不承认良知是外在的东西的内化结果，而把良知看作是主体本有的内在的特征。可见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良知说。

阳明作为一个关心时代、洞察社会民心的哲学家，他不可能只是单单继承阐释思孟学派的思想，在阐释的过程中，王阳明更有自己的见地。

孟子论证性善的时候，不仅提出良知，而且提出“四端”，认为“四心”是“四德”的开端。而王阳明明确指出，“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这就比孟子更明确地把良知与四端结合起来了。而且在良知和心的关系上，阳明认为：“良知者，心之本体，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良知是心的本体，是心的“虚灵明觉”的状态。本身不动的良知，在具体的道德实践活动的过程之中体现为“理”，王阳明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王阳明的“天理”仍然是仁、义、礼、智等一套道德原则和规范，良知具有道德本源的性质。

王阳明明确指出良知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是每个人先验的是非准则。他在《全书》三中对陈九川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4]在阳明看来，良知是人的内在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评价的体系，是一种判断善恶的标准。就本体来说，良知是善，是人们心中最真切的一个准则，它以寂然不动的状态对是非善恶做出直觉判断。阳明还说“夫良知者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由此可见王阳明非常强调良知的内在性。

王阳明也强调良知的普遍性，认为良知对于每个人都是相同的，他说：“自圣人以至凡人，自一人之心以达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以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又说：“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无患其无知，惟患不肯知耳。”[5]因此，人并不需要到外部去寻找善恶是非的准则，这个准则是每个人所固有的完全相同的。

在王阳明的思想中，对于良知的规定体现着其思想的主体性精神：良知的先验性和普遍性说明人人心中有一个至善的本体，它的自然发用表现为善的行为的展开，所以，行为的价值依据从外转向了内。道德实践和修养活动是良知作用和价值的具体体现，“致良知”成了必然要求。

二、“致良知”说的意义

（一）“致良知”说是儒家人性论的一大发展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意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根深蒂固，而等级观念尤甚。孔子一方面强调人需要学习，承认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一方面又把人分成四种人。第一种是天生的圣人、贤者、上等人，其余都是学而后知的人，是愚者、下等人。孟子把上等人称为劳心者，下等人称为劳力者，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就因而定了下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长期形成的等级观念压抑自我意识觉醒。

王阳明先生所说的圣人则是泛指所有的人。不管是谁，只要按良知办事，去人欲，存天理，就可以成为圣人，充分体现了王阳明先生对人的尊重，对张扬人性的渴望。王阳明高举张扬人性的大旗，他的致良知学说无疑是对几千年来的落后意识的挑战，是在呼唤人性解放。他从不同角度来论述人心的功能，目的在于使人人都明白自己的存在价值，在社会实践中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其意义已远远超过了一种崭新的哲学理论的创建，而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一次重大革命。尤其值得推崇的是王阳明先生非常注重践履，反对空谈，这就把理论研究和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了，致良知学说乃至整个心学都有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儒学的本质特征是实践理性，尤其是经孟子发展、阐释的儒学，其根本目的就是使人的道德修养渐趋完备，因此能否落实到践履层面是衡量一个学人水平的标准。儒家的各种经典的目的在于教育、指导、说服人去这样做，所以，也可以这样去理解，经典、言说是手段，修德、实践是目的。不过，在实际操作层面上，读书解经却成了成圣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手段了，实践本身倒被放到次要方面。王学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就是王阳明终身痛切批判的“徒腾口说”的学风。阳明学最大的动机就是要纠正这种流于形式而不注重实践的学风。

（二）“致良知”说对当代的实践意义

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提出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我们现在也遇到了与王阳明时代相似的困惑。现时代是一个以知识过度膨胀而淹没了价值理性的时代，以科技宰制世界，以强力统治世界的观念以各种各样渗透到各个方面，人的单向度的发展，忽视精神修养而引发的各种问题，正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

我们国家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重大时刻，大凡这种时候都存在着一个道德建设或重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道德不是孤立的、抽象的事物，它是有着一定的阶级根源的体现特定阶级利益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很重要，它是社会生产生活得以顺利进行和延续的有力保障。当社会存在发生一定的变化，经济状况有了发展，我们的道德观念会随之变化。然而这种变化是以新的经济利益为导向而不自觉地体现出来的，其形态势必表现为多层次性和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变化趋势和适应度，然而作为社会道德的一般性而言，这种情况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危机。进而引发的会是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可见我们能动地对我们的社会道德导向加以控制是应该的。这种控制导向的根据应该来自我们实践的回馈，也就是那些社会上存在的不利于社会系统的各种问题。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近些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刺激，人们在追求经济价值的同时很容易忽视道德理想的追求。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则表现为责任心差。一方面热衷空谈道理，不去办实事，吃不了苦；一方面表现为私欲太重，不给家国社会着想，不能从大局出发，往往恶变为之徒。在这种情况下，光靠法制是不行的，而健全的良知是真正的法治能够顺利地良性运作的社会心理基础。法的昌明要求社会活动主体形成与法治的精神实质相一致的、基于法律并以对法律的忠诚为核心的法治良知。法治的推行必须以个人、社会和国家、政府这些基本的社会活动主体具备起码的良知为前提条件与人格保障。但是，呼唤人的良知，要求人的自律精神只是一方面，实质上这种呼唤还是乏力的，因为这无疑于是用外在的道德规则来要求内在道德的渴望，其本质还是外在的道德要求。

“致良知”的提出，不仅是王阳明本人思想的成熟形态，也是宋明时期心学思潮发展的高峰。“致良知”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从“本体”到“发用”的扩充过程，另一方面是克除私欲，复归良知本体的过程。前者侧重道德实践过程，后者侧重于道德修养活动。“致良知”强调了“致”的工夫论和“良知”是本体论，“致良知”既突出了修身工夫的地位，又能在工夫中追溯本体存在。王阳明“致良知”的思想要点正在于：一、“致良知”就是良知本体的自我呈现。王阳明认为，每一个人都具有内在的良知，而良知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的天理，每一个人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一点。二、“致良知”就是将自我发现扩充的良知贯彻到自己的行为实践中去。王阳明认为，真正的“知”、“良知”都不是纯观念上的，而必须体现在行为实践中，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所以他特别强调知行合一。王阳明的思想对当今仍有借鉴意义，尤其是他“致良知”的勇于实践和道德自律的要求，引发个人对自身道德践行和职责的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肖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12.

[2]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6.

[3]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39.

[4]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74.

[5]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八书朱守谐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41.

[6]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年谱一卷三十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15.

[7]黄宗羲.姚江学案明儒学案卷十[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76.

致良知范文3

[摘要]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主客相融、亦主亦客,集本心与天理于一体。王阳明“致良知”命题的经典诠释,就是读者运用自己的良知,去与经典文本意义中体现出来的圣人的良知相交融。从了解经典文本的符号意义,进而了解经典文本意义中的“理”,最终达到对于圣人良知的体悟,实现自己的“良知”。从这个意义上说,“致良知”就是“良知”致“良知”。

[关键词]王阳明;良知;天理;本心;诠释学

“致良知”作为一个命题是由概念“致”与概念“良知”组成。“致”的意义如何?王阳明在《大学问》说:“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至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扩充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致”有两层涵义:一是,以“至”训“致”,“至”为良知的一种圆满状态,这是“致良知”的诠释目的与归宿——“知至至之”;二是,以“至”为“扩充”,良知虽为人人自有,但要把它实现出来,需要一个“致知”的过程,这是“致良知”的诠释方法与诠释过程,而这两层涵义是辨证统一的。

“致良知”之“良知”是诠释对象,但实际也包含了诠释主体。也就是说,“良知”既是诠释主体也是诠释对象,因为只有诠释主体与诠释对象合一,“致良知”方能实现。因此,“致良知”的基本涵义就是“良知”致“良知”。良知即是“吾心之良知”。而良知的内容却包含了世界一切理,这样,我们“致良知”同时也就“致良知”的一切内容。因此,“良知”是心与理的统一。天理必须是本心,才有能动性,才能外化、异化,并实现其自身于外界。在良知里,心与理是同一的,而又是有区别的。因而,“吾心之良知”,是诠释主体,或“致良知”的主体;“良知之天理”,是诠释客体,或“致良知”的对象。

一、“吾心之良知”:儒家诠释学思想意义之主体论

在王阳明看来,要能合理而正确地理解儒家经典,对于诠释者来说,是有条件、有要求的,只有具备“圣人之心”才能在现实的诠释活动中理解到“良知”。因此,一个真正的诠释主体必须由“人心”上升为“道心”,或由“常人之心”上升为“圣人之心”。

首先,在王阳明看来,“心”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人心”,也可称为“心理心”,指的是心理经验上的事实,如感觉、想象及喜怒哀乐等,这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其实质是物而不是心。第二个层面是“本心”、“道心”,也可称为“逻辑心”。“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浑然全体之中而条理节目森然毕具,是故谓之天理。”可见,王阳明的“本心”具有“天命之性”与“天理”。在这个意义上,心即性,心即理。

人心是本心活动历程中的一个阶段,人心本来就固有本心的灵明;灵明若能觉悟,就可以反溯本心所经过的历程,而作有系统的叙述,即所谓的自觉。良知作为天理与吾心的合一,表现为先验之知,此时良知只是天赋于人心,其实质是“本然之良知”,而“心之昏杂多不自觉”;而本心之“良知”,就是“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此时,良知统一“吾心”与“天理”,诠释主体与诠释客体合二为一。良知是主体先天所固有,良知失而复得,故谓之“反”,谓之“复”。反之复之,所以Ⅱq做自觉。自觉者,主体自觉地意识到此心即是良知。此时,良知作为内在的理性原则和规范体系,以天理为其内容,正是在此意义上,王阳明建立了诠释客体论。因此,由人心上升为本心的过程也就是由良知本然进展为自觉的状态,也是心即理的过程。

其次,王阳明将“吾心之良知”作为“致良知”活动的先天条件,认为“致良知”过程必须以良知的本然状态为起点,这是一种先验论的诠释学观点。同时,“吾心之良知”也是主体达到理想诠释主体的本原。其一,“吾心之良知”作为诠释主体,它融会心与天理于一体,而这种统一又是诠释主体对意义世界建构过程的理解。这种过程,主要表现为“吾心之良知”的外化。什么是“意”?心(良知)应感而动,便是“意”,也就是说,“王阳明以心立说,又以良知释心,心(良知)构成了王学的基石”。所谓应感,就是“气”感。所谓意,就是心感于气的产物。心没有遇气而动之时,是寂然不动,不可得而知,这是心的未发状态;我们有所知则由意开始,这是心的已发状态。心是“未发”与“已发”的统一。心的“未发”,不可言说,王阳明说心的“未发”,实际上就是说心的“已发”,为什么这样说呢?未发是体,已发是用;也就是说,没有不呈现的用之体,也没有不显示的体之用。体即用,用即体,二者之间有隐微的分别,没有彼此隔离的迹象,这就是所谓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意的统摄范围:感官受意所支配,思辨受意所限制,情由意所感,行为由意所检验,甚至直觉的证明也是意。至于气,也不限于感官经验所对的客观世界,还包括上述的思辨、情、行为、直觉。心感于气的结果,即“方有此事”或“时事”,而非他事。佳佳网

其二,良知即是主体,也是世界本体的主体,是万物的一般根据,是化生、主宰的根本,又展开于诠释对象之中。人的良知不是一个抽象的纯粹的诠释主体,而是具有无限丰富内容的具体共相,“良知之虚即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天地万物。惧在我良知的发育流行中。因为凡是在我的灵明之中的,都是为我而存在的。良知作为诠释主体,是接受一切事物的空旷的收容器。一切皆为我的良知而存在,一切蕴藏在自我之中,同我形成了一个无限的整个世界,诠释主体也就相当于绝对精神了。

其三,良知作为诠释主体,具有知情意三重作用。心之作用为知情意,良知的作用就是心的作用,所以心的三作用就是良知的三作用。理想的诠释主体就是对知情意的统一。除此之外,主体还有“思”的功能,“思”属于“意”的范畴,可以为“逐物”,亦可以为“主一”。“逐物”为“私意安排之思”,“主一”为“良知发用之思”。如果诠释主体“逐物”,则主体的体认将会“纷纭劳扰”;如果诠释主体“主一”,则主体的体认将会“自然明白简易”,这也反映了“致良知”简易直接的特点。

其四,理想的诠释主体“良知”是一致的,但主体的表现形式具有差异性。王阳明注意到了诠释主体的一致性与表现差异性的统一。理想主体之中虽内含普遍性规定,但它只是决定着成人的主导方向,并不限定具体的主体模式:“汝辈只要去培养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异处。”理想主体与具体的主体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理想主体并不排除具体主体的差异性。对狂者与狷者应区别对待,“束缚”是违背主体的差异性,人为地抹杀主体的各自特点。为此,王阳明提出了“为己”说。“为己”即是以诠释主体本身的特点为人手处,为人则是放弃主体地位,成为对象的附庸。“为己”的理想就是成己,成己则是理想的诠释主体。

二、“良知之天理”:儒家诠释学思想意义之对象论

在宋明理学中,王阳明一直被看作是典型的唯心论者。然而他的“心外无物”并不是以主观之心吞并客观之物,而是强调良知对客观的万物观照、统摄与感应能力。因此在王阳明的儒家诠释对象论中,一方面,天地万物的存在并不被否定,而是采取一种存而不论的方式;另一方面,良知被高扬,彻上彻下地贯通体用二界,天地万物化为一体。这两方面的共存形成了王阳明儒家经典对象论的复杂性。

“良知之天理”是对良知的对象而言。王阳明论“理”,是亦主观亦客观的。“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从内在道德性而言,性、心、意、知等是主观的;从天理言,即性命所上通的天道,是客观的。王学的圆融,便在这两方面,即主客观性二面的统一。在王阳明那里,作为诠释对象,良知之天理并不是静态的本体,而是本质上处于发用流行的过程中。正是良知的这种过程性,决定了致良知的过程性。

在王阳明看来,诠释对象在现象界包括客观的物、人以及文本等。物从材料而言,其构成是气,这是物的形式;从内容而言是理。因此,理解现象界的对象,必须理解气与理。王阳明是以气作为天地万物与人所共同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气是万物与人的物质构成。而物与人是“相通”的,万物是一体的。天地万物是人生存的基础,天地万物因人而变得有存在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文字符号是对客观世界的抽象化反映,但更强调这种反映是对物与人,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描述与模拟。相反,文本文字符号正是要透过变幻莫测的现象界来体现人的“良知”。在王阳明看来,这样的文本主要以史和经为主,“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史、经是天道或良知在人类历史中的声物,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历史过程,即“道统”。一方面诠释对象是最抽象的东西,无可言说;另一方面,由于诠释对象随处表现在现象之中,透过现象可以认识诠释对象的各个方面。可见,诠释对象是体用的统一体,知道用即可以把握体,把握体亦可以知道用。

那诠释主体为什么能够可以理解诠释对象?王阳明提出了“心外无物”的命题予以阐释。王阳明通过“寂”与“一时明白起来”,来阐释了“心外无物”的涵义。“同归于寂”并不是否认纯粹的客观的花,而是如果没有心的参与,花只是一种无意义的存在;而所谓“一时明白起来”,并不是花由不存在变为存在,只是此时的花,已经包含诠释主体的价值判断与审美意味。人与花“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且“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因此诠释主体可以先天地能够统摄万物,理解万物。

三、“心即理”:诠释主体论与诠释对象论的关系

致良知范文4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和“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等优良传统，是大庆油田独有的企业文化和政治优势。大庆油田获得的荣誉、创造的辉煌、具有的影响，都与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会战优良传统密不可分。历史和实践证明，淡化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和会战优良传统，理想信念就会动摇；缺失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和会战优良传统，发展动力就会削弱；背离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和会战优良传统，前进方向就会迷失。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弘扬大庆优良传统，是广大青年珍惜大庆荣誉，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牢记责任使命，发挥好中坚作用，在推进油田发展中建功立业的必然要求。

要澄清“三个认识”。当前，对传承会战优良传统，青年中主要有三个模糊认识。一是“过时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油田员工的工作环境、劳动条件、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在这种情况下，部分青年产生了一定的思想偏差，认为大庆传统是在过去艰苦环境形成的，现在已经过时了，特别是部分青年对会战传统缺乏亲近感和亲历感，继承传统意识比较淡薄。应该看到，大庆优良传统尽管是在艰苦创业年代形成和发展的，但仍然是推动油田发展壮大的精神力量，对提升管理水平、锤炼过硬作风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推动作用。二是“虚化论”。有的青年虽然对大庆优良传统有所认识和了解，但认为大庆优良传统是虚的，看不见摸不着，停留在口头上，没有真正落实到工作中，没有体现在工作岗位上。应该看到，大庆会战传统来源于油田开发实践中，涉及到生产管理、制度建设、思想作风等方方面面，具有丰富的内涵。继承和弘扬会战优良传统，对于破解各类生产管理难题、凝聚干部员工队伍具有重要意义。三是“相对论”。当前，受社会不良思潮影响和物质利益驱使，一部分青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发生了错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等优良作风有所弱化，互相攀比、盲目消费、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不同程度存在。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庆优良传统作风要相对地理解，相对地执行，不能苛求这一代人追随老一代人的思想，追随老一代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应该看到，大庆优良传统是大庆油田特有的企业文化，只有传承好、发扬好，青年才能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实践中成长进步，成为油田发展的主力军。

要树立“四个意识”。针对青年中存在三个模糊认识，当前，要注重引导青年树立五个意识。一是举旗意识。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大庆油田都是全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大庆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大庆精神的强大力量。青年必须保持和发扬大庆人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与集体荣誉感，始终坚定不移地高举大庆红旗，继承弘扬会战优良传统，为大庆走在全国工业企业前列贡献才智。二是为民意识。大庆油田自开发建设以来，就始终坚持“依靠职工群众办企业”的方针，把维护好、实现好广大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企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对油田青年干部来说，就是要全心全意为职工群众服务，始终把职工群众冷暖挂在心上。三是担当意识。青年干部要自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有勇于担当的气魄和胸怀，把爱国、爱党、爱企的热情转化为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的实际行动，使大庆优良传统在新时期、在年轻一代身上进一步发扬光大，做到时代变了，但艰苦创业的精神不变；条件变了，但勤俭节约的作风不变；环境变了，但奋勇拼搏的传统不变，自觉把老一辈石油人自力更生、坚韧不拔的品格融入到实际工作中。四是创新意识。坚持在“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紧跟时展步伐和企业形势需要，不断赋予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新的内涵。过去讲艰苦创业，更多的是指克服自然条件带来的困难，主要表现在物质层面，现在讲艰苦创业，更多体现在挑战技术难题和开发极限的智力层面；过去讲科学求实，主要强调严格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工作任务，现在讲科学求实，既强调以求实的态度恪尽职守，又强调以科学的态度勇于探索，大胆创新；过去讲无私奉献，主要强调为国家多做贡献，现在讲无私奉献，在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同时，也关注个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企业、社会的共同进步。

要注重“三个坚持”。青年继承弘扬大庆优良传统，重点要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在学习上弘扬大庆优良传统，做勤于学习的代表。今后，随着油田开发的深入，各种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将逐步推广应用，对每个人的工作能力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要像当年学“两论”，大比武那样，掀起学理论、学技术的热潮，在持续学习中增长才干、拓宽视野、练就过硬本领，努力成为知识型、技能型和复合型人才，成为堪当油田发展重任的主力军。二是坚持在工作上弘扬大庆优良传统，做攻坚啃硬的尖兵。要弘扬当年敢于打破“贫油论”，讲求科学求实的作风，立足岗位实际，勇于创新创效，在油田开发、生产管理、节能降耗等工作中肩负重任，勇于破解生产难题、勇于攻关瓶颈技术、勇于技术革新和挖潜增效，在解难题、攻难关、创效益中推动油田持续稳产。三是坚持在修养上弘扬大庆优良传统，做为民务实清廉的典范。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肯于吃苦、勤俭节约，忠于事业、乐于奉献，不断提升个人修养。学习铁人那种“当了干部还是钻工”的境界，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并给家人立下家规“公家的东西一分也不沾”的自律精神，要进一步践行“约法三章、四个公开”传统，时刻自省，严格自律。

（作者单位：大庆油田第四采油厂）

致良知范文5

——读《王阳明心学》有感

（海蓄公司 杨彦青）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由其开创的阳明心学无论是在在哲学还是道德伦理体系的历史进程之中都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朱熹理学之后三百余年，真正能与其学说相抗衡者，也正是阳明心学。阳明心学可以看做是一种建立在陆九渊心学的基础上，同时批判朱子理学，具有他们那个时代内容和精神的新型的一种道德哲学体系。这种新型的道德哲学将良知之心上升到哲学本体的高度，简化道德理性与道德感情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心即理"为前提，以"致良知"为目标，通过"知行合一"动机论来解决传统儒家道德理性与道德实践互相脱节的问题，其学说的现实意旨在于实现"破心中贼"的道德净化目的与政治教化目标。那么，在阳明的心学之中我们就必须把握三个重要的概念，即：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王阳明主张"心即理",这里的心指的并不是物质性的心，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灵明",具体表现为人的认知能力、道德精神和道德本性。也就是说阳明心学中的"心"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感觉与认知之心；第二是人与物都共同具有的一种怜悯之情；第三是人本然具有的道德良知，是一种判断是非的道德理性。这里引用一段话来更简单的了解王阳明的心外无物。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於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这里王阳明所说的心既是一种我们感知外物的能力，也是我们与万物共有的怜悯之情，当我们去感知这朵花的时候这朵花才对我们而言具有了意义，由此也可见王阳明强调了人对于外物对于社会的一种价值，与西方著名的哲学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有异曲同工之妙。

良知是指不依赖于环境、教育而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也是至善本体在是非知觉上的当即呈现，也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具有价值上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联系上面所提到的心即理中"心"的三个方面的含义，这里的良知也可以看成是第三层关于道德理性的体现。致良知即指使良知致极致，也指依良知而行，这就与知行合一联系起来了。良知为知，致则有力行之义，致良知这一理论形式把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融合为一，是王阳明一生思想的总结。"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目标，本心是可以无善恶之分并且可以分辨善恶的，但具体的人会因为欲念而使本心染恶，那么久需要我们就要通过知行合一的方法去达到，去尽可能的还原我们的良知之心。

引王阳明的两句话来认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方法论：

"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皆得其理矣。""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基于心即理的本体论的，良知之心就是我们要追求和还原的本心，那么我们就只能向内去求得我们的良知之心，这种向内求良知的目的只能通过与向外的行来达到，知行合一是达到致良知的方法。在这里，王阳明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的观点是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在实际生活中，许多人对于伦理道德是只知而"终身不行",只不过是讲之以口耳，并不身体力行。而道德信条如果不能身体力行，则毫无意义。所以，阳明以"知行合一"的命题，强调了道德信条的实践性品格。王阳明主张在道德实践之中，我们要且知且行，知行合一，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思想的阶段。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用这四句话归纳总结王阳明的心学："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心即使理，我们无需求理与外，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人的本心无善恶之分，但受欲念的纷扰染恶，所以我们要通过知行合一的方式去还原我们的良知之心。

致良知范文6

据阳明先生自述，他欣然有会于禅心在前，但感觉“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又大悟于龙场在后，这时更“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传习录下）我们就可以了解良知说正是阳明自己的思路从禅到儒成功转换的结果。这个经历，是实悟于禅在先，又回归于儒道传统的复杂过程。

一．孟子说良知

让我们先回到孟子的良知说。《孟子》中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章句上）这是儒家经典中最早见到的关于良知的文字。

《孟子》的成书是由弟子们记录孟子的谈话内容，因此其语言风格纯是口语，也就没有文言的那些字斟句酌。我们读的时候，如果把自己放进去，好像与圣人对话，就能够体会到那种自然流出的智慧和风采。程子曰：“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是很有道理的。可惜后人常常去穿凿附会，反而离圣人的原意远了。

“孩提之童，无不知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这两句是对良知良能的举例说明。小孩从小亲近父母，长大了知道尊敬兄长，这些是不需要学就懂的。这里所说的良知良能，不外是说天生即有而非后天学习而得，并没有明显区分的不同意思，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孟子说良知良能，是要强调仁义礼智与生俱来，也就是人性本善。这与他的另一个说法：“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告子章句上）实在是完全相同的意思。

二．良知的妙用

体会良知概念所包含的复杂和曲折，是解读阳明由禅到儒转换的关键。

（1）阳明接着孟子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直解的意思是：良知是心的本体，而心能知道孝弟恻隐，都是这个本体的作用显现。孟子只说良知，而阳明提出了“良知是心之本体”的范畴。然而究竟什麽是心的本体、或曰本体的良知？

对禅而言，性体真空，不生不灭，寂然不动。所以禅宗六祖惠能大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原佛性。”本原佛性尚且不可说，何况是良知。阳明所谓“无善无恶的是心之体”，“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都是依这空性而立。“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传习录中）。发见自然明觉时，也只是见这空性的本体。可以不夸张地说，离开了对禅意的真实体悟，心学便没有立足之处，对于阳明学说的理解更是无法得以贯通。从禅的角度，如果一定要说“良知”为本体，这“良知”只能是一个假名，不具有实体性。（参考：1。“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金刚经；2。“如来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但有言说，都无实意。”---楞岩经）

阳明对此有透彻的了解。其发明本体曰：“心也，性也，天也，一也。”“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传习录中）就是说心、性、天都是假名，原本不二。其举例言事则有：“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教，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犹人一而已，对父谓之子，对子谓之父，自此以往，至于无穷，只一人而已。”（传习录上）那末，阳明为什麽命名一个新的假名？一方面，这使得原本微妙难知的心之本体由此获得良知这样一个通俗的儒家形式。另一方面，“良知”还另有妙用。

（2）阳明由悟心得到“无善无恶的是心之体”，但是这个境界与儒家传统的教学方式有很大的落差。在禅言，作为本体的空性是可悟见而不可指证的。在儒家的圣人，则很少谈到本体的问题。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讲“存心养性事天”，都是强调后学在日用和笃行上下功夫。“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里仁）

阳明以良知的概念在绝顶之间架起一座独木桥，连接了两种不同的思维：一头是孔孟（起用），另一头是禅意（本体）。这是如何做到的？请看下面的两个例子。

“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传习录上）

“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初不能有加损于毫末也。知无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尽去而存之未纯耳。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宁复有超然于体用之外者乎？”（答陆原静书）

这两段话同是讲善恶。我们如果细心体会，第一段讲善恶与禅无异；而第二段初读时禅意盎然，尔后却会感受到儒家言说的意味。为什麽呢？在本体意义上的性和良知原是无相而不生分别的假名，所谓“离即离非、是即非即”（楞岩经）。而阳明所讲的“廓然大公”，把本体的一般性的存在，换成了“人”的存在，其暗含的意蕴也变成了具体有相的人之性善与人之良知。

阳明的另一段话，似乎可以拿来作为注脚：“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传习录上）可以看出来，这个“至善”，分明就是孟子说的“人性善”。

我们再三玩味，就发现经过“性无不善、知无不良”这个命题，孟子的良知说已经悄然地代替了假名的良知。接下来“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已经是指孟子说良知。而“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就移花接木、顺理成章地成了“孟子说良知”所具有的本体性。结句“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宁复有超然于体用之外者乎？”再对脱胎换骨以后的“良知本体”进一步认定。这样一来，由孟子的“人之所不学而能、不虑而知”引申出来，以良知为心之本体，便具备了儒家道统上的合法性。同时为儒家的学人开辟了一条简易的门径。

用今天通俗的说法比喻，这就好像两个不同的人在共用一张身份证---由阳明自己设立的良知概念。这在阳明，是很典型的。在篇首所引的一段中，我们也看到同样的特征。“知是心之本体”是假名的良知，（即禅）“心自然会知”，则是孟子说的良知。（即儒）原本这里是指首句的“心之本体”不假外求，但阳明以“自然会知”推导出末句“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便将原本意义不同的二者揉到一起。暗渡陈仓之妙，读者自可玩味。

孟子认为，良知良能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但人既是生灭法，则良知良能亦是生灭法。故知良知良能不是那个不来不去的本体，而是本体之起用的层次。此理其实甚明。如果用海比喻空性的本体，用海里舀出的一杯水比喻孟子良知说。这杯里都是海水，但是不可因此而指杯水为海。

换言之，我们在阳明学中看到“良知”具有二重性，形上的层次是假名的良知（即禅），形下的层次是孟子的良知（即儒）。二者交相为用。在《传习录》中就有上一截和下一截的说法。不过阳明运用纯熟，使得两截之间泯然无痕罢了。这就是为什麽我们读来常常会有些许似是而非的困惑，或者毋宁说，在良知的概念里面，从一开始就孕育包含了后来的转换。

三．良知：心之本体

“知是心之本体”。心学籍由良知而得以开辟对于本体的探讨，首先是得力于对禅意的领会。禅宗教人明心见性，是直接悟见本体。在佛教言，佛性人人本具，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减不增。

阳明以良知作为心的本体，与佛性异名同体，也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良知之为天，可以进一步推广到宇宙万物之理。“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传习录下）

据此普遍性可知，“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传习录中）“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虽有时而或蔽，其体实未尝不明也，察之而已耳。”（答陆原静书）

据此普遍性，阳明才能跨越“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繁文缛节和理学的义理思辨而直接上承孔孟先圣的本旨。无论是圣人还是俗人，古人还是今人，都根源于同一个良知。心之本体，本来无二无别。我们识得自己的良知，也就继承了古圣人的仁心。

好比一座智慧的宝库，一向被认为是由圣人在保管。我们后人就拼命地翻账簿，希望能破解开启宝库的密码。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原来与圣人共同享有着开启宝库的钥匙，我们还需要漫无目标地去寻找吗？

良知之为性，则有“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由良知的绝对性，可知圣人之心，同于天命之性，寂然不动，不来不去。所以“无不善、无不良”，不是等同于世俗所执著在一事一物上的“善良”，而是无我无私之心，不免而中，自然合于天理。

阳明指出“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未发之中’即良知也，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者也。。。未发在已发之中，而已发之中未尝别有未发者在；已发在未发之中，而未发之中未尝别有已发者存。是未尝无动静，而不可以动静分者也。”（传习录下）

程子曰：“不偏之谓中”。朱子从师说：“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后来的理学家在“未发已发”上作文章，把自己也绕糊涂了。如果能见得良知这个本体恒在，就不会只从形式上去看。其实，良知寂然不动时，与未发已发都无关系；良知感通而起用，未发已发都是这个良知的化身。故曰“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宁复有超然于体用之外者乎？”（答陆原静书）

识得良知，就继承了圣人的一切仁行。这是我们与圣人所共有的那个良知本体的起用，有如日光普照，无处不是。印证在社会实践上，便有“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所以心学不是像理学家攻击的那样不读圣贤书，而是提倡不读死书、不死读书。而致良知，就是出凡入圣的简易大道。

四．致良知：实现转换

阳明提出良知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其意并不在宇宙万象的哲学，而是对现实的社会状况有深刻的切肤之痛。

“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籍籍，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答聂文蔚书）

阳明指出：“自孟子道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其学卒入于支离外索而不自觉者，正以其功之未切耳。”（答方叔贤书）

“其功未切”，不仅是功夫未到的问题。从起用上看，“仁者以万物为体，不能一体，只是己私未忘。”（传习录下）根源是世儒被己私所蔽，不能体认良知的本体。而从本体上看，良知是恒在的。“虽昏塞之极，而良知未尝不明，但人不知察，则有时而或蔽耳。虽有时而或放，其体实未尝不在也，存之而已耳。虽有时而或蔽，其体实未尝不明也，察之而已耳。”（答陆原静书）这个转换，最终以“致良知”来实现。

因此，阳明创造性地提出致良知来作为《大学》“知致则意诚”的注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传习录上）

用一个通俗的例子来说明。好比一个人，千方百计，拼命地要把自己打扮成天下第一美人。于是擦胭抹脂、染发文身、整容断腿，却是越扮越丑。旁边的人就对他说，等一等，等一等，请你看一看这个奇妙的镜子，了解你自己本来的身材面目，然后再来装扮才是真美人。

良知本体是我们的本来面目，致良知就是照镜子。所以说“工夫到诚意，始有著落处。然诚意之本，又在于致知也。”（传习录下）这里说功夫到诚意始有着落，不外是说让镜子还我们的本来面目，只是要放得下私心，又何曾有什麽别的“功夫”来？世儒“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上）

“如今一说话之间，虽只讲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间已有其多少私欲。盖有窃发而不知者，虽用力察之，尚不易见，况徒口讲而可得尽知乎？今只管讲天理来顿放着不循，讲人欲来顿放着不去，岂格物致知之学？”（传习录上）

阳明又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

把致良知的实际功夫（包括静坐的工夫），落实到心念发动处，每日去得一分私心，就显露一分良知本体。好比镜子上常年积了很厚的污垢，现在要一点一点地清除，才会见到我们的本来面目。这也就是孟子说“求其放心”之意。这就把良知无不善、无不良的理性完全落实到了儒家的德行上来了。“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启问道通书）学者能见得良知之体，便可以无时不在仁义礼智之中了。

这个境界，便是阳明梦寐以求的社会大同。

“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尧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说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杀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蛮貊，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为其良知之同也。呜呼，圣人之治天下，何其简且易哉。”（答聂文蔚书）

五．结语

要而言之，在阳明心学中，本体只是“良知”之本体，致良知则是落实“本体的良知”。能识得这一点，便直来直去，全无挂碍了。故知阳明之学，以四句为精义。四句浓缩为“简易广大”一言，又可以再浓缩为“良知”二字。“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则是致知工夫亦未尝知也。”行文至此，对于阳明之所以这样说，读者应该有会于心了吧？

古今学人，或以阳明为禅，或以阳明为儒。我以为阳明学中，禅是真禅，儒也是真儒。唯阳明以禅为门，以孔孟之儒为大道。从上述的了解中，可以看出阳明先生由禅到儒转换的曲折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什麽经由这个转换，阳明学便一定是儒而不会是禅。